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考培训班的生存游击战
1
我原本就职于福清市一家教培机构，教初中英语、语文，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后，政府大力打击义务教育阶段的补习班，人到中年的我随之失业。2022年4月下旬，我仍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经友人介绍，便前往厦门谋职——用人单位据说是所学校，名叫兴旺教育，急缺一名日语教师，而我曾留学日本6年，教初级日语还是没问题的，便立即应下来。
我乘坐高铁到达厦门，换乘地铁到集美区，再坐1小时一趟的公交车到达偏僻的郊区。那里居民稀少，矗立着一座座工厂，机器日夜轰鸣，大卡车来来往往。
学校难道隐藏在某一家工厂里？我心里直犯嘀咕，与学校负责人林武通电话后，才发现事实果真如此。
林武是该校的副校长，约莫40岁。他说学校2021年才创办，目前只有高一年级3个班，大概110个学生。他带我参观学校——藏在工人宿舍里，一层是食堂，二层是教室、办公室兼教师宿舍，三、四层是学生宿舍。期间，时不时有学生跑过来找林武，他们脚上穿着拖鞋，不喊“校长”也不喊“老师”，而是直呼其名。我暗骂他们没教养。
到了办公室，林武介绍我与即将离职的日语老师认识，并让她跟我做交接。“前任”没多说什么，只是给了我一份半期考成绩单——学日语学生有13个，只有3个成绩及格，剩下多半20到30多分。
看着这成绩，我大感不妙——这面对的，可是硬骨头。
我还没上岗，学生就送上“见面礼”。4月27日上午，5个浑身酒气的男生突然闯进办公室，对落单的闫老师一通拳打脚踢——他们半期考作弊，被教政治的闫老师发现，外加闫老师平日对他们要求严格，因此怀恨在心。矮小的闫老师被打得惨叫连连，场面一度失控。警察赶到后，把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由于肇事者是未成年人，警察通知家长前来解决。不久，林武也被叫过去，那些学生被当场开除。
当天晚上，所有老师都来安慰闫老师。闫老师说，警察问他是否愿意原谅那5个学生，如果不愿意，他们从此就会留下犯罪记录，“我当时恨不得让他们吃几天牢饭，从此留下案底”。然而，那些家长们对闫老师苦苦哀求，赔礼道歉，甚至跪下双膝。肇事者之一的夏玉明，父母都是农民工，他父亲因为工伤正躺在医院输液，闻讯赶来的母亲穿着又脏又破又臭的衣服，由于是文盲，连名字都不会写，话也说得不利索。内心震撼不已的闫老师，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这些学生。
从局里回来后，我就觉得林武一直心事重重，他嘴上号称“没事”，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几个教师在办公室里议论纷纷，人人神情诡异。
“警察会不会只当是普通的打架处理？”
“应该还会关注学校本身的问题吧？”
“如果你是警察，难道不问为什么要在工厂办学？”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的疑惑。来了几天，我都迷迷糊糊，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学校。和其他老师一番交流后，我才明白了——这个“兴旺教育”实际上算是个高考培训机构，主要针对那些中考折戟的学生。
来厦门前，我对高考培训机构也有所耳闻。全国各地，每年中考录取率约50%，其余学生分流去读中专（职高），出来是中专学历。但如今，中专教育在家长心中很是负面，而且社会上稍微体面的工作都要求大学本科。
当然，政策也不是铁板一块。2014年，政府出台相关文件，提出中专生可以考大学。福建省作为率先试行的地区之一，同年组织了首次考试，还允许非福建籍考生参加。这可给了一些被分流到中专的孩子和父母以希望——毕竟，谁也不甘心沦落为社会底层。有需求就有市场，社会上出现各种针对此类学生的高考培训机构。兴旺教育也属于这一类，这里给学生们开设的课程就是针对高考的科目——语数英、物化生、政史地。之所以还加了日语课，是为学不好英语的学生而准备，因为高考可以考日语，而且日语学起来相对简单。
至于兴旺教育在平时的运转上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没来得及深究，教化学的景老师就在一旁说：“希望警察不要将此事转告教育局，否则学校非搬迁不可。”
景老师是兴旺教育的“元老”，草创之初就在。她性格温和，脸庞圆润得像唐朝美女，望之可亲，同我很是投缘。
“为什么要怕教育局？学校是偷偷摸摸办学，没去教育局注册？”我追问。
可景老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告诉我，兴旺教育之前已经搬过一回家了——2021年10月到2022年1月，学校都在翔安区，后来才搬到集美区，家长们因此大闹情绪，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来。
听了她这些话，我心里直打鼓。但既来之，则安之，况且每月7000多的工资对我来说着实可观，就再看看情况吧。
2
五一长假后，我正式上岗，除教授日语外，还兼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
到岗后，我就腹诽，这算哪门子的学生？这帮孩子们晚上不睡觉，玩手机，打游戏，早上又睡不醒。每天早上7点我都要敲开宿舍门催他们起床，个别小子嫌我吵醒他的美梦，对我直呼其名，恶语相向。他们上课也不像上课，睡觉、吃零食、聊天等现象屡见不鲜，晚自习形同座谈会，尤其是一个叫陈泽明的男生，最调皮，或在教室里跑酷，或开窗跳到走廊，还带坏其他人，气得我想揍他。
为了逃课有理，总有学生装病，动不动进办公室找我请假，像鸦片鬼一样打开医药箱乱嗑感冒药。据说，学校的老板陈建之前花3000多元买的一大堆感冒药，才一个学期就被他们嗑完，吓得再不敢买了。
不到一周，我就觉得自己的耐心都快耗尽了，每次进办公室都要发一通牢骚。教语文的缪老师45岁，长得像加菲猫一样憨厚可亲，语重心长地说：“跟那样的学生生气，不值得……上课不都是讲给一小撮学生听吗？只要他们今后能考上大学，我们就算完成任务。”
缪老师口中那“一小撮学生”，每班约4、5个，只有这10多个孩子是真心想念书。我也盘了盘我班上的这类学生——李鑫诚，成绩名列前茅，性情酷似曾经的我，喜欢关注国家大事，看问题的水平超出同龄人；何骏凯，数理化成绩蛮不错，文科偏弱；肖弘，一个男生，名字与女作家萧红同音，也像萧红一样内秀，文科不错；李如斯，一个刻苦学习的女生，每天都加班加点地学习，就数她最爱问问题……
这几个学生的中考成绩离普高线就差几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长，都觉得去读高职太可惜了，所以才来到兴旺教育，决定再冲一把本科。教学相长，老师授课是需要学生配合的。我也说服自己，不过就是个补习班的老师，能让几个真心想学的好苗子成绩有所提高，考上大学，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在我逐渐适应工作的那段时间，副校长林武一直说自己快被食堂承包方的郑某给烦死了。那段时间，郑某频繁来办公室找林武，可每次他们都是不欢而散。有一回，郑某还未坐下就高喊：“林总，你就给我一口饭吃吧。”
