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2年，宝秀婶在陈村四处打听谁家有闲置的房子。因为她家的房子漏水严重，她与邻里关系弄得很紧张，于是决定搬家。可是她前村后村找了个遍，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有人建议她去找二组的欢奶——欢奶年纪大了，三个儿子都在城里，她一个人住着三间大瓦房，还有两间土厢房是空的。
宝秀婶去了欢奶家，房子大门紧闭，大声喊，门里面也没有动静。宝秀婶就扒门缝往里看，只见瘦小的欢奶悬在堂屋的房梁上，脸色惨白，舌头伸得老长，宝秀婶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稍后，几个年轻的壮汉把欢奶家的门撞开了，众人被欢奶的死状骇得四下逃窜，只有心善的宝秀婶留了下来。她找来一只凳子垫在欢奶的脚下，然后抱住欢奶的腿，用力往上一顶，把人放了下来。
欢奶为什么自杀，没人说得清楚。有人说她人老了，精神有点恍惚；有人说她的三个儿子不孝，她活着没啥意思，死了也是一种解脱。在陈村人的观念里，家里有人自杀并没有多么羞耻。夫妻之间打架，女人喝农药的事常有；男人赌牌输了，也会上吊或者跳河；那些儿女不孝的老年人更是觉得活够了，他们常念叨着“人都有一死，死了少受罪，早死早升天”，然后就在某个深夜自行了断。
欢奶受了一辈子罪，她的死，村里人就看个热闹，并不关心背后的原因。欢奶“头七”一过，她的三个儿子就回城了。无房可住的宝秀婶看中了欢奶的房子，但村里人都说欢奶死得凶，那房子不吉利。
宝秀婶说：“鬼没啥可怕的。人都会死，死了都会变成鬼。”最终，她买下了欢奶的房子，据说价格很低，几乎是白送。
陈村像是一株被扔在荒野里的草，“偏”和“穷”是它最大的两个特性。村子的东南西北都不靠大路，站在村口，映入眼帘的要么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要么是密密匝匝的玉米地。能靠种地安稳地活下去，已经是上天对这里的人最大的恩赐。
陈村的村民们被编为十个组，每个组的村民都是一个紧密的小团体，宝秀婶一家从四组搬来二组之前，我几乎不认识她。他们搬家的那天，二组的村民纷纷去看热闹，明里暗里打量这一家人。
还是小孩的我，也站在我家的平房顶上往下看：宝秀婶的丈夫“老婆强”正在打扫院子，听说他性格懦弱又婆婆妈妈，村里人才给他取了这个外号；宝秀婶的女儿珊瑚在院子架着膀子，学着唱戏的模样，一圈一圈地打转，她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之后帮家里干农活、做家务；宝秀婶的儿子山峰仰脸蹲在石墩上，手里夹着一根木棍，摆出抽烟的姿势，痞里痞气的；而宝秀婶自己，端着面盆，正在土厢房和正房之间来回跑。那天，宝秀婶蒸了一大锅馒头，每个馒头上放了一颗红枣，之后挨家挨户地送给邻居。她说这馒头有个好寓意，叫“蒸蒸日上”。
一周后，她又带着珊瑚来我家拜访。珊瑚曾是我母亲的学生，来我家后，她一直恭恭敬敬地站着，我母亲唤她坐下，她才搬了一个矮凳子坐在一边。
宝秀婶怀里揣了一个罐子，散发出丝丝甜气，她把罐子放在桌上，客客气气地说：“这是我从山上摘下来的绵枣，野生的，用小火不间断地煨了七天七夜，一大锅水熬到最后就剩下了浅浅几罐。”
我母亲一听，觉得这东西费柴费煤，十分金贵，连忙推辞不收。宝秀婶却说，新房子就得用火烧得旺旺的：“这是吉祥物，给大家分分图个吉利，家家多少尝尝。”我母亲不好拒绝，道了谢，又说他们刚搬家，以后缺啥少啥尽管说，犁篓锄耙，柴米油盐都可以来借。宝秀婶使劲拉了拉母亲的手，一个劲地感谢，之后便带着珊瑚离开了。
没用多长时间，宝秀婶就用美食俘获了二组妇女们的心，被看轻的“老婆强”也用勤劳得到了二组村民的肯定。他们夫妇都很热心，常给别人家帮忙，干完活儿人家留饭，他们只拍拍身上的土，拾起衣服，水也不喝一口，笑笑就走。
一天，宝秀婶吃过晚饭又来我家串门，她一边和我母亲聊天，一边帮忙剥玉米。剥玉米不是扒下外面那层皮就完了，得把皮像辫辫子一样辫起来，然后一串串挂到墙上，等玉米晒干了，还得取下来舂成玉米粒……虽然工序繁杂，但宝秀婶总会主动来我家搭把手，我母亲常劝她回家休息，她总是说自己不累。
宝秀婶走后，母亲常对我说：“像你宝秀婶这样不爱在别人背后嚼舌根，又勤劳善良的人，咱村太少了。”
2
陈村地势低洼，一到雨季就容易内涝，为了排水储水，村民们在村内挖了许多水沟和坑塘。其中有两个大坑，足有五米多深，里面常年有水，从不干涸，村里的女人就在坑边洗衣服。
一天，一场大雨来得又急又猛，在大坑边洗衣服女人们赶紧四散跑开。珊瑚也在那儿洗衣服，她的位置最靠里，被落在最后，雨下得猛烈，她站起来时，一不小心就滑进了坑里。她一定大声呼救了，但雨声太大，没人听见，直到后来有村民路过，发现水面漂了衣服，才意识到有人失足落水了。
一起洗衣服的女人们这才发现珊瑚不见了，她们在岸上大声呼喊，男人都跑来，但束手无策——雨势太猛，水坑里像煮沸了一般，谁见谁怕。坑边湿滑，无法站立，村民们又大都是旱鸭子，那深水处幽绿的颜色让人毛骨悚然，谁也不敢贸然下水捞人。
这时，得到消息的宝秀婶夫妇冲了过来，宝秀婶要往下跳，被村民们拦住了，“老婆强”挣脱了人群的阻拦，一个猛子扎入水坑，扑腾了几下就没了动静。眼见丈夫瞬间沉了下去，宝秀婶发了疯似的嚎啕，跪在地上磕头求众人帮忙，但再也没人敢往下跳了——村里一直有传言，说快淹死的人不能救，他们会死死拽住别人不丢手，救人的人也会跟着丧命。
于是，一众人就直愣愣地站在岸边，任由大雨砸在坑面上。宝秀婶捶胸顿足，哭晕了过去。
那场大雨连下了三天，雨水把陈村大大小小的坑塘都填满了，两具尸体也浮了上来。悲痛万分的宝秀婶埋葬了丈夫和女儿，之后很久都没出门。
再出门，宝秀婶仿佛变了一个人，她身上的热情完全消失了。有人跟她打招呼，她眼中闪出愤怒的光。有人劝她“生死有命，要往前看”，她张嘴就怼：“死的不是你男人，不是你闺女，你当然是吃根灯草说得轻巧。你男人死了，你试试看！”
宝秀婶再也没来我家串门，但毕竟我们两家住得近，我常能听见她在院子里指桑骂槐。她撵着鸡骂：“没良心的鸡，天天喂你，一个蛋也不下。”要是山峰给别人家做了一点事，她就抱怨：“就你心善，心善有啥用？你帮人家，人家谁帮你？”
