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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和霍书亦结婚那天，亲朋好友来了一堆，婚礼洋洋洒洒摆了五十桌。本来婚庆公司定好了，新郎上台，从新娘父亲手中接过新娘，主持人致辞，双方父母上台，大概再走一套俗气的致辞，也就结束了，高级一点的还会有一个证婚人。结果彩排那天，李鹏的爷爷坐镇，删减了许多的俗气桥段，剩下来的时间，老爷子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讲话，时长大概十分钟。
婚礼当天，流程很顺，但是老李头讲完话以后，霍书亦的爷爷也站起来，示意主持人有话要说。他接过麦克风，开板第一句就是：“老李说的不全面，我补充两点：年轻那会儿，我是厂长，他是车间大工，水平没我高。”语毕，四下笑声一片。
那天，两个老头来来回回讲了三四次话，直到最后亲友们快走完了才作罢。
李鹏和霍书亦是我的初中同学，俩人从初中就开始谈恋爱，被老师打压，给家长打电话，开家长会点名批评。但是青春期就是很叛逆，越被打压，两个人的感情就越瓷实。
快到初三的时候，双方家长打算好好谈谈两个孩子的问题了——霍书亦家里打算给闺女办理转学去别的城市读书，霍书亦知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勇敢地为爱抗争着，她觉得自己去新环境会不适应，也因为自己实在不能和李鹏分开，遂寻死觅活；李鹏家的办法则很单纯，只要被老师找一次，就狠狠地揍儿子一次，揍来揍去，有的时候李鹏被他爸揍，都不知道是因为谈恋爱还是因为在学校打架。
我们班主任给双方家长提了个绝好的点子：让他俩好好在一起吧，不张扬就行，反正霍书亦以后是能考上市一中的苗子，而李鹏最后能去个中专就算大造化了。按照班主任的预想，等中考完了，霍书亦到时候就该和李鹏分了。班主任说，霍书亦就是一个情种，去了哪儿都得撩骚小男生，但是一中的男生肯定更好，是不是？
于是双方父母坐下又谈了一次，这一次是承认两个孩子的关系，并且督促两个人好好学习。
那个时候我们十三四岁，父母也就是三十多四十出头，都得顾工作，所以平常接送上下学的任务，一般都是交给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李鹏的爷爷当时用买断工龄的钱，支了个炸串摊，就是我们那一带曾经赫赫有名的“铁路市场老李炸串”。李鹏上初中以后，为了接孙子放学，摊子改叫“三中老李炸串”了，李鹏一放学就去他爷爷的摊子上拿一只炸鸡腿蹲在路边啃，眼睛往天空上一抬，他爷爷便会把自己戴的大檐帽扣在他脑袋上。
有的时候，霍书亦也会在大冬天蹲在马路牙子上，嘴里嚼咕着不知道什么串，油腻腻的嘴*****和冻得皴红的手甚是显眼。她爷爷来接她时总会踢她一脚：“跟他妈谁学的，小姑娘家蹲马路牙子，跟二流子似的。”霍书亦就站起来，又把一条腿蹬在路边的树上，余光瞥着老霍头，老霍头就嫌弃地站远，靠在自己的车上，等着孙女吃完。霍书亦偶尔也会递过去一串给爷爷，老霍头总是打掉递过来的东西：“一股子油烟味儿。”
让家长和老师们始料未及的是，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李鹏在霍书亦的帮助下，通过初三一整年的努力，竟然考到了和霍书亦一个校区的一中分校。我们上了高中，霍书亦平时在一号教学楼的第一中学，李鹏在二号楼的一中分校，老李头小摊的牌匾接着改成了“一中老李炸串”，放学后一切照旧：李鹏蹲在马路牙子上吃得油渍渍的，霍书亦就在边上陪着他，老霍头也只能靠着车，等霍书亦走。
后来，这对早恋少年又考去了一个城市的大学，又一起回到了这座小城，李鹏进了味精厂干设备操作，霍书亦进入了一家公司当会计。两个人如愿结了婚，是我们初中这些同学里唯一一对从十二三岁处对象一直到结婚的，也是最早结婚的一对。
2
李鹏工作的味精厂离市区挺远，要出市区，翻过一个立交桥，走过一条两边长着矮树的水泥路，等能看见有牛群和羊群的高坡了，往坡下面走就是那个工厂，坡北面就是内蒙古了。
李鹏每天要穿着青蓝色的工装，戴着一个黄头盔，坐在凌晨的公交站等单位的专车。这个时候出门的他，已经把霍书亦的早餐做好了，等她早上八点左右起床就能吃了。他晚上有时候能坐班车回来，有时候加班到深夜，就得自己打车回家，五十块钱，往往进家的时候霍书亦已经熟睡。后来再加班到深夜，李鹏就不回家了，在单位凑合一宿。
其实按厂里的规定，就算李鹏加班到深夜，也应该是有班车的。他找过一次汽车队的队长，队长大嘴一撇：“兄弟，你不是让我单跑一趟只为了送你吧？”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幻想，有一辆车该有多好，就可以在每天下班后不等班车回家了，也不用羞怯地去求人了。但是刚结婚，他和霍书亦都没什么钱，这个想法就只能暗暗隐了下去。
为了能快速攒钱，李鹏去了个家电公司兼职，成了一个安装员。老板的集成燃气灶，美的的空调，AO史密斯的淋浴，专职安装，不管配送——李鹏很强调“不负责配送”，想表达自己不是做苦力的，干的是懂安装的技术活，但即便拼了命想和谁解释一下，也没有人听。味精厂附近是一片工人新村，棚户区改造的安置户都在那边，用户对电器需求量很大，他就一百两百地赚着。
他们结婚那年刚入冬的时候，一天李鹏打电话说找我吃饭聊点事情。能吃的馆子已经吃遍了，李鹏说去他家吃。婚房里面，红色的条带和粉色的气球还没撤，光是站在屋子里，仍然能回忆起前一阵婚礼当天的盛况。我特意带了一瓶青花汾，别人送礼给的，平时舍不得喝。
我一进屋就向李鹏展示着这个白瓷瓶子。他正扎着围裙在擦厨房玻璃，边擦，玻璃上的冷凝水就成股流下。
“你怎么还带酒了？”李鹏说。
“商量事儿不就得喝点酒吗，不然不郑重。”
“我买的烧烤，我这收拾完，咱俩就吃。”
我一屁股坐在了客厅的地毯上，把地毯上的茶桌收拾了收拾。
烧烤来了以后，李鹏和我盘腿对坐。
“你老婆呢？”
“单位聚餐，不回来。”李鹏为我倒上酒，问我，“那个谁你记得不，他爸是科委的，他爷跟霍书亦他爷是同事，咱隔壁班的，后来考的武大，去年出国了——嘶，叫他妈啥来着，想不起来了。”
“他啊——我知道你说的谁，嗯，出国了，应该是不回来了。”
“从小就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咋就出国了呢，不知道报效祖国。”
“别这么说，出国也可以回来嘛，一样报效。”
“可拉倒吧，咱手边数得上的出国的，哪有一个回来了？”李鹏扬着手里的筷子，扔进嘴里一个花生米，又对我说，“你说，国外就这么好吗？”
“我不知道，我没出过，咋的你要出啊？”我问。
“书亦——唉，也不是她要出，是孩子要出——也不是孩子要出，是以后想让孩子出。”李鹏回答。
我寻思，我这酒也没有那么大劲儿啊，他咋喝一口就多了？
接着，李鹏给我拿出了一沓打印版的、各种出国策略和中介信息。
“这个是大连枫叶的，这个是师大附中国际的，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是德国的。什么什么的一大堆。书亦打算以后生了孩子，去国际学校，一路上到出国。”李鹏说罢，咂巴了一口酒。
“那为啥不去国外生啊？直接在外国上学了，多省事儿。”
“哪有钱啊我的兄弟，孩子要在国外生，我俩得先出去吧？我俩去国外干啥啊？我其实想问问你，和那个出国的那个谁有没有联系了，帮我问问，是不是真有那么好。”
“你要是问出国的人，那肯定都说好啊。”我说。
“书亦其实有他微信，人家从小就认识，他俩总联络这个事儿，但是我总觉得不靠谱。你应该还有别的出国同学的联系方式，你帮我问问吧。这件事儿这几天就得敲定下来。”
“敲定下来，无非就是谁拿钱呗？明摆了让你家出钱啊。”我说。
李鹏从厚厚一沓纸中，调出一张前后有密密麻麻演算过程的纸，给我指了指：“大连这个学校，一直到出国前，大概两百万，还得是我保守估计。”说着，他又咂巴了一口酒。
“就是说出国读大学还有读大学的消费呗？”我问。
李鹏点了点头，重重地说：“对咯，还有别的花销。”
3
半瓶白酒下肚，门锁传出“咯哒咯哒”声，霍书亦回来了。李鹏马上起身朝着门口走去，给媳妇递拖鞋。霍书亦看见屋子里的我，热情地摆了摆手，我也起身回敬了一下。
“吃吧吃吧，这还喝上了？”霍书亦眼神瞟向李鹏。
李鹏连忙接住她脱下的外套：“我寻思明天没有班儿，今天少喝点。”
霍书亦直直盯着桌子走向了厕所，李鹏回来坐下，悄声告诉我：“她不乐意闻酒味儿，不让我在家喝酒。”
说着，李鹏赶紧收拾桌子上的那沓出国资料，我举起杯：“那咱俩把杯里这点酒了了吧？”
李鹏按下我的酒杯，呲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了句：“了个屁！”
正当李鹏蹑手蹑脚要把资料放回柜子时，霍书亦在厕所里传出了喊声：“这衣服怎么又没晾啊？！”
李鹏赶紧跑了过去，我看了看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又倒了点。
“冬天本来衣服干得就慢，你今天不晾我后天都穿不上！一天天就让你收拾收拾家务，你怎么这么轴啊？都说结了婚男人就会变，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啊！”霍书亦抱着膀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李鹏抱着一大团各种衣服缠裹在一起的球。我腿有点坐麻了，也没能起身帮李鹏。
“当初就说买一个烘干一体的，你为了省点钱，不买，现在好了，麻烦死了。”
“嘿嘿，也没多麻烦，这不一晾就干吗，屋里有暖气，一晚上就干得差不多。”李鹏边晾着衣服边赔着笑，我拄着膝盖想站起来帮帮他。
“你别动了！让他自己干，平常都自己干，来客人了装起来了。”霍书亦对我摆了摆手，我就顺势又坐下了。
“他是找你商量事儿吧？”霍书亦看向我，还没等我说话，接着说，“我今天去我爷家了，老爷子说了，出国是一定要出的，真拿不出钱那天，就拿他丧葬费也得出国。”
李鹏随口接了句：“那也不是不行。”
“啥话？你再说一遍李鹏？”
“那我家这几口人都死了丧葬费也开不出你们家一个人多啊。”李鹏觉得自己很委屈。
“李鹏你听听你说的还叫个人话？我他妈跟你说话咋这么憋气呢！开玩笑的话你听不出来？”霍书亦抓着正在晾衣服的李鹏，把衣服打落一地，“那不是为了你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吗？”
“更好的教育不一定出国啊，清华北大不也挺好。”李鹏说。
“就你这个脑子，你能生出来清华北大的孩子吗？那我都打听了，去国外念书肯定是不一样，教育程度肯定比咱们强。你看看谷爱凌，人家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有啥不一样的，都是学那些东西。”
霍书亦大概是恼了，直接踹了李鹏一脚，李鹏一个趔趄，膝盖处“嘎嘣”一声弹响。
“诶呀诶呀老婆，完了你给我踢折了，快快快你带我看病去吧……”李鹏一手捂着膝盖一手揽霍书亦入怀，耍赖求安慰。
“我跟你闹笑话呢？我跟你闹着玩呢？你有没有重视过我的话啊！”霍书亦一手甩开李鹏的胳膊，拧着眉瞪着眼。
李鹏也觉得霍书亦认真了，知道这个玩笑开得不合时宜。
“你和你们家人别嘴上重视好吧？我要看见行动！你们家，你爷你奶，你爸你妈，四五十年的积蓄拿不出一二百万吗？别一次次敷衍我，说到底，我不是为了你们李家的孩子吗？”
李鹏一言不发，霍书亦拧身看向我面前的桌子。
“我说没说过我不愿意在这张桌子上吃这么油乎乎的东西？弄脏了下面的地毯根本洗不干净！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每天就知道吃吃吃？”
听见霍书亦这么说，我下意识把手里的大腰子放下，想起身穿衣服走，但是霍书亦再次朝着我摆手：“没事你吃你的。”
我只好再次坐了回来。李鹏买的串都是双数，我一直很礼貌，没多吃。看着眼下这个情形，我开始放心地吃李鹏那份，吃得满嘴油，想喝口酒顺顺，可能是吃得太忘情了，只听“滋溜”一声，他俩停止了吵架，一齐看向仰脖子喝酒的我——我慢慢放下酒杯，站起来，穿衣服，内心告诉自己，这次霍书亦再怎么摆手也不能坐下了。
霍书亦为我让出了一条出门的路。出门的时候，李鹏满了歉意地为我开门，我才迈出门一步，身后的门“咣当”就关上了，我走出几步，才想起来还有半瓶酒没拿，回身想敲门拿酒，只听门内霍书亦的声音传了出来：“喝喝喝，来不来你还喝上白酒了！我让你喝！”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
