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钉子户”这一年
他们称自己是“防疫钉子户”，在中国疫情全面解封后整一年，依然虔心恪守着全方位的防疫措施：
每天佩戴N95口罩或防毒面具；
坚持测抗原，几乎不聚餐、不堂食；
每天清洗当天衣物，或用紫外线灯消杀；
还有人在进门处搭起隔离棚，进行“半污染区”管理。
在孤独防疫的2023年，他们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有人和朋友从争吵到断交，有人终日蛰伏人群中，时时有如“惊弓之鸟”，更有甚者，离群索居，成了“当代隐士”。
事到如今，他们为何执着防疫？那就要进入他们各自的故事里——
何飞的防毒面具，从去年12月一直戴到今年夏天。那是一款售价超过1000元的头戴式防毒面具，类似一个低配版的钢铁侠头盔——它自带扬声器振膜，不需要扯着嗓子说话。直到天气热得不行，他才勉强换成“轻便”的N95口罩。
这一年来，何飞几乎戴过市面上所有主流品牌的口罩，像个“口罩专家”。他还用雾化糖精钠的方法，为小脸的母亲测试了15款口罩和2种防护面具的气密性，终于找到她的真命口罩。
他并不限制自己出行，不过但凡踏出家门，他绝不摘口罩，哪怕周围空无一人——为此，他以卓绝的意志杜绝非必要的饮食喝水——摘口罩要消毒，麻烦。
回到家，他立即执行严格的消毒SOP流程：开门，进入玄关“半污染区”。以酒精消毒双手、头发和口罩边缘。再消毒随身物品，清洗衣物，洗澡。
在那套约90平米的房子里，4台空气净化器24小时不间断工作。有的空气净化器品牌会在宣传中加上“工业级”，何飞就拥有这样的一台。如果可以，他也许想把自家空气净化到医院手术的无菌级。
武汉疫情爆发时，何飞在陕西念高三，得了普通肺炎。高烧13天，能用的药都用了一遍。同学在家上网课、备考，他整日吃药、打吊针。睡眠被发热拆成碎片，情绪像黑笔在纸上乱作一团，快两个月才恢复健康。
半年后，他复查拍肺部CT，医生看完交待他，你少抽点烟吧。可他从不抽烟。
“在病床上那样的时间，你活着和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说。
疾病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是失去，失去身体的完整性和对生活的掌控。
何飞再也不想生病了。这是他成为防疫钉子户的核心内驱：“我只想健健康康的。”
他囤了300多个新冠抗原，今年2月起，他每天起床睁眼，先测一遍。他的防护细致到了指甲缝——指甲剪得“很秃”，绝不藏污纳垢。
在硬核防疫的路上，何飞并不孤单。他加了足足11个“防疫钉子户”微信群。第一个群是去年12月建的，直到现在还有近300人。
他们在群里探讨防疫方法和物资。比如，除了酒精，群友们还会如化学巫师一般推荐各类消毒液——次氯酸、次氯酸钠、二氧化氯以及双链季铵盐等等。
何飞的群友蓝鲸，一位B站视频博主，也在家建了“半污染区”。这个北京小伙精准地指出，超市购物小票、塑料袋、雨伞等物品，也应正确处理或消毒。
过去三年间，蓝鲸收藏了264条防疫相关的视频。他发来其中一条，是另一个“山外有山”的钉子户，在玄关处，用白色塑料水管和三通转接口建了一个立方体，蒙上防尘隔离膜，内置脏衣篓，再配上空气净化器和紫外线灯——“有点像电影《生化危机》”。
群里还有个理工科女博士叫高高，每搬一次家，就自费为房东改造一次房屋：在中央空调出风口加静电过滤棉，换更严密的地漏和带U型弯的下水管道，并确保存水弯高低差5公分。
她自制过一台CR Box，一种四面搭载过滤网和顶部风扇的空气净化装置。这是两位美国环境工程专家发明的促进空气流通、净化的设备。购置元件她只花了200多元，低本高效。
外出时，高高会佩戴一种“神器”：一种能测量周边二氧化碳和pm2.5浓度的传感器。钉子户调侃它叫“电子罗盘”，可预测附近空气质量的“吉凶”。
至于终极防线——口罩，高高用的是“移动肺保”。这种口罩自带送风机，一根软管从口罩里伸出，连接着充电宝大小的净化器。为此，邻居小孩友好地称她，“外星人”。
去年12月底，众人皆阳时，高高也中招了。她的恢复期很漫长，2月连着3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一个晚上，她认真地准备次日会议的PPT。第二天上午，正拖地呢，接到电话：“师姐，你怎么还不来开会？”
——她全然忘了。
“整个人’傻’了。”高高说，她的记忆力、反应力出现了明显的退化。
像是潜到海下的一瞬间，安静得令人发指。她老公贴心地安慰：“欢迎来到普通人的世界。”
高高的人生是以“神童”叙事开始的。她复述了一件母亲总在复述的往事：在她两岁尚不识字时，有天倒拿一本书，几乎一字不差地念出来了——不是念，而是大人前两天给她读过那个故事，她记住了。
