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塔在山顶
1
我必须承认，我是被时代搭救的人。父亲说，如果没有网络，我这狗刨屎的字，别说写作，就是做个学生都是不合格的。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和网络，我这辈子的命运就是被敲定的。
我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冀城，一个西北小县城，周圆都是连绵的黄土高山，我和我的家，和我家的流动摊位一起挤在这片黄土之中，青天高，黄土厚，人如纸，死做尘。
破落的冀城只有一个班次的公交车，终年在县城大街仅有的柏油路上晃荡。小学五年级，我突然想知道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多大，于是忍痛从母亲给我发的两块早餐钱里割出一块，从首站南关老年服务站，坐到末站宋庄火车站，一共十一站，半个小时就晃荡完了冀城的中轴线。那是有生以来我坐得最有感觉的一次公交车，每一个站点都让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新奇不已。那一天，如此之长；那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很大。
2008年前后，我家最高档最先进的东西拢共就三样：一样是父母结婚时买的彩色电视机；一样是装在电视旁边的有线座机；一样是父亲别在裤腰带上，视如珍宝地装在小皮革套里的小灵通。
我对父亲的这个宝贝异常好奇，不忙的时候，总是和姐姐头抵头地鼓捣它，那部由两个拇指大的灰色小屏幕和按键钮组成的翻盖手机里藏匿了两个好玩的东西：《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我和姐姐数着秒，你一盘、我一盘地轮换着玩游戏。不过很快，我们双双乏味，我新迷上了小人书摊上的漫画，最喜欢鸟山明的《七龙珠》和高桥留美子的《乱马》。
在老县城大剧院门口，左边是小书摊，右边是杂货摊。一张布满窟窿眼烂絮絮的塑料篷布铺在红砖地上，物什往塑料布上一摆，摊主搬个马扎坐在摊位后与周围人抽烟吃茶闲谝。摊前人来人往，我小小个，人长得可爱，往摊前一蹲，芝麻团子似的，无数双脚在我眼前踏来踏去，男人的皮鞋、女人的小高跟、小孩的光脚丫子，许多人裸露出来的灰黑色脚后跟带着厚厚的茧，带起的尘土全扑跶到我的眉毛、鼻子和头发上，回到母亲的摊上，每每总免不了一顿臭骂。
小人书摊上的漫画书不多，我腻歪了，开始看一些其它杂书，好多字我不认识，像“鳌、獒、鲢、鲫”只认识一半，权当作“鱼、犬、连、即”来读。一次，我在摊上捧了本书翻，看得似懂非懂，一个戴方框眼镜的大伯莫名盯了我好半晌，蹲过来指着书道：“碎娃娃，你会看书么？”
“会看，怎么不会？”
“那你讲讲，里面的人都在说啥？”
“讲做好事和做坏事嘞，里面有卖梨的、卖饼的，还有偷人的。”
中年人听了这话，站起来看了我一圈，一把抽出我手里那本厚书丢向远处，尔后翻出一本印了《弟子规》和《千字文》的儿童小册书递给我，也不说话，转过身走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本厚书叫做《金瓶梅》。
摊主天天盯贼一样防着我和其他穷酸毛头小鬼，我们一蹲到摊前，他就会放下手里端的大号塑料茶杯。这时候，他不再是乐呵呵的乌龟老头，老花镜上推，秒变巡视群贼的秃鹫。其实也怪不得他，那会儿人穷，街面上小偷小摸不少，好多山里孩子没人管教，三五成群游混街头，小学生一派，初中生一派，校服绑在腰上，内搭袖子撸上去，有钱的染个黄毛，没钱的也要沾凉水梳个背头，简直比陈小春演的山鸡还山鸡。
我挺怵他们的，几条街上的小买卖人也是。他们流转在各个摊位上，我经常瞧见一些男店主揪住这些山鸡的衣领，拽下脖颈上的红领巾反绑住他们的手，扬起手啪啪几掌。一下、两下，我还跟着店主唾弃他们，可数多了，心里就无端涌起悲伤来——这些孩子与我年纪相仿，一身衣服邋遢破烂，脸上一道道红指印，蜈蚣一般盘虬。
“有爹下种没爹管教的哈种（方言，坏种）！”男店主举起一包牛筋辣条，朝四周的人展示。
“你妈呢？打电话叫你妈来，你哪个学校的？手别挡，我看，呵——原来是XX小学的，你们老师上课教你偷东西了，还是说你考试考怎么当贼？怎么害人！走走走，叫家长、叫老师去！不去？不去咱就上派出所，我今天非要扒下你的皮不可。”
那孩子鸡仔一样被男店主拎在手里，他哭叫，嘴里大喊：“爸爸，爷爷，求求你，求求你，我不去。”他扳着门框，男店主往外一拖，他两只手就拼了命地朝周围抓去，一个买东西的女人被他抓住裤腿，吓得大叫一声，一脚踩过去挣脱了，朝他手上吐痰。
那两包赃物合计也就两块钱，男店主抓在手里当鞭子一样甩在孩子脸上。因为撕扯得厉害，孩子的校服裤子忽地扯落至脚踝，破了洞的灰色内裤暴露无遗，顿时周围一阵哄堂大笑。而那被拖压在地的孩子突然从地上反卷过身，两只手扯住校裤两头蜷起腰，从人群中寻了一条缝冲了出去，徒留店主的谩骂和众人的笑声。
我没有笑，看着那个远跑的身影，怎么也笑不出来。
2
2010年，父亲换了新手机，也换了新的手机套，棕黄色的假皮革套紧紧拴在裤腰带上，和钥匙串一起挂在右侧。每次他干活弯腰或是往三轮车驾驶座上跨的时候，新手机明晃晃的，母亲逢看见都要提醒他小心遭贼，可父亲总怪她多嘴。那时候的父亲年轻气盛，开着拉货的油三轮就像驾驶着一辆坦克，脸上尽是意气风发。
我和姐姐都想瞅瞅这新玩意儿。之前的手机也没什么牌子，都叫小灵通，但这次的明显与众不同，不仅大了一圈，显示屏还是彩色的。姐姐偷偷告诉我：父亲的手机能“登扣扣”。
“登扣扣”？那是什么？姐姐看我一脸茫然，拿笔在作业本上写下：“QQ”。
不过，我依然不懂这是个啥。姐姐不再解释了，转而想法子搞父亲的手机去了。
后两年，父亲常满屋子地找手机，找不到就逮住我俩审讯，有时候我是狡辩，有时候我是真冤枉，有时候抑或是出卖盟友甩锅姐姐。次数多了免不了挨揍，姐姐脾气暴躁，我性格懦弱，屋里屋外都被压着打。但我不服输，每当姐姐被父亲收拾完、转而来收拾我的时候，我就把自个儿想象成学校走廊伟人画像里的烈士。一劫渡完，我重整旗鼓，又像狗汉奸一般贴上姐姐，围着她哈舌头打转。
虽然依旧不懂姐姐说的“扣扣”或者“秋秋”是个啥，但我知道那是上网的意思。我喜欢上网。父亲的新“小灵通”好玩多了，除了《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还有《打地鼠》和《黑白棋》，甚至还有一个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涂鸦地带》。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被游戏障目呢？就像姐姐，我总觉得她背着我在玩一些更好玩的东西，一些我还没有在“小灵通”里发现的隐秘地带。
一次，我在家里的豆腐房干活，好半天看不到姐姐的身影，父亲急躁起来，派我去院里搜查。我领命，幸灾乐祸地在各个房间穿梭，厨房、厕所、堂屋，最终在堆黄豆的杂货房里逮捕了她。
姐姐正窝在黄豆袋子上，舒舒服服地看手机。我从后面悄悄摸上去，伸长脖子越过她的后脑勺窥探——这回屏幕上的字我都认识了，是小说，我从未看过的一种类型。很快，我忘记了抓姐姐的初衷，被小字抓住心神，沉浸了进去。
父亲久久不见我回报，心生疑惑，亲自翻找到杂货房，一声怒骂将我俩惊醒，姐姐转过头看见我的鼻子，又是一惊。接着父亲的巴掌落下来了，我挨了两下，姐姐就一下。我委屈地胡乱骂人，父亲又一巴掌扇来，这下我老老实实闭上嘴，想哭但不敢出声，打黄豆袋子发泄。
父亲马上斥骂：“哈种，黄豆袋子打破了，抽你！”
我立马收手，追着姐姐要讨回来。哪知姐姐翻过身梆梆两拳，彻底给我打懵了，后我俩老老实实回豆腐房干活去了。
自那天起，我终于打通了“小灵通”的隐秘地带，也开始想方设法地偷手机，只为了能再次看到那种奇妙的、令人上瘾的小说。姐姐告诉我，那些叫网络玄幻小说，挨打那天看到的是《斗破苍穹》。《金瓶梅》我看得似懂非懂，但玄幻小说一沾就上瘾了，每天都在琢磨怎么偷手机，为此，挨揍与日俱增。
也是自那天起，我大概懂得了“网络”的意思——只用一部“小灵通”，就能找到比小书摊上多得多、奇奇怪怪的小说；只要一方小小的显示屏，就能进入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世界。那个小屏幕里的东西把我冲击得七零八落，小小的文字竟然会有这么巨大的魔力，能让我笑、能让我哭、能让我魂不守舍、能让我血脉偾张。
但是三个蓝色的小点绊住了我的脚，翻页时总需要等待，我不懂为什么有时候畅行无阻，有时候死活跳转不了。姐姐说这跟网络信号有关，手机是靠信号塔连接网络，信号塔就建在咱们县的山顶上，站得越高，离信号塔越近，网就越好。
于是，每当蓝色小点开始打转，我就会搬把凳子踩上去，然后胳膊高举，如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直至酸痛难忍，换手、甩胳膊、再换手、再甩。循环往复，我焦急地查看那三个小蓝点有什么变化，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什么变化都没有，该死的破网！我脑子开始出神，想起从书摊上的《读者》里看来的一句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说得真对，“萧炎要晋升大斗师了”，怎么就断网了，我着急啊，我急不可耐，我痛苦得要死。
姐姐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我问她：“你笑啥？你是不是骗我？怎么举半天一点用都没有？”
姐姐立马换上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斩钉截铁道：“不可能。一定是你站得太低了。你傻啊，站在屋子里有什么用？上面有房顶，给你屏蔽信号着哩。去，把椅子搬到院子里站着去。”
我觉得她说得有理。外面在下雨，姐姐好心递来一把伞，我扛着板凳夹着伞，走到院子中间摆好踩上去，一手举“小灵通”一手举伞，仰头望天。
姐姐笑声更甚，我问她怎么了，她摆摆手说没事，雨太大溅到她脸上了。
3
父亲更换过三个“小灵通”，而我读了五年网络小说。南派三叔、天下霸唱、天蚕土豆、唐家三少……这些网名“鬼火”的写作者，让我头一遭知道原来小说可以写成这样。记得学到“漫卷诗书喜欲狂”这句诗时，我激动地拿红墨水笔圈住，在旁边写上：“我懂，我懂！！！”还拿黑色圆珠笔描了花边，借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在按键手机、2G网络和大运摩托一起风驰县城的年代，我和姐姐经常在晚上挤在一个土炕上，趴在一个枕头上头抵头看这些网络小说。姐姐看书速度太快，总是我刚看到一半，她就着急翻页，为此我俩没少斗嘴。好几次，我俩晚上偷了手机，父亲会猫在门口突击检查，抓包是经常，逃过是侥幸——其实哪有什么侥幸，都是父亲的纵容。
多番斗智斗勇之下，我们的偷技和父亲的藏技都节节高升，好几次我铩羽而归后，只能派出姐姐，她脑子活泛，每每出马必然是满载而归。所以“小灵通”的操作使用权被她独揽，我只能在一旁蹭看。迷上《盗墓笔记》那段时间，为了每天都能看上几章，我还得卑躬屈膝地为她端茶倒水，任凭差遣。等到看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句词，我再次摆出红墨水笔、黑色圆珠笔，写下“我懂！我懂！！！”去暗暗反抗。
其间滋味，现在想来也让人唏嘘。
姐姐大我三岁，早一步跟上时代潮流，和同学一起混迹网吧，成为众多家长学生口中的“哈种”。她初中考入冀城的一所重点中学，学校离家不远不近，上下学要经过一条七拐八拐的小巷，穿过车来车往的外大街。小巷周围是冀城老居民区，临街巷口除了诸多商店外，街对面就开着一家网吧，无论何时都是人满为患。
一次，我又在巷口等她放学，眼见蓝色校服一个个从身旁经过，却始终等她不来，人群里一头黄发的橙子看见了我，喊道：“静静小弟，你又来等你姐啦？你姐上网去了。走，我带你找她去。”
