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工，我参与的一场诱捕
这是一个老故事了。对立健来说，这事仅是漫长人生中的半年时光，对我而言却是无数难眠夜晚的片刻闪回。
1
选择做一名社工，也许是因为些微的助人情怀，也许是受港台影视的影响。彼时上海市社区矫正正在试点，除了我这种通过笔试、面试、政审、体检进去的社工，还从监狱局、教育局、检察院抽调了一批老同志来参与此项工作。当时这种社区矫正社工限制户籍地报考（因为本地人更好开展工作），也算让我圆了父母的心愿，端上了铁饭碗。
2004年，我上岗后，领到了两块工作牌，一块是司法局的临时工作证，一块是社工站工作证，其后我被指派到了一个老城厢工作。很幸运的，进去单位就有两位师父带我，一位是监狱系统的老同志，另一位是企业工会的老骨干。
我和师父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服务对象基本是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在刑人员。最初几个月，我常常要拿着街道司法所的介绍信去派出所调取户籍档案，把在册的矫正人员的资料认真地抄录、校对好，录入司法局的系统，为要服务的社区矫正人员完成“一人一档”。
派出所的值班民警一次会取出好几大本档案，让我去一旁的小房间抄写。翻开厚厚的牛皮纸封皮，户籍档案里的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新旧交叠钉在一起，有些年代久远的法律文书还是手写的。有些服务对象从青年起就“数次进宫”，那一张张褪色的判决书和减刑裁定书拼起了一个人的大半生，甚至一些判决书里还会详细记载他们的犯案始末，简直像是一本自传了。
刚出象牙塔的我，社会阅历浅薄，只能从卷宗中了解服务对象们，追溯他们的经历，然后在户籍警或社区干部的帮助下，对他们的生活现状探得一二。社区矫正工作刚刚开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肯定不会抱有多少人文情怀，都不愿承认犯罪其实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更多地将罪错归结于个人或家庭原因。有时候，户籍警会打趣我：“小姑娘做这个工作，天天和坏人打交道，三年五载就很老练了。”
我们的工作按照属地管理，我负责的街道既是老城厢集中地，又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市中心，还是上海市著名的观光旅游景点，外籍人士多、外来流动人口多，人员成分极其复杂，犯罪类别五花八门，除了常规的暴力犯罪，最多的是经济犯罪。
不过，像立健这样年轻的服务对象是鲜见的——他那时16岁，是抢劫罪的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他是单亲家庭，从职校辍学后犯的罪，他的父亲老蒙有前科，为社区刑释解教重点关注人群（现已没有劳教）。由于他犯罪时未成年，加上老蒙主动赔偿，因而获判缓刑，到了我这里进行社区矫正。
犯罪是一种社会越轨，我们可能会对反复越轨的中年人觉得无可救药，但是一定会对一个初次越轨的年轻人心存惋惜。
2
第一次见面，是在当地派出所。立健此前在看守所里待了8个月，人消瘦、黝黑，一言不发。肖警官是本地的户籍警，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常规教育后，就向他介绍我：“这是以后负责帮助你的社工，小贝老师。”
立健抬了抬眼皮，点点头。肖警官继续道：“以后公益劳动、思想汇报、集中教育，都听小贝老师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和她说。”
立健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见老蒙姗姗来迟，肖警官有些生气，意味深长地说：“老蒙，这儿子你要好好管了，抢劫是重罪，他把人家脑袋敲破了，不是年纪小，肯定要进去吃官司的。”
“知道了，肖警官，我一定管好他。”老蒙赔着笑脸。
肖警官再次提醒：“立健，你最好弄个学校去上，千万不要出事情，不然就收监了。对了，这几年不能离开上海，知道吗？”
立健点了点头。
立健年纪小，师父觉得年轻人之间好沟通，就嘱咐由我负责他的个案。我那时也就20岁出头，实在无法如民警般的老练，无论服务对象何种类型，犯何种罪错，我都会下意识地按照年龄和矫正对象建立一种“心理辈分”，对年长的多一分敬意和小心，对年轻的多一分亲近和热情。对于立健，就是如此。
立健家是一间上海老城区的厢房。我要登上细窄高陡的不规则梯阶，转角再转角，才能进到那个不到10平米的逼仄空间。房间里只有1把躺椅、2张床和1个柜子，老子的床和儿子的床之间挂着一块布帘。
同立健谈话时，这空间小得发闷，幸而这老厢房带个小露台，上面虽然堆满杂物，但是立健在此获得了不少快乐——在他这片小天地，能俯瞰老城厢低矮的平房，眺望对面的金碧辉煌的花园小区——那是当时上海当之无愧的顶流商品房。
立健白天总是睡觉，闭门谢客，他没有手机，老蒙也只有一个小灵通，联系这对父子是真不容易。鉴于矫正前3个月每周都必须接受个别教育，我绞尽脑汁见缝插针地找立健。
某次，我照例向肖警官汇报情况后，当天下午，老蒙就来社工点找我了。他先吸了一口烟，说：“小贝老师，我们以前日子过得不错的。小家伙小时候很聪明，参加全国美术比赛，还拿过一块金牌。”
老蒙其时还不到50岁，身材健硕，但没有正式工作，只偶尔打点零工，社区为父子俩办了低保，生活挺拮据的。他额头的川字纹深深的，眼睛里透着精光，立健遗传了这双眼，看人的时候即使斜挑暗瞥，也会有种尖利的光芒在你身上霍霍打转。
“那立健后来为什么不画画了？”
“后面我生意黄了，离婚了，这孩子就没人管了……”
“出事情后，孩子为什么不上学了？”
“职校把他开除了，这小子说不要读书。”
“立健爸爸，现在是矫正初期，有些规定立健必须遵守的。”我再次陈述了立健必须遵守的规定：每周个别教育1次，每月集中教育1次，公益劳动10小时，书面思想汇报1份。也重申了《关于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执行措施》。
老蒙拍胸脯保证，说一定配合，看好孩子，怎么也不能让他再进去了。但当我询问他立健平时都在干什么，他却一愣：“睡觉呀，他也很苦闷的，出去也没钱。”