如果这个证据过于遥远，这位理工科博士还有一个“密不外传”的思维训练法：心算两位数乘以两位数。过去，她总是算得又快又准，可年初那几个月，她“完全算不出来”，或者，“我刚随口出的是哪个数来着？”
——若有幸参观部分钉子户的房间，会看到他们的桌子上摆着红红绿绿的保健品罐子，那里有复合维生素、辅酶q10和葡萄糖酸锌等。在他们描述中，这通常和免疫力的巩固紧密相关。
在将近4个月的调养后，一个普通的春日，高高闲来无事，随口算了一道乘法题。和计算器上的答案一对，全世界都明媚了。
前后反差扑面而来，高高夯实了防疫决心：“我要是再阳了，我这个博士就不用读了。” 在那以后，她的自我防护和社交隔离成为巨大的生活惯性，持续至今。她的态度很强硬：人不能等危险来了，才吆喝“安全第一”。
为此，第一次和博士生导师见面时，她大方表达：我会一直佩戴口罩。理由是，自己一阳的恢复期很长，不良反应比旁人强烈得多。
导师就此和她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老师和同学，秉持着“不理解，却尊重”的态度，接纳了这个“外星人”。
高高感到幸运。毕竟，她的一个钉子户群友抱怨过，领导让他“明天不要戴口罩来了”。还有的群友，虽拥有顶配的“面罩”，可日常通勤，只敢戴上平平无奇的N95。
刘小寒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KN95佩戴者——戴的还是国产杂牌。她小心翼翼拿医用胶带为口罩封了边，以使它完美贴紧皮肤。
她真心佩服那些无惧他人眼光的钉子户，勇于“焊”口罩在脸上。而她只在一百多人的大课时才戴KN95，其余时间则换成更为普通的外科口罩。
刘小寒在南方读大学，医药专业，月生活费1200元，有时接传单和家教补贴。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是一个“半躺的钉子户”。
“半躺”的原因之一，是指她欲防还休，隔离并不彻底。经济条件不到别人一半，上不了好装备，勇气也只有别人的一半。
不同于高高式的“丑话说在前头”，刘小寒的防疫是“静水流深”的那种。
每次，她步入寝室大厅，会像电子扫描仪一样，先勘察周围有没有身体不适的人，然后，憋气，73步，58秒，钻进位于一楼的宿舍。就像一只人群里的“惊弓之鸟”。
她建了三四个小号，潜伏到大学城邻校的微信群里，打听“最近感冒的多吗”；
又在本校的“表白墙”匿名“开炮”：“生病了就别来自习室，不戴口罩你还咳嗽。”
“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挺好笑的。”刘小寒说道。她选了周六晚9点，在校园空无一人的小湖边接受电话采访。
她是一个关注健康的医学生。食品配料表上，但凡出现长长的添加剂名称，一概不吃。这位20岁出头的姑娘，幸运地从未经历过生离死别——“所以，就会更害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她也是凤凰网采访的7位防疫钉子户里，仅有的二阳者。这是她自视“半躺”的原因之二。她用“打击”这个词汇形容当时的感受。
那是今年5月又一波新冠来袭时，她班里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第二天，刘小寒找了个蹩脚的理由——最近压力大——搬出了宿舍。
刘小寒坦白，她是为了防疫才搬出来的。她和一位考研的学姐合租，住进两室一厅，每人月租500元。
他人即地狱，烦恼就此开始了：她想劝学姐注意防护，又担心人家就此拒绝合租，只好弱弱旁敲侧击，“学姐戴好口罩”，“学姐多注意身体”。还特意提过一嘴，如果你感冒、发烧一定告诉我。
前半个月，二人平安无事。某天，学姐有事返校，刘小寒递给她两个KN95口罩和两个薄薄的外科口罩，学姐只接过了后者。
刘小寒说她瞬间内心“警铃大作”，又只好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几天后的下午，她瞥见学姐在吃布洛芬。接着刘小寒测了抗原，她也阳了。
刘小寒当即质问，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病情？学姐的表情混进了一点“鄙夷”，说：“你不要太大惊小怪了。”
剩下的半个月，刘小寒在出租屋颓着，等待康复。她无法接受自己严防死守还是二阳的事实。
那首先是一种挫败感——“我为防疫投入了将近1000元”，就像是一个奋斗三年的学习标兵，高考那天睡过头了。
然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我向她表明了态度以后，她依然向我隐瞒”。
租约到期后，刘小寒搬回宿舍，删掉了学姐微信。
无论出于何种动力成为高处不胜寒的防疫钉子户，但人，终究是社会的人。