橙子是姐姐的好友，妥妥的不良少女，一头黄毛被老师惨批过不知几何。偶尔我也看见她手里夹根烟和一群贼丑的男生站在巷口谈笑风生。但是有一说一，橙子对我不错，她请我吃雪糕、不笑话我穿姐姐的女式袜子，就是好人，大大的好人。
因此，母亲总骂我和姐姐没脑筋，和坏学生钻一起，总有一天也要变坏。我不同意这话，狐朋狗友们和我一样学习成绩差、家庭条件差，大家都是泥腿子，谁也没法笑话谁。学校老师也看不惯，骂我们烂棋子一篓，臭味相投。话说回来，大家都不傻，谁会愿意和差生待在一起呢——阶级和圈子从小就有，家境好、学习好、受老师待见的，很自然地凑作堆，而成绩平凡、农村家庭、被老师嫌弃的，也会识趣地不去打扰人家。
在冀城，网吧几乎等同于吸毒犯罪，无论学校内外，大家都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出入网吧的人。在学生中间，也常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网吧奇闻，黑社会、小姐、打架、招嫖……虽然耳畔飘着诸多小道消息，师长们不断恐吓着我们，可大家依旧对出入网吧的人心生艳羡。网吧，这个集中了全县最多的高科技产品、连接外面广阔世界的地方，成为我们那一代学生心中的秘境。
我第一次走进不良少年们的集聚地，迎来的却是失望——根本没有传闻中的香艳场景，反而是浓烈的臭脚丫子味混着呛鼻的烟味，那烟甚至比土灶的烟还大，都快成固态了。我和橙子好不容易才找到姐姐，见她将书包甩在一旁，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十根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通盲打。
姐姐正在玩《QQ炫舞》，结束一局游戏后，她开始教我怎么进入商城给人物买衣服、买首饰、换发型、换皮肤，讲解如何和QQ好友互动，在虚拟舞厅来一场炸裂全场的双人舞。她把耳机戴在我头上，耳机里是当时大火的许嵩的《素颜》。我听着歌，看姐姐在键盘上一顿疯狂操作，虚拟人物做出一个个指定动作。一曲终了，全场第一。然后，她摘下我的耳机说：“拿两块钱，去前台找管理员给我再续一个小时，我的机号是……”
2012年的县城网吧，女生《QQ炫舞》，男生《穿越火线》，电脑一天二十四小时运作，为了防止主机过热，老板还会在主机上放了一瓶冻实的矿泉水来降温。那天姐姐还说：“来，我帮你申请一个QQ号，你想想密码。”
自此，我拥有了一个QQ号，拿到了一把通往虚拟世界的钥匙。
4
2014年，我读初二，班里一个女生有一个笔记本，正面用来抄歌词，反面用来记录大家的QQ号和网名。她极其认真，每个人的姓名、QQ号与网名逐个对应，字典一样。谁要是变更网名，也会找到她，要求她将旧网名划掉，记录上新名称。我一直想不通，她既然有此等意志力，为什么回回和我们几个混小子挤在一起赶工抄作业？
我的第一个QQ网名已经记不清了，相比其他人“葬爱家族式”的网名，我的网名就是一股文艺小清新。当然，班里同学也有网名起得非常攒劲的，有两个我至今无法忘掉，一个是“蹲在坟头唱征服”，一个是“谢江江给爷打飞机”。他俩本人也是我班的卧龙凤雏，常年盘踞在教室最后一排，公认的捣蛋分子。
谢江江是我中学班主任，他体罚手段颇为厉害，教室卫生角常年立着一根六公分宽、一米长的木板——那是打我们的戒尺。谢江江最喜欢用那板子抽打学生手心或者大腿，与别的老师直上直下不同，他都是甩开膀子抡圆了打。班里七十多号学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没有尝过这滋味。
一次谢江江逮到了一对早恋的同学，李凯华和王丽，专门开了班会来整治他们。谢江江把两人叫上讲台，将搜出来的几张情书发给他们，然后要求两人分别大声朗读。
大扫除后的教室一尘不染，整个教室安静到死寂，全班同学低下头噤若寒蝉，生怕弄出一丁点声响。谢江江歪靠在讲台上，拿板子指着李凯华，催促他：“赶紧，别浪费时间！”
李凯华垂头丧气，我往讲台上偷瞄，他和王丽低垂脑袋后脖颈凸起的隆椎棘突像绞刑架一样高耸，我一边害怕一边滑稽想笑。
“慎微，上来！”谢江江点了我名，同学们纷纷抬头。
“你刚才在做什么？”
“没干什么。”我刚说完，面前扫过一阵恶风，谢江江突然抓住我头发，将我的头往天花板一拽，一个耳光在教室炸响。
“我X你妈，你两只眼睛刚才往哪看？”
“不愿意？有意见你去找校长，把我这个班主任撤了，你来当！”
我不说话，拿眼睛瞪他。
“你牛什么？”谢江江朝我右脸来了一巴掌，“我问你牛什么？”他拽着我的衣领往教室门口墙上撞，因为位置狭小，我被第一排的桌角撞到了腰窝，顿时疼出泪来，讲台下的目光更是让我无地自容。太阳穴两侧有热血往脑袋顶上涌，那一瞬间我愤怒到想死。
然后，谢江江突然放开我，转身扇了李凯华一个大嘴*****，暴躁道：“念！”
李凯华屈服了，开始念起那封皱巴巴的情书：“展信佳：王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到你，还记得星期一的早上，江江（小声）让你和王东东换座位……”
“死了吗？大声点！”谢江江骂道。
“江江让你和王东东换座位，我很开心，他终于做了件人事。你不知道，其实我早就想和你坐一起了。之前分值日表的时候，我们分到了一个组，每次和你一起打扫卫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想要是能天天打扫卫生就好了，就能和你多待一会儿。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喜欢你了……”
王丽听李凯华一边读一边哭，再也忍不住，将情书揉成团捏在手心从后门跑了出去。教室里没人敢动，大家坐在位置上，定定地看着。
从那天起，我将网名改成了“谢江江你X了个X”。整个中学时代，我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青春美好，课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小人书，向往着书里提到的每一个地名，憧憬着逃离学校，逃离冀城。
这时候的冀城在我眼里小得可怜，我骑着自行车满城晃荡，一条街一条街地骑，仿佛一只想冲破蛋壳的雏鸡。闲书一本本磊起，像一把梯子，我真想踩着这把梯子，像小学时踩着板凳一样，寻找山顶的信号。
站得再高点，或许真如姐姐所说，就能连接到外面的信号了呢？
5
初中三年，虽然我开始熟悉网络，但是上网是没有条件的。小书摊和报刊亭，还有一个大众书店，依旧是我的精神食堂。当时，母亲每天早上给我三元早餐钱，我全攒起来买书，买的最多的是《读者》和《知音漫客》。2014年，《读者》四块一本，《知音漫客》六块一本，一个半月刊，一个周刊，我雷打不动地买了四年。这些杂志上有许多群号和笔友交友的QQ号，作为一个小镇文艺青年，我自然不能错过这种时尚，QQ好友列表里全是全国各地的同龄漫友书友。
我经常偷父母的手机聊QQ，当然，他们的手机还是键盘机，虽然可以上QQ，不过看不到好友空间和动态。当时的手机一般配两个及以上的电池，所以要用到万能充电器，使用时需要把电池拆卸下来看好正负极，卡准充电器的金属片，万能充上有信号灯，红色一直亮代表电池松动，红灯闪烁是正在充电，绿灯亮起是充电完成。
母亲是个急性子，老是卡不准，充电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头上，我会偶尔故意卡不准电池板，她第二天出摊没电，就只能把手机扔在家里，我阴谋得逞，登上QQ和书友漫友群友大杀四方。因为看的书多，我每次讨论都能独占鳌头，一时间溢美之词满屏乱飞。
这些来自陌生人的肯定，给我灰暗的中学时代打开了一个缝隙。我喜欢这种虚拟的快乐，它让我觉得自己真实存在，而不是教室后排的一个影子、老师皱眉的存在、毫无尊严乞求施暴者住手的垃圾。我被时代搭救，在虚拟和现实的光影中，我藏身黑暗侍奉光明。
2015年，县城墙上刷上了新的标语：“看1G，玩2G，畅3G”。
我初中毕业，混上本地一所末流高中，用积攒一年多的钱买下第一部智能手机，从此告别偷手机玩的旧时代，迎来偷玩手机的新时代。
新手机能进入QQ空间了，刷好友的说说、动态，好友列表成员更多，APP也越装越多。一个广阔的网络世界，在县城少年面前徐徐展开，我蒙着眼跃入其中，不管它是什么泥泞沼泽还是阳光沙滩，我只想自由快活。
不过，快活是需要流量的。我经济拮据，经常拿着手机去移动营业厅门口蹭网。电影、小说、音乐，统统先下载到手机里。为了提高储存量，我又买了一张SD卡，但是可能买到假货了，老是损坏，下载的东西经常过一段时间就打不开了。
为此我没少鼓捣手机，可囊中羞涩换不了新设备，也因祸得福，大部分时间还是沉浸在闲书上，也开始在网上试着写些东西，诗歌、散文、不是小说的小说。
一般，我会先在纸上打草稿，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发去QQ空间。由此，收获了九宫格输入法“无敌金手指”的美名，也招徕了一些爱好文学的好友。
真正的改变是我的，是一篇诗歌被刊登在《读者·原创版》上，随着样刊一起到来的，还有二百四十六元的稿费——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起点。
说句老实话，当时我一整个礼拜人都是晕晕乎乎的——当年我家豆腐房的水豆腐一斤两块，刨去人力水电成本，一斤豆腐顶多赚八毛。二百四十六元，我妈得泡多少斤黄豆，在锅炉边熬多长时间，在严寒酷暑的街头招呼多久呢？
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它将我从鸡零狗碎的劳动中、从灰暗阴霾的学习中解脱出来，不仅提供了精神避难所，还有物质奖励。我从来没想过那些写在草稿纸上乱七八糟的字，某天会变成铅字出现在一本带着油墨香的杂志上，而那个在泥潭里挣扎的少年，抓着稻草摇摇晃晃地爬上岸了。
那一天，我感觉自己奋力挺直胳膊端举的“小灵通”，上面的蓝色信号光点似乎变得更明亮了。
我将喜事偷偷告诉了姐姐，姐姐很欣喜，又告诉了父亲。上高中后，父子关系踩在了钢丝绳上，爷俩一起干活时经常斗气，有时会升级为肢体冲突。一个周末，我照例在豆腐房磨黄豆，父亲突然问这事，先是问我挣了多少钱，又告诫我少看些小人书。我一直默默听着，不作声。父亲忽然说：“也就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过去，读书人第一件事就是看字，字写得差，文章写得再好也是白瞎。你是走运了，就你那字，歪歪扭扭猫抓狗刨，怎么可能会被人家看上呢？”
这话像一把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庆幸，如果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出头的机会。开家长会时，我躲在教室门外，听老师依次喊着成绩前十名的家长上台领取奖状，然后是班干部家长，三好学生、先进学生、进步最快前十名的家长，但始终没有我的家长。父亲矮小的个头、肥厚的身子，眼睛巴巴望着，坐在小小的板凳上，身后就是湿淋淋、臭烘烘的扫把、拖布、垃圾桶。他坐在那，低着头，和周围家长尴笑，和我坐在那儿低着头不敢看其他同学一模一样。
幸好我有姐姐，第一篇诗歌刊发后她就不断鼓励我，坚信我和别人不一样——即使我沉默寡言、即使我成绩倒数。姐姐活泼、刚强，成绩永远在前三名，我也曾经郁闷，觉得是母亲生姐姐时将智慧给了她一大半，只给我留了一点点。所以她发自内心的信任和鼓励，对我的作用很大。
二十岁前，我被冀城笼罩，在里面徒劳地撞墙，我厌恶生活的苦、厌恶指指点点、厌恶去学校、厌恶去摆摊。我急需做一件事，将我从这种碰撞里彻底拔出来——所以，我开始用手机写小说。
6
2016年，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投稿信息，当时微信和公众号这种时髦产物还没抵达冀城，QQ里的书友们倒是经常提起《萌芽》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与这本杂志一起提起的，往往还有两个人名：韩寒和郭敬明。