我再次转过身向外走去，心想，“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白居易老先生所言诚不欺我。
4
后来有一天，李鹏来科里找我借车，门岗护士对我说：“有一个满身酒气的人找你！”
主任大概是有医闹的PTSD，很紧张：“什么‘满身酒气的人’？”
“青花汾酒，二十年陈酿，五十三度，五百元。”我心想。
那是他们结婚后半年，霍书亦确定怀孕了。未来怎么培养孩子的问题彻底不藏了，严肃地摆上了台面。李鹏的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让孙子出国的，并一直声称，不是钱的问题，是舍不得孙子，想孙子。其实这是一种伪装的说法，用亲情难以割舍去伪装没有钱的事实。李鹏想着，既然要优质的教育资源，就不妨去找找省会城市中的优质资源，但他没有这方面人脉关系，兜兜转转，又找去了自己媳妇的亲爷爷，结果老霍头一拍大腿：“你去找我的老同事啊，他孙子和你们都是同学，去年出国啦！书亦知道的，找他准没错。”
李鹏固执地认为，国内正常上学的孩子不会比国外差，没必要把孩子往外送，但是以省师大附中为例找了一圈，都很难说服霍书亦。
霍书亦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从小就卷进题海战术，我希望他对这个世界保持探索保持好奇，富有全方面的能力，而不是做题。”
“那就一定要出国吗？”
“别无他法。”
师大附中也很难说服老霍头，他总会把成功的例子拿出来堵孙女婿的嘴。李鹏渐渐明白了，老霍家的逻辑是：因为确定孩子要出国，所以对出国本身不允许有丝毫的质疑，哪怕是有问题，也都是可以接受、可以解决、可以在脑海中欺骗自己的问题，而解决不了的，比如费用问题，那是人的无力导致的，而不是因为费用太高。
在这种思路的驱使下，李鹏因为自己的无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是的，你不能因为自己对生活的无力，就阻拦别人前进的脚步，有人青云直上，有人步入幽谷，曾经同在一间教室的人，十年二十年后的处境可能大不相同，十五岁认识的朋友，到了二十五岁时，可能就要重新认识一下了。
就在李鹏自责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同是初中同学的王涵的邀请——她也要走了。
王涵初中时候是霍书亦最好的闺蜜，在她和李鹏谈恋爱期间帮过不少忙。王涵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在南方打工，具体是哪里，我们不知道，王涵也不清晰。她曾经转学去过南方，又因为不能在高消费的城市里生活下去，回到了东北。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她克勤克俭的父母在南方有了立足之地，她也要追随过去了。
王涵那天是有一些放松的，她急切地想去到新的生活中去，再不必在这些旧友故交里徘徊，她要去没有人认识她的城市树立一个新的人设。
那天我看了看我们四周的人，有人是酒鬼，有人是赌鬼，有人小时候偷鸡摸狗，现在却改邪归正当了人民警察，有人小时候名列前茅，现在因为酒后闹事进去过两次了。时过境迁，大家重新坐在一起，居然已经没什么可聊的了，小时候的事情已经反过来倒过去讲了无数遍，新发生的事大家都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剩下一句：一路顺风，有时间常回家看看。
席间有一个酒鬼，曾经追过王涵的，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啊？可得回来办啊！”
王涵回：“结啥婚啊，这么早，还是得多玩玩。”
她说完这句后，席间突然噤声，大家面面相觑，只有李鹏默默喝着自己面前的酒。
王涵似乎为了圆一下气氛，热切地握着霍书亦的手，关切地和她聊着什么。
人一入社会就和学生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王涵才研究生毕业，正准备去南方申个博，还算半个学生，但是霍书亦已经工作两年多了，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她无心打理头发，穿着也成了职场化打扮。霍书亦颓靡地贴在座椅上，听着王涵讲上次去酒吧遇到的“06年的男孩”如何与她搭讪，如何与她玩游戏，如何向她索吻，而她又如何欲拒还迎。我们一时间也都在回想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干嘛——时间的划痕从每一寸肌肤溜走，身上的细纹是赛跑、追逐、争抢留下的痕迹。事实上，我们仍旧是年轻的一代，只是这种年轻已经和学生比不了了，我们才刚刚进入实际意义上的生活，一圈一圈地被固定在柴米油盐上。我们之间的先驱者——李鹏和霍书亦——现在焦头烂额，而我们之间最晚进入围城的人，很可能是王涵。
我急切地想跳出这个圈，但看着霍书亦的样子，应该比我还急。李鹏感知到了霍书亦的心思，但是他只能闷头喝酒，旁边的那个男同学我已经想不起来叫什么了，他搂着李鹏一杯接一杯地喝，说着：“我结婚你得过来给兄弟当伴郎。”
这时席间有人接话：“他当不了了，人家都结婚啦！”
大家哄笑，霍书亦却笑不出来，她眼神坚定地拉着李鹏往外走。
王涵追到包间门口：“书亦你生气啦？”
“没有，我看他喝太多了，我俩先回去了，一路顺风啊王涵。”
包间里没有人去送他俩，席间不知道谁说了句：“十几年的感情啊，只落了句‘一路顺风’哦。”
散场告别的时候，王涵还问我霍书亦怎么了。我只能说：“没事儿，她不一直这样嘛。”
5
李鹏想哄哄霍书亦，他知道霍书亦生着一口说不出的闷气。他找到我，借了五千块钱，说想给媳妇买个金手镯但是自己钱不够。
“这个时候买他妈什么手镯啊，俄乌刚开打，金价蹭蹭往上涨。”我说。
“这不是赶上了吗，也赖我，前两天她就说去查查，我也懒了就没动，要是前两天就查出来怀上了，赶着俄乌开打以前，黄金就没这么贵。”李鹏说。
“都是命，你就活该多花钱。”我说。
“你跟我俩一起去吧，我俩去中国黄金，那的一个柜姐是你前对象。”
“我借你钱给你媳妇买镯子，还得搭着我人情？”我说。
去中国黄金那天，风挺大也挺冷，李鹏贴心地给霍书亦围了条围巾，一直把鼻子尖都围住。
“你想闷死我？”霍书亦瞟着殷勤的李鹏。
“哪能啊，怕你呛着风，到时候肚子疼。
“我现在就肚子疼，但是不是因为呛风，我就纳闷，咋能怀上呢？”霍书亦拽着李鹏问。
“那咱问个明白人，那有个学医的。”李鹏指向我。
“那我可不知道，问问隔壁他王大哥兴许能知道。”我说。
李鹏怼了我一拳。
进了商场，直奔中国黄金找我的前女友王潼。我俩已经很久不联系了，来的前一晚，我发了微信，免得她到时太不给面子，甚至是没认出我来，那就太尴尬了。我俩也是初中处的对象，但是和李鹏霍书亦修成正果不同，我俩甚至没能混过高中，王潼家里后来安排她回了农村，所以论起曾经的感情，大抵是沦为年少无知的扯淡。
“谈好了吗？能省多少钱？”李鹏问我。
“能减点工费，买得越贵减得越多。”我说。
王潼看见老同学来了，十分热情地招呼着。霍书亦显然来许多次了，直奔主题要了一个手镯。她手腕子细，那么粗的镯子戴上显得旷，李鹏就建议买个细点的：“你看看，你这小干巴骨棒，不好看。”王潼借着由子拿出来一个克重低一点的镯子，李鹏看着差不多，问了价钱，比上一个便宜了五千多块。
李鹏觉得是心理价位，安安稳稳要拿出手机付款。但霍书亦也许是觉得这个过程太快了，太顺利了，就接着挑选，说：“给孩子也买一个吧。”
“那就买一个吧？”最后那个疑问的语气，让人听不出来李鹏是想买还是不想买。
王潼急忙拿出一个大托盘，绒布的：“这是还没摆上卖的宝宝镯和宝宝锁。”
“都多少钱啊？”李鹏问。
“基本上都是十六七克的，二十克的也有，工费五十八，就少算你点儿，算我给孩子随礼了。”王潼没说具体多少钱，让李鹏自己算，她知道给个准数的情况下，李鹏可能就不买了。这种计算题会给人一种“滞后满足”，算出来结果以后，能有一种“的确便宜不少”的错觉。
我一个胳膊拄着柜台，正打量着满柜子的金光四溢，突然感觉脖子后面喷来一阵温热，夹杂着严重的长期辛辣饮食不消化的臭味儿和肝火旺盛的浊气。然后，我的后背被一个鼓鼓囊囊好像猪八戒一样的肚子顶住了，我摸着后颈，一个回头，一张油腻腻的大脸，几乎挨在我脖子上面喘着气，眼睛却看着正挑宝宝镯的李鹏两口子，估计是眼神儿不济，还想往前看得仔细点，马上就要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了。
“诶诶，爷们儿你肝火挺旺啊，你这大体格子别靠我身上啊。”我搓着后脖颈，斜眼看着这个男的，直起腰来，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
“靠你太近了吧小伙子，我眼神不好看不真亮。”那张大脸挤了个笑容，向别的柜台走了。
这边的霍书亦已经提着自己的中国黄金小礼袋翘着脚了，看李鹏的苦瓜脸，毫无疑问，超预算了。我们这边走，王潼那边就去招呼刚才那张油腻的大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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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着李鹏霍书亦一起走出商场，又在商场门口停住了脚。东北的雪来得又快又急，全看刮不刮风，只要有一阵风，雪片就像下锅的饺子一样往下砸。风把天空吹一个窟窿，窟窿里放出一条银龙，他把雪花吹下来，还得把雪花吹上去，落在人的头顶和帽子里。小时候看《小时代》，郭敬明笔下的人在下雪天打着伞，好不浪漫，但东北人从没想过下雪还能打伞，估计要有人在我们这里这样干，谁看见他都得说一句：“傻X，下雪天打啥伞啊？”
商场门口的地板是光面的水磨石，雪被鞋底踩化了成了黑泥，黑泥在水磨石上抛了光，滋溜溜地滑。这种天气，霍书亦肯定是不能走回家了，但又打不到车。我们只能眼看着盼着雪快停下好打车走。
“老婆，咱回去上楼看个电影吧，这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李鹏说。
“困了想回去睡觉。”霍书亦说。
“嗯？不看电影吗？”李鹏没听清霍书亦的话。
“你儿子想睡觉！”霍书亦靠近李鹏通红的耳朵大喊。
“小霍啊，咋在这呢？”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是从一个大肚子里鼓出的气，从一张大肉脸吐出的话。
霍书亦转头看见来人，立刻变了脸色：“郝科长啊，好久没见。”
“回不去家了啊，我送你们回去吧。”说话的正是刚才柜台处在我脖子后面喘气的大油脸，他从怀里拿出车钥匙，向一众车里的某一辆走去。
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一行人尾随着郝科长上车。霍书亦先拉开副驾的门，似乎又觉得不妥，让李鹏坐副驾，自己和我坐在了后排。谈话间，我大致听懂了，郝科长是个乡镇的小干部，总要和霍书亦的公司有一些往来，所以关系比较熟。
“诶呀小霍，我这车还有对你的记忆座椅呢，你不坐我车，我都没想起来。”郝科长的大肚子顶在方向盘上，慢慢调节着座椅，随意地跟李鹏搭话，“哪高就啊小伙子？”
“味精厂，挺好的。”霍书亦把话头抢了过来。
“啊，挺好挺好。咋没买车呢，这来来回回多不方便啊。”郝科长看似无意的话，让李鹏神色凝重。
“我俩这不是刚工作吗，想干几年攒个好车。”霍书亦继续接话。
“说起来啊，年轻人买黄金是对的，这是投资啊，小霍的手腕子细但是手挺大，得买个粗镯子拴住。”郝科长看着李鹏说道。
这三言五语，让我直觉得后脖颈有人对我吐气一样，又温热又冰冷。我问：“郝科长平常肝不好吧？”
“应酬多，喝酒多，肝不好，没办法啊，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肝不好能看出来点，看得出来肾也不太好，心肾不交，心也一般，郝科长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我说完这些，郝科长干笑了两声，拧过头问我：“你啥意思？”