刘小寒常感到割裂，以前她喜欢KTV、酒吧、演唱会，如今的爱好主要是钓鱼。她自嘲变得“清心寡欲”。
和许多大学生一样，她渴望融入群体。她研究过重返宿舍几种隔离方案的可行性：
比如戴口罩睡觉。确实有校园钉子户这么做，暂不论其安全性，仅是操作起来就有极大风险——早晨起床口罩多是歪的，毫无用处。
另一种方法是建一座正压床——类似医用层流床，用塑料膜包裹整个床铺，再外置一个空气净化器，但这样麻烦且显眼。
碍于室友的姐妹情面，回到宿舍后，“半躺”的刘小寒不再采取任何防护。
而那些100%满格的钉子户们，从不吝啬拒绝。像高高就几乎推掉了95%的聚餐邀请。她亲自认证的“待客之所”，是一家带包厢的火锅店。少有的会餐里，她提前10分钟到，拎一台便携式空气净化器，将6人规格包厢的空气“翻新”一遍。
何飞也是如此。难得的老同学相见，他戴口罩，只聊天，不吃饭，多少像个异类。他经常善意提醒身边人注意防护，偶尔得到回怼：你又想封在宿舍里吗？
——疫情伊始，何飞正值高三，高考为此延期一个月。接下来大学生涯的前两年，不是停留在网课上，就是圈在校园里。
何飞自然理解那种渴望享受青春的心情。只是——他顿了顿，说：“没有人希望得病。但是在如何不得病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视频博主蓝鲸的答案则呈现了某种公共道德观。他认为，佩戴口罩，“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事情”，是选择一种更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与此同时，他希望淡化这种责任心的负累感——“防护已经融入我的生活，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并不会有多不方便”。
唯有一次，何飞和身边人达成了高度共识。那是今年11月初，他和几位钉子户群友线下会面。餐前，他们重拾了疫情时代特有的“仪式”：
每个人测了一遍抗原，自证安全。
年轻母亲朱仪敏也难得出席了那次聚餐。从5月起，她几乎谢绝了所有聚餐和婚礼邀约，也再没去过电影院。
“我不是不想见，而是我愿意见安全的人。”朱仪敏说话时，总有种斩钉截铁的气质。
春天，朱仪敏一家去家族聚会，全染了流感。当她安抚怀里发烫的婴儿时，恨不得让整个地球跟着降温。她建议先生，下次家庭见面，先做抗原、戴口罩。
“那还是不要去见了，”朱先生对她说，“做这些措施，只会让家里的叽叽歪歪更多。”
朱仪敏有点无奈：“我不知道为什么戴口罩变成了这么棘手的事情。”
朱仪敏是辞掉互联网大厂工作后，全职带娃的。去年底，他们全家就阳过一次。儿子当时4个月，拉肚子、咳嗽，半夜高烧，最高时接近40℃。同样发烧的朱仪敏费了千辛万苦，从朋友那儿获得一瓶婴儿退烧药。
正是儿子哭闹又说不出难受时，朱仪敏坚定了做钉子户的决心——“这么小的孩子，他这样的痛苦谁来替他承担？”
在病毒肆虐的季节，她把一位宝妈的责任心发挥到极致：
她和先生亲自动手，为婴儿车安装了一台车载空气净化器；
她放弃社区医院免费的体检项目，转而去1800元3次儿童体检的私立诊所——那里的每间诊室都有一台空气净化器。
他们一家目前是租房，房子格局也是挑选再三：最适合防疫的独栋太贵，综合下来，她定下一个物业优秀的大平层，位于二层，方便走楼梯，还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在主卧，便于居家隔离。
——这个精心考量没有浪费，今年5月，朱仪敏请了一位育儿嫂。一上岗，阿姨先在主卧隔离，朱仪敏送饭菜到门口，监督测抗原。第三天，阿姨真的阳了。
但她先生的想法是——“病毒没那么可怕”，“我们感染的概率很小”，“同事朋友没有一个人这么做”。沟通的过程长久又耗人，在此只好概括为：争吵，争吵，讲理，鼓励。
虽说朱先生没有100分地明白朱太太，好在，这对夫妻达成了平衡——她不限制他投身公共生活，条件是戴口罩，必要时去其他住所隔离。日子久了，她敏锐地觉察到，先生也自然地实践着钉子户的防疫理念。“我很感激了，他是我见过这种情况的家庭里，非常配合的了，都在互相理解。”
尽管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可寻求共识，总是艰难。
刘小寒另辟蹊径。她深谙说服父母戴口罩的方法，不是晓之以理，而是适宜地“制造紧张”。于是时常反向科普，发去一堆充满惊叹号的文章如：《戴口罩！已叠加感染！》。
何飞的父亲是90年代的大学生，他不明白儿子的“执着”。暑假在家，何父外出工作不戴口罩，何飞躲进房间，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档。他故意买很多抗原，告诉勤俭的母亲：再不测就过期了。