五月中旬，我决定投稿。稿子照例先写在草稿纸上，然后工工整整地誊写好。米淘洗好了，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参加大赛得有报名登记表，而报名表在《萌芽》杂志上，我跑遍冀城所有的报刊亭和书摊，竟然没找到一本。书摊老板告诉我：“这种文学杂志你得往大城市找，咱们这样的小地方，没人进这种货，不值钱。”
从县城去市里的单程票要二十元，来回将近三个小时。我打定主意，星期天一早就去班车站搭车，然后去市里的报刊亭碰碰运气。我记得自己当时背了个书包，书包里装着一大瓶开水、一袋母亲烙的洋芋馍馍。我上了一辆臭烘烘的破烂依维柯，到了市汽车站，出去跟只无头苍蝇似的乱撞。
中午，炎热的街面上没有多少行人，摆水果摊的小贩倚着遮阳伞昏昏欲睡，我还是没有找到《萌芽》杂志。我靠在被树荫遮蔽的街角，一手拿馍一手端水，把吃的往肚子里送。手机快没电了，我查完附近的书店和报刊亭的位置后就关了机。因为怕被偷，我用装馍的塑料袋将手机包好，藏在书包的夹层中。
吃饱喝足犯困，我索性蹲下来眯觉。柳树枝被风一吹簌簌地掉，一只青虫落在了我的头发上，我将它拿下来放在脚边。太阳逐渐往西偏移，马路上被蒸出一层水汽，空气像海浪般起伏。我不知道真正的海浪翻滚是什么样的，读父亲口中那些没用的、祸害人的闲书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海的描写。我想，读到这些片段的时候，我就在看海了，看脑子里波涛汹涌的海。
夜幕时分，赶最后一趟班车回县城的我，肚子干瘪，背着空荡荡的书包在街道上奔跑。人行道上满是吃完晚饭散步的人，牵着手拉着狗慢悠悠地享受五月的晚风，他们脸上的闲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从未在摆地摊的母亲或者在豆腐房的父亲脸上看见过同样的表情。
在市里跑了一天，我还是没有找到《萌芽》，没办法寄出辛辛苦苦写的小说。我感觉自己要和那座遥远的信号塔失去联系了。我登上QQ，向群里的书友们求助，一个书友说：“你可真傻，杂志后面有期刊号，你去网上搜搜不就知道啦？拿着期刊号去邮局订，多么简单的事儿！”
隔了一个月，我订阅的杂志到了，补上报名表后，我又第一时间寄出了稿件的挂号信。然后，我开始期待回信，憧憬着在某天上课时接到电话。我等待、期盼、心急如焚、心如死灰，时间一点点过去，稿子石沉大海。
十月，我不再盼望远方的回音，生活变回了老样子，在一摞书墙后，我盼望着荒芜的青春早日消耗殆尽。
就在此时，命运神来一笔。
那时学生之间正流行一款拍照搜题的APP——小猿搜题。对于末流高中的我们来讲，这几乎就是写作业神器。
2016年，中国教培行业生机勃勃，在冀城这样教育资源极端匮乏落后的地区，这个APP显得格外亮眼。当时，小猿搜题举办了一次作文大赛，大赛的具体要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首奖是十万元，而且有机会去北京参加现场决赛，主办方包差旅食宿费用。
我不奢望巨额奖金，注意力全在“去北京”上。那段时间我渴望逃离、渴望走出学校、走出冀城。北京，首都，新闻联播上听过，具体什么样呢？我开始迷迷糊糊地写，一字一句地用手机敲下文章。我那部手机大概是电池板不行了，待机时间极短，隔一个小时就得充一次电。没法，我只好打一会儿充一会儿，好歹是完成了。
初赛名单里有我的名字，那一刻，我获得了久违的喜悦。反复确认后，终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将手机拿给姐姐看。姐姐比我兴奋得多，眼神里冒光。我开心极了，不过还得参加第二轮“导师命题”的复赛，获得前十，才能去北京参加决赛。我不敢心存侥幸了，升级了设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网吧包夜。
当年教育局和学校抓得很严，教导主任多次在升旗讲话的时候发狠，说谁要被他抓到上网，一律开除处理。所以，网吧包夜的事情我只敢跟姐姐说，央求她给我打掩护，姐姐答应得痛快，还提出与我同行。
十一月中旬，秋风萧瑟，我俩偷偷摸出家门，踩着一路月光，沿灌渠近道向网吧挺进。母亲觉轻，为了防止开门声惊醒她，我用口香糖粘住铁门锁销口，轻轻掩好房门后，这才放心走掉。一路上，我俩都很兴奋，我兴奋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包夜上网，参加比赛；姐姐兴奋是因为她正在与死党竞争《QQ飞车》的游戏等级，她可以在游戏里升级了。
到了地方，找网管交费，一个人八块，从晚上十点到次日早上八点。我们进去时快十二点了，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稿纸准备敲字，但是又遇上了拦路虎——九宫格拼音打字我是炉火纯青，但二十六键的键盘，我只会“一指禅”呐，我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艰难拼写。
网吧包夜的人不少，看不到几张空位，都是初高中生，只有零星的社会人围在一台电脑前抽烟、打游戏、唠黄嗑。空气里照例弥漫着浓烈的烟味和游戏的厮杀声，只有我像个怪胎一样，对着五页稿纸，用两根食指生涩地敲击键盘。偶尔有上厕所的游戏少年经过我身旁，被我这不合时宜的举动吸引驻足，然后一边咧开牙缝吸气一边奇怪地盯着我看：“怪事，网吧里还生出个作家。”
我装作没听见，全然不顾这些声音。那天晚上，在那个小小的网吧里，我盯着电脑显示器，用一块键盘、两根指头架起了一座看不见的桥。我听到自己年轻有力的心跳，想起了谢江江的巴掌声，黄豆机碾碎黄豆的声音。电脑右下角的信号图标是满格的，我思索，山顶上的信号塔开始连接另一个世界了，我正在去往新世界的路上。
7
时至今日，我依然会想起，在周围一圈狐朋狗友纷纷化身网瘾少年通宵达旦去网吧包夜逃早课的情况下，我却因为手笨玩不转键盘、《穿越火线》的瞄准镜、《QQ飞车》的氮气出弯而被无情抛弃。哪怕我每次都为他们的逃课打掩护，但依旧免不了被耻笑。一个差生连游戏都不会打，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男生之间谈论最多的就是网游，我没法加入，时间一长自然被疏远。
所幸，我并不会感觉无聊，那些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故事能填满我所有的空闲。等待决赛名单公布的那段时间，我依旧靠着闲书打发每一节课。
出名单的日子是周末，正好赶上读大学的姐姐回家。我没想到自己真的会入围，怀着一种难言的激动，将手机拿给姐姐。姐姐开心极了，说一定要拿给母亲看：“想想，北京！你要去北京了！这是多大的好事，谁能想得到？走，我们现在就去街上帮妈收摊。”
姐姐拉着我就往母亲摆摊的地方走，第一次我感觉这条路这样轻松。以往跟母亲出摊或者收摊的时候，我需要蹬人力三轮车或是在车屁股后面推车，而且总能碰上同班的女同学。在我家那条老街上，做邻居的小学初中同学不少，他们都考上了很好的高中，每次遇见母亲都温和地打招呼，但是一错过身，母亲就教育我：“看看老李家的姑娘，小学你们一个班，可人家的孩子争气，考上了县一中。我生的孩子是个肉疙瘩，还要他妈花钱往沙坝河中学说。”
我听了这话，只能头腰弯得低低的。母亲看见又会说：“一说你，你就把头埋进裤裆，没出息！”
我恼羞成怒，把三轮车蹬得飞起，恨不得当飞机开。可没法，一条街上的邻居，青春期的孩子，自尊心长得比个头都快，曾经的女同学们，现下个个青春洋溢、光鲜靓丽，而我一身臭汗地蹬着三轮。
出发去北京前两周，我在决赛的QQ群里先认识了全国各地的选手。我在群里相当活跃，因为差生的时间总是要多一些的。我们经常讨论某个作家的某本书，如果讨论的书我没读过，我立马上网搜免费的资源，囫囵吞枣地狂读，有时候没读完就又跑到群里叨叨。
那时，我和云南的晓雪互动最为密切。我俩经常聊一些文艺作品，也聊家庭和青春烦恼，十六七的少男少女脑子里天马行空，各种奇思妙想。
去北京的日子很快到了，火车、动车、飞机，我坐了三个“人生第一次”，从早转到晚，穿着父亲为我置办的新衣，带上母亲为我准备的干粮。就这样来到了离家一千六百公里外的首都。
父亲说：“出门在外，先敬罗衣后敬人，要穿得新点才行。”
母亲说：“穷家富路，被往出来拿，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家的狗窝，出去凡事要小心。”
姐姐说：“去吧，好好玩。”
到了北京，这些都被我抛到脑后，从上飞机到落地，真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第一晚，我见到了许许多多之前在QQ群里聊得火热的好友，盐城的惠平、湖州的越洋、池州的小陈、海南的媛敬，当然还有昆明的晓雪。我们热热闹闹的一群人，在北京凌晨的大街上谈天说地，聊小说、北京的天气、家乡的景物风俗，聊明天的现场比赛。这些同龄的少年，身上有一种流动的光彩，是一种我从未有过的蓬勃朝气，混迹其中，我仿佛也沐浴了这片光彩。
小陈和我并排走，转过头问我：“你知道玛莎拉蒂吗？”
我诚实地摇摇头。
“你看《红楼梦》，写‘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觉得现代的女人用车比喻更好。你懂车吗？”
“怎么个说法？”
“有的女人像玛莎拉蒂，有的女人像一汽大众，还有的女人像五菱宏光。不仅是外表身材，更是命像。有些人天生就是好车，穿金戴银，生来就不凡，有的就是劳苦命咯，和五菱宏光一样，天天拉货，一身灰土。”
我立马就联想到了母亲，我想她应该是一辆人力三轮车，而且正在爬上坡，要吱呀吱呀拼命蹬。每次母亲收完摊，我蹬车回家都要经过一段长长的上坡路，三轮车发出刺耳的响动，母亲就会骂我是条赶命的鬼，让我紧着车子。夜里母亲躺在炕上，她快断掉的腰、抬不起的胳膊、浮肿的腿，也跟老三轮一样吱呀吱呀地声唤，她一叫，我就知道她身体里的螺丝快松了，赶紧给她找药、端水。她吃的药足足一把，五六七八个小药瓶、铝箔药板，她一仰头，一抿水，一把药进了肚。
很多个夜晚，当黑夜罩在身上，我侧躺在床，听着母亲像婴儿一样咒骂疼痛，我就无端恐惧——如果她身体里的螺母突然滑丝，我要怎么办？
8
在北京，我接着经历了更多的第一次，住酒店、看电影、吃北京烤鸭，可以在明亮的房间里不用害臊、不用遮掩地谈论看闲书和写小说。
当然，首奖与我无缘，但是颁奖礼，那十万块交到别的选手手里时，也给我了极大的震撼——只需要花三个小时写出一篇作文，就能挣这么多钱。导师们在台上说了很多话，但是当时我一句都没听进去，脑子里始终在换算一个底层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和一篇文章的价值。我想起许多场景，家里豆腐房的热气腾腾，父母为五毛钱的利讨价还价，谢江江罚站我们没带书本费……越来越多，“吧嗒”一声，一滴泪掉在手背。
我吓坏了，赶紧把头低下。
北京饭店里的烤鸭两百四十元一只，我手里拿着筷子，想的却是冀城十字路口窄小商铺里的“果木烤鸭”，二十元一只。“命如浮草，身如鸭。”回老家的飞机上，我在餐巾纸上写下这句话。三天的“桃花源”体验卡到期，回去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什么都不会改变。
写作，这是个窗明几净的词语，背后是文学、是文艺，是绿色桌布上滔滔不绝的嘴，是白腻腻的拿笔和稿的手。我借着互联网的梯子爬上写作的窗户，我明白自己是扒在窗台向里张望的人。文学没有阶级，但写字的人是有的，有些人要被生活里的泥泞、铁丝、锅铲碗筷绊住脚。
幼年时，我踩着板凳举着小灵通在院子里搜寻的信号，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我真的成功连接上了，借着那发散蓝光的信号点，我从西北的石滩走到北京，现在又走回来。姐姐说得果然没错，信号塔确实在山顶，只需要举得再高、再长一点。
我主动结束了在网络上到处聊QQ和看网络小说的日子。见过了网络另一头的世界，我越发想要走出冀城、走出囹圄大山。我开始把屁股扎在教室板凳上和数理化较劲。当然，我清楚自己几斤几两，靠写作吃饭在那个阶段是万万不可能的。考个好分数，读所像样的大学，毕业后找份可以糊口不用下苦力的工作，就足够了。
