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年轻人，为啥热衷去干体力活
高学历年轻人厌倦了办公室脑力工作，扎堆去干体力活，已经演化成一类群体现象。年轻的脑力劳动者希望逃入体力劳动的圈层，来消除职场带来的疲倦和麻木。
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发现，身体上的苦役，难以从根处消除当代职场携带出来的焦虑。
换上蓝色的工作服，王言冰就成为了北京一家自助生鲜超市购物区出口处一名不起眼的收银员。如今在这家商场当收银员，大多数时候无需埋头扫码与敲击价格键盘。超市配备了自助结账机，收银员只需要站在结账机附近，监督顾客自助结账并适时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帮助。
这是王言冰2022年从大厂裸辞后找的新工作。更早的时候，王言冰每天要准时到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办公室报到。乘电梯抵达高楼层办公室，而后把双腿蜷缩在一方办公桌下，双手来回敲击键盘，如此度过一天。
那份工作不消耗太多体力，更多的时候只操劳脑子。担心完不成kpi，怕业务上出错被上司责骂，与同事扯皮，她会埋头于各式表格和报告中，怀疑这些措辞苍白的文档有什么意义。
精神内耗膨胀到无法忍受时，她决定脱逃，躲进一份轻体力活里。于是成了收银员。每天两班倒，上班时定时擦桌台，挂塑料袋、换打印纸都是她的职责。每逢超市会员日，随着客流量变得密集，她也更忙一些，从早上9点一直在收银区站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两个小时吃饭的时间。
这份工作消耗体力，好处是她不需要和太多人打交道，工作内容简单、明了，每一笔账都有准确的数字。
体力活让她脑袋彻底放空，内心涌动愉悦。每天工作结束，她感受到一些确定的成就感。以至于她感觉睡眠质量提升，皮肤也变得比此前透亮。
越来越多年轻白领正在逃离格子间，扎堆去干体力活，希望通过搓磨身体，来感受到一些生活的实感。
英文名为Funny的这位年轻人，毕业于国内一所211大学。辞去一份在无锡一栋写字楼里上班的文员工作后，她开始兼职干不同的体力活。2023年3月，她开始在一家洗车店兼职洗车，每天平均能赚480元，比此前在办公室上班的日薪还高。
流连于体力劳动中，她不用思索太多，只想着把车擦干净，一天下来她累得腰酸背痛，相信休息一晚就能恢复活蹦乱跳。她认为这种身体上的疲倦，比办公室工作的累更好消解，办公室里的累，是一点点淤积在心里的，无法散发。
2022年11月，豆瓣出现一个名为“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小组。数月间就登记了超过3万名组员。浏览这些帖子，会发现发言成员不乏985、211的高校毕业生，他们从大厂、广告公司、金融公司等单位离职，通过从事快递分拣员、保洁员、餐馆服务员、前台、客服等体力劳动岗位，带着重建生活秩序的愿望。
在福建，一位自称昵称为“薯条”的年轻人辞去广告公司高强度的工作，进入一家社区咖啡店上班。她主要做一些基础的调配和配餐工作，烤烤面包，往咖啡液里倒牛奶，工作节奏突然变得缓慢。咖啡店外有一棵大榕树，午休时刻她会和同事们在树荫下的木桌子吃午餐，有金枪鱼沙拉和三明治，吃完饭还能安心睡一会。
工作和休息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感，她再也不会接到工作群里老板狂轰滥炸的消息，曾霸占她整个脑袋的策划案也彻底消散。
这似乎是很多办公室人梦想中的生活。但要知道，她的计划是不久后将会出国深造，在咖啡店工作只是临时的消遣。
扎堆体验体力劳动的年轻人中，许多人并未真正做好让身体承受苦役的准备。大多数体力劳动，都需要从业者有合格的身体素质，考验从业者对重复刻板的劳作的忍耐力。
2023年1月，一位四川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分享了在快递站做分拣员的一天。他早上五点起床，七点到岗上班，下午七点下班，工作了12个小时。那期间，他一直站着，把快递包裹逐个翻出贴了面单的一面，确保它们朝上摆放。面对堆积如山的包裹，他就这么一个动作，重复一整天。轻点的快递还好，遇到超过三十斤的快递，他翻起来就十分费力。
结束一天的工作，他变得灰头土脸，宣称腰快断了，用于保护手的劳保手套也严重磨损，手指头已经疲倦得无法伸直。下班时结算工资，他双手止不住颤抖，接过了149.5元的薪资。去之前，他想着以此为长期兼职，不曾想第一天就体力不支。