河北人吴伯娴4岁的儿子至今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靠的是全家人的集体自觉。
去年12月起，她公婆带着孩子，像守卫城堡一样捍卫家中。孩子3个月没出门。
那段日子，吴伯娴和丈夫白天上班，下班后把菜放到家门口，再去别的住所过夜。地漏是封着的，马桶是盖着的，窗户只在清晨5、6点——别人家还没有醒的时候开一会儿。
今年9月，吴伯娴送儿子进了一所私立幼儿园。因为疫情，儿子愣是迟了一年才入学。
“该防还是得防，该过正常的生活还是得过。”吴伯娴好像想通了，语气里又满是无奈。
促使这位钉子户送儿子入“虎穴”的根本原因是，这孩子太孤单了。之前，每天下午5点，她儿子在楼下，乖乖地等着别的小朋友放学，一起玩耍一会儿。要是哪天人家孩子没来，小男孩一定很沮丧：“妈妈，今天真糟糕啊。”
这位小朋友天性乖巧，在电梯里遇到陌生长辈打招呼，不敢对视。虽说有性格成分，但吴伯娴心里清楚，这孩子缺少同龄人社交。她咬咬牙，“毕竟生活除了病毒，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然而，入园两个月，他已经高烧三次。过去的频率是一年一次。
吴伯娴不是没想过，给班里捐两台空气净化器。但上课要换教室，而园里的新风系统也只在空气糟透的时候才启动。
10月份她参加全园的亲子活动，目力所及，只有他们一家人戴口罩。
她询问老师，班里有没有发烧的孩子，老师会说，没有。可传来的视频里，入冬后上课的孩子日渐减少——据国家卫健委消息，近期呼吸道疾病已经进入高发期。此外，多地相继发文，要求教师、学生不带病上班、上课。在公共场合，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戴上了口罩。
上幼儿园、当钉子户，像是二选一的人生难题。这位坚持佩戴N95，被同事说“好久没见过你的面容”的母亲感觉这道题很残酷。
回到年初躲在家的三个月。有天，吴伯娴的儿子坐在飘窗往楼下看，忽然说：“妈妈，那个人不戴口罩，他肯定阳过了。”
自这孩子懂事起，口罩就像一件衣服，穿在脸上。他和他的同龄人，在一场盛大的全球性瘟疫中开始了漫长人生。许多事情，家长也没有刻意教过，却自然地生长出来——比如，他今年第一次出远门，一下车，就捂住了口鼻。
在他小小的身体记忆中，疫情是生活的一部分。他所看到的世界变成了二元对立：阴和阳，洁净和危险，戴口罩和不戴口罩的。他不曾呼吸过那个笼罩着昂扬、乐观气息的疫情前的空气。
刘小寒偶然想起在KTV唱J-pop的时刻，诚实地说，“自己是孤独的那一类”；
高高倒是通透，“又不得病，又可以继续上班上学”，挺好；
“我也想回到之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我没有办法，”何飞说，“错的是病毒。”
11月初，幼儿园陆续有孩子生病，吴伯娴的儿子又没躲过去，咳嗽、呕吐、高烧。
她终于憋不住了，一口气跟老师请了四个月的假——春节后再见吧。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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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5岁失去左手左腿，重生后穿短裙出街，假肢是我的时尚单品
这是《自拍》第420个口述故事
25岁那年，广西女孩翁忻怡（抖音号：@翁忻怡）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失去了左手和左腿。有人在评论区说“你养我，我来照顾你”，而她觉得，“我残障了也不是你能追得上的。”
命运跟她开了个巨大的玩笑，但翁忻怡认为，“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如果没有出事，她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车祸让她重生，截肢之后，她把假肢装扮得美美的出街，自己创业当老板，希望能为残障人群做更多的实事。
翁忻怡在抖音记录自己的重生日常，也希望她的努力能让8500多万残障人士不再“隐形”。她说，残障只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缺失或疾病。
以下是翁忻怡的自述。
劫后余生，成为“右边形战士”
我是翁忻怡，今年28岁，是一个正在创业的“右边形战士”。网友们更熟悉我的另一个名字“小翁右右”，因为我在三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左手和左腿，所以我给重生的自己起名叫“右右”。