“让您注意身体，还能啥意思。”我心想，一个乡镇的领导，又不是我的领导，身体不好还不行说？
一边的霍书亦直拿脚踹我。
一路无话，车一直开到霍书亦家楼下。李鹏拽着霍书亦上楼，匆忙给我打个招呼就分开了。
下了车，我就在心里犯嘀咕：这郝科长好手段，没问霍书亦家在哪儿，就能直接送到楼下，瞧瞧人家这办事能力，要不说人家能当领导。我一个劲儿后悔刚才不该和郝科长抖机灵，不然他可能也把我送回家了，省得我还得走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我边走边接到李鹏的微信，他让我借辆车，说过两天要去烧纸，霍书亦怀孕了，得告诉那边的长辈一声。我说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呗，李鹏却让我赶紧借，说是霍书亦家的规矩。我说那就让霍家出辆车呗，李鹏又觉得抹不开面，“都结婚了还和老丈人家要东西”。
我走在凄厉的寒风里，把别人送回家，自己还得去帮人家借车。
7
正好科室里有一个师弟结婚新买的哈弗H6，我就跟他借。他问我要去干吗，我说去趟村子里。他说村子路不好走不想借，我说一定要借，我挑好路走。他说不能划坏了，那是他丈人爹花钱买的。我心想，没出息的玩意儿。
当然，话说回来了，我要有出息，为什么还要借车啊。大家都是没出息的玩意儿，这样一想，舒服了很多。
我们要找一个远离交警视线的地方烧纸，最好空一点的地方。澄黄的环保纸捏起来像小时候擦屁股用的粉色纸，闻起来一股硫磺味儿，烧起来一阵风就没了。出城的路上很颠簸，过城郊的时候，看见一伙警察在查酒驾。
“不能被抓吧？”李鹏问我。
“应该不太能。”我说。
“你俩快点吧，我要吐了，这车太颠了。”霍书亦说。
我们找到一片已经枯了的林子，林子前有一片大空地，像是打谷场，满地都是雪壳子，点不着火。我和李鹏用脚后跟硬磕出一小块地儿，本来脚已经冻麻了，这一磕，腿都麻了。我帮他们点着了纸，就走去一边溜达。按理说，他们得叨咕叨咕，先人才听得见，才能收到钱。果然，我听见霍书亦说：“姥爷，我来看看你，不过年不过节的是和你说个事儿……”
声音逐渐减弱，我把留在他们两个人身边的耳朵收了回来，走进枯林子，呵出一口浓雾。这片林子很像我们初中时候学校旁边的那片林子。霍书亦当年就是把李鹏约进那片林子里相互拥吻，互生情愫的。我确信是先拥吻、后生情愫，因为霍书亦也约过我，事实上，她也约过别人。那天她约我来到林子里，说要抄我的作业，我说你别扯犊子了，在这哪有抄作业的。她就让我把眼睛闭上，在湿冷的空气里温热地亲了我一下。我只记得自己感受到霍书亦嘴唇的温热的同时，也感受着她嘴唇上的死皮，扎脸。我登时呼吸紧张手脚发凉，周身麻木，说话语音颤抖。
我不知道每个人在青春期面对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当时的我挺懵，我也想去抱霍书亦，但是我没敢，更莫名其妙的是，我伸出去的手落在她脖子上，使劲儿掐了她脖子一下，像提溜小鸡子似的问她：“你他妈亲我干啥？”十三岁的霍书亦愣了一下，觉得没意思了：“不干啥，走吧。”
转过天，霍书亦又约了李鹏进小树林。李鹏让我在林子边上的过道给他们放风，看着来往的人。那天的我如同现在的我一样，看着这片郁郁葱葱的林子发愣。我的确没有在青春期的时候勇敢过，我的勇敢被林子里压抑的气息覆盖了，一阵冷风吹过，吹散了没有路灯的街道上的行人，吹得树叶哗哗响，吹得烟尘四起，但是吹不进当年那片林子里温热的两个人。
那天李鹏拉着霍书亦的手满脸涨红地走出林子，看着我，仿佛得胜一般。我感觉心里好像刀割一样，哪怕在此以前我压根不喜欢霍书亦。
纸钱儿都扔进火里了，李鹏站起身，拄着膝盖晃了晃，扶起一边的霍书亦。一摞压一摞的纸钱儿烧得不充分，那一捧火在李鹏的翻动下，不时喷射着火舌，好像又想起来一股劲儿，烧个不停，越往下翻越旺。火势迎风，人脸上的绒毛开始卷曲，脚不住地往后退，眼睛也烫得睁不开。但是身子还是冷，李鹏冷得不行，想快把火打灭就走，但霍书亦制止他说，这火得自己灭，得烧完。
一辆警车开了过来，没开警笛，但是闪着警灯，远远地看着我们仨和这一捧火。五分钟，十分钟，两个警察走下车，盯着我们这边的火。但是我们的火很给面子，依旧直直冲天。警察没耐心了，快步走来，李鹏见了，赶紧用木棍敲打着火源。一个警察手里拿着水瓶，哗哗啦啦把火堙灭，一点火星都没有了。
这个操作怒恼了霍书亦，她朝着警察大喊：“你们怎么这样啊！”
“我们都来了十几分钟了，看见我们了还不灭火，你也没给我们面子啊。”那个警察抱着膀看着霍书亦。
“把你们家烧纸用水浇了你不生气吗？”霍书亦指着那个警察大喊。
“你别拿手指我啊，要不咱们回去说说这件事儿！”警察正了正执法记录仪，确保把我们仨都收录进去。
“快别闹了，咱也算烧完了，都完事儿了，挺好挺好。”李鹏护着媳妇，央求她别再说了。
我快步上车，发动车子，李鹏连推带搡把霍书亦推上车。
回城一路无话，直到霍书亦来了句：“这座椅怎么调节啊，我想躺一会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调节，这破车又没有座椅调节。”李鹏说着，把车窗按下来了一点。
车窗外的冷风灌进车窗，他的胸膛加快起伏着，他的气息拼命向外吐露着，耳朵涨红了，脑门儿冒着热气，身上像是有一阵暖流在对抗着冷风。他肩膀上有纸钱儿留下的灰末，我从车中间的后视镜看见，霍书亦倾过身子想帮他掸了掸，只是手刚放在他肩膀上，就把他吓了一跳。
霍书亦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李鹏又把车窗按了上去。
8
给霍家的长辈烧完纸后，李鹏辞去了味精厂的工作，专心做起了家电维护的小老板，还成了商场电器专柜的代理商。柜台是别人的，他卖货，提成拿大头，手下的员工卖货，他也拿提成。上班时间比在味精厂宽裕很多，业绩好的时候，比在厂里赚得多，业绩不好的时候，勉强温饱。
有一夜，李鹏又找我喝酒。
“不知道为啥，现在的感觉很奇怪。”李鹏说。
“奇怪啥啊？”我问。
“我和书亦，很奇怪。”
“奇怪在哪儿啊？”
“说不出来，原来初中老师找家长，我俩紧紧把手握在一起，高中考试她考砸了，也是连我一起挨批，上了大学来回八个多小时车程，也要周周见面。现在不知道咋的了，狗屁话没有，和她说话她也不搭理我，装听不见。”
“孕期压力大吧，理解理解。”我与李鹏碰了个杯，他就没再提家里的事。
大概是这次喝完酒半个月后，霍书亦离开了家。她出门时，李鹏问她要干吗去，她说想散散心，不想在家待着。李鹏说“我陪你吧”，她说“我想自己”。
李鹏也没有过多阻拦，他想着霍书亦也就是走个三五天，去闺蜜家，或者回娘家，也就回来了。
时间越等越久，李鹏会定期打电话给霍书亦让她做孕检。一开始霍书亦还接电话，后来变成了发微信，再后来微信也不回复了。
我骂过李鹏：“你是孩子他爸，你俩也是合法夫妻，你应该强硬一点，不回来也得回来。”
李鹏悄声说：“这么多年了，没有那个力度啊，真没有。”
李鹏又找我借车，说要给自己家房子整理出一个婴儿房。这借车顺畅很多，师弟只是告诉我别再把车里整一股子灰就行。我说不会的，但多少可能会有点水泥灰。
李鹏打算在婴儿房铺上榻榻米，墙壁用壁纸贴点画，想来想去，打算贴绿色，因为霍书亦喜欢蔻驰包装袋的绿色。选定壁纸，回家开贴，我俩一起抻着对角，他站在梯子上指挥下面的我。我弓着腰往上瞅他，他翘着脚瞅下面的我，最后贴了四个角，用刮板刮气泡，贴得边边角角和山脊一样，一棱一棱的扎眼。
“不对吧哥们儿，这玩意不是这么贴的吧？”我看着歪歪扭扭的花纹，满墙的深绿色，深邃阴暗，预想的效果应该不是这样的，“撕了吧。”
“没力气了，坐下喘口气儿。”李鹏一屁股坐在他买的婴儿桌上。
我看见了地上的塑料布。东北入秋以后，窗户和门都会漏风，这种“钻风”年轻人感受不到，婴儿和老年人会有明显感觉。从墙壁开始把整面窗户都用塑料布封住，能缓解一些。
“你为啥要买塑料布啊，你家孩子预产期又不是冬天。”
李鹏神情呆滞看着我：“给书亦他爸他们家准备的，每年都给贴，今年都快开春了，得去拆了。”
“要我说别去了。”我坐在李鹏边上。
“不能不去，他们肯定知道书亦在哪儿。”李鹏摊开双腿，呈大字倚靠在墙上。
“我没明白你俩啥意思，她是玩失踪，还是咋地？”
“我也懵。”
李鹏顿了顿，又缓缓开口：“你还记得那个郝科长吗？前两天上新闻了，被处分了。”
“因为耍流氓吗？”我说。
“受贿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还值得被人爆出来？”
“霍书亦有一天回来得很晚，但是那天没说有应酬，就是被这个郝科长侵犯了。”李鹏的声音开始颤抖。
“咋侵犯了？举报他！他有公职还敢整这事儿？”
“啥实质性的也没发生，没有用的。”李鹏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深深地把自己的头埋在膝盖上，“霍书亦说那天是经期，所以啥也没发生。”
我想安慰安慰李鹏，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其实那次买金后，我又和王潼闲谈，说起了李鹏和霍书亦。王潼说霍书亦总和那个油腻大脸来看黄金，那男的总说给他老婆试手镯，但是拽着霍书亦手就不撒手。我说你别瞎传，人家刚结婚。王潼说，反正不是我老公，爱摸谁手摸谁手吧。
“大姨妈帮她挡了一下。”我安慰着李鹏。
“我希望她告诉我，她拼死反抗是因为她爱我，是为了我，而不是因为经期。”李鹏红着眼睛看着我。
“那她反抗也是一种爱你啊！”
“不知道，她知道我很生气，所以那天我在家里喝酒她也没管我，我那天晚上就想去揍那个郝科长一顿。”李鹏说。
“你没真去吧？”
“没去。我问过霍书亦，如果不是经期，是不是就没那么激烈地反抗？”李鹏哽咽了一下，“霍书亦说，她也不知道，‘也许吧’。”
9
李鹏去了老丈人家一趟，如愿知道了媳妇现在住哪儿了。霍书亦没出去散心，她没去任何地方。霍书亦的父母也不懂，他们觉得亏欠女婿，但是亏欠的话不知道从何说起。
转过天，李鹏拉着我在霍书亦新租的房子楼下蹲着点。这个小区临街，一楼外围都是门市，里面是三栋大楼围成的停车场和花园。霍书亦租的房子要从楼体外部接出的铁架子楼梯上去，那个铁架子楼梯像小时候我们去的黑网吧的“逃跑梯子”，悬在半空，踩上去就吱嘎响。
从风口拥挤进来的风打着旋涡在楼体间冲撞，我和李鹏找了个背风的角落，他咂巴咂巴地裹着烟，烟屁股就黏在嘴唇那点口水上随着身体抖动，如来回晃的钟摆，老远看去，黑漆漆一团里有一个光点明明灭灭，他的眼睛死盯着那个黑色楼梯上上下下的人。
“咱为啥要在这等霍书亦啊，她要是不回家或者不出门咋整？”我说。
“你要是怕冷你就走，我要是看见她和别人在一起我就上了！我要是被干了，也是给你打电话送我去医院。”
我没再说话，他从地上看见一个啤酒筐，捡起一个瓶子，攒在手里，随时准备着爬上那个铁梯子。
天气太冷，冻得脚发麻，让人想撒尿，但看着那来回穿梭的风，估计朝哪儿撒尿都得尿裤子上。李鹏示意我要去方便，让我盯着。这个时候，一个身影出现了，大概一米八多的身高，手握着栏杆一步一步在铁楼梯上向上走。那人上楼后不久，霍书亦房子的门厅就点亮了。
李鹏回来了，我说，灯亮了。
“是吗？霍书亦回来了？”李鹏看向远方的灯光。
“不是，是个男的。”
李鹏啐了口唾沫说：“好极了——男的，你看清了是男的啊？”
“肯定是男的，而且不矮，得有一米八。”
这个时候，霍书亦门厅的灯灭了，那个黑色身影又出了门，从铁楼梯上往下走，身后面有好几个黑色的东西，看不清晰。李鹏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梯子，“哐当哐当”的声音让上面的人止住了脚步。李鹏招呼着，手掌就要攥那个男人的衣领，右手的啤酒瓶呼之欲出，却戛然而止。
“爷爷？”
那个身影顿了顿——那是霍书亦的爷爷，腰杆子笔直的老厂长。
“是我，书亦总网购，总有纸壳子，我定期就来收一点。”
“爷爷你也知道书亦住这儿啊？”李鹏不解地问
“我给她租的房子我能不知道？这儿离我多近啊！”老霍头放下手里的东西，顺着小区出口指了指马路对面。是的，马路对面就是老霍头的家。
老霍头在婚礼上的慷慨激昂我还历历在目，这才半年多过去，他好像更老了一点，脸上松弛的皮肉垂在嘴角，两颊被风吹得通红，皮肤干燥开裂像个山谷。他满眼冷峻地注视着孙女婿，李鹏抬着头看着老头，回味着“我给她租的”这句话里的信息量。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书亦出来租房子啊，她怀着孕，我俩才刚结婚。”李鹏问。
