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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是我之前所在辖区某单位的领导，我一早便听过她的名字，但从没跟这位“杨主任”打过任何交道。2012年6月的一天，朋友找我说杨主任有事想请我“帮帮忙”，我本想推辞，但朋友是杨洁的直管下属，只得碍于情面答应。
见面后，杨洁便开门见山，说她的前妹夫张文武引诱她妹妹杨丽吸毒，让我去把张文武“抓起来”。杨丽和张文武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两人都是在册涉毒人员，几年前在一起毒品案件中被抓。杨丽因吸毒成瘾被强制隔离戒毒，张文武则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刑，刚释放不久。
杨洁说杨丽结束强戒后一直住在自己家，前段时间，她发现妹妹经常半夜偷偷出门，于是跟踪了一次，发现杨丽去的正是前夫张文武所住小区。我问杨洁，会不会是杨丽和张文武旧情复燃？杨洁否认，说两人早没了感情，搅在一起肯定是为了吸毒。她还推测说，张文武出狱后没有收入，不引诱杨丽吸毒，他自己就搞不到毒资。
张文武属于回归社会的“重点人口”，我打给他户籍所在地社区民警询问情况。但社区民警告诉我例行检查中没发现张文武涉毒，而且他出狱后已搬离了原住所，杨丽半夜出门应该不是去找他。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杨洁，杨洁却说张文武很狡猾，一定是用什么办法骗过了社区民警，“把他抓来查一下，肯定有问题”。我说抓人得有证据，杨洁依旧不听，说张文武“一定有问题”——当初就是他带坏了妹妹。这几年她把杨丽看得很严，除了张文武，别人是不可能半夜把她约出去的。
虽然她说的这些都算不上证据，但张文武毕竟曾是涉毒人员，斟酌后，我还是联系了张文武，叫他来河西派出所“配合调查”，他也很快和我约好了见面时间。
不成想，第二天中午，杨洁忽然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在冬青社区的四川餐馆里被张文武打伤了。我一边让她打110报警，一边去喊同事。但由于距离很远，我们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到现场时，只看到杨洁和她妹妹杨丽，张文武已不知去向。
“你们怎么才到？不是城区出警限时5分钟吗？”杨洁一见面便把矛头指向我们。听她这么说，加上在现场没看到属地派出所的110民警，同事很不高兴，说冬青社区本不属于我们的出警范围，她应该打“110”报警而非民警的私人电话。杨洁立刻恼了，说同事“讲话不负责任”、“做错事找借口”。同事见她一副领导教训下属的口吻，也不甘示弱，让她“不满意就去投诉”。眼见双方话不投机，我赶紧打圆场，说是我先前让杨主任直接联系我的。两人这才作罢。
我问杨洁事情经过，她说当天中午自己跟踪妹妹杨丽来到四川餐馆，果然见到了前妹夫张文武。她立刻上前想抓住张文武送到派出所，但纠缠一番后，张文武逃走了，自己也被推倒受了伤。
“她竟然还护着那家伙！”杨洁边说边瞪了妹妹一眼。
我看杨洁伤到了胳膊，便建议先带她去医院。杨洁不同意，让我立刻带她去抓张文武。见我犹豫，还直接给派出所领导打了个电话。一番交涉后，或许也是因为同样没有得到所领导的同意，杨洁这才勉强答应跟我去医院处理伤情，杨丽则被同事带回了派出所做例行尿检。
杨洁一路黑着脸，直到从医院出来才开口质问我，不是答应抓张文武吗？为什么不仅带来了其他民警，还要她打110把事情闹大。
我跟她解释，冬青社区是南关派出所辖区，他们离得近，出警要快些。杨洁却说这事儿是她私下找我“帮忙”，如果要“通知公家”，她直接去找我领导即可，何苦“麻烦”我？我很尴尬，说即便自己“帮忙”也属于“执法行为”，既然是执法行为，就得照章办事，不然闹出执法事故，我可担待不起。
“你把事情说得蛮大，借口找得也蛮快，可结果就是人跑了呗……”杨洁的语气很不友善，我暂时不想跟她翻脸，只好假装没听到。
2
回到派出所，同事告诉我们杨丽的尿检结果呈阳性。杨洁的脸色更阴沉了。
不久，分管副所长把我叫去办公室谈话，我才知道杨洁去找领导告了我的状。副所长劝我别跟杨主任计较，尽快把张文武找来核实情况就好。杨丽也承认自己前一天吸食了毒品，但拒不交代毒品来源。我跟杨洁提及此事，她却话里带刺：“给她毒品的不是张文武吗？你中午早到一会儿，就抓到了。”
杨洁要求跟妹妹聊几句，同事权衡一番后把她和杨丽带去了二楼办公室。同事原本希望杨洁做一下妹妹的思想工作，让她交待毒源。但没多久，杨洁便怒气冲冲地回了值班大厅，又一言不发地走了。
杨洁走后，同事一脸郁闷，说杨洁在办公室里一直逼杨丽承认毒品是张文武给她的。杨丽起初坚持否认，后来干脆沉默了。杨洁被杨丽的态度激怒，径直上前扇了杨丽一耳光。同事见势不妙，赶紧结束了这次“亲属劝诫”。
“张文武是不是得罪过杨洁？”同事问我。
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刚才杨洁向杨丽提问的角度和内容都给他一种明显要把张文武拉下水的感觉，尤其是杨洁在暴怒之下打杨丽的那记耳光，让他觉得出发点似乎不是杨丽不肯交代毒源，而是不肯承认毒源是张文武。
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这一切只有张文武能给出答案。刚才同事给杨丽做笔录的时候，我已经联系张文武了，他说自己就在派出所附近，等杨洁走了他再进来。
果然，杨洁前脚走，张文武后脚便出现在值班大厅。
张文武长得高高瘦瘦，是一名汽修工。由于他同样是在册涉毒人员，所以同事先拉他去做了尿检。看到阴性的检测结果后，我问张文武中午是怎么回事。他说当时自己正跟前妻杨丽在餐馆吃饭，杨洁突然冲进餐馆撕扯他，非说他引诱杨丽吸毒。他不愿在公共场所跟杨洁拉扯，就跑掉了。不久后就接到餐馆老板的电话，说警察来过了。
张文武思量再三，觉得自己身份特殊，警察肯定会找他，与其那样不如主动说明情况，于是下午便来了派出所。看杨洁也在值班大厅，他不想再起冲突，便一直在外面等。
张文武说自己出狱后没再碰过毒品，我不太相信，问他知不知道杨丽吸毒。张文武说知道。我说既然你不吸毒，又知道杨丽吸毒，为什么还跟她打交道？张文武犹豫了一下，说：“毕竟两人夫妻一场。”
我试探着问张文武知不知道杨丽的毒品来源，张文武说是一个姓刘的人。他又告诉我杨丽找刘某拿货时多次遭到性侵，但又担心失去货源不敢反抗或报警，所以来找自己商量办法。
根据张文武提供的线索，我们连夜将刘某抓获。经审讯，刘某对自己贩毒和性侵杨丽的行为供认不讳。刘某被刑拘后我给杨洁打电话，本想告诉她刘某患有性病，建议她带杨丽去医院做检查。但杨洁关注的却始终是张文武，她一直追问我张文武和刘某有没有关系。我几次否认后她又说：“不可能，他一定有问题，是你们没查出来。”
之后，我和杨洁在电话里呛了起来，以至于连给杨丽体检一事都忘了说。事后我只好补发信息给杨洁，她没有回复。
3
刘某入狱并没能阻断杨丽与毒品间的联系，两周后，我在抓捕另外一伙吸毒人员时把躲在衣柜里的杨丽拽了出来。流程与以往一样，尿检、做材料、送拘留，但这一次过程中却出了事故——在做笔录的过程中，同事和杨丽发生了口角，原本已经平息，但同事在递送笔录让杨丽签字时却被她狠狠地咬了一口。
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领导让我联系杨丽家属来派出所协助处理。我打给杨洁，她撂下一句“在开会，没时间”后便挂了电话。警综平台上没有杨丽其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我只好向辖区居委会求助。没过多久，张文武就出现在派出所大厅。
我说他不算杨丽亲属，既没义务也没权利处理她的事。张文武让我“通融一下”，我说没法通融，让他继续联系杨丽的亲属，张文武只好照办。
等待处理过程中，我和张文武闲聊。想起上次同事提出的问题，便问张文武：“你是哪里得罪过杨洁吗，怎么感觉她总是针对你？”
没想到这个问题一下打开了张文武的话匣子。
17年前，张文武还是市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名货车司机，在一次去往河南开封送货的途中，他偶遇了杨丽。当时杨丽自称旅行丢了行李，又认出张文武驾驶的是本市车辆，故恳请他带自己回家。出于同情，加上旅途的无聊，张文武同意了。路上两人相处得不错，分别时互留了联系方式。
1995年春节后，张文武每周跑省城送货，杨丽也常去省城看望男友，便一直搭他的顺风车。杨丽的男友是她的大学同学，在省城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后来三人成了朋友，张文武喊他“王老师”。之后王老师来找杨丽，也常搭张文武的便车。
“这应该是我得罪杨家的第一件事。”张文武说。
