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晚春时分，年满60岁的三姑姑独自随旅行团去外地游玩，到了地方，打电话来给我报平安。
“侄女儿，我到地儿了啊。”
“到啦，累不累？明天什么安排？去哪儿玩？”
“嗨，去张家界。”
“张家界？你不是在昆明吗？”
“嘿呦，快别提了侄女儿，我这脑子啊，是够笨的。来前儿，我听真真儿的是来云南，上飞机了，人家说咱去的是湖南啊！这不是瞎捣乱嘛，湖南我去过呀！”
还来不及细问，我就听见电话那头一位年轻女性的声音嚷起来：“阿姨您真是有意思，湖南、云南也没搞清楚就敢上飞机呀，你们大北京的人见过大世面，不至于呀！”
“那你这话没错，大北京的人见过世面！可我不是呀，大北京哪儿有我这么笨的人呐！”
说完，三姑姑放开嗓子就笑，和电话那头的人笑成一团，好像闹笑话那人不是她一样。
我问姑姑：“刚刚说话那人是谁？”
姑姑笑得声音都沙哑了，她说是旅行团的地接导游，两人从机场一路笑进长沙市区。一起从北京来的团员知道我姑姑闹了乌龙，在大巴车上七嘴八舌给她出主意，还有几人站出来替她辩解，反倒是我姑姑和地接导游像两个没事人一样，挤在一处对着笑。原本姑姑想搭第二天的飞机回北京，这下遇见能笑到一处的人，就认了忘年交，舍不得走了。
“嗨，来过来过呗，我再玩儿一趟。”三姑姑反倒在电话里安慰我，“就我这脑子，来过也不一定记着，再说了，那钱也不好退，都不容易。”
“姑，你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我有些心疼她——半年前，清贫一辈子的三姑姑才拥有了自己第一个10万块，当时还给我说：“侄女儿，你三姑现在是有钱人啦，银行里存款有10万呢！好么个，哪想过老了老了，有这么老些钱啊。快，要啥你跟我说，姑给你买！”
不等我说完，三姑姑“嗯嗯啊啊”将电话挂断，倒显得我不依不饶一样。
可转念一想，这不就是我的三姑姑嘛，一个在北京的山沟沟里活到60岁的老太太，操一口地道的乡土口音，没住过胡同儿，没去过国贸，没逛过三里屯，更没见识过北京夜生活的喧嚣和流彩。任谁说她是北京人，她都要摆摆手回：“不对，我不是，我是山里人。”
可她身份证上那开头三位数一直都是“110”，一个在行政区域上货真价实的北京人。
1
三姑姑从湖南回来后，我去房山的深山里看她。山沟沟是三姑姑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也是我的老家，从城区驾车过去，得耗费近2小时
发洪水前一个月，山沟沟里的大石河河岸风光
那是由一条条从太行山山脉蜿蜒而下的沟壑堆积出来的一片河谷，两侧对峙的崖壁夹住一条幽静绵长的河水，当地人叫它作大石河。波涛连片似的山脊向远处延伸，将山沟沟围成一处世外桃源，肆虐北京这么多年的雾霾从没占领过这片沟谷。当城区里雾霾重得瞧不清百米外的人时，只要绕过挡在沟外的那座青峰，向里一探，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豁然开朗。再扭身向回看，远处昏天暗地的城区，如一片末日废墟的混沌。所以，每到持续下雾霾的季节，我就爱往山沟沟里躲，躲进去找三姑姑讨一口好吃的山野味。