有村民拉一架子车秸秆，让宝秀婶帮忙推一把，她像没听见一样，径直走开了。有时路过人群，她视若无睹，嘴里还嘟嘟囔囔。大家心里都清楚，她这是在怨恨大伙儿见死不救，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谁又敢拿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命呢？
渐渐地，宝秀婶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夜里，坑塘边会传来她的哭声。村里人担心她会自杀，有人答：“不会，会哭会骂就不会死，何况还有山峰在。”
3
陈村往南边五公里左右有个小山岗，山上有个娘娘庙，年年春节，方圆几公里迷信的村民都会汇集在那里祈福，热闹非凡。岗地高高低低，未修建的路面又窄又弯，开车、骑车都不方便，所以，大家通常会选择走路上山。
在陈村，“迷信”并不是贬义词，它代指一切与神仙鬼怪有关的行为，无论是信佛、信道还是信基督，全都是“迷信”的一种。有人发现宝秀婶也开始“迷信”了，至于信的是啥，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见神拜神，见佛拜佛，每月的农历初一、十五都会在家对着天空烧香，敬各路的神仙。她变开朗了一些，与人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只是眼神中总带着一丝阴郁。再谈及女儿和丈夫的死，她说：“那是他们前世的孽债，现世来还的。”
一年春节，村里人看见宝秀婶上山去拜娘娘庙。她牵了一只羊，边走边赶。羊时而疯跑，时而停下来吃麦苗，与其说是人牵着羊，不如说是人被羊拖拽了一路。有人问宝秀婶为啥要牵羊上山，她说自己想许愿，以羊为谢礼。好事者追问她要许啥愿，下这么大的本钱，她就低头不语。
赶到娘娘庙，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宝秀婶牵着羊在庙门前被人挤来挤去，无所适从。她想把羊牵进去，立即有人大声呵斥她：“庙里都是神仙，是块净土，你咋牵一个畜生进来？”她赶忙退了回去。
宝秀婶觉得老人懂得多，于是在庙门前见到老人就说自己是诚心诚意来赎罪的：“我带了一只羊，你看，我咋能把这只羊送给神仙呢？”
许多老人都不知道该咋处理，直到有人说，神仙都忌荤腥，羊会玷污神仙的灵气：“叫我说，你还是把羊牵回去好生养着，等羊长大了，在你家院子里摆上供桌，给神仙磕头的时候，把羊也牵过去，祷告祷告，把罪孽转嫁到羊身上，然后再把羊杀了就好了。”
宝秀婶信了，此后她把那只羊看得金贵，精心照顾着。到了来年春节，她祷告完之后就把羊宰了，肉都分给了乡邻。
“迷信”治愈了宝秀婶的伤痛，她又像正常人一样会笑、会闹了。没了丈夫，宝秀婶更要想办法赚钱补贴家用，她有裁缝手艺，靠一台老式缝纫机做点简单的衣服很在行。那些年，我夏天的短裤，秋天的长裤，母亲的对开小衫，都是宝秀婶做的。慢慢地，她支起了这门小生意，村里人常去她那里做衣服，修修补补，逢她心情好，还会赠送一个精致的小提兜或是一块手帕。她的生意红火了起来，连隔壁村的人都来找她。
邻村有一个男人经常来找宝秀婶缝补，他老婆前些年跟别人跑了，手工活儿他又不会干。一来二去，他俩好上了，男人每次来陈村就一头扎进宝秀婶家，不再出来。他会做木工，给宝秀婶打了新沙发和新柜子，宝秀婶也用碎布给他做背心或坎肩。
一开始，山峰对这个男人充满了敌意，如果他们相遇，山峰就拿棍子撵着男人打，男人在院子里上蹿下跳，最后逃离。时间久了，山峰对这个男人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追赶，而是对他视若无睹。
当时的山峰正处于青春期，因为这个男人的存在，他很少回家，总和同村的几个男生一块厮混。他们旷课打架，调戏女生，在火车轨道上摆石子，尿在外村人的厨房里……大家提到他们，就骂个不停。
那时候乡下的学校管理不严格，也没有家长会，哪怕学生突然中途弃学也没有人管。村民们普遍觉得读书不重要，一个村几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能考上高中就算是高材生了。山峰的这些变化，宝秀婶应该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一些，也没怎么管。她陷入了恋爱中，对儿子的期望就是顺利长大成人即可，她想着将来给儿子娶妻，内心是满足的。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也许宝秀婶会很幸福。可是有一天，村里来了一群陌生女人把宝秀婶给打了。披头散发的宝秀婶从屋里逃出来，又被那群女人拽住，摁在院子里厮打，还不断被踢下体。
陈村村民都赶来了，质问发生了什么事，带头的女人晃动着一件衣服说：“你们看看，这做的是啥衣服？五个扣子，六个扣眼，就她心眼多！”
村民们觉得这是小事，搁不住动粗。那女人又说：“俺不是那不讲理的人，事都到这地步了，俺也不怕丢人了——俺男人为啥老来这儿做衣服？陈村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个骚货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她心里清楚！”
大家想替宝秀婶说两句话，但又不知道说点啥，于是就把目光聚集在宝秀婶身上，希望她能辩解两句。可宝秀婶面无表情，只流下两行热泪，很久才吐出一句：“他说他单身。”
因为陈村的村民都围上来，那几个陌生女人也不敢太猖狂，她们骂骂咧咧，撂下几句狠话就走了。村民们相继离开后，宝秀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嚎啕大哭。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男人的老婆跑出去几年又回来了，她发现一直老实本分的男人竟然不要她了，一打听才知道他和宝秀婶好上了，于是就带着娘家人来兴师问罪。
