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到国外陪读，大家都说：“哎呀，到国外陪娃读书，你是去享福。”
其实，陪读是一份集司机、厨师、修理工、心理医生为一体的双语996工作。
如果小朋友最后读出来了，那是人家的基因好；小朋友没读出来，陪读妈妈的人生就一片漆黑。
1
我家思思是资深的差生，从小学三年级成绩就开始倒数。她在国内读一年级的时候，上学还挺积极。那时的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眼睛里都是笑。等过了半年，我去找老师沟通，走到教室门口，小姑娘得把脸板得苦大仇深，闹腾的教室才能静下来。
结果，小姑娘最后还是被调走了，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她不够严厉。后来的班主任，个个都是严师，就像家长希望的那么严。可老师越严，思思就越不想上学。我遇到过家长在校门口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严师出高徒呀。”可我好想去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就是个渣，你就让她坐在教室后面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级，我送思思上学，她垂头丧气，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学，她神采飞扬，就像“中国郎”。轮到要做作业的时候，她愁苦得就像书包里面要窜出一条蛇来咬她一口。我在家里翻《老舍选集》，思思跑过来一看，就厌恶地说：“这个人，是专门写好词好句的嘛？”原来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常常大手一挥，说：“这里那里，都是好词好句，你们把它抄下来，背下来！”于是小朋友就连老舍也恨上了。
8岁的思思告诉我：“老师骂人的时候，我觉得教室垮塌了，整个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过我，击碎我。”
到了三年级，思思的成绩已经很差了。一天我去学校接她，看见她正在写检讨：“对不起，我数学只考了78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她告诉我，数学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说：“低于平均分的同学，站起来！”然后对坐着的同学说：“看，就是他们拉低了你们班的平均分！”于是，坐着的孩子投来鄙夷的目光，站着的孩子，就深深低下头去。
我是个溺爱孩子的妈妈，听到这个，心都炸裂了，转身就去找数学老师理论：“平均分就是用来拉低的！如果个个娃儿都要比它高，那个该是最低分啊。你这也是九年义务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
我的“义务教育宣言”气得数学老师几乎跳起来。后来，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声，道：“思思的家长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义务教育完了怎么办，只有去捡二煤炭！（成都方言，捡煤渣，意思是只能去做底层低端的工作）”
思思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但她说，她心里有点小骄傲：“我的妈妈是和我一伙的，你们的妈妈都是和老师一伙的。”
等到思思该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的签证。临行前，玄幻小说读多了的我，跟女儿畅想未来：“如果我们有魔法指环就好了，一转，我们回到家里，一转，就出现在加拿大。”
没想到，思思小脸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看来，严师也许能出高徒，但对渣娃来说，“被淘汰”的伤害是拉满了。
到了异国他乡，我带着思思去当地公立学校报道，英文和数学拿张卷子一测，老师连说“wonderful”，于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一）。
我去过那里的小学教室，桌子是围成U字型的，一个班只有十一二个孩子。教室的后面是洗手台，洗手台边上是满满的绿植和小石头、小树枝之类的工艺品。书架上堆满了图画书。老师的讲台边上是一个藤编的篮子，里面放着画了名字的石头。每个孩子来上学的时候，就把画着自己名字的石头给放进篮子里去——我想，天，这就是我梦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这里当差生，也是运气了。
思思在学校享受了将近一年的“一对一教学”——因为学校的小留学生实在太少，开不起单独的语言班了，所以干脆直接派了个老师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读。授课老师在上面讲课，陪读老师就在思思身边连比带划，力求思思能听懂、能跟上。我翻过孩子一张讲褒义词、贬义词的卷子，老师在褒义词旁都画上了笑脸，把贬义词画了个哭脸。
我发现，加拿大的老师，似乎个个都是宽师，一个比一个宽——可能因为敢于在教室里敢喊差生站起来的，都被处分了开除了？他们看见学生都是眉开眼笑，好像是见到了加元。思思初来乍到，就像小猫猫，吓得尾巴都夹起来了，但是见老师笑眯眯的样子，还是每天鼓起勇气去上学。
当然，思思并没因为老师们态度和蔼就成了优等生。她的成绩仍然很差，离不开课外补课。我找的补课老师是UBC毕业的，当地私立学校退休的，收费35加元一小时（约等于180人民币）。她是上门授课的，每次带来满兜的图画书，带着思思手把手做作业。
我租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街区，等混熟了一些，发现西人爹妈和中国人爹妈，完全是两种当法。
西人当爹妈，主打一个“陪伴”，他们门前停着房车停着船，有的人家门前甚至停着两三艘船，西人邻居一碰面，总是会问：“带娃儿到哪里去玩来着？”平时孩子早早下课，自己会去滑板公园游泳打球，到了周末，爹妈就带孩子外出骑车爬山露营滑冰滑雪。不旅游的时候，就全家上阵整花园剪树枝，圣诞节一家子上梯子架灯，把房子搞得灯火辉煌的，就像中国的灯光工程。他们觉得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带孩子去补课？没听说过；监督孩子学习？也没听说过。
一个西人邻居总结说：当地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满口是爱，没得钱”，孩子成年之前，对其轻言细语，像对成年人一样尊重，孩子成年后，要想做啥都坚决支持——至于钱，自己去想办法。
而华人当爹妈，主打一个“奉献”，孟母三迁是常有的事，家家都把孩子的成绩当成战略目标来抓。下午3点一下课，华人父母就来接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费用每月上千。妈妈之间会深切交流哪里的补习老师好，有什么证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了升学季，你就看，麦吉尔、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滑铁卢，好学校都是华人娃娃能去的，相当一部分西人娃，直接收拾包裹去打工了。华人爹妈说话虽然没有西人爹妈那么轻言细语，但对孩子的付出是实打实的，给孩子买一套房当“成年礼”是标配。
我那时在当地华人报社谋得一份工作，薪水一般（就是很穷），但“怎样给娃买房子买得安全”的普法类的稿子，每个月都要写一次。华人爹妈的奉献和西人父母的陪伴，我都做不到，我只能告诉思思：“我们家是这个社区里最有上升空间的，他们谁家也比不上咱家的上升空间大。”
思思深以为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当妈妈，也很有上升空间。
2
七年级就像个缓冲期，热情的宽师们带着思思一下就混过去了。那时我的英语不够用，和补课老师没啥交流，等到思思要上初中，她和小学班主任联袂来找我，说：“我们很担心思思，中学的教程比小学快，要求团队合作，要求演讲，思思很难跟走的，要给她加倍的帮助才行。”
当时我想：哎，加倍的帮助，但是还怎么加倍呢？思思不肯再补课，只有等娃自己加倍了。
果然，一上中学里，思思的难题来了。
首先是上台演讲。思思有点害羞，老师喊她用英语演讲，她上台之前紧张得三天吃不下饭，上台讲完之后还要再躺三天才回得过神。但学校的老师偏偏特别爱布置演讲，不管孩子外向内向，一个班就十几个娃，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查资料，到时上台演讲。
而到“小组合作”时，西人小朋友“嗖”地就自发组起了队，大约是他们平时在一起打球滑冰，本来就熟，团队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而中国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只能组成了纯留学生组。
适应不了的思思，从十年级开始逃课，常常是课堂上要演讲了，她就溜出教室，在学校的角落里独自徘徊，心跳得怦怦的，都想去医院了。如此下来，她的各科成绩和我的薪水一样，非常的一般。好在老师给孩子们发考完的卷子，都要盖着分数发，表扬成绩优异的小朋友也要课后留下来偷偷地表扬，免得刺激了差生。