同事们说，这年头工厂食堂实行外包，郑某的合同于5月下旬到期，厂方不想和他续约。他希望兴旺教育为他在厂方面前说说好话，兴旺教育则希望他出一笔好处费“运作运作”，可他拿不出那笔钱，谈判因此崩溃。从5月16日起，食堂停止为兴旺教育的师生供餐，害得我们连吃两个礼拜的外卖，家长们也因此大发牢骚，甚至三更半夜打电话责问林武。
不久，2个陌生男人出现在学校办公室，号称是集美区消防局的，说工厂的消防标准不适用学校，学校的标准偏高，这里的消防设施不合格，勒令兴旺教育限期整改。老师们议论纷纷，我也搞不懂状况。
5月末，平时难见人影的老板陈建——大家都喊他“陈校长”——终于现身校区了。他才35岁，长得相貌堂堂。缪老师说他本事蛮大，从事着专升本、成人教育、日韩留学等多线业务。兴旺教育是他的项目之一，校区装修等前期投入来源于他的股东们，日常运营则由林武（股东之一）来负责。与陈建同时现身的还有一位叫曾丽的女人，30岁左右，缪老师说，曾丽专门负责招生，“虽说只有中专学历，但是有一副伶牙俐齿”。
我问陈建前天消防局来检查一事，他说：“肯定是食堂那个人搞鬼。”
“应该没事吧？”
“没事。那个人能有什么能耐？”他不以为然地说。
可事实并非如此。
6月29日，我正上着日语课，2个气宇轩昂的中年女人走进教室，后面跟着垂头丧气的林武，还有2名警察。女人们什么都没说，拿起手机猛拍讲台桌上的教学资料，随后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
不速之客打乱了教学秩序，我尽力稳住学生，不让他们乱走动。最调皮的陈泽明笑着说：“老师，咱们又搬校区啦。”不少学生和他一样，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只有李鑫诚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想，会念书的学生都像他一样吧，内心不是滋味。
当教育官员离开后，林武发微信安慰师生：“没事，教育局例行检查，下午照常上课。”不过，当天有一位老师靠近办公室偷听谈话，说集美区教育局要求兴旺教育停止办学，理由是“违反‘双减政策’，征收高额补习费”。
我很纳闷，各种新闻上不都说“双减政策”打压小学、初中的学科补习，没针对高中啊。老板是得罪了某个教育局官员吗？我说出内心的疑惑，老师们面面相觑，一脸茫然。
因为突发事件，暑假不得不提前一个礼拜开始，家长微信群充斥着怒火——
“你们办学合法，怎么会怕教育局？”
“年初不是刚搬一回，这回又要搬校区吗？”
“开家长会时不是答应我们不再搬吗？”
……
老师们不知该如何安抚家长，陈建和林武口径一致地欺瞒家长：谁说要搬校区？只是教育局的例行检查，下学期照样在集美上课。
不管今后怎样，眼下期末考得先进行。我监考数学时，发现多半学生的卷子比墙壁还白。考试进行到40分左右，有人带头号称上厕所，其他人跟着起哄。我限定每次只能去1个人，可他们蹲坑时间太长，15分钟后才回来，一落座就奋笔疾书，不久便交卷。交上来的卷子满满当当，连压轴题都做出来了。我怀疑他们事先在厕所里藏了智能手机，考试时把题目抄在纸条上，再以上厕所为由乘机搜答案。这个猜想被其他老师证实，他们建议评分要公正，该得低分的绝不给高分。
考试过后，陈泽明等没心思念书的学生，竟然买了可乐在班上庆祝提前放假。学生离开后，陈建就找人把桌椅藏在宿舍里，以应付教育局的检查。
此时，闫老师和景老师已经决定离职了。前者曾遭学生殴打，心伤透了，后者在漳州找到了像样的工作。
而我初来乍到，根基不稳，只能选择留下来。
3
暑期期间，教育局、公安局时不时来人检查是否有桌椅、教科书等物。进入9月，校区确定要搬到厦门岛内湖里区的远东专修学校。3日早上，搬家公司员工忙着搬课桌，林武在家长微信群里发通告，要求学生4日到厦门岛内报到，5日再回集美上课——这是他和陈建的套路，先把学生和家长骗到岛内，再做详细的解释。
忐忑不安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原以为家长们会大闹天宫，没想到风平浪静，只有个别胡闹，被林武呵斥两句就闭嘴了——远东专修学校本是中专学校，后来废置改作他用，校外店铺林立，公交车站、地铁站都近在咫尺。学生多半住在厦门岛内，能就近读书，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再次看见负责招生的曾丽。我们一同负责高二年级学生的报到工作。学生来得稀稀拉拉，偌大的接待大厅，灯火通明，略显冷清。每隔一段时间，陈建就走过来问曾丽：“还有多少人没报到？”“和家长打过电话吗？”……截至傍晚，报到者70多个，未报到者有20多个。好在高一新生蛮多，接近100人，陈建略感欣慰。
这一天，有好几个家长找到我，他们着装寒碜，皮肤黝黑，一副劳苦大众的模样，都希望我继续当班主任，为他们管教孩子。他们说，上一任班主任不管事，孩子是否旷课根本不反馈。他们倾诉自家经济的寒酸，为了让孩子上学，何止是砸锅卖铁，甚至债台高筑。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会念书学生的家长。
“鑫诚的中考成绩，离普高线就差3分。我不想让他上中专，那就废了。可他的自制力有点差，希望班主任老师多督促他。”李鑫诚的父亲说。
“女人要像过去那样没文化也没关系，花几千块让她读中专就行了，何苦花这么多钱呢？如今这年头，就希望孩子能上大学，今后的路好走一点。”李如斯的母亲说。
……
我答应家长们继续当班主任，可深夜林武给我打电话，说（2）班学生多半嫌我太凶，不希望我当班主任了，气得我回了一句：“我还不想当呢！”——我只是希望学生们不随便请假，晚自习不要随便走动，保持班级卫生，这也算凶巴巴？想起家长们说的掏心话，我哀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恨无知少年心。
就此，我只当日语老师，卸任班主任。工资没少多少，我也乐得清闲。
厦门的中心城区——湖里区和思明区是在海岛上，周边城区的翔安区、同安区、集美区和海沧区在大陆上。校区搬到岛内，教英语的汪老师最高兴，她家就在岛内，徒步上下班也就10分钟路程。
可这种兴奋很快蒙上了阴影。9月8日下午，有人跑到各间教室叫停所有课程，说教育局又来检查了。我赶紧催促学生把书本搬到宿舍。当他们走进宿舍后，宿舍管理员赶紧将铁门锁上。某些学生不听话，在操场上晃荡，被教育局官员问话，但由于没碰见负责人，官员不久就离开了。
傍晚，得知此事的林武伪称没事，“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我在校园内遇到曾丽，问起此事，她气呼呼地表示：“我们被漳州市的同行‘乘风’给告了，这回20多个学生就是被他们挖走的！”
原来是同行间的恶性竞争啊。
“该死的学生家长，走就走呗，还把我们的新地址告诉‘乘风’！”曾丽继续唠叨，“我们兴旺教育有学籍，学费就3万多，还在富裕的厦门……一群傻X！读了1年后跑到落后的漳州，每年交给‘乘风’4万多学费，还要额外掏钱买学籍！”
学籍，曾丽重复着这个词语。
本来人到中年的我只在乎每月工资是否到账，但因为曾丽这句话，我便细细关注起这些事情来，进而了解了兴旺教育具体的运营模式——三明市有一所中专学校，名叫美兰航空技术学校，陈建和该校合作，借“美兰”的名义在厦门招生，创办高考培训机构，让学生挂该校学籍，学高中课程，最后以“美兰”的中专生身份参加高考。而类似的机构，在厦门有不少。