我出生在广西南宁，爸妈给我起的名字是“忻怡”。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出生的时候我爸已经46岁，我妈也有28岁，他们很宠我。不过，我爸是高中老师，我妈是公务员，所以对我的要求也挺严格，犯了错还是会教训。但总的来说，我小时候过得比较一帆风顺，从小到大，父母感情也很好，我就是那种沐浴在爱与阳光下成长的孩子，没太经历过什么挫折。
我三岁生日那年，和妈妈一起过生日。
我爸其实是北京知青。18岁那年，他上山下乡到云南插队十年，恢复高考后又考了大学，毕业后就来了南宁教书。虽然他是北京人，但他会说很多地方的方言，我可能有一点遗传到他的语言天赋，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学语言，大学就选择了商务英语专业，去了北京读书。
读大学时，我没想过自己将来做什么，毕业后还是回到了南方，三四年里换了好几份很不一样的工作，想多尝试一些行业，希望能到处跑一跑。我最早的一份工作是在香港的一家国际邮轮公司做活动策划，会跟着游轮出海，策划一些明星演唱会、VIP晚宴之类的船上活动。我跟过最长的一个航线是十几天，从香港到韩国和日本，每到一个地方乘客可以下船去玩，然后再返回。
我还在游轮工作时的日常照片。
我当时只有21岁，真的是特别开心，觉得开了眼界，同事们也来自全世界，工作氛围很轻松融洽。后来我回到南宁，觉得朝九晚五坐办公室的工作非常没劲，所以还去过麦当劳做餐厅经理，我当时想，它既然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就一定有东西可以学习。再后来，我又去做了K12的教师培训。
我之前确实没什么事业上的野心，也有点恋爱脑，工作稳定、工资够花，剩下的时间就是去谈谈恋爱、陪陪父母，没有太考虑过事业上的目标。如果我没有出事，我可能到现在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可能已经结婚生子带娃了。
改变我命运的这场车祸发生在2020年的10月。我和朋友去三亚旅游，在当地租了车，最后一天时，我们准备去还车，然后坐飞机回家。当天下着濛濛细雨，这是我出事前最后的记忆，坐上副驾驶之后我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就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病床上了，身上插满了管子，左边胳膊也没了。那时候我才知道，我已经昏迷了十三天，心脏骤停过两次。当天我们赶着去还车，车在高速上开得很快，在经过一滩积水时打滑撞到了路边护栏，护栏贯穿了整个车身和我的左半边身体，当场我的左手就断了。我的右手骨折，左腿也受伤严重，保腿保了一个半月还是没保住，只能截肢了。我只剩下了右手和右腿，但我的命还在，那天，我重生了。
我醒来时左胳膊已经没了，治疗一个半月后，左腿还是没保住，也截肢了。
我在三亚的医院里躺了四个多月。在那期间，我开始思考我以后的人生。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自己，我觉得既然我能活下来，多活一天就是赚到一天。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我的父母担心我。我知道在我出事之后，最痛苦的人其实是我的父母，他们本来已经退休了，可以安享晚年，但因为我出了事，他们可能到走的那一天都没有办法完全放心。尤其是我妈，最初情绪非常崩溃，在我左腿保不住的时候完全不能接受，还是我劝了她好几个小时。
为了父母，我特别焦虑地考虑我未来的生活，想找到一个未来。我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自己以后无法自理，因为我在床上躺了太久，全身肌肉都萎缩了，整个人是动不了了。我当时还问过医生，我以后要怎么上厕所，因为最怕的就是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以前的工作也做不了了，打工也不太可能打工了，那我怎样才能经济独立、养活自己，最大程度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提供便利呢？我想到了自媒体。
千万网友围观“重生记录”
在我出事前，我连抖音都没有下载，是在医院时有个护士推荐给我的。她就随口提了一句，说你以后也可以去做抖音，她刷到过和我情况类似的博主。
那时候，我下载了抖音和其他几个社交媒体，主要想看看和我情况相同的残障人士是怎么生活的，因为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不能自理。与此同时，我也想把自己的整个恢复过程记录下来，从进医院到坐轮椅，再到装假肢和重新学走路，重新回到社会。