没有了快递和外卖，我在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里手忙脚乱，锱铢必较，走进超市都要算乘法。我只够时间给女儿强调：“从十一年级开始，成绩单就很重要了哦，你要自己抓紧哦！”
可思思不知道怎么抓紧，她迫切地想要融入中国小留学生们的圈子。小学时，孩子还可以忽视的贫富差距，此时成了问题——班上的小留学生见了面，先斜着眼睛看彼此的鞋子，如果对方脚上穿的是椰子鞋或是耐克的空气鞋，那就一下定位了同类。听说有个小留学生，家里衣柜一打开，一地的鞋子，上万刀（加元，下同）。
其实，送孩子留学，是把娃大部分的学习压力转嫁为家长的经济压力。相当一部分的华人小留学生，家里是真的有矿的。有个女孩说要炒股，她爹直接划给她2万加元，让她炒就是了（相当于11万人民币扔水里了）。还有一个女孩，爹妈直接在本地买了房子，请了保姆来照顾她。可那女孩并不领情，每天中午都坐在学校食堂点外卖，跟同学们说：“你们要吃啥，我一起点了。”
思思的鞋子都是说不出名堂的品牌，而每份外卖价格十几刀，配送费还要十几刀，如果要回请，几个同学那就是一百多刀。思思的社交门槛被抬高了，她感到很孤独。说什么留学是丰俭由人，都是骗鬼的，对富人来说，丰，就是给娃买个房子，俭，就是只买鞋子不买房子。
我忍痛给思思买了一两双贵鞋子，一两件贵衣服，看她还想配齐包包，便忍不住训斥她：“你是不是傻呀，为啥要比鞋子呢？要和他们比学习呀！你看妈妈的朋友们，妈妈说喝五块钱的咖啡，她们家里就算再富，也不会说要喝十块的。一个团队的消费要以最穷的这个为准，否则就是故意排除这个最穷的。”
思思眼含热泪，比我还要悲痛，大声给我吼回来：“你喊我和他们比学习，那你为啥不去和他们的爹妈比赚钱？上学要做team work的，我不和她们玩没人带我组队，那分数从哪里来？！”
进入青春期的思思，开始成天照镜子。她就像个闪电娘娘，每天在卫生间里对着大镜子，拿着小镜子，拍照片，再PS一番，360度无死角地研究自己的盛世美颜。我见到，忍不住泼冷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看一张名校的通知书最好看。”
思思不爱听了：“你自己更年期，就要打压青春期。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打压我。”
她作业做不来，不知道问谁，也不去问。打开学校的个人页面，都是红的，一堆没完成的作业，一堆overdue（未完成的事），我偶尔看一眼，血压噌噌升高——幸好，加拿大的学校是没有平均分这一说的，否则她在教室里站起来可能就坐不下了。
要陪思思一起做作业，那简直比两党合作还要难。我要从早上“请”到晚上，她才愿意坐在桌子前和我一起看欠下的作业——其实看到那些作业，我也头皮发麻，真希望给她点拨一下，她就能自己做去了。可是人家自己并不着急，反正就是抱着手机，手机比我这个亲妈还要亲。各种游戏，我看她都有个账号，每天的时间被手机排得满满的。
中国爹妈的做法自然是“严打”，我试图定规矩：晚上10点钟关网，每天只能玩2小时游戏。可思思对这个规矩嗤之以鼻，大声抗议：“你关了网我就要学习了吗？我就算没有任何玩的，把墙壁抠一个洞出来也不学习！”
我二话不说，给家里的网络安了个监控软件，每天晚上10点就在APP上把所有的设备网络连接一关，世界清静了。而思思则在她的房间里把门一关，鸦雀无声。
我们娘俩这样耗过了几个月，思思的成绩和以前一样差。一天半夜我惊醒，打开手机一看：天啦，APP为啥又自动把网络打开了呢？一查，才发现原来思思也下了同一个APP，直接把自己设为“管理员”，实现了上网自由了。
我气炸，想要物理消灭手机，几次把思思的手机抢过来、锁起来。思思以牙还牙，也把我的手机偷走、锁起来。我们娘俩针尖对麦芒，我吼她，她就吼回来。我想打她——哼，还不敢，我不想招来警察给自己搞个犯罪记录。什么天地君亲师，在加拿大这边，是人人平等的。
最后，思思和我对放狠话：
“你等着，我一到十八岁就搬出去住，再也不会回来！”
“你等着，我给你把行李清理好，我自己去住养老院！”
思思作业一塌糊涂，成绩每况愈下。我和社区里的陪读妈妈一起走路聊天，她吐槽：“我家的娃，嫌弃我不会说英语，又没本地工作经验，觉得我啥也不知道，啥都不肯听我的意见。”我也深深叹口气：“我说两门外语，做国际新闻编辑，我的娃也不肯听我的呀！叛逆期的娃，就不听人话的。”
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咪，阳光好的时候，我踮着脚把猫咪往葡萄架一送，猫咪就手脚并用地往上拼命爬。我被此情此景搞得很是感慨——我也是踮着脚把我的娃往上送，但我的娃不肯往上爬啊。
加拿大这边的家长会都是“一对一”的。我不安地坐在老师面前，等着老师说思思的各种不足，思考着要怎么用英文狡辩，还不能把老师给得罪了。不料，老师拿出个小本本，告诉我，思思这样good，那样better，反正就是excellent。
这时，我听到走廊里叮咚作响，一个手脚明显不协调的孩子，推着咖啡车过来了。整个教研室的老师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围过去，各种彩虹屁，好像那个娃是省长的娃一样：
“You are excellent，你可以给我加点奶油吗？”
“你能给我来点红茶么？”
我伸头一看，那个娃一只手抽着，半边身体不听使唤，但他满脸深感自己有价值的笑容。
我缩回头——好吧，既然我拿手机和拖延症都没有办法，就让思思在学校excellent吧。
3
疫情来了，加拿大刚开始管得挺严，虽然政府没本事封城，可一旦有病例就封校。老师殷切打来电话，问每个小朋友有没有电脑，有没有iPad，如果没有，就发一个——因为学校要开始上网课了。
“不用，谢谢，我家很多了。”我真想告诉老师，我家电子设备已经多到我恨不得把它们都砸了。
网课材料是紧急拼凑的，教学质量只有天晓得，老师显然也知道，所以根本就不布置作业，随便学生大爷们爱听不听。老师安慰焦虑的家长说：“疫情是个黑天鹅，遇到黑天鹅，我们就做好自己可以做的就好了，学习这种事情，一辈子都可以学的。”
三天两头，老师在网课里放PPT，思思躺在桌子旁边舒适安全地玩手机。看到她宝贵的时光倏然飞逝，我就像自己被挖掉了一坨肉，痛得不行。我忍，我忍，我忍了再忍。一到忍不住了，又开始收手机，拔网线，母女就又是一场恶战。
母女大战完了，我还得当妈，还得重新怀柔。既然之前“专政”的做法不起作用，我也只好开始学习西人爹妈的轻言细语。
轮到学校恢复上课的时候，好了，祖宗不肯去了。我急得眼冒金星，好话坏话说尽，祖宗戴着耳机，就把房间门一关。打吧，加拿大不让；骂吧，人家戴着耳机呢。我真恨呐，恨不得政府把游戏厂家统统干掉——跑到加拿大来玩手机，干嘛不在中国用5G玩呢？还节约了路费！
我四处取经，打听家有“逃学狗”怎么办。一天，社区里有个白人妈妈来敲门，上门给我传经送宝了——差生和差生的妈妈是一家，不论肤色的。
这个白人妈妈是个医生，在当地医院工作，看心脏的。十几年前，有个吸毒的白人姑娘被送到医院，还带着一个瘦小的女婴。那个白人姑娘吸毒加心脏病，很快就不行了，医生就把小婴儿收养了。医生的老公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的儿子当时才几岁大，也帮着照顾小女婴。
我在教会遇到过那个长大的女婴，长得像西人版的林黛玉，她和思思是同学，在课业上比思思还要痛苦，学校老师最后建议她进了另一个stream（分流，在我的理解是个放牛班），那组学生有专门的老师看着所有跟不上课程的学生，不布置作业，也没有任何教学目标的。
即使是这样的宽松环境，那姑娘还是不敢去上学。女医生每天回到家，桌子摆着一堆脏盘子，床上摆着一个姑娘——在玩手机。
刚开始，女医生会一下就提高嗓音：“咋啦，咋不去上学？然后姑娘就哇的一声哭出来，整个人崩溃了，第二天更不会去学校了。
带姑娘到医院看，诊断出姑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病症，开药，吃了，头痛，又去诊断，焦虑症，再吃焦虑症的药。两种药都吃着，姑娘还是看不进书，不敢去上学。后来，女医生就跟着本地的心理医生学会了一招，“empathy（移情）”。每到姑娘崩溃时，就放低声音说：“哎，你一定过了糟糕的一天。这一定是对你太难了。”然后，再拥抱姑娘一下。如此，姑娘才能气息奄奄地看养母一眼，说不定第二天就鼓起勇气去上一天学。
女医生握住我手说：“有时候我也会崩溃，对着她一顿爆吼，接着我就会后悔，然后告诉自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原谅了我自己，第二天重新empathy。我们当妈妈的，要永远平静，永远充满力量。”
女医生自己是麦吉尔读出来的，老公和亲儿子都是UBC的毕业生。家里姑娘缺课记录一团红，不交作业一团红，包括高中上stream，都是一家学霸无人见识过的情形。我想，在女医生违心地说“这确实太难了”的时候，她体内的学霸灵魂一定在尖叫：“这TM的到底难在哪儿？难在哪儿？”
思思连着逃了两周的课，我天天在家练习empathy，破罐子破摔地想：“自己生的，能怪谁？自己不也是初中六门课不及格？要不咱们就去stream嘛。”
一天下午，思思学校的辅导老师来敲门，手上还提着一个糕点盒子。思思“嗖”地窜回自己房间。我很惭愧，扯谎都不晓得该扯个啥子谎——用英语扯谎太难了——只能两手一摊，说：“谢谢老师来看她——她不出来。”
老师是个50多岁的白人女士，听说也读过心理学硕士，是见过大场面的。她微微一笑：“我来这就是帮忙的。”然后，就走去敲思思的门。
思思房门紧闭，装死。