既然人在厦门，陈建为何不与当地中专学校合作？只能说好的资源不等人。自2014年中专生能考大学以来，富裕地区的中专学校捷足先登，自行创办高考补习班，鼓励本校学生参加，只学高中课程，不学中专课程，曾丽口中的“乘风”，全名是漳州市乘风艺文职业技术学校，就属于此类，他们的高考补习班的费用是4万起步。我听说，本地的精诚技术学校亦属于此类，高考补习班的学费是每年7万，着实不菲。相比较而来，兴旺教育这类高考辅导机构性价比较高，对于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家庭更有吸引力。
14日下午，我的日语课刚开讲，隔壁班学生进来囔囔：“老师赶紧收拾东西，教育局又来了！”
又是一场地震，师生们赶紧搬起书本火速撤出教室。我们前脚刚迈进宿舍，教育局官员后脚就已逼近教学楼，足足有5、6个人。不久，宿舍后方响起一阵刺耳的训话声，我透过厕所的玻璃窗，看到一个女干部正在训斥林武。林武像犯错的小学生，一声不吭，身旁围着一群看热闹的学生。
“听说你们在集美就被举报，怎么又跑到岛内？……收取高额补习费用，你们这是违反‘双减’政策，知道吗？……”
怎么又是“双减政策”呢？印象里，它不是只针对小学和初中吗？况且，这里的学生也不算是惯常意义的“高中生”啊——我百思不得其解。
当官员离开后，林武继续号称没事，“明天照常上课”。晚上我监督自习时，平时最爱旷课的学生囔囔道：“林武是死不要脸，说谎从来不脸红。”还有学生问我校区要搬到哪里，语气诙谐，感觉要做过家家游戏。我不忍心听到李鑫诚的呐喊：“怎么可以这样呢？”他满脸沮丧，随后趴在桌子上，也许在哭泣。学习最刻苦的李如斯也失去学习动力，正一脸茫然地盯着窗外。肖弘和何骏凯正低着头瞧向桌斗，估计在玩手机。
我能教日语，也能辅导语文、英语和历史，但那个晚上，没有一个学生问问题。
高二学生情绪还算稳定，第二天还继续上课。可高一学生情绪失控了，聚集在校门口，用尽各种理由囔囔着要退学：
“你们这算什么学校？”
“昨天下午干嘛把我们关在宿舍？”
“你们安排的什么破宿舍、破空调，我才住几天，天天过敏！”
……
经过数小时的劝解，他们才安定下来。
第三天早上第一节课是语文，可刚入职1个月的语文老师消失了。那个男老师感觉工作不靠谱，不辞而别，只留下了一句话——“我要去找工作”。因此，学生的情绪再次像黄河水一样迸发了：
“连老师都没了，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
“我要手机，我要给爸妈打电话！”
“我不念了，我坚决要退学！”
……
为安抚学生，林武不知说了几火车的话。因为学生的闹腾，教高一地理、数学的老师也不淡定了，纷纷提出辞职。
接二连三的事情，快把林武折腾得奄奄一息。
4
兴旺教育要搬到哪里去？陈建决心求助私立中专学校，下一个“栖息地”是同安区的华茂技术学校（简称华茂学校），国庆长假一结束就出发。
家长们得知消息后，终于忍无可忍，于10月9日纷纷赶到远东专修学校，从早上一直闹到傍晚。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是脸红脖子粗的，恨不得宰了陈建。
他们纷纷质问：
“才过了1个月，又要搬校区？”
“你们这是打游击吗？1年之内，翔安、同安、集美、岛内搬个遍！”
“校区搬来搬去，让孩子怎么安心读书？”
……
（网图，厦门地图）
家长像胡同里抓猪，把陈建围堵得没地方挪动，强求他写保证书，保证今后不搬校区。陈建狼狈得像即将卖身的奴隶，被迫写下保证书——可实际意义又有多大？
高二学生家长内心纠结不已：孩子已经在这里念了1年，还要不要继续？如果退学，今后只能身处社会底层，如果不退学，以“中专生”身份参加高考，最差能混一张大专文凭。可校区说搬就迁，该如何是好？
高一学生家长没有心理负担，一窝蜂地涌向办公室，强烈要求退学。伴随着家长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谩骂声，打印机不断地打印着退学申请书。陈建和林武硬着头皮，机械式地签字盖章。高一新生不到100人，据事后统计，这次就退了40多个，真是沉重的打击。
傍晚时分，3辆长途巴士到来，载着百来号师生外加一大批生活用品前往同安区，部分家长也跟随到华茂学校。刚安排好宿舍，这些家长们就纷纷提议要把他们的孩子和中专生隔离起来，免得受影响。我们老师都暗自吐槽：怎么隔离？难道要像当初美国的种族隔离那样？
当然，家长的心情还是能理解——在80、90年代，中专学校的社会风评曾经蛮高，但现在，已经形同误人子弟的“魔窟”，那些青春期的孩子们无心念书，公然喝酒、抽烟、打架、赌博、早恋，乃至于堕胎、入狱，各种丑闻不断。
来华茂学校第一天，教数学的于老师上完一整天课后感叹：“糟了，原本会念书的学生都心不在焉了。”
其他老师也有类似的感受，说不少学生见到老师都不愿意问好了。我最不愿相信，以前看好的何骏凯也像换了一个人。他原本开朗阳光，每次见到我总有灿烂的笑容，如今见面，他总是一脸漠然，想必心里会像恨陈建一样恨我等教书匠吧？有一回，我爬楼梯时险些摔了一跤，只有两步之遥的他竟然当作没看到，连一声问候都没有。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发现华茂学校并无想象中的恶劣不堪：中专生不爱念书是事实，但按时上课，也不会随便旷课；教室很干净整洁，学生会经常检查卫生，没有横陈的垃圾；学生有学生样，不染发，不穿拖鞋，更无直呼老师大名等恶习；打架斗殴看不到，想抽烟喝酒要偷偷摸摸，一经发现，立即挨批。
这一回的经历，多少改变了我对中专的偏见。
“我们的学生太放肆，今后还是乖乖在这里接受教育吧！”吃午饭时，我向缪老师絮叨着，数落陈建脑子有问题，当初不租用中专学校的场所办学。缪老师笑着说：“那是你不知道寄人篱下的滋味。”
由于退学学生太多，陈建和林武花了1周的时间，一直在厦门岛内应付此事，以致无暇解决新校区办公室问题。日语课和化学课的学生人数少，只使用一间小教室，那里也兼作办公室，老师们也在此为手机、电脑充电。
有次，一个胖胖的中年人走进来，朝着教化学的张老师一顿痛批：“谁叫你们在教室里充电？不知道违反校规吗？”教英语的汪老师赶紧解释，我们是兴旺教育的教师。可他依旧不依不饶，张老师只好拔掉所有的充电器，继而哀叹：“这就是寄人篱下的悲哀。我们被瞧不起，名为‘学校’，却连办学场所都没有。”
陈建来到华茂学校后，找校长谈判合作事宜。9月上旬，由于被同行举报，他顾不上解决高一学生的学籍，如今就把他们的学籍挂在华茂学校的名下。
来华茂学校第四天晚上，我看到一群学生正涌入校门，行李中夹杂着高中教科书。出于好奇，我拦了个学生问话，才知道他们是另一家同行机构“美艺”的学生，也来这里“避难”。不久后，我又结识了邱老师，她虽年近花甲，依旧漂亮优雅。
邱本是公立高中教师，退休后到机构发挥余热，没想到，就有了堪称魔幻的遭遇。这一年，“美艺”的遭遇比我们还惨，不但搬了好几次校区，高二年的生源也被同行全部挖走，高一年级也只剩7、8个。
“‘兴旺’是2021年9月开办，我怀疑没营业执照，所以遭打压，‘美艺’有吗？”
“‘美艺’当然有营业执照，它可是创建于2015年。”邱老师说。
“那怎么也被打压？”我惊异地问
“教育局说收取高额补习费，违反相关规定。”
“‘美艺’的老板得罪了某个教育官员吗？”
“没这一回事。”
可教育局为何要打击我们这样的机构呢？