“是啊，你也知道她怀着孕，你也知道她刚结婚，你咋不知道找找她？”老霍头一句话顶了回来。
“我不知道她不想回家，我以为她就是出来散散心。”李鹏说。
“不知道想不想回家不会问啊？出来散心能租房子吗？一直都不找怎么才想起来找？你他妈矛盾不矛盾！刚结婚你就变心？”老霍头再次顶了回来。
我在李鹏的身后，直觉得老霍头思路清晰，觉得我哥们儿脑子确实不好用。
“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没变心！”
“那你为什么不找她回家，这么长时间了你寻思你爹个腿儿的去了！”
李鹏被问住了，他回头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疑问。
我心里想的也是：是啊，你早干嘛去了，你怎么才想起来找？
老霍头推开李鹏走下楼梯，肥大的棉衣挤过李鹏，再挤过我，手里还拖着一个大大的纸壳子。
长长的寒夜里，两个人呛呛声转瞬消弭，两个人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李鹏在楼梯上僵硬站了许久，我把他扶进了楼道里，听着外面呜呜的风吹打着厚重的电子门。
整夜，霍书亦未归。
10
此后每一天，李鹏都要去那个房子门口转转，霍书亦的父母家，他也隔三差五就去一趟。
李鹏闹过打过，但是无济于事，霍书亦就是不露面。李鹏很害怕，冥冥中他也不知道害怕的是什么。我觉得李鹏害怕的是霍书亦离开他，但是此时此刻，霍书亦已经离开了，那就是怕霍书亦对孩子下手？但是李鹏没做过父亲，他对孩子的感觉其实也没那么真切。那或许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凄凄惶惶的感觉，李鹏在这段感情里从来都是被动的，他渴望一个稚嫩的声音可以紧紧握住两个世界里的人。
冰雪逐渐消融成冰晶，李鹏偶然感知到，不是霍书亦创造了与自己的感情，而是自己的假想迷惑着两个人，那种看似的深爱，实则是遥远的、两种永不能重叠的感情。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孩子想一个名字。”李鹏问我。
“当然了，你是孩子爹，走到哪儿都是孩子爹。”
“我家往下一辈，犯‘元’字儿。”李鹏说。
“元啊？姓李就叫李元霸，姓霍可以叫霍元甲。”我说。
“这是啥狗屁名字。”
“咋的了，那都是民族英雄。”
“我的孩子凭啥姓霍啊？”
“你连孩子妈都见不着，这都快生了，真整出个霍元甲，你也没招啊。”我拍着他的肩膀让他清醒点，“哥们儿我劝你，实在不行报警吧。”
“不行，不能报警，不能撕破脸，霍书亦啥都干得出来。”李鹏打开我的手，一脸凝重。
“说不定现在都没有这个孩子了，你想想啊，霍书亦和你分开的时候就打胎了，这么长时间不见你，也合情理。”我说。
“不会的，书亦做不出这么绝的事儿。”
“你不是刚说完她啥都能干出来吗？”
一直到十月份，快到孩子预产期了，李鹏每周都去霍书亦父母家，时常会买一些婴儿用的奶粉和尿不湿，偶尔会买给霍书亦一些保养品，但是居然没见过一次霍书亦。
李鹏过得像一个单亲爸爸，最后还是丈母娘给他出了个主意，说霍书亦住院的时候会通知他，再说了，要给孩子上户口，也需要他参与，这个时候就可以见到霍书亦和孩子了。
李鹏自此以后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李鹏没有太多的欣喜，因为将要见到孩子的欣喜被如何面对霍书亦的问题冲得烟消云散。李鹏觉得自己非常占理，但又总觉得差些气力。
那几天李鹏和霍书亦和从前一样，出双入对，似乎那段时间什么也没发生。十五天以后，霍书亦出院了，李鹏把她送回娘家，答应她第二天来的时候给她买肉蛋堡。可第二天李鹏来到霍家时，霍书亦再一次消失了。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她这不玩你吗！”李鹏来找我时，我都觉得没法儿忍了。
“她和我提离婚了，我没同意。”李鹏说。
“你有个狗屁的不同意！这孩子能不能不是你的啊？”
“是我的，和我小时候长得像。”
“狗屁啊，刚生出来都跟小老头似的，跟你爷爷像吧？”我问，“孩子姓啥啊？”
“姓李。”
“姓李好，李元霸好。”我说。
11
霍书亦在逃避李鹏的那段时间里，做了两个准备工作：一是准备钱，二是准备出国。她终于决定和王涵一样，跳出这个圈，她决定趁着自己年轻，出国接着读书，她等不到腹中的孩子长大了。
李鹏深知，如果霍书亦出国了，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可能了，霍书亦眼界拓宽了，必然不再甘心于活在这个小城市了。“宁愿给资本当狗，也不愿意踏踏实实做人了。因为他们觉得出过国的人，阶级都不一样了。”我们出过国的朋友如是说。
“孩子怎么办？”我问。
“不知道，她要是带走对她也麻烦，我自己也不想养，当年还不如打了。”李鹏说。
霍书亦要去大连读一年预科，李鹏此后隔三岔五就去一次大连找她。偶然的一次，李鹏说自己很想去大连生活，觉得那是个很好的城市，但是转念间，他又觉得没必要，毕竟，如果不是霍书亦，他这辈子也不会去大连的，他就算去了大连，霍书亦有一天回国了，也不会和他留在大连。
临入冬前，李鹏给他妈打了八千块钱，让他妈交供暖费。他这两年基本上没赚钱，可他妈妈打电话给他，交代说自己一年种了三亩苞米，一共卖了不到四千块钱，连城里房子的取暖费都交不起了，让李鹏给她找一个保洁干干，趁着自己还能干动。
于是，李鹏释然了，他送霍书亦去周水子机场的时候，手里已经握着红色的“离婚证”了。他看见了一种农作物，他也说不清是什么品种，第一次飞大连时还很低矮，第二次就很高了，最后一次去，已经遮天蔽日了。
人比植物长得慢，但是时间长远，当植物能挡一面风霜的时候，孩子还有厚厚的一辈子要去经历。没有一个母亲去教孩子如何宽容和温热，也没有一个父亲教孩子要勇敢和有担当，在他终于长大的某一天，他不想去做自己父亲这样的男人，也不愿意迎娶自己母亲这样的女人。他一生都无法忘记自己艰难处境的童年，但他仍要去抗争没有遮蔽直直吹来的风雪，一次又一次。
但我们这儿的离婚率，上一次统计是71.51%，全国第一，孩子长大以后，身边的同学大概率都是离异家庭——李鹏这样想想，又放松了许多。
送走霍书亦后，李鹏约我出门跑步，从他家跑到味精厂：“我一定要跑一次，我想看看究竟有多远。”
从文化西路，到金辉南街，过桥，到长白路，珠江路，十三公里，李鹏走走停停，呼哧带喘，上桥再下桥的时候，他看着一辆辆车飞驰而过，热情地和每一辆车招手。他拖拉着脚，腿已经带不动脚，鞋尖踢着路面。又起风了，云在天上抱着雪，雪傍着风，风卷着人，在一望无边的珠江路上，李鹏在风雪中再次跑上那个高坡。
阴云散了一点，透出阳光，李鹏撕开衣服露出胸膛，冷气在他通红的脖子上酿起水雾，额头渗出的汗水凝结成冰渣挂在睫毛上，一声响遏行云的咆哮。
“你记得不，那个谁，他爸是处长那个，就是在这条街上接的新娘，迈巴赫车队，双闪闪了一路。”李鹏问。
“记得，离啦，也离啦，媳妇跟一个局长家的儿子跑啦。”我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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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5月，我所服务的公司在西南地区一个偏远山村资助了100个留守儿童，并在“六一”儿童节前夕举办了盛大的资助仪式。这是场有着鲜明的企业宣传性质的公益活动，仪式上，相关部门领导和企业发言人在媒体与观众的见证之下，为这些留守儿童每人发放了1000元大红包，还有书包、书籍等学习用品，媒体则对之进行了华丽的报道和发布。
有位姓文的女士从网络上看到新闻和照片，辗转找到我，表示希望资助1名山区贫困儿童。彼时，文女士30岁出头，生活在一座南方沿海城市，是位非常出色的职业女性。她说，她是射手座，有一点南丁格尔情结，在读书时就曾资助过1名陕西的贫困儿童，每个月会从自己不多的生活费里拿出50元钱给孩子寄过去，因此还受到父母的批评，后来陕西那边打来电话叫她不要再寄钱，这份资助才结束，但那份关怀弱者的情怀，一直蛰伏在她心底。这次看到新闻里的山区孩子过得那么困苦，她想尽一点心意，便托我在当地帮她物色人选。
次年春节，我和公司所在地的一帮朋友吃饭。席间，有位驻村干部，刚刚结束驻村工作，她提到自己接触到的几个孩子，不胜唏嘘，“有一个孩子连鞋子都没得穿，脚后跟都裂开了……”我便将文女士所托之事说了出来，又托她整理一下孩子们的资料，发给我。
没几天，那位驻村干部给我发来了5个贫困孩子的资料。那是张无比沉重的表格，如果说命运早就在暗中为每个人发出了底牌，那这些孩子拿到的无疑是最差的那一张：出身深山，缺父少母，遭遇噩运，贫困缠身……
我将表格交给文女士看了，她又托我替她先行去实地走访。周末，我和驻村干部以及一位姓黄的男老师去了村子。黄老师当时30岁出头，在村小当副校长兼英语老师。他在当班主任时，每年都要写关于贫困户、后进生和留守儿童工作情况的材料，对村里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因此受到校长指派，将带路的任务交给了他。一路上，黄老师有说有笑，耐心地对我介绍着村里的情况，眼睛里透着欣喜的光芒。
我们先在镇上集合，然后经一段水泥路到达山里，下车，再步行10多分钟，终于到达村庄。
第一站是女童小豆家。小豆当时10多岁，读村小三年级，大眼睛，眉目周正，皮肤黑黑的，头发油油的，不大说话，有点木讷。她没有父母，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祖孙俩住的红砖屋子有些年头了，毛坯状态，墙壁都裸露着，屋内屋外铺满了发霉的农作物，看起来就跟奶奶的脸色一样阴晦。小豆奶奶说起孙女：“我年纪大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她还这么小，有一天我死了，她可怎么办……”
我打电话将所见所闻转告给文女士。她听了，心酸之情溢于言表，托我即刻替她向老人家表态：只要小豆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她会一直供小豆上学，直到孩子上高中，上大学。
小豆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说小豆这是遇着贵人了，让孙女给文女士道谢。小豆对着手机，仍然是木讷的模样，文女士在那头问一句，她才答一句，半个多余的字儿也没有。
我接过电话对文女士说：“山里孩子嘴笨……没办法。”
文女士答：“我懂。”
从小豆家出来，我们又去了另外3个孩子家。对于我来说，那是一趟超乎想象的走访，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样密集的苦难群体：男孩小桦，父亲有点小残疾，母亲患有精神病，要常年锁在家里，不然就会跑出去伤人或者自伤；男孩小军，父亲亡故，母亲多年前就已经出走，他跟随单身的叔叔和年迈的奶奶生活，之前在资料里看到的那个春寒时节光着脚板去上学的孩子就是他；男孩小安，父亲身体不好，母亲跑了，主要由伯伯照料。
最后一站去的是丫丫家，当这个瘦小的女孩站在大家面前，我感觉自己在前面4个孩子家中积攒的郁闷心情得到了一丝抚慰——丫丫脸上有笑容，有一双清亮的眼睛，整个人看起来活泼开朗，当我们跟她说话，她也是落落大方，有问有答，条理清晰。丫丫的母亲早年就离家出走了，父亲得了病，她跟着叔父一家生活，听说叔父一家对她非常好。她家房上堂兄堂姐很多，丫丫整天拿着碗去这家吃吃，又去那家吃吃，亲戚们也都很疼爱她。她自己也很懂事，从小就会做饭、洗衣服，有很强的独立意识。
走访结束时，我们把5个孩子叫到一起拍照，丫丫站在人群中，眉目含笑，昂首挺胸，像一束光打在阴暗的角落。
2
几个月后，2013年6月初，文女士带着女儿和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西南，第一次去到了村里。我那天因故没有陪同下村，还是由黄老师带路陪同。中午他们一家人回到县城时，文女士从车子里拿出一只活鸡、一袋干花生，说是小豆的奶奶给的：“我本来想着不在她们家吃饭，免得给她增添负担，谁知她拿着这个追着车子，一直追，我都不好意思不要……”