运输公司的领导曾找张文武，问他是不是在送货途中“捎人”。张文武没否认，因为那时车队司机送货途中捎带亲友的情况很普遍，领导本人去省城探亲都搭公司便车。但得知张文武“捎”的人是杨丽时，领导竟责怪张文武“公车私用”，还扣了他奖金。
张文武很懵，后来他把这事儿讲给杨丽听，杨丽先是惊讶，之后很是愧疚。她告诉张文武，家里人一直逼她和王老师分手，为了不让她去省城，还跟客运站“打了招呼”，以至于杨丽买不到去省城的车票，才一直搭张文武的便车。杨丽说，肯定是有人看到自己坐张文武的货车去省城，告诉了她父母，她父母又给运输公司的领导施压，张文武才被扣了奖金。
那时张文武才知道，杨丽的家庭背景非同一般。杨父在本市官场深耕多年，枝繁叶茂。王老师虽是大学生，但仍入不了杨家人的眼。父母对杨丽的婚事另有打算，杨丽也因着自己的婚事跟他们闹得很僵。
杨丽对张文武之前的帮助表达了感谢，又说为了不给他惹麻烦，以后不再搭他的便车。或许是性格使然，又或许是跟运输公司领导赌气，张文武拒绝了杨丽的提议，表示以后再去省城，让她还是找自己。
大概是被张文武的话打动，杨丽又向他透露了一个秘密——由于自觉婚事难逃家人干涉，她已和男友商定一同出走。两人联系了南方某省的一所学校，如果真到了那一天，还请张文武送她去省城与男友会合。
张文武答应了，此后又给杨丽做了两个月的“地下交通员”。期间偶有问起杨丽的婚事，见她脸色不好，张文武便不再发问。
1995年7月的一天，杨丽深夜到访运输公司，张文武看到她脸上的伤痕和拖拽的行李，明白两人约定的时间到了。之后他撬开车场调度室的房门，拿走货车钥匙，带杨丽去了省城。
那次，杨丽的出走并没有成功。张文武陪她在火车站广场边等了一整夜，都没有等到本已和她约好一同“远走高飞”的王老师。男友的爽约给杨丽的爱情划上了句号，张文武也为自己这个决定付出了惨痛代价——被运输公司除名。
讲到这里，张文武叹了口气，说事后公司一位平时待他不错的领导悄悄透露，其实公司的处罚可轻可重，只是杨丽家人得知内情后不断给公司施压，最终导致他被开除。
4
至于后来和杨丽结婚，张文武说，这事得“感谢”杨洁。我不太理解，张文武解释说，如果不是杨洁干涉妹妹婚事，杨丽或许不会赌气嫁给自己。
那时，杨洁一直撮合杨丽和一个叫韩某的人交往。韩某是杨洁的中学同学，家庭条件很不错。他在部队读了大专，后来转业到B市机关工作。韩某的父亲时任B市领导，与杨父相识多年，而杨洁的丈夫乔某当时又是韩父的秘书。
在外人看来，韩、杨两家可谓门当户对。韩家也很中意杨丽，希望能结成这门亲事。杨丽本人则坚决反对，一来她当时有男朋友王老师，二来韩某比她大7岁，且离异带着孩子。至于杨丽的父母，他们虽看不上“王老师”，但也不太赞成小女儿和韩某交往。只是碍于杨父与韩父同僚间的面子而没有明讲，只说听杨丽的意见。然而就是父母这句“听女儿意见”的托词，让杨洁坚定了要把妹妹嫁给韩某的信心。
“杨洁一直认为妹妹的脾气好，没主见，从小到大几乎所有事只要自己坚持，杨丽肯定就范。”
多年后，张文武在与连襟乔某聊起往事时，才知晓了另外一件事。当年杨洁与韩某间有个约定——杨洁帮韩某追求妹妹杨丽，韩某就帮乔某搞定工作调动。当时韩父升迁即将调往省城，是否带走自己的秘书，只需他一句话。“杨洁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也深谙官场规则。她觉得自己父亲的位置‘到顶了’，杨家想再往上走，必须抱住韩家的大腿，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把妹妹嫁给韩某。”
我说既然这样，杨洁自己当初为何不嫁给同学韩某？张文武说此言差矣，正因为两人是同学，杨洁知道自己驾驭不了韩某——她要的是“主导权”，但当韩家的儿媳肯定拿不到。杨洁的丈夫乔某，农村出身，原炼油厂工人，有上进心但缺乏机遇。与杨洁结婚后，他靠杨父提携，从普通职工成为机关干部，继而当上领导秘书。这样的出身和履历使得乔某一直对杨家感恩戴德，在杨洁面前更是谨小慎微。
1995年国庆，在杨丽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杨洁组织韩、杨两家长辈坐在一起，商讨韩某与杨丽的婚事。我问：“杨丽父母不是不赞成杨丽和韩某的婚事吗？”张文武说，其实杨丽父母并不绝对反对和韩家结亲，最大的心结其实是担心把未婚的女儿嫁给离异的韩某，会被人看做在靠嫁女儿“巴结”韩家。而杨洁只用一招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把妹妹曾经堕胎的消息放了出去。
“就是我在开封遇到杨丽那次，她其实是去王老师家‘摊牌’的……”张文武说，当时杨丽怀孕这件事只有男友王老师和她姐姐杨洁知道。突然传开，只会是杨洁说的。况且事后杨丽质问杨洁时，杨洁也没有否认。
但无论杨洁如何努力，在婚姻这件事上，妹妹杨丽最终还是“忤逆”了她。
“1995年底吧，杨丽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把我问懵了。我确实喜欢她，但也知道自己和她不是一路人，所以从没往这方面想过。当时有些犹豫，杨丽就说我不愿意的话她就去跳河，死也不嫁给韩某。我想了想，觉得自己好像也没啥可犹豫的，便答应了。”
于是1996年初，冬青社区的四川餐馆开业当天，张文武和杨丽在那里办了一场“婚礼”。说是“婚礼”，其实只是夫妻二人在餐馆小包间里摆了一桌简单的酒席。前来贺喜的只有几位朋友，杨丽的亲属无一到场。
“这是我和杨洁的第二个‘过节’。”张文武说，他和杨丽的婚事把杨洁气得几近癫狂。婚后两人在杨丽单位院内租了一间筒子楼宿舍作新房，杨洁屡次上门，威胁张文武：“你进杨家门，咱俩必须死一个。”又指责妹妹杨丽“没良心”、“不知好歹”。
筒子楼的住户多是杨丽同事，杨洁的吵闹给杨丽在单位造成了不良影响。最终杨丽单位领导出面协调才把事态平息下来。此后杨洁虽未再登门闹事，但双方的龃龉就此彻底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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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丽结婚十几年，杨洁在他爸妈面前没说过我几句好话……”
婚后前两年，张文武和杨家人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几次登门都被拒之门外。直到1999年杨母患病时，他任劳任怨地操持照顾，杨丽父母对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后来杨父在市客运站给张文武重新找了一份工作，逢年过节杨母也会喊他来家吃饭。张文武一度认为杨家接受了自己，更加尽心尽力地孝敬岳父母。但蹊跷的是，每当双方走近些时，总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破坏大家的关系。
张文武举了一些例子，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杨父退休前被人诬告了，纪委调查后虽还了杨父清白，但事后杨丽父母却把矛头指向了张文武。因为他们觉得“举报信”里的某些内容只有自家人才知道，而杨洁又跟父母说，亲眼看到张文武和“举报者”关系密切且给过他“一些东西”。
杨洁父母因此彻底疏远了张文武，并强迫杨丽与张文武离了婚，这也直接导致杨丽情绪崩溃，染上了毒品。多年后，杨丽父母得知真正的诬告者另有其人时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那时杨丽已经身处戒毒所了。
“杨洁的工作能力很强，但性格有问题。”杨文武说。他曾经听杨父说过，自己的下属若是能有大女儿对待工作一半的态度和能力，他就敢趾高气扬地去跟市领导汇报工作。但杨洁的丈夫乔某却也曾多次在酒后向他抱怨，自己在家深受妻子压迫，“没有任何话语权”。
杨洁在家中一言不合就对乔某拳打脚踢，或者“关禁闭”、一天不准吃饭。杨父也曾教育女儿“不要把单位的那套带进家里”，但没有效果。乔某在婚后第9年有了外遇，又因收受贿赂养“小三”落马进了监狱，而杨洁甚至把这笔账也算到了张文武头上。
我听得有些糊涂。
张文武解释说，一来乔某受贿一事刚曝光时，杨父就去省城求助韩父，韩父没露面，但韩母言语中却透露出对当年结亲失败的惋惜，说：“如果当年‘两家成一家’，老韩绝不会坐视曾经的‘大秘’误入歧途的。”二来，杨父把张文武安排在市客运站上班，而乔某的“小三”也是客运站职工，于是杨洁认定是张文武给二人牵线搭桥的。
事后，无论张文武和杨丽如何向杨洁解释，杨洁都不接受。这两件事彻底断绝了杨洁与张文武和解的可能，也成为两人之间最大的“过节”。