2021年年底时，我的腿终于彻底恢复了，我才开始正式装上假肢。
这些博主让我意识到，原来社会中有这么多残障人士，在出事之前，我好像真的没有看到过他们。但我当时也很迷茫，因为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没我严重，可能只是手部或者腿部截肢，同时失去手和腿的还是很少。
整个康复的过程是很漫长和痛苦的。我二月份出院回到南宁，到2021年的年底才正式装上假肢，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现在说起来云淡风轻，但当时真的非常艰难，我妈这两年也肉眼可见地老了很多，一夜白头，身体大不如前，没人知道我们一家是怎么熬过来的。
回到南宁后，我本来以为可以装假肢了，但我的腿开始一轮又一轮地发炎，换药、住院、清创、换药、又发炎，反反复复了半年多，我的生活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待装假肢”，除了偶尔跟朋友出去玩，我都是在医院和假肢公司之间反复来回跑，医院成了我最熟悉的地方。
复健的过程非常漫长，要治腿，去假肢公司，还要重新开始练习平衡和学走路。
这期间，我只能坐着轮椅出行，所以我和我妈基本上是24小时都待在一起的状态，我们俩的情绪都非常糟。到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
当时我特别想养一只狗，我就跟我父母提了一下，他们当即就表示反对。我就有一点崩溃。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的人生有很多事都做不了了，我连养一只狗都不可以，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突然就爆发出了这个念头。我说出这句话后，我妈的情绪也崩溃了，两个人彼此情绪升级，情况还是很危险的。
虽然只是一时冲动，但我真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总感觉就快要好起来了，但好像又被拽了回去，看不到希望。这次爆发之后，我就去看了医生，确诊了双向情感障碍，开始吃药和接受心理疏导，每周要去的医院又多了一个。
腿的情况反反复复让我陷入了抑郁，确诊了双向情感障碍，每周都要去医院治疗。
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是最磨我心态的。又过了两三个月，我的腿伤终于逐渐好了，没有再反复了，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那时候，因为受伤而脱落的头发也慢慢长了回来，我就想去染头发。
我之前经常会染发，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颜色。那天我坐着轮椅去染发，还是我之前熟悉的发型师，他也特别唏嘘，我们聊了很久。像很多人一样，他也会替我惋惜，但我告诉他，能活下来就是赚到，还是要多考虑未来怎样才能过得好。那天，我染了一头灰色的头发。
出车祸后，第一次去染头发，我坐着轮椅去的。
那时候我也开始在抖音上记录我装假肢的过程。我最早的那条视频，就是染了灰头发之后拍的。染发后没多久，我的腿也算彻底好了，正式装上了假肢，开始适应和慢慢学走路。除了发一些假肢使用者的日常，我也会发唱歌的视频，还有残障相关的公益活动。但我没有任何做自媒体的经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水花，直到今年八月那条爆火的“重生记录”视频。
我当时其实没想到它会火，只是想给两年多的历程做一个总结。我选了四十张照片，从出车祸前到住院治疗、漫长复健，从被分手到装好假肢、开始自媒体创业，视频发出后，几个小时就有了几千万的浏览量，上了当天的抖音热榜。后来，还有当天事故现场的消防员和交警来评论区鼓励我。
我的置顶视频评论区。
最开始，网友们都在夸我和鼓励我，但后来也吸引了一些骂我和嘲讽我的人，他们看了之前车祸的不实报道，以为我们是因为飙车出的车祸。我当天晚上很难过，有点失眠，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种人？但我第二天就豁然开朗，互联网就是会有形形色色的人，我生死大事都经历过了，别人轻飘飘的一句话又有什么。我想让自己做的事被看到，就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装假肢，大大方方地亮出来
我今年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可以自己穿上假肢了。穿假肢之前，要先套上一个硅胶套，因为我只有一个手，之前都需要父母帮我穿。但今年我突然开窍了，发现可以用腿压着硅胶套，把它慢慢穿上来。这意味着我可以独立了，就算没有人在身边，也可以自己生活。