败下阵来之后，他逃回奋斗十多年才考上的象牙塔庇护所。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干体力活可以，但要远离快递站，那里净是一些真正的体力活。
在扎根去做体力活的热议话题中，许多发言者把工作和升学间隙做几天体力活，塑造成不畏职业向下的选择，宣称这种尝试可以让人与生活亲密接触。实际上这具有欺骗性，忽略了所谓的“体力活”背后，身体的高强度付出。
2023年年初，康妮从一家房产公司离职，自降月薪一万多元成为一名服装门店导购员。每天的工作由数个重复的动作组成。康妮上班一天，要叠数百条裤子，在两百多平的空间奔波一万多步。现在她每天要用一套标准话术帮助顾客挑选货物，把同样的话重复上百遍。
体力工作没办法治愈康妮的精神内耗。在这份工作里，所有的动作都是僵化刻板的，正如在之前的工作中她一份周报要写4个不同的版本，分别交给乙方公司、本公司、项目内部和个人总结，两者都拥有无意义重复的搓磨感。
本质是一种刻奇
扎堆体验体力活，正在演变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刻奇。它无意中演变成一股潮流，许多人的表达和行动，都显示出追随潮流的迹象。
2023年2月，一条《我毕业5年存款5000，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走红。视频里其中一个女孩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编剧，这条路异常坎坷，为了养活自己，她干过火锅店的保洁员。中传硕士和火锅店保洁员，两个极具反差的标签粘在一起引发了极大关注。
一位媒体从业者在自己社交账号上称，他上班时最大的痛苦是和采访对象、同事、编辑打交道。媒体行业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为了赶稿，有时他甚至边哭边写。压力很大，裸辞后他制定一系列体验不同生活的计划，听说很多人在江西景德镇通过做手工艺找到自我，今年2月他买票奔赴而去。
在景德镇他尝试做陶艺，陶瓷很脆弱，拉坯、修坯，一不小心就碎了，然后扔进垃圾桶再重新做。一个姿势他要维持一整天，上釉时带着金属的釉料四散，比伏案写稿伤害大得多。时值冬天，几天下来他手上冻出四个冻疮，全身无处不酸痛。“干活的时间比上班的时间还长，好想回去打工，打工比捏泥巴容易多了。”他说。
带着美好幻想进入一个此前不甚了解的领域，直到真正进入梦寐以求的体力劳动，许多人才窥见其中劳苦和不友好的一面。
为了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有人隐瞒学历。李亮从办公室辞职后，到一家工厂成为一名计件工。他的同事中，许多人初中毕业就从事这份工作，速度比他快很多。由于工作效率低，李亮整天被同事们挤兑、孤立，收入也低，一个月凭本事只赚了3000元。受不了同事的挤兑，他辞去计件工的活儿，去便利店打工。在便利店店长眼中他上货速度过慢，为此没少批评李亮。
在体力劳动行业，李亮自尊心接连受到打击，他决定辞职，回到办公室工作。显然写字楼是他的阵地，回到办公室一段时间，他不怎么费力就拿到了奖金。
办公室年轻人干体力活之所以感觉快乐和自由，是因为他们一旦承受不了，还有返回办公室的退路。一旦真正决心自绝后路，成为一名完全的体力劳动者，一切就开始变得可疑起来。
正如一位媒体人在某音频节目中讨论体力活话题时说：“年轻人觉得有机会搬东西会很开心，可以当作锻炼身体，但如果单纯是为了生计劳动呢？”
真正的体力劳动向来是残酷的。它不是短视频博主在田野里种花摘菜，享受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不是综艺节目里明星们在田埂上追逐打闹，供人观看消遣。为了养家糊口，体力劳动者承受风吹日晒，手掌磨出血泡，榨干身体里的一滴滴汗水。
拂去一些人追逐体力活的浮华表象，还是能寻见真正专心在干体力活的年轻人。他们的事迹见诸报端和网络。
清华博士生莫名墉拍摄了自己送外卖的经历，成为热门新闻人物。视频中，他穿着外卖服，用流利的英文说着自我勉励的话。成为外卖员前，他是一名教培机构的英文老师。因为教培改革，2021年他创业失败，欠下百万债务，他的英语课一度降到五十块一节都没人报名。为了挣钱还债，他注册了外卖骑手，同时也在干其他兼职。借助这些体力劳动，他正试图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2022年，新闻报道了一名985名校大学生毕业后送外卖，做了整整三年，攒钱四十多万元。他用这些钱买了一辆车，还宣称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时间是检验真心的试金石。在一个岗位上长期坚守，并且解决了自身的真问题，这样是值得被称赞的。二十年前，陆步轩从北大毕业后就选择去卖猪肉，被人嘲讽多年，可他卖猪肉一卖就是二十年，已成亿万富翁。
