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小镇做题家」们过得好吗？
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珊瑚
关于成功的定义
那辆蓝色跑车就停在酒店门口，“咔哒”一声回应魏新元手中的钥匙。“这什么车？”一旁的辉子举着手机边拍边问。“（玛莎拉蒂）吉博力。”接下来的一天，他们会驾驶这辆车，从江西一路到福建，魏新元刚开的外贸公司在那里。奔波是他的常态，从香港大学金融系毕业后，他常常四处出差，做调研、谈合作。这次多了个旅伴，许多年没见的高中同学辉子。
这是一趟暌违已久的怀旧之旅。起初辉子找来，说起“回访同学”的点子时，他的账号才几千粉丝，魏新元说自己抱着“帮个忙”的心态，“高中跟辉子关系不错，经常一起玩儿，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我也算是一个有话题能拍的，希望我这个同学能做好。”
高中毕业后，两个人只在六年前的同学聚会上匆匆见过，后来生活就很少有交集了。就像总会出点意外的公路电影，魏新元默认辉子应该会开车，没想到他不会，八百公里一个人开得脚麻了，那天走路是一瘸一拐的。
玛莎拉蒂穿过隧道，路过武夷山的好风景，他们高中也没有独处过这么久。魏新元讲起后来的经历，2017年本科毕业赶上牛市，他做私募，抓住时机实现了“财富自由”——现在退休也衣食无忧的那种。虽然第二年环境就变了，但这个行业嘛，赶上一年好时候，可以五年不赚钱甚至亏钱。近来碰上金融环境不好，就有了第二家公司，做跨境电商。
“（买下玛莎拉蒂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学习真好？”辉子问。
“真有这种感觉。”魏新元的高考成绩是全班第二，全省前十。
对短视频来说，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高考优秀，赚钱，获得成功。毕竟三十岁左右实现财富自由的并不算多见。
●辉子与魏新元（右） 视频截图
三天的朝夕相处，镜头记录下他的生活。去企业调研，偶尔在河边散步，更多时候在酒店。江西那几天一直在下雨，他支起一个小太阳一边在跑步机上运动，一边在网上玩斗地主。他是一个身材焦虑很严重的人，0.1公斤的变化都会让他想去跑步。
大多数时候，魏新元在讲，“为了更好地做这期视频”。至于辉子的生活怎么样？他不清楚，也没有多问，“（对他当下的生活状态）没有交流，确实时间比较紧张”。和辉子的那趟旅程，最后以有点窘迫的方式收了个尾——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十点了，没想到新房子被蟑螂占领，他们被迫临时找了间酒店住下。
后来回忆起那次见面，另一位主人公辉子说，自己并不眼红对方的成功。“每个人的成功是实力加运气综合铸就的。”
和老同学相比，辉子之前的“运气”不算太好。在魏新元毕业赶上牛市那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选择去英国读研，似乎是个性价比不错的选择，能去外面看看，又不至于太久。没想到一回国，找工作的环境变了，一年前认识的同学好好实习顺利入职的大厂，变得巨难进，他没有通过最终的面试。有点落差，英国的毕业照他也没去拍。
后来去了一个做短纪录片的平台，虽然业内口碑不错，但不像大厂有着响亮的名号，家长之间互换孩子的工作信息，要加一长串解释才能说清楚。也做过综艺，改方案改到很晚，有一阵他心脏疼得难受，现在一喝咖啡心跳就很快。
“要不考个公务员得了，（或者）回本溪高中当历史老师？”
他的父母有时候这么说。这是家长眼中的“成功”，明显不属于他的选择。在一些高中同学的记忆里，他曾经是“早慧的、忧郁的文艺青年”。
过去这些年，辉子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成功”，比如毕业进大厂、顶尖的公司。快到而立之年，他想知道，和他同一来处的那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从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大多数高中同学都消失在了彼此的视野中。辉子大概模糊地知道一些，有像魏新元这样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有驻外经历过俄乌战争的；有人还在读博士，延迟毕业了；还有人成了名人；更多人在过着简单的生活，也有人从社交网络上“消失”了。
辉子想找到他们。
●毕业纪念册里的合照 讲述者供图
“一场真人选秀”
纪念册上的班级合照被放大挂在墙上，几十张穿着校服的青涩面孔，一人手里拿着一支玫瑰。先去找谁呢？他设计了一个“符合短视频传播”的点子——蒙眼打枪，抽盲盒一样，选中谁就去见谁。合照是刚上高三的时候拍的，经历了最后一次“淘汰”，是那一届文科奥赛班最终的样子。
“这是出了李雪琴和辽宁学神刘丁宁的那个班吗？”有人在评论区认了出来。即使在“小镇做题家”的范畴里，辉子所在的班也站在金字塔最顶端——在被称为“辽宁衡水”的省重点中学里，他们是最好的文科班。
辉子高考那一年，班里倒数第二的同学也去了“985高校”。出了一些“传奇人物”，比如公众熟知的李雪琴，再比如那位被称为“辽宁学神”的刘丁宁，为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从香港大学退学复读，连续两年都拿到了辽宁省文科状元。
光环之下，辉子回忆中的高中生活是另一番光景。他用了一个综艺式的比喻，像是一场大型真人选秀——成团位是清华北大，默认前十五名有冲刺潜力，接下来是B班，C班，他通常是中间那一拨，也一度掉落到末尾。后续等待的可能是淘汰，高一一次，高二一次，用来做盲盒的毕业照，也是最终幸存者的存证。
十年过去了，合照依旧是另一些人的心结。当年在残酷的淘汰中没能留下来的人告诉辉子，现在看到合照依旧会心痛，依旧记得宣布自己离开时的心情。
余恬是留在照片里的幸存者，“盲盒”击中了左侧倒数第二排的她。辉子和她在高中不算太熟，在辉子的印象中，这个短发女孩因为个子高，一直被安排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是班里最文静的学生。
再见面的时候，余恬留了一头长卷发，正在准备十月的婚礼。从985金融系本科到硕士一路读下来，她顺理成章进入金融行业。拍摄从北京的一家咖啡馆，辗转到朝阳公园的湖边，以上来自辉子的设定，每个同学都要找一片“水”——“我们来源于同一条小溪，而后各自汇入大海”。