比赛回来后，聊天小群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活跃，直到这赛事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网页。这个跻身网络偏僻角落的小小世界，是容纳四方江湖客的龙门客栈，我们在这里聚散，键盘上四指纷飞、谈笑鸿儒。
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下的快乐，其实不是开端，而是青春的终结。
到今天，七年过去，曾经在网络上高谈阔论文学的少年们，早已步入职场开始下一站人生。QQ群还在，只是大家的冒泡频率基本以年为单位，群里的聊天记录也保持在了两年前。我早已不用QQ，将社交重心转移到微信，但那些沉默的人和沉默的聊天列表也没舍得删。我想，那些灰色头像总有一天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再次跳动起来。
我了解朋友现状的途径和方式也与以往不同，微信朋友圈代替了聊天框，偶尔的动态、点赞成了一种新的打招呼方式。海南的媛敬在攻读法学硕士；湖州的越洋从英国留学归来开启了新事业；池州的小陈踏进了体制，越发“厅里厅气”；盐城的惠平还在读书，越发美丽动人；而晓雪，在不久前举办了婚礼，获得了新的人生体验卡。
大家纷纷在生活的热气中翻滚，我问晓雪：还在写作吗？晓雪说，她仍然坚持读书，但是已经不再写长段成章的文字，更多的是随笔，“大家都在往前，我没办法，我退无可退”。
我被这话击中——中学时代八百字的作文方格纸，她写两千字都喊不过瘾、不够写。她有很多的话想要对世界大声宣告，有很多想法想表达、想被看见、想被认可。而现在，所有的苦乐都在一笑中泯过。和她一样，生活中最可怕的不是重锤，而是拧毛巾，一点点的，我们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被生活的得意和失意拧尽青春。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七年前，我们在北京的大街上畅想十年之后的自己，没想到这么遥远的路程，竟然走得这么快。今天，小灵通早就成了历史，ChatGPT成了时代最新风向标。我偷父亲手机上网时读到一本科幻小说，里面写人类的脑袋以后会有一个像手机充电口似的接口，用来插芯片或者连接计算机——现在这已经不是科幻了。我用MP3插有线耳机听崔健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时候，冀城是永远的黄土、永远的十一站公交、永远的一眼到头。
可今天，世界是真的变了。网络变得太快了。前面的人在走，后面的脚印顷刻间覆上。
但纵使如此，走过的路是真的，鲜花和荆棘也是真的，生活不是“Ctrl+C”“Ctrl+V”，面对生活的键盘，不管是十指盲打还是“一指禅”，我们留下的每一笔、每一划，都会真实显现并记录保存。
我想，生活的意义或许就是不让自己的人生页面留下一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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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我的桃花源
2023年秋，我去外地出差，见了大学时期的好友杨霜与少红。我与杨霜在学校接触不多，和少红则是同班同学，尽管毕业后再未相见，再见时却一如往昔。为此，杨霜还调侃我们：“追念朱颜翠发，曾到处，小女子不过是个看戏的局外人。”
那时我们几个处得极好的同学，除了少红，还有老大、小二姐，我们四个人几乎形影不离。少红如今在乡镇上当老师，已结婚生子，儿子小河与我一见面便说要抱抱，他踮起脚尖小声问道：“妈妈以前是不是爱过你？”我告诉他：“妈妈最爱的是你，在她心里，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你。”
杨霜像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有意当着我的面提起了老董：“好像只有我与你们没有瓜葛，老董也算当事人吧？老董要结婚了，他是当地的引进人才，以后可能会被重用，说是怕不结婚影响不好。前几天还约我来着，你猜新娘是谁？真是念念不忘，就真不忘啊。”
我说：“总不能是小二姐吧？”
杨霜故作神秘道：“说是小二姐当然不对，可要较真来说，那就是小二姐。”
只见杨霜飞快地在手机上打着字，接着老董就发来视频，我礼节性地露面打了个招呼，他便哽咽了。
杨霜赶忙活跃气氛：“莫不是你俩在学校还有啥刻骨铭心的故事？”
老董则红着眼圈道：“十年了。”
杨霜一愣：“是噢，十年了。”
我没说话，老董兀自在那边叮嘱我：“多保重，虽没联系，但我们都惦记你，有话要说出来。”
我点头：“等我忙完，就来看我们小二姐。”
老董说：“好好好，我这就去告诉她，先挂了啊！”
“你们看--雨停了，晚霞冒出来了。”不知何时一道夕阳闯了进来，贴在少红雪白的脖子上，她兴奋地喊，“秋天还有低飞的燕子，定是从我们学校的春天里飞来的燕子，美好总在一瞬间尽收眼底。”
我附和道：“多少次下课了，我们去食堂打饭，夕阳是最好的下酒菜。”
此时，绯红的夕阳映衬着我们的半边脸，空气中弥漫着麝烟的味道。我微闭双眼，好似望见断肠人不在天涯，而是回了家，炊烟袅袅，暖意融融。
1
上大学的第一天，我便遇见了少红。我们在火车站坐同一趟迎新班车，同是独自一人来学校，又是最后下车的两个人。我是想着自己腿脚不好，不和别人挤；而少红则因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全部身家只有一个书包，两套换洗的衣服，一个塑料桶里装着几个衣架；少红则足足带了四个编织袋，一个行李箱，连锅铲、碗筷、插线板都带了，手上还抱着一个老式铁皮暖水瓶。好几个对新生（主要是女生）热情似火的学长，在见到少红的那一堆东西后，都借故走开了。
我这才与少红说了第一句话：“要不你先去报到，知道是哪一栋宿舍后，我来帮你搬吧。”
少红看了我一眼：“也好，反正怎么的也一趟搬不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行李，可以吗？”
我点头答应，少红匆忙离开，很快又折回：“我还是先提两个袋子过去吧，万一离宿舍不远，能节省时间。”只见她麻利地提起两个编织袋，脸不红气不喘，一看就是那种没少干活的女生。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少红回来了，旁边还跟着两个女生，说是少红的室友，听说她还有东西要搬，便坚持要来帮忙。其中一个女生穿军训服，大眼睛、有酒窝、微胖，那身奇丑无比的军训服被她穿得英姿飒爽；另一个穿长裙，头发微卷、肤色白皙，说话好听，一直带着笑，总有男生回头看她。
我们几个都是同班同学，聊过几句之后，她们便喊我“小菜”，“小菜一碟的小菜”。
几天后，那个穿迷彩服的女生被选为班长，因其为人仗义豪爽，大家都喊她“老大”；穿长裙的女生因其生日为二月初二，又总想穿越回古代当店小二，人便称她“小二姐”，她是我们法律系“三美”之一，后来大家发现她人美心善，又送其外号“律政俏菩萨”。
刚入学那两天，我时常走在学校的绿荫小道下，莫名地就笑出了声。想着自己前一个星期还在工地砌墙，还总是梦见自己年近八十、胡子花白了仍在佝偻着身子颤巍巍地搅拌混凝土。而今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在宁静的校园里，尽管身上只有千把块，却丝毫不慌张。
办理助学贷款时，又见少红，她提了一嘴，说自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能读完高中已实属万幸，大学所有开支，包括学费都得自己赚，能带的东西都从家里带。奶奶曾多次叮嘱她：“毕业后，最好将带出来的东西都带回去。”我俩达成一致，若有兼职信息，互通有无。
军训开始，我和小二姐均不参加——我是因大腿受过伤，尚未治愈；小二姐却看不出有何问题，她面色红润，腿脚麻利，一天到晚零食吃个不停，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她是校领导的亲戚。
学校虽然批准了我们不参加军训，但辅导员会要求我们在一旁观看。第一天军训时，我和小二姐坐在草坪上大眼瞪小眼，都觉得又好笑又好气，第二天我就不去了。大概是无所事事，那时候的小二姐天天像跟屁虫一样追着我跑，还总会问我：“生活于你而言，到底是大方的馈赠，还是无度的掠夺？”而我忙着进货、摆地摊，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无聊。小二姐也不恼怒，笑嘻嘻地陪我守在地摊前，落落大方地挥手叫卖。
小二姐冰雪聪明，哪怕六七个人同时来挑选东西，只要说过一遍，谁要买什么，付了多少钱，应找多少钱，她都记得一清二楚，从无差错。没事时，她便拿着钱在夕阳下照了又照，感慨道：“钱是个好东西啊，话说什么都是好东西，包括这个摆地摊的小伙子，哦，他不是东西。”
我偶尔劝小二姐，说我一个人忙得过来，让她去做自己的事，或者上图书馆看书去。小二姐却跺着脚道：“他们军训，我不想一个人待着，再说了，大好的年华去什么图书馆？”
我只得又说：“我是有女朋友的，老是和女同学混在一起，我怕被误会。”
小二姐又故作惊讶，表情夸张：“哦哟！有女朋友的啊，了不得！说来听听，你们有着怎样的海誓山盟？”
说到女友，我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有人来买东西也无暇顾及，还是小二姐一边听一边笑着招呼顾客。那时候的我满是憧憬：“她今年在实习了，等我一毕业，我们就结婚，死生契阔，与子成悦，这辈子爱一个人就够够的了。我婚书都写好了，在箱子里锁着。我们以后会生一个女儿，我一定能做一个好父亲，品行端正，专一守信，做女儿的定海神针。一个父亲最不该的就是让女儿在家便对男人失望。无论她遭遇任何挫折，哪怕是受伤，只要回家看一眼父亲，便能元气满满……”
小二姐把收到的钱塞到我手上：“兄弟，说来说去，合着人家就快毕业了，还要在外面等你三年啊？你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听天由命吧，有些人突然就不想等了，有的人一辈子也等不来人，不过我爱听你讲这些。你记住啊，如果有天有人离开你了，你要想啊，她也期许过天荒地老，这样你就不会那么难过。只有自己真正能掌控的东西，才能在未来给你想要的答案。”
我那时候只是似懂非懂。
2
军训结束，同学们都晒得乌漆嘛黑，而我和小二姐皮肤本来就白，又不曾暴晒，便显得与众不同。小二姐收了好几封情书，拒绝人的理由就五花八门了：比如要摆地摊，或者近日诸事不宜之类。有时，她也会向老大告状，说我动辄就赶她走。有次老大一把揪住我耳朵：“有女朋友了不起？一天到晚嘚瑟。少红你拿我的相机拍下来，看他女朋友敢来我们学校护犊子么？”
其实那 时我很喜欢和小二姐她们待一块儿。我们班男生远少于女生，而我和室友们相处得一般，习惯了一早出门很晚才回去睡觉。
老大家境殷实，会多种乐器，能作画，篮球打得也很好。她性格洒脱，热血衷肠，即便是在男生这边威信也很高。但没多久，为了少红，老大不当这个班长了。
起因是贫困生助学金评选，因名额有限，老大提议个人准备材料，再由班委会成员、学生代表、辅导员共同筛选，确定名单后提交学校。但有人提出异议：“这不就是几个人关着门就把名额定了？都是学法的，最好讲求公开透明。”
辅导员为图省事，一锤定音：“请所有要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备好书面材料，依次上台公开讲述个人家庭情况，由全班同学投票决定。”此举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只有小二姐在台下小声道：“众生皆苦，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要慈悲啊。”