5
校区搬到同安，家在这里的缪老师最高兴。可我们屁股还没把椅子坐热，陈建就通知，10月下旬，高二师生要搬去华茂学校总部——漳州市夏商高级技工学校（简称夏商学校），1个月后再搬回来。原因是教育局要不定期检查华茂学校，高二学生的学籍不属于这里，害怕被查出端倪。
陈建召集所有教师开会，感叹高考培训行业在厦门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和教育局关系良好的同行——精诚技术学校的高考补习班，眼下也都被迫搬迁。
教高一语文的夏老师是湖北人，说现任厦门市委书记是他老乡。他说：“其实，‘双减’不是只针对小学、初中，也会针对高中。厦门作为试点城市，率先打压。”
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这才去仔细阅读了“双减政策”的全文，原文最后明确写了：“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不再审批新的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执行。”
也就是说，虽然“双减”先前在铺天盖地地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补习班，但并非说高中的补习班就安全，只是早晚的事儿。至此，我才知道，自己此前的猜测全都错误——不是教育局要对高考补习班赶尽杀绝，而是高考补习班本来也同样违背“双减”。
而像兴旺教育这类利用“中专生可以参加高考”的政策进行办学的高考培训机构，虽然学生可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普通高中学生”，但毕竟行的还是高中“学科类培训”的那一套，在严苛的“双减”政策下，依然属于打击对象。当然，对此的打击力度要取决于各地政府的速度、态度和决心——厦门教育局就严格执行，其他地方可能晚一点，但想必终究会跟上。
难怪学校要搬来搬去。
听完夏老师的话，陈建也点了点头，承认自己在厦门涉足高考培训行业乃是错估形势，但眼下，撑死也得让手头的学生毕业，否则家长闹起来，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才过2个礼拜就又要搬校区，该如何安抚高二的学生和家长？
林武说，计算机等级考试是绝佳的借口——高中生要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这是惯例。恰好漳州夏商学校有大量的电脑。于是，21日，陈建通知高二的学生和家长们：为迎接计算机考试，10月23日前往夏商学校，待1个月。
家长们半信半疑，个别质问：“你们收3万多学费，就不能买一批电脑？”一人吵起，无人帮腔，想必内心已经被折腾得麻木不已，默默接受了现实。
漳州在厦门西边，那些不念书的学生像死猪不怕开水烫，就当到那里旅行。高二学生搬过去不久，就发生两件事，都与原本会念书的学生有关：肖弘性情变样，沉溺网络世界。他一到晚上就索要手机，使劲敲打宿舍管理员的门，一直闹到凌晨，影响他人休息，几天后，宿舍管理员索性给了他手机，他才安静下来；李鑫诚一天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才苏醒过来——原来，他小时候得过癫痫，曾做过开颅手术，由于频繁搬校区，他的精神受刺激，导致癫痫复发。
老师们的处境也不妙。物理、历史等副科老师由于兼教高一高二，必须两头跑，今天去华茂学校，明天去夏商学校。乘坐公交车的话，学校之间有2个多小时路程，自己开车的老师虽然省了些时间，却搭上了油费。教英语的汪老师最惨，由于家中有小屁孩，她一下班就得回家。她家住厦门岛内，路途遥远，出行都是公交车加出租车，每月车费就突破了1000元。
可这样的情况也没维持多久，林武说华茂学校要求我们老师一律搬离宿舍，理由是对学生进行统一管理，教师掺杂其中不方便。汪老师说：“难道华茂学校的老师不住在学校？”我们猜测，是陈建和华茂学校合作不太愉快，对方嫌钱没给够。
到了10月末，大多数老师都给陈建发信息，要求报销车费或补贴房租，却没有一个得到回复。校区一再搬迁，陈建一直在亏钱，所以我们的工资一直晚发。入职时，承诺每月5日领工资，8月以前都如此，随后就变卦了。身负车贷房贷的老师们揪心不已，虽说工资终究能到手，可逾期岂能算是好事？
11月16日，所有人都未领取10月份工资。教数学的于老师率先在微信群里发言：“林总，什么时候发工资？”教生物的张老师紧跟着说：“每月延迟发放，能否提前说一声？我知道学校有困难，请您也考虑我们的难处。”其他老师跟着催讨工资，陈建只得答应“再过两三天就发”。
校区一再搬迁，老师们因祸得福——无需坐班，上完课就走，其余时间挣外快。夏老师为我介绍了个学日语的学生，名叫吴毅，是精诚技术学校高考补习班的学生。他家住别墅，室内装修富丽堂皇。初次上课，他和我闲聊，说精诚的高考补习班目前藏在酒店里。那里的师资多半是衡水中学的退休老教师，虽说也纵容学生，可吴毅还是嫌他们管得太严，一心想来兴旺教育。
我思索着：这又是个不知父母疾苦的少年吧。夏老师则建议我不要染指此事，小心被他父母骂，毕竟，我们在频繁地搬校区。
6
11月27日，去漳州避难的“游击队”回到了厦门的华茂学校。当晚，各班班主任重申：明天和后天要半期考，请同学们努力复习。
成绩出来，高二年的成绩差到连原本会念书的学生都集体考砸——总分750分，只有1个考了450分以上，剩下全是没过400分。陈建看到成绩单，脸绿得像草原：“怎么考成这样？”老师们都说9月以来搬了数次校区，影响太大。
当然，高一年级的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
学校不让老师住宿舍，我们就得自掏腰包到校外租房，连教师的10元优惠餐也取消了。原来的办公室在二层，空气清新，如今我们被赶到一层的仓库间，开门正对着地上的化粪池井盖。冬天还好，没什么怪味，一到夏天，能不招惹蚊虫吗？
老师们怨声连连，也都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可多数人难下辞职的决心。原本我们大多数老师之前都是从事教培行业，“双减”后纷纷失业，哪能对工作挑肥拣瘦？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任性的机会几乎没有，教英语的汪老师原本从事外贸行业，因为新冠丢了饭碗，如果辞职，只能回家喝西北风。而那些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老师，已经认识到很多人一毕业就失业，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
那学期由于颠沛流离，落下不少课程，老师们都想着赶进度。可人算不如天算，12月7日，全国取消行程码和健康码，3年多的新冠终于被打败了。本该高唱凯歌，可一夜间各地医院挤满阳性患者，全国中小学被迫提前放寒假，连网课都不上。
2022年就这样结束了。
2023年春节并未带来新气象，快2月中旬了还没发工资，老师们在微信群里催讨。陈建就回复了4个字：“找林武发！”有人真找林武要工资，林武的回复也是4个字：“找陈建发！”
我和夏老师给陈建发私信，得到类似回复：“找林武发，他拿了学校70多万的钱，不吐出来就报警！”