“不睡觉的时候干嘛呢？”
老蒙又一愣，很快反应过来：“混混日子吧。他又没事可干，小贝老师，你放心，你和肖警官也打个招呼，我已经没收他的手机了，也不给他钱……”
老蒙喋喋不休了好一会儿，但都是自以为是，以他的好恶评价儿子的状态，以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代言儿子的想法。不过，我倒也藉此拼凑完整了立健的成长轨迹——他童年时活泼开朗，喜欢画画，虽然成绩不好，但是老师同学都挺喜欢他；后老蒙生意失败锒铛入狱，妈妈就离开了，他被寄养在爷爷家，每月妈妈会送来200元生活费；待老蒙出狱后，他的性子已变得叛逆不服管教了，学习差劲，父子俩就这么将就混日子；直到他进了职校，认识了一些社会人士，开始逃学，才读了一年不到就走了老蒙的老路……
3
社工点就在老城区沿街铺子后面小弄堂里的二楼，底楼是一个厂房仓库。走进这条小弄堂，生活百态就近乎赤裸地扑面而来：因为周边的老式公房没有独立厨卫，各家的马桶经常就摆在底楼，有居民甚至索性把马桶摆在居委会大门旁；电线杆上有不少居民晾的衣服，刚挂上去时，如淅淅沥沥下小雨；那块有一座城隍庙，还有一个尼姑庵，所以本地不少居民信仰混杂，院子里有一棵几百年的古树，居民们总在树周围的地上插香祈福……虽然居委会一直劝导讲究文明，整治环境，但是收效甚微。
到了傍晚下班时，到处飘着饭菜的香味，拐弯走出大门，老街商城华灯初上，摇曳着华美的霓虹，谱写着夜上海的风情。
社工点只有两间办公室，小的是禁毒社工办公点，大的由我们矫正社工和青少年社工共用。这间本就不大的办公室，又硬是被我们隔出了一间“谈心室”。
8月天气闷热，立健第一次来了社工点。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一饮而尽后，拿出一张《思想汇报》，我一看，字迹端正，密密麻麻，刚好一面。除了常规介绍了目前的生活外，还对自己的罪错做了一番检讨，最后略带调皮地写着：“保证接受肖警官、小贝老师的管教和帮助，随叫随到。”
“立健，你字挺漂亮的，内容也不错，反省得还挺深刻的。”我笑着说。
“在看守所里一直写，早都练出来了。”
“最近打算干什么呢？（你）爸爸说你天天睡觉。”
他有点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没事干，天气太热了，懒得出来。小贝老师，后面公益劳动、个别教育，我都会准时参加的。”
突然一声手机铃声响起，立健立刻掏出一部崭新的爱立信手机，按了一下。
我诧异道：“这手机你哪里来的？”
“我妈给的。”他得意地扬了扬手机，“前两天她给了我2000块，我就买了手机。”
“嗯，那你把手机号给我吧，这样我找你就方便多了。”
“好——不过小贝老师，我妈给我钱的事，我爸不知道，你可别告诉他……”
立健说，他这些年一直悄悄和妈妈保持着联系，但是不想让老蒙知道——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老蒙和立健妈妈并未登过记，立健也不算是婚生子。早年老蒙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立健妈妈吃了不少苦头，为了不再和老蒙有瓜葛，多年来，他们母子俩都是私下见面。
这次沟通后，立健基本每周都会自觉来社工点报到，无论是接受个别教育还是参加集中教育，都十分乖顺，几个年长的社工都挺喜欢他，他也从最初的沉默寡言变得开朗外向起来。
居委会组织矫正人员去社区老年活动室打扫卫生，立健就去了一次，回来后满腹牢骚：“这太傻了。小贝老师，这桌椅要么不脏，要么脏死了，‘小新疆（另一位年龄稍大的矫正青少年）’把桌椅都擦得发白了。那里的老爷爷都劝他不要擦了，桌子要擦塌了！”他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拍桌子，哈哈大笑、肆无忌惮。半晌，他停了下来，一本正经地问我：“有别的公益劳动吗？扫大街也可以啊！”
就这样，立健被安排到了附近的公园捡烟蒂、扫垃圾，每个月10小时。那个公园是江南风格的小园林，兼顾居民生活和旅游观光，人员显得尤为混杂，翠竹掩映的步道上有晨练的居民，有悄悄发“愿主降福”的教徒，还有不少摄影爱好者。我不放心，便和立健一起做公益劳动。立健干活卖力，戴着手套，拿着长夹，轻轻巧巧地把花坛里的纸巾、水瓶、一次性饭盒都迅速清理干净了。10月天气渐渐凉爽下来了，可立健每次劳动后总是满头大汗的。做完后，他也会主动帮忙把劳动用具洗干净，还到社工点。
转眼间，3个月过去，立健的矫正初期算是平稳度过了。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复学——虽然原来的职校回不去了，但是市面上还有不少面向社会招生的中职院校和夜校。立健画画不错，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学美术设计，倒是对汽修专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喜欢摩托车。
青少年社会越轨中，同伴群体的影响尤为重要，要帮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同伴关系，融入社会，无论是考虑当下还是长远发展，复学或进修都是不错的选择。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我们还联系了青少年社工，准备让立健学电脑设计或者烹饪，掌握一门技术。老蒙难得支持儿子，还拿来了一张北大青鸟的计算机培训广告，说是让立健“去北大学电脑”，把社工点的老师们都逗乐了。
那段时间，老蒙和立健父慈子孝，常常一起来社工点。老蒙找了份零工，家里宽裕了不少，立健染了头发，看起来和一些好玩的同龄人没两样。当时的我天真地认为，青少年只要过上和同龄人相似的生活，不处于失学、失管、失业的状态，就不太可能犯罪了。
4
立健17岁生日那天，我特意去元祖订了一个水果夹心蛋糕，下班了就去到他家。老蒙给他买了一块手表，他很高兴，指着蛋糕说，自己大概有10年没过过生日了。
吃了蛋糕后，我俩去了小露台聊天。夜晚的老城厢灯火通明，霓虹错落有致，老街的复古牌匾在夜晚的浮光中摩登起来，对面的摩登大楼熠熠生辉，沿街商铺张灯结彩。
立健点了一根“牡丹”，吸了几口，缓缓道：“小贝老师，我很小就抽香烟了。”
“几岁开始抽的？”
“12岁吧。一开始跟着爸爸抽‘中华’，后来没钱了，抽‘大前门’，那个时候就有瘾了，后来更没钱了，就抽一块钱1包的没有过滤嘴的香烟，真是辣嘴巴。”他轻描淡写地说着。