我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大腿受伤，从十二岁开始，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但我不想声泪俱下地与人比惨，宁愿过得再艰难一点。少红则决定参与竞争：“于我而言，也算一笔大钱了，以前哪怕问爷爷奶奶要一百块，都要纠结大半个月，若能申请到，兴许能讨他们欢心。”
整个评选过程，只有少红在台上没哭，她如实称述：“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如今他们七十多岁了，我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们。”一位女同学马上起身提问：“请问你父母还在吗？祖父母是否有存款？”少红点头：“父母还在，爷爷奶奶有存款。”那位女同学一脸得意：“很好，我问完了。”
少红未能评上助学金，另外两个真正贫困的学生也没上台。老话没说错，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被评上助学金的同学之中有人家庭条件不算差，可就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赢得了高票支持。老大对此评价：“毫无真相的民主，如此荒唐。”当天她便提出申请，不再担任班长一职。
那时大家家境差别很大，老大却从不炫耀。父母买的大牌时装她穿着好看，和我们一同买的以纯、美特斯邦威的打折衣服也穿着得体。手机按键磨损了照样用，还经常顺走我的郁美净抹脸，说好用极了。唯一与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是，她吃东西很挑剔，菜品多，分量少，不吃辣，也少油少盐。
当时我一个月的花销很少超过四百块，老大每月零用钱则有五六千，见我和少红做兼职辛苦，她也曾表达过要帮助我们的意思，说得很委婉：“我不是同情你们，是觉得时间珍贵。你们是学习的好苗子，却要花大量的时间谋生，实在令人痛惜。这个时间我买的起，就算日后你们要还，我也接受，真不希望你们不得已地接受廉价的工作以及情感。”
但我和少红还是拒绝了老大的好意。少红说她明白老大的好，但她欠不起人情了，而我认为：“人在命运不济时，一点一点地积攒生存的勇气，为了眼前能看到的希望而努力，那不叫廉价。”
老大听了之后，说她是基于自己十几年的人生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其实是家庭给我的底气，就我个人而言，也应该是艰苦奋斗的时候。所以如此说话，有些考虑不周，我真心心疼你们。”
当然，我是接受老大的其他帮助的。比如她会带我们参加各种大型的活动，了解商界人士的思维，包括对艺术的鉴赏等。她还领着我和另一位同学参加辩论赛，一起讨论“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以及“‘官本位’主义对司法的影响”等等，只要有她坐镇，辩论赛的一等奖就一定属于我们。
3
当然，我和少红依旧是两个小摊贩，白天或下雨不能摆地摊，便一同出去做兼职，如此一来，逃课是常有的事。好在小二姐善于模仿我们的声音，尤其公共课老师点到时，她总替我们喊“到”，有老师发现了小二姐的技能，也只是感叹一句“班中有善口技者”，然后小二姐低头忏悔“长怀惭念”。
我与少红扫过阶梯教室，在食堂帮过忙，给旅行社送过机票，做过旅游中介，卖过辞典，扛过桶装水，像两个停不下来的小陀螺。对此少红总感慨：“虽然忙得灰头土脸，却是买不回来的青春。”
有次，老大给我们接了一个活儿——她亲戚的婚纱店和照相馆联合在步行街做广告，需要两对模特分别装扮中、西式婚礼的新郎新娘。老大带我和少红去面试时，小二姐也闹着要一同前去。
当那个阴柔的策划人见到了我们以后，兴奋地翘起了兰花指，语态娇媚：“我呀，有个惊艳至极的天才创意哦，人就算一次找齐了嘛。”为体现化妆师和摄影师的“高超技术”，他让我和小二姐反串，小二姐扮中式婚礼的新郎，我扮新娘；西式婚礼则由老大扮新郎，少红扮新娘。
那天，步行街人头攒动，我们端坐其中，杲杲出日，锦衣披身，几个人面露微笑，真切自然。旁边不少咨询婚纱与摄影的情侣，都是手牵着手，相互偎依着。介绍套餐的工作人员指着我们道：“效果你们放心，一定能拍好。我们这两对为幸福打样的模特，差不多都是反串，却相当完美，无论如何新人都会幸福，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事情做好。”
小二姐调皮，时不时喊一句：“娘子，娘子，给夫君抠一下脚，痒死了，哈哈哈。”我让她讲求专业素养：“严肃点，结婚呢，等下领不到工资我哭给你看。”
老大也多有感慨：“人啊，需要多巴胺，至少某一刻需要，即便明知是禁锢。”只有少红低声道：“真好，我们四个人结婚了。”
回去的路上，小二姐笑着推了我一把：“有女朋友的小菜，来说说你的婚书是怎么写的？”我便大声念出——“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肴？式食庶几。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小二姐哼了一声：“为什么他念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的字最简单呐。”说着便将工钱塞给少红：“大喜之日，我想派发红包。”少红推辞，我便也帮着劝少红：“小二姐和我一起摆地摊也从不收钱。”老大说完也将钱给了少红，笑着说：“娘子，我上交私房钱。”
小二姐之所以一听就知道我的婚书是引用了《诗经》里的句子，是因为我有好几次摆地摊时，都在读祖父送给我的那本《诗经》。
我告诉过小二姐，祖父曾给我说，这本书里有韵律、有色彩，有画面、有故事，有贵族、有贫民，有同仇敌忾的兄弟情、有缱绻萦绕的男女事，有温情脉脉、有辛辣讽刺，有歌功颂德的盛况、有人自相食的惨状。遗憾的是祖父才给我讲完《风》就走了，后来我想他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读一读，遇到喜欢的句子就在下面画横线做标记。小二姐翻了几页后随口说了句：“能借我读几天吗？”
我没想到一向懒散的小二姐用不到一个月就能熟读《诗经》，她还埋怨我：“书是好书，就是你手痒，好好的情诗，你要在上面乱涂乱画，我看着就来气，你肯定是嫉妒人家长久的美好。”
说话间，小二姐突然有些感伤：“以后我当奶奶了，就给孙子讲我最喜欢的故事。那是我四岁时，爸爸讲给我听的：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庙呀庙，讲不完，真妙呀，好喜欢这个故事。”
小二姐将《诗经》贴在胸口：“爸爸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哭了。”
我不解：“这怎么还能讲哭了？”
她没再回应，忙着招手揽客：“优惠大酬宾啦，快来买呀，我们老板赚大发了，该知足啦——”
收摊时，小二姐又说起了她的家人，说她爸爸有幽默感，想逗她笑，又怕她笑岔气，就编一些冷笑话：“比如讲许仙上山采药，碰到一只乌龟。乌龟告诉许仙，它等了许仙一千年。许仙很感动，说和我家娘子一样，修行千年来人间。乌龟说，修什么修，我老老实实活了一千年。”
我装出冷得直哆嗦的样子，小二姐又说她妈妈是很温暖的人：“见不得别人受苦，有时见别人哭，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就会跟着哭。若你是她——儿子，肯定会常在嘴边念叨，要给小菜做好吃的。”
小二姐还有一个温柔漂亮的姐姐：“说来好笑，我以前看着别人家的姐妹抢东西、打架，觉得可有意思了。因为我们姐妹从来就没有过争执，我还没动手抢呢，姐姐就把东西递过来了。”
我不知道她为啥说我“赚大发了”，只觉得她和她的家才是真让我羡慕。
4
大一下学期，我们也大概知道了少红的身世，与老大和小二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有次模拟法庭课，是关于一个拐卖儿童的案件，我是“审判长”，少红是“被告人”之一。彩排时，少红表现专业，她说自己很想了解“人贩子”的心理活动，为此还专门做了功课。
等到正式“开庭”时，指导老师临时有事，中途走开了一会。“公诉人”为了在他喜欢的女生面前表现正义感，便借题发挥，最后收不住，唾液横飞，先抨击“被告人”丧心病狂，穷凶极恶，令被害人骨肉分离，应重判；接着痛斥律师无职业素养，助纣为虐；就连证人席上的“当年被拐卖的儿童”也批成“认贼作父，不知羞耻，对买自己的人有感情，不知划清界限”。
扮演“儿童”的同学实在看不过眼，便回了一句：“就是说当年我出生是错，被人抱走是错，有正常的情感也是错？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没有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有过好奇，甚至日思夜想？”
再看另一边的少红，已哭成泪人。老大对我使眼色，我连敲几下法槌，让他们保持肃静。见无人搭理，我当即又宣布休庭，没等同学们反应，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拉着少红跑了出去，老大和小二姐旋即跟了出来。
模拟法庭里七嘴八舌，乱成了一锅粥。“公诉人”威风扫地，找到老师，举报我“扰乱课堂秩序，教唆同学逃课，并罗列罪名——若是庭审，就构成了扰乱法庭秩序罪”。
老师没有批评我，而是做了自我检讨：“实在要算教学事故的话，我是第一责任人，至于有人提出处分自己的同学，那我们正好开个‘公开听证会’，看你们是否具有法律思维与逻辑。”
我辩称自己并未扰乱课堂秩序，更未“扰乱法庭秩序”，我拉少红出去，是以为她身体有恙，想带她找老师请假就医。至于在“法庭上”，我是“法官”，控辩双方失态，我敲法槌制止，“公诉人”置若罔闻，他才涉嫌扰乱法庭秩序，其对“证人”进行人身攻击，属滥用职权。我先宣布“休庭”，后走出“法庭”休息，符合程序规定，“法庭”上无需头脑发热的正义感。
老师认同：“这个‘案件’本就涉及情与法的讨论，‘法官’所言像是符合情理与法理。”
这时“辩护人”就出来笑着起哄：“老师，于情他没问题，对突发状况的处理得当；于法而言，他算是罪大恶极。‘公诉人’对他的指控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及未经审判先定罪的错误，但并不代表我们‘法官’清白，他冲冠一怒为红颜，不属于扰乱法庭秩序，这算便宜他了，其主要涉嫌徇私枉法，帮助犯罪分子逃跑，知法犯法，属于情节严重，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学们哄堂大笑：“还真是情与法，这个情大了去了，小菜你可要对人家负责哦。”
老师怕场面失控，便调侃“辩护人”道：“这下好了，‘检察机关’都没掌握的罪名，被你这个‘辩护人’和盘托出，本来当事人只判三年，经你一番努力，改成十年了，厉害了。”然后顺势讲了《刑诉法》中关于律师的保密义务及其权利，以及法律逻辑学等，稳住了场面。
关于我的“处分”，则是一致不予通过。有人私下调侃：“你小子一番操作，可把少红害惨了，没个十年八年出不来，羁押、乱棍逐出、枪毙你都不过分，要说处分你，只有少红有资格。”
我说我这么做，是因老大使了眼色，老大却一本正经地否认：“我没对你使眼色，我就是眼睛干，总感觉里头有东西，没洗手不敢揉，就一直瞪眼，哪想到你粗鲁莽撞，把少红拉走了。”
下午，少红请我和小二姐还有老大吃饭。临出发前，老大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不要就下午的事做过多的解释：“少红拥有的东西不多，她想要的也没有很多，你只要知道她今天开心就好。”
没想到吃饭时，少红咽下一口饭后突然就说道：“我是被拐卖的孩子。”
当年少红母亲生下她以后就消失了，父亲体弱多病，面对嗷嗷待哺的女儿时常束手无策。少红四岁时，父亲的一个朋友主动提出要照看她，少红就此被送了过去。那人只带少红半个来月，便盘算着要将少红卖了，苦于自己没有门路，又联系上了一个有前科的人贩子。人贩子将少红抱了回去，交给他的老婆，让少红喊她“妈妈”，是因有买主得知孩子是拐来的，会刻意压价，或不敢要。在少红看来，人贩子的老婆对自己不错，“我喊妈妈时，她应答响亮”。