我之所以执着于一定要装上假肢，一方面是为了最大程度上方便我自己。我也是出事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人生的前25年几乎都没有在街上看到过残障人士，但中国有8500万残障人士，他们全部都“隐形”了。
我觉得有他们自己心理障碍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环境的障碍。不得不说，我们很多地方的无障碍设施做得仍然不够好，影响了残障人士的出行。要是坐轮椅，这种限制就会更多。穿假肢走路的话，能去的范围还是广一些。
另一方面，我希望我的存在让大家真正看见残障人士，只有开始看到了，才能习以为常。
我决定不给假肢打包装，既方便自己的行动，也让别人看到残障群体的存在，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去假肢公司做假肢时，遇到了很多和我一样截肢的人，有小孩子，也有上了年纪的。我发现大家都会选择给假肢打上厚厚的包装，就是在假肢外面包上一圈海绵，再套上一层肉色的丝袜，看上去更接近健侧腿。但打了这个包装之后，你就永远不能再去穿短裤或者短裙了。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你是截肢的，但假肢在包装后没那么灵活，走起路来会更费劲。
装假肢对他们来说，是件需要隐藏的事，但我不是这样的。从住院开始，我就在想要把我的假肢打扮得很好看，我要让它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时尚单品。
我的赛博朋克变装。
装上假肢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很有科技感的东西，就突发奇想，做了一个赛博朋克风的变装，发在抖音上。之前有人叫我铁腿女孩，在这条视频下，有人说我是未来的女战士。这个风格的反馈很好，但我也不想被一种风格定义，只要是好看的东西我会去尝试，可以是可爱的、有女人味的，也可以是科技风的。
我当时唯一的担心，就是装上假肢后走路还是走不好，因为这需要重新练习身体的平衡感。结果，我从一开始扶杆走的时候就学得很快。我比较大胆，走起来不担心摔跤。有些人怕摔跤，就会选择没有关节的假肢，但我不怕摔，摔倒了就再爬起来，很快就可以穿假肢独立走路了。截肢一年后，我穿着假肢走了一万步。
穿上假肢的半年多后，我已经走得比较自如了，有一天我走了超过一万步。
现在，我出门一般都穿短裙和短裤，把假肢大大方方地亮出来。反正自从我出事后，出门回头率都很高。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好奇，因为少见才会多怪。我也已经习惯了，可能大家都没见过美女吧。我大方地走出去，也希望能鼓励更多残障人士大胆地走出家门。
装上假肢的两三个月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和朋友出去玩了，我们去了趟广西北海。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开始不去想我不能做什么，而是想我还能做什么。虽然不能跑和跳，坐下来也不是很方便，但我还能穿着假肢去我想去的地方，可以出去旅游。
人生啊，本来就是一个体验过程而已，所有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我既然有幸捡回了这条命，还能有机会去体验我之前没机会体验的东西，我觉得就挺好的。
我现在经常独立出远门。
在我看来，残障人士并不是患了某种疾病，只是生活中会有一些障碍，而我们所有人在一生中都会面临某些障碍。即使是健全人，假如你骨折了，或者摔伤了，你也会面临一种暂时存在障碍的状态。甚至于说近视，其实也是很多人会面临的一种障碍，不戴眼镜的话就会看不清。残障只是一种状态，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并不是像别人说的“残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从我这里获得一点力量。在我开始拍抖音之后，经常有人在评论区或者私信问我生活的体验或经验，我也会尽量去分享、开导和鼓励。其实我只是打打字，但也许就能帮到那些像我当初一样迷茫的人。虽然我们只在虚拟世界联系，但大家都是“姐妹”，这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做老板，也为残障群体发声