我们都傻眼了。
2月13日，陈建现身校区，一进办公室就跟林武吵起架来。他们彼此指责对方挪用学校钱款，大吵过后他们一起核对账目，结果，林武拿了约10万。陈建要求林武吐出那笔钱，林武则声称自己是股东，有资格拿钱。随后，他们继续骂骂咧咧，吵到最后也没有任何结果。老师们叫苦不迭，有个别老师扬言，如果工资拖欠满1个月，就上告劳动局。
4天后，我在办公室，华茂学校的文员急匆匆地进来说：“教育局马上就到学校检查，你们赶紧收拾。”
我来不及细想，赶紧在教师微信群中发消息。收到信息的老师们都行动起来，叫学生们赶紧撤。可教育局的人如同从天而降，还是拦住了部分正搬着书本往宿舍跑的学生问话。教高一英语的老师没注意短信，还在傻乎乎地上课，被逮了个正着。随后，教育官员们前往会议室，找相关负责人问话，并要求出示相关的学生资料。
华茂学校的校长长得胖乎乎，找林武说事时哭丧着脸，哀叹这一回自己也跟着倒了霉。
教育局的人离开后，搬校区的消息再次在师生间掀起轩然大波，家长们再一次在微信群里大开口水战。陈建在家长群里留言，表示厦门已经没有我们这种高考补习班的任何生存空间了，漳州等地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并且承诺“这是最后一次搬校区”。
林武和陈建的合作关系恶化，人人皆知。林武还数落陈建的不是，说去年很多学生退学，学费都退还了，陈建就是不退还其中一个，家长因此上教育局告状。
来到漳州的夏商学校后，我竟然看到邱老师也来为兴旺教育教高一数学——原来，2月份教育局突击检查殃及“美艺”，老板索性解散了机构，将剩余的学生都转给了兴旺教育。
闲来无事，我晃荡于学校的教学楼间，发现另一家同行机构“天使学堂”，它的规模很大，有学生300多人，占用了10间教室。同事们说它是厦门境内高考培训行业的“老祖”，创建于2009年，专门培训高三年艺体生，生员都算是普通意义上的“高中生”，来自各大公立高中或私立高中，学费5万多——此类机构无需考虑学生学籍，培训时间只有1年，运营相对简单，因此数量最多。邱老师认识“天使”的某一位老师，对方说他们这一年也是因“双减”频繁搬家，流失了不少生源。
来到漳州后，有的老师们松一口气，想着起码今后1年内能有份稳定的工作，随后再到类似机构就职吧。我虽然也想要稳定的工作，但我也知道，打压高中补习的这股风迟早会吹到漳州，兴旺教育这类机构很难长存。而看到那些历经波折依旧不珍惜读书机会的学生，老师们集体认为：与其这样，不如让他们尽早学一门能在社会立足的手艺。我想，或许像兴旺教育这样的机构本就没必要存在，毕竟，这些机构多半是在收割陷入焦虑的家长们。
2023年6月，高考人数1291万，创历史新高，其中掺入上百万的“中专生”——包括像兴旺教育里那样挂“学籍”的中专生。我和邱老师哀叹着：自高考扩招以来，大学生逐年贬值。哪怕最近经济不景气，不少家长仍然不惜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大学。可有多少人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最后子女们一毕业就失了业，或只能找到月薪低廉的工作？而另一边，企业主们苦恼着千金难求一个高级技工。
其实，我衷心希望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优化职高的教学环境，开辟出一条普高之外有前景、让家长放心的一条路。当然，也希望家长们在面对孩子走不通高考这条路时，能够看到另一条路。
如今，到年底了，因为一直亏钱，陈建已经宣布不再招收新生。我们所有老师都猜，兴旺教育最多运营半年，大家就得各奔东西了。
（本文人名、机构名均为化名）
===============================================================
前言事实证明，自杀比想象中困难得多。资深记者凯蒂·恩格尔哈特历时四年，跟踪访谈数百位不想活下去的人，写成了这本《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他们或因疾病、或因衰老、或因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当生命注定无法好好地活，他们但求得一好死（善终）。然而重病之人往往很难独立终结自己的生命，有人冒险订购非法的致死药物；有人倾尽家产远赴“死亡诊所”；还有人甚至已经无法自主选择，只能依靠亲属做出可能符合自己心愿的决定……种种自杀困境使辅助自杀合法化的呼声日渐高涨，支持者强调免遭病痛折磨的渴望，认为这关系到自主权，关系到尊严。反对者担心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给道德伦理带来滑坡，最终将所有病患囊括其中，滥用在穷人、自身并不情愿的人、妥协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
1
2016年4月，在埃芙丽尔·亨利（Avril Henry）计划去死的那天上午，她准备去楼下的浴室里把毒药拿出来。她走过芥末黄的窗帘和起居室的磨砂玻璃门，走过带软垫的摇椅。
有时候，她会在那把摇椅上坐好几个小时，腿脚伸出去，抬得比头顶还高—她说，这是为了让肿胀的脚踝没那么痛。走进浴室，她靠着台面站稳后，然后才伸手去架子顶摸她藏在那里的几个玻璃瓶，就在洁厕剂和婴儿爽身粉后面。其中两个瓶子很小，标签上写着西班牙文，里面装着毒药。第三个瓶子装着橙味利口酒。
埃芙丽尔看的自杀手册警告说，戊巴比妥比较苦，最好跟烈酒一起服用。
说起自己的药是怎么来的，埃芙丽尔说：“这是非法进口的，非常容易，但风险也很大。”
这里是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一个小村庄，叫作布兰福德斯皮克，她的家就在这里。村子里住了大概300人，有一个叫作“癞蛤蟆”的酒吧、一个英格兰教会的教区教堂，还有个议会，埃芙丽尔在那儿当过议员，赢得了绝顶聪明、立场坚定，但有时也会毫无必要地发牢骚的名声。
埃芙丽尔已经80多岁了，她的审美没有什么体系：柔软的浅棕色毛衣、浅棕色皮肤、塑料拖鞋、助行器。她经常戴一副银耳环，有时还会涂涂口红。到她计划一死了之的时候，她的满头白发应该已经很长，差不多到腰那儿了。有些东西会缠在头发里，比如一些毛絮，或是花园里的小树枝什么的。每天早上，埃芙丽尔都要费好大劲把头发梳到后面，用皮筋和发夹把头发收拾得利索一点。但往往上午还没过完，就会有几缕头发挣脱束缚，从她的前额垂落下来。
埃芙丽尔像往常一样，弯着腰，紧紧抓着扶手，慢慢上楼。她几乎是在爬着走，这样就算摔了，也不会摔得很重。她的助行器在楼梯最上面，但她不需要用到。她只需要走到浴室就行了。她早就打算好了，死的时候要躺在浴缸里，衣衫整齐地死去。
这几个星期，她一直在担心，她会不会在临死前拉肚子，把自己弄得污秽不堪，在房子里留下几个星期都散不掉的臭味。她想着，死在浴缸里，应该多少能让局面没那么不可收拾。以防万一，她还在毛巾架下面放了一瓶滴露清洁液，如果有人需要在她死后拖地的话也许能用到。这些安排她都写进了遗书。
遗书上写道：我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孤身一人，自杀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也经过了精心策划。