少红沉浸在有“妈妈”的喜悦中不到一月，有天“外婆”（人贩子的丈母娘）来家里玩，见少红惹人爱，又将她带回了家，说过段时间再送回来。过了没多久，人贩子和他老婆相继病亡，少红为此难过了好些天，“毕竟是抱过我，亲过我，逗我笑的‘妈妈’，除此以外，我不知何为母爱”。
很长一段时间，小小年纪的少红整天就想一件事：“自己该何去何从，不知会被卖去何方。”好在“外公”见少红伶俐可爱，有情有义，说怎么都要留下少红，将她带大。由于“外婆”是改嫁过来的，“妈妈”与“外公”并无血缘关系。“外公”选择将真相告诉少红，说他与那些人贩子没有关系，让少红叫“爷爷、奶奶”。少红这才算安定下来，有了一个家。
我们一群人围着少红，一个个都红了眼睛。老大伸手在小二姐身上来回轻抚，助她平复心情，少红则忙着递纸巾帮小二姐擦泪，我在一旁不知所措，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嘴唇翕动，却不知怎么说，最后说了句：“我们相依为命。”
老大白了我一眼，说了句我没听懂的话：“小菜，懵懵懂懂的关怀，会不会是最动人的伤害。”
我听了少红的身世，本就深感压抑，而老大似乎对我多有不满，或说一些云里雾里的话，或似是而非地指责，终于忍不住呛声道：“对，我这个人存在即伤害，即不合理，即多余。”
小二姐便一手拉着我，一手拉住老大：“不要那么说话，不要怕，明明我们都装着满满的爱。”少红也过来拉住我和老大的手围成一圈。我无意识地说了句：“小二姐的手怎么这么凉。”小二姐却是笑着说：“你们握久一点，我就暖了。”老大憋了老半天的眼泪，稀里哗啦的往下掉。
少红听了之后，松开我的手去握小二姐，她讲述自己的身世时一脸平静，此刻也红了眼眶。
5
其实我的脾气一直不大好，有时少红会被我气得半天不说话，我也经常和老大对着干，她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她们生气我就更生气。但我和小二姐从没拌过嘴，她在，我就感觉很安心。
就连“局外人”杨霜都时不时要来找小二姐谈心。杨霜曾将小二姐当成“情敌”，只因男友说她要脸蛋没脸蛋，要身材没身材，还经常将她和小二姐做对比：“你要是人家小二姐那气质、身材，随你怎么打扮。”当杨霜来“质问”小二姐是不是对她男友有想法时，小二姐还给杨霜留着情面：“你看上的人不错，但他只是因为有了你才不错。请你放一万个心，我有自己喜欢的人。”
我知道，小二姐从来是连半句伤人的话都不肯说，“我们这张嘴是拿来吃饭、说话、爱人的。有些人会吃饭，不会说话；有些人会吃饭，会说话，却不会爱人；我们要能吃饭，能说话，同时能爱人”。
后来，杨霜又跑来找小二姐“取经”，问她穿衣打扮有什么讲究，怎么修炼气质，如何讨人欢喜时，小二姐说的是：穿着打扮是个人兴趣使然，只要自己喜欢，怎么穿都可以，“最关键是要想方设法愉悦自己，一定要找一个能照亮自己或是能点亮自己的人，要明朗健康。”
因为小二姐，我们还救过杨霜一命——杨霜后来和男友搬去校外租房居住，在她生日那天大吵了一架，被男友砸伤了头，一气之下要去跳湖，在路上给小二姐发了条短信：“永别了。”
小二姐给杨霜男友打电话问怎么回事，杨霜男友却谄媚道：“是的，小二姐，我恢复单身了，怎么你这么快就知道了。杨霜说要去跳湖，我没有法定救助的义务，放心没有什么事的。”
小二姐让我陪她去湖边找杨霜，路上我们碰见了跑步回来的少红和老大。当我们四个人赶到湖边时，听见“扑通”一声，杨霜就跳了下去。我赶忙下水救人，小二姐急得脱掉外套，说“小菜是个绣花枕头，没力气的”，却被老大拉住了。少红说她会游泳，扔掉手机钱包就跟着跳了下去。等我和少红好不容易将杨霜拉上来时，她还在哭闹：“他呢，他为什么没来？你们让我去死啊！”
老大听闻气得拔地上的草往湖里扔，小二姐则转过去紧握少红的手，哆嗦道：“你……你们可不能有事。”
起初我还笑人家“看不穿”，没多久，自己倒是失恋了。
犹如一个摆了百年的花瓶，从来都光洁如新，任凭光阴流转，岁月延绵，一向如此。直到有天，我欢喜地捧着一束花进门，却发现花瓶碎了一地，不知如何碎的，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只有一地碎片，拼不起来，抓着不放扎手又扎心，想来自己也不无辜。
那段时间，我有时胡吃海喝怎么也吃不饱，有时只是闻着东西就呕吐不止，浑身疼痛却查不出原因，总是一副没睡醒的状态，天宽地阔，却感觉自己处在一个逼仄的狭缝中，卑微渺小。
老大、小二姐、少红她们一同来看我，我一如往常地说话，故作轻松地调侃：“时运不济，分手不是时候，如今班里的女生差不多被‘瓜分’完了，我再去献殷勤，就只有挨揍的份了。”
老大揪着我的衣领道：“你看你现在成啥样了，精神萎靡，胡子拉碴，你以为你分手了我们就好过吗？我们三个人都想看着你结婚，想要给你去做伴娘，给你烧火煮饭，给客人端菜，盼着你幸福。”少红则是一言不发，默默地在一旁给我整理东西。小二姐东看看西瞧瞧，然后说：“你再难过下去的话，我们就毕业了，老大在准备托福，少红要回老家，我云游四海。”
我看着眼前的她们，哭得很大声，是从未有过的发泄。而更重要的，是我忽然意识到女友的离开是对的，因而才更加悲哀——那时我还不懂得要与地狱般的原生家庭彻底切割，想着谈恋爱了就该带她回家看看。我们一同见了我那个自私冷血的母亲，酗酒多事的继父，以及那些莫名其妙令我反感的亲戚。其实一进门，我就后悔了，无地自容。我妈当着女友的面喋喋不休地教育我，要孝敬父母，不能有了媳妇忘了娘，说她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以后我们两口子老了不靠你们靠谁呢？”
但其实我在继父家连一张床都没有。每次过去，他俩就在两条长凳上放一块门板，铺上被褥，就当是我的窝了，好几个大年三十晚上，我蜷缩在门板上面，他们家的两条狗躺在门板下面。
女友要走，我妈将我叫到房间，说姑娘心气高，她不知道怎么包红包，问两百块行不行？我说：“你可以把我当叫花子，可以把我当条野狗，但这个叫花子，这条野狗终究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喊你妈妈，欢欢喜喜地带女友回来，就算人家有想法了，你能不能给我留点情面？”
我妈差点又想动手打我：“读书越多越不会说话，我就是给你留颜面，才找你商量。我反正就两百块，少了你自己添，有本事你添一万，我也不说你什么，自己没本事就别怪父母。”我想将红包撕了，但我身上只有四百块钱，只能接过红包，凑了六百，说了句：“谢谢妈妈”。
女友出门后，长吁一口气，当即将红包还给我：“你们家的红包我不要，给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几近恳求：“红包你就拿着，就当是出一趟差，报销的车费，或者在路上捡的，好不好？”
那次，我以为我们要散了，但是没有。两个人真正分开时，只是风平浪静，心照不宣。
其实说到底，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是从小便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摧毁的。我本来是一个话多、爱笑、乐观的孩子，总是怀揣着希望，也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做作业从来不要家长管，坏事打死也不做，对待同学也是热心的。是这样一个母亲一刀一刀地割掉我的快乐、天真和希望。
年幼的我脆弱却又有生命力，哭着继续生长，她便笑着继续摧毁。有天我能保护自己了，她已经不能近身了，却还要以示弱的方式来刺痛我，时不时地揭我疮疤，诉说她当年拿刀多么不容易，然后说自己老了，而我明明还活得好好的，“没有死”。
那天，说着说着，不知什么时候，我就已经靠在小二姐的肩膀上了。我委屈极了：“小二姐，我气不过的时候，就想啊，只能等我那个所谓的妈死了，才敢去主动喜欢别人。不然就是害了人家。一个人不堪就算了，凭什么将人家好好的一个姑娘卷进来，人不能自私到这个地步对吧？”
小二姐一直轻拍我的肩膀：“小菜不怕的，再等等看，就当老天爷欠我们一个春暖花开。”老大和少红也说话了，老大说：“一个人暂时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代表他就是失败者，要走着看。”在少红看来：“有些人得以遇见就好。谁也别笑话谁，谁也别羡慕谁，生活就是这德性。”
那天，她们陪着我躺在学校的草坪上，懒洋洋地晒了一下午太阳。虽然身上好似被挖掉了个洞，但在她们的陪伴下，我终于得以将成长中那么多毫无边际、随时涌出的痛苦，化成一个个具体的坎，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黑夜。在某个朝阳初升的早上，突然豁然开朗，轻松跨过。
6
那时候，我常去老大她们宿舍玩，套上小二姐的外套，并排走在一起，在宿管阿姨眼皮底下蒙混过关。我们有时谈天说地，有时打牌，有时偷着煮一锅面，围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有时看电影一同哭闹。印象最深是《暗恋桃花源》，看完后少红感慨：“悲喜交加，《暗恋》即《桃花源》，细细想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是桃花源，也是暗恋的场景，结局也早已写好‘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小二姐也喃喃自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没想到刘子骥也有爱情，也是别人的桃花源，疯女人记得他，一直在找他。”
我们不紧不慢地看过了三载春秋。大四这年，校园还是那般景象，苍老的大树依旧郁郁葱葱，浓郁的桂花如约被秋风送进教室，草坪上总有相偎相依的情侣，商业街每日飘散着人间烟火。
我的一切都在变好，吃饱了饭，治好了大腿，学有所成，考试顺利。除了感情——它像是成了一门难懂的玄学，再厉害的老师也道不出个所以然，好在不是什么必修课，逃了也就逃了。
不只是我，似乎我们几个人都是如此。老大高分通过了托福，定了要去美国读研，这几年她和很多男生都处得不错，身边却没有一个特别的；小二姐虽懒散，课后不大看书，成绩却不错，从未挂科，追求者少说也有几十个，她却不占人家半点便宜，从不与人暧昧；少红聪明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却放弃保研推免资格，有男生向她表白，她说自己没资格接受。
到了大四，我和少红已很少做兼职了。有天她来找我，说在土木工程教授那里接了个活：“要两个人，时间长，得熬夜，当然给的钱也多，主要是有意思。我接了，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这好像是我第一次任性吧。”
我想这大概是我和少红最后一次一起做事了，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我们的任务是在一个偏僻的十字街口统计每个小时的车流量，从早上七点到凌晨两点。
那天，我丝毫没感觉劳累，像是两个人的旅行，以天为盖，以地为庐。深冬时节，街边的红枫和银杏一半迎着朝霞，一半点缀大地，少红捡了几片，她说看到的是时间的色彩；中午时分，路口的车子多了起来，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还有急匆匆边走边训斥儿子的母亲，见孩子脑袋耷拉，母亲语气软了下来，让他别感冒了，少红对孩子扮鬼脸，她说听到的是时间的声音；卖烤玉米、烤红薯的老伯在阳光下笑容满面，少红一样买了一点，她说尝到的是时间的味道；傍晚天气转凉，下了毛毛雨，少红用手背贴我的脸，是热的，她说摸到是时间的温度。
深夜时分，人群散去，我和少红在路灯下坐着，她哈气，看着被灯光上了色的氤氲道：“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在记录时间的流逝，与其说是我们见证时间，倒不如说是时间见证着我们。”