从此，那个男人再也没来过陈村，宝秀婶又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中。她香不烧了，经不念了，庙不去了，衣服不做了，门也不出了。她再次走进了自我封闭的世界里。
4
宝秀婶稍稍平复心情之后，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儿子身上。这时候她才意识到山峰的学习成绩很差，因为经常逃学，学校都要劝退他了。宝秀婶劝山峰好好念书，但山峰死活不愿意去学校，还把她和那男人的事情拿出来讲，说了许多伤人的话。宝秀婶一气之下就不管山峰了，山峰退学那年才十五岁。
退学后，山峰就像脱缰的野马，四处狂欢。一年后，他外出打工，但每个地方都待不长久，每次回来都抱怨打工太苦。他去过青岛捕鱼，回来后说那里的冬天，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捞上来的鱼奇形怪状，有的长相奇丑，他要用手把鱼进行分类，又腥又臭的味道让他吃不下饭。后来，他又跟随老乡跑到内蒙古。内蒙温差极大，他不适应，去了没多久就病倒了。病刚好，他又跟人南下去了广州，在电子厂上班，没日没夜地干，“人还不如机器”。
如此折腾到了十八岁，山峰不仅没有落住钱，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他已经到了可以相亲的年纪，宝秀婶说啥也不让他再出去打工了。她想在村里给山峰谋个差事，跟着村干部跑一跑，也好学个“精细”（河南话，聪明的意思），可村干部完全不搭理宝秀婶的请求。
宝秀婶又去邻村的造纸厂，求厂长给山峰一个差事，厂长说上个月有个工人把手塞进了机器里，指头断了，去年有个人的胳膊断了。操作机器的活得有耐心，厂长觉得年轻人太毛躁干不了，拒绝了她。
一天，宝秀婶来到我家，央求我父亲在矿区井上帮山峰找一份工作。当时我父亲在矿上分管一个小场（矿区最小的组织单元），手下只管一个兵，并没有什么权力。他很为难，说如果是下井挖煤，拿命挣钱，找人说说还有可能，但如果是想干井上的工作，没有硬关系是进不了。
宝秀婶立马拒绝了，说：“下井不行，这些年矿上没少发生瓦斯爆炸、塌方的事，俺就这一个儿了，不能出意外，哪怕不挣钱也不能去下井。”
在宝秀婶到处求人给山峰找工作的时候，山峰本人却一点都不着急。他不知道从哪儿借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穿着皮夹克，留着时髦发型，骑着摩托“轰轰”地从村里驶过。村里人见了，在背后指指点点，骂他：“憋形，要啥没啥，烧得不轻。”
就这样，两年晃荡过去了，国有煤矿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向附近的村子招工。为了挣钱，很多村民都报名下井，其中也包括山峰。
我父亲对此感到好奇，还问同村的矿友：“山峰咋也下井了，他妈同意？”
矿友说：“山峰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不下井挣钱不行啊，人家逼得紧。”
后来，我父亲在矿上见过山峰几次，每次都劝他好好干，说如果干得好，和领导混熟了，将来找关系可以往井上调。这毕竟是份正经工作，将来娶个媳妇，可以过个安稳日子。山峰嘴上答应，但上班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请假就请假，有时还会迟到，如果不是那段时间矿上任务紧，领导早把他开除了。
没多久，矿上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矿难，附近村子的矿工家属得到消息都慌了，纷纷往矿上跑去。陈村六组死了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十组死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家属们哭成一片，宝秀婶也像疯了一样在矿上找山峰，最终却在山脚下的小酒馆找到了他——那天他喝多了，没上班。
经过这件事，宝秀婶说啥也不让山峰再下井挖煤了。
5
离开煤矿之后，村民见山峰和陈二狗走得很近，他俩骑着一辆摩托车，在村里跑来跑去。
陈二狗是个二流子，长发盖住半张脸，时不时向脑后甩一下。他不种地也不出去打工，每天就叼着烟卷子在村里闲逛。父母也管不住他，有时念叨多了，他还会和父母干一架，村里人都骂他“囟球！”
有人问宝秀婶：“山峰和二狗在忙啥啊？一趟趟地跑。”
宝秀婶说山峰去相亲了，女方相中了他，但要求他把老房子拆了盖成楼房：“哪有盖楼的钱啊！山峰就到处跑跑，看能不能找到挣钱的门路。”
那年，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二，一天上晚自习的时候，山峰和陈二狗突然出现在我班教室门口。他们是来找陈胤光的，陈胤光也是陈村人，和陈二狗是亲戚。看本家哥哥来找自己，陈胤光下了晚自习就跟着他俩走了。
这一去，陈胤光竟再也没回来。直到警察来学校，大家才知道他遇害了。那个周末我回村，这件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陈胤光的父亲这些年贩树挣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夸口，说自己至少有二十万。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话让陈二狗起了歹心，他叫上山峰，一起绑架了陈胤光，想勒索二十万。急于用钱盖房的山峰答应了，他想着，无非就是吓唬吓唬，将来有钱了再还，算是借的。
他俩说干就干，那晚，他们把陈胤光绑架后，就给他父亲打勒索电话。因为年轻，又是初犯，俩人哆哆嗦嗦，你一言我一语，说的狠话完全不像是在恐吓。陈胤光的父亲一下子就听出了陈二狗和山峰的声音，于是在电话中骂了他俩。他们没想到自己的身份这么容易就暴露了，一着急一害怕，就在慌乱中把陈胤光给杀了。之后，二人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到交易地点，等来的却是警察。