对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言，一些干体力活的办公室人是闯入者，他们让这些人无干体力活可干。
这两年沿海地区工厂频繁出现用工荒现象，很多低学历的90后、00后不愿进厂当流水线工人，担心过着日复一日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因而选择进城干快递、外卖、网约车以及一些服务性工作。这已经形成一大趋势。因为离城市生活更近，不是与机器而是和人打交道，还相对自由，会让他们觉得更有尊严。
一位2002年出生的女孩，初中学历，在浙江绍兴的一家汽车配件厂打工。她每天要站着把一堆油乎乎的螺丝擦干净，一箱螺丝五六十斤，需要她自己搬。上班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工资一个月只有1800元。干到第四个月，去年五月她离了职，并奉劝大家不要进工厂，要多学习提升自己。她准备投靠在杭州工作的表姐，找一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英语。
一个超市的收银员岗位，对办公室白领来说可能只是受够了办公室工作，出来体验一下生活，以排解淤积在胸中的烦闷。对低学历的人来说却是在城市立足之根本。一个群体看似自由的选择，实际上正在挤占原有的体力劳动者本就不易的生存空间。应当把一些有限的工作岗位，让渡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出路在哪
去年春天，从深圳某大厂离职的张斐，为了和男友结束异地恋，到北京工作。在新工作前的空档期，她决定先到星巴克摇咖啡。高强度的体力活险些把她击垮。她每天要连续站8个小时，每小时顶多能休息十分钟，上厕所都要申请，手机更是不能碰。
体验过体力劳动之后，张斐发现了端倪。之所以体力劳动从业者往往期望后代通过升学，摆脱体力劳动的命运，是因为简单而重复的体力劳动不仅搓磨身体。关键是，许多真正的体力劳动者，社会上升通道是完全闭塞的。在咖啡店，基层店员最多只能做到店长，无法转至内勤进入管理层。
如果成为一名真正的体力劳动者，自我成长几乎为零。在大厂她能主动吸收很多业内信息，对她的职业发展有所助益。现在没有这样的机会，她时常沉浸到“星巴克店员”的角色中，担心要在这里刷一辈子盘子，巨大的焦虑和无意义感吞噬了她。
图 | 张斐清洗冰箱过滤网
看破这层之后，张斐承认了自己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体力劳动者的事实。上班的第十四天，张斐辞了职，又开始找大厂的工作。因为担心这段体力活工作会“脏了简历”，面试时她总会刻意隐去这段经历。
无论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职业向上选择还是向下选择，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自由。
高学历年轻人扎堆去做体力活，虽然无法解决精神内耗，却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几年前年轻人标榜躺平，今天宣称要干体力活，他们宁肯把身体从躺着的180度直立到90度，也不肯坐在办公室格子间里敲键盘。本质上是与高强度脑力工作的职场内卷诀别。
年轻人急于摆脱脑力劳动带来的匮乏感和搓磨感，这正在成为一种群体情绪。
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索恩-雷特尔出版过一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社会综合理论》的著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在研究中提出一个新认识：“由于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脑力劳动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和分立起来，并且，脑和手指尖的分离与社会的阶级分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脑力劳动以往被视为创造性劳动，从事脑力劳动除了带来更高收入，也能生产更多价值感滋养从业者。然而，当年轻人扎堆逃离脑力劳动，上述结论就值得重新审视。