“有一块钱1包的香烟吗？”我难以置信。
“当然有，”他双眼兴奋地亮起来，“就是细细的卷烟，没有香烟屁股，像粉笔一样。”
“这抽起来应该很呛吧？”
“没办法，抽了辣嘴巴，不抽，头痛。我13岁就离不开香烟了。”
我沉默片刻，心里堵得慌。
立健接着说：“我小时候画画特别好，有一次得了一个全国金奖，拿到了一块金牌，很大一块。”他开心地比划给我看：“你知道那金牌后来去哪里了吗？”说完，就突然严肃下来。
“弄丢了吗？”
“不是，是卖掉了！”
“是你……你爸爸卖的吗？”我不安地问。
立健回头看着我，眼神亮亮的，突然笑了出来：“是我自己卖掉的，就卖给了我的同学，50块钱。”
“当时是很缺钱吗？”
“也不算，就是想要钱，50块到手，我就去吃了一个肯德基汉堡，剩下的钱我花了很久。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厉害，赚到钱的感觉太好了。”
“卖掉奖牌，心里会不舍得吗？”
“没有一点不舍得，只要是自己的东西，我都可以换钱！钱是最重要的！”他狠狠吸了一口烟。
也许在立健心里，钱是一种强烈的安全感的来源，比亲情、荣誉更重要。幸运的孩子身边有爱他的父母帮他解决问题，而且死心塌地、不计代价；不幸的孩子只有把自己变得有钱有权，才能获得一些安全感。凡是看似虎胆龙威的人，心头都有投鼠忌器的惶恐。
立健的QQ名叫“飞鹰堂堂主”，在网上，他似乎更外向，热情洋溢，充满力量感。他告诉我“飞鹰堂”是“东门帮”的分部，他是这个分部的老大。至于“东门帮”到底是真实存在的组织，还是青少年们效仿《古惑仔》创建的虚拟世界，我不得而知。
立健对那些“江湖”上的轶事、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总是侃侃而谈，我担心他再次结交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常常提醒他洁身自好，但是他毫不在乎。稍感安慰的是，他答应我开春后的新学期就去学汽修。老蒙似乎也在为他办入学手续——因为被学校开除又是社区服刑人员，他现在只能去民办的中职院校了。
之后，我和立健的面对面交流变少了。每次沟通后，我需要把谈话内容以及重要信息记在台账上、日志上。当时的矫正工作行政化色彩很强烈，月度要上报系统，季度要考核台账，对于工作痕迹的追求让我陷入了一种定式思维。仿佛只要做完定期打电话、打完写下来、月底提交上去这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是矫正工作的复杂性岂是这些台面功夫可以穿透的？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洞察以及对制度的理解，何其深邃。
5
12月转眼过去，年底是最忙的时候。全市的矫正社工组织了一台晚会，大家围绕工作创作了不少节目，有朗诵、歌舞、小品等。其中一个小品《阿大矫正记》，演出的社工把雪村那首脍炙人口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改了一下，歌词“俺们那个山上下来的，俺们谁也不害怕……”，唱出了我们眼中矫正对象的样子。小品里，“阿大”最后家和业兴，我也暗自憧憬着每一位矫正对象未来都有个好的归宿，尤其是立健。
可是不久后，我突然接到了肖警官的电话。
他的声音很低沉：“小贝，立健现在和你有联系吗？”
“一直有联系。”
“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一天。”我回答着，心里隐隐不安。
“你听我说，立健犯事了，就在圣诞节晚上，骑车抢劫，把人家包抢了，还有暴力伤人行为，分局已经发通缉令了。”
我心里一片冰凉，四肢瞬间麻木了。
“立健这小子手机也关机了，他老头子也找不到他。小贝，你能找到他吗？你平时怎么联系他的？”
“我……我们有时候QQ联系，大部分时候打电话。”
“好，那你想办法在QQ上约他出来，我们要采取行动诱捕。”
“诱捕？”
“对！需要你的帮忙。”
“不，不。”我下意识拒绝，“我们社工不可以参与诱捕，这违反工作伦理。”
我无比紧张又极力抗拒。
“小贝，你记住，别说你是一个司法社工了，就是一个普通人，也有义务配合警方办案。”肖警官的声音不容置疑。
“我试试劝他自首。”
“这样风险太大了，他现在属于危险分子，要尽快归案。”肖警官声音依然低沉，但语气急促起来。
“肖警官，我不想做。”我心里很乱，但是不想找借口。
但是肖警官不死心，他找到司法所，找到我的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
“小贝，你要配合民警的工作。”领导说。
“我不能参与诱捕，我们有保密原则。”
“现在就是保密的，我们尽快拘掉他，是给他机会。”
“应该联系立健的爸爸。”
“老蒙清楚这件事，推得一干二净，立健要是再出事情，后果更严重。”
我心惊肉跳，领导还说，如果诱捕成功，要给我送锦旗，记功。其他社工也都一致认为立健现在很危险，很可能再次抢劫或者犯下更严重的暴力罪行——因为这一次的抢劫伤人，立健变成了主犯，如果诱捕成功，他就面临着再次判刑，在矫正期内犯罪，不可能轻判，而且会立刻收监。
立健才17岁，我不敢往后想——我只知道，我参与诱捕的话，他一定会很憎恨我，要是报复我怎么办，以后我要怎么面对他？我是一个社工，不是执法者，而是一个助人者！“助人自助”“案主自决”这些张口即来、却从未践行的伦理价值一下子蹦了出来，还有老蒙……
我心乱如麻，这是工作使命还是伦理困境，我说不清也想不通，最后在强大的压力下——我同意了诱捕。
肖警官向我一再保证会做好安全措施，立健归案后，他也会和老蒙做思想工作，我们是帮他，又不是害他。社工站的领导给我批了3天假，行动结束后我可以回去休息，平复心情。
立健的手机一直关机，我只好一直守在电脑旁等他上线。终于，3天后，我们联系上了。
“手机怎么关机了？短信也不回。”我问道。
“我和爸爸吵架了，懒得理他，就关机了。”
“你爸爸急死了，你最近都住在哪里啊？”
“住我朋友家里。”
“立健，明天来一下社工点，把这个月的思想汇报也带来。你矫正期快半年了，我们重新调整一下服务方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语气自然如常，担心他听出什么。
“好的，明早就来，思想汇报我来了再写，嘿嘿。”立健答应得很爽快。
挂完电话，我心潮起伏。
6