从湖南回来的三姑姑照旧买了大包小包的特产，全是小吃。我问她这些上次不是也买过，她说：“吃完了呀。”我说这些网上都能买，何苦大老远背回来，三姑姑答：“是，网上有。要是你去玩，我也不叫你买。可是我去了，我就得给你们背。
三姑姑总有一套她的独特道理。
我爷爷生有四女两男六个子女，我父亲排行老三，是家里的长子，三姑姑排行老四，是父亲的大妹，他们后面，还有我的小叔叔和小姑姑。
从小到大，三姑姑都是家里极其透明的一个孩子，父爱母爱很难分到她头上，她又是老实人的性子，不爱哭闹，更不会撒娇惹事。用父亲的话说，我三姑姑小时候成天只知道干活儿，没活儿的时候就自己找活儿去干。
我父亲七八岁时，我奶奶还得跟着生产队去上工，给人盖房，家里的活计都落在几个孩子身上。天还未亮，我父亲就爬起来，背上竹篓，拎起砍刀，去山上打柴，有时爬到树上去砍树枝，一个没踩稳，人就摔下来，摔得狠时，脑袋都能给摔蒙了，在树下冰凉的露水里一躺就是一个多小时。那时三姑姑只有四五岁，一双小手刚刚能触到灶台，也早起跟着大姐二姐给一家子人做早饭。她人虽小，主意却大得很，见哥哥迟迟不回，也不跟姐姐们说，独自一人悄悄往山上走，等到太阳让她走出来时，她就在树下找到哥哥了，哭着把人摇醒。后来，这类事情发生得多了，三姑姑总能快速判断出我父亲今天会去哪一片林子，找起人来也快捷许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三姑姑和我父亲成了他们姐弟中对山沟沟最了解的人。哪一处山脚下的野草是菜，是别人认不出的美味，统统逃不过我三姑姑的眼。
曾经三姑姑就在这样平缓宁和的河水边成长
小时候日子过得穷苦，我三姑姑最大的乐趣就是忙掇嘴里这些事，变着花样地不给自己亏嘴。
春天野菜出芽的时节，三姑姑腰里别了小镰刀，去山沟沟里蹲在地上一薅就是一筐，回到家里再盘腿坐在地上，把野菜铺散，一根一根摘干净，然后抱去大石河边，踩着光净的石头，一根根地洗，等野菜根茎上的污泥都搓净了，就拿回家倒进滚沸的热水里去焯。加把柴的功夫，野菜已经烫好，再烧一锅底的花椒油淋上，呲啦啦的热油烫出菜里的水分，和着醋、盐一拌，就是一盘凉拌馅儿菜——那是最适合做饺子馅儿的野菜，所以得了个“馅儿菜”的名字，吃不上饺子的时候，三姑姑就用它配玉米碴子、窝窝头吃，干涩的窝头配上厚汁水的馅儿菜，也是爽口的。
等夏日里连着下几天暴雨，大石河的河水眼看向岸边窜，窜到别家的自留地里就把作物给淹了。三姑姑换上一双高筒雨靴，照旧背上她的小竹筐，就向被淹没的农田里去。水淹到她的大腿她也不怕，还弯腰用一双手探进水里摸，也不顾河水一口一口向她嘴里倒灌。不一会儿，摸到一颗肥胖的西葫芦，扭头扔进筐里，过一会儿，又是一个。一连摸到五个圆滚的大西葫芦，给她高兴坏了，回家的路上，也不顾西葫芦泡过污水，捧起一只就啃，她说那味道别提多脆甜了，能一直记到老。
老宅子外那条马路上总有外省开进来的大货车经过，开向北京城区。入秋的时候，三姑姑就跟在我父亲后面学“盯梢”——他们盯的是拉梨子的货车，我父亲会带着小伙伴跑着追车，追上车尾的货斗了，一手死死拽住车尾的挡板，一手伸进货斗的孔洞里抠，鹅黄的圆梨就顺着洞里给抠了出来，车子一颠，骨碌碌能掉出一串。
我父亲扒着车抠，其余小伙伴们就追在后面捡，追着追着，队伍里就多了一个三姑姑。要我是父亲跟别人玩去了误了时间，她索性甩开两条腿自己去扒车，扒出三五个梨，累得一阵猛喘，手上也松劲儿了。等气喘匀了，就拾起路上的梨子往大石河跑，用河水把梨洗干净后，坐在河边的老槐树下美滋滋地啃。