老师吃了闭门羹，说：“嗨，思思，我买了一盒甜甜圈，收齐了所有的款式，我好喜欢，先给你拿来了。你把你喜欢的选出来，明天上学把剩下的带过来，我们一起喝咖啡。”
说完，把甜甜圈放在思思门口，老师拔腿走了。
第二天思思也不要人劝，像老鼠一样钻出门，带着甜甜圈去上学去了。我想，既然思思肯上学，那被宽师们继续拖着走吧。
加拿大的每个公立学校，都有learning assistant（学习助理）——就是给差生提供一对一免费辅导的老师。差生如果有作业做不来，去找这些老师，老师总要先陪你哀叹一番，提供情绪价值：“哎呀，这玩意太难了——不过我们有办法。”接着一顿手把手辅导，差生的一天就又敷衍下去了。思思班上有个国际生，英语差到无可再差，疫情时走进辅导室，老师只做了个手势说：“Please wear your mask（请戴上口罩）……”他就吓得一下退了出去，问华人同学：“她是不是喊我‘滚出去’？”
就这样差，也能留学，也能跟着老师学下去。对于家长来说，只要孩子在学习，终归是有希望的。思思没成为失学儿童，我感恩。但我不敢看她的学校后台个人页面，只能像鸵鸟一样埋下头，免得自己忍不住又干预。
跟国内的亲戚联系，才知道我在国内的小侄儿也是疫情期间不肯再去私立高中上学，最后勉强去了，也是各科成绩倒数。老师都有任务有绩效的，于是班主任出面劝退，喊几个差生的妈妈来学校领孩子回去，最好直接退学。
别家孩子的妈妈惭愧得很，把娃领回家了。而我堂姐是房产公司的高管，思路清晰，她去找校长理论：“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来，是要他们学好的，现在你说他们不学好，撵他们回家，那你学校的责任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家家都只有一个娃，娃退学了对一个家庭是什么后果？”
校长被她说得哑口无言，给出一个活口：“如果孩子过段时间调整好了，你可以再送他来。”
堂姐一气之下，自己也辞职了，回家专职哄娃，终于，一个月后，侄儿又肯上学了。娃一进教室，老师翻了个白眼：“你还晓得来嗦，在屋头睡起多舒服的么。”于是，娃又回家了，每天在床上玩18小时的手机，瘦成一张纸片。
看着儿子在被子下微弱的呼吸，堂姐的头发跟着白。她翻出来一个观音菩萨的瓷像，每天上炷香，念叨，娃上学不上学都没关系，活着就好。
听说思思被一盒甜甜圈引回学校，和我通视频电话的堂姐眼含热泪：“如果学校的老师愿意来给他送一盒甜甜圈，我每天去给学校扫街都可以的。”
4
等疫情稍有好转，思思的小留学生社交圈土崩瓦解了。
起因是小富豪留学生们春假商量着要去多伦多玩，机票、酒店的花销，都是毛毛雨。但一个孩子的寄宿家庭死活不同意，于是另一个小富豪敢做敢当地说：“你就告诉寄宿家庭，说是去我家住两天，直奔机场就是了。”
娃们在多伦多开心过完周末，都回来上课了，寄宿家庭的家长们在教会聚会上碰头，有一家说：“我家娃到你家过周末，麻烦你啦……”
事情就这样穿帮了，寄宿家庭的家长们震惊了，跑到教育局去报告，就像是天被捅破了。结果，教育局以“dishonesty（不诚实）”的理由开除了三个小留学生。妈妈们来了，气得要命，又到处给孩子找私立学校，否则学签失效，只有回国。我暗地里因为这事开心了好久——被开除的娃之一，就是比鞋子的主力——好了，这下孩子们在学校总不会再比鞋子了吧。
学校里比鞋子的氛围弱了那么一点，小留学生们又开始比伙食了。思思这次得到了反杀的机会，中午在饭堂坐齐，同学们打开饭盒，这家是三明治，那家是火腿片，思思打开饭盒，红烧丸子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白米饭，对其他同学来说是满满的暴击。
有天中午，思思打开一盒卤鸭子，一个小留学生失声问：“这是在哪里买的？我要买，我打车都要去买。”
思思露出四颗牙微笑：“这是我妈妈自己做的。”
其他小朋友们顿时枯萎了。
不过，叛逆期的孩子是不会让父母好过的，他们只是换着方式作妖。
思思宣布：“反正我努力一辈子，也比不上别的留学生有钱，那我何必要读很多书赚很多钱？我觉得我过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按照她的看法，反正要过平凡的生活嘛，高中毕业不毕业无所谓的。她躺在床上继续打“王者”，六门课有四门要挂掉了。
和她一起玩的孩子，从中国小留学生变成了本地的白人小姑娘。白人小姑娘衣服鞋子都朴素，一副看淡名利的样子。但我也看到当地底层白人是怎么生活的——姑娘小伙高中读完，去寿司店里端个盘子，去面包店里烤个面包。都说“求其上得其中”，求一个好生活，折腾半辈子，可能就落个平凡的生活，而求一个平凡的生活，搞不好就要落到街上搭帐篷了——何况，思思所谓的平凡的生活，那可是我这当妈的奋斗了半生才得来的最有上升空间的生活。
我企图说服思思：“平凡的生活可不是给我们这样的外人预备的，那是本地白人才有的。你还是要考个大学，不行考个社区大学也行啊，找个时薪高点的工作，穿好点吃好点住好点，过更有品质的生活。”
思思戴着耳机，大声抢白，好像我不是她妈妈，而是仇人：“你总是想掌控我的人生！你自己工资有多高？读书好，你自己怎么不去读？我不需要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我最讨厌这样的人：自己不飞，生个蛋，喊它使劲飞。”
和思思对吼一番，我喉咙都被哽住了，empathy破功了。想到女儿以后可能也会像那个医生家的白人姑娘，高中毕业证都领不到就去面包店打工，或者，更糟糕，躺在床上打一辈子的“王者”，我觉得我不如死了的好。我恨不得钻到思思的身体里去，卷每一门课，卷进大学，走上人生巅峰。
我想到了邻居家养的狗——前一阵，它也当了妈妈，生了崽，刚开始爱得不行，成天都在窝里舔小狗崽，出门遛弯的时候像箭一样掉头往家里跑；可等到小狗崽大了到处跑，狗妈妈外出散心，一走半天，如果小狗踩到它了，直接呲牙；等到小狗崽大了送走，狗妈妈眼皮都不撩它们一下，管你去哪里，反正莫要影响我的狗生。
看着后院子里狗妈妈在游刃有余地带娃，我感到自己还没有狗有智慧。我和思思，像两个司机坐在同一辆车上争夺着方向盘，车子被我们娘俩争夺得歪歪扭扭，险象环生。
5
在中文社区里，一说到学习，就是“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学习还是让下一代去吧，我们这代就打打工好了。”父母的主旋律永远是守着孩子学习：送娃去补习了，送娃去英语了，送娃去……总之就是最好的教育资源是给娃的，父母就是24小时随身的保姆加司机。
为什么要守着孩子学呢？孩子自制力差啊，孩子贪玩啊，不守着，学不进去啊。那，爹妈的自制力强，不贪玩，不用守就学得进去咯——既然孩子不肯学，我干嘛自己不学呢？
我冷静下来，给思思下了最后通牒：“那好，以后我去读书，卷进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银。你就去社区的寿司店端盘子，我到时就穿着MaxMara（意大利奢侈服装品牌，高端职场女性风）到你端盘子的寿司店里来吃寿司，你不要哭。”
华人总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在西人社区，人退休了都还能去大学读个免费的兴趣班。我在教堂见人就说我的梦想，很快，教友们就派出一个UBC毕业的爷爷和一个阿尔贝塔大学的奶奶来辅导我学习了。他们每周在Zoom上见我两次，陪我看各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当时我的英文水平，连招生要求都看不明白，给college打了几个电话，每次接线员一说话，我就心跳得厉害。
一次在教会，一个本地老板走过来，诚恳地对我说：“10年前我从叙利亚当难民过来，决心要读书，就去读了个水管工。现在我的兄弟姐妹都过来了，我有自己的企业。读书的时候我写下我的梦想——要把兄弟姐妹都接过来，要有自己的事业。你不要觉得自己基础差，每次想放弃，就把梦想拿过来看。”
这个老板真是一个励志模范，我所在的社区，这家水管公司有好几辆水管维修车在街上跑的。
我也要把我的梦想写出来，随时拿着看——我的梦想就是：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
私立学校热情似火，在谷歌上一搜，前三排都是他们的广告。招生要求宽松得让人如沐春风。招生顾问口沫横飞：“我们的专业，毕业后工作随便找。下个月就开课，你得抓住机会。你可以在A校区上课，也可以在B校区上课，很灵活，随便挑！”
我问：“请问老师是谁？他的职业背景是啥？是一个老师带一个班，教所有的课，还是几门课各有老师呢？”
招生顾问：“你问了个好问题……等回头老师确定了，我会发邮件告诉你的。”
再一算学费，2年，2万多刀。
招生顾问：“你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政府还会贴补你2千到3千刀。而且我们不用考英语哦，不用考英语哦。”
这个college就是自己出一张卷子，英语加常识，答对一半，就能入学。再去公立college一对比，同样的专业，2年学费只需要7千多刀。哪个老师教哪门课，清清楚楚，老师的头衔专业背景，明明白白，至少不会下个月要开学，这个月老师还不知道是谁。
不过，公立college是要考英语的，学校接受的英语考试五花八门，包括但不限于雅思、托福，从LPI（UBC发展出来的一种英文测试）到LEAP，不同的级别能进入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又对阅读和写作有不同要求。
这真是一次实力劝退，在老爷爷老奶奶的帮助下，还有“不考英语就要花2万刀学费”的刺激下，我缴了65刀，报了个公立学校的入学英语测试，想看下自己到底差多少。
阅读、写作、词汇，加起来要考3个半小时，这时间雅思写作考完3遍了。卷子一发下来，这个单词字好像认识，那个单词也好像认识——但都是“好像”啊。