新年的隆重，无声地凝结在小楼窗前高挂的腊肉上，油润精壮，紧绷扎实，闻不到丝毫的咸齁味，只有松弛的肌体才会透出气味。肖警官换上了便衣，神色严肃，跟两位同事一起埋伏在一楼的小院里。
“小贝，你只要和他打电话确认，一定要确保他来，其他的你不用管。只要他踏进这个楼道，我们就会立刻行动。”肖警官拍了拍我肩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我坐立难安，站在二楼过道的窗前，暗自祈祷一切顺利，祈祷立健不要反抗，祈祷他不要恨我。
“老师——好。”立健一踏进小院，就看到了二楼的我，他穿一身黑夹克，牛仔裤，露着洁白的牙齿，左右各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下一刻，他做了一个弯腰的动作，右手如同绅士般从胸膛划到左下腹。“老师——好。”他再次重复了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动作，身边两个女孩子笑得花枝乱颤。
我却是心惊肉跳，别过身去。几乎是同时，肖警官几个人一扑而上。
1个多月后，我见到了老蒙，他看起来有些疲惫。
“小贝，他现在在看守所，肖警官帮他争取了一个自首情节，说是到社工点自首的。”他看了我一眼，“也要谢谢你，对他的帮助。”
我低下头，避开了老蒙锐利的目光，心里很难过。4个月后，立健被转到了新收犯监狱。再后来，肖警官告诉我，他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因为有自首情节，判得算轻，不过要加上之前的缓刑，总刑期应该在5年以上了。
从那以后，我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再次见到立健是什么情形，也曾无数次幻想立健质问我为什么要害他。出狱后，立健也快23岁了，和我现在一样大，他又会如何看待当初的事呢？
我们没有再见过面，1年后，我就调离了这个街道，但是立健的个案让我永远警醒，日后每次遇到青少年矫正人员时，我都无比小心翼翼，怀疑一切细节……
十几年后，社区服刑人员戴上了电子脚铐，大街小巷也布满了探头，犯罪的难度和成本都提升了。更可喜的是，公检法都对少年犯加强了帮教力度，无论是心理矫治还是行为纠偏，都给予了这些在社区服刑的少年更多的支持。现在，未成年的矫正对象不用再参加任何集体形式的教育和公益劳动，都改为个别教育，虽说是社区矫正，但是这些孩子是要被隐匿的。在社工眼里，这些孩子是应该被保护的。
可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犯罪代价仍然是很高的。《凉子访谈录》有一期谈到了这个话题，一个26岁的刑满释放人员自述：在中国，犯罪会影响三代人，不能考公，不能当兵，不能做正规的工作，很难有五险一金。就算想当外卖员、快递员、保安、保洁这些底层工作也不可以，因为无法开具《无犯罪证明书》。就算工作，也往往只能拿到普通人薪资的一半。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工作40年，那么刑满释放人员的一生起码损失100万。100万还是可以量化的损失，那些不可量化的损失呢？这也是我们为每一名罪错青少年扼腕痛惜的原因。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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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知道，这‘老货’怎么活到这个岁数的？”老马骂骂咧咧摔上车门进了大厅，留我们三人面面相觑。
老马其实也不老，才三十五岁，一个很聪明的辅警，用他的话说，人做事对得起工资就行，少一毛都不干。但是实际上，他在关键事情上从来没掉过链子，平常嘻嘻哈哈跟大家打成一片，人缘挺好。
被他称为“老货”的是老张，所里的“杠精”和“事儿逼”。他马上五十岁了，因着他发际线早早秃了，有几个格外讨厌他的同事背地里也叫他“老秃驴”。
“算了，老张刚发来消息说他打辞职报告，下个月走，都劝一下，让他俩别吵。”赵哥脸色不霁，跳过了惯例的列队训话以及检查装备等步骤，直接回了办公室。
赵哥是我们的“直系领导”，一位行政编人民警察，每天带着我们出警执勤。平常有人辞职，如果是有了更好的去处，赵哥二话不说会直接批准；如果是受气了、受委屈了、累着了之类的，赵哥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点不作伪画什么大饼，直说现在队伍难招人，希望你能留下来。
1
当天凌晨两点，我们和交警队联合搞夜间卡点，所里出动了两辆车七个人，查了没多久，交警那边出了个突发情况要离场，剩老张独个守在主路旁的匝道。
凌晨三点，一阵闹哄哄的声音传过来，赵哥拿着酒精测试仪打了个哈欠：“老马，你俩过去看看。”
新来的小徐跟着老马一起过去了，我们继续招呼着夜间奔劳的各色人等上前吹气、出示证件，然后放人离开。没想到，匝道那边的声音还越来越大了，赵哥将酒精测试仪塞给我，准备自己过去处理。
凌晨的车流一波一波的，我大多数时候其实都无事可做，只在冷风里傻站着挨冻。我刚放走一辆送菜的小货车，然后就来了一辆崭新的私家车，主驾驶的窗户是降下去的。车是从老张那个方向来的，还在骂骂咧咧：“他妈的，你等着！我妈要出了事，我和你没完！王八蛋东西。”
我疑惑地看了看这辆车，又看向老张那边。后面没再来车，我就靠了过去看到底怎么回事。老张拿着手机郑重其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吗？如果他说的是假话呢？如果他后备箱放着一斤海洛因呢？”
赵哥不言语，旁边的老马调高了声说：“哎，人家老妈在医院，重病，你干的这事地道不地道？你要被投诉了，影响的是整个派出所。”
老张霎时瞪大眼睛走到老马面前：“我问你，报身份证，核查，走人，这一套下来能耽误多久？一分钟还是两分钟？你别忘了你的职责是什么。”
老马气笑了：“真的是个杠精。我懒得和你说。”说罢，转身打算回到点位上。
老张却不肯放过老马，抓住老马肩膀问道：“如果我现在是个杀人在逃犯，开着偷来的车要离开市区，被你拦住，我说我老妈在医院病危，要赶快去医院，然后你就这样放过我了。后面这责任谁担？是不是任何人扯个老妈病重的理由，就可以不配合执法？”
老马在老张碰到他的第一时间，就狠狠甩开了老张的手，转头看着老张：“你就是个杠精，别跟我说话。”