万事俱备之后，埃芙丽尔给她的网络服务商打了个电话解释，虽然她计划在晚上7点自杀，但她希望自己的网络之后也一直能用，以便遗产执行人有足够时间把跟房子有关的零碎事情都处理完。与她长期合作的律师威廉·米歇尔莫尔后来也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么做都还是太欠考虑了。
不过那个时候，埃芙丽尔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朋友、勤杂工、护工、园丁夫妇以及在村里的游泳池认识的人。她在一些网络论坛上读到，最好提前告诉人们你的死亡计划，这样大家才不会因为你自杀而觉得深受打击。而且也能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你在一个感觉特别糟糕的日子里的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想好了要去死，也只求一死。
律师对埃芙丽尔的个性非常了解，所以在埃芙丽尔告知她想死时，他并不惊讶。后来他对我说：“她的尊严被一种伤害她神经系统的疾病破坏殆尽。”就仿佛尊严是一种能被身体破坏的东西一样。
埃芙丽尔说，大部分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都还算好，但也有少数人反应很大。她以前在大学里的同事，甚至还跟她争辩了一番。他问埃芙丽尔：“你考虑过这么做对你家人的影响吗？”
“这件事情的影响，我当然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埃芙丽尔说。她接着告诉这位同事自己如何病痛缠身，病情恶化，大小便失禁也非常严重。随后，她兴高采烈地说：“他吓坏了！看到他被吓成那个样子，我可开心了。”
埃芙丽尔的勤杂工杰夫注意到，最近几年，埃芙丽尔在花园里消磨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埃芙丽尔和他聊起自己的打算时，他觉得整个谈话都有点“超现实主义”。他一边喝茶一边告诉埃芙丽尔，自己原则上不反对她的这个决定。
他说：“对此我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尽管如此，他还是问道：“疼得真有那么厉害吗？整件事是不是有点儿过激了？”埃芙丽尔没有理睬他。埃芙丽尔说，她要自杀的这番话是认真的，也是最后的结论，不是用来博取同情的，也不是想让谁来阻止她。
莫娜对此处理得更好一些。当时她们正在社区中心游泳池旁边的女淋浴间里，埃芙丽尔突然说，她很快就要自杀了。莫娜是个慈祥的德国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她失声痛哭。不过，最后她还是想明白了。埃芙丽尔解释说，她已经活够了，也已经做好了离去的准备。在她的桑榆暮景中，病痛让快乐黯然失色。这事儿真的就这么简单。她这把老骨头，已经被生活磨得精疲力竭，了无生趣了。
3月的时候，埃芙丽尔和莫娜一起吃了顿午饭，讨论自杀计划的细节。埃芙丽尔盘问道：“你不是打算来跟我辩论一番，然后跟我说，‘别这么想了行不行’，对吧？”她俩坐在克雷迪顿社区中心的咖啡馆里，吃着用棕色纸盒装着的肉饼。她们每周会在这里见两次面。
莫娜摇了摇头，说：“我觉得我要是也一直这么疼着，我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我也会这么做。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自杀。”
“小女孩儿才那么想！”埃芙丽尔说。她把脑袋往一边偏了偏。
“你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自杀。你知不知道，大部分自杀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莫娜耸了耸肩。埃芙丽尔说：“不，你不知道，因为就没有人知道。人们不知道的是，那些因自杀未遂而变得失神、无助、四肢瘫痪的人，他们可不会把自杀失败的事情到处说。”
“但是我可以过量服药啊。”莫娜反对道。“你做不到的。”
“我当然能做到。”
“你打算吃什么药？”
莫娜犹豫了一下，说：“对乙酰氨基酚？”
埃芙丽尔说：“那个药吃不死人。吃过量的对乙酰氨基酚，只会把你的肝脏毁了。”
她继续说道：“人们以为上吊很容易，可能只需要3分钟就死了。但是如果你很不走运，只弄断了部分颈椎，最后你会高位截瘫。自杀非常困难，尤其如果你还是个残疾人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实际上，我还列过一张单子，把我能在家里杀死自己的所有方式都列出来了。”埃芙丽尔告诉莫娜，这些方法各有各的缺陷。她如果从屋顶上跳下去，可能会摔不死。她如果把屋子里配电箱上的盖板拆下来去摸电门，最后可能会被活活烧死。有一阵，埃芙丽尔还正儿八经地考虑过吃长在她花园里的毒蘑菇。这个办法好的一面是目前还没有已知的解毒剂，但不好的一面是吃毒蘑菇可能会死得很慢、很凌乱、很痛苦。耐波他的效果会好一些。埃芙丽尔告诉莫娜，她在网上看到一个概念，叫作“人生圆满”。
“就是你的人生已经定型、已经完成了的时候会有的那种感觉。而且在那之后的人生路向也都已经注定了。我的人生确实很圆满。这是一段精彩的人生。”
“我明白。”
“我不想那么消极。”
“那疼痛……”
“每天早上我都害怕醒来。”埃芙丽尔说，“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莫娜放下叉子，说，埃芙丽尔服药的时候，她也想在场。这样她至少可以握着好朋友的手。“我会陪着你的。”
埃芙丽尔笑了，她把手放在莫娜的胳膊上，说：“我可不想你坐牢。”
“太叫人难过了。”
“莫娜，这不是会让人难过的事儿。”
“我就想让你活着！”
“太自私啦！”埃芙丽尔咯咯笑了起来。已经到了该走的时候。
“我想谢谢你做我的好朋友。你一直给我最大的帮助。”
莫娜看向一边，哭了起来。
“别……”
2
我和同事们是在为我们那部纪录片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埃芙丽尔这个人的，于是我们准备2016年2月坐火车从伦敦往西去找她。她告诉我们怎么找到她的家，那段介绍又长又复杂，然后还告诉我们要带拖鞋。
“我会要求客人都把鞋脱了，因为我的地毯太破旧了。希望你们不会介意。”她穿着灰色高领毛衣，一边开门一边问道：“您几位喝咖啡还是茶，还是白兰地？”
在埃芙丽尔自己看来，她不会死于特定的某个因素，而是会在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死去，也就是我们委婉地称之为“寿终正寝”的死法，也是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在其经典著作《医学原则与实务》中提及的“渐渐衰败冷寂”。
几周前，埃芙丽尔写了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己身上的很多症状。她想把这篇文章当成一份“身体咨文”演讲稿，并要大声朗读出来，还提醒大家会很“枯燥”“恶心”。随后她推了下鼻梁上的塑料框架眼镜，开始朗读起来。