“杨洁这人看重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对错，而是别人有没有服从她的‘指挥’。一旦出了错，她又会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从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而杨洁最厌恶张文武的地方也在于此。杨洁曾亲口说过，曾经对她言听计从的妹妹和丈夫都是在认识张文武之后发生的变化，所以一切都是张文武的错，他就是杨家的“丧门星”。
我很唏嘘，但一时也不好对张文武的叙述做出评价。谈话间，杨丽吸毒的案子已经处理完毕，上级裁定杨丽第二次送强制隔离戒毒。同事问我要不要通知杨洁，我给她打电话，她没有接。张文武说他想跟我们一起去送杨丽去戒毒所，我想了想，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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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份，张文武在辖区创新路上开了一家很小的修车档。租门面时房东顾忌张文武的两劳释放人员身份，不肯租给他。我帮他跟房东说了些好话，张文武很感激。
张文武性格不错，也挺讲义气。他的修车档虽然小，但客人不少，很多是他的朋友。我巡逻路过修车档时常见门口支着一张方桌，桌上摆着几碟小菜，张文武和朋友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张文武只聊天不喝酒，他说以前当司机时养成了习惯，除非大事，否则平时基本不动酒。
2014年初，杨丽戒毒成功提前释放，之后在张文武店里帮工。可能是因为被我抓过的缘故，杨丽一直和我保持距离。每次我去张文武店里，她都找借口躲去一边。有时张文武留我在店里吃饭，她虽坐在一旁，但总是一言不发。
“俗话说一家人吃不出两家饭，但她跟她姐的性格咋就正好相反呢？”张文武感慨道，但他又立即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得亏跟她姐不一样，不然可要了血命。”
有次我问张文武，他和杨丽眼下是什么情况？他笑着说：“就是你想的那种情况。”
我问：“她家人同意了？”
张文武说：“不同意又能咋样呢？”
之后的一段时间，杨丽每次来派出所做不定期尿检时都有张文武陪同。张文武开着一辆卸去后座的白色二手微面，车身上贴着“流动补贴”的广告，车厢里装满各种车辆配件和修车工具。有时副驾驶也堆满东西，杨丽便拉开车厢门，坐在里面的小马扎上，两人已经俨然是一对开修车档的夫妻。
大概十几次尿检结果为阴性后，我逐渐降低了对杨丽临检的频率，直到把她的名字从临控名单上撤下来。
杨丽去戒毒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跟杨洁也打过几次交道，她似乎对我很有看法。路上相遇时我跟她打招呼，她只是“嗯”一声，并不拿正眼瞧我。工作上有事找她协调，别人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我往往要往返两家单位好多趟才能搞定，因此耽误了不少工作。
我不知自己哪里得罪了杨洁，顾及常有工作要与她协调，不想把关系搞僵，便总想跟她私下沟通一下。但每次“沟通”到最后都会互呛起来，关系就变得更差了。我向同事抱怨，他们让我别跟杨洁一般见识，“杨主任又不是你主任，你理她作甚！她要是好相处，所里这么多民警，她当初为啥偏去找你帮忙？”既然这样，我也只好作罢。后来杨洁升官去了省城，我索性也不再想这事儿了。
2014年夏天，杨丽和张文武重新领了结婚证，复婚时还是在冬青社区的四川餐馆摆酒。我参加了两人的“复婚宴”，那天到场贺喜的依旧只有张文武和杨丽的几位朋友。但张文武说，这次结婚他通知了杨丽的父母，老两口虽没有来，但给他转了5万块钱，让他以后跟杨丽好好过日子。我问张文武有没有把复婚的事告诉杨洁，他笑了笑，说出于礼貌给她发了信息，但杨洁没有回复。
酒席上，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与张文武相谈甚欢，其中不少话题是关于杨洁的。我蛮好奇他的身份，但当时没多问。和杨丽复婚后不久，张文武又租下了洗车房旁边的一间门头，添了些设备，扩大了规模。有段时间我常在他店里遇到那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问及身份，张文武才介绍说他就是杨洁的前夫乔某。店面的扩张有他一多半的投资，现在两人是“合伙”关系。
我非常诧异，还开了张文武玩笑：“看来杨洁当年的话没有说错，能把前妻和前姐夫搞在一起做生意，你真就是个‘搅局的’。”
张文武笑了笑，很无所谓地说：“现在她走她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我搅啥子局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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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日子又过了一年。2015年7月，张文武在店里请我吃牛骨头，那天杨丽和乔某也在。张文武依旧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乔某却满是担忧地对我说：“杨洁回来了”。
那时，我已经听说了杨洁重新调回本市任职的消息。看乔某满脸愁容，我调侃他担心啥？乔某说，杨洁这次怕是冲张文武来的。我看了眼张文武，他正一脸无所谓地啃骨头。我让乔某别杞人忧天了，但他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乔某说上调省城是杨洁多年的梦想，这次去而复回，他觉得不同寻常，就找熟人打听，那人说杨洁是主动要求调回的，而且跟人说她“回去有些事要处理”。
我和张文武都觉得乔某有些神经敏感，张文武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乔某“被杨洁吓破了胆”。我询问杨丽的看法。她沉默半晌，说自己没有想法。
没想到，很快我就有了不寻常的感觉。所里有关张文武的警情突然增多，有时甚至每隔两三天就会出现一起。虽然多是些“扰民”、“隐患”和“纠纷”之类的小事，但次数多了，我开始不厌其烦，遇到手头忙时便想直接打电话让张文武“注意些”，好在有经验的同事每次都拉我去现场处置。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太多问题，直到后来连张文武的房东都跑来问我：“他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因为有“公家人”劝他给张文武退租，却又不说原因。 我把情况告诉张文武，他改变了之前无所谓的样子，承认近期自己的确遇到了麻烦。
“工商、税务、城管经常来搞‘突击检查’……”张文武说，虽然各类检查并不针对他，却让创新路上的其他同行遭了殃。商户们为了逐利多少有些违规操作，监管部门以往并不苛责，但近期突然“观点关注”。很多商户被查出问题，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停店面，街面上一时人心惶惶。
而又不知从何处，坊间又传出声音，说一切都是张文武在搞鬼——“他‘上面’有人，想用这种办法挤走‘竞争对手’”。张文武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脾气好的商户老板见面绕行，脾气不好的开始上门找茬。
张文武问我是不是杨洁在“搞他”？我只好打哈哈。他问我怎么办，我也只能嘱咐他经营过程中一定小心谨慎，千万不要给人抓住把柄。
2015年底，我去社区开联席工作会时，社区干事给了我一张名单，说是居民反映的“扰民因素”，打算联系相关单位搞一次联合执法。我一眼看到了张文武汽修厂的名字，备注是“噪音、污水、垃圾”，处理建议是“劝诫关停”。
张文武的汽修厂开在国道边，背靠荒地，附近没有住宅区，且开在他旁边的另外几家汽修厂都不在这份扰民名单上。我向干事提出疑问，她说只有张文武的店被举报。我问她有没有去实地了解过情况？干事犹豫了一下，说暂时没有。
我说我去看过，他的店不存在这些问题。干事有些尴尬，岔开了话题，但会后悄悄对我说名单是上级给的，“点名要处理（张文武）那家店”。我问她是哪位“上级”点的名？干事扭捏了半天，不肯告诉我。
2016年春节前，张文武说他想年后把汽修厂挪到相邻的B市，问我能否帮忙跟房东协调，把之前五年期的租房合同撤掉。时值招租淡季，我原以为房东不会同意，但电话打过去，房东立刻答应了。原来周边几家汽修厂也都是租的他家房产，房东说张文武再不搬走，别人就都搬走了。
那次搬迁让张文武损失了大约10万块钱，“两半肩”乔某也撤了股份。乔某说事情肯定是杨洁搞出来的，他很了解前妻的脾气，这事肯定还有后续，自己不想再惹麻烦。张文武给他退了股，但这回没再嘲笑他“被杨洁吓破了胆”。