我带他们到船餐厅上去吃饭。那段时间正是雨季，连着下了几天大雨，江水涨上来把通往餐厅的木栈道给淹了，我们只能乘着一叶小舟上大船上的餐厅。文女士觉得新奇，情绪很不错。她已经确定要资助小豆，还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QQ号和详细地址给小豆，嘱咐小豆要多多给她分享学习和思想情况。她甚至想到寒暑假时把小豆接去大城市，带孩子增长见识，让小豆多看看城市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激发小豆在学习上的斗志。
那天文女士对5个孩子都走访了一遍。后来她跟我说，当时她对于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资助人加入，心里并没有底，以她自己的能力，最多能资助3个孩子。好在，她回去之后发了朋友圈，立即就有2个朋友表示要加入，一个“认领”了丫丫，另一个“认领”了小安和小军，于是，文女士自己就认领了小豆和小桦。
这几个资助人的想法都很朴实：自己的生活条件好一些，手上有一点闲钱，付出这点微薄的力量，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希望这些孩子能读高中，读大学，走出大山，不必再重复父辈的贫瘠人生。如果实在考不上大学，能尽量多读一些书，增长见识，提高分辨能力，待到思想更成熟一些再走上社会，也许就能少一些坎坷，生活得更好一些——总之就是，“即便不成才，也要成人”。
文女士说：“我们不通过机构，也不宣扬，就是默默做一件内心想做的事儿。”
资助行为在2013年7月正式启动，小学阶段，他们每月给每个孩子400元，随着孩子们读完小学，升初中、高中、大学，资助款将酌情增加。文女士建了一个QQ群，资助人会按月将款项汇给黄老师。黄老师确认收到款项之后，再给孩子们发放下去，并将收发凭证和孩子们的一些情况反馈回来。我是以公益企业的身份待在群里的，同时也是一名观察者。在我的眼中，那时候，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的是，一帮纯粹之人，用纯粹之心，在做一件纯粹的事情。
一年半之后的2015年12月，文女士第二次去到村里。
她那两年资助经历，感召了她周围的好几个朋友，都说也想加入进来，于是，在这次来之前，文女士就托黄老师物色了第二批备选的需要接受资助的7个孩子。她觉得事情做到这一步，本着对好心朋友们负责的态度，她必须亲自考察核实才行。
那一次文女士是坐高铁过来的，到达时已是晚上，她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汇合，一起前往镇中心小学找黄老师。
我俩坐在城乡公交上啃着包子，文女士说：“我给每个孩子准备了500块现金，待会儿发给他们，让他们买书，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我说：“直接把钱给到小孩手上，一下子给500元，会不会有点多了……”
文女士就决定，那就给每个小孩200元，而且要交代他们只能买书。
正在这时，那位驻村干部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她那时已经不在孩子们的那个村子驻村了，但还是很热心，说自己也正赶过来。
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黄老师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仨先在校园里走了一下，驻村干部也到了，我们上了她的车，坐车进村。
“一诺千金啊……”驻村干部很激动，责怪我和黄老师不告诉她文女士来的事，还说自己很愧疚，没能参加进资助里来，因为她家里情况也不太好，侄儿多，都需要帮助，她虽然帮不了外人了，但带个路还是没有问题的。
3
那天下着冬雨，我们踩着泥泞进了村。文女士时隔许久又见到小豆，她看着眼前长高了许多的少女，像是看着自己浇灌的一棵小树苗，满眼欣喜。她问了小豆的学习情况，看了小豆的作业本，然后牵着小豆，撇开众人到了屋后。我过去的时候，看到她们站在一棵树下聊天，偶尔还用简单的英语对两句话。聊天结束之后，文女士拿出200元钱给小豆，并交代小豆说这钱是给她买书的。
从小豆家出来，文女士跟我说，她原先计划等时机成熟一些就接小豆去城市过假期，但这个想法恐怕不能实现了，因为发生了“那件事”，她不敢这么做。
她说的“那件事”，指的是2015年8月爆出的、轰动全国的“‘百色助学网’负责人王杰披着慈善外衣性侵女童”事件。她说，虽然自己是一片诚心，但毕竟小豆是女孩儿，又是未成年人，又是那样的家庭情况，要把小豆带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实在负不起那个责任。
从小豆家出来，我们又去了小军家。小军不在家，他奶奶在堂屋忙碌着。其时本是当地晒柿饼的季节，可那一年秋冬多雨，柿农们几乎血本无归，但大家又都不甘心绝收，一边将柿子摘回来，一边祈祷着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小军家堂屋里摆着一台刨柿子皮的机器，机器左边是一只装满柿子的大箩筐，右边是半筐刨了皮的柿子，机器前方则堆着刨下来的一条条柿子皮，色泽金黄，散发着略带涩味的香甜。
我拣起一条柿子皮说：“漂亮吧？可以晒干了喂猪喂牛。”
文女士连声称奇，又夸柿子个大、新鲜。
正在这时，小军回来了。他应该是闻讯一路疾跑回来的，踏进屋就猛地一下站住了，极力控制着粗重的呼吸。一旁站着的，是和他一样略带拘谨的奶奶和叔叔。
寒暄中，我们得知，小军平时放学后就去村里的小作坊帮小老板刨柿皮，每天可以挣2块钱。“他刨得可好了……”小军奶奶说着，怕我们不相信似的，让孙子当场刨给我们看。小军麻利地坐到机器面前，一手拿柿子按到刀刃上，一手扶住刀片，双脚均匀踩动着踏板。只见机器飞快地转起来，柿子皮随之从刀口处飞向半空，又一圈一圈在地上摊出一只漂亮的小山包。
“可以哦，这小子。”黄老师摸着小军的头说。
小军看了文女士一眼，松了一口气似的，又低下头。
文女士同样把小军叫到屋后。这个12岁的男孩身高有点够呛，要站在一块大石墩上才能与文女士对话，他不敢接文女士给他的买书钱。
我问：“你喜欢读什么书？”
他说：“《三国演义》。”
后来小军终于将钱接过去，却突然哭了起来。他哭得越来越大声，肩膀耸动着，不可抑制。文女士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妈妈。我想看到妈妈。我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妈妈了。”
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我说：“你妈妈也想你，但她在外面打工，要攒够路费才能回来看你。”
他抬起头看着我，似信非信。
文女士说：“是的。你妈妈书读得少，挣钱也少，可能要攒蛮久。你也可以自己好好读书，长大了挣钱自己去看她。”
4
小花是第二批备选孩子中的一个。她原本是个弃婴，年迈的养父母捡她回家养到13岁，又一前一后离去，她就又变成了孤儿。因为这样的身世，她13岁才念到小学三年级，而且连户口都没有。
我们在她堂兄（非亲）家里找到她时，她正在帮堂嫂刨柿子。堂兄家新起的一栋小洋楼又高又大，款式新潮。堂兄带我们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最后来到洋楼右脚边搭着的一间大通屋，指着角落一张简陋的小床说：“这是小花的床，（她）平时跟我们一起吃。”
大通屋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物什，没门没窗，也不避风，唯一的用处就是能遮雨吧。我们站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她堂兄又说：“要不是小花，我也不会回来，我安排好她又要出去找工作了。”他是做水电安装的，而且还是个了不得的技术工，他说起自己的专业就很兴奋，进屋拿出一大堆证件，以及他在香港、澳门做业务时的凭证。
他又把我们带到小花自己的家，那是小花的养父母留下的一间半掩在树枝野草里的土屋，大木门洞开着，灵堂上还存有出葬时的痕迹。屋前有一片空旷处，从那儿望向远方，连绵的青山在雨雾里吐着大片大片的墨绿。我们在聊着小花情况的时候，小花本人就微笑着站在旁边，像一个安静的观众。过了一会儿，她就又回去干活去了。
她堂兄轻声说：“女孩子麻烦。男孩子做孤儿没什么，但女孩子就会麻烦很多，我不能不管她呀，她只有我这个堂兄了……”说到这儿，他将手中烟蒂一甩，也回去了。
我问黄老师：“他老是说小花‘麻烦’，小花到底怎么了？”
黄老师有些难为情地说：“小花住在这边时，村里的几个光棍老是想欺负她，一到晚上就围着她屋子转来转去，都要打起来了，还有人想把她卖掉……她堂兄闻听，赶回来跟那些人拼命。”
黄老师只克制地讲了这么多，我的内心莫名泛起一种生而为人的羞耻感，也没有勇气再往下问了。听说村里还有人放言威胁小花说“你想跑都跑不了，总有一天要落到我的手里……”我们听了十分揪心。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小花的学业可能很难坚持下去了。我们干脆讨论起小花的出路——也许她跟堂兄去打工，好好学点技术，会比现在要好，否则，下一次有人想欺负她，堂兄还能及时赶回来相救吗？可是，她连户口都没有，年龄也没到，打工也行不通啊。
小名和小刚是两兄弟，他们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了，小哥俩就和奶奶一起生活。我们来之前，奶奶病逝了，他们的直系亲人就剩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去他们家的路上，黄老师说，钱不要给了，给了他们也管不住，买些米和油进去吧。
听说经常有人给两个孩子送米送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也不留名，也不留姓的，他们的母亲有时也送，黄老师有时也送一些，小哥俩就靠着这些接济，有一搭没一搭地过日子。
我们进到一间青砖砌的院子，里面是间大屋子，左侧依墙搭着一间小舍，小舍左侧又搭着间更低矮的小舍。小舍门口倚着一高一低两个男孩，都穿着深蓝色大棉衣、黑色牛仔裤，衣裤都泛着油腻腻的青光，脚上都是半湿的棉拖鞋。两个男孩面相白净，但表情呆滞，站在雨里像是没知没觉一样，头发都盖住眼睛了。
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从大屋子走出来——是他们的叔叔。叔叔理着小分头，穿着西服皮鞋；婶娘则在堂屋生了火，摆了几张小凳子，大家围坐下来，烤烤冻僵的手指。叔叔说自己很快就要出去打工了，只有婶娘在家照料小孩的读书和生活。
正说着话，又走过来一个穿绿色棉衣的少女，她剪着整齐的学生头，也是白净的一张脸，脸上挂着蒙昧的笑容。她是小名和小刚的姐姐，叫小春，15岁。婶娘说：“就姐姐有户口，后面两个崽超生的，没有户口……”婶娘说这些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女孩的一脸厌恶，说她懒死，怎么喊她都不会应人，又说：“奶奶下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一分钱……”
我收回正在烤火的手，笑着说：“他们不找你麻烦……你还指望他们出钱葬奶奶哦！”
气氛顿时凝固住了。
文女士看了我一眼，示意退场。我们俩起身走出来，黄老师也尾随着我们，进到旁边的两间小舍看了看。
稍大的那间是小哥俩的睡房，两张旧席梦思上铺着草席，几根绳子横七竖八地牵扯着，上面搭满了衣服和叫不出名的东西，地上洒着扑克牌。
小的那间是厨房，锅碗瓢盆四散着，还有米袋、没有盖子的油瓶，一口生锈的铁锅里盛有类似米饭的东西，黄老师说，那是中午吃剩的，兄弟俩煮的，姐姐不煮饭，但她吃。靠墙的柜子里面有一只盆子，盛着模糊不清的吃食，面上结着白色油脂。黄老师苦笑着说：“这是奶奶下葬时招待客人没吃完的剩菜。真是好奶奶啊，死了还留下吃的喂他们这么久。”