互联网上流传的一则大厂段子，描述了当下年轻人进入大厂从事脑力劳动的荒谬感：如果你是一名精通八大菜系的厨师学校毕业生，去大厂，相当于进入“厨师事业群”——“中餐中台”——“鲁菜部”——“九转大肠组”，具体工作都不是做大肠，而是洗大肠。
一个尚未被足够重视的变化是，如今许多脑力劳动，正因社会分工的极度细化，蜕变成费脑子的机械劳动。脑力劳动，变成和卓别林出演的《摩登时代》中拧螺丝的工作一样，机械、重复、价值感匮乏。
2020年，人类学家项飙接受采访时说：“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不断地自己动员自己。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所以非常耗能。”他还说，这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哪怕考公、考研、考博、出国留学，最后还是会要回到竞争机制中，甚至导致竞争愈加白热化。
干体力活，是内卷时代年轻人继躺平之后的第二次选择退出。至少不再躺着了，这一点值得肯定。但它无法真正解决年轻人的无力感。职场脑力工作的尽头不该也不唯一是体力活。一个良性健康发展的社会，应当追求为年轻人提供更广阔的上升通道和多更元化的职业选择类型。
*文中素材来源网络，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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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中村的孩子上台说话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孩子的声音很少被认真聆听
莉莉是个生活在深圳城中村的普通女孩，今年13岁，鹅蛋脸，单眼皮，性格很活泼。她的口头禅是，“我要黑化了”，这可以指代一切让她烦躁郁闷的事情。学不好物理，她说我要黑化了。洗头弄丢一只蝴蝶耳钉，她叹气，也要“黑化”了。想到新学期分班，要是分到一个会凶人的班主任，她嘴角苦闷地往下弯，“我真的会黑化。”
整个暑假里，唯一让她不“黑化”的可能只有一出戏剧。
她在舞台上熟练地走位，对着陌生观众一脸平静地讲述自己的童年，只有不自觉放低的音量暴露了她的一丝紧张，“小时候，我和哥哥生活在奶奶家。过年的时候，奶奶给哥哥买衣服，不给我买。有一次，我1+1不会算，奶奶给我丢院子里面了。”
她坐下，抬头看剧场的天花板，回忆那时被丢在院子里，她就是这样干脆躺下看天空，欣赏云朵，“这个像棉花糖。这个又像小狗。”
后来，奶奶嫌照顾她麻烦，她又被送到外婆家。大约在7岁时，莉莉被妈妈从河南老家接到深圳。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她见到比她先来到深圳的哥哥。“看到我哥的第一眼，我就在想，他怎么吃得那么胖，肯定是被惯坏了，这里伙食肯定特别好。”
上到五六年级，她第一次仔细看了看家里的那面奖状墙，上面全是哥哥的奖状。只有最后一张是她的，贴在角落，是公益机构帮她补习英语时，发给她的。而哥哥的奖状，全是学校正经颁发的“优秀班干部奖”、“优秀少先队员”，“反正全是优秀。”
“当时我就在想，我学习真的学不好吗？我是那么差劲吗？”她面向观众席，神色有些落寞。
莉莉出演的戏剧叫《地下花果山》，大约有13名居住或曾经居住在深圳的流动儿童参与演出，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有因为“流动”导致的生活变化。
●《地下花果山》剧照
舞台上的灯光灭了又亮起，演出在继续。有孩子上来讲述因为父母积分不够，自己在小学六年级回了老家，同学们给他办了热闹的欢送会。有人提到就读的城中村学校，老师常常用侮辱性的词汇骂人，似乎早早就放弃了他们。有人说起父母的工作，从甘肃、四川、河南等地到深圳，又四散到流水线、工地、餐厅，工作时间长达十来个小时，枯燥、机械、无聊。
他们都生活在深圳龙岗牛始埔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社区，2015的数据显示，12万社区人口里，本地原住民只有1800人，大多数的外来租户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打工群体。