文盲泪流满面地爬出了考场。
65刀考试的分数出来了，听说读写都差一点点——难道只能去交2万刀的学费去上私立college了吗？
我发挥了记者的精神，把公立college的教学主管邮箱地址翻了出来，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约到了补充面试。教学主管是个慈眉善目的西人老太太，她问：“为啥你要求补充面试呢？”
我老实回答：“因为我想读这个专业，但是考不过你们试。”
得益于教会老爷爷老奶奶的一对一辅导，我英语虽然差，会说的词都是字正腔圆的。然后，我就用有限的口语发功：“刚来加拿大，我在面试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老板就告诉我，第一代新移民，是开不了花的，就像是石头上开不了花。要第二代，我们的孩子，他们才能开出花。”
“Bloom”这个词儿大概是在面试语境中太不常见了，老太太愣了神。
我接着抒情：“我相信，第一代新移民也是可以开花的。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石头上也是可以开花的。”
我不知道英文中有没有使用“bloom”这样表达的。
但老太太似乎是听懂了，她眼圈儿一红，我也眼泪汪汪地看着她——不是我爱激动，实在是考不过这个英语考试，也不愿意多花1.3万刀。
老太太开始帮我找借口：“我看你口语听力都还可以，为啥写作阅读就是不过呢？是不是我们的考试形式你不太适应？我打印个文章给你看，你告诉我内容可好？”
好好好！
善良老太太给我打印了一条新闻，是关于政府限制房租涨幅的。我稍微一复述，她就赶紧宣布我过了，可以报名上课，只是升级的时候，要补考英语成绩。我热泪盈眶——终于省下了我的1.3万刀，我终于走上了读书这条金光闪闪的大道。
我把录取通知书在饭厅里一贴，让思思看到了哭一哭。
6
走进college教室的时候，里面的白人一个比一个年龄大。教学主管老太太慈悲心肠放过了我，并不意味着我真的能过关。白人老师在讲台上面滔滔不绝，我在下面呆若木鸡。老师讲到后面去了，我都不晓得翻页。
但我心里是充实的：女儿的时间被浪费得七七八八，好歹我的时间都是有价值的呀！鸡蛋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心里舒服了。
啃书的时候，我也会一头懵：我在哪儿？我是谁？我为啥在读这么难懂的东西？听到课堂上有同学自我介绍：“我是UBC某某专业毕业……”顿时觉得天上响起音乐，地上撒了鲜花，我自己拿话筒站到舞台中央，只能说：“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所有的TV，让我荣幸地和UBC的毕业生做了同学……”
为了让思思哭出来，我对每门课都是一个死缠烂打。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听不懂的就反复听，还要做题，内在的小人儿被虐得满地打滚。好在YouTube上啥都有，任何一门课，都有相应的学院挂上来网课，开字幕，跟读，听写，我的朗读成了家里的BGM。
思思想要开个黑（打“王者”），队友问：“谁在读书啊，这么大声？”
思思情绪立时有点低落：“哎，那是我妈在读书。”
思思怕看教科书，其实我也怕。拿着几百页厚的英语教科书，看到第一行跳到第三行，看到第三行跳到五行。我决定把教材往谷歌翻译上搬家，一段段打上去，自制中文翻译本。UBC老爷爷和阿尔贝塔的老奶奶，每周仍会在Zoom见我，给我摇旗呐喊，陪我做作业，写小作文，顺便纠正我读音语法的错误。等我翻译到半本书，200多页的样子，也不用谷歌了，自己一行行就能看了。
我真想范进中举一样，跳出门，跑上街，大声疾呼：“我看懂书了！我看懂书了！”
思思看着我成天得意洋洋，有点小羡慕。
学校通常是一周一小考，一学期一大考。说到考试，我一点都不怕。在考试之前，老师会发下来一份Review（复习）。这张纸，加拿大学生只当是寻常，我却如获至宝，会查字典一个个背下来——这样，75%的考题就在手中了。
一学期有4到5门课，我越来越忙。我每天早上6点半闹钟都不要就会醒来跑到公交站去等车，8点钟准时坐到教室里，等着老师们噼里啪啦一顿输出。加拿大的高中像中国的大学，宽松得很，随便你怎么学，过关就好，这里的大学就像中国的高三，每天8小时课，还要留下一堆作业让你回家去卷。我不想管思思的生活了，开始摆烂：“我看Costco的蒜蓉面包就挺好。每周买一条，加黄油奶酪火腿3分钟吃完，又不用洗碗又不用洗锅。”
我的话像晴天霹雳，劈得思思一脸的生无可恋。但我确实发现，中国家长做饭实在太浪费时间了，每天花费几小时做饭之后，难免要发“娃好好学习以后找个好工作”的梦，发梦不顺利，就要开始唠叨，就要和娃闹矛盾。为啥要浪费时间发人家的梦？我要发梦就发自己的梦。
思思的衣服我也不洗了，家里的清洁，我只做我自己的卧室。上街买衣服买鞋子，我只给自己买，因为，“平凡的生活就不需要穿新衣服的”。
老师成天说，同学们，不懂就问哦，不要等到quiz（测验）才问哦。然而，文科专业的弯弯绕，是非母语人士连问都问不出问题的。我这样的混进college的学生，如果问问题暴露了，被拎出去了咋办？
作业更是让我白头搔更短。例如：“阐述你对加拿大宪法的看法，特别是联邦与省份的分权条款。”——我能有什么看法？加拿大的宪法，那咱们当然是坚决拥护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啊！
这种问题要是去问老师，她就会发现我是混进来的了，也许给我开后门的老太太还要吃瓜落。可去教会的老爷爷老奶奶，没学过四项基本原则，问中国邻居，他们也不晓得加拿大还有个宪法。最关键的，college不准上网抄答案，每3个词雷同，就算抄袭。
每周都是这样的一堆灵魂之问，老师一要论文就是几大篇，作业大叠大叠地交，东拉西扯地凑。穷于应付中，我终于现了原形，被另一个教学主管揪出来了。她的眉毛上挑进了头发：“这位同学，你为什么写的英语一长，就这么不流畅？你怎么过的入学考试？我们这行非常考文笔的，你这英语文笔，写个submission（提案）人家能看懂？你需要全职念英语，否则我没法给你毕业证书。”
刚考了一门的期末考，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我是考理论一条龙，考格式一条虫。这个考试考格式，还倒扣分，不管我写了多少舌绽莲花的内容，只要有格式装订行距错误，就直接扣分。我差点被扣到“归零”。
过去我看思思的成绩单，总是浩然正气：“这个居然是C？我看你是游戏打多了。”现在看看自己作业上的几把大叉，成绩单上的D、E、F，对女儿都是理解和祝福。
7
这时候，白人女医生又来敲我门了：“我女儿的心理医生退休了，我给他说了你的情况，他就住在你背后这条街，走，我们一起去他家。”
还有这样的好事？心理医生，那不是高高在上、得等着预约的么？不是一小时两百刀起价的么？我跟着女医生跑到心理医生家——这就是阶级姐妹的爱啊——退休的心理医生才落地，就被她运送到我面前，我恨不得亲她一口。
心理医生是个高高瘦瘦的老爷爷，侧影像格里高利·派克。他夫人也是他的护士，倒上茶，摆出来一堆苹果梨子饼干点心给我。
“你说思思学习差，她到底是怎么个差法？”老爷爷问。
我被学校折磨得够了，写的论文也多了，说话不再颠三倒四了：“我们家，成绩都差。我妈妈成绩差，没考上高中，我小时候也是很差。老师上课，我不能听讲，思思也是。老师让看书，我不能一行一行地看，总要跳行读下去。每次想到要做作业，就痛苦得不行，没法开始。所以拖欠很多作业，老师恨我得很。思思也是这样的。我怀疑我们都有注意力的缺陷。”
心理医生默默听了，在自己笔记本上一顿记，又说：“我要去见思思的学校老师和其他知道她学习情况的人，收集一下意见。”我心里“咯噔”一声，哎呀，还不能开药啊？好吧，为了娃，再多的钱也拼了，于是问：“您怎么收费？”
心理医生微微一笑：“我会记下来为你的孩子花费的时间，你以后就把同等的费用，或者同等的时间，奉献给本地教堂就行了。”
我的眼圈立马红了——我一个连书都读不明白的渣，有啥资格去和一个工龄40年的心理医生一对一换时间？如果这个老爷爷帮了思思，那，给我发个扫把，我能把教堂的地都扫秃。
接着，心理医生开始了调查。他先找思思的学校老师，拿出个量表让老师做，老师认真做了。心理医生看看，收了起来。他又请思思刚来加拿大时教过她的补习老师喝咖啡，我一个箭步去抢着给了咖啡钱。那个好久没见的老太太，翻开带来一个文件夹，拿出一张画得花里胡哨写得乱七八糟的纸说：“这是思思12岁时上完课自己写的，我收起来了。她是注意力上有缺陷，我需要用很多方式来吸引她的注意力，学10到20分钟就给次休息时间。她的头脑里有很多念头，所以无法集中在一个事情上。我希望你在治疗她的时候，不要掐灭了这些灵感。”
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有感动也有内疚——我看到思思的成绩就烦就急，没办法去爱护她的灵感，总会想，什么鬼灵感，又不能算分。
心理医生收集意见完毕，给当地的正在执业的心理医生写了一封信，让对方给思思做一个测评。我想，这就是开后门啊，思思插队了。可我并没有把握能让思思能去接受心理治疗。在国内的堂姐给我说，在侄儿躺平在床微弱呼吸时，她出尽了百宝，也包括带侄儿见心理医生。侄儿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每次她除了需要付心理医生的钱，还要付给儿子500块钱，才能让娃抬眼皮看心理医生一眼，屈尊和心理医生说上几句话。
这样的治疗，除了浪费钱没啥效果，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来付医生和女儿。但没想到，转折点，很快来了。