我们和小春单独聊了一下，感觉她和小花有些像，都是一种麻麻木木、无所谓的样子。但小花是单纯温憨的，小春却透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慵懒，她甚至连普通话都懒得说，就说着自己的语言，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
小春说，妈妈有时送些吃的来，她每个月在学校能领到100多块钱的补助。之前没有人提到过学校有补助这回事，文女士就问了一下黄老师，黄老师说：“有些孩子有，有些孩子没有。这一家姐姐有，两个弟弟因为没有户口，没有。之前走访的孩子都没有。”
我们又问，为什么那些孩子没有？黄老师说，按国家的发放标准应该有，但总会有一些其他因素来干扰。
5
那天的午饭，我们是在小美家吃的，一锅清水，煮些青菜、豆腐什么的，很朴实，但气氛温暖。
小美原本也是个弃婴，养父母已经年过七旬。养母胖胖的，爱喝酒，爱笑，养父则有些木讷，但也平和。开饭的时候，小美忙进忙出，拿饭端菜，笑眯眯的。我感觉小美应该是第二批孩子里比较幸福的一个，她当时16岁，念高一，长得瘦长高挑，成绩也不错，听说还画画。
午饭后，我们又接着走访了剩下的两家，其中有一个圆脸女孩小桐，她一岁时，父亲因邻里口角，冲到别人家去杀光了两家人，曾是当年的一个大新闻。之后她母亲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双亡，如今暂住在堂叔家。她剪着齐整的学生头，穿着粉色棉衣，看起来很干净，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一想到她的父亲……我悲哀地发现，就连自己看向她的眼光都不可避免地掺杂了颜色。
走访完毕，已经是下午4点。第一批受资助的小桦，他父亲又来邀我们去家里吃晚饭。他喊了好几次，准备得也很用心，鸡汤，野蘑菇，还有自酿的红葡萄酒，还叫了好几个村里人来当陪客。只是在饭桌上聊天时，文女士问到成绩，小桦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有一答一，而是用“一般”，“作业没做完”，“不行”，“没兴趣”，“不……”这样的短语来回答。他也不肯拿作业出来看一看，甚至不顾父亲在旁边干着急，话没说完就跑掉了。
次日，文女士便回去了。之后，除了有学校补助的小春，其他孩子全部落实好了资助人。
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一趟走访之后，那3个“黑户”的孩子也解决了户口难题，这事说起来，真有点像是命运他老人家一不小心从指缝间漏下来的一份小礼品——
就在那次走访结束之后不久，我在手机上看到当地一家自媒体平台发了一篇“关于贫困儿童”的稿件，正是我们那天走访的几个孩子，连稿子里的一些图片都是我们那天拍的。稿件大意是，在几日前的一个活动上，有一个老师向来此地游玩的外地马帮提到这几个贫困孩子，马帮回去就做了自媒体文章，呼吁公众献爱心。当地这家平台看到了这稿子，就转发了，也是号召大家献爱心。稿子行文写得很是煽情，但是对未成年人的真实信息和照片没有做任何处理，全部都暴露在读者的眼目之下，资助人的信息倒是没有暴露。
第二天，当地另一家自媒体平台也转发了那条图文，里面还多了一封以黄老师口吻写的公开信，仍然是呼吁“献爱心”。
我打电话问黄老师，黄老师承认是自己向马帮传阅了那些照片和故事。那时候，他正潜心于向外界寻求民间资助来改善学校的环境，他的本意是拓展一个资助渠道，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那个样子——公开信也不是他写的，是平台乱编的，但他已经因此受到牵连了：相关部门认为这个事情是负能量，责令他澄清，并让他与平台交涉撤稿。黄老师与平台交涉，但对方却提出“再放两天”，说等到点击率达到“10万+”再撤。
这边火还没扑下去，先转发的那家平台又紧跟进来，也假仿黄老师的口气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么一来，后转发的那家平台就更不肯撤稿了，他们觉得模仿老师写公开信是自己的idea，自己都被抄袭了，凭什么要撤稿？
两家平台杠了起来，这下可害苦了黄老师，最后，相关部门专门找他谈了话，官方一出面，平台才乖乖撤稿。
黄老师跟我说，这场风波之后，很快便有相关部门前往村里看望那些孩子，询问户口事宜。不久，小花和超生的小哥俩的户口就得到了解决，小花还获得了孤儿补助，小春则获得了低保。
6
2016年6月，我从文女士的朋友圈看到，她和公司同事一起来本地团建。当天我就约她共进晚餐，席间，我问她去不去看那些孩子。
“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想起来就烦……”她说。
我很诧异——距离她上一次来到这儿才短短半年，资助QQ 群里的信息也是正常更新着，她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我问文女士原因，她便和我讲了一些小豆家人带给她的不太愉快的事——
过年时，小豆奶奶给文女士打电话，一个劲儿让小豆在电话里喊文女士“妈妈”，之后小豆就真的改叫文女士“妈妈”了。小豆提出，想要认识文女士的女儿，文女士想着可以让女儿与小豆分享一些学习方面的事儿，便给了小豆自己女儿的QQ号，结果却发现小豆只是想与自己的女儿认作姐妹。之后，小豆又打听文女士先生的电话，还说想要改姓文女士家的姓。
再后来，小豆还说，县城有一家私立学校打招生广告，说只要去就读，保证能够考上大学。她觉得好，想去那儿读书，但是学费很贵……
甚至，小豆的叔叔也给文女士打电话，说文女士是大城市的有钱人，是老板，能否给他一些赚钱的机会，或者做生意的门路。
文女士跟我说，这一家人的架势把她给吓住了，小豆一口一个地叫她“妈妈”，也让她有了一种“被强行塞给打折处理品的感觉”。
那时候，资助人都还没有建立起明确而坚定的边界意识，我们甚至就“穷孩子有没有资格向往私立学校”的命题讨论了一番。那晚一起吃饭的除了我和文女士，还有我家先生和文女士的一个同事，我们吃着饭，各抒己见，一会儿觉得，小豆这样的要求肯定是不合适的，原因很简单，你都困难到需要别人资助了，怎么可以去做那样的非分之想？过一会儿又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像没有道理，谁规定穷人就不可以仰望星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结论。
当时文女士内心虽然有些许反感，但对孩子还是充满善意的。她觉得这些事不怪孩子，“肯定是有大人在背后教唆小豆”。她想拒绝小豆的那些行为，又怕伤到小豆，但内心又实在不愿意陷入情感绑架当中去。文女士说：“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要帮助的孩子很多，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太多……”
过了两天，文女士又给我发来她与小豆的QQ聊天记录——在前一天的晚上11点，小豆向她提出，要让她帮自己充话费：“奶奶说了，只要你答应给我充话费，她就给我办手机卡。”
文女士回复了一大段，大意是说，你的年龄还不适合有手机，而且初中学业重，应该好好学习。她在回复里写道：“我只是一个资助者，尽我的力量帮助你，希望你将来有个好前途。我的资助作用是有限的，就算我一直资助，你本人不努力，或者家庭教育缺失，你都难以成人。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希望你的家人明白事理……”
文女士仍然如约资助着小豆，但已经发生的事情引起了她的一些思考。她觉得，自己在操作层面可能存在一些失误，在一开始的时候，她把事情想简单了，爱心泛滥，大包大揽，给了小豆的家人太多希望，以至于他们对她产生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段时间，文女士多次跟我提起孙俪与她的资助对象之间的纠葛，后来又谈到她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资助了6个云南孩子，但除了提供约定资金之外，与那些孩子没有任何关联，因为朋友觉得自己只是想帮助孩子们，金钱关系是最简单的，如果掺杂感情，对双方可能都是负担，也太累了。
“这也是我现在的想法了。”文女士说。
她不再回应小豆叔叔的套近乎，并且明确跟他说，自己只是资助孩子读书，除此之外，不产生其他任何方面的关系。之后，小豆还给文女士发过几次留言，总是在问：如果我要去读贵族学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读卫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读武术学校，你支不支持？
文女士回复说：“不支持。我只想供你读高中，读大学。”
小豆回了一句话：“好，我知道了。”
7
我在2017年春天结束工作，离开了那个小镇。次年9月，我因故路过，想着那群孩子，便抽出一个下午时间，去镇中心小学见了黄老师。他把我带到学校门卫处的一个小房间，从架子上翻出几张纸片递给我。
那是一张用电脑打印的A4纸片，上面有6个问题，分别是：
“这个月我一个人用了多少钱？”
“我最想买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想买？”
“我认为什么是不必要买的，但我买了？”
“我了解的工作有哪些？”
“长大之后我想做什么，原因是？”
“做这个工作要达到什么条件？”
很明显，黄老师在设置这些问题的时候，植入了他内心对于这些孩子的期望，那就是：节俭用钱，好好学习，树立理想，展望未来。
我笑着说：“黄老师，你这可是用心良苦啊。”
他苦笑着答：“然而（这些做法）并没有丝毫用处。这些小孩普遍自卑，品行有点小毛病，成绩不行，让他们拿作业本来看，都不会给的，一个个闷声闷气的，不说话，不愿意和你沟通，生活方面更是一塌糊涂。”
至那时，文女士一行人对孩子们的资助已经快6年了。那几年，黄老师总想着为孩子们搞好成绩，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出路，同时也给资助者多一些宽慰……为此，他除了盯孩子们的课堂学习和思想动态之外，还每个月挨家发放资助款，顺便进行家访。黄老师是期望借此与监护人建立交流通道，希望大人们能在生活中给予孩子更多支持与关爱，但却发现，有相当多的监护人注意力并不在孩子身上，“他们不重视读书，看到我，就像是看到了钱一样……”
在当地，家庭不完整的学生非常多，家中父亲有的喝酒喝死了，有的打架打死了，母亲跑掉的更是数不胜数。每次家访的前一天，黄老师都会提前联系告知，等到他到达村里，那些人家会买来好酒好菜，争相招待他，吃饭的时候就会说，谁谁谁家中也很困难，请他帮忙也“搞个资助名额”。有的监护人还会专门跑到镇上的烧烤店点好菜叫黄老师去吃，或者叫他去歌厅唱歌什么的，旁边人还说，黄老师帮了这么大的忙，应该给他红包什么的……而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通过黄老师多争取一些钱。
有一天，黄老师把几个已经在镇中心小学上高年级的受助孩子叫到一间教室，给他们做理想教育，引导他们努力学习，“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好像在讲故事，他们像是在听故事……”
他只好把理想换算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未来你们希望买上房子和车子，一套房子50万，一辆车子20万，那么就必须有70万；如果未来你的月薪1万或者2万，那么必须从事哪些工作才能获得这个水平的月薪呢——那就得去做律师，做高级管理人才；要做这些职业就必须先上大学，而且还得是好一点的大学；再看看那些大学要考多少分，看看你们现在需要怎么做才能考到那么多分……
讲完之后，他把那6个问答题发了下去，收回来一看，孩子们就像是对待考试一样进行了回答——他们不知道“律师”是什么，也不知道“管理人才”是什么。
就在刚刚结束的暑假，黄老师眼睁睁看着小美历经了梦想的幻灭——小美以美术生身份参加了高考，取得了文化、美术均超过本科线10余分的成绩。填报志愿的时候，资助人跟她说，如果想报本科，很多省外的学校都可以选，但她年迈的养父母希望她不要出本地市域，而她又不愿意降低档次去读大专，结果就被分流到市里一个三本学校。