我对少红说，不必刻意美化时间，就是普通的一天，树叶、晨曦、嘈杂声、夕阳只是遵循自然规律而已。至于红薯和玉米，在我们那是拿来喂猪的，儿时我吃不饱，天天煮红薯当饭吃。
少红反问我：“既然每一天都那么普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悸动的心，以及刻骨铭心的挂念？”
天空中突然落了雪，少红对着空旷的马路唱起了歌：“雪来的时候，是否你会想起我。我在远方给你祝福，陪你每个春夏秋冬。我爱的人啊，现在你快不快乐，记得走过风雨之后，还有个人还一样的宽容……”
然后她转头看着我：“小菜，很多东西我都记得清楚。那天你拉着我跑出模拟法庭，我好开心，终于有人不管不顾地带我逃了。尽管只有短短几分钟，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想，你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说要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
少红说，爷爷奶奶将她带大，其实是提了要求的——就提过一次——“他们若是经常提，我可能会逆反，而只说一次的话，有千钧重，我得听从安排，留在镇上，伴他们到老。答应了的事，就算跨越千山万水都要做到；答应了的事，就算舍弃千山万水都要遵守。只是我没想到会遇见你们。”
少红说，从初一开始，她只要有空就偷摸着出去找亲生父母，一天只吃一顿，将省下来的钱做车费，先是去老家，没有踪迹，便将县里的镇子一个个走遍，接着又去另一个县找，一直到大学这几年，每年寒暑假都还在找。
“爸爸在我小学四年级那年来看过我，一直从校门口跟到家里。我听见了她和爷爷的对话，知道他是爸爸，爷爷喊我过去让爸爸好好看一眼，我却躲去了邻居家。那时我想的是，不管是谁，我不想再被送来送去了，后来就后悔了，怕是伤了他的心。”
这一路，少红不敢向人求助，“邻居说到底都是爷爷奶奶的邻居，不是我的，他们会骂我忘恩负义。我也不敢找警察叔叔帮忙，怕他们告诉爷爷奶奶。我只能一个人慢慢找，找着找着就把自己找大了”。少红说就算找到了父母，也不会丢下爷爷奶奶，就是想再见父母一面。她所在的村子读书的女孩不多，很多同学初中毕业就嫁了，“而我读到大学，不可能逃了”。
听着少红平静地说着这些过往，我忽然感觉一阵窒息：“如果我还愿意继续带你跑，往最远的地方跑，你会还给自己自由身吗？”
少红摇着头否认：“于我而言，你带我跑的那几分钟，就是我的海角天涯，是我能跑的最远的地方。”
漫天的雪，落到地上却无一丝痕迹，在手上停留的也只是一阵透凉。我垂着头对少红说：“若是你被卖到妓院，我和小二姐打一辈子的工，不吃不喝也要为你赎身。若你蒙冤受屈，被推到五门斩首，我和老大就算被诛九族，也要为你劫法场。可是，现在你倒是给我们指条门路。”
少红向我招手：“你过来，离我近点，我有话对你说。”当我走近，少红摸着我的额头道：“说完了……”
我一脸疑惑，少红连声叹气：“现在我要说另一件事。可怜的小菜，你个倒霉蛋，若是小二姐不愿意陪你打一辈子的工，你受得了吗？”
我连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少红苦笑：“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哪个意思？小菜，我想说的是，虽然平时大家闹哄哄的，很多人围着你转，但你大腿做手术的时候，老大在国外度假，小二回了家，我选择陪爷爷奶奶，外出找爸爸妈妈。你还是熬过去了，其中艰难苦楚不用说，以后你一个人照样能好好的吧？”
见我没有做声，少红看了一眼手机：“到时间了，我们可以去休息了。”
7
回去以后，我睡了很久，这些年忙忙碌碌，从来没有如此酣睡过。做了好多模糊混乱的梦，我记得我在梦里娶了妻，是认识的女生，没有一个讨厌的人在场，我们所有的人真诚而快乐。
恍惚间感觉像是睡了三四年，一醒来大家就各奔东西。
我们要毕业了，这当然不是梦。实习回来，我们回到学校，上交各项材料，缴纳各种费用，从图书馆借的书就算没看完也不能再拖了，学生证原则上要上交，住宿舍的限期搬走，拍照的拍照，聚餐的聚餐，总有人在角落喊叫、哭泣，学弟学妹们不解，“这到底是毕业，还是发疯？”
我们几个人情绪还算稳定，照常去食堂打饭，排队打热水，我暂时治好了食堂阿姨“手抖”的毛病，她一勺子舀上来多是肉，一把盖在餐盘上，然后笑着对我说：“小伙子毕业了啊，阿姨还有点舍不得，祝你前程似锦，富贵荣华。”再给后面的人打菜时，她的手又开始抖了。
我依旧会去老大她们的寝室玩，只不过少红的暖水壶不能完好的带回去了，它在寝室门口炸了，慌乱之中我问她们有没有事，却惹来了宿管阿姨，说她有事，大了去了，然后看着我说：“好小子，说话露馅儿了吧？老老实实过来登记，要是半个小时不出来，我进来揪你耳朵，快去吧。”
小二姐的父母来接她了，叔叔阿姨笑容满面，和蔼近人，特意请我们几个吃中饭。阿姨对我看了又看，问我很多问题——倒不是盘问情况，而是问有什么爱好，爱吃的东西有哪些，平时累不累之类的。
吃饭时，阿姨给我夹菜，让我多吃点。小二姐努嘴：“妈，你干嘛，我们三个就不配做人了吗？”阿姨顺嘴说道：“小菜是我第一次见，谁让你以前拦着不让见，也没给他带点什么。”叔叔连忙以茶代酒：“敬你们学有所成，敬你们平安顺畅，敬你们相亲相爱。”
小二姐是我们中间第一个离校的，见所有人都放下了碗筷，她揉了揉肚子：“吃饱啦，我要回家了。”我们起身相送，小二姐与我们一一拥抱，她在耳旁说：“你千万要好好的，拜托了。”
看着小二姐他们走远后，我的眼泪鼻涕止不住地掉，老大和少红带的纸巾都抽光了，还是往下掉。我以前经常哭，从未如此急促、失控，没有声音，泪水不断，仰头低头都一样，怎么都找不到关闭的阀门。我试着笑出声，让老大她们讲笑话给我听，说可能因为紧张鼻炎犯了。老大轻拍我的后背：“莫急，莫怕，是不是有话要说，心里憋着难受，慢慢来，我们还在的。”
我摁住胸口弯腰道：“我不知道，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这样了，这是怎么了。”
少红轻言细语地说道：“小菜，我问你啊，是不是舍不得小二姐，有话你要说出来。”
我终于哭出了声：“我舍不得小二姐，我是个没用的人，自卑，怯弱，到现在还不知道留人。”
当我再抬头时，只见少红手里拿着电话，开了免提，小二姐在电话里说：“小菜，小二姐一直在听，答应我，以后别这么哭了，小二姐不要你留的，小二姐从没想过要离开你，从来不会。”
几天后，老大也要走了。晚饭散场时，她猛地灌了两瓶啤酒，摇头晃脑道：“没想到我一世英名，照样栽在了这里，到底逃不过感情的缠绕，不主动的人是不配幸福的，我喜欢过的人就混在这中间，别想相安无事。”
我们一堆人像打了鸡血一样，拍手起哄：“揪出他！揪出他！”
老大便起身踉踉跄跄地亲了她旁边的男生一口，现场立时沸腾了，她又亲了第二个，第三个，大家突然安静了，剩下的男生也没有躲，就站在那里。就这样，老大一共亲了七个男生，然后哭着说：“我纵横江湖，号令群雄，到底是个小女子，就亲你一口，留个念想，不过分吧？”
如此一来，便有七个“嫌疑人”。如今还有同学讨论这桩“悬案”，有人说是第一个被亲的就是“真凶”，有人说第三个时间好像要略久一点，有人说最后一次老大好像闭了眼睛。时至今日，老大仍守口如瓶，无论是谁问，都没有答案：“说也说了，亲也亲了，何必节外生枝。”
老大出国以后，我们很少联系，她也没怎么回来过。几年前的一个晚上，老大给我打了电话，听声音惊魂未定——有人在她家门口闹事，她开了一枪，差点没把对方打死，然后说想我们了。
少红回家那天，将从家里带来的东西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就都扔了，“奶奶最想我带回去的，是处子之身，这就行了”。她给我也买了一张站票，只要五块钱，这样就能送她到站台。
一路上我俩都没怎么说话，一直到要进站了，少红才感叹一句：“有些债只能自己去还，人这一辈子能将欠的债还了，也算圆满。”
我说：“不是自己的债，不要往身上揽，要讲公道。”
火车缓缓启动，当我正要转身出站时，听见少红大喊：“小菜，我将自己能给的东西都交出来给你。”说着，她将脱掉的外套、衬衫，连同身上仅有的一百八十块钱，全部扔了出下来。
见少红身上只剩下一件背心，我追着火车喊：“我有钱，你身上一分不留，到时候你怎么转车？”
少红探出头来说：“我不怕，什么都不怕了。”
少红旁边的一位女士向我挥手：“不要担心，我这里有外套。她是想告诉你，她把心留下了。”
8
后来我才明白，若仅仅是毕业的分离，是该快乐，是该庆幸自己怀揣着青葱美好往前走。最残忍的是，在落英缤纷、芳草鲜美的季节，在万人空巷、人声鼎沸的盛日，在天末凉风、更深人静的午夜，在经年累月、经久不息的往后，我们朝思暮想、深情相拥的人再也见不着了。
我是在一个风柔日暖、花香袭人的午后，突然接到小二姐因先天性心脏病住院的消息，之前我以为她只是体质差，但老大和少红一早便知道小二姐的情况，她们几个人硬是整整瞒了我四年。
再见小二姐时，她快要上手术台了。我哭着摸她额头：“为何瞒着我？”
小二姐攥紧我的手：“不然大家军训时，我怎么老是缠着你呢，我不敢一个人待啊。”
见我低头不语，小二姐说：“好吧，不是那样的，我就想和你待一起。之前瞒你，觉得这是个人隐私；后来瞒你，是怕告诉你了，若是你说喜欢我，我怕有同情的成分；再后来，我只怕一件事，就是万一我没能忍住，我们在一起了，然后我又走了，我亲爱的小菜，你怎么办？”
我说：“若两个人真心相爱，跟病不病的有什么关系。若有大把的时间，两个人慢慢地守着彼此白头；若时间不够，那就一寸一寸地往下过，每一寸都是一辈子，最后也能过生生世世。”
“就是说，我现在这副模样，想嫁给你，你肯定是一百个愿意的，我知道的啊。可是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小菜啊，我真的在很努力地活，在用力地爱，只是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努力是否有用，我还能剩下多少力气。我何尝不想在人群里大喊你的名字，然后带你回家。”
“可你都没有问过我。”
“可老天也没问过我。”小二姐眼角含泪，嘴角带笑，“小菜，给我写个东西吧。现在就写给我，一字不落，不认识的字也要写出来，用注音代替，不能缺，我也要《诗经》里的句子。”
我便在纸上写下：“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之君子，福履成之。”然后双手递给小二姐。
小二姐看了一眼旁边的阿姨：“妈妈，另外就不需要什么了吧？”
阿姨说：“还需要你好。”
我不知道是在解释，还是在倾诉，我对小二姐说：“我长这么大，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从来也没人教我如何去爱。我要先确定有人爱我，我才敢试着去爱人。人家要走，我不敢留，怕惹来一脸嫌弃，恶语相向。我羡慕那种越挫越勇，最终抱得美人归的人，他们似乎从来不怕受伤。而我就算面对亲密关系，会很不自在又没有安全感，也害怕对方会失望……”
小二姐将我写的字放在枕头下：“小菜，不要怕，不是你的问题。等我出来，好好地教你。”
过了近十个小时，小二姐才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都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就又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是个很大的手术，但他能看得见小二姐很坚强，熬过五天，应该就没事了。
阿姨告诉我，这已经是小二姐的第四次手术了，早在幼年她就做过三次手术：“每次我看到她胸口的疤痕，有如万箭穿心。她很少喊疼，也从没听她怨过谁，还经常说给我们添麻烦了，肯定是上辈子投胎时，急着要来见爸爸妈妈，还没准备好，就出发了，再回去她也舍不得。”
小二姐读高中，上大学，其实家里很多亲戚都是反对的，说她其实很难熬过三十岁，还不如在家享受生活。叔叔阿姨说他们一刻也不想离开自己女儿，“可是哪怕只有一天的时光，她也该过正常的日子”。小二姐也说很喜欢读书，想去外面看看，“待个一年半载就退学好了”。