在官方定义里，他们是流动儿童，是跟在进城打工父母身边的随迁子女。他们常常出现在数据里——2020年，全国0到17岁的流动儿童有7109万人，占儿童总数的比例是23.9%，大约每4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
同样生活在牛始埔社区的丁当想破除其中的一些刻板印象，“公众总觉得流动儿童很苦，很惨，他们当然也有升学的焦虑、困境，但日常生活里他们其实也很开心，对人有足够的真诚和热情。”丁当今年35岁，16岁从甘肃天水到深圳打工，后来转做公益，创立一家名为“绿色蔷薇”的草根公益机构。从2018年开始，机构开办儿童戏剧工作坊，每年暑假至少有一场公开演出。
丁当和孩子们长期相处，她想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他们不是数据。”
而戏剧是其中一种展现形式，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舞台上拥有说话的权力，“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其实不太有人愿意认真听孩子讲话的，孩子的声音很少被认真聆听。”但在舞台上，丁当说，“起码那一刻，台下的人是要听你讲话，孩子是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对待。”
在流动中过着留守的生活
莉莉从来没跟家人讲过舞台上那些话，她不知道怎么开口，觉得说了也没用。连关系亲密的哥哥最初也是在排练时才知道她的想法，这个细节也被呈现在戏剧中——她说完台词，场边一个男孩站起来，“她是我的妹妹，我不知道她的感受是这样的。”
莉莉一直清楚，哥哥在家里更受宠。她说在家里，妈妈总是骂她，嫌她睡懒觉。妈妈似乎更愿意和哥哥说话，会跟哥哥倾诉工作遇到的刁难顾客，会询问哥哥学校的情况。可对着她，母女俩好像什么话也说不上了。
为了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莉莉有时会到一些小工厂里打暑期工，她负责撕掉小饰品的保护膜，再一个个装进礼品盒里。因为不满法定年龄，每次有人检查，她都得躲进工厂一个大箱子里，箱子盖上就闷得不行，有次实在受不了，她偷偷跑进卫生间。
暑假结束前的一天，她待在机构小小的读书室里刷拼多多，消磨时间。她不太乐意回家。某种意义上，“绿色蔷薇”像是这个城中村里的少年宫。活动室每周三到周日开放，每天到了开门时间，门口会挤满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一待就是一整天，很多时候也并不为参加什么活动，只是和莉莉一样不愿意回家。
●孩子们参加戏剧排练的活动室 李晓芳摄
因为工作忙，妈妈没有机会到台下看她和哥哥的演出。莉莉觉得这样也好，如果妈妈在观众席里，她说，那她会删掉有关家庭的所有台词。
今年是孩子们第一次在舞台上讲述自己的家庭。15岁的宋林站在舞台中央，“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在奶奶家，二姐在外公家，我和她们平时联系的时间很少，只有过年的时候，和她们暑假来深圳才能见到。”宋林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接到深圳，直到2020年小学毕业，因为父母在深圳没有社保，没有积分，他没办法上公立中学，才被送回四川老家上学。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状。丁当观察到，父母外出打工，而资源又有限的情况下，仅有的资源大多数时候会优先倾斜到男孩身上。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在2022年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分析得出，在5岁学龄以前，流动儿童的性别比接近全国儿童的性别比。但进入小学年龄阶段，跨省迁移流动儿童的性别比，要比全国同龄儿童性别比高5-8个百分点，报告指出，“流动人口家庭还是更倾向于把男孩带在身边。”
宋林顿了顿，接着说，“现在，家里的关系很紧张。大姐几乎不给我妈打电话。”一家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团聚，“但总吵架。”