有一天，思思和她的朋友出去照相，我在家和课本死磕。到了下午，思思惊慌地打来视频：“我的手机在天车站被偷了！我要和朋友去找警察，调监控。”
我赶紧稳住她情绪：“你的手机不是能用iPad定位的？我给你把iPad送过来，我们追！”
我在天车站（温哥华的地铁站）跟惶恐的思思汇合，她和一个脖子上挂着个哈苏相机的女留学生一起泪汪汪地说：“警察不给我们看监控。”
在iPad上一番操作，我们看到思思的手机在沃尔玛里面转啊转啊，于是立刻再度报警，告诉警察贼在超市里。警察一副淡然的声音：“你们不要自己去追贼，我们在附近有巡逻的人，你给个电话，我们巡逻人员会和你联系。”
等啊等啊，巡逻人员的金身并没有出现，思思穷极无聊，在iPad上不断设定，让手机报警。我坐在沃尔玛出口，竖起耳朵听。一个行色匆匆的高大白人带着“滴滴滴”的声音从我面前掠过，手机的警报声我没听过，我大声说着“Excuse me？”想要截下他问一下。
没想到，那个白人撒腿就跑，我也立刻撒腿就追。他“嗖”地窜过了小街，根本不看红灯，街上车被吓得一个急刹车。我也“嗖”地窜过了小街，感觉距离那个白人就差一丢丢。我对着等绿灯的行人大叫：“Call the 911（打110）！ Please！”不紧不慢摇晃着的巡警们，看到这边一个逃的一个追，立刻大喝一声包抄上去，他们训练有素，半分钟不到，就把那个白人按翻在墙角，他的背包里，还在滴滴滴狂叫。
我大声说：“Return it to me！（还给我）”
警察把手机还给我，我气喘地往回跑，迎上狂奔过来的思思：“你的手机在这儿。”
警察把我们请到警车里录笔录。录完笔录，我的气也匀了，一个老警察看着我，灵魂质问：“女士，你干嘛要追他？你追不上还好，万一真追到了，你怎么办？这些人可能有凶器，一个手机也就是几百刀，怎么都不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追！”
在我看来，追到了，那就一身正气地喊贼把手机交出来，至于1米6的中年妇女怎么能逼迫1米8的白人男子交出手机，确实没想过。而且，我追的不是几百刀，我追的是女儿的手机啊。我被老警察问懵了，回答：“这手机对我的女儿很重要。”
思思在旁边呜呜哭了：“妈妈你不该去追他，你更重要。”
哈苏相机姑娘站在旁边，眼睛里都是小星星，她艳羡地对思思说：“你的妈妈是你的英雄。”
8
有了追贼这个小插曲，等公立心理诊所通知我们就诊，思思二话没说，直接跟着我去了。
这个测评的心理医生，武器比较先进，她拿出一堆电子游戏，让思思在电脑桌子上一个人打。有时候是落字母的，有时候是落图形，有时候是声音，一闪而过，总之思思需要操纵键盘，把这些都打下来。几小时后，结果出来了：心理医生给我解释，显而易见的，思思只能捕捉到10%到15%的图像和声音，她是真的有注意力缺陷症的。
心理医生刷刷刷开了一个证明，告诉我：“对思思这样的孩子，学校应当给更多的包容。如果让她做阅读和写作考试，学校需要给额外的时间。如果思思需要，这个证明可以在她参加包括雅思考试在内的考试时使用，考试方需要给出更多的时间，例如，听力放2次。”
医生还给思思开了一小瓶药，每天一片，说是可以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的。
心理医生给我也来了个辅导：“注意力涣散的孩子，就是没法遵守时间。她会反复催促自己，想要推动自己，但无能为力。她像是睡在一个深深的洞里，没法爬出来。催她，吼她，憎恨她，惩罚她，都没法改变这个事实。只有支持她，鼓励她，她才能爬出来。”
走出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我和思思对望一眼，两代差生，两个仇人，手牵在一起了。
我也明白了，自己考理论一条龙、考排版类一条虫，原来也是注意力有缺陷，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对我来说，1.5的间距和1.0的间距，毫无区别——谁知道这个是病啊？
接着，那个退休的心理医生开始发功。他并不直接喊思思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正襟危坐地谈话。他邀请我和思思到他家喝茶，我和他太太聊，他就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在思思旁边，想和思思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思思不肯搭理他，躲到沙发背后去把自己挖个洞藏起来。老爷爷一打响指，召唤过来家里的狗。他教思思：“我的狗很害羞。如果你看着她，她就会对你汪汪叫。如果你要喂她，你需要背对着她，没有目光接触，从背后把吃的给她。”思思就从沙发后钻出来，真的去喂狗了。
渐渐的，他们聊起来了。老爷爷的眼睛就像煤炭一样，又深又黑，他看着思思，好像思思说的每句话都是宇宙真理。具体谈了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看到老爷子的笔记做了大半本。
喝了几次下午茶，思思也试着吃了几次药。吃这个药，她会头痛，但是注意力能够集中很长一段时间。她又惊喜又低落地说：“原来他们普通人是这样的啊，听，就能一直听下去，听了就能懂，懂了就能做。看到2就是2，不会看成3。我们两个以前好苦啊。”
老心理医生离我家住得近，常常过来送个自家做的饼干呀，老太太在后院子里摘的一朵花呀。每次见到思思，老爷子就对着她挤一挤眼睛，击掌，满眼里都写着：“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好像是和她有一个密谋。
思思没有拿出来她的注意力缺陷证明要求学校给予特殊照顾，她的成绩也一点一点好了起来。有一天，她回家兴奋地告诉我：“数学老师发了卷子让我们做，他以为我做不来，走过来想帮助我，结果看到我都做出来了，他吓得嘴巴都成了个O。”
学校的老师们一定很惊喜：一个资深的学渣，居然重启了。就凭这态度，也要多给点分。
思思的英文也开始刷分：她拿出打游戏的精神，把老师喊读的小说每一页标注得密密麻麻，做上标签，罗密欧和朱丽叶想的啥，了不起的盖茨比想的啥，她搞得比作者还要清楚。每次写作文，思思下笔就是1000字，成绩嗖嗖往“B+”走。
一点点正反馈过来后，思思能够按时交作业了——虽然还是在最后一秒。
如此到了第二年，思思各科都脱离了C，保B争A，得到了学校“进步最快”的奖学金。她甚至接到几家大学的offer，每家都比我的好。后来，我们初到加拿大给思思补课的老太太，要去公立中学当督导员，把我写成了她的推荐人。
公立中学校长做背调时，我的英语已经被college淬炼过了。我对校长说：“她开始教思思的时候，我的英语不好，不能给定什么教学计划，都是她自己找的教材确定的方法。在思思遇到学习障碍我请求她帮助的时候，我早就不是她的顾客，但她马上就出现了。她保存了思思写下的只言片语，我从没付钱让她这样做。如果你雇佣她当督导，你是有福的。只要你曾经是她的学生，她就觉得永远对你负有责任。她的品质 Out of the payment。”
校长沉默了一会，说：“谢谢你，另外，你的英语真的很好。”
我已经不再把我和女儿看成是一个整体，她的成就是她的，我还是只有转头继续卷，要把“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的计划贯彻到底——反正以后是要去住养老院，那就多赚点钱，住个好点的。
之前在college里，我一直很困惑：天啊，地啊，为什么老师非要把Word文档搞出来这么多花样呢？难道我们要靠Word拯救世界不成？现在我明白了：那就是正常人的沟通方式，用文件的格式来显得自己认真对待了工作。
最后一学期，我的文件格式差到没法毕业，老师几乎要给我跪了，三请四催，把我请到Learning Center（资源室，西方学校里为特殊学生设立的补习场所）——之前我像鸵鸟一样，打死也不去。
Learning Center就在图书馆里，一排顾问坐着，就等学不明白的学生来宠幸一下他们。一个顾问一看到作业，就说：“哎呀，很简单的，你只是没看明白这个文件有十七八个要求，漏掉哪个都不行。”
那架势，仿佛就算真是个智障，顾问也要一对一手把手也要给你教会了。
几轮一对一辅导下来，我有一天突然开了窍：老师的文件格式既然是全世界最好，那就别自己新开模板去模仿了，一个词一个词地照着打进去原文件就好了。课本上的信件既然写得全世界最好，那也别自己原创了，把它们一个个分类编进文档做成可选项，需要哪段就选哪段好了——这样就没人说我英文表达不地道了。
老师和我执手相看泪眼——这个专业开学的时候有23个学生，临近实习，只剩下16个了。我就是第16名。
接着，公立College的另一个功能就开启了：匹配新工作。
公立College不是靠收的我们那一点点学费维持的，肯定收到了政府很多补贴，在促就业这块花样撒钱。比如烘焙专业，学校的一楼办了个面包房，老师学生每天早上一起烤面包，下午开店卖货。面包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1/3，我买个全麦包，一个毛手毛脚的女孩子一拿，3、4个全麦包掉地上了，老师一个箭步捡起来，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箱，看得我好心痛。College一楼还有牙医诊所、美容美发和餐厅，学校自建一堆企业，给每个学生一份最初的“工作经验”，然后再把学生们运送到就业市场去。
College的行政也不是搞行政的，那是六国贩骆驼到处拉关系的。他们每天给过去的毕业生打电话，问他们在哪里工作，然后去拜访他们的工作单位。一听说哪个企业有要放出来的工作岗位，行政就要把新一批毕业生发过去实习，实习完了，一大半的学生也就顺势留下了。