陈二狗当场被抓，山峰跑了。
陈胤光的尸体是从护城河里打捞起来的。为了逼陈山峰露面，陈胤光的家人把棺木抬进了宝秀婶的家。陈胤光的父母在村里发了话：“不抓到陈山峰，棺材就永远停在那里。我们不要钱，只要陈山峰和陈二狗的命！”
那个周末，我趴在自家平房顶上偷偷往宝秀婶家看去，只见一口硕大的黑漆棺材就放在院子里，阴森可怕，而宝秀婶失神地坐在门槛上。母亲说，陈胤光的父母来闹过很多次，还打了宝秀婶，没人上去拦，也没人上去劝，大家都说打死她都不亏，谁让她教子无方：“绑票就绑票吧，咋还把人杀了，人家也就一个儿啊。”
宝秀婶想用钱来减轻儿子的罪过，家里的钱不够，她就向全村人借。她挨家挨户地磕头，可是头都磕流血了，仍没借到一分钱。
一天深夜，村里响起了警笛声，不一会儿，我听见宝秀婶在院子里喊：“别跑了，自首吧！”原来是在外东躲西藏的山峰偷偷回了家，但警察已经得到了消息。没一会儿，我家的大门突然急促地响起来，就听见山峰在喊：“姆，姆，开门，开门！”他想往我家躲一躲，但我母亲自始至终都没开灯，也没有开房门。稍后，我们又听见奔跑声和警察的吆喝声：“站住！别跑！”“往东跑了，抓住他……”
陈二狗和陈山峰被枪决了。自此，宝秀婶常常坐在门口神神叨叨、自言自语，我母亲的心脏病也是从那个时候落下的。许多年后，每当我提到这件往事，母亲都会大声呵斥让我闭嘴。
6
2002年，宝秀婶自杀了。和欢奶一样，她选择在家里上吊。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给山峰开门心中有愧，还是别的原因，这一次，是我母亲把宝秀婶从房梁上放了下来。
宝秀婶家已经没有人了，尸体又不能搁着不管，村长就给殡仪馆打电话。一辆灵车带走了宝秀婶，一个汉子跟车进城。下午的时候，汉子抱回了用红毛毯包裹着的骨灰，村里人站在村口痴痴地看，汉子打趣：“谁要摸一摸？还热乎着呢！”大家纷纷往后退，他又说：“摸摸吧，还有骨头渣渣，怪扎手。”大家退得更远了。
村长呵斥了那汉子，命令他和另一个人把宝秀婶的骨灰埋进东沟。大家远远地看着他俩在东沟一下一下地挥舞锄头，挖出了一个浅浅的坑。宝秀婶的骨灰被放进去，再填上土，没有墓碑，甚至连个坟堆都没有，那块地平得就像从未被挖开过。
有人感叹：“人这一辈子啊，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穷，就怕日子不平稳，起起伏伏的日子，不折腾死人才怪。”
有人接话：“宝秀和‘老婆强’都是善人，咋会一步步走到今天了呢？一家人都没了，说起来也怪可怜。”
有个女人试探性地问：“这宝秀不会怨咱吧？”
另一个女人急忙朝地上“呸呸呸”吐了几口唾沫：“为啥怨咱？咱哪有错？珊瑚和‘老婆强’掉水里，咱都是旱鸭子，谁敢救？她家山峰把人家儿子杀了，被枪毙也是罪有应得，咱不能借给她钱，如果借了，那不是助纣为虐，成了杀人犯的帮凶嘛？咱没错，不能怨咱。”
其他村民们连声附和：“对对对，不能怨咱。”
这时，又有人问：“那怨谁呢？”
众人不吭声了，似乎都在思索。
最后，有人说，应该怨那房子，当初大家都说那房子凶，最好别住，可宝秀一家非要买。要怪就怪那房子风水不好。
这下，众人如释重负，异口同声地说：“对，那房子风水不好。”
因为没有“人气”撑着，宝秀婶家的房子逐渐破败，又经过几年风吹雨打，就塌了。恰逢村里要搞“美丽乡村建设”，建公益电影放映点和文体广场，村领导一商量，就决定把宝秀婶家的烂房子推平了。
工程进展很快，地面硬化了，周围立起多个太阳能路灯，北边建篮球场，南面放几张乒乓球台，中间的一小块空地留给村民们跳广场舞。一开始，没人敢在夜里去那里运动，几个年轻人胆大，常去那里打球。时间久了，其他村民也都聚集起来，聊着聊着，就讲到宝秀婶一家。
胆小的人劝：“别说了，怪瘆人的。”
“那是怕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都化成灰了，有啥可怕的？”
尽管如此，一到晚上十点，村民们还是会匆匆离开小广场。有的年轻人想继续打球，会被年长的人叫回去。后半夜，广场安静中透着凄凉，甚至连路灯照出来的光都透着寒气。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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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我难得有机会和曾经的新疆同事桃子在长沙聚会，酒足饭饱后，我们兴致勃勃地看了一场华仔的新作《莫斯科行动》。睡前例行的畅谈时刻，桃子回想起电影中形形色色的倒爷们，突然对我说：“其实，我小舅也是位倒爷，有时候夜里我妈想起他，还会哭上一场。”
随着一瓶瓶新疆大乌苏见底，小舅全全跌宕的一生，在桃子的低声陈述中逐步显现。
以下为桃子口述。
1
每年3月的最后一天，母亲都会用黄纸折好“金元宝”，在夜里去到巷尾十字路口处，朝着西南边点燃、跪拜。那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吉木乃口岸的方向，也是我母亲唯一的弟弟、我的小舅全全的往生之处。
我的酒鬼外公在那个边陲小城里臭名昭著，一周7天，老头儿有一半的时间在喝酒，另一半的日子则在单位仓库里摸鱼、醒酒。家里的顶梁柱是废物一个，所以一家四口人只能蜗居在外婆婚前继承到的窄小两居室里。筒子楼墙壁斑驳，人流杂乱，却也包裹着我母亲和小舅姐弟俩的全部童年。自母亲开始读高中后，外婆坚持男女有别，说哪怕姐弟也不能再继续共住一间屋子了，她在客厅原本放置杂物的角落支起一张小床，用土黄色的旧床单改出一道布帘隔绝四周——那便是小舅新的“卧室”。
1990年，小舅刚满18岁，正值叛逆期，经常与外公吵得不可开交。母亲记得那段日子，父子二人破口大骂对方的频次达到历史最高峰。外公夜里喝得烂醉，经常不管不顾地往正酣睡的小舅身上呲一身的尿，呕吐物洒满床沿。从那时起，小舅便开始了夜不归宿的日子，结交了一堆狐朋狗友。