张文武搬店后和我的联系逐渐少了，只是偶尔听他说新店开业后依旧麻烦不断，常被搞得焦头烂额。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就只能听听而已。一次张文武喝醉了酒，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弄清楚了，就是杨洁在搞我”。我劝张文武跟杨洁好好谈谈，毕竟已经是一家人。张文武说谈不了，杨洁连岳父母的面子都不给，铁了心要整他。无论他说什么，杨洁始终是那句话——“你进了杨家，咱俩必须死一个”。
我突然有些莫名的紧张，问张文武打算怎么办。电话那端安静了许久，最后张文武说他和杨丽商量过了，两人打算去外地生活，“惹不起但躲得起”。
我松了口气，因为真怕他说出“要跟杨洁你死我活”之类的话。
春节后不久，张文武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甩卖维修和汽车配件的信息。有不知情的共同好友留言问他“不是刚搬家吗，怎么又要甩卖？”张文武统一回复，说自己在外地找到了新的赚钱项目，打算改行。
清明前后我又见过张文武一次，他说店子里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只等5月房东把押金退了就走。我问张文武打算去哪儿，他说以前认识一位河北保定的汽修厂老板，生意做得蛮大，给他开的工资也很高，准备去保定。
聊到杨丽，张文武说他和妻子还在做岳父母的思想工作。二老不想让杨丽去外地，表示他们去跟大女儿谈，但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前几天，张文武半夜接到杨洁的电话，杨洁说只要张文武和妹妹杨丽离婚“滚出杨家”，以后“大家就都安生了”。
“这怎么可能呢？什么都得按她的想法做？她就这么想当别人的家、做别人的主吗？呸，我偏不让她得逞！”最后，张文武啐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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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的一天，杨丽突然找我，说张文武被抓了，求我帮忙。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前一天上午几名B市警察突然到访，询问张文武一番后便将他带走了。
杨丽从几人简短的对话中隐约听到了“收赃”、“汽车配件”等词语和一个叫“李涛”的人名。临走时警察跟杨丽说带张文武回去“配合调查”，但她直到现在也联系不上张文武。杨丽去过B市刑警大队，对方只让她“回家等通知”。杨丽很担心，想托我打听一下张文武究竟犯了什么事。
我联系了B市刑警，得知张文武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刑事拘留。我问具体案情，对方简单讲了几句，大概是他们挖出一桩积案涉及到了张文武，但具体案情不方便向我透露。
我只好把情况如实告知杨丽，她听完后转身就走，但当天夜里派出所便接到了杨洁邻居的报警，说隔壁杨洁家传出叫骂和呼救声，好像“出事了”。我们赶到现场时，姊妹俩的父母先到一步，但家里只有杨丽和父母三人，杨洁不知去向。
屋里一片狼藉，似乎有人在屋里打过架。同事联系杨洁问情况，杨洁气呼呼说了句“谁报的警你去问谁”便挂了。我去询问杨洁父母，他们不愿多说，表示事态已经平息，不想惊动警察。
但杨丽坚持跟我们回了派出所，我也因此了解了当晚事情的经过。
张文武在创新路开汽修档时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名叫李某。两人以前是客运站同事，李某早几年出来做汽修，张文武开店之初李某帮过他不少，算是他在这个行当的领路人。
2013年，李某从一伙四川人手里收了一批价格极低的卡车配件，本想赚一笔，但不料次年却查出了恶疾。李某为治病卖掉了汽修厂，那批卡车配件转让给了张文武。2016年3月，B市警方在打击一个盗窃团伙时挖出了2013年的隐案，也因此确定李某当年低价购买的那批卡车配件系被盗财物。且根据团伙成员交代，当年李某其实是他们的团伙成员之一。
李某已于2014年底病故，但警方追查到了那批被盗的卡车配件，也据此依法传唤了张文武。在B市刑警大队，张文武辩解称自己不知道那批卡车配件是赃物，且当初为了帮李某凑钱治病，他给出了远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
但警方并不相信张文武的说法，因为有人举报张文武当年不仅知情，而且是李某的“同伙”。
杨丽坚决不相信张文武会参与盗窃销赃，又去找了乔某，想着乔某曾是张文武的“合伙人”，或许知道些情况。在乔某家，乔某推说自己不知情，但临走时他的妻子拉住了杨丽，悄悄对她说：“大家都不想惹麻烦，回去跟姐姐沟通一下。”这句话立刻引起了杨丽的警觉，但乔某的妻子却不愿再透露什么。于是杨丽立即去找了杨洁，然而姐妹俩很快话不投机吵了起来，之后又从口角发展成了撕打。
杨丽说，是杨洁指使前夫乔某诬告了张文武。李某已死，被抓的盗窃犯又没有指证张文武“收赃”，只有乔某的举报最有可能被警方采信。我问她有没有证据，杨丽说吵架时杨洁曾亲口承认她要“收拾”张文武，吵架的过程被杨丽偷偷用手机录了音。
我听了那段录音，但这依旧算不上“证据”。加上张文武的案子不归我们单位管辖，思来想去我只能建议杨丽一方面赶紧请个律师，另一方面把录音交给B市的办案民警和自己的父母，看有没有作用。
或许那段录音没有起到太多作用，后来我还是收到了张文武被判刑的消息。
同事说如果张文武真是被冤枉的，那我让杨丽把录音交给她父母的建议就是一记昏招。我也确实有些后悔。因为即便杨洁真的做过什么，让两位老人在大女儿和二女婿之间做选择，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此后我就再没见过杨丽。
最后一次遇到杨洁时，许久不理我的杨洁突然主动提起了张文武：“听说他又被抓了，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看来还是B市警察做事靠谱一些啊。”我感受到了杨洁话语中的志得意满和似有似无的挑衅之意，没有接茬。
但她又用貌似询问口气说了一句，“他是在你（管片）那儿开店的时候犯的事吧？”我瞪了她一眼，没有理她。
2017年8月，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我从前同事口中得知了杨丽的死讯。
几个月前，杨丽淹死在长白河里。法医尸检后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但发现杨丽死前曾大量吸食毒品，警方最终以杨丽吸毒后失足溺亡结了案。我很吃惊，说杨丽已经戒毒，我和她接触的最后几年里她没再碰过毒品。同事说张文武入狱后杨丽很快就复吸了，而且比之前吸得还厉害。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幻觉和暴力倾向，所里接过几次杨洁的报警，都是杨丽吸毒后找她“寻仇”。
而杨丽死前最后去的也是杨洁家。那天警方同样接到了杨洁的报警，称杨丽带着一瓶黄色液体上门，扬言和自己“同归于尽”。警方以为杨丽带的是汽油，急忙出警并通知了消防部门。警方赶到现场时杨丽已不见踪影，杨洁则被泼了一身尿，站在家门口质问出警民警为何“迟到”，而同事说那天他们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总共用了不到8分钟。
“路上一直让她不开门不开门，非要开门……”同事叹了口气，“亲姊妹啊，闹到这般田地……”他又感慨道。
当晚民警没有找到杨丽，本想第二天再去找她，却收到了她的死讯。
张文武于2019年2月份刑满释放，之后便走上了申诉和信访之路。他大概忙活了一年有余，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20年6月，那时疫情刚解封不久，他来省城某单位递申诉材料。我请他吃了顿饭，问他当年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原以为他会像以前那样原原本本地把整个事情经过告诉我，但那次张文武却没有跟我聊案子，只是一直打听妻子杨丽去世时的情境。他说自己出狱后只跟老丈人见过一面，之后再没进过杨家。
我很无奈，但也只能告诉他那时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清楚具体情况。
后记