她读道：“我活了82年。现在，我的脊柱、脚、臀、周围神经系统、肠、膀胱、肘和手，都有些功能障碍。它们让我疼痛，还都不听使唤了。前途黯淡无光。”
埃芙丽尔患有肩袖损伤、关节炎，背也一碰就疼。她的脚因为周围神经系统的问题火辣辣地疼。有位医生说自己能做手术解决这些问题，但手术难度很大，而且埃芙丽尔会一连好几周都不能下地。那样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切实际。”埃芙丽尔说。
自己要想站直越来越困难了，要看清楚别人、听清楚别人说话也越来越困难了。很奇怪，她听元音还是能听得很清晰，但是辅音越来越不清楚。
她说：“叫我听啊，‘粉红墙上画凤凰’就是‘呜哇汪汪哇汪汪’。”
她的性格也变了。她变得不那么爱笑了，更加死板，心情不再大起大落。她心里操心的事也变得特别多。在勤杂工杰夫干活儿的时候，她会在旁边转来转去一直唠叨他，给他分派的荒唐可笑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把吸尘器塑料软管上一个打结的地方解开，把壁炉后面几乎看不见的裂缝填上。她也老去烦园丁。
她读道：“我变得牢骚满腹、故步自封、怒气冲冲，又好像总在害怕什么东西。以前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以前她是一名艺术家，一名知识分子，一个开开心心的人。
最糟糕的时候是晚上。
因为身体各处都疼，几乎没法找到一个足够舒服的姿势让她入睡。她试过平躺，用橙色被子紧紧裹住她玫瑰色的睡衣。她试过用泡沫枕头把脖子垫起来。由于呼吸困难，埃芙丽尔睡觉时还得戴着氧气面罩。她可以这样躺上好几个小时，浑身上下痛苦满溢。她会想到，自己也许永远都得不到解脱。
她的时间太多了，多到消磨时间仿佛都成了一种刑罚。
埃芙丽尔说，有时候她一晚上会因为“肚子闹别扭”和“要命的大小便失禁”醒来三四回。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所以很害怕在黑暗中走路，于是她在床下放了个白色便壶，就在便壶里解手。但这样到了早上，她的力气不够把沉重的便壶搬到厕所倒掉，于是她只能拿着便壶穿过房间，用一个长柄汤勺把尿舀进马桶。
埃芙丽尔的护工对她非常好，护工每周过来两次，周二和周六，把埃芙丽尔白天穿的棉质尿布洗干净。然而，在护工没来的时候，一堆堆浸透了尿液的布还是会在卧室里堆积成山，让人掩鼻。她的身体就像是很容易变质的水果，已经酸了。也可以说身体是一台有了故障的机器，破破烂烂，不堪其苦。
埃芙丽尔对自己的身体深感厌恶，也对自己那么尿频恼怒不已。但她更愿意实事求是，而不是顾影自怜。“我的身体听任我使唤已经80多年了。但现在，突然之间，所有方面再也不听使唤了，保修期也早就过了。”
朗读完这篇文章后，埃芙丽尔说：“很抱歉，这篇文章会让人这么不舒服。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得意地笑了笑，又补充道，她打算把文章也寄给议员，“尤其是那些叫人难受的片段”。
2015年，有一项旨在让一种要求很严格的协助死亡在英国合法化的法律被提交到了议会，尽管全国民调显示，绝大部分英国人都支持这项法律，但最后还是未予通过，这事儿到现在还是气得她不行。
埃芙丽尔曾那么热切地盼着这项法律能够通过，虽然她也知道，按照那么严苛的标准，她并不符合协助死亡的要求—因为毕竟，并没有什么因素会让她马上死掉。她只不过是老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老。
埃芙丽尔说：“得了绝症的人多幸运，我想我要是被诊断出癌症就好了。”
美国医学史作家、耶鲁大学医学教授舍温·努兰在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死亡之书》中指出，按照医院管理层的逻辑，以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指导原则，“死于年老的说法不合规则”。
实际上，“所有死者都要有一个指定的真实死因”：癌症、心脏病发作、脑卒中或创伤性损伤。只是年老而寿终正寝—身体系统自然磨损，细胞寿命走到尽头，体内的平衡不能维持，等等—不能算成死亡原因，也从来都不是官方文件上可以勾选的选项。
努兰写道：“对于那些坚持要用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微观病理学特征来满足他们从生物医学角度提出的强制要求的人，我跟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分歧。我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抓住重点。”
最后置人于死地的，还是年纪。
在努兰看来，医学把重点放在特定的病理学特征上，等于“合法规避更伟大的自然规律”。医生“绝对不能让病人失去希望，就算他们很明显已经马上就要死了也不行”，这是到了20世纪才有的观念，只不过传了几代人而已。如果人们不会因为上了年纪死掉，总是还有更多的治疗方法可以尝试。
内科医生、作家阿图·葛文德最近写道：“年老并不是一种诊断结论。总会有一些最直接的死因被写在死亡证明上—呼吸衰竭、心脏停搏之类。但实际上，死亡并不是一种疾病就能导致的结果；在药物到处修修补补进行维修工作时，身体系统不断崩溃，才是致命元凶。”
……
在个人恐惧、社会动力和营利性医疗保健行业的推动下，战胜年老的斗争已经成为社会传统。
今天，大概有1/5的美国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到医院做过外科手术，通常也是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因为他们会竭尽全力，也认为只要还没有竭尽全力，就算是遗弃老人的行为，也会令人齿冷。
3
在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之前，埃芙丽尔一直对自己很有信心。她高傲，不可战胜。她是家里的独生女，1935年生于林肯郡，妈妈艾琳有些喜怒无常，爸爸罗伯特比妈妈年长，是个军人，埃芙丽尔很崇拜他。
埃芙丽尔勤奋好学，也很严肃，她知道不能问为什么妈妈时不时地会离家出走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刚开始爸爸会告诉她，妈妈去拜访住在林肯的姨妈们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这样闪烁其词了。他说，妈妈有些“心神不安”，所以有时候需要去精神病院住一段时间。
埃芙丽尔8岁时，就决定终身不嫁。她觉得自己很自私，不可能去照顾别的什么人。而且，她更喜欢成年人的陪伴。她一直有自己是个老处女的感觉。
15岁的时候，埃芙丽尔有了上帝。她接触到上帝是通过一位耶稣会牧师，这个牧师给了埃芙丽尔一本《圣经》，让她通读一遍。埃芙丽尔细读了经文，被经文的力量迷住了。她告诉父母，她想信天主教，但父母并不赞成。
埃芙丽尔说：“他们大发雷霆。”他俩都没有特别信什么教，肯定都不是天主教徒。埃芙丽尔一意孤行，背着他们信了教。16岁时，温布尔登的一家教会接纳了她。
埃芙丽尔的父母发现后勃然大怒，但她并没有跟他们起争执，而是选择深更半夜离家出走，开始漂泊在外的新生活。