在余恬的记忆中，辉子高中就是这样的，坐在教室中间，时不时蹦出几个金句。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印象了，高中时代的她沉默而钝感。没想到时隔多年见到高中同学，会一起去看婚礼敬酒服。
一旦聊到高中生活，回忆很自然地在老同学的镜头前流淌出来。那时候她把头发剪得很短，像男生一样。埋头学习是太过天经地义的事，在一座小城市，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不知道除了考出去还能做什么。她觉得自己大概是老师眼中那种“挺笨的”学生，点也点不透，反正清北没你什么事儿。即便最后差六分就能上北大。在那样的环境里她还是太经常感到受挫，是不是自己智力的问题？她常常怀疑自己。
当年“怪异”的举动现在可以轻松地聊起了，比如不爱说话，和人对视都很难。自己是不是一个奇怪的人，学习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她也期待着，别人的视角或许是一面镜子，能借机重新观看过去的自己。
她是平静的。听着她讲述过去的压抑和当下的幸福，辉子劝慰她，你那个不算了。后来和高中同学聊起来，“压抑”是很多人共同的感受，辉子记得，有人考砸了就在座位上剪头发，有人用A4纸做成帽子挡住自己，和周围人“隔开”。
只有共同经历过那个严苛而残酷的世界才能理解吧，在辉子心中，他和高中同学们是“战友”一样的关系。那座东北小城，只有“做题”一条出路，“集全市之力，搞一个高中去冲刺清华北大”。
后来他才意识到，他们就是被人们激烈讨论过的“小镇做题家”。学号是按照成绩来排的，也是辨认人的标志，“排名是你在这里存活的唯一意义”。
有明确的高压线——不能带手机，不能恋爱，一旦发现会被停课；规矩很多，有一些现在想起来还让人觉得压抑：比如眼镜只能戴黑框的。老师说，文科和理科不一样，很多是主观题，没有标准答案，为了不让心情影响你的答卷，就要杜绝那些让人内心波动的事情。辉子准备了别的颜色的眼镜腿，没人盯着的时候就偷偷换上，借此表达一点反叛。
●高中时期的辉子，在同学的回忆中，他那时就是个文艺青年。讲述者供图
在这场“真人秀”里，成绩好意味着可以例外。常常考前几名的魏新元就不穿校服，完成学习任务了也可以晚到或者提早离开，他不觉得压抑，但也知道这种“不压抑”的代价是什么。“我必须要好好学习，如果每次考试都能到省里的前几名，你会发现学校对你没有任何要求”。
头上像是悬着一个倒计时时钟，哒、哒、哒、哒，高考就是那个最终的时刻。那年最后一门英语的试题很简单，辉子检查完试卷，距离结束还有半个小时。那可能是他人生中最悠长的一个下午了，窗外蝉在叫，考场里有人趴着，不知道在想什么。他头脑里都是关于未来的想象，如果去北京上大学会遇到什么人？未来会怎样？
●高中班里的学习小组，后来组里五个人都上了北大了。讲述者供图
做题与做题之外
很多人再次见到，是四年后本科毕业时的同学聚会，现在回忆起来也模糊了。作为团支书的魏新元参与组织了那场聚会，并非好奇彼此近况，对他来说更多出于“责任”。
大多数同学继续读研，那时的他早已放弃了“做题”，他半开玩笑地解释这个现实的选择，“如果家里有几十亿我可能会做点研究。”进港大后没多久，他就把目标迅速调整成“赚钱”——找很多实习，成绩及格就行，毕业迅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积累相关资源，然后迅速创业。
放弃做题并没有那么容易。余恬也想过“放弃做题”，一度打电话给家里，“我坚决不要读研，学习耽误了我！”她遭遇了大多数“小镇做题家”都会受到的冲击，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原来不是所有人都要奔着“最好”努力，参加社团可以不功利，可以“开心就好”。她一边内心默默碎裂，一边学习做一个“正常人”。进入极卷的金融行业，985的本科学历并没那么够用，在这里，更漂亮、学历更高比努力更管用，她只能选择读研究生，继续卷下去。
辉子更多的是无力感，大一课堂上，同学指出老师古希腊语材料上的错误时，在他心里就产生了——人和人之间“天堑一样的鸿沟，越不过去的”。他不想卷了，但内心很难控制，不自觉地陷入到比较当中，工作了也是这样，“就那种好学生的感觉，做不好老难受了”。
高中时代的余波在影响着每个人，后来的人生不再有正确答案。彼此不在场的日子里，他们在处理各自的人生课题。
●高中毕业后的一次同学聚会。讲述者供图
生活里大部分事情都需要应付，只有很少是自己想做的，这是李佳的难题。刚工作的第一年，她在一家著名的科技公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下班很晚，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少。那时候她有过和辉子类似的念头，想找高中的这些同学，拍一个视频记录下。她好奇大家的生活状态，人生选择，面临职场的酸甜苦辣，又是怎样应对的？
对许多人而言，迟来的青春期在高中毕业之后徐徐展开，她的感觉正相反。高中学习压力很大，她也会看许多杂志，拿那些做二创。她喜欢音乐、电影，有时候看韩剧到凌晨四点，睡过第一节早课。这个早熟而敏感的女孩很早开始恋爱。
卷子上的“叉”不会让她特别痛苦，更大的痛苦来自有人做了她觉得“不正义”的事，比如打小报告。那时，家长想办法让她换到了另一个（成绩）“挺厉害”的宿舍。她接受了，内心却觉得自己成了原宿舍的叛徒。
高中并不是一个对纤细、敏感而早慧的人友好的环境。即便聪明到不用太埋头做题就能考得很好的李雪琴，也有过同样的压迫感。她从外地来本溪上学，许多次想到要回学校面对考试，都想哭。她的青春是靠《斗破苍穹》这样的热血玄幻小说支撑下来的。
那间“挺厉害”的宿舍没有如期待的帮到李佳，她发现了一个痛苦的事情——努力是没有用的。原来的宿舍大家回来会开小灯学习，在这里熄灯就结束了，人家认真听课就能考得很好，她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现实的。
后来似乎每一步都没有踩在对的点上——考大学选专业都是妥协的结果；本科毕业也没有出国，选择了更安全的读研；第一份工作跟硬件打交道，但她明明更喜欢人文的东西。慢慢的她有一种往回缩的感觉，进入社会，那种热烈的感觉消失了。
那好像不是她真正想要做的。她想过像上一家公司那个离职的前同事一样，做一些更有社会价值的事情，但自己又没有做好脱离现实的准备。她就尽力在剩下不多的个人空间里保持一点小范围的自由，唱歌，弹琴，看书等等。