2022年8月的一次饭局上，一位前同事惊讶地说，不久前去省城精神病院办事时竟遇到了杨洁。当时的杨洁头发花白，目光呆滞，坐在轮椅上，由护工推着。如果不是旁人提醒，她压根没认出眼前这位“老人”竟然是“杨主任”。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有人说杨洁是因为仕途不顺，在竞聘单位一把手时落败想不开，毕竟一辈子短婚未育，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遭此打击一蹶不振；有人则分析杨洁过往的行为，说她早就有心理疾病，只是自己不承认，别人也不敢跟她提，久而久之便成了这副样子。甚至有人猜测是张文武“搞的鬼”，说杨洁病退前的那段日子，几乎天天报警求助，说自己被张文武威胁。
张文武也确实每天都出现在杨洁家楼下，他手里捧着一张他和杨丽复婚时拍的结婚照。警察到场也无法处理张文武，毕竟公共场所，谁都可以行走或者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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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半烂尾工地的业主们
自2021年地产爆雷后，大大小小的房企逐渐崩塌，买了期房的准业主们整天忧心忡忡，似乎每天都在默默祈祷“菩萨保佑”，但凡自己买的房子有一点好消息，便会再次“阿弥陀佛”。他们谁也料想不到，自己真金白银买的房子却迟迟住不进去，整天在维权的道路上争执、吵架、生气、担心……就算住进来后，又要面对诸多的不便，困扰心头的事儿更多，似乎自从买了房子，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充斥着整个生活。
2023年9月底，媒体报道，某知名房企的高层人员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也意味着这个地产集团的前景举步维艰，那些因此牵扯的准业主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1
2022年7月底，我入职了一家物业公司，被安排在一个正在交付的小区工作。
正式入职之前，我去该小区面试过两次。那个时候，小区正在集中交付阶段，门口有五六名保安严防死守，没有预约的业主及无关人员，一律被拒之门外，包括我这样与交付毫无相关的应聘者。我给物业领导打过电话后，一个保安的对讲机里传来指令，才允许我进入。
从大门口到小区交付中心，小区内到处悬挂和张贴着“欢迎回家”的温馨标语。每条通往单元的道路都铺了红地毯，两侧间隔均匀地摆放着装饰花篮，将道路明确指引开来，非道路的公共区域则铺着绿色的假草，稍显逊色。我注意到，在地毯和假草皮的下面，并不是达到入住标准的石板路或者沥青路面，而是用混凝土浇筑后再粗略找平的毛面。
不过，目之所及，倒也喜庆一片。
入职后不久，我便了解了小区的大概情况——所交付的房子都是精装房，按照合同约定，开发商应于2021年6月交房，但是由于疫情或者政策的影响，一直延迟到2022年7月才开始交付。
为了避免业主们聚集维权，开发商按照计划，从7月1日开始一直到8月15日，每天只邀约10户业主前来办理收房手续。这样做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排在后边交付的房子的室内装修再争取一些施工的时间。那个时候，很多房子基本处在边施工、边交付的阶段，可能业主们今天刚收的房子，昨天才完成户内最后一道装修工序。
没几天，我和保安队长熟悉起来。他告诉我说，在我来之前，小区门口每天都聚集很多业主，警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人最多的时候，门口得聚了200多人呐喊维权”。所以，那段时间，门口的保安和业主们几乎每天都产生冲突。
虽然延期交付1年，但是并不是所有业主都会乖乖地听从开发商的安排，说哪天让收房就哪天来收房，他们的诉求很简单——讨要延期交付的赔偿。针对此，开发商也不是没有表示，政策上，只要业主按时来收房，就会减免半年的物业费，如果不在交付期内来收房，就没有任何补偿。
也有另一部分业主认为，在房地产行业受到冲击的形势之下，没有烂尾，能够交房就算不错了，所以他们乖乖地收了房，之前的任何责任都既往不咎——也无门可咎——只要拿到新房的钥匙住进来，就万事大吉，况且还有一星半点的物业费补偿。
后来我和一位当教师的业主秦老师熟了，他和我聊起了当时维权的情况：“没有人系统组织，你一句我一句，乱七八糟，谈一次崩一次，后来我就不愿意参加了，能交房，收了得了，省得每天折腾，没甚意思。”他边摆手边摇头，表示无奈。
8月初，集中交付接近尾声，我统计了大概的数据，只有41%的业主收了房。
有一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门口又有吵闹声，保安们向我通报情况，说门口又有10多名业主聚集在一起，被拒绝进入。
按照开发商的规定，任何物业的员工都不允许出面接待维权的业主，因为对于开发商和物业来说，这种情况叫“闹事”，如果现场有打砸、打人的情况，报警即可。
我刚入职，不认可这种做法，觉得不能这样对待业主。延期交付是既成事实，就应坦然面对，礼貌地接待业主们，积极想办法沟通，在双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尽量达成共识。况且他们将来要与物业长期相处，也是物业的衣食父母。
那次，我斗胆出去和业主们交流。我跟他们表明了自己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但是对于业主们来说，物业和开发商通常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以他们情绪很激动，我的解释和说辞根本安抚不了他们。见我也给不了实质性的回答，有业主开始在人群中说：“你做不了主，说半天废话有啥用？叫你们领导出来！”
最后，大多数业主见我不是主事的，又见不到真正的领导，在雨中淋了一阵，稀稀拉拉都走了，只剩下了3名女业主还愿意听我无关痛痒的解说。沟通氛围稍微缓和后，我很想邀请她们进屋里聊一聊，但是迫于工作规定，我只能邀请她们坐在保安的简易遮阳伞下暂时避雨。
她们仨开始向我吐苦水。其中青姐因为房子延期交付，落不了户，孩子去年升学受到影响，现在房子即使能交，也为时已晚，所以她选择拒绝收房，以示抗议，和大家一起维权讨要说法。她情绪激动：“你们这开发商真缺德，我孩子的终身大事都被耽误了，谁给我们负责呢？想拿半年物业费来哄人，那才几个钱儿啊！”
另两名大姐是老乡，同在省城打工，2019年房价最高的时候买了这里的房子，每月还着房贷，如今还在外边租房，每月租房的费用2000多，她们本意想收房，但是又担心收了房子后，开发商就不给补偿了，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
和我倾吐完，她们都加了我的微信。临走时，青姐还特地神秘地嘱咐我：“小老弟，有什么好消息记得告诉我们。”
2
我不知道什么消息对青姐她们来说算是好消息。但是我知道，接下来的消息，一定是坏消息。
8月13日，距离集中交付日期还有2天的时间，开发商突然通知：停止办理所有的交房手续——也就是不再向业主交付房子。这个消息对于那些在“收与不收”之间犹豫的业主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当日来收房的业主被毫无理由地拒之门外，他们情绪激动，指着自己收房通知书的日期怼在保安的脸上：“认识字吗？为什么不让我们进？”但这却得不到保安的任何回答，也没有任何人接待。
有两位据说是从东北大老远跑来的业主，按照自己“交房通知书”的日期来收房，没想到吃了闭门羹，中午又喝了酒，就在小区门口和保安干了起来。保安们经过一个多月来的“磨砺”，早已学会了隐忍和克制，任凭业主们如何疯狂，始终保持“不说话，办硬事”的职业精神。后来我看了现场拍摄的视频，那两位业主踢翻门口贴有“欢迎回家”的导引牌后，愤然离去。
停止交房后，隔三岔五，就有三三两两的业主来物业服务中心闹，对工作人员怒目相视，拍桌子喊叫。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只是打工的，上边通知怎么办，我们只能乖乖地怎么办。后来业主们妥协，说只看看房子，不办理收房手续总可以吧？得到上边批准后，业主们也只能乖乖地由工作人员领着去自己的房子里看看，钥匙却拿不到。
我也很纳闷，为啥突然停止交房呢？况且，按照正常交付程序，集中交付阶段结束后，还有零散交付（也就是为了那些未能按时来收房的业主另行安排办理时间）。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原来，在门口大规模聚集维权的业主们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去开发商的办公地点找开发商谈判，但是都没有谈判成功。随后，业主们找政府监管部门投诉、反映情况，本地媒体也时有相关的负面报道。迫于各方压力，开发商在小区未完工的情况下强行交房就被叫停了。