“我杠？我问你，我哪里错了？配合警察执法是不是公民义务？”老张激动地拍着手，要老马讲清楚。
老马冷笑：“你只是辅警，说白了就是个保安，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在队伍里，大多数辅警兄弟确实会因为一些临时工背锅的社会新闻自嘲是“保安”。老张很顺畅地接话道：“对，我就是保安。但我在履行夜查的职责，看到有嫌疑的人，核查清楚有错吗？”
老马本想置之不理，但是按捺不住回头道：“扣帽子谁不会？你说我‘有人打着有急事的旗号，就可以不配合执法’，可你拿着潜在嫌疑人的名头不讲任何人情、死守规矩？还在这执法、执法，你有执法权吗？”
老张却猛地把话题引向赵哥，敲打老马：“领导上次说的，你忘了是吧？民警安排和授权了，我们就是协助执法。协助执法也是执法！”
（编者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四条作了明确界定：警务辅助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不能直接参与公安执法工作，应当在公安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
老马张嘴还想说点什么。赵哥拍了拍他肩膀：“不吵了，查车去。”随后，老马自嘲地笑笑，摇着头离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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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有问题？我就问：是不是我说的道理？两分钟就能搞完的事情，非要和我闹。”老张还站在原地嘟囔。
这事情是没完了，赵哥喊老张拿录像来回放——执法仪不够，老张的匝道口没配，他是拿手机录下的视频。视频第一秒，那辆私家车刚停稳，老张就将酒精测试仪放到了司机面前：“师傅你好，身份证、驾驶证出示一下。”
司机吹完没问题，然后就跟老张说：“师傅，我妈在医院，重病，刚才我大姐通知我人可能不行了，我急着去市医院看她，什么都没带。”
老张犹豫了一下，说：“那你报一下身份证号或者拿其它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我查过没问题就能走了，你这车怎么车牌都没有啊？”
司机很急躁：“师傅，车是新车，证没拿，我妈是真不行了，你不要耽误我时间了。”
老张“诶”了一声，又说：“那不行啊，我把你放走了，万一有问题，我要担责任的。”
司机恼了，声音扬起来：“我能有啥问题？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这活了三十多年了，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让一下！”
视频镜头这会儿转了一下，应该是老张走到了车头前：“我知道你有急事，核对个身份证，也就一分钟不到，你配合核查很快就能走了。”
司机立马爆发，怒骂：“你有病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吗？我妈在医院不行了，你赶紧让开，我妈出了事，你担得起责任吗？”说着，那车还往前冲了小半米。
老张寸步不让，硬是顶着车头：“那不行，你出示完身份证，没问题才能走。”
那司机骂了句脏话，脚下轻踩油门，车又往前耸了一小截，老张一个趔趄倒在地上，又赶紧爬起来：“你想干什么？闯卡吗？要是没问题，你怕什么？”
这正是我们一开始在远处听到的争吵声，接着就是两人正僵持的时候，老马和小徐过去看情况。
我看见视频里老马简单过去询问了几句，就说：“张哥，让人走吧，人家家里有事。”
老张将镜头对着司机，道：“他没问题，为什么怕检查？小马，你把领导叫过来，这人有问题。”
司机飚起了国粹：“我X你妈，我有什么问题？你妈的你是不是人？你有没有妈？”
老张也火了：“你少在这我妈、我妈的。你要是配合，人早走了。你以为骂人不犯法是吧？”
司机有点失去理智了：“来，你把老子关了。X你妈，王八蛋，来！”
画面里，刚好赵哥到了，老马先跟赵哥报告：“司机妈妈在医院不行了，老张非要核查身份证。”
视频里，赵哥贴近司机温和道：“师傅，先说声抱歉，我知道你现在着急，你给我们报完身份证立马走，别耽误时间了。”
司机咬着牙：“行，行，你们真的挺可笑的。”说罢，报了一串号码，赵哥输入警务通，刚出来界面就喊老张让开。老张还想再说什么，赵哥低吼：“让开！”
视频播完了，赵哥将手机还给老张：“视频留着别删。等投诉下来，你想清楚要怎么解释。”
老张很不平，追问：“领导，你也觉得我错了吗？”
赵哥没说话，回到了点位上，老张求助地看着我：“小杨，你说，我错哪儿了？”
我犹豫了一下：“方式方法吧。”
老张不服气：“我方式方法怎么了？我最开始态度很好啊，他报完身份证，一分钟不到就可以走。”
我本想告诉老张，那司机明显处在情绪失控的边缘，应该对人哄着点。但是事后诸葛亮没什么意义，临场发挥时是个人都会有疏漏，人无法像机器人一样按照程序完美无缺地做事，跟老张再辩下去，也是徒然。
没过多久，交警队的人回来了，我们一起执勤到凌晨五点，互道辛苦后打道回府。路上老张仍旧呶呶不休，要和老马分出个是非黑白。下车的时候，老马蹦出了那句“老货”。幸好老张在磨磨唧唧地收拾东西没听到，否则他俩又得干起来。
3
最近这几年，老张越发固执、不讨喜，我来的时间不久，听周围同事的议论，比如，之前赵哥搬家，其实家里的大件都已经找了搬家公司，剩下的就一堆小物件，脸盆什么的，他问所里当天休息的人愿不愿意去帮他收拾一下。那时，赵哥管着九个辅警，当天休息的有四个，除了老张，都去了。
其实不去也没什么，赵哥也不会强制谁去，但是一个和老张关系不错的老哥开他玩笑：“老张，没眼色了啊，讨好领导的好机会。”其实老张只要说句“有事”，或者不回复，也就过去了，但老张不，偏在群里公然道：“我不巴结领导，也能活下去。”
这一句话让气氛变得很微妙——他将我们的行为直接归为巴结领导。但是平心而论，赵哥并不是那种利用职务之便大小事拉壮丁的“领导”，我们去了也就打扫打扫房间，搬一些小物件，实际是七个人半小时就搞定了。完了，赵哥还花钱请大家吃了顿饭。
老张说完那句话后没人接话，群里寂静了很久，很是尴尬。赵哥没记仇，老张也照常隔三差五同领导开展大辩论：
“诶，领导，你看这个新闻，无罪推定才对啊？这个地方的公安，是不是违背这个原则了？”