等不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再向晚辈讲旧事时，我父亲怎么也不认当年偷梨的事，三姑姑就笑说都算她偷的。人长大就懂了规矩，再做不出当年的荒唐事了，可我三姑姑却说：“当年一两个梨和西葫芦就能高兴好几天的滋味，长大后可是再难尝到了。”
2
用我父亲的话讲，三姑姑是家里顶不同的一个。
他们姊弟六个，除了三姑姑，其他五个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向山沟沟外钻？——大姑姑和二姑姑一个考去丰台的工厂里做工，一个接替爷爷的岗位，先后离家；接着是我父亲考进石化区进工厂做工人，也打了铺盖卷坐上公共汽车离开山沟沟；等小姑姑应征入伍时，给她送行的，只剩初中辍学的三姑姑和小叔叔了，老宅子里一下子空荡荡的。
那是个谁也顾不上谁的年代，爷爷奶奶在照顾瘫痪在床的太奶奶，大姑姑二姑姑们在忙着寻个好人家，我父亲忙着在工厂里焊接挥锤，小姑姑忙着在部队里挥洒青春，小叔叔和小伙伴们整日去台球厅里当叛逆青年。而三姑姑就在山沟沟里到处做临时工，每日辛辛苦苦地拼力气挣钱。没有谁能给她出出主意，给她指一条能走的人生路。
后来三姑姑自己想明白了，她就好个吃，不如就去做个伙夫，可她又不愿离开家——出了山沟沟，上哪儿去寻那么多美味的野菜野果呢？城区里能有好吃的？她那时还没进过北京城，对城区一无所知，也不好奇。
三姑姑说，自己这条山沟沟足够好了。
对于这条山沟沟，别人的观感可能与三姑姑不同。和我父亲谈对象时，我母亲第一次来山沟沟的老宅子，就差点想要与我父亲分手。
我母亲家里富足，打小住在北京城区二环边的楼房里，用的是自来水，看的是电视机，顿顿吃的是肉和鱼。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母亲姊妹四人甚至还有零用钱去买零食，她从来不知道同在一个“北京”，住在山沟沟里的人生活能差到哪里去。
我母亲第一次上门，见到的是暴土扬尘的土路旁，一座破旧的石头院子。院里一间石头垒的北房，一间泥土坯糊的东房，和一间半石头半泥坯拼凑的西房，三间房子环绕出一个碎瓦片铺满的四方小院，地面上零零散散地摊着麦秸、玉米核、一副旧扁担和两只破木桶（挑水用的），以及稀稀拉拉的鸡粪，也可能是鸭粪——她分不清的。她的眼泪几乎要给吓出来了，自叹说，当年没叫她赶上上山下乡，如今谈个对象倒给谈下乡了。
等到吃饭时，爷爷一大家人坐在小腿高的板凳上，围在一张被污渍浸到黢黑的矮脚桌旁，干粮是一盆玉米碴子揉的窝头，稀的是一碗黑乎乎的菜汤，桌子中间应该是为了招待我母亲而特地摆上的一只烧鸡和一道翠绿色的凉拌菜。我母亲是半口也咽不下，她说，她过了很多年才知道，那两样菜是三姑姑自己掏腰包加的。
那时山沟沟的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只手电筒。晚上天黑下来，我父亲把手电筒点亮，带着我母亲去外面散步，说去“看星星”。我母亲忍了又忍，才把分手的话吞了回去。