她想起高中时代，虽然身在限制之中，但触角四通八达。几年过去了，她想知道，那些当年和她相似的人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们也会有被限制的感受吗？
她找过几个的朋友，在学校附近聚会。那天晚上她想聊聊，但直到她们睡去，她也没能开启这个更深刻的话题。她在内心责怪自己，怎么总是畏畏缩缩的，那天晚上她一直没睡。
当收到辉子的微信时，她很自然地答应了见面。
●高中毕业纪念册 讲述者供图
限定的重逢
那是一次有些仓促的会面，不巧一周就那天加了一小时班，她结束工作出来的时候，天都快暗了。上一次联络还要追溯到辉子找工作的时候，咨询了她一些问题，后来生活中再无交集。她内心一直想问一句，你过得好吗？
这是一场限定两三个小时的聊天，摄像机开着，那句话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问出口。他们聊到生活，她说自己物欲特别低，其他的也是，小时候那种触角形成了很规矩的样子；坐在对面的辉子则是不一样的状态，他说自己有很多想要的，那就努力挣钱。
关于近况、困惑，自我和世界的拉扯，李佳说了许多。像是球打出去了，没有收回来，或者弹回来的是另外的球。她理解，对方是来记录的，但有些东西大概还是变了。他不再是记忆中桀骜不驯的样子，反正大家都会变成普通人，她想。
时间改变了人，老同学见面熟悉而亲切，也多了些小心翼翼。辉子和班长聊起过，要不趁着毕业十年的节点再办一次同学聚会？班长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一家有名的律所工作。他觉得还是算了，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在事业发展的上升期，难免形成比较。
或许辉子的视频用更温和的方式传达了遥远的挂念，他们透过屏幕观看彼此的过去和近况。有人去高校做了辅导员，有人成了精英律师，有人从大厂裸辞，重获自由；有人还在读博，一反过去乖巧的样子，手上贴着花臂纹身贴，在未名湖畔展望未来。还有一些不那么生活化的场景，比如跟拍李雪琴被粉丝围观、进入化妆间、综艺节目后台。
他们也找回了那个“消失”的人——合照里，魏新元正下方的阿舒。高中毕业之后，辉子就再也没见过她，他们原本是关系很好的前后桌。她没有朋友圈，也没参加过同学聚会。见她之前，辉子内心是忐忑的，不知道她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辉子没想过阿舒会答应拍摄，他还挺惊喜的。他们在大连见面，合照里胖胖的女孩瘦了好多，戴着口罩，辉子是通过声音认出她的。还有她标志性的笑，她高中就是这样，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弯弯的两道缝。
班里三分之一的人都去了北京，阿舒没考上理想的人大，留在了东北，读书在，工作也在。是不是只有她一个人留在辽宁了？是不是只有她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结婚了？她问辉子。过去这些问题无从得知，同学聚会对她来说是不太友好的场合，她感到自卑，“你们都考得太好了呀，我觉得本高以我为耻。”
在辉子的镜头前，阿舒说，和那些成名的、聪明的、追求卓越的同学相比，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说不出什么金句，思想也没有那样的高度。
这些纠结在读研究生之后，逐渐释然了。她遇到了很好的导师，后来有了甜蜜的爱人。晚上十点，大城市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的时候，这里已经要进入睡眠。在大连的海风里，阿舒讲述着那些过往，来看海的人忧郁而文艺的，她不喜欢大海，但闹心的时候总来海边。
虽说释然了，其实也还有小小的纠结，觉得自己不如大家的念头，偶尔会在心里死灰复燃。青春期的规训变成了一种惯性，不自觉地冒头。她不知道的是，这种惯性余恬有过，觉得“自己是工业流水线下来的”，要尝试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很难；辉子也有过，“很容易在未来的人生里不自觉地比较，没办法控制”。
见了这么多同学，有人身上清晰可见高中时代的余波，但辉子也觉得更多的人放下了。“可能在这十年中的某一年、某一刻突然就放下了，他走入了他自己真正的生活。”
●高中合影 讲述者供图
站在河对岸
辉子在综艺录制现场等李雪琴下班，出来的时候，她身上还粘着玩游戏时留下的泡泡。他们去夜晚的湘江边上散步。在路边摊，李雪琴说起自己对三十岁的期待，“我听很多朋友说，过了三十岁人会变得松弛，我很期待三十岁的生日一过，蜡烛一吹我眼睛一睁开，我一下人就松弛下来了。”
他们高中时代就是熟悉的朋友，辉子第一次看网络小说就是在李雪琴借他的MP4里看到的，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重新联系上，他看着李雪琴一点点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也用镜头记录下这位老同学的不同人生阶段，给她拍过纪录短片，也找她做过综艺嘉宾。
站在三十岁的河岸上回头看自己的来处，李雪琴说，就像是撒下一把种子，大家各自落在了自己的泥土里。回忆中大家还是在高中，18岁，意气风发喊着口号的样子，看到班里第一个生孩子的玮姐在朋友圈秀娃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感慨，“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哦”。
直到现在，玮姐还会梦到高中时候的事。有时候是数学考试又考砸了，有时候是在誓师大会上，穿过大操场上的气球拱门，在狂热的氛围中喊口号。怎么又来了？她讨厌口号，但不得不跟着喊，为了合群，为了安全。
醒来，现实生活已经在河对岸了，从北大法学院毕业，一开始进了体制内，然后去宁波，回归家庭做了半年全职妈妈，现在重新回到职场，从实习律师开始做起。似乎不是那么符合社会时钟，但她不觉得北大毕业去一个二线城市当全职妈妈有多可惜，重新回到职场是因为有想追求的目标——做法律援助，给需要的人帮助。
辉子来宁波见她，她看到老同学面对哭泣的孩子，有手足无措的慌乱。她抱着孩子和辉子在小区的夜色中散步，她说，对当下的生活很满足。