“不是，无罪推定是说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有罪，就不能认定一个人有罪。各个机构的执行标准不一样，公安办案是有罪推定，检察院则是无罪推定，检察院会一直要求警察提供证据补足证据链。简单地说，有罪推定是描述性的和事实性的，无罪推定是规范性的和法律性的……就好比，你来报警说你被人打了，我肯定得有罪推定——你真的被人打了，然后开展后续的取证程序，而不是说，现在没证据证明你挨打了，我就推定对方没打你，索性不处理。而且‘罪’是刑警队管的，我们主管的是治安违法行为……”
“诶，我觉得不对啊，之前我看新闻……”
“诶，领导，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诶，我觉得不对啊，应该是……”
“诶，领导，我觉得这个不对啊？”
“哪不对？”
“我不知道，反正感觉不对。”
他这句话一度成了所里的热梗。直到一次出警，王Sir也无意识地对着报警人来了句“我不知道，反正你说的不对”后，才被赵哥紧急叫停——太影响警察形象了。平时只要闲着，老张永远会拉着赵哥叨叨这些事儿，那魔性的“诶”也成了所以许多同事的口头禅，不过多是作戏谑用。
因为这次夜查，老张要辞职，我说不上来什么感受。他虽然不讨喜，但是大多同事也觉得他是个好人，“肚子里还是有点东西的，工作较真，社会上其实这种人多点好”。
果然，第二天，那个司机的投诉如期而至——警务督察加市长热线，赵哥黑着脸喊我去帮他打情况说明，因为他和多数上了岁数的老民警一样，打字“一指禅”，挺慢的。
“情况说明：2020年4月13日凌晨3时许，在加气站旁与交警联合执行夜间卡点任务时，我所辅警张锐（身份证XXX，男，汉族）在查车时……”
我打完后，赵哥又念了几遍，打电话喊老张过来：“老张，东西打好了。你也看一遍，自己想清楚怎么说，跟人家好好道个歉。”
老张瞬间脸色垮了：“我道歉？我凭什么道歉？我还没追究他用车撞我还骂我呢。”
赵哥叹口气：“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哥，咱别闹了，道个歉就过去了，你非较真干什么？”
老张头一甩：“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道歉。我没错，我为什么要去迁就他？就因为他妈不行了，有个理由就能胡来吗？”
赵哥呆呆地看着老张：“你非要把我整死是不是？”
老张滞了一下，苦笑：“领导，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真不知道我错哪了。”
赵哥好几次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是都没说出来。
我默默地揣测：
“你错在：人家是真的有急事，而不是身份有问题。”
“你错在：你没有哄着对方，照顾他的情绪。”
……
赵哥一直没说话，后叹气直接离开了办公室，老张这会儿有点手足无措了。
“他还要投诉我？我一定要追究他的责任！”站了一会儿，老张扔下这么一句不知道吓唬谁的话，离开了办公室。
旁边的大海也叹口气：“他越来越杠了。”
我笑道：“他比你聪明。”
大海笑骂：“你滚。”
我说老张“聪明”，是因为一桩旧事——老张是很喜欢狗的。之前有人将一只流浪狗送到所里，但是赶上公务繁忙期，大家没时间把狗送去流浪动物救助站。于是老张就养着那狗，还会给它带吃的。
有次，我们围观老张喂狗，一块西瓜放在地上，狗吃干净了瓤没碰皮，大海在旁边啧啧称奇：“这狗还挺聪明，不吃西瓜皮。”
老张不知道哪根筋搭错，骄傲地来了句：“那是，它比你聪明。”
我还没反应过来，大海就火了：“我看你岁数大，我不想和你计较，不会说话就别说。”说罢，气冲冲地离开，留我们笑作一团。
过了半小时，老张专门给大海发了微信道歉。两人和解，但这个梗也流传了下来。
4
老张因为犟，杠，轴，其实已经挨过不少教训。之前一次警情，报警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一家新开的蛋糕店门口排队，队伍挺长，排着排着被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插队了。那老太太一言不发、理直气壮地站到了年轻人前面，年轻人愣了许久，一度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几番确认后才意识到是真被插队了，劝了三句半，老太太理都不理，年轻人气不过就报警了。
赵哥带队，到了现场非常头疼——老人是出警时的“鬼见愁”之一，现在的社会舆论导致我们执法时面对这个群体压力很大。正当赵哥愁云惨淡之时，老张站了出来，义正词严地批评了老太太。
老太太拄着拐杖，耳朵也不行，在那“啊、啊”半天，但是老张不为所动，几乎贴在了老太太的耳朵上，说：“老人家，我说你这个插队是不对的，是没有道德的行为。你得到后面重新排队去。”
老太太这次终于听清了，挥舞着拐杖：“我岁数大了站不住，不是故意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赵哥叹口气，哀求年轻人：“兄弟，我知道是你吃亏，算给我个面子，放她一马吧。面包我请你吃，我跟你说实话，这老人要走法律程序，你得跟我们回所里做笔录，才能做出处罚决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即便做出拘留决定，按照法律规定也不予执行，何况她插队的行为属于情节轻微，最多批评教育。”
年轻人被围观得也怵了，早不想追究了，就坡下驴答应了赵哥。结果赵哥刚松口气的工夫，老张还在循循善诱之时，那老人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倒不是讹人，这个年龄的人，磕一下、碰一下都是大事。老太太被赶来的家属接走，赵哥被骂得狗血淋头，老张又和家属吵了几句嘴，大概是：“年纪这么大，不放在家里好好照顾，还让她出来乱逛，身体不好就算了，还插队。”
这话给了对方把柄，家属拿手机录像质问：“老人是不是没权利上街？”
事后，老张无可避免被投诉，所长大发雷霆，赵哥又挨了一顿骂，那声音回荡在楼道里，全所人都听得心下凄然。老张仗义地进去扛锅，说是自己的想法，跟赵哥无关。所长差点被气出心脏病，指着赵哥说“赶紧把人弄走”。等老张出了办公室以后，所长的骂声又高了八度，更是响彻云霄了。
那时的老张就不知道自己错哪了，我们也没人能说出他错哪儿了——至少，没人能站在台前说他错在哪儿了。毕竟，有时候社会上的潜规则比明面上的规矩还要好使。