小舅的高中自然是没有好好读的，在逃课和寒暑假的日子里，他跟好兄弟摆过杂物摊，贩卖过玉石，也做过薪水低廉的临时工。小舅朋友圈子里各民族的朋友都不少，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哈语，还有半吊子的蒙古话，从外婆口中的“全全”变成了别人口中的“全哥”，虽没赚到大钱，却也从未向家里伸过手。
1992年冬天，外公在一场深夜酒局过后醉倒在路边，再也没醒过来。经不住外婆的苦苦哀求，小舅终于回了家，按照当时单位里的规矩“子承父业”，顶替外公的班，做了物资局的一名库管员，依旧和那些狐朋狗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每到周末，以绰号“虎头”为首的小伙子们总会敲响外婆家的门，张罗小舅一起去跑山或者钓鱼。虎头憨里憨气，是小舅从小到大的玩伴，他羡慕小舅头脑灵光，认定他以后会发大财，常用带着调侃和玩笑的语气喊小舅“全老板”。而面对我母亲，虎头每每都会带着几分小心翼翼，规规矩矩地问好。那时全家都知道虎头对我母亲有意思，虽然神女无心，却也不好捅破窗户纸，我母亲还得靠着虎头的“情报”去掌握叛逆小舅的行踪。
回忆起亡弟，母亲说：“我也是在你舅舅回来的某一天，突然发现他长变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明星脸、大长腿，浑身透着机灵劲儿，单位里好多小姑娘找借口去仓库调货，只为了看他一眼。”
只不过，小舅当时的心思，完全不在恋爱这件事儿上。小城里算命的“半仙”住在家对面的小街内，偶尔遇见我母亲，总会喋喋不休道：“你家小弟样貌不凡，天资聪颖，命里不会久居此地呢。”那时我母亲就已经有些预感，自己这个弟弟绝不会像老一辈一样，安安分分地度过一生。
库管员的工作枯燥无味，小舅凭借着嘴甜、会来事，加之刚好赶上厂里一批“老壳子”退休，他攒钱给上级领导送了谢礼，顺利调岗去了当时最热乎的供销部，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频繁去其他城市出差、油水丰厚的采购员。
那时小到五金配件，大到成吨的钢筋、电机甚至小汽车，都由物资局的采购员们经手，货比三家后，报批下单购买。小舅换了行当没多久，我母亲明显觉得他手头宽裕了很多。最时兴的擦脸油、丝带和新款衬衫，总会隔三差五出现在外婆和我母亲的卧室内。狭小的客厅还添置了最新款的电视和洗衣机。小舅甚至开始规划，明年要买套新房，带着自己的妈妈和姐姐过真正的好日子。外婆和我母亲也只觉得：“全全工作出息了，不乱混了。”
可惜还没等到过年，在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夜里，虎头突然敲响了我外婆家的门，让去单位里“领人”。外婆和我母亲好不容易因为老酒鬼的逝去，新生活刚冒出了嫩芽，刚恢复的些许元气，就又被小舅突发的意外夺去了——原来，她们的全全，早已偷偷做了“倒爷”。
“倒爷”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的老北京口中。在价格双轨制时代，一些人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价格差，在市场上倒买倒卖货物，赚取高额差价。1991年到1993年间，阿勒泰地区相继开放了塔什肯特、红山嘴和吉木乃三大口岸，中蒙、中哈贸易通道被打开，从吉木乃到哈萨克斯坦东部的汽车联运线全程不到100公里。彼时的边境口岸，出现了一大批顺势而生的生意人，他们利用境内外商品的更大的价格差，频频从口岸往返两国，倒卖双边各种各样的商品牟利，成了口岸上的“边境倒爷”。
外婆艰难地用尽了一个寡妇所有的人脉捞出小舅后才得知，他很早就和以虎头为首的街溜子们去过吉木乃口岸。起初，这帮大小伙子们只是小打小闹，转手卖过衣服、小家电。几次下来，他们知道了有利可图，就迫不及待地下血本“扩大业务”。
小舅在虎头的劝说下，试着借外出采购的机会，以单位名义挂账买了几台电机售往哈萨克斯坦，回款后立马把赊账抵了，赚到了“第一桶金”后，他开始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发家致富的好路子。
随着口岸的开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倒爷，彼此之间的竞争全看谁的消息多、到货快。你今天没在第一时间找到的东西，也许明天就有人带着过了口岸顺利成交。不久后，虎头在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居间人”说，有老板想买几辆北京212吉普车。可小舅算了算存下的钱，哪怕和虎头联手，也远远不够。
也许是被巨大的利益迷了眼，小舅借着单位要采购桑塔纳的机会，把当时刚申领到的购车款挪用，转手买了2台九成新的吉普车，跟着虎头把车运到了口岸。那边的货款落袋为安，可还没来得及把公家的钱还回去，小舅就被人举报、控制住了。
采购员凡是外出下单，大额花销至少需要2人共同行动，像小舅这样挪用公款打时间差，也需要同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收点红包，对违规行为放水。虎头偷偷告诉我母亲：“这次全全栽了，指定是同组的人眼红举报。”
也许是单位看外婆可怜，说只要求小舅把钱还上，就只开除编制，不做报警处理。没了“金饭碗”的小舅，在家蜗居了一段时间，气得外婆忍不住跟我母亲抱怨：“跟他爹一样，都是不正经过日子的种！”小舅在外婆的啰嗦和咒骂声中反骨丛生，直接搬去了虎头家，彻底走上了倒爷之路。
2
我母亲再次见到小舅，已是第二年的春节。他看上去混得不错，甚至领回来了一位叫苏苏的姑娘，肤白貌美，眼眸流转。我母亲如今都还记得苏苏的模样。两人都穿着崭新的貂皮袄子，一看就是老毛子那边的好货。他们带回家的大包小包里基本是“外国货”——两颗一模一样的镶金狼牙坠子，姐弟俩一人一个，用来辟邪；皮草护膝是给外婆保养老寒腿的；还有鹿茸、红参等一堆营养品，以及牛皮信封里厚厚的一沓钞票。
兴许是春节的喜庆冲淡了母子之间的隔阂，兴许是一家三口人都不想在漂亮的苏苏面前争吵，在我母亲的调和下，四个人平安祥和地过了春节。
过了初七，小舅和苏苏临行前，外婆反复念叨：“再不能乱来了全全……”说罢又扭头劝慰苏苏：“早点安家也挺好，要是生了孩子，我还能带带。”
