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昼工作室｜中年卖房后，他们重回出租屋
32岁这年，徐敏静以亏损10万的价格，卖掉人生中第一套房，试图从自己挖下的坑里爬出来。重新租房后，她算了笔账，暂时在经济上松口气。这两年，不少人说起自己“卖房换租”的经历，社交平台上有人产生共鸣，觉得是个缓解燃眉之急的“反向置换”办法。
我们找到几位这样的房主，他们三十多岁，都在2019年左右“上车”，完成这件人生大事后，陷入失业困境，房贷压力很快超过承受阈值。做出卖房决定，是他们跟自己固有轨迹的巨大偏离，费劲卸下这一个枷锁后，马上又有下一个。
亏本爬出来
大件家具留在屋里，钥匙交给卖房中介，去年3月，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驿区的家，搬进出租屋。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只想赶紧走。”有一年半的时间，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1.8万的高位点下滑到1.4万，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
当时，同小区、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徐敏静判断，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她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怕拖久了亏得多，直接降到120万——覆盖房款和三年来的房贷支出。中介跟她说，这算是“良心价”。
挂牌20多天里，只来了五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十万。”接着赶上春节假期，人越来越少。徐敏静急了，联系中介又降2万。终于来了个买家，压到116万，徐敏静咬牙接受了。但签合同时，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交易被迫中止。
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还贷的利息，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房子就是根，就算房价下跌，也没必要卖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静着急的是，要把房产变现，从坑里出来。从买房到卖房，用她的话说，“被房子绑架”了4年。
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房价一路高涨。徐敏静观望了两年，决心“上车”。她看中龙泉驿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升值空间大。
二十出头时，她笃定“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也没什么问题”。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她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量价齐涨”“地价天花板”等字眼。某个周一，她得知，工位旁边的两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当时大家都觉得，摇到就是赚到，会很积极地借钱。”
她盘算，等过了政策规定的三年出售期，就转手这套房子。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徐敏静预估三年后至少能收回40万，能置换更好的房子。她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在她眼里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房价近3万一平。
为了这笔投资，她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块房贷，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如今回忆起来，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房贷超过月收入的30%，“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但当时，她确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那时，她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月收入一万多，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四千多。她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做项目提高收入。徐敏静打算在这里“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
以前她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买房后，工资一到账就先缴房贷，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打车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她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感觉自己长大了。” 但压力渐渐超过了阈值，她发现，在爆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她的行业在经历转型，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这几年，她换了4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中间甚至有接近一年没班上。
待业期间，她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买房一年多，徐敏静还了十几万，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包裹她，“这十几万，干什么不好？”母亲来和她一起住的时候，她不能在家发泄情绪，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覃逸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一万三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四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