在实习之前，老师们如临大敌，要给学生们搞个模拟实习，把所有实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你模拟一遍。老师会和每个学生促膝谈心，成绩好的学生，送到市中心最好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自带食堂，外面卖5刀的炸鸡，人家都只卖1刀。像我这样的资深差生，那就去一个小公司，老师会告诉我这家公司想招什么人，大概会在啥时候发广告，我进到这公司，公司里到底是谁做主，有啥禁忌，我已经都知道得差不多了。
期间，老师还摸到我实习的办公室。她先找我的上级，关门一顿彩虹吹，我在外面都听到她清脆的哈哈哈。再找我的同级，也是好一顿感谢。最后，她给我递了个“势在必得，你可以的”的小眼神，潇洒地走了。
我实习时所有的文件，都是读书时做过的，连格式都一样。收到的所有工作任务，都是老师教过的，连措辞都差不多。像我这样全靠Learning Center毕业的吊车尾，都能被精确地分到一个萝卜坑里。我拿到offer，对这个设计精密的、从学习到就业的公立教育系统心悦诚服。看来，就算我和思思真是块二煤炭，也被这些宽师七手八脚一路运送到了炉子里发光发热。
最后，我终于卷进了……市中心的公司——不管大小吧，我感觉到祖坟上冒起了青烟，就等思思呼天抢地地来哭了。
尾声
最近回国一趟，知道另一个亲戚的娃也躺平了。孩子每天看手机，打手游，半年不去上学，瘦得像根藤藤。如果父母威胁要断网，那他就反着威胁要从20楼跳下去。亲戚们聚餐，娃当然是不来的。亲戚们一顿热烈的讨论，给娃的爹妈出谋划策。
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断网收手机是必须的，有必要断水断电断伙食；把娃押送去看心理医生；把娃带出去旅游，走到山村去没有信号的地方；把娃强制锻炼身体，最好送进厂去打工。
亲戚们甚至呼吁，国家出台个法律，把游戏厂商劈了最好。我顿时懂了杨永信的群众基础——网瘾学校，是用更大的恐惧战胜了恐惧。
我想，教育本该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影响另一个树。
我在饭桌上讲了思思和甜甜圈的故事，亲戚们越来越安静：“孩子就像小猫小狗，大脑没发育完全。走上岔路的时候，喊打喊杀都只能让他们更害怕。老师在正路上给一个甜甜圈，说不定孩子就走到正路上来了。如果外面没有一个甜甜圈，你又把娃推出去，娃就再一次地被打碎了。”
躺平的娃不是一开始就躺平的，那是多次努力又落空后的自我保护。我原谅了在异国他乡所有的不便，只因为我的女儿被它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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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社工”，困难群体是我们团队的主要服务对象。目前，我除了做健康促进、倡导“医养融合”等方面的工作，还为辖区内的失独家庭和残独家庭（独生子女伤残）提供服务，如社会资源链接、社会支持网络的搭建、心理慰藉、陪同休闲娱乐、危机干预等。
每年，市政府都会为失独、残独家庭提供免费的体检，社工也需要参与其中——因为有些失独的父母年龄偏大，存在行动或沟通障碍，需要社工带领。还有些独生子女有智力或精神残疾，父母去做检查了，社工就要在一旁照顾。
2022年6月的一天，我领着一个智力三级残疾的少年去耳鼻喉科做检查，路上遇到了同事纯如。当时纯如正用轮椅推着一个头发灰白的阿叔往前走，一个阿姨跟在一边，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阿姨和我对视，微笑着朝我点头。
当天体检的人比较多，临近上午10点半，我们一行人还在等候B超室叫号。我主动问纯如：“检查项目还剩得多吗？”
纯如摇摇头，说只剩一个B超就结束了。看着她被汗水打湿的发鬓，我拍拍她的肩膀说“辛苦啦”，她还没来得开口回应，一旁的阿姨有些愧疚地说：“今天真的辛苦你了纯如，推着峰叔走来走去，他腿脚无力，做什么都比别人慢，还得顾着我做检查，多亏有你在。”
纯如对我讲，这位是峰叔的妻子花姨，已经73岁了。花姨个子不高，头发短而花白。峰叔比她还大5岁，有些耳背，需要别人提高音量才能够交谈。2019年，峰叔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双腿无力，无法长时间稳定行走。他们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只剩老两口相依为命。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想起自己驻点的医院最近推出了一项居家上门服务，可以安排医生、护士、护工、社工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部分医疗和养老服务。这对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人来说十分便利，于是我就向花姨做了简单的介绍。
花姨听后很高兴：“那太好了，我们住在楼梯房，年纪大，膝盖磨损得厉害，别说他，我走起来都吃力。以后年纪再大一点，都好难出门了。我想有个人能陪他下楼在公园里散散步，他在家太懒了，不愿意走，别人说的话他很愿意听，我叫他就不动，所以就算花点钱也无所谓。”
花姨问我有没有相关的宣传单，想拿回去仔细看看。可惜我当时没带，便表示可以和纯如一起上门探访，向她介绍服务内容以及做需求评估。
一个月后，我和纯如去到了花姨家。那是一个老旧小区，楼栋门口有一扇大大的镂空式铁门，一楼的楼道左侧放了几辆自行车，车座和车头上都落满了灰。右侧的墙上挂了一排锈迹斑斑的信箱，由于大部分螺丝松动了，信箱都歪歪扭扭地倒着。
花姨家住四楼，上楼时，我发现水泥色的楼梯很窄，只能勉强让两个人并排通过。台阶的高度也不一致，有时步子要迈大一点，有时要迈小一点，一不留神很容易踩空。
到了地方，纯如一边拍门一边喊“花姨”。一时没有人开门，倒是小狗先“汪汪汪”地叫起来。听见我们来了，花姨在屋里急忙回应，我们听见她将小狗往旁边赶，之后门摩擦到了地板，发出了艰涩的“吱吱”声。
花姨的家是一套两居室，客厅宽敞明亮，但装修简单，一眼望去，家具很少，有些空荡荡的。峰叔正躺在客厅的木沙发上午休，看到我们，笑了笑，招呼我们坐。花姨却提高嗓门让他起来，“要有礼貌”。峰叔乖乖照办，他用双手撑着沙发，慢慢坐了起来。
上次体检完之后，花姨住院了，纯如向她了解情况，她眉眼间的笑意瞬间消失，眉头皱了起来：“住院的前几天，我的头都一直晕晕的，但是我也没在意，那天下午我在搞卫生，又突然头晕得厉害，心也跳得很快，我很怕自己突然晕倒，就赶紧坐下了。后来我打电话咨询社康的家庭医生，医生叫我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说我血管堵塞……”
我和纯如都是一脸的揪心，老人家最怕摔，很容易中风，幸运的是当时花姨没有晕倒，还及时坐下了。后来，医生建议花姨赶紧住院，她却不放心留峰叔一个人在家——他腿脚不便，站不久，没办法自己煮东西吃，独自洗澡就更危险了。
无奈之下，花姨联系了社区工作站反映了需求，工作人员帮她招募了一个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很善良的，我住院的时候，他每日负责峰叔的一日三餐，夜晚峰叔在浴室冲凉，他就在客厅等，等他洗完了澡才回去”。
医生建议花姨住院半个月，可还没到时间，她就要求出院。纯如不理解，劝她应该遵医嘱，花姨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有人帮肯定好啦，已经麻烦人家好几天了，何况十几天，我不好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身体已经没什么不舒服了。”
我问花姨想得到怎样的上门服务。她回头无奈地看了峰叔一眼，说老伴以前很喜欢踩单车，喜欢在公园里坐坐，虽然现在腿脚没那么方便了，还是喜欢出去。可她自己的膝盖有问题，一用力就会痛，推不了轮椅，就想找人推峰叔去公园活动一下，不要整天在家坐着。
“我和他整天待在一起，也没什么话题，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避免老年痴呆。我看他啊，现在都有点老年痴呆了。”可能是想起了什么趣事，花姨又哈哈笑起来。
其实上次在体检中心交流后，我已经将花姨家的特殊情况反馈给了医院护理部的主任。主任认为我们在尽量满足花姨需求的同时，还要给到她最优惠的价格，相较之下，提供社工服务是最合适的——一来，社工更有爱心，陪伴老人更具人文关怀；二来，目前有且只有社工提供的服务在平台上不需要缴纳服务费，虽然要收取一定的上门费，但这部分费用的80%有民政部门补贴支持。
于是，我接下了这个任务。
2
我第一次去花姨家的时候，小白还装作强势朝我汪汪叫，但第二次上门，它已经乖乖地躺在我脚边，随便我摸它的头了。花姨说小白原是邻居家的狗，邻居要搬家，没办法继续养，就把小白送给了她。那时她的儿子已经离世，她想着养只小狗也许可以转移部分注意力，让家里热闹一点，就收留了小白。这一养，就是16年。
简单聊了聊，我就要带峰叔去散步了。第一次陪老人下楼，我心里很害怕。平日里，峰叔在平地上走都颤颤巍巍的，十分缓慢，更别说下四层楼了。花姨也不放心，牵着小白走在峰叔的前面，让我提着热水壶和轮椅坐垫跟在峰叔后面。