女孩小朱的家庭则是另一种情况。她家里有5个孩子，如今都在深圳。她在舞台上重演自己每天放学后的日常，她跑到舞台一边，“我回来啦，二姐你在干嘛？”没人回应。她跑到另一边，“三姐，你在干嘛？”还是没有人回应。小朱说，“我后来就不说了。”
小朱的家庭其实没有什么大矛盾，但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却又有点淡漠。在家里，每个人各干各的事，很少主动打招呼，连吃饭也是端着饭碗回自己房间吃。这背后还是因为资源有限，小朱的父母早期到深圳打工，没法将所有孩子带在身边，只能把已经有自理能力的大姐送回老家读初中。父母忙于工作，姐妹之间也少了交流，多了隔阂与疏离。
机构的一位志愿者在听完十几个孩子的讲述后，曾经总结，“Ta们在流动中过着留守的生活。”孩子们只是完成了“被接过来”这一动作，“有的同父母随迁而来，同在一个“家”中却并未得到关心陪伴，有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却得不到好的资源。”
但了解这些父母的处境后，很难将所有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比如莉莉妈妈，有高中学历，过去在河南老家当一位代课老师，每月的工资少得可怜。因此莉莉出生不久后，她就到了深圳打工，在城中村周边许多餐厅都当过服务员，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或以上。
莉莉的爸爸长年在外打工，一个月甚至更久才回家一趟，家里全由妈妈照料。除了每天上班，忍受客人的各种投诉，照顾孩子，每隔几个月，爷爷奶奶会住到家里，莉莉妈妈还要照顾老人。休息时间难得，她只能尽量陪伴孩子，带莉莉出去买衣服、吃饭、过生日。
“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家庭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持网络”，但在丁当看来，流动家庭其实是一个脆弱的单元。“对于这个社区的很多孩子来说，父母工作大多很辛苦，他们不一定能兼顾每一个孩子。那孩子就会埋怨父母，你生了我又不管我。家庭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疏远紧张。但这背后是有其他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他们必须出来打工？为什么工作时间得不到保障，没有空闲照顾孩子？”
●城中村的街道，对面是高档住宅区。李晓芳 摄
十万个问号
在莉莉的想象中，一份理想的工作应该是这样的：“每天工作7个小时，每个月的工资有7000。”
而她的妈妈，“每天工作10个小时，如果被客人投诉，就会被扣掉半个月工资。”她在餐厅里观察到，妈妈的手边总有一根“签签”，上面串满了点菜单、小票，妈妈既要负责点菜，人手不够时，还要到后厨帮忙。她觉得妈妈似乎一直在站着，永远没法坐下来休息。
最早在2018年，戏剧工作坊让孩子们分享自己对父母工作的看法，“有无数报告、田野调查写外卖员、环卫工、女工，但没有人听过孩子是怎么看父母的工作的。”工作坊让孩子拿一件最能代表父母工作的物品，有孩子带了扫把，这是妈妈做清洁工的谋生工具；有孩子带了手套，因为爸爸在工地干活，可以保护手指。
宋林带来了妈妈做的玩具。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城中村里的许多妈妈没办法到正规工厂上班，只能接些零活，带回家里做。宋林的妈妈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排练时示范妈妈工作的程序，给布娃娃的脚塞棉花，填充的棉花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否则会被判定不合格。每塞一只挣4分钱，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她就是坐在那里，一直塞一直塞，很机械的。”宋林一脸受不了的表情。他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时眉飞色舞的，两条眉毛似乎时刻要从眼镜框里跳出来。
后来年纪渐长，孩子们在白纸上写下自己对父母工作观察，再把内容编进戏剧里。一个男孩提到父亲的外卖员工作，“他每天要跑好几百单，每一单才5块钱，每天早上都是9点多起床，（凌晨）1点多才回的家。”他模仿爸爸捏着电动车把手疾驰的样子，在舞台上跑了一圈又一圈，“喂你好，我是xx外卖小哥，请问你要我送上楼呢，还是你下来拿呢？”送到后鞠躬，“请您给个五星好评。”男孩说，他希望爸爸有个好的车，有空调，因为深圳每天实在是太热了。