对于房子的质量问题以及小区内道路、园区绿化、地下停车场、供暖配套等未完工的现状，早已被业主们拍成视频和照片发在业主群内传播，所以，后来业主们维权不只因为“延期交付”，还有“未完工就交房”的事实。
有一天，青姐给我发了她的房号，让我拍一下她房子的装修进度，我到她的房子时，工人正在安装橱柜，目之所及，还有门套和踢脚线没有安装，其他都基本完工了。当时开发商要求员工们严禁外传小区的任何照片和视频，因为当时在本地媒体报道中，出现过小区现场的视频和照片，让人触目惊心。我担心青姐别有用心，没敢给她发视频，只打电话告诉她户内的装修进度。
隔天，青姐自己亲自来了，我带着她去看房子，她一再问我什么时候能交付：“为啥突然就不交了？”
我只能回答“不清楚”，虽然我作为物业工作人员，但不是对所有的内部消息都了解。
当时，业主们和开发商的关系剑拔弩张，所有对策及消息仅限“上边”圈层，知情的业主们在相互传说，并没有确切的官方消息，包括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一样，什么时候能再次启动“交付”，谁也说不清楚，也许遥遥无期。
业主们最后一次聚集维权发生在11月中旬，省城马上迎来寒冬的时候。
天刚刚黑下来，10多名业主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蜷缩着脖子零零散散聚集在小区门口，门口4名物业保安守着门，拒绝他们进入。人群中还有2名不知道什么媒体的记者，也被拒之门外。
得知门口有业主聚集，还有媒体要找负责人，我出去落实情况，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一名记者就举着话筒，凑到我脸上问我是不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有些尴尬地说：“不好意思，我不是负责人，你不用采访我。”
随后，在众业主的凝视中我走出了门外，把保安队长叫到一旁了解情况，那名记者又凑过来，试图再问点什么有用的消息，我只能三缄其口。
聚集的业主们有人说：“就是这个态度，问甚都不说，哑巴一样。”
僵持了一阵之后，业主们在记者的带领下，又去到了离小区不远处的临建售楼部，门外有几个业主没有进去，他们相互之间也不交流，只是静静地站着，看上去对这种集体维权的活动并不积极，也不抱任何希望，能来只是凑个人数而已。
我凑过去和其中一位满脸愁容的阿姨攀谈了起来。她唉声叹气地告诉我说，她已经62岁了，集中交付的时候，没有通知她来收房，后来去看了房子，才知道自己那一层都还没装修，户内还是一个毛坯房。前几天她又来看了一次，基本装修完了，却不给交房。阿姨越说越激动：“实在不行我就跳楼呀，死给你们看，也活够了。”
我宽慰了阿姨一阵，她又告诉我她的苦衷——她儿子马上要结婚，等着用这套房子，之前因为疫情，儿子的婚礼已经推了好几次，现在准儿媳那边催促，还闹意见。阿姨用近乎祈求的语气说：“你们给想想办法，向上边反映反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记者和一群业主们从售楼部里出来了，大家看上去都灰心丧气，有人说：“没用，根本不管用，还是上政府吧。”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业主们四散都消失在夜幕之中。我加了那位阿姨的微信，她的昵称为“幸福之家”，她告诉我说，她叫邱莉芬，如果有消息，让我第一时间通知她。
3
收了房的业主们，很快置办家具住了进来。也许他们心里在庆幸，好歹拿到了钥匙，住进了新房。
但是，他们“住进来”也并非一帆风顺。
业主们首先面临冬季供暖的问题。省城的冬季夜间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20度左右，由于开发商当时未完善小区的配套供暖设施，所以整个小区并未接通市政的供暖系统，这意味着住进来的业主们很有可能在这里度过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
本地每年冬季供暖从11月1日开始。早在9月份，就有业主们不断通过物业询问开发商如何保证冬季供暖的问题，但是迟迟得不到有效的答复。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业主们开始着急了起来，已经住进来的秦老师也和其他业主们一样，因为这个问题多次来物业找过我，他告诉我说，如果实在供不上暖气，他要搬回老房子住。
大概10月底的时候，终于有了消息：由于接驳市政供暖需要大笔经费，开发商选择“自建锅炉”应对这个冬季，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建设，至于多长时间，没有准确答复，因为疫情反复，施工进度可能受到影响。
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初冬季节，整个省城的市政供暖工作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早一点的片区已经在10月20日左右开始预热启动，不久整个城市的千家万户就能暖和起来。小区里的业主们也在期盼着自己的小家能尽快暖和起来。不料，进入11月疫情开始严重，月底的时候彻底封城，所有社会活动基本停止，业主们停止了维权活动，开发商也停止了现场施工，锅炉房的建设工作也不例外。
疫情期间，被封控在小区的业主们，除了每天下楼做核酸，就是在楼下晒太阳，再后来连家门也不让出，只能待着没有暖气的家中。提前装了空调的业主们家中24小时开着空调，室温还可以，但是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还没有来得及装空调的业主们只能托我们物业外出采买小太阳、电暖风等取暖设备。即使这样，屋内居住环境仍然不尽如人意。
封控后，我带着几个保安常住物业中心，提供基础的物业服务，每天配合社区组织业主们下楼做核酸。秦老师几乎每天做完核酸都会和业主们一起来物业中心询问暖气的问题，大家有的义愤填膺，有的心平气和，带头的秦老师坐在我对面，作为代表发言：“因为疫情，我们也没有召集太多业主们聚集，只选出我们几个代表跟领导们反映一下这个暖气的问题，请你们听听广大业主们的心声……究竟啥时候能供暖？”
按照开发商给的说辞，我如是向业主们解释：材料已经陆续进场了，因为疫情，工人们来不了，所以才耽搁了施工进度。
“那为什么不早准备呢？”这个时候业主们开始有人躁动起来，“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挨着冻？你们开发商总得想办法解决，暖气费我们可是一分钱都没少地交给了你们。”
秦老师这个时候出面安抚大家，并让我务必当天向“上边”反映业主们的诉求，尽快给答复。
我觉得，业主们住进新房的第一年冬季就如此艰难，难免心生不满，再加上疫情的肆虐对大家生活和工作的影响，所有的情绪都堆积在一起，能坐下来好好谈话已经很克制了。不论什么原因，如果供暖的事情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业主们肯定会爆发。我唯恐“上边”感受不到业主们的难处，经过多次沟通和反映，总算逼开发商做出承诺：解封后15天内锅炉施工完毕，并正式供暖，并承诺业主们从11月1日到供暖前所使用的电费全部由开发商承担。
秦老师等业主代表们表示理解。可是我在想，在疫情面前大家都艰难的时候，开发商可以被理解，受煎熬的却总是业主们。
12月初，疫情全面放开，所有生活生产有序恢复，隆冬也悄然而至。可是令业主们失望的是，直至月底，锅炉施工还未完成，供暖还是遥遥无期。
一天早上，物业工作人员还未上班，物业服务中心的地上堆放了一大片被冻死的花卉。管家告诉我说，7号楼的裘先生解封后从外地回来，开门进家后，发现家里的花全被冻成了这样，要求给个说法。我看着一地被冻蔫的花卉，不知所措，有发财树、绿萝、芦荟、富贵竹，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品种。
锅炉房那边的施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有零星的业主们在施工现场询问进度。对业主们来说，只要有人在干活，今年的供暖就有希望，他们心里也能踏实一点。询问工人们啥时候能建好？工人们说“半个月左右”，我盘算了一下日期，和“上边”给的日期差不多，能在新年前点火启动。然而，有懂行的业主们看完现场的进度，摇摇头对我说：“悬，至少还得一个月。”
一天中午，天气不错，太阳晒得暖烘烘的，但是室外气温零下16度。我去锅炉房的路上遇见了11号楼的申阿姨。