我似乎低估了峰叔，因为楼梯不宽，他可以一手扶墙，一手撑着楼梯扶手，慢慢地往下挪。不一会儿，他走累了，就站在原地休息，等缓够了，再继续往下走。我时刻关注着他，生怕发生什么闪失，好不容易到了一楼，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花姨让我们稍等，她要去楼梯间把轮椅搬出来。老楼的楼梯间地势低洼，要下两层台阶才能到，尿骚味从那儿飘散出来，墙角还结了不少蜘蛛网。花姨个子矮小，搬东西吃力，我提出帮忙，她却说不用，只让我牵着小白，盯紧峰叔：“买了轮椅以后，一直是我一个人搬，我有技巧。”
下到楼梯间，花姨先将轮椅上的锁打开，又仔细折叠、收好了那张白色的防尘塑胶布。之后她倒退着出来，想一口气把轮椅拉上两层台阶。可能是因为台阶太高了，可能是因为力气不足，轮椅突然滑下去，车轮在地上砸出了“砰”的一声。我紧张得鼻尖冒汗，连忙提醒花姨慢慢来，要小心。第二次，她弯下腰，降低重心，终于将轮椅顺利地挪了出来。
看花姨这么费劲，我不忍心，就问她要了一把钥匙。之后每次我上楼前都会先把轮椅挪出来，免得她抢着干这份活。
离小区不远处有一个小公园，我推着峰叔往前走，发现轮椅一侧的脚踏板很难收起，刹车也不太容易按下，便问：“这个轮椅买了很久吗？”
花姨说这轮椅才买了几个月而已。我怕她被骗，问她在哪儿买的，花了多少钱。
花姨说这个轮椅才400多块钱，是在拼多多上买的：“我推他太费力了，我们平时很少用的，所以随便买了一个。以后就要多多麻烦你了。”
“不麻烦啊。”我感叹道，“你好厉害，会用拼多多买东西，我外婆年纪和你差不多，她只会用手机接打电话。”
花姨不好意思地笑了，用手扫了扫裤腿上的灰，无奈地说：“慢慢研究，慢慢学咯。小兰啊，其实不是我想学，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买方便，如果我学不会，买东西很麻烦的，家里没有一个年轻人，峰叔又基本不管家里的事，也管不了，所以只能靠我自己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我以为的“厉害”，是不得不的坚强，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人可以依赖。
闲聊了一会儿，花姨牵着小白去散步了，峰叔就静静地坐在石椅上，看着路上往来的人群，偶尔也抬头看看天空。峰叔跟我说他喜欢来这里，“在树荫底下吹吹风，很舒服”。
为了拉近距离，我主动问起峰叔的经历。可能是太久没有和别人聊起这个话题，他来了兴致，面带笑意地说：“我1982年就来了深圳，没多久，你花姨也过来了。”说着，他抬起双手做出驾车的动作：“以前的那些大巴车啊，我维修的，我是专门修车的，你花姨是长途汽车售票员。”
细数着，他们来深圳已经40年了，我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峰叔问我是哪里人，现在住在哪儿——其实这些花姨都问过了，他也在旁边，只是他听力不好，又经常打瞌睡，没有听到，我就又大声回复了他。
小公园里除了我和峰叔，还有一个大叔，来得很规律，每天下午1点多来，5点按时回家。峰叔跟我介绍，他叫老钟，家住在附近，因为喝了假酒，导致右半身无法自由活动。
第一次见面，钟叔主动跟我打招呼，之后问我是谁，来干什么，我都一一回答。
他又问峰叔：“你老婆去哪儿了？”
峰叔没听清，我便替他回答，说花姨遛狗去了。
谁知钟叔突然变了脸色，斥责道：“人都不管，整天顾着条狗。”
我有些愕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花姨有意见，只好假装没听见。
夏季天黑得晚，傍晚6点，花姨带着小白回来了，她站在花坛旁的小道上扯着嗓子对峰叔喊：“到时间了，要回去咯。”
峰叔有些意犹未尽：“天都没有黑，这么快走干嘛。”
花姨笑着指了指我，说，小兰要下班了。陪同服务的下班时间是5点，但想到峰叔下楼一趟不容易，我说没关系，可以再坐坐。或许是意识到我回家要坐很久的地铁，峰叔又转头说要回去了。
我看出他的不舍，再次确认：“真的回去吗？我下次过来就是后天了。”
他点点头，用双手撑着石板椅，慢慢站起来。轮椅放在人行道的边上，走过去还有一小段距离。他用棍子撑地，一点一点地向前挪步，我在旁边搀扶着。
3
去花姨家上门服务了几次，我又认识了他们三楼的邻居。那个阿姨姓冯，82岁，丧偶独居。她有2个女儿，一年大概只回来2次。冯姨年纪大了，最不喜欢买菜做饭，每次她都多做一点，吃上好几顿。但每天下午3点，她都会出门遛弯。
一次我们遇见，我说：“冯姨，你每天出门都好准时呀。”
冯姨叹了一口气，摆摆手说：“一天的时间对我来说太长了，不出去走走好难熬。人老了真的变得好糟糕。落地哭三声，好孬命生成。”
花姨告诉我，有一次冯姨在家摔倒了，站不起来，身边没人，她只能慢慢地爬向大门口呼救，后来是上楼的人送她去医院的。
我问：“她有没有打女儿的电话？”
花姨说：“打了，没人接。”
后来我发现花姨家的厕所没有安装扶手，峰叔如厕后需要扶着光滑的墙面才能勉强站起。他本就腿脚不好，这样很危险，于是我为他们申请到了免费的扶手和防滑垫，安装在厕所里。我还带花姨去残联申请了辅具用具的购置补贴。我向评估人员做了情况说明，出示了峰叔的残疾证和日常生活行动不便的视频，最终峰叔通过了评估，获得了一辆崭新的轮椅。
花姨非常感激，觉得和我很投缘：一方面，我俩的老家相隔不远，会说同样的方言；另一方面，她认为我对峰叔特别有耐心。其实我也喜欢和他们相处，在办公室待久了，我愿意陪他们出去晒晒太阳，聊聊天。而且他们的年纪与我外公外婆相仿，总让我有种亲切感。
一次，我到了，峰叔还在呼呼大睡。他的性格有些拖拉，有时到了该下楼的时间，他要么说自己刚吃饱，需要坐着歇歇，要么说休息得不够，需要再打会儿瞌睡才能恢复体力。
我去叫峰叔起床，他翻了个身，睁眼看了我一下，说：“你来啦。”然后把右手搭在脸上，闭上双眼，说还要闭目养神一下。
我被逗笑了，花姨哭笑不得，露出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把双手搭在花姨的肩膀上，把她推向客厅：“没关系，等他觉得休息好了再下去也可以。”
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花姨突然问我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答“3个”，她说：“那挺好的，你妈妈就享福了，有儿有女，现在你们都长大了。”
我说：“长大是长大了，但说到让她享福，我们还得努力呢。”
花姨说知道要努力就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有那份心已经很好了。”
那天天气阴沉，天空看起来灰蒙蒙的，但并不闷热。客厅的窗开着，窗外的叶子摇曳，偶尔有风吹进来，凉凉的，很惬意。突然，花姨戴起了老花镜，她打开手机相册，一直往上拉，好像是在找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点开了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这是我的小孩柏瑞，1岁多的时候拍的。”
照片里，一个脑袋圆圆的小男孩正乖乖地坐在凳子上，怀里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熊。他的小脸贴着小熊，眼睛像弯月，笑得十分甜蜜。我说他“好得意”，花姨将照片放大了，说：“是啊，小时候好得意的，又听话。”
说着，她又点开了一张四人合照，是在海边拍的。2个小孩站中间，花姨和她姐姐站在两边。当时，花姨揽着满了8岁的儿子，头发湿嗒嗒的，柏瑞左手摆出“剪刀手”，右手托着游泳圈，笑得格外灿烂。
虽然戴着老花镜，我还是看到花姨红了眼圈。她哽咽了：“小兰啊，他走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看他的照片。我没有办法看他的照片。是这几年，我才会偶尔看看他的照片。”
我轻轻抚摸花姨的后背：“现在敢看了，说明你在慢慢放下了。”
花姨把眼镜摘下，按住眼睛，把眼泪抹去：“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件事。还是要靠时间，用时间慢慢淡忘自己的痛苦。”
4
孩子在花样年华时凋落，对父母来说，是巨大且沉痛的打击。纯如曾跟我提起，柏瑞是因为意外离世的，但具体原因她也不清楚。我想，既然花姨主动提起了柏瑞，有些话说出来或许会更舒坦，于是我问她：“可以跟我讲讲柏瑞是怎么走的吗？”
花姨的背慢慢靠在沙发上，说起了那天的事。
1995年的一天，花姨在自家的房间里，突然听到楼下的邻居拼命地喊她的名字，叫她快点下楼：“出事了出事了！”她立即下楼，却看到儿子躺在血泊中，双腿一下子就软了，跪了下来。
当时柏瑞刚过20岁生日，却已经确诊抑郁症2年多了，他整天都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那时大家对抑郁症还不了解，有人说他身上有“脏东西”，于是峰叔就外出求神婆帮忙。就是峰叔离家的那天，柏瑞去了七楼楼顶。后来警察勘查了现场，判断柏瑞曾坐在没有安装护栏的楼顶边上，可能是想站起来，但没有站稳，就失足掉了下去。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疯婆子，坐立难安，就像丢了魂一样，起不来床，整天整天地躺着，很痛苦。”花姨的语气很平静。
“那峰叔呢？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他怎么样？”
花姨转头看了一眼峰叔的卧室房门，说：“他的状态比我好。当时我根本不能提这件事，一想起来，眼泪就忍不住掉，他还能和同事聊一下。”
失去独子后，花姨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们夫妇也曾尝试用备孕来冲淡痛苦，但她怀了2次，都是在3个月左右就没了胎心。