孩子理解很多东西。一个孩子提到父母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在工地四处打零工，“他们每天真的非常苦，我爸回来的时候，有时候身上全是伤。”他有点哽咽，“我学习就是想让父母过得好一点。”
宋林的爸爸只上到小学，爷爷就不让读了，“我爷爷觉得读书有个屁用。”而妈妈家有四个孩子，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妈妈读了两年就辍学了。她跟宋林说过，她不想让孩子和她一样。靠着打工挣的钱，父母将宋林的两个姐姐都供上了大学。
可是当“好好学习”成了摆在他们面前唯一且仅有的道路时，这些孩子的焦虑来得更加汹涌。丁当讲起，第一年演出戏剧时，孩子们在舞台上玩耍，讲述无忧无虑的童年；第二年会提到梦想，“到第三年第四年，现在上高中的孩子都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梦想了。”
他们开始陆续升入初中、高中，现实的问题扑面而来。莉莉的哥哥因为父母在疫情期间失业，社保断缴两个月，失去了继续在深圳上学的机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办法上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学校。一个上了职校的女孩在舞台上说，“所有人都觉得我要完蛋了。”
“学习是为了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17岁的阿亮在舞台上大声问。他在一所公立高中读高二，同学很多都住在和牛始埔社区一街之隔的崭新高档小区里，他说自己在学校没什么要好的朋友，成绩也不算太好，很担心考不上好大学。
每次演出后，会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人告诉他，“生命当中还是应该去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也有大人坦诚，即便工作了，自己还是没想清这个问题。
●孩子们参加戏剧排练的活动室 李晓芳摄
阿亮后来自己琢磨出一个答案，“学习就是为了拿个文凭，方便找工作，拿高一点的工资。”
丁当曾经问过孩子们一个问题，“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吗？”每个孩子都给出了“不是”的答案，但他们似乎又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个答案。
丁当从小在流水线打工，18岁进入公益机构工作，后来靠自己一步步在深圳扎下根，“我没有上过太多学，我也不认为知识只能从学校获取。”可她当时身处的公益环境，有资金，有资源，她不认为如今还能复制当初的路径。
在丁当多年的公益生涯里，她发现打破循环是一件太艰难的事情，“我们也要问，这个社会给了我们什么选择？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选择。”
戏剧工作坊的一位志愿者曾在后记里写道，孩子们其实明白自己遭遇和面对的是什么，他们在舞台上的讲述可以总结出“十万个问号”，这些问号是留给大人：
“为什么父母的工作会如此不稳定断缴社保，而自己也因此就要离开深圳？”
“为什么父母的工作时间会如此长，却没有合理的劳动待遇也没有时间陪自己？”
“为什么父母在外服务他人耗尽了自己的耐心，而回家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自己非要背着父母沉重的期待往上爬？”
●城中村的街道 李晓芳 摄
没有答案的问题
演出后的观众交流环节上，有人问道，“通过这次演出，孩子们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想要努力读书？”
在丁当看来，孩子们当然是有改变的。她有很多细致的观察，她提到自己刚见到莉莉时，“她一句话不讲。组织公共活动让他们发表意见，她不敢说话，跟其她很多女孩一样的，没有信心。”第一次参加演出，莉莉不敢看底下的观众，眼神飘过来又飘过去，但今年第四次演出，她可以在舞台上流利地说台词，能单独和陌生人对谈，“包括她觉得家里重男轻女，将这个情绪放得很大。她不再忽略自我，而是会察觉，这是不对的。”
