2017年旧事：
李恒青：本周六（3月25日）2：00PM，波托马克文化沙龙将组织活动，主题是“遇罗克、红八月、血统论，离我们有多远？”
我联系了一位留学生，请他帮忙邀请些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参加。得到的回复是：谁都不知道遇罗克这个名字。另外，文革离我们太远了。大家兴趣不高。
我问他，这不是正好是个回顾历史、反思过去的机会吗？
他向我转达了他的朋友们的建议：大家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今后你们再搞活动之前，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我们年轻人的意见。
首先，我非常感谢这位年轻朋友的直言相告，而且他是认认真真地在替我们沙龙做宣传。但是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
第一，文革刚刚过去五十年，就被中共政府成功地将自己的罪恶在很多年轻人的脑子里抹平了、洗白了。这是中国的耻辱。我羞愧！
第二，我们沙龙存在的价值正是在于“反思历史，认识当下，着眼未来。”看来我们不仅不能放弃现在工作的方向，而且还要更努力地组织类似的讨论，以警世来者。
第三，请读读苏晓康先生下面的文章，中国正在做的离文革还有多远？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危险就在我们身边。
最后，欢迎朋友们关注“波托马克文化沙龙”，我们这个周六有活动。我会在今明两天不断贴出广告，请朋友们帮我转贴，望更多朋友参与。同时，我将试一试在活动现场进行现场直播，让无法亲临现场的朋友们能从网上参与互动。
谢谢！
苏晓康：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
【作者按：有感于波托马克文化沙龙即将举办新一期演讲：“遇罗克、红八月、血统论，离我们有多远？”，特再编再发旧文一篇。】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中国“经济起飞”，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倖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於飢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着，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中国人没有“救赎”的向度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著，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徵性赔偿，虽然她终於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徵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九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於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未闻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代罪羔羊帮”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歎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於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稣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满街都是刽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台湾文学史家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於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於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於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於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离中国还会遥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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