之后一段时间，老张变得异常沉默，出警时不怎么插话了，抑或是一个欲言又止的状态。老张这样的人，也亏得是遇上了赵哥，认死理，反感一切形式的不公，这样的人在队伍里，不仅他累，领导也时刻提心吊胆。
那次老张没走，当然我们不觉得他是为了钱，辅警收入微薄，而且老张不差钱。
其后，老张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工作时依旧贯彻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向任何潜规则妥协的原则。
2019年7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来报警，说自家孩子丢了，那孩子智力方面还有点问题。现在未成年人失踪不需要二十四小时以上才能立案，所里当场就接了，全部的车都开出去找孩子，还发布了寻人启事，让街道下发到各社区，转发到居民群，请群众留意。
很快，同事就从调来的监控中查到了那孩子的行动轨迹，可是不连贯。我们找了两小时，孩子仍旧下落不明。不久，孩子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要放弃报警，称有个好心人联系她说二十分钟前见过那孩子，问清楚孩子地址后，就将孩子送上了出租车，目的地就是她家。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唯独老张依旧在外面找。
我们七嘴八舌地劝他：“张哥，人已经有消息了，上出租车回家了。别找了，回来吧。”
但老张说：“诶，那不行啊，二十分钟，早该到了，没见人肯定是出问题了。”
“孩子母亲都放弃报警了！”
“诶，话不是这么说的。”
无奈，我们放弃了劝说，也有同事觉得，老张可能就是想借机在外面晃悠一会儿。赵哥又专门给老张发了条微信，喊他回来，但老张没回复。
没想到的是，那次老张狠狠地打了我们的脸——最后他在一条刚修成、还未投入使用的公路旁找到了那孩子，小孩就蹲在一棵树旁边，不哭不闹，仿佛坚信他的妈妈下一秒就会出现一样。老张带着孩子回了所里，问清楚了情况，我们才知道那个出租车司机收了好心人的钱后，拉着孩子才开了几百米就遇上了一个“远单”，便直接把孩子抛下了。后来他还振振有词，觉得就一公里多的路，连马路都不用过，“能有人找不着？”
当然，那司机后面被投诉了，罚得很厉害。
孩子母亲哭着赶来派出所，老张一脸庄重地同孩子父亲握手，活脱脱一个老教师，让我们所有人都自惭形秽。不知是不是老张在群里调侃大家，明明都回到所里了，他还专门在赵哥的那条微信下，回了一个“嗯”字。
隔天，孩子母亲提了一箱牛奶和一箱红牛送到所里。“诶，这不行啊，不能拿，我们有规定的。”老张推脱——理论上，我们能拿的东西只有锦旗。
可孩子母亲非常固执，两个人在大厅里推推搡搡了十来分钟。后来赵哥看不下去了，道：“老张，接了吧。”
老张犹豫许久，才收下了这份真诚的答谢，随后开心地来了张自拍，像是终于绷不住了，大半张脸都在屏幕里，笑得开怀。那条朋友圈，同事们毫不吝啬地都点了赞。
也许真正的自我，不是远离人群，而是在人群中，依旧可以保持自我。
5
查车风波后，赵哥又在所长办公室做检讨，而老张却走到接待大厅，说他要报警。
看着朝夕相处的老张，接待处的王Sir捂着脸：“张哥，你啥意思？”
老张十分执着：“我要报警，昨天那个人凭什么闯卡，骂我，还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王Sir无奈地劝：“张哥，服个软就行了，赵哥才是最惨的，你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啊。”
老张听到王Sir提到赵哥，脸上浮起一抹愧色，但是紧接着又气愤地说：“我怎么了就不地道？我严守规矩也不行？要是每个人都用这种借口逃脱检查，夜查还有什么意义？”
“话这么说是没错，问题是人家……”王Sir也不知道怎么说，直接给赵哥打去电话。
“喂，赵哥，老张这会儿非要报警追究那个闯卡的人的责任。嗯，接待大厅呢。”王Sir挂断电话后，对老张说道，“你跟赵哥自己说吧，我是没法和你说。”
老张拉了把椅子坐在大厅，过了几分钟，赵哥进来了：“咋回事？老张你又咋了？”
“他试图闯卡是事实，还把我碰倒，还骂我妈，为啥不用承担责任？”
赵哥头疼不已——竟然还是这事，过不去了——崩溃地问：“我的哥，你到底想干嘛？”
老张自己也有点不得劲儿：“我没想连累你，但是我就是觉得不对。为什么他扯个正当理由，就可以免除核查，就可以骂人，闯卡？”
赵哥压住火气，也拉过一把凳子：“你看，老张，比如现在有个当妈的，孩子被人杀了，她当着刑警的面，骂、打杀人犯，刑警都只会把她拉开，但不会有任何的过激手段。或者如果是一个男的，他的亲人死于车祸，他当着交警的面，把肇事司机按在墙上给了几拳、几巴掌，交警也会把人拉开，而不是说什么‘你打人犯法，我要把你拘留’之类的——怎么说呢？人在遭遇重大变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享有一定的豁免权的。因为人得懂得‘感同身受’，知道对方处在情绪爆炸的边缘，丧子之痛或者什么别的痛苦，你能理解吗？”
老张点了头，继续说：“问题是，你举的例子打的都是凶手，他妈妈住院病危又不是我干的，我只是在履行职责。”
赵哥词穷了。王Sir在一旁扑在我身上笑得抖个不停，跟我咬耳朵：“真的能抬杠。”我苦笑，没接话。
老张等了等，又说：“我懂你的意思，他遭遇了重大变故，所以大家会默认让着他点。”
这人终于开悟了，赵哥一扫疲惫，振奋地拍拍他肩膀：“就是这个道理。”
但老张又绕回去了：“法律这么规定了吗？难道白纸黑字写着要对这类人让着点，并且他做出了过分的事也不追究责任？”
赵哥抬头望天，老张又看向我们：
“这不就是潜规则吗？可问题是只要法律没规定，我就可以追究他的责任吧？他妈是人，我妈也是人，凭什么白白被他骂，我做错什么了？我只是在工作，尽我的职责。”
“假设我是凶手，他对我做出了过激行为，那确实可以理解，属于人之常情。可我不是凶手啊，他明明花一分钟配合了我就能开走，但就是要拿这个理由省这一分钟，有什么意义呢？我又没伤害他。”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老张见没人理他，继续说：“我还是要报警。”
王Sir也有点火大了：“张哥，你代表的是派出所，所里不打算追究他闯卡的事，事出有因可以理解，何况人家后面也配合了。”