小舅只回了句：“我才22，不急，妈你别操那么多心了，我心里有数。”然后就拉着女友，再次和虎头一行人开着车消失在了小街尽头。
后来，小舅时不时托人往家里带东西带钱，我母亲只能从那些敲响家门的不同陌生面孔口中，拼凑起弟弟做倒爷发家的蛛丝马迹。
最开始，小舅往哈萨克斯坦跑得多，那边虽也有工业，但更喜欢中国制造的东西。服装、小家电、自行车和皮鞋，只要你敢倒腾，就不会亏。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更多倒爷的到来，边贸逐渐狼多肉少。倒爷们在异国用尽各种手段争夺资源，逐渐分了三六九等，高级别的倒爷，甚至能用合法手段把旧的武器、军火弄出边境。
可来到边境更多的，是“野路子军”。这帮人大多是因为诈骗、斗殴坐过几年号子的劳改犯，出狱后在国内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就纷纷入了这一行。他们在异国更为嚣张跋扈，毫不顾忌市场规则和行价，只要能赚钱，欺行霸市、坑蒙拐骗，什么都做得来。如果到手的鸭子飞了，直接动刀、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也不少。这些劳改犯出身的倒爷们，总爱在黑市以低价强行收购普通倒爷们的货物，小舅和虎头他们虽然年轻，可终究还是没胆子去违背基本的公序良俗，只能渐渐沦为几乎赚不到钱的“二倒”。
这帮国际混子中的佼佼者，诨号“黑子”，小舅花了点功夫才搞清楚了他的背景——他原本是某位落马高官家里的公子，90年代“严打”过后，他和一大批公子哥因为平日的作恶多端入狱，出狱后凭借着肚子里有点文化，集结了一批混混，开启了自己的倒爷生涯。
黑子深谙官场之道，知道人性的险恶贪婪都大同小异，不分国界，遂成了利用人心做局的好手。他带头贿赂哈方的黑警察，明暗两道联手，对老实本分的中国倒爷索要财物、盘剥货品，传闻甚至还做掉过当地的黑帮，手段狠辣，毫无底线。
小舅和虎头不愿生事，在被吞货、吃过几次亏后，逐渐萌生退意。在朋友的指点下，他们最终决定退出中哈口岸的倒爷团队，北上去试着做外蒙人的生意。
彼时，红山嘴和塔什肯克口岸会在大雪封山结束后的时段开通贸易往来。尽管是季节性开放的口岸，也足以让中蒙两国的倒爷们拉着各式各样的货物通行。小舅他们这次做足了功课才开始穿越边境线，往外蒙乌列盖市倒腾货物。乌列盖是蒙古国西部的工业中心，畜牧业发展态势最好，当地不仅是中蒙贸易的集散点，也是对俄罗斯贸易的要地。
当时距离蒙古国恢复新闻自由没几年，小舅的第一批货物，就是对于记者们来说一直供不应求的照相机和录像机。他花光所有现金采购的货品，在外蒙搭档达来的张罗下，很快出售一空，购买者不仅有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涉及一批蒙古贵族。达来高兴地对小舅承诺：“只有你有中国的好东西，我都能给你卖掉，分钱的事情好说。”
达来出身于乌列盖贫民窟，从小就走街串巷做小生意，锻炼出了一副天生的好头脑。眼光独到的他刚成年，就发现当地老百姓意识保守，牛仔裤成了滞销的服装品类。边境互通之后，他低价回收了大批牛仔服装售往东欧，彻底摆脱了贫民的身份。
高高壮壮的达来待人礼貌大方，小舅经过与他的几次生意交道后，对他好感频增。后来，小舅、虎头和达来成了固定的“铁三角”——虎头负责从新疆的大城市采购物资，达来每月会固定提前摸清“客户需求”，列出手上有钱的大客户们想要的货物，小舅则在他和虎头之间周旋，负责“双边互通”。
那几年，小舅着实攒下了不少身家，他们除了倒卖日常的生活物资，又发现外蒙的羊毛在新疆供不应求，可一般的倒爷为了图省事儿，只会大肆收购未经任何处理的羊毛，回到国内也只能低价卖出——而在疆内，清洗过的羊毛才能卖出更好的价格。
小舅灵光乍现，连夜和达来商量，决定在乌列盖市开办一家小型的洗毛厂。设备从中国进口过去，利用当地原材料、人工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洗好的羊毛送回新疆，利润率会翻至少两倍。而且，外蒙办厂还有个最大的优势——当地对于环境保护的监控力度极低，工厂几乎不用花钱做任何污水处理就可以直接排放，而在国内，除了繁琐的手续、时不时要应对的官方检查，还需不停地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
为了便于本地运营，那家洗毛厂被登记在达来名下。小舅和达来只需要从当地牧民手中低价收购羊毛后运送回厂，自然有大把的居民们前来应聘洗毛工，时薪低廉。厂里有专人负责在水洗前将羊毛分拣完毕，去除明显的杂草、石块、粪便等杂物。另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则负责在几个水槽放入片碱和洗毛剂，来回漂洗、晒干羊毛即可。虎头则在国内“培育”了一批买家，每个月按量收购洗好的羊毛。
虎头和小舅与达来私下又签署了份利益分割的合同，几年之间的进账稳稳当当。有了这样的一套方法，到1996年，年仅24岁的小舅，真正地成了虎头口中的“全老板”。那年，苏苏也正式成了我的小舅妈，一直跟着他在边境生活，管账、打理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的外婆和母亲也都沾了小舅的光。她们搬了新家，我母亲出嫁的嫁妆是原来街坊邻居中最丰厚的。新家里甚至请了一位保姆，专门按外婆口味做饭、打理家务，小舅真的让母亲和姐姐过上了以前绝不敢想象的日子。
只是小舅忙起来一整年都回不来小城一次，只派苏苏在新年、中秋这样的节日回国探亲。我母亲对于这样漂亮的姑娘一直有着源自直觉的质疑，对这个貌美的弟媳，只保留着不冷不热的关系，她曾多次私下跟虎头打听，为什么小舅夫妻俩一直不要孩子，虎头只会支支吾吾地回一句：“全全说，这事儿不急。”
虎头在我母亲嫁人之后，也不再如同旧时那样频频登门，他在遥远的外蒙也早就有了自己的生活。达来和小舅合伙生意扩大后，又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畜牧公司，甚至投资了一家酒店。蒙古人一有钱，便总想着往政界发展，因为从政后会有更多扑面而来的机会扩展生意版图。当选议员，便成了达来彼时最大的心愿。