高中时代，玮姐就是温柔而感性的人，注视着所有人。每一条老同学视频出来，她都会转发。大家的生活没有让她太意外，每个人的特质即使在压抑的高中，也在隐隐的冒头，像是对物质的欲望、对人的关怀，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长成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余恬也通过视频看到了老同学的生活，像是遗忘了很久的东西突然被拿出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脱离了那个环境。高考对当下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小了，什么都要比较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视频爆了，辉子的账号在短短几个月，涨了百万粉丝。商单来了，许多媒体也找来，他变得很忙。火了是什么感受？他这样描述过，“感觉人生一下就通畅了”，有开心，同时焦虑也来了，以后的内容怎么办，每个都能拍得让自己满意吗？后来他也不想了。
●辉子的视频 网络截图
视频的热度，没有跨越时空辐射到那个常常沉默的班级群，很多人默默看了，但没有转发和讨论。
热情的网友们顺着找到一些同学的账号，魏新元的自媒体借着热度积累了不少粉丝，他积极地拍了许多短视频，做直播，既分享金融知识干货，又找来各种老同学、学霸朋友介绍成功经验。一张漂亮女生的面孔偶尔出现在视频里，也是他激励劝学的一个角度——他在视频里鼓励，好好学习就能追到这样漂亮的女朋友。当时在这位选美冠军的追求者中，他并不是最有钱的那个。
不过拍摄他的那条视频发出来，自媒体上并非都是赞扬的声音，也有抨击他的，魏新元不太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评论了，“从小到大没被说过什么不好，哪里受过这种委屈，我心理比较脆弱”。
“高考过去十年了，没有任何一件事儿比高考更公平，更容易，只用把这一件事做好就能见到更大的世界，到了社会上并不是这样的”。魏新元也有过连续几年赚不到钱，看不清未来的阶段，焦虑迷茫的时候他就躲在家里痛哭一场，发泄之后还是恢复积极的面貌。“你不能给员工呈现你的脆弱，这对他们是巨大的打击”。
他还是感激高中的，“学习本身没有用，但过程中学会了很多品质，比如懂取舍，制定计划，养成阅读习惯，坚韧，都是终身受用的”。辉子也认可学习的价值，“对于大部分普通背景的、普通小地方的孩子来说，没有更好的捷径了吧？当然路有很多条，但是这一条确实是公认的公平简单的。”
“如果把高考和当下的社会环境比较是一样的，高考的强度和在大厂工作的强度有差别吗？”在李佳看来，面对这样一个无法改变的制度，更多的是人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能不能做好自我教育以及家庭教育是什么样子？这是可以改变的。”学生时代很快会过去，那些才是一辈子要面对的课题。
拿到玛莎拉蒂的那天，魏新元对着车、车钥匙拍了好多照片。有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二十年的时间飞快过去了，这辆车终于是自己的了，虽然“除了好看全是缺点”，费油，保养起来价格也高，但它让人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在三十岁的当口，有人还在铆足劲儿往前奔，玮姐觉得魏新元一直还像一个大男孩一样。而站在河的对岸，她已经在渴望一种平静的生活了。
那时候除了学习她不敢想太多，但偶尔也会想，我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她以为自己一定会留在北京，那是离家最近的大城市，哪儿哪儿都好。但阅历渐长，深入生活，她才明白自己想要一种更有幸福感的生活。
她现在还记得，高中时代有男生在班会上说，“我成功的欲望，就像淹死之前求生的欲望那么强”。后来她常常想，如果要抵达一种好的生活，高中时代经历的压抑和伤痛一定是必须的吗？高考已经远去，她觉得当下是自己最好的人生阶段——清醒地忠于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在怎样的路上走着。
（文中余恬、李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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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妈妈和36岁女儿，一样找不到工作
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
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
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两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二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低薪的待遇。
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要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两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
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
一
57岁，被工作挡在门外
今年五月，在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
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之外，学会的第三个操作。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该去哪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
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路上的第一道坎：她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她拒之门外。