除了装假肢，我本来还做了一只美容手，但它没那么实用，戴着比较重，还会闷汗，我就不戴了。好在我的惯用手本来就是右手，百分之八九十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单手做的，比如单手化妆，我甚至学会了一只手慢慢洗碗；但还有些事我做不了，比如系鞋带，没办法扛太重的东西，或者开车。但我觉得绝大多数问题都能够想办法解决，重要的是经济独立。
出事之前，我兼职开过瑜伽服网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健身，就从一个工厂老板那里进货，然后拿去网上卖。出事之后，他也来问我未来什么打算。我这种情况，要么就做自媒体，要么自己当老板，索性就这两个一起做。我和他一拍即合，在广州开了一家做瑜伽服的小工厂。现在的同事基本都叫我“右右”，只有在以前的同学和朋友面前，我还是“忻怡”。
现在，我除了睡觉几乎都在公司，基本上是两点一线。工厂目前主要做To B的批发，我们也想尝试To C，比如说在抖音开一间小店，直播卖瑜伽服，但目前还没招到合适的主播。我平时也会发一些我在工厂的视频，但还是想去做更多的事，而不是全职主播。现在我和合伙人除了睡觉，都在想着怎么把内容做好。
现在我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一心扑在事业上。
当然，我也会自己给瑜伽服做模特，就是想告诉大家，各种不同形态的身材都值得穿上漂亮衣服。前段时间，我尝试练习普拉提，确实很多动作是做不了了，但还是可以通过辅助器具来锻炼。我的普拉提老师说，稍微练一下对激活肌肉有好处，我打算之后定期练习瑜伽和普拉提，也会分享在抖音上，给其他人参考。
前段时间，我在截肢后第一次去练了普拉提，重新感受身体的平衡感。
目前我主要在广州，也一直在参与残联的公益活动，有空时会回南宁，唱歌、主持或者分享自己的经历。
在南宁和广州之间往返，我现在都是独自出行。高铁的路程不到三小时，但我会尽量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到高铁站，虽然我走路挺快的，然而走久了还是会累。其实大城市的高铁站和景区、商场这种地方，按道理来说是无障碍建设相对较好的，但我也经常遇到困难。
比如上次，高铁站检票口的扶梯在检修，所有人都是扛着行李下楼，我就去告诉检票员说我不太方便，有没有工作人员帮我扛一下行李。他没有思考就拒绝了，说自己也要忙。幸好我看到对面的检票口有无障碍电梯，问了他，他才找人帮我打开。
假如高铁站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它的无障碍设施都没办法满足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那其他地方就更糟糕了。而且这种事之前就发生过，所以我就决定投诉了。我希望能通过工作人员意识的提升，减轻残障人士出行的阻碍，不然他们可能一出门就打退堂鼓了。
还有一次，一个住在南宁老小区的姐妹私信我说小区的无障碍做得不好，我就去找她体验，拍了视频发在抖音上。那天，我们从快递站出来，门口只有十多级台阶，还没有扶手。我走下去没问题，但她的假肢没那么方便，不敢自己下台阶。我又一步步地走上台阶，牵着她的手，和她一起走下来。
我牵着抖音上的姐妹下楼。无障碍设施建设是我最经常发的内容之一。
我不指望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希望能够从自己做起，去影响、改变我身边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人。未来，我也希望在自己更有能力的时候，做更多实事。除了发声让别人看到残障群体，我想等以后工厂有一定规模了，给残障人士提供一些就业岗位。
*本文由翁忻怡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本人授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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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忻怡 | 口述
高 栅 | 撰文
猫 基 | 编辑
-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420个口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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