莉莉的哥哥参加过好几次戏剧演出，丁当记得，哥哥小时候就直接说过我们家重男轻女，妈妈可能更喜欢我一点。也是他带着刚到深圳的莉莉来“绿色蔷薇”的活动室玩耍。他会帮莉莉说服妈妈，尽早在老家选一个好学校。也愿意和莉莉分享自己的各种物品。从莉莉展示的聊天记录里，也不难看出她颇依赖和信任哥哥。“哥哥能看见妹妹的处境，这在家庭里是挺难得的。”
还有一个女孩喜欢跳舞，但她一直不太自信，也不敢当众展示。戏剧里专门给她加了一段跳舞的情节。每次演出后，总有观众对她的舞蹈表示赞赏，这给了她极大的自信。女孩的舞跳得越来越好，说台词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一个男孩在小学五年级时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会看到个人努力之外，为什么还会存在差异性。”
丁当觉得，这些已经成了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觉得应该这样想，‘那是不对的’。他们不会特地把这些想法再剥离出来，说这是原来生活环境里没有的东西。”丁当说，这些都是改变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丁当其实并不喜欢这个问题，“对孩子不公平。”现场有另一位观众也反驳了这个提问，“通过演出，孩子们得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有没有想要努力学习，这完全是把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嫁到个人问题上。好像个人要努力，才能突破，才能不重蹈父母的覆辙。但这些问题并不是靠努力就能解决的，他们从小到大，遇到的资源上的倾斜等等，也都不是他们能决定的。”
一个完美的，处处公平，努力就有回报的地方可能只存在于孩子的幻想中。戏剧的结尾，孩子们望向远处，想象一个属于自己的“花果山”，它飘在空中，有云朵环绕。孩子们性格活泼，自认为好动得像猴子一样，因此选了花果山这个地名。而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阿亮说，“在深圳，电线无处不在，它们穿过墙体、埋在地下，数量如此庞大却不被看见，就像我们一样。”这是戏剧名称《地下花果山》的由来。
一个孩子说，花果山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上学不用看积分，不用担心上不了好学校。”另一个孩子许愿，“在那里，你想让老师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要多温柔就有多温柔。”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说出自己心里的理想世界，“在那里，没有任何歧视，因为人活着都一样。”“那是一个很温柔的地方，他们很欢迎外人。他们认为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即使你不读书，也没有人会说你。”
花果山当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参加戏剧演出的热情。一到暑假，每个孩子都催促着问，戏剧工作坊什么时候开始？回到老家上学后，只有每年暑假，宋林能重新见到社区里的小伙伴，他很怀念和大家一块排练，一块制订练习室规则，一起在演出后吃庆功宴的日子。而如果不是借着参加戏剧的名义，妈妈不会让他回到深圳。
因为要参加戏剧，莉莉第一次有机会到上海、杭州，尽管到了之后她身体就不太舒服，没能亲眼看看东方明珠和西湖，但她得意地笑着说，“我还是可以跟我同学吹牛，他们都没去过。”
莉莉明年或许也要回河南老家上学了，还能不能出演戏剧是个未知数。她成绩一般，妈妈对她的期望是以后上职业学校，学一门技术谋生，比如做美甲。她不是很喜欢，也不排斥。她其实还想试试考高中，但她现在上的中学在城中村是垫底的存在，她觉得老家的学校管理相对严格，可能还有希望。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未来到底会如何，一场戏剧带来的影响又能持续多久。但他们本来拥有的就不多，至少在这个时刻，戏剧是好玩的，回忆是美好的，他们还能和朋友在一起。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莉莉、宋林、小朱、阿亮为化名。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