只可惜蒙古国政局风云多变，达来还没正式步入仕途，就被有“内部关系”的竞争对手下了套，对方诬陷他行贿，又雇用了一批牧民，检举洗毛厂污染环境，导致牛羊死亡。洗毛厂的运营被牵连，只得关门大吉，达来也不得不叫停了手上所有的生意，彻底让出了地盘。
没了稳定的赚钱营生，小舅倒没有太过慌乱。彼时中蒙边界贸易往来密切，即便不做羊毛生意，他对继续做倒爷也充满信心。
只可惜，他不知道，他的妻子苏苏，已经心生出另外的打算。
3
我母亲是在苏苏跑了之后，才被虎头带去了口岸，照料几近崩溃的小舅。她见到小舅的时候，小舅已经瘦得没了样子，屋子里堆满酒瓶，那一瞬间，我母亲感觉又像回到了酒鬼外公还活着的日子里。
我母亲在小舅的屋子里住下，把这一方小天地收拾得利落干净，每日给他做可口的饭菜，对我那跑了的小舅妈只字不提。小舅慢慢开始停了酒，但还是窝在家里打游戏、抽烟，看着远方发呆。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在某一天夜里，小舅仿佛开了窍，絮絮叨叨地对我母亲说起了他这一场荒谬的爱情。
苏苏自孩童时期便跟着入疆支援的祖辈来到广阔的北疆。她的父母都是苏州的知识分子，可惜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故，她由一堆知青“叔姨”们抚养长大。她生得漂亮，从小就有小流氓在巷口围堵、调戏她。
苏苏的性子变得敏感又冷漠，90年代初，她在阿勒泰第一家大商场里做售货员，小舅就是在那个时候跟她认识的。苏苏算账是一把好手，百位以内的加减乘除不用计算器就能准确地脱口而出。也许正是这点，吸引了一向心高气傲的小舅。
苏苏一心只想着存钱，离开偏僻荒凉的边疆，重回苏州老家。在男人们的邀约下，她下定了决心，跟着小舅几人辗转边境口岸，参与倒爷收货、卖货的生意。可惜当时漂亮女人在外面露脸很容易招事儿，苏苏再聪明，也只能选个可靠的男人依附，做他背后的女人。
她与小舅相处的前几年，是有过很多愉快的时光，见证着小舅的财富积累，对她始终如一地忠诚、爱护。小舅甚至知道她不想要孩子、暗地里悄悄托人买来的避孕药吃，却从未点破。
小舅一心想在气候恶劣、荒凉广阔却又机会丛生的外蒙拼出一番天地，而苏苏只想存够一笔钱回到江南水乡。他们谈过几次，小舅曾答应过，再等几年，自己一定会带苏苏离开新疆，回江南生个孩子、安稳过日子。只可惜，苏苏亲手给了他们之间一个不堪又快速的结束。
洗毛厂关门后，小舅大笔的货款还在账上，苏苏做了多年的会计，很快就把一大半的钱悄无声息地转入自己的户头。她走的那天，小舅毫不知情，只以为像很多次一样，她只是约了当地的好友逛街、打牌而已。到了深夜，苏苏依旧没有回来，小舅才意识到，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已经发生——苏苏没有带走家里的任何一件物品，她的衣物、首饰都安放在原位。
小舅和虎头托了很多朋友、花了不少钱，才查清楚，苏苏是从中蒙边境的红山嘴口岸入境，有车子接到了她，一路开往乌鲁木齐，然后，她取出了所有存款，便杳无踪迹。虎头又查到，那辆车子属于一支在边境混迹多年的运输队伍，而运输队背后的老板是他们的“老熟人”——黑子。
小舅摸到这个线索的时候已经晚了，黑子把运输队的车子和司机全部转给了另一个老板，他最后一次露面，正是苏苏入境后的那两日。
小舅对于妻子和昔日对手暗地里的往来和牵扯毫无察觉，爱人的判离，彻底击垮了他。只有虎头不甘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和人脉，却只打探到一丁点儿蛛丝马迹——小舅和他从中哈边境奔赴外蒙没多久，黑子也被人暗算离开了。黑子在中蒙边境组织起一队人跑起了运输，做起了幕后老板。苏苏大概和黑子相识于某次结算运输费的过程中，至于黑子是用了什么手段，诓骗苏苏跟他走，虎头也不得而知了。
小舅坐在桌边，手里把玩着空的啤酒瓶，问我母亲：“姐，终归是我不够有钱，苏苏才走的对么？”
我母亲摇头，想劝慰她，内心却也不知该如何作答，只能帮忙结掉了他与达来之间手头上的杂事，处理掉了苏苏所有的个人物品，带他回到了外婆家。
彼时外婆的脑筋已经不太灵光，善忘、耳背、话少，早就不会啰嗦任何人了，我母亲只能独自一人面对郁郁不振的小舅。她不敢再有任何唠叨和埋怨，只盼着开春雪化之后，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1998年新春过后，小舅再次跟虎头一起奔赴边境，我母亲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完成了一场自我治愈，可也明白，他必须走出门去，才更有机会从过往中脱离。
后来的一年，虽然家里安装了固定电话，可我母亲与外婆都鲜有接到小舅的来电。下岗潮来袭后，虎头全家都搬去了乌鲁木齐，旧时的街坊邻居也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各奔前程。
直到1999年年底，我母亲接到了吉木乃一位公安同志的通知，让她去认尸。她对于那天的细节已经记不太清，忘了那些身份验证、签字按手印的生硬流程，只记得停尸房的通道又长又安静，灯泡不够明亮。法医的说话声低沉且断断续续，小舅的脸干净苍白，脖颈上依旧戴着早些年他买来的狼牙吊坠——老一辈的新疆人总说狼牙可以驱邪祟，如今看来，完全是无稽之谈。
母亲按流程把小舅火化，带回家低调安葬。在老家，没有后代的年轻人逝去，连办葬礼的资格都没有。接待我母亲的警官们给她复印了一份卷宗，我母亲又去探望了已经身在牢狱的虎头，这才彻底弄清楚，自家小弟短暂一生的最后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4
在苏苏离开之后，小舅和虎头两人去往乌鲁木齐，投奔之前合作过的倒爷伙伴。
在小舅居家疗情伤的日子，虎头发现，如今不一定非要越过边境线才有得赚。他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几个车行老板，每个老板手里隔段时间总有那么三五辆“僵尸车”无人问津——有的车主因为涉黑、赌博进去了，洗车、修车后，再也没出现过；有的则是和虎头他们以前一样，去了其他地区甚至是异国发展，车子本身的价值无法抵消掉存车的费用，就被车主果断放弃。