父母想来陪读，被小二姐拒绝了：“好不容易成年了，想看看一个人的世界是怎样的精彩。”后来她说在学校与同学在一起温顺安宁，就一直没舍得走。
“她一直是个有主见的孩子，所以自己心里喜不喜欢是知道的，能不能说出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最不缺的就是勇敢。”
勇敢的小二姐撑到了第五天，最终还是走了。我没能等到一个能教会我如何去爱的人，此后长达十几年，都没能学会如何主动爱人，要么像鸵鸟一样躲起来，要么站着等别人挑选领走。
送小二姐的骨灰上车时，是姐姐抱的她。姐姐只比小二姐早出生几分钟，几乎与小二姐长得一模一样。下车后，姐姐小声问我：“小菜，你介不介意抱妹妹进屋？”见我点头，姐姐靠着我的肩膀说：“我现在还和妹妹有心灵感应，你要好啊。”
我从姐姐手里接过小二姐，对她说：“青青，我抱你回家，手不冷了啊。”
那天，老董也来了。他一路嚎啕大哭，弯着腰蹲在地上。我感同身受，对老董说：“我们一起抱着小二姐吧。”老董伸出手，想摸小二姐的骨灰盒，却又止住了：“你抱就好了，只能你抱。我知道小二姐的心思，要让她开心。”
老董是我们学校的自考生，刚入学那几天去图书馆借书，被工作人员告知自考生一次只能借两本。他不服气，和工作人员理论，反被呛，“既然自尊心这么强，高考的时候怎么不多考几分？”小二姐当时正好在场，立刻将自己的图书卡借给了老董。之后老董一直对小二姐深怀感念，也曾在杨霜这个“狗头军师”的撺掇下，想尽办法追小二姐——比如抱一把吉他磕磕巴巴地扫和弦，在草地上摆心形蜡烛，每日嘘寒问暖，制造偶遇。
老董自己后来说：“想来恨不得钻地缝，但是小二姐从来都给我留着脸面，没伤过我自尊，即便有段时间我听杨霜的话死缠烂打，小二姐也只是说不要做廉价的事。”
老董说，自己做了十几年差生，那天突然幡然醒悟，把图书馆当成了温柔乡，小二姐就是那盏为我亮着的灯，看一眼就很踏实。大四那年，老董成了他们班唯一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被学校表彰。
然而，在一切向好的时候，小二姐却不在了。
9
或许是因小二姐生前慈悲疼惜，在天之灵保佑。往后的岁月里，我想起她时没有过多的悲伤，总以为她再来这个世界时，一定会做好准备，慢慢地走，认真地看，直到再次来到我们身边。
到底是热烈青春，能折腾，爱得起，伤不怕，再难过的事经一番燃烧淬炼，便能浴火重生。
有天晚上，我不知怎么的，坐立难安，便给少红打了个电话。
她过了很久才接，我阴阳怪气地说话：“要上天了，电话也不接。”
少红淡淡地说了句：“哪有不接你电话，今天我结婚，忙着挨家挨户送喜饼呢。”
我一愣：“噢，结婚都不跟我们说一声的啊？”
少红似在苦笑：“谁也没说，怎么说？”
我祝少红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少红道了声谢，说要去忙了，然后挂了电话。
再与少红联系时，是少红生下小河那天，给了我发了个消息：“小菜，我做妈妈了，谢谢你。”
之后，我们再没联系过，直到这次相遇。
说物是人非便有些矫情了，再见时我们还是如从前那般亲切，只是活着各有坎坷。我在三年前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多同学都知道，唯独都瞒着少红的，因为都觉得她太不容易了，连杨霜都知道，“少红要是知道了，指定会发疯的”。
少红也详细地与我讲了她毕业回去以后的很多事，还是那般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她说自己的丈夫是奶奶一早定好的人，老实、可靠、勤劳，少红在外地上大学时，他经常过来帮忙。谈婚论嫁之前，少红对他如实告知：“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一切都是大人自作主张，怕到时候对你我都不公平。”少红丈夫答道：“我不在乎这些，就是要娶你，奶奶答应我了的。”
结婚当天，少红按当地习俗一个人待在卧房里，哭了四五个小时，外面喜庆热闹，新郎在外头忙着接受众人的恭贺，炫耀自己找了个好妻子，“可是一整天，他都没进来看过我，无论是婆家还是娘家的人，没有谁问我一句要不要吃饭，闹哄哄的婚礼，好似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少红想起了奶奶在她出嫁前的交代：“要恪守妇道，做贤妻良母，侍奉公婆，培养孝子贤孙。”话虽没错，可是没人在乎她是否真正愿意，“恨不得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扒光，跑出去”。
少红看了一眼在旁边玩闹的小河，毫不避讳地对我说：“我无法想象不曾遇见过你，此生将会是怎样的灰暗。我知道自己从小到大没有选择的权利，但当初见到你的那一刻，还是抑制不住地悸动。是不是爱情不重要，那是我内心第一次主动流露出的欢喜。在一个四下无人的清晨，没有任何声音在我耳边说‘你要怎样，你不用怎样’，不用伪装，不必假笑，就一个完完整整不受干扰的女孩，抬眼见到一个穿着白衬衫、一瘸一拐却眉眼带笑的男生，动了心。”
少红婚后还是每年坚持一个人出去找父母亲：“这也是我此生内心主动想去做的事，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有过多少失望，但不找不安心。”
两年前，少红终于在多年辗转后找到了父亲，只不过人已去世多年。这些年他没有回过老家，一直在外面四处打工，勉强度日，去世时身上也没什么钱，身边更无亲人，是工友们用几块木板钉成一副棺木，将他草草安葬。少红前去祭拜时，正好得知墓地要拆迁，她找了地方，请了风水先生，将父亲的骸骨捡入棺材重新拼好，做了法事，重新让其入土为安。少红理解父亲：“他也是身不由己，可能我们父女俩的命都不太好，只能身不由己地活着。好在以后，我总算有个可以祭奠说话的地方了。”
就在同一年，少红找到了母亲的老家，见到了几个舅舅。他们告诉少红，她母亲自从出嫁后就再没回来过，杳无音信。她母亲住过的小院中有一株梨树，梨花落满了一地，少红站在其中，突然哭了出来：“来到这里，我便有了心灵感应，不用再找了，妈妈早不在人世了。”
少红说她现在看似没有什么羁绊了，爷爷奶奶在这两年走了：“其实葬礼和婚礼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人奔走，劳累，哭泣。他们入土的那一刻，我在想，我的债还完了吧。并没有啊，到头来，我甚至感觉自己欠的不是他们的，也不知欠了谁的，怎么活都感觉还不完。”
我说：“要想在生活里不拖不欠那得该多幸运，谁不是还了旧债又添新愁？一眼望不到头。”
我忽然在想，从前我是所有同学中最想结婚的人，即便儿时未曾感受过家庭的温暖，却依旧对婚姻与家庭满怀期待，就想有一个家，好好的爱家里所有的人。
10
老大至今没有结婚，发过一张几年前的照片给我们，她站在英国的大街上，周围的男女赤身裸体，像是在参加自行车比赛。老大身上也是涂了各种彩色颜料，笑容比她身后的阳光要灿烂。我也放弃追寻所有我没有福分得到的东西，不再惹是生非，将自己一个人就能做的事情做完。
少红让我以后有事不要瞒她：“如果哪天，我只能找到你的墓地和你说话，我会恨世上的每一个人。当年那么多人喜欢你，还是过成了这样。小二姐知道了得多难过，她不恨我不信。”
一段时间后，我们一同去看了小二姐。阿姨一见我就抱着我哭：“我的崽啊，只有我自己疼。”叔叔给少红和杨霜各自端了一碗汤圆，而我面前是一碗“酒娘蛋”。阿姨说：“小菜不是来参加婚礼的，是回家来了，吃‘酒娘蛋’身边一般都有个人陪，若是不甜，阿姨只能加点蜂蜜。”
其实两年前阿姨来看过我，说是小二姐托了梦，让她来帮我挡一下魑魅魍魉。阿姨带了一对小二姐的耳环过来，看到我的样子后，气得骂人：“好好的一个孩子，是人是鬼都别欺负他。”
老董研究生毕业后，去国外研学一年，后来通过“人才引进”落户小二姐家乡，在小二姐母校教书。他之前的办公室，抬头便能望见小二姐的房间，他的班级也是以前小二姐的教室。当地人都说老董性情古怪，但教学能力无可挑剔，对学生也是如同自家孩子一样。几年后，老董接到消息，拟调任教育局。大好的机会，他却想着如何拒绝，好在阿姨出面劝通了他。
老董陪我逛了小二姐的母校，我趴在小二姐曾经的座位上发呆。学校广播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我谨代表学姐欢迎一位远道而来的亲人，特此朗诵一段诗词：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我笑老董还是如此矫情，他动情道：“这是小二姐写在一张照片后面的话，念给你听。”
老董的妻子是小二姐的姐姐，离异，有一个小孩。老董说杨霜自以为是：“不是因为影响不好才结的婚，我爱人和妹妹（小二姐）一样，何等聪明，怎会做妹妹的替代品。有些爱，横竖都是缘分。”他说自己幸运：“兜兜转转还是找到了陪着自己一起生活的人，无需他人理解。”
那天晚上，叔叔阿姨安排我住小二姐的房间，里面的物品陈设从未变过。小二姐去世后，亲戚们建议将她的东西烧掉，叔叔阿姨舍不得，就都留下了。当我在房间里办公时，阿姨一会儿送来水果，一会儿送来夜宵，一会儿又怕茶水凉了，最后她说：“小菜，阿姨就是忍不住来房间看看你。”
因为还是老董新婚之喜，客厅的电视声开得很大，投屏放着湖南卫视2022年《时光音乐会》的选曲《万事如意》。何老师的声音好听：“红灯照，照出全家福，红烛摇摇摇摇来好消息，亲情乡情甜醉了中华儿女，一声声祝福，送你万事如意。”接着他和一众歌星送出新年祝福，阿姨跟着一起念道：“新春福虎神飞扬，旺虎临门送吉祥，虎妹愿你爱情长，金虎进家富满堂，壮虎为你送健康，红虎祝你事业棒，奶虎陪你喜洋洋。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大吉。”
“青青也是一只小老虎，今年37岁了啊，比你们大一些，因为生病耽搁上学了。小时候她最喜欢何老师，一到周五晚上就要看《快乐大本营》，现在《快乐大本营》好像也没有了。”
第二天临走前，我们一起去看了小二姐，我没哭，不想小二姐替我担心，想看她笑，又怕她笑岔气，便讲了两个冷笑话：
“去年我回老家，遇见一个很有名的算命先生，他掐指一算说我接下来有三十年大运，然后又说我这辈子要娶两个老婆，其中一个已经殁了，第二个不是姓李就是姓张。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姓刘呢？他又掐指一算，说倒也是有可能。我再问，若是姓陈呢？算命先生点头，也不是没可能，你所想的都有可能，张三李四是代指。”
“还有就是我2020年的时候，去寺庙打算出家，上师觉得我学历够，有慧根，只不过出家要持戒，他先是问我有没有外债，我说没有；他又问我父母可否反对，我说万事皆空；他说接下来有个更难的戒律，能不能戒色，我说完全没问题；上师说那就没问题了，吃斋什么的那是小事，就不用多问了。我说，这个怕是还要考虑一下，我目前还是要吃肉才能下饭。”
笑话冷得老董他们直哆嗦，这时一阵微风吹过，好似小二姐从我心里钻了出来，莞尔而笑。
分别时，少红说：“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累赘，如同一块下沉的巨石。生命里唯一的笑容和真实，都投射在了学校里。即便以后不相见，也始终会记得曾经被你们稳稳托住的时候。”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当年我们在学校意气风发，畅想自己会度过波澜壮阔的一生，后来才发现“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立而私事息”只是老师写下的一行粉笔字，一擦就没了。褪去青春华服，发现自己是最底层的弱者，稍微一道坎便是力不从心。十年过去，还在精疲力竭地闯关，差一点就没能跨过去。
求学容易，做人难。我在想，下一个十年，我们会不会好一点？即便还是没能学会爱人，爱自己的能力总得有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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