黄老师到小美家中，仔细问了学费，跟他们一起算了一笔账：每年2万多的学费，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美术生要用到的纸，材料，油，画笔等，一年的费用大约4、5万，4年学下来，就是将近18万。他们家的生产收入，包括杮子，西瓜子，玉米等，都卖不上多少钱，这笔学费对于老人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而且，小美高三最后一学期参加艺考集训就花了2万多元，家里已经因此欠债了。
黄老师转而去问资助人能否加大资助力度？几位资助人当时为小美众筹了第一个学期的费用，对于后续的费用，资助人表示，只能保证每年提供8000元的资助款：“我们是资助她读书，不是供她读书。”
这时，一位扶贫干部给小美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成人高考。扶贫干部还推荐了市里的一家幼儿园，小美最终不得不选择了这条路。
黄老师说：“小美当时就安安静静坐在旁边，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哭。如果你在现场，和他们一家谈论这件事情，算来算去，算到最后得到一个否定的结果，你能想象出小美当时的心情吗？一个资质中等、出身寒微的山村孩子，拼尽全力，终于考上了一个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多大用处的学校，而且她还够不着。她一直想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和家庭状况的梦想幻灭了……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崩溃的。”
8
我又从黄老师那里得知，小豆也在这个暑期结束了初中学习生涯——不出意外，她没有考上高中，只能去了区内一所技校。
初中阶段，小豆的学习成绩一直不行，自身也没有丝毫进取心，每隔一段时间就来问黄老师资助人的钱到了吗——她心心念念着要买一个手机。文女士汇过来的资助款，由小豆奶奶掌控，有一部分会到小豆手上，她就用这些钱买零食、买衣服。
小豆的妈妈出走之后便杳无音讯，就连外婆那边都找不到人，因为这个，小豆经常遭到村里一些人家的嘲讽，骂她是“没人要的孩子”。奶奶也经常把对儿媳的怨恨发泄到孙女身上，小豆就变得越来越敏感、叛逆。黄老师说，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夜里，小豆从3米多高的院墙爬进邻居家中偷东西，奶奶心里明白是小豆干的，可能觉得丢脸，又护短，邻居来问的时候就不承认，和邻居对骂。事后，老太太对着黄老师哭诉，托他在文女士面前多说些好话：“就是把小豆接去她家读书也可以啊，我真的管不了这个孩子了……”
当然，老人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黄老师都没告诉过文女士。
而当年第二批受助名单里的小名和小刚，光是找人管理资助款，就让黄老师头疼不已。钱先是由他们的叔叔管着，结果孩子姑姑说他从没给两个侄子买过任何东西，不服气，让他把钱拿出来。叔叔坚持称钱已经花给侄儿了，然后就出去打工去了，之前的花销明细，不了了之。叔叔走后，姑姑接着管钱，她用一本记账本记着小哥俩去她家小卖店消费的每一笔账：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品名，日期，售价，最后还要孩子签字。
“还画押呢……”黄老师苦笑着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一纸表格上印满了鲜红的手指印。
可等到学期报名时，有800元钱无端不见了，大人们后来才得知，是姐姐小春拿去买手机了，俩弟弟不敢说。
姑姑自此也就不敢管钱了，黄老师只好为他们代管。他与小名约好，每周日下午，小名来自己在村小的宿舍窗口敲两下玻璃，他就给小名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有一次，黄老师因为有事要外出，一次性给了小名1个月的钱，结果刚转个身，就被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拿”走了。
还有一次，村小下午没有课，小名也不去洗澡，也不去参加运动，就来到镇中心小学黄老师家窗外的树下等着，等黄老师出来，就说要100块钱。黄老师担心他乱花，只给了他10块，然后转身去买菜，走出一段路，发现小名一直跟在自己后面。黄老师让他别跟着自己，结果他又去跟踪黄老师的儿子。黄老师有点害怕了，不敢再代管小哥俩的资助金了，就转给小名的班主任管了。
其余的几个孩子——小桐，念完初二便辍学去了湾区打工，据说相关部门还组织了一批人去寻她，找回来读了几天书，就又不见了，还带走了班上的另一个女生；小安和小军也初中毕业了，他们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继续上学，按照山里孩子的人生路径，接下来他们应该就是进厂，或者上工地打工。
对于终止学业的孩子，资助人的资助也随之终止，资助名额则留给新的资助对象。
问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提到那个从文明的荒野逃出来的孤儿少女——小花。
黄老师说，小花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去了广东打工，一段时间之后，在那边跟一个一起打工的男人走了。村里人都说她嫁人了，还生了孩子，具体嫁去哪儿、嫁的什么人，又没有人说得清楚。
“她现在应该在哺乳期吧？她满16岁了，现在的生活应该比以前好……”黄老师说。
我翻出署着小花名字的那张黄老师自制的问卷，在“长大了之后我想做什么”这个问题下，写着一句话：“我长大了想当警察，因为可以保护人民安全，保卫祖国。”
那是我第三次见到黄老师。他那时已经显得有些沧桑，人也很消瘦——自2014年起，他一直饱受胃病折磨，之后又得了双手接触性过敏，怎么看都看不好。医生告诉他，这可能是过于过度焦虑导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跟那群孩子产生了过多的共情，不知不觉中坠入到那黑洞一样的命运泥沼了。
参与资助的前3年，黄老师每个月至少对孩子们家访1次，年底会写总结供资助人了解详情。受资助行为的启发，他还积极地通过网络向外界寻求资助，2015年，他在网络上联系到澳门一家公益企业，为村小争取到价值5万元的桌椅板凳，又争取到20万元维修基金，学校用这笔钱修了篮球场和新的厕所。
那时候，他干劲满满，信心十足。他觉得自己可以带好孩子们，他的目标是与家庭和资助人一起，把孩子们送上县城的重点高中，送进大学。
“但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带不动他们了。那些孩子小一些的时候我还能叫动他们写作业，叫他们做点事情（他们）也乐意。等到他们读到五六年级时，（我）就叫不动了，问他们什么也不会跟我说实话。有一些孩子的情况甚至越来越糟糕。”他不无沮丧地说。
孩子“带不动”，监护人的关注点严重偏移，让黄老师常常陷入悲悯、绝望、愤怒、无奈、沮丧等情绪之中。他老是担心资助人会因此放弃孩子们，为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身体出问题之后，黄老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他觉得自己之前可能是太天真了。为了自救，他将每月家访的频率调整为半年一次，年底的总结也不那么较真了，资助人QQ群里的反馈信息也随之减少。
黄老师那天告诉我，他准备做一个大型报告，一是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同时也是想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一项工作业绩。他在村小从教多年，而家住在镇上的中心小学，每天早出晚归的，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也一天一天长大了，他希望能调回到镇上工作，可以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9
小豆上技校的消息，文女士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她仍然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给小豆寄生活费，仍时不时给小豆发信息，询问小豆的学习生活情况，但小豆从不回复。直到小豆上了技校1年之后，她才从黄老师的口中得知真实情况。
文女士跟我说：“我原本希望小豆能按部就班地读书，考上高中，哪怕读个大专，学个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也不错。后来她没有考上高中，读了技校，我也挺开心的。”
2019年底，黄老师告诉文女士，他听说小豆已经不上学了，去了哪儿他也不知道。文女士打小豆奶奶的电话，没有人接。
小豆就这样失联了。
这个孩子的再次现身，是一条发给文女士的借钱信息，她说要紧急借200元钱，理由是奶奶生病了，她要回去看看，但工资还没有发，没有路费——那已经是2021年6月，距离她的失踪，已经过去了1年多。
文女士问小豆离开学校之后的经历。小豆说，在技校念书时，有个男生说带她出去玩，结果是带她去开了房，她被强奸了，3个月之后才知道自己怀孕。因为害怕，她没有告诉家里人，直到孩子6个月时家里人才知道，但家里人说不想管她了。孩子出生之后，被家人抱去卖掉了，卖得的钱给奶奶治病了。她报了警，但那个男生跑了，同学也都知道了，她只好辍学了。
隔了5天，小豆又来找文女士借钱，说是奶奶没事了，她要回去上班，但没有路费。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小豆还请她的“同事”发来邻省一个小工厂的地址，转给了文女士。文女士问她，打工为什么不在离家近的地方，要跑到外地去？小豆就又用一段悲惨的“续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背井离乡：孩子被卖掉之后，家人把她送给一户人家“收养”，那户人家给了她家里3万元，相当于彩礼。她在那户人家中生活了1年，那家人就安排她跟家里30岁的儿子结婚，她不愿意，就跑出去打工了。
为了确认小豆所言虚实，文女士仔细核对了小豆失踪的时间线——确实有将近1年的时间，小豆处于失踪状态，与她自己所说的时间也吻合。文女士推测，那应该就是小豆怀孕生产的时间。
至于小豆的家人为何卖掉孩子、又把她嫁人？文女士耐心地给我分析着：小豆之前读技校，1年也要1万多的费用，她奶奶那么困难，自己又有病，但还是供她上了技校，这说明家人对她还是有期望的，也在尽力尽到抚育义务；后来把她嫁人，估计一是失望，二是考虑到更现实的问题——以她当时的年龄和心智，如果放任她出去瞎混，万一被人骗出去干坏事，或者被坏人卖掉……相对来说，还是在眼前找个人家更靠谱吧。
文女士又与黄老师进一步核实，结果发现，小豆竟然有2个微信号——她在找文女士借钱的同时，另一个号也在找黄老师借钱。文女士进而联想到，小豆上初中之后，就从来不回复自己的关心，而这个孩子的留言，则每次都是要钱，而且，监护人的电话也打不通。这两次每次借钱给小豆之前，文女士要求和她视频通话，可小豆总是说信号不好，从来不接……文女士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女孩身上的付出不值得。
文女士后来跟我说：“真正的放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我知道这事后，曾去找黄老师求证，本来是想把事情的细节问得更详实一些，不想，黄老师却给了我一个180度大反转——他说，小豆口中的强奸、早孕、卖子、逼婚，全都是她编的。