这些车子就算车行老板想转手，当地人大多也是嫌晦气，看不上的。于是，虎头拉着小舅，联合车行老板一起，对这些僵尸车稍作修理、美容，再找几个混迹在口岸的倒爷做居间人，总能很快卖出去，赚上一笔。
彼时小舅既不想再出国做倒爷，又嫌弃倒车来钱少。他跟虎头多次抱怨过，虎头心一横，便拉着小舅和远房亲戚介绍认识的一名黑警察，做起了销赃的活计。
黑警昌哥的具体职位，他们都不曾彻底了解过，只见识过他的神通广大——官方缴获到的走私货，无论是车辆、古玩字画还是珠宝，他总能在入库之前搞出点儿来给到他们出手。三人合作过几次之后，虎头觉得这种方式早晚会出事，试着规劝小舅停手。可以往凡事都愿意和兄弟有商有量的小舅，突然变得执拗而大胆，他的野心吞没掉了兄弟间原本平淡而坚韧的情谊，虎头只能格外多小心。
入秋后，昌哥给他们搞来一辆“大奔”，居间人已经找好了买家，小舅负责找车行把车子改色，让它“焕然一新”，虎头则负责将车子运输到靠近口岸的镇子里交易。
在交易的前一天，一向稳当的昌哥突然没了消息，虎头接到风声准备和我小舅汇合后跑路的时候，住所唯一的出口已经被便衣封锁了。虎头那时已经没办法通知我小舅了，可却也拒绝配合警方做进一步调查。但他没想到，他自以为对兄弟“拔刀相助”的沉默，实则变成了把兄弟送上亡命之路的推手。
虎头和昌哥同时失联，又看到几家车行又摆出了停业的牌子，小舅就已预感到他们的“生意”出事了。他辗转小心托人打听一番，有个之前和昌哥合作过、已经收手的倒爷偷偷告诉他：“昌哥最近弄到的车，上面藏了毒，缉毒大队可没那么好糊弄，一抓一个准儿。”
小舅虽然没有进行任何明面上的“交易”，却也是每次销赃过程中的背后参与者，尽管侥幸逃过眼前的一劫，但也自知警察上门是迟早的事儿。他不敢回家，也不敢再混迹于乌鲁木齐那些熟悉不过的街区之间，便重新去往了中蒙边界——他曾在口岸之间迎接过自己人生的巅峰时期、体会过美妙难忘的男女情事，也许那里，寄托着他还可以东山再起的希望。
小舅与达来合作开洗毛厂的日子，常骑马去牧民家里收羊毛，对边境一带极为熟悉，他的蒙古话早已在多年的倒爷生涯中锻炼得异常流利。他回到曾经生活过的乌列盖市，随便找个牧民，给点钱借宿几日，再做打算并非难事。虎头被乌鲁木齐警方收监的同时，小舅也在一位叫昂格尔的牧民家里安顿好了自己。他曾经跟着达来，收过这位老牧民家里的羊毛。
这次进入外蒙，失去达来的助力，小舅只能靠自己慢慢打拼了。短期不敢回到国内的他，试着联系之前认识的倒爷们，想要做点中俄之间的货品倒卖。可形势已不比从前，外来倒爷想要在“老壳子”们中间杀出重围，或黑或白，没点硬实力是不行的。
所以，小舅这次的外蒙之行，还未正式开始，就已逐渐有了颓势。他原本臆想中的卷土重来之旅，最后只草草了结于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之中。
彼时外蒙已经进入凛冬，男子们为了驱寒，经常聚在小酒馆里喝到大半夜。嗜酒在当地并不算什么毛病，醉酒后的男子们插科打诨，常引发口角之争，打架斗殴更为常见。
小舅出事的那一晚，昂格尔外出和朋友们喝酒，中途也不知道是谁先发难，一群人掀了桌子，把酒馆砸了个七七八八，闹到有人头破血流才各自回家。按惯例，当地警察需要抓几个“典型”酒鬼交差，就摸到了昂格尔家里。本来眠浅的小舅被惊醒了，也许是他以为国内警方已经追捕他到了乌盖列，拔腿就往外面的牛棚里跑。
小舅不知道，牛棚里除了几头老牛，还关着昂格尔家里一只发情的公骆驼。乌盖列大部分牧民都以饲养牛羊为生，同时还会养几只双峰驼，在外蒙这种苦寒之地，骆驼耐饥饿、寒冷，对饲料几乎没有要求，驼奶除了直接饮用，还能加工成酸奶、黄油、奶酪去售卖，到了寒风凛冽的冬季，驼粪则是很好的取暖燃料，而且，骆驼还是大多数牧民们转场、运输货品的“免费”交通工具。
在寻常百姓眼里，骆驼温顺恭良，吃苦耐劳，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危险。只有老牧民们见过骆驼的恐怖——特别是驼峰歪斜、口中不断涌出白色吐沫的公驼，它们膘肥体壮，一旦处于冬季发情期，就变得疯癫残暴，喜欢撕咬同类，连主人都不管不顾，甚至会记仇、报复，被称作“冬疯驼”。
小舅的突然闯入，激发了那只暴躁公驼的领地意识，它把小舅撞倒，死死压在身下，撕咬起小舅的手臂。警察循着叫声赶到时，小舅已经没了意识。那只公驼依旧执拗地不肯起身。外蒙法医面对一个已经死亡的中国人，并不愿细细检查，卷宗上最终只草草写了一句话：死者因肋骨断裂刺入脾脏而亡。
我母亲为小舅办理销户时，想起多年前外公给小舅起名为“全全”，只希望他拥有一个周全、平凡的人生。可没有人预想过，小舅会在这样的年岁和际遇下，孤身一人死于遥远异乡里一次匪夷所思的意外，他甚至没有迈入百姓们期待许久的千禧年。
年轻而鲜活生命的消逝，也仅仅在屈指可数的几位亲友之间，留下了一场悲恸的涟漪。
尾声
小舅走后没几年，中国的网络时代汹涌而来，大小规模的贸易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一股脑儿地冒出，纯靠资源、人脉和眼光去赚商品境内外差价的边境倒爷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人员配置齐全、边贸手续完整的正规贸易公司。曾经叱咤风云、一夜暴富的倒爷们，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再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母亲在小舅去世后的春天，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起名为小满，希望襁褓中的男婴日后会懂得“小满胜万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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