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覃逸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这一年他34岁，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再找到更好的工作，决定回老家威海。至于这套房产，他想过出租，但这不现实——按市场价，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远不能覆盖房贷。
他没有户口，即便挤进了这座大城市的东五环，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卖房成了最优解。覃逸想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的一室一厅，避免成为“房损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基本都挂的是420万。
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者，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三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覃逸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
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百分之二三十，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方愿接过房贷，房子就直接过户。
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从坑里爬出来”的购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期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心理绑定
徐敏静记得，搬新家那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
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驿区这套二手房。76平的三室一厅，单价每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说她能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
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
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
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想等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他安家置业，小一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
在这些观念里，买房和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就会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
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一万七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它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她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
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她每天加班到十点，周末也常常上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她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她从未想过。
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她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她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两周后爷爷去世了，她才在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她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
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有十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九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怡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她心里轻松多于不舍，“无贷一身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康怡卖掉的房子。讲述者供图
枷锁与安全感
卖房后，康怡几乎把所有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怡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
卸下房贷压力后，她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
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
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Loft，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做定期，当作孩子未来三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
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百万存款回老家生活，覃逸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
上个月，父母信不过覃逸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覃逸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钱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多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覃逸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两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
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还是在龙泉驿区，她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的Loft，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满满三四辆小型面包车，纸箱堆在客厅，没处下脚。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
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她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三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
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她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到：“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去年6月，徐敏静待了两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去向。她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
买房四年来，她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房贷。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长辈又不停催促她成家。她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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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an｜烂尾楼里的微光
在国内，烂尾楼是房地产在城郊肿瘤化扩张的产物，而住进烂尾楼，是抗争的最后手段。
本文首发于NOWNESS，编辑当时找到我，想让我采访拍摄烂尾楼的摄影师。聊了几句，我发现摄影师就是拍了几张照片，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具体生活。底层的苦难又被轻易地被利用，成为创作者的文化资本。
在一家以图片为主的文化媒体，我能做的，是用文字尽可能还原烂尾楼里的生活，但单独的描写和拍照一样，是轻飘飘的。因此，我在文末做了一些资料上的总结。在国内，烂尾楼是房地产在城郊肿瘤化扩张的产物，而住进烂尾楼，是抗争的最后手段。
2022年四月，摄影师Thomas看到了up主@环华十年 拍摄的烂尾楼系列。位于西安灞桥区的「易合坊」，烂尾七年，今年三月开始，陆续有三百多户住户搬进了烂尾楼。
这个本应在2015年交房的小区，外面堆着建筑垃圾，建筑只有一个主体的灰色框架结构，还没封窗户。电梯不通，也没通水电。业主们把简易的床板拉进烂尾楼里，有些就直接搭了帐篷、打了地铺。夜晚，靠着一点太阳能板积蓄的能量，发出一团惨白的灯光。
一个67岁的奶奶住在十三层。前几年出了事故，花了很大力气才保住腿，腰上打了十几个螺丝，背上还有二十几个螺丝。她每天提着水桶上下十三层，一趟就要半个小时。而这个房子，本来是用来养老的。
住在烂尾楼里的人，每一户都有自己的不幸：掏空了两代人的积蓄，既要还贷，又要付房租；本来是婚房，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本来是婚房，因为烂尾楼已经离婚了。
Thomas发现这样住进烂尾楼里的人，并不是个例。平常他是风光摄影师，坐着火车游中国。现在，他觉得有必要记录时代变迁下人的境况。六月，他从重庆出发，先后去了西安、郑州、青岛的几个烂尾楼盘。
惨败的光
摄影师Thomas第一次真正走进西安「锦嶺公寓」的时候，像踏入一片废墟。只有晚上亮起灯光时，才会注意到里面住了人。和远处的万家灯火相比，烂尾楼里的光惨败、小团，聚不成气候。
晚饭时间，十几个业主围在一起吃饭。他们在一楼搭了一个临时的公共食堂，轮流做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男人在木板搭出的简易灶台上掌勺，两个人在旁边拿着手电，给他打光。他炒了一大锅青菜炒面，一人分走一碗。
王立是今年五月份搬进「锦嶺公寓」的，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对别人来说，这是西安高新区的一幢烂尾楼。对他来说，这是「家」。与他一同搬进烂尾楼的，还有100多户业主，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
沿着一段没有整修的土路，一幢高楼突兀地立在一片荒地上。外围的施工设施都没拆，杂草的高度已经盖过了建筑垃圾。「锦嶺公寓」于2015年开工，本应在2017年10月交房。三栋楼，一栋烂尾，还有两栋根本没动工。
王立的房子位于八楼，他买来最便宜的地板革，往上一铺，把床板和家具抬上去。找了一块矮木板挡住窗户，防止孩子顽皮掉下去。入住后，开发商切断了他们的水电，把临时厕所锁住。业主们只好在旁边挖了个旱厕。喝水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得把纯净水从一楼提上去。
孩子对烂尾房没有太多概念，有时会问，「我们的家怎么这么脏？」，而王立小两口已经在尽量维持家的整洁了。
「锦嶺公寓」位于西安高新区，距离市中心有二十几公里。2010年前后，城市向外扩张，本是郊区的高新区成为众多开发商抢地的地盘，一座座高层小区拔地而起，拓展了城市的高度和围度。王立在2017年买下「锦嶺公寓」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户型，九十平。全款四十多万，掏空了父母和小俩口的积蓄。那时候结婚两年，孩子刚出生，他想给孩子一个家。
「锦嶺公寓」的开发商是西安华岳实业有限公司，是西安本地的小开发商。买的时候，王立特地注意了楼盘的证件，确保「五证齐全」才敢签订合同。谁知到了10月，本应交房的楼盘却停工了。
2018年，开发商说要复工，让业主补齐尾款进行自救。两百多户业主东拼西凑九百多万交给开发商，有些人还是借的信用卡甚至高利贷。他们满怀希望地看到几个工人在工地干了十几天活，之后又没了动静。
今年西安疫情，整座城市静默。对从事零工、服务行业的人来说，「手停口停」。王立平常跑货拉拉，封控的几个月，他没有拿到通行证。再出来干活，经济萧条，一天都挣不了几个钱。作为家里唯一个赚钱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一千多的房租无以为继。
「要不是没有办法了，谁会住进烂尾楼？」疫情的冲击下，大多数业主的生活都入不敷出。做小生意的无法开门，打工的没有活干。对很多业主来说，这幢房子是他们全部的资产，掏空了全部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几年，业主和开发商打过官司，打赢了，没法强制执行。王立也一直在维权的路上，开发商和政府两头跑，没有下文。住进烂尾楼或许是他们最后的抗争手段。