黄老师给我看了他与小豆的聊天记录，有好几条小豆借钱的信息，100元，200元，微信红包把手机屏幕点缀得很是热闹。小豆在用2个微信号分别找文女士和黄老师借钱期间，有一天又来跟黄老师借100元钱，说自己正在医院看奶奶。黄老师让她发来地址，说马上开车过去看她们。但小豆却说这是家事，拒绝了黄老师的要求。
黄老师有一天终于打通了小豆奶奶的电话，老人说，小豆说的那些事儿她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小豆在外面在干什么。
“她奶奶都不清楚的事情，怎么可能是真的？”
10
2022年8月，文女士第三次来到了小镇，我也专程从200公里之外赶过去陪同前往。这次，她没有去村庄挨家走访孩子，而是由黄老师把还在受资助的孩子召集到镇中心小学来见面。
正是暑期，又是疫情管控期间，校园里静悄悄的。二楼的一间教室里，零零散散坐着十来个孩子。在我看来，那是一场缺乏温度的会面。文女士进去的时候，除了坐在前排的丫丫和另一个我已经叫不出名的女孩跟她打了招呼，其他孩子都没有任何表情，已经上了技校的小名趴在桌面上，连头都没有抬过。文女士站在讲台上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表达了一些期望，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交代其中3个孩子写一封感谢信给她带回去，会面就结束了。
孩子们三三两两离去。丫丫一直留到最后，她与文女士并排坐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这个暑期，是丫丫的收获季，也是资助人们倍感欣慰的时节——丫丫拿到了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考取了浙江一所二本院校。
从四年级开始，到考入大学，这个女孩一直是个安静的存在：接受资助，努力学习，主动给资助人分享学业状况以及她对未来的想法、规划。她在念高二那年，曾尝试通过体育特招上大学，但成绩不是很拔尖。她当时跟文女士倾诉自己的迷茫与担心，文女士安慰她要有信心，就算真的考不上也可以复读，资助人会帮助她。之后，她整装上路，终于得偿所愿。
丫丫的叔父也跟她一样，这些年一直安安静静的，文女士甚至都忘了丫丫的监护人是谁。
文女士跟我说起小美——那个女孩不知何故把自己拉黑了，也把她的资助人拉黑了。
黄老师说，他也被小美拉黑了。他曾经给小美发短信，让这孩子回电话，但一个电话也没打回来。黄老师还为此给小美的养父打过电话，那位高龄老人失落地说，“小美不听话”，去了那所幼儿园工作后，没多久就恋爱、嫁人，生了孩子，平时也不怎么联系年迈的养父母。
文女士觉得小美应该是带着对她养父母的怨意，还有对资助人的失望，也许还有一些愧疚而消失的。
黄老师说：“我能理解她飞快地谈恋爱、结婚生子。我想，一个经历过梦想幻灭的女孩独自流落到社会上，一点点的关心都能让她热泪盈眶、奋不顾身吧。”
这一天，又有2个希望得到资助的女孩前来接受考察。
一个女孩刚刚考上大学，她专程从1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小镇赶过来。文女士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对她能从县城高中考上一本院校表示了赞赏。文女士说：“我们其实是不太倾向于资助大学生的，因为大学生在法律上已经成年，而且可以勤工俭学，国家也配套有助学贷款政策。但我还是会把你的资料带回去，最终能否获得资助，要看具体资助人的意思。”
另一个女孩刚刚初中毕业，由她独臂的父亲骑着摩托车载过来的。那位父亲很健谈，他的女儿刚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重点高中，这令他意气风发的。他希望得到一个资助名额，他对女儿的未来满怀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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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的一天，黄老师发来信息说，小桦走了，他跟村里人去广东打工，在那儿干了2个月，便在出租屋里煤气中毒了。他父亲接到电话去广东，一下子就收拾完了，也没有什么赔偿。
小桦是第一批受到资助的5个孩子中的1个，文女士从2013年7月开始资助他，一直到他初中毕业离开学校。文女士对小桦都没有什么印象，她找来一些照片，在黄老师的帮助下才对上号。
我也已经记不起小桦的样子，翻看了当年的走访日记后，才找回一丁点关于他的印记。一个少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他的人间之旅，这让我好几天缓不过神来。
我觉得，是时候把这群少年的10年“改命”历程写出来了。
10年，那些在人间闪现过的爱意，泪水，承诺，希冀，迷茫，苦痛，梦想，幻灭，消殒，算计……我要把它们打捞出来，让它们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去。是它们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这世界有阳光、鲜花和欢笑，还有着无比阴晦的角落。如果这个角落能带给有心人一些思考，我想，对于这场“改命”实验中的每一个人来说，也许会是一份安慰。
为此，我多次请文女士和黄老师陪我长聊。遗憾的是，我最终也没能倾听到来自那些孩子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声音——这也许是命运对于他们的又一份不公吧。
文女士谈到人心，谈到命运，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以及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她说，不必觉得她有多么高尚，她不过是有一点闲钱小钱帮助孩子们，能帮到最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通过外来力量变得好一些，那就是他要承受的”。她准备把目前这一批孩子全部“送上岸”之后，就让这件事情圆满结束，“今后再做的话，就只挑初三的尖子生来资助”。
10月下旬，我又去见了黄老师一面。他如今已经步入中年，成了一个高中生的父亲了。他在2020年如愿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工作，不过，这并不是那份“大型报告”的功劳（事实上他并没有写出这份报告），而是因为他在村小任校长时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他又通过努力取得了必要的职称。
他已经不再从事一线教育，而是负责全镇6所村小、2所幼儿园以及镇中心小学的后勤管理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下午5时许，学生放学时分，校园里人头攒动，他忙前忙后，不时有人来问他工作方面的事。
现在，黄老师已经不再挨家上门发放资助款了，都是通过微信直接转给孩子的监护人。周末时，他去钓鱼，组织露营，给大龄同事组织一些相亲活动。他笑着跟我说自己当下的生活，突然又低声说：“表面上说是不管了，但心里面时不时还是会想起他们……”
学生全部离校之后，校园显得静谧而安然，黄老师一天的工作也结束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到一家特色餐馆吃晚饭，他和我聊了很多过往的事情。
10年，前前后后，或长或短，一共有17个孩子接受过资助。那些曾经找黄老师领过钱或者借过钱的孩子，大多都选择拉黑了他作为这段关系的结束。黄老师曾经想尽办法去追问孩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破碎的消息，或者没有消息。每一个孩子的出走，就像是一块石头被扔回到村庄背靠的山谷深处，在发出一两声若有若无的回响之后，就不知所踪。
黄老师说：“一开始我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也没有心理准备，突然进入到一个悲催的群体，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后来，我没有办法提高他们的成绩，没有办法改变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钱，更无法找到他们心理上所需要的亲情和安全感。现在我明白了，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和人生。”
而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在写这份记录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紧握手中的笔，尤其是在写到小豆那些令人不适的张牙舞爪，写到那些孩子以与年龄严重不符的姿态在人世间求生时，就感觉笔尖如履薄冰。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偏移了观察者的立场，致使我的文字掺入了评判他们的成分。我时刻记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的那句话：“每当你想要对别人品头论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并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拥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
我想，这里所说的“优越条件”，就是命运底色吧。
资助行动还在继续，命运的齿轮还在运转，但这份记录到这儿就该告一段落了。最后，我选择由那个光一样的女孩来收尾。当我们回望这10年，她那安静的存在，就像是支小小的火炬，刺破了漫漫长夜。
用文女士的话来说，丫丫是第一批受资助的5个孩子当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虽然后面陆陆续续有孩子从初中加入，或者高中加入，也有高三加入然后考上大学的，但他们都没有丫丫考上大学所昭示的意义之深远——这个女孩是从小学开始一路过来，有头有尾，中间也算顺顺利利，这让文女士觉得资助行为有了特别的价值。资助人们也觉得，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举动，能够被珍惜，被把握住，他们也算为社会做出了一丁点贡献。
文女士和黄老师曾经探讨过丫丫未来的出路。按黄老师的说法，在当地，只要有个中专师范毕业学历，便可以回去当老师。像丫丫这种本科生，毕业之后，回到县城当一名体育老师，有一个稳定饭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相信，就算丫丫不想当老师，以她的人格魅力，学识，眼界，未来她哪怕是做一个直播带货的网红博主，为家乡卖柿饼、卖农产品都可以。文女士相信，丫丫一定能够跟上时代潮流，而不会像那些没走出过大山的文盲，只能做洗碗工，或者早早嫁人，早早生子，下一代再继续命运的轮回。
丫丫在上大学前夕写了一封信给资助人。在信中，她写道：“或许在别人眼中，您给我的只是金钱，但在我的眼中，您给我的更多的是前进的动力、未来的希望，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美好。未来我也要加入你们的行列当中，为和我同样出身的学子们传递爱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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