她说：“我有4年没回家了。”她在一所全是男生的预备学校找了份工作，除了数学，什么科目都教。随后，她学了艺术，开始当插画师，也开始跟一位小有名气的雕塑家同居，不过后来她声称自己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了。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埃芙丽尔对颜色有了新的感受力，于是开始用身体去感受自己对色彩、色调和阴影的反应。漂亮的颜色会让她颤抖。她也开始注意到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的色彩，比如在一面以前她只能看出白色的墙上，现在能看出不同种类的米黄色。
埃芙丽尔走在花园里，不时会停下来，对着兰花目瞪口呆。到了20岁，她不再信上帝，还告诉父母她很抱歉离家出走。他们重归于好。后来的日子里，她会说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埃芙丽尔静不下心来，于是决定去学校念书。她先读了个文科文凭，随后在牛津获得了学士和博士学位。她并不在意自己比其他学生年长，因为这意味着男人和各种刺激没那么容易让她分心。
她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她说，这也是她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好好探索一下牛津这座城市。她在那里生活了那么多年，却只是埋头工作而已。她说：“这是缺乏冒险精神的表现。我很有毅力，锲而不舍，也努力让自己有条不紊，但就是没有冒险精神。”她的生活一直挺好，但从没有欣喜若狂的时候。
1985年，埃芙丽尔的父亲去世了。她对自己说，不会有什么事情比父亲离世更糟糕了，因为父亲是她最爱的人。
“那是最糟糕的一天。永远不会再有这么一天。只会出现一次。”这个念头里，也有一点儿令人安慰的味道。埃芙丽尔把父亲火化了。拿到父亲的骨灰后没几天，她便开车上山，站在山顶打开骨灰盒托举出去，这样父亲就能消散在风中了。她一边这么做，一边想着这里面有什么浪漫之处。
她回忆道：“但是风又吹了回来，扑了我一身！爸爸要是看到，肯定会乐不可支的。”
埃芙丽尔在牛津和剑桥的多个学院担任过讲师，后来还在埃克塞特大学当过教授，专业方向是中世纪英语研究及基督教肖像学。她翻译了一些中世纪英文散文，就这些文章的格局和关联写了一些文章。
她发现乔叟的一首诗第五节的韵律和押韵方式都不规则，有一篇文章就是描述这个发现的。在文章中，埃芙丽尔的思考即使算不上特别大胆，至少也可以说准确通透。对美学、形式以及美学和形式所揭示的事物的意义，她都饶有兴致。关于学术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她也有极为严苛的想法。在她看来，学术文章应该返璞归真—朴实无华—她只要发现同事们的文章“废话连篇”，就会毫不犹豫地一一指出。
在工作之外，埃芙丽尔就平易近人多了。她跟一位名叫卡伦·爱德华的美国教授交好。这位教授教文艺复兴文学，觉得埃芙丽尔是自己认识的最有意思的人。有时候，她俩会在花园里散步，卡伦一直观察埃芙丽尔。
卡伦对我说：“埃芙丽尔对颜色的反应非常强烈。埃芙丽尔热爱生命。”在天气暖和的那几个月，埃芙丽尔一周会有三次起早，在离家不远的荒野上训练一位朋友的马匹。到了晚上，她会在自家花园里办派对，用一篮篮埃克塞特最好的面包和奶酪招待来宾。
整个一年当中，她都会如饥似渴地读书，去了解万事万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埃芙丽尔说，如果父亲还活着，她也不会想自杀，但父亲已经去世很久了。她的妈妈，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人，还有她的两只猫，也都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有一些表亲还在，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家庭。
她说：“我很爱他们，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决定。他们跟我的生活，关系没那么大。”他们跟她，相互之间都没有任何依赖关系。埃芙丽尔觉得跟房子道别反而更难一些，虽说这么想会有点儿尴尬。
“房子和花园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她有些惭愧地说。
到2015年的时候，埃芙丽尔的生活圈子已经变得很小了。她说，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在本地社区中心游泳。她的医生也很高兴看到她去游泳，因为这能让她的关节放松。埃芙丽尔喜欢游泳是因为，漂浮在泳池里是她身上最不疼的时候。一开始她练仰泳，后来换成了蛙泳。多年以前，埃芙丽尔1个小时还能游25个来回，但后来降到了20个来回（1千米），现在只能游15个来回，有时候连15个都不到。每次划水后，她都要喘一口气。后来，埃芙丽尔开始记不清自己究竟游了多少个来回，注意力没法集中，这让她很恼火。
埃芙丽尔自问：“游泳会让我感觉很好，好到让我想继续活下去吗？”
答案脱口而出：“没这回事儿。我倒希望有这回事儿呢。”
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说，年老就是“一场大屠杀”。让·阿莫瑞是一名记者，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说年老甚至比奥斯维辛还要可怕。另一些人则觉得年老很无聊。西子捧心能令美人增色，老妪呻吟则只会让人闭目塞听。西子在遭受病痛折磨，老妪不但抱病还咕哝有声，给人的观感完全不同，这也挺有意思的。恻隐之心从来都不会偏向老人。
埃芙丽尔在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有时也会想起那位让她信天主教的善良的耶稣会牧师，是他让埃芙丽尔知道，“地狱是因为失去而感到的痛苦”：不是一个去处，而是一个条件。
不过，她应该在变老之前死去的念头，是在几年前的一场危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
那天，埃芙丽尔去埃克塞特的一家药店买东西，在自动扶梯上滑了一跤，背朝后摔倒了。她在扶梯上翻了个底朝天，身体往下坠落，然而左腿还在被扶梯带着上行，等于这扶梯想把她撕开，就像破开竹子一样。埃芙丽尔的头倒在金属楼梯上，她听到一声尖叫，那是她自己发出来的声音，随即她觉得这声惨叫十分丑陋，让人无比痛苦。一名工作人员冲过来按了紧急停止按钮，还有人叫了救护车。
等救护车的时候，埃芙丽尔脑子里浮现出艾略特的一句诗：“那压根儿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压根儿不是。”
（本文选自《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略有删减）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