“人心很复杂，不知道单位里哪个人跟他说，可以借别的女人的肚子去生仔，他回来跟我说，我没同意。他向我保证，说孩子生下之后，他不会和那个女人有任何关系，我还是不同意。等孩子真的生下来，会有很多麻烦的，很多事情是讲不清楚的。”
我有些震惊：“那后来呢，峰叔还坚持吗？”
“我不服气，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没问题，就和他写了协议书，一起去医院做检查，看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如果是我的问题，我同意他去找别的女人生孩子，但是如果是他的问题，就从此不可以再讲这个事情。做完检查，发现确实是他的精子质量不好，存活率太低了。之后他遵守协议，再也没有和我提这件事了。”
对花姨来说，当时最大困扰还有别人的指指点点。有时，一些人会直接问她：“你老了以后怎么办？”“老了谁来照顾你啊？”这些话真的刺痛了她，她不想回应，一般都是不出声或者直接走开。有时一群相熟的女人明明聊得很热闹，花姨一走过去，她们就突然不出声了，“我猜她们是在讲我们家的事情”。
我听得既难过又生气，花姨看了我一眼，又如往常一样哈哈地笑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了，现在没什么了，大家慢慢淡忘了这件事，我就轻松很多了。”
时间会冲淡很多事情，但完全遗忘自己养育了20年的孩子太难了。人多的时候，花姨同旁人一样该吃吃，该笑笑，但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流泪。
花姨说，好在政府将他们这些失独、残独的同命人组织起来，又购买了社工服务，安排社工定期随访。到了节日，经常组织策划社区活动邀请他们参加，大家一起出游、做手工、聚餐，这种“抱团取暖”，给了她一些走出来的勇气。
我有些心疼花姨。之前我看她总是很容易被别人的三言两语逗笑，还以为她就是一个乐观、坚强的人，没想到她内心的苦痛那么多，藏得那么深。
5
一晃就到了冬天，12月26日早上7点，我打开微信，看到花姨在凌晨12点多给我发了信息。她说峰叔入院了，她想让我陪她拿些生活用品去医院。我马上打电话过去，才知道昨天下午峰叔上厕所时不小心摔跤了，但由于疫情刚放开，本区的医院没有床位空缺，只好安排他去另一个区住院。
8点，我到了花姨家，她已经将东西都收拾好了，还真不少：衣物，水桶，水盆，晾衣架，饭碗，筷子，油盐，还有1箱米粉，1袋橙子。花姨说她请了个男护工，因为临近过年，护工难请，价格也贵，一天要350块，还得包三餐，所以她带米粉去自己做，可以省些伙食费。
我打算下单网约车，这样下楼就可以上车了，但花姨却觉得拦出租车更方便：“我以前也试过用网约车，但约了几次，车到了之后，司机看到有轮椅，就叫我取消用车。”她猜测网约车司机可能是嫌弃峰叔行动缓慢耽搁时间，或许是觉得要帮忙搬轮椅太麻烦了。她笑了笑，说她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理解那些赶时间养家糊口的人。这个世界很现实，人现实一点也没错，但总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跨越那些现实，去成为一个有爱、温暖的人。在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的时候，尤其可以这样，毕竟谁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峰叔已经躺在病床上睡着了，花姨把东西放下后，靠在他的耳边说：“小兰过来看望你了。”峰叔睁开双眼，偏了头，发出“嗯？”的一声，接着，又缓缓闭上了眼睛，扯了扯被子，将头遮了起来。
我陪花姨去找主治医生了解情况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回来的时候，护工已经帮峰叔坐在了椅子上了。我这才发现，峰叔下半身插了导尿管，他的身体时而偏向左侧，时而偏向右侧，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再仔细看，他鬓角的头发有些长了，白胡子也长了好多，他双眼空洞无神，跟我上一次见他的时候相比，憔悴了许多。
回到花姨家楼下已经是下午1点了，我们在附近随便吃了一顿自选餐。吃饭时，花姨说来回打车有些贵，她打算以后坐地铁去医院，但不知道具体的路线。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告诉她需要转2条线，到站后还要走10分钟，全程一共要花差不多45分钟。
花姨自嘲道：“哈哈，我走肯定不止45分钟，我膝盖疼，走得慢，可能要花1个钟。”
我怕花姨忘了，又将路线用文字写清楚发给她。我提醒她也要注意休息，峰叔那边有护工，不需要过于担心。花姨表示知晓。
因为不想让花姨特意迁就我下班的时间，后面我独自去看了峰叔2次。第一次，护工说峰叔刚吃完药睡下，看他睡得那么沉，我没有打扰，只跟护工了解了下峰叔近期的情况便离开了；第二次，护工正在给峰叔喂粥，粥是花姨送来的，她刚刚离开。峰叔的头发又长了，双眼很浑浊，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跟我热情地打招呼，仿佛我是个陌生人。
6
2023年1月初，我打电话给花姨，询问峰叔是否出院。花姨的语气轻松了不少，说纯如已经帮她联系了转院，峰叔回了本区医院，医生说年前就可以出院了。
年后，我去花姨家探访，开门的是个高壮的、方脸的中年男人，进屋才知，是峰叔的侄女婿。刚出院的峰叔精神状态一般，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入门，他主动挥手说“你好”。
他家的客厅里多了一张靠背小藤椅，花姨说这是给峰叔用的，他现在不方便下楼，腿脚更加无力，有时天气好，他们就带他上楼顶晒晒太阳，有个藤椅靠背会舒服点。我点点头，峰叔不擅长表达，但花姨总是那么贴心。
峰叔下身的导尿管已经拆了，但还是无法控制大小便，每天都要穿纸尿裤才行。花姨说，一开始他不愿意穿，觉得那是小孩用的。“于是呢，我就拉着他的手，面对面，温柔耐心地跟他说明原因，他就肯乖乖地穿了。”讲到这儿，花姨突然变得害羞。
峰叔130多斤，花姨想翻动他是有心无力了，恰逢侄女婿在老家闲着没事做，便请他来深圳做住家保姆，只照顾峰叔，不用负责家务。后来，花姨私下告诉我，她一个月给侄女婿6000元，相当于把峰叔一个人的退休金都给了他，这还没算上伙食费和水电煤气费。她是一个特别怕麻烦和委屈别人的人，以前两个人生活可以随意应付三餐，但现在有亲戚在，难免要变着花样招呼，于是又多了一种心累。
聊了一会儿，我准备告辞回办公室了，花姨坚持要送我去公交站。一路上，她跟我说了许多难处，比如要是一直请人，他们的经济压力有些大。我只能安慰她，说现在峰叔恢复得不算好，她更不能因为心疼钱把自己给累倒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花姨联系我，说峰叔的腿脚虽不如从前，但可以控制大小便、能自己去上卫生间了，于是她给侄女婿结了工资，又买了一些礼物，让他回老家了。
我替峰叔感到开心，又担心花姨独自照顾他太吃力。花姨说：“小兰，我目前身体还可以，能够照顾他的。现在还不是最难的时候，如果养一个保姆，后面我们都住养老院又生病的时候就很难了。”
想想也是，在深圳，失能老人想进好一点的养老院，每月要支付护理费、住宿费、伙食费，大概在1万元左右。如果生了病，费用只会更高。
5月初，一天凌晨1点多，峰叔突然起床去厨房烧水，不小心烫伤了自己的手。水壶掉落在地，花姨惊醒，她问峰叔烧水要干什么？峰叔又想不起来了。有时两人刚吃饱饭，花姨洗完碗从厨房出来，峰叔就问她：“怎么还不做饭？”
峰叔的认知障碍似乎变严重了，偶尔还会混淆时间。我提醒花姨，要尽早带他去医院治疗，但花姨觉得这个病无法逆转，总是上下楼跑医院也不方便，就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我只好在陪伴的过程中设计一些认知训练游戏，但是峰叔的配合度很低。
5月底，市计划生育协会为峰叔提供了1台电动爬楼机，并招募了1名志愿者，我的陪同服务就暂停了。那名志愿者可以使用电动爬楼机载峰叔上下楼，他又可以去小公园散心了。
10月初，我和纯如再次去花姨家探访，花姨神神秘秘地说：“我本身是不信神鬼这些东西的，但上个星期真的好奇怪。我睡觉好少做梦的，那晚梦到有人一直在追我，那人长什么样我看不清楚，后来我被他追到角落，就吓醒了。”
凌晨2点多醒来，花姨有点口渴，就出了卧室。她发现自家的大门大开，峰叔也不在隔壁房间里，于是她赶紧下楼。快到一楼的时候，她看到峰叔正坐在楼梯上，说想去小公园坐坐。不依靠轮椅，路上也没有扶的东西，峰叔是无法走到小公园的。花姨只好慢慢劝他先上楼，等天亮了再说。于是，两个老人爬几层台阶就歇一会儿，回到房间，已经快3点半了。
从此，花姨就养成了随手反锁家门的习惯。
花姨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她却像讲笑话一般把那些难事讲给我听。我心情沉重，问她是否考虑送峰叔去养老院，但她仍觉得自己目前能应对，还说送他去养老院只会缩短他的寿命。峰叔不爱吃饭堂的大锅饭，花姨又担心养老院的护理员会因为他腿脚不便、头脑不灵活而敷衍。随着年龄的增长，失独家庭的父母在就医、养老、生活等方面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思来想去，花姨还是决定把钱省下来，用来应对未来“最糟糕的时刻”。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