早在夏天收房的时候，我接触过他们老两口。申阿姨正陪着行走不便的老伴儿颤颤巍巍地向锅炉房的方向走，我问他们这是要去干啥。申阿姨停下脚步，摘下口罩透了一口气，哈气氤氲弥漫在她的脸上，告诉我说：“有人说，没事就往锅炉房去看看，能让你们快点干活。”
我瞬间就惭愧起来，却无能为力。业主们花上百万买的房子，住进来后却如此心酸。我不知道“上边”究竟能否体察到业主们住在这里的难处，他们又是怎么考虑的？如果开发商真的有难处，那为何没有人能出面向业主们解释一下呢？哪怕是面子话，对业主们也是一种宽慰，如果没有难处，那为什么不提前考虑供暖问题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劝说申阿姨不要进去施工现场，比较危险。陪着他们往回走的路上，申阿姨的老伴儿挪动着脚步，神情木然，眼神呆滞，自始至终没有说话。申阿姨一路和我聊着家常，随后指着老伴儿的左手说：“你看他的手，都开始有冻疮了，再没有暖气，就得冻死在这儿了。”
申阿姨的老伴儿好像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手背的冻疮，故意扭转手腕，把手背藏到一侧，但我还是看见了他红一片黑一片的手背。
把申阿姨和老伴儿送回家时，我才真的感受到屋内的温度——他们家没有安装空调，只靠一个电暖风扇取暖，根本抵御不了室外的严寒。申阿姨说：“白天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在楼下晒太阳取暖，晚上冷得根本待不住。”
从申阿姨家出来后，我特意拿了一块温度表，找了一间和申阿姨同楼层的空置房，待了10分钟便坚持不住了——温度表攀升至6度就停止了，晚上肯定零下。
4
果然如那位懂行的业主所说，锅炉房直至新年还未完工，施工也断断续续。秦老师和几位业主代表后来又找到物业中心施加压力，我当着他们的面拨通了开发商项目部经理的电话，得到的答案是“再有半个月左右差不多了”。
业主们只能妥协，但是大家共同的要求是：马上春节了，能不能供上暖气给一个准确答复，如果供不上，业主们要另做打算。
“该搬走的搬走，该回老家的老家，该租房的租房，暖气费的事日后找你们算账！”秦老师代表大家如是说。
没有暖气带来的麻烦远不仅于此。由于土建部分区域未完工，楼栋的主排水管道并未回填，而是裸露在外，也没有保暖措施，气温骤降之后开始结冰，直至完全冻住。楼上用水排不走，都返回到了一层户内，户内没有暖气，返进来的污水开始结冰，再排下来的水开始向二层返水，逐层上升。
其实入冬前，物业中心就此问题向开发商项目部预警过多次，但是迫于当时疫情，迟迟拿不出解决措施。解封后，土层上冻，施工难度成倍增加，回填排水主管道的工程一再延后，后来即使把排水主管道填埋，也为时已晚。
接到“上边”通知后，物业组织全员开始逐户清理户内的污水，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价值——一层至五层每户都不能幸免，黄色的污水冰层溢满每一个房间，最厚的冰层有10公分。青姐的房子也被污水浸泡了，我特意去看了她家，同样不堪入目，没有得到指示，我也不敢贸然告诉她这个消息。
每清理一户，我自嘲般地在冰面上滑一个“出溜滑”，冻得够结实。大家都学我开始在冰面上热身，之后便挽起袖子破冰清污，我们都比较庆幸地说：“幸亏是冰，要化了以后那不得熏死人。”
其实，最值得我们物业庆幸的是，这些一层至五层的房子还未交房，没有家具，否则损失和后果不堪设想。我想“上边”的心里应该有另一个“庆幸”——那些买了一至五层的业主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已经成了“水泡房”，并且还是污水。但是我想，纸包不住火，很快业主们就会知道这事的。
有的入户门向里开启时，因为被冰层冻住卡死，我们得从门缝处浇热水化冰，那种众人皆知的味道便扑面而来，令人作呕又回味。
那时，小区被冻住的不止污水管道，还有冻裂的暖气管道、自来水管道、公区水表等设备。
再有10天就是春节，业主们期盼已久的锅炉终于在2023年1月12日正式点火启动。随后开始逐层逐户为室内管道排气注水，业主们早已等在楼道内，迎接那股暖流淌入家中。
我能想象到他们沐浴在温暖之中的幸福模样，然后迎接普天同庆的春节。秦老师应该不再想着搬家了，申阿姨老伴儿的冻疮应该很快就能好了，裘先生应该不会再因为冻死的花和我们计较了。我还想到那些被污水浸泡过的房屋，应该会充斥着尿酸的味道，向自己的主人们传递着不堪遭遇的信息。
我们总想着煎熬之后是希望，却忽略了煎熬之后可能还有失望。
春节后不久，自建锅炉烧了几天后便偃旗息鼓了——主管道没来得及做保温措施，热量运输过程中流失严重，到了户内基本冰凉。终归结底，烧锅炉所消耗的燃气和烧钱没啥区别，一个开发商充燃气的负责人向我透露说：“收了业主们供暖费64万，现如今已经烧掉了40多万。”
那个时候离供暖结束的3月31日还有2个月，而正式供暖才不足半个月。
还好，气温逐渐回升，不再恶冷，业主们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中撂下狠话：“你们就是一个骗子，供不供暖由你们吧，供暖费必须全额退！”
我想这必将又是一场纷争。
5
2023年后，户内精装修基本完工，在业主们多渠道的呼声之下，交房程序逐渐重启。但是开发商要求办理收房手续之前，业主们必须签订一份承诺书，承诺书最后一条明确规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期间，因疫情或政府政策等原因发生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双方不能按约履行的，双方对此均表示互相理解和体谅，均不因此追究双方的任何责任。
一开始，收房的业主们对此条“承诺”表示不认可，但是如果不签此承诺书，就不能办理收房手续，也拿不到钥匙。开发商的售后客服对此解释说：“只要收房，就必须签承诺书，但你也可以不收房，这并非强制交付。”
接到可以收房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了青姐和邱莉芬阿姨。
邱莉芬阿姨来办理收房手续时，义愤填膺地说：“这纯粹是霸王条款，要不是我儿子结婚，着急住新房，我一定和你们闹到底！”
而青姐收房的时候已经得知自己家的房子在冬天被污水浸泡过了，她和丈夫签完收房手续后，要求开发商重新装修自己的房子，双方再次进入漫长的谈判之中。
大多数业主们为了收房，不再在意那份“承诺书”，也许他们担心开发商再有变故，也许他们清楚已无力再追究什么责任，但是至于承诺书所言的“理解和体谅”，我想没有哪个业主能做到。
春暖花开之时，经过3年疫情的肆虐，人们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解脱一样，过去的欣然接受，日子还得微笑面对。
2023年4月份，维权的业主们越来越少，收房的业主们越来越多，入住的家庭也随之多了起来。我想大部分业主们已经释怀了，即便供暖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园区绿化还未完善，地库停车位还未开始建设，公区的道路还是泥泞不堪，但是这都不影响住进来。而在当时，省城内有很多小区已经彻底烂尾，无法交付，交付后没有水电、没有电梯的也不在少数，相较这样的小区，也许我这里的业主们已经很满足了。
不过，住进来后，业主们还是要面对很多生活不便利的问题，与我们物业的矛盾也日渐凸显。
最主要是停车问题——它困扰业主们的同时，也困扰着物业。小区的地库停车位一直处于烂尾状态，而进入小区的临时区域（前期的交付现场）不足1000平米，在物业的多次精心规划下，既要留出人行道，还要考虑非机动车停放，已经拥挤不堪，汽车只能停放区区的十几辆，也只为业主们搬家和送货的车辆临时停放。
裘先生之前因为全家的花被冻死已经与物业闹过不愉快。有一天，他开车搬了几件家具要进到小区，保安以“停不下”为由拒绝他进入。裘先生一气之下将车堵在门口，之后又在物业服务中心大声谩骂。我出面沟通解释，换来一句：“你们物业和地产是一丘之貉，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
后来我了解到，裘先生买房的时候就一并买了2个车位，早已过了约定的交付日期，前几天车停在小区外边的便道上，被交警贴了“违停单”，遂将所有怨气都一吐为快。
最终，我和几个保安一起帮助裘先生把家具抬上去，才算缓和了关系。
这样的争吵每天都会在物业服务中心的门口发生，不论业主们是否买了车位，都会因为停车不便与物业产生冲突。我也经常因为“一丘之貉”的说辞耿耿于怀——物业又何尝不想让小区的建设完善起来呢？