“哦。那我要追究他骂我的责任，我妈被他骂了，之前骂人被拘留的案子，我也跟着办了，总不能说公共场合侮辱我妈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吧？”
王Sir轻轻拍桌：“张哥啊，事发时你是‘警务人员’，在执勤，不是‘群众’。”
“那我还没人权了？我被骂了，还不能追究了？我又不是警察，那我辞职后来报警行不行？治安案件六个月内来报警都行吧？如果说我是辅警挨骂了就不能报警，那给我一张不予立案通知书，我去找检察院投诉。”
王Sir彻底受不了了：“老张，你没完了是吧？非要和我们吵？屁大点事，过了就过了，非要一遍遍闹。”
“挨骂的不是你，你当然觉得屁大点事，我就纳闷了，我到底错哪儿了？”
赵哥随即按住王Sir的肩膀，拉着老张出去。我和王Sir对视，王Sir无奈道：“我真服了，杠到家了。”
之后，据我所知，所长都亲自来劝老张了。三个人在外面吃了顿炒菜，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老张才打消了报警的念头，但是依旧没有道歉。
6
离老张辞职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也结束了近百天的战斗状态，全时段禁酒令暂时解除，恢复了工作日不得饮酒、休息时可以适量的制度。
想着下一波高压状态很快就到，大家决定去聚个餐。老张本来不想去，被其他人劝了几句，也到场了。撇开有事的，当天休息的来了九个人，赵哥当天也休息，但是答应儿子去公园玩，没来饭局。
我们点了啤酒，老张是不爱喝酒的人，就跟着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地侃。其实不抬杠的老张，学识渊博，什么都能接上，从三国聊到二战，从古诗词聊到网络小说，无所不知。
酒过三巡，老马红着脸给老张举杯：“张哥，祝你往后一帆风顺。”
老张举杯回应，和老马算是解了怨。
但没过几分钟，老马喝上头了，拉着老张硬要灌：“喝！张哥，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老张皱着眉头：“我最讨厌这句话。”
热络的场子一刹那熄火了，旁边窃窃私语的几人也止了声。老马没听清似的，继续对着老张发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张哥，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赶紧喝。”
老张抬起头：“我不喝，也没有看不起你。”
老马脸红红的，犟上了：“不行，你要是看得起我，你就喝。”
老张不说话了，旁边的王Sir劝道：“行了老马，不喝就算了，别劝了。”
老张愤怒地呛：“我就纳闷了，哪来的这些个破规矩，好好聊聊天不行吗？我就是不爱喝，不喝酒就是看不起你了？我喝死到这，你负不负责？”
我看见老马举杯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有点恼羞成怒：“一杯啤酒，你能喝死？你坐到这三个小时喝了几杯啊？这是酒局，不是闲聊局。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老张也不再客气：“还不给你面子，我为啥要给你面子？你懂不懂什么叫尊重？我说过很多次，我不爱喝，你逼我做不爱做的事，还扯犊子说什么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哪样的你说了算吗？”
老马立时砸掉酒杯：“所以，你就人缘不好，懂吗？你不会做人，赵哥因为你被骂了多少次？派出所因为你被投诉了多少次？”
老张气冲冲地要冲过去，被王Sir拉住：“你俩是不是有病，没事就想吵架？不喝就不喝，逼逼什么？张哥你能不能少说几句，他喝醉了，但你醒着呢。”
老张调转枪口：“又来了，他喝醉了，我就得惯着他？那不喝酒的人是不是天生就比喝酒的人少个撒泼不受追究的权利？”
王Sir一听这话，气乐了，松开手：“你俩打一架吧，老子不管了。”
我们哭笑不得，一拥而上将老马和老张隔开，老马还在楼道里嚷嚷，我们索性把他拉到楼下，留老张坐在桌上喘粗气：“还说社会就是这样的，歪风邪气都是这种人带起来的，对他有利的就叫社会规矩，对他没利的提都不提。只是因为这个人爱喝酒，要巴结他的人就得遵守这规矩，老子又不求着他，才不认这狗屁规矩！”
但现场没人接老张的话茬，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直接离开。
经此一事，我越发对这个小老头好奇起来，向所里很多人打听，但是没人知道太多老张的过去。一个和他秉性相投的老哥透露，老张已婚，没有孩子，出过国，在欧洲生活过一段时间，至于为什么会“沦落”到派出所当辅警，谁也不知道。
我算了算老张出生的年份，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人，不要孩子，是绝对的异类。老张近乎极端地追求心理上的自由，不被任何规矩束缚，我虽然很羡慕这点，但是依旧无法认同他的说话方式。如果我遇上老马那件事，我也不爱喝酒，但是会笑着拒绝、会投降，随便找个理由，对方都不会再逼着喝了。老张一直吊着脸，确实容易让人误会，但话又说回来，就算是他真的讨厌老马，老马也没辙，两个犟种碰到一起了，一个的逻辑是“你为什么要讨厌我？”另一个的逻辑是“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我不讨厌你？”和夜查事件一样，事后的上帝视角评判对错没有意义。事发时，没几人能冷静克制。换个角度想，老张或许才是某种意义上的勇者，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
没过几天，老张正式离职了。上完最后一天班，他去内勤那里交衣服，找领导签字，我和王Sir在大厅看着他提着包的背影，说不上是什么感受。
大海悠悠地来了句：“诶，我觉得以后乐趣变少了，所里少个杠精。”
王Sir挑眉：“诶，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我看了看老张在门口等车的身影，说道：“诶，我觉得你俩说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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