西安的夏天酷暑难捱，40度以上是常事。对住在烂尾楼里的人来说，一切的不方便，都只能硬抗。王立说，自己从农村出来，吃点苦没什么，睡大街、打地铺、住帐篷都可以。令人心疼的是孩子，夏天的蚊子毒，「孩子全身都起了疙瘩。」
眼看着孩子都要上小学了，烂尾楼落不了户，孩子的教育成了问题。这几年，王立带着孩子，在西安的城郊之间辗转。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城中村陆续被拆迁，便宜的房子越来越少。而因为这栋烂尾楼，王立申请不了公租房。
烂尾的五年间，旁边的小区已经陆续建好，发展出配套的生活区、商业区。唯独这幢高楼被落在后面，闪着幽暗的白光，显得荒诞又诡异。
公社生活
Thomas是在抖音上找到@即墨香香哥 的，这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从2021年10月开始，香香哥做了180场直播，记录他的烂尾楼生活。
房子的二楼，临时性地砌了几排砖。搬进烂尾楼的业主，在「阳台」上放了一盆绿植。
这个烂尾楼盘，叫「香榭丽舍」，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的市中心。两幢高层共有289户人家。站在下面仰看，只有灰色的基本框架，连门窗都没有。
香香哥的房子在13楼。他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梦想有一天能住进高层。站在这间复式，相当于普通楼房26层的高度，他可以看到半个即墨区的夜景。只不过，爬上这13层，中途不休息，需要20分钟。
买房是顺其自然的事情。2014年，香香哥的孩子刚出生，想尽快从父母家搬出来。回想起来，那时候开发商的资金链已经出了问题。全款50多万的房子，香香哥先是交了20多万的首付，开发商以各种理由搪塞贷款的进度，最后以降价为诱惑劝说香香哥一次性交全款。首付已经掏空了两代人的钱包，香香哥又管朋友借了钱才交上房款。
那时，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烂尾楼」这个概念。何况这是当时的热门楼盘，地段好，要托熟人关系才能买上。
买完房不出几个月，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在2014年末彻底停工，至今已经烂尾九个年头。这九年里，大部分业主一边租着房、一边还着房贷。房贷都快还完了，房子还没完工。而香香哥也有了第二个孩子，一家六口人，挤在父母70平的房子里。
2017年，即墨市「撤市划区」，变成即墨区，房价暴涨。相比2014年，现在的房价已经翻倍了。当时香香哥的房子，买一层送一层，相当于有110平。按现在的市价计算，得要150多万。香香哥已经买不起另一套房了。
2021年6月开始，几位业主陆续在二楼搭起了一个据点，放了帐篷、桌子。香香哥有了一件专属的「业主委员会」，他们想凭自己的力量，把房子装起来。几个业主算了一笔帐，每年房租两万，如果拿出来简单装修，就可以住进自己的房子。之后条件好了，再改善公共区域、比如水电、扶手，甚至布置院子。
在其他业主看来，住进烂尾路像是住进虚幻的海市蜃楼。香香哥他们几个，想给其他人打个样。
他们把房子楼下堆的建筑垃圾用挖掘机清理走，弄了一块公共区域。有时候，他们就在这里做大锅饭，用的是农村的大铁锅，捡拾一些建筑废料当柴火。
青岛多雨，由于没有封闭，挖的地下二楼已经变成一个「蓄水池」。整幢楼的基底，就这么一直泡在水里。六月的一场暴风雨，吹倒了临时的铁皮围栏、也把他们辛苦收拾的院子吹得七零八落。
没有门窗，几个业主从二手市场淘回了防盗门，接力背着上楼。香香哥给自己家装上门窗的那刻，他觉得有家了，「只不过是自己准备的钥匙。」
这里成了几个业主临时的据点。大部分时间，香香哥在做他的销售工作，还是住在父母那里。下班或者周末的时候，就去楼里整修自己的房子，偶尔干活累了，会在二楼的帐篷里过夜，一点一点收拾出自己的屋子。
自从房子烂尾以来，香香哥一直密切关注全国烂尾楼的动态。在他看来，「烂尾楼」要得到解决，要么寄希望于开发商，要么由政府介入、进行兜底。两种方法他们都尝试了很久。现在只能「自救」，「我们业主自己变成了开发商，买的经济适用房变成了自建房。」
周末的「香榭丽舍」格外热闹，几位业主带着自己的孩子，聊聊工作，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们还一起在荒地上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了菠菜、葱、辣椒、西红柿、韭菜，在菜地里拔一些自己种的蔬菜，用土灶做一顿「大锅饭」，过成了「公社生活」。
何时搬出烂尾楼？
从西安到郑州的火车将近7个小时。当火车快到达郑州站时，Thomas看到郑州之行的目的地，「豫森城」，就矗立在铁轨旁边。高楼上密密麻麻的空洞触目惊心，「阴森，看上去死气沉沉的。」每个空洞后面，都是一个遭受重创的家庭。
在Thomas两周多的烂尾楼之旅中，郑州的「豫森城」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里，2020年，十几户人家住进「烂尾楼」，45天后潦草收场。「豫森城」的地块，原来是大孟砦村，现在，村民们已经在烂尾楼底下的临时安置房里住了七八年。
这是一排由铁皮组合而成的棚户房。村民抗拒Thomas的镜头，拒绝了他想进屋拍摄的请求。他只能远远按下几张快门。
河南是全国烂尾楼最多的省份，南阳被称为「烂尾楼之都」。《南方周末》的报道显示，2019年，南阳有302个烂尾楼盘。2012年，南阳开启大规模城市建设，五万多人因此搬迁，大大小小的开发商涌入南阳，地方政府默许开发商在五证不全的情况下盖房甚至出售。
南阳是近十年中国城市激进扩张的一个缩影。在老城的外围，开发商抢占地盘，一座座高楼在城市的新区拔地而起，许诺着现代化的美好生活愿景。过去10年间，中国约80%的新房都是预售，预售所得成为开发商的最大资金来源，他们依靠增加未完工楼盘的销售来维持资金流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一旦资金链断裂，房子就有了烂尾的风险。
2020年，昆明的烂尾7年的楼盘，「别样幸福城」，几百户业主住进烂尾楼。这是媒体对住进烂尾楼第一次的大规模报道。「住进烂尾楼」成为业主们自救的最后方式。
今年6月，河南郑州的几个楼盘相继发布「停贷通知书」。据开源平台 GitHub 数据，郑州有45个楼盘宣布「断供」。这是自断手脚的抗争方式。业主可能会成为和开发商一样的「老赖」，征信出现问题。
对「锦嶺公寓」和「香榭丽舍」的业主来说，全款买的房，甚至都无法「断供」。这种方法只对刚烂尾的楼盘奏效。银行和开发商，还在乎后续那一笔钱。
在Thomas看来，「住进烂尾楼」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随着关注度的上升，业主们或被驱赶、或被安置、或等到了楼盘复工，都有可能。
在「锦嶺公寓」住了三个月后，八月，王立等来了复工的消息，一百多户业主高高兴兴从烂尾楼搬了出来。但直至现在，工地上，仍迟迟未见工人的身影。
（王立，香香哥为化名）
参考文献：
南方人物周刊，曲折入住，潦草收场：住进烂尾楼的45天
南方周末，南阳为何成了「烂尾楼之都」
华尔街日报，中国楼市泡沫破裂会加剧国内经济困境
找到我：
@小红书：Shifannn(会放一些个人文字）
@邮箱：7295686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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