除了汽车，非机动车充电问题也经常招致业主们的投诉。本来小区规划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并配套相应的充电设备，但是目前并没有建设，那片区域还是一片泥土。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电动车严禁上楼及充电，虽然物业在临时区域规划出了弹丸之地停放电动车，但是充电问题解决不了。业主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无视电梯内的“提示”，将电动车推上楼，然后保安们一遍一遍地将电动车又推下来，为此纷争不断。
后来经过一番较量，物业在一间空置的商铺中安置了电动车充电桩，但是远远满足不了业主们的需求——因为没有汽车停车位，大部分业主们选择电动车出行，数量越来越多。
一天中午外出吃饭时，我远远看见马路对面有一位业主正推着电动车往回走，等我吃饭回来后，物业服务中心门口拉着一个很长的插线板在给一辆电动车充电。管家告诉我说，业主每天回来晚，占不到充电桩，中午下班半路电动车没电了，推了回来。业主在物业撒气一番后，管家只能给他临时拉一个插线板先充电。我默默地向管家竖起了大拇指。
再后来，我向“上边”多次说明和申请，终于在室外的非机动停车区域增加了充电桩，由于没有遮雨棚，为了安全考虑，只能在不下雨的天气充电。那间空置商铺的充电区域在一次“上边”领导们巡视后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被永久性地关闭了，业主们的电动车全被清理了出来。小区规划的正式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久久未见动工，被雨水淹了一次又一次。
6
居住的业主们越来越多，居民用水和用电也频频出现问题。
由于当时建设施工工期紧张，小区的主备供电系统并未正式与供电站接驳线路，所以小区临时用电为“单线路输送”，没有应急备用线路。而开发商和施工单位在不断完善小区的过程中，又需要经常停掉全小区的电，业主们为此叫苦不迭。
5月2日，物业接到开发商通知，说上午10点整要停电更换分区电表，停电时间为30分钟。物业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通知业主们后，提前将电梯停到一层关闭。业主们只能错开停电时间段上下楼，或提前或推后，否则就需要走楼梯——低层的还好，高层的业主们就没那么容易了。
可是到10点5分的时候，还没有停电。正值五一假期，来来回回的业主们都聚集在电梯口等待电梯开放。又过了大概10分钟，业主们开始焦急起来，我催促物业工程部向施工方询问情况，对方却说：“暂时不停电了，出去买电表的人还没有回来，停电时间另行通知。”业主们在一旁开始抱怨起来：“没有一次是靠谱的。”
得知不停电的消息，电梯管理员将电梯逐台开放，恢复正常。没想到中午12点多，正值中午饭点的时候，突然整个小区停电了。瞬间，物业服务中心的电话和管家电话就热闹了起来。业主们骂声一片，我们手忙脚乱，正在吃饭的电梯管理员扔下碗筷，赶紧去查看各个电梯内是否困了人，小区大门口的道闸系统瘫痪，进出车辆都堵在了门口，门禁系统瘫痪，生活水泵停运，公区照明黑了下来……业主们有的正在做午饭（没有燃气，用电做饭），菜炒了一半儿，有的在上厕所，停了水……
物业工程部给施工方打电话责问，却被怼了回来：“上午不是已经通知你们（物业）要停电吗？”随后对方还在电话中埋怨了起来：“本来我们也不想干，欠着钱一年了不结算……”
听到此处，我愤怒地抢过电话：“你以为这是闹着玩呢？你爱干不干，不干抓紧时间给我送电……”
随后我和对方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后来因为这事，开发商项目部找我们“上边”指控我的态度。
10分钟后，施工方送上了电，说更换电表推迟到凌晨1点。
由于临时用电，电压运行不稳定，因此电梯也经常出现问题。电梯困人的情况也会偶尔出现，一开始业主们很不满地投诉物业，再后来都习惯了。秦老师被困了一次后向管家说：“我每次坐电梯的时候都胆战心惊，被困住还好，就是总担心突然来个过山车，我这老心脏可受不了。”
今年6月的一天，11号楼的业主刘先生和初三的儿子被困在电梯里，当时电梯里没有信号，电话打不出去，五方对讲（电梯求救通讯系统）还未完善，业主通过电梯里的求救按钮联系到了电梯厂家的客服，反馈到物业中心后才得救。
刘先生和儿子被困了19分钟，从电梯里出来后便着急地奔赴学校——当天是孩子拍毕业照的日期。爷俩赶到学校时，还是错过了拍照时间，因此留下了遗憾。刘先生回来后径直来物业服务中心投诉说：“我当时让电梯厂家帮我给老师打个电话，告诉老师一声，但是老师说根本没有人给她打电话。”
我表示歉意地向刘先生递过去一瓶水，不知道该怎么弥补他儿子的这个遗憾，没想到刘先生却说：“我知道这跟你们物业没有关系，我生气那个厂家的客服，再三交代她给老师打个电话说明一下，电话号码和她确认了好几遍，没想到还是没有打。”
我无言以对，我真想告诉刘先生，其实这跟物业有关系。
因为电梯问题频出，业主们胆战心惊，我也经常担心出现安全事故，后来再三与开发商商量，终于调整了临时用电的电压，将施工期间过载使用电梯磨损零件都进行了更换，才得以消除了大家心头的隐患。
随着住进来的业主们越来越多，生活用水的问题也开始成了业主们的心头病。小区生活用水同样是临时配套，最初住进来的业主们比较少，用水基本能够正常供应。从今年7月份开始，业主们经常反映水用到一半时就停了，等20分左右又来了，断断续续。
我们在临时的生活水泵房研究原因，得出结论：从市政自来水接进来的管道规格不达标，过水量偏小，进去水泵房后，主管道又被分支成“高区”和“低区”，低区供水还好，有水箱储水能持续供应，而分支的高区用水直接上楼，导致水箱补水的时候，高区供水欠压，就出现断水的情况。
我向老同事们咨询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老同事们说：“垃圾设计，少见这种施工配置，一看就是为了省钱省事临时糊弄的。”
他们告诉我说，没法处理，除非改管道。为此，我多次沟通开发商项目部尽快完善正式水泵房，可对方两手一摊，表示无奈地说：“没有钱啊，真没办法。”
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业主们总是被不定时断水，洗澡的时候突然停水，就得赤裸地杵在浴室等水来，做饭到一半突然停水，就得熄了火等着，最尴尬的是正上厕所，断水后没法冲马桶。
有一位业主和儿媳同一个屋檐下，跑来物业叫苦：“为了避免尴尬，停水后我就不敢上厕所，就一直憋着，白天还好，下楼来你们物业或者外边商场方便一下，可晚上遇到停水，连去的地方都没有……真是买了你们这房子，买下了心病。”
断断续续停水的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业主们只能自己准备大桶，家里经常备着水，也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诸多的不便，只能隐忍其中。
7
7月份进入雨季，雨水隔三差五倾泻而至，13号楼业主们回家的道路经常泥泞不堪。
本来这段路规划是绿化区域，现在为临时人行道路，本来在5月中旬的时候计划绿化施工，可是做完防水工程后却又停工了，因此，但凡下雨，此处必然积水，还久久无法下渗。
每次下雨前，物业得将预制好的门板桥搭在这条路上，业主们只能踩着门板出入，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摔倒滑倒。最开始业主们还投诉，后来都习惯了。
7月29日一场暴雨后，一位业主发了一条抖音，记录了这条艰难的回家路，标题为“现实版贫民窟还得看**”。这条抖音很快火了起来，评论区议论纷纷，大家都在抱怨：交房一年多了，车库没有，正式大门没有，绿化没有，连条正经不积水的路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住的半烂尾工地。
评论越来越多，大家似乎把住进来之后遇到的所有问题和不满的心声都倾吐了出来。
还有评论说：
“这小区就算不错了，我们小区连门都没有。”
“最起码交房了，能拿到钥匙就谢天谢地吧，我们两年了，连家门都找不见。”
“这都住进去了？我还以为是工地呢？”
还有人庆幸地说：“当初幸亏没买，不然得少活10年。”
……
我认真翻阅了300多条评论，真切感受到了业主们背后的种种心酸。
其实小区的配套建设，从年后一直断断续续地干着，之所以进度缓慢，还是因为钱的事。经常听开发商项目部的人说，小区内未完工的每一项工程动辄还得百万，大工程还得千万以上。而负责房屋户内维修的施工方经常来物业抱怨：“开发商尾款结算不了，大家谁也不愿意垫钱干活，我们也没法配合物业来维修啊。”
我唏嘘感叹，曾经辉煌的房地产行业，如今却如此艰难。
今年国庆后，冬季即将来临，为了供暖问题，业主们又开始大规模聚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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