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她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3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
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十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
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认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
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地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10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者寥寥。
陈颖帮妈妈求职时，最常收到的回复便是“年纪太大”
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时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太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
后来陈颖再在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
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它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
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四千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十个小时，全年无休。
张巧丽正在一家口腔医院做保洁
给予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示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五点，月工资四千。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她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四点半到下午五点，长达12个半小时。
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五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的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时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的精力。
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
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带教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两千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
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七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一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
又辗转了宝马4s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四点半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二
如此折腾30年，
直到负债千万
张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款13万，光靠自己两千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
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
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卖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
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
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
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二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
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
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
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她过去从没说过的实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一千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她和丈夫做担保。
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
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他话。”
张巧丽外出游玩时的留影
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一千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五百万。最近五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
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的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
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七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作用不大。
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
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她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作出这个决定。
三
两代女性，命运相连
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
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密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
但找工作的这短短五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
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的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
张巧丽一直很喜欢穿花裙子
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她有时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六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
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十分钟。她买五六十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五十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馋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两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她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水。
张巧丽正在带陈颖和陈颖妹妹的孩子
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她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两年后，她看着母亲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
张巧丽频繁被拒绝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
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她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
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她曾有两年空窗期，问她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她会一直干到退休。
只有两家银行给了她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她曾待了十一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
仅仅中断两年，她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她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她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两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十五年，而那时她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
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
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她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她，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两个月收入四千的劳动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图图 | 内容编辑 铃铛 | 微信编辑 李晨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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