后来轮到我父亲去城区里拜访我母亲一家，母亲提早拉着父亲去复兴门外的长安商场，买了新衣服——除去工作服，父亲一套能见人的体面衣服都没有。父亲的第一件呢子大衣、第一件的确良白衬衫和第一双皮鞋，都是我母亲给买的。
那天我父亲还问我母亲：“啥是卫生巾啊？”
母亲听愣了，她说，你怎么突然问这个？父亲说，参军的小妹妹从部队里来信，点名要卫生巾，他琢磨好几天，也不知道那是个啥。于是，我母亲又从商场里买了两包卫生巾。父亲被卫生巾的价格给吓了一跳，埋怨自己的小妹妹不懂事，要的东西赶上他一个半月的伙食费了。母亲这才挑明了说，卫生巾是新时兴的东西，因为贵，她自己也舍不得用。
“只给你小妹妹买，不给大妹妹买，这合适吗？”母亲用话提点父亲——她虽然只在山沟沟里见过我三姑姑一面，但三姑姑那张和顺圆润的脸庞，那双眼皮叠叠的大眼睛和一对粗黑粗黑的麻花辫子，都让她觉着亲切，留下很好的印象。
“不买了，太贵了。”
“那不成，要买就都有，要么谁也别有。”
“那按你这么说，还得再给我两个姐姐也买呗？”
彼时，大姑姑二姑姑已经结婚成家，出去跟着婆家单过了。我母亲便说，两个姐姐有丈夫管，你只管这两个妹妹。
拗不过我母亲，我父亲在商场里答应，两包卫生巾，一包寄给小姑姑，一包留给三姑姑。可结果是，等到往部队里寄信的时候，他还是把两包卫生巾都给寄出去了，我三姑姑从头到尾没见过那包新时兴的东西。
不过我想，即便那时我父亲真的拿着卫生巾往三姑姑手里塞，她也会主动向外让，不是让给小妹妹，就是让给未来的嫂子，她会粲然一笑，说：“这好东西给我用，糟践了。”
山沟沟的村子里，常有粗壮的大槐树长在屋檐旁
年轻的三姑姑总算赶上了一些好运气，山沟沟里新盖了一个厂子，她被招进去在食堂上班，遂了“好吃”的心愿。后来她又在山沟沟里寻了夫婿，结婚，离开老宅子，住进厂子分给她的楼房，生下一个儿子，三姑姑说，她那时就觉得人生已经圆满了。
我紧接着表哥出生后，父亲就在石化厂区寻到一个小院，把爷爷奶奶接进了城市，山沟沟就只剩下三姑姑一家三口了。我父亲与三姑姑商量，想给她也在石化区里寻个食堂的工作，接一家三口出山沟。三姑姑用土话说：“格格（哥哥），甭给我操心啦，家里人你和嫂子挨兹儿（一个接一个）地接济，你们再有能个儿（本事）也别下黑的（过分）求人去。我这日子过得不凹淘（丧气），再说了，家得留人呐。”
父亲说：“老屋都叫我卖了，你记个儿（自己）留这儿？”
“得留呀，格格，我的家也在这儿了。”
三姑姑说，这山里她住了20年，要是走了，开春的时候上哪儿弄刚抽头的嫩柳芽儿吃？大石河河滩上那一排柳树是她一棵棵尝遍了的，哪一棵抽芽密实，哪一棵抽芽苦，她一清二楚。要是换个地方重来一遍，柴米油盐又不知糟蹋多少，不划算。还有北坡上那片山梨和杏，“出了这条山沟儿，还能再吃上这口儿？往北京城运的梨咱尝过，不如北坡山腰上那棵”。
“还有香椿芽儿、花椒芽儿、木兰芽、河里的小嘎鱼、山里红吾的……格格，你住那地方能有这些个？”
三姑姑一顿话，把我父亲说愣住了，他也不知道在我家住的那片石化厂区里，这些野味是不是全能找得着。但我父亲知道，三姑姑说的，不只是这些野味，还有她花在这条山沟沟里的青葱岁月，她的青春全身心扑在这条山沟沟里，从没瞧不上这样零零碎碎的贫苦。相反，她觉着自己是个富足的人，拥有并熟悉这条山沟沟里的一切，山大王一样的威风。
长在北坡的野杏熟透了掉落满地
3
我上幼儿园后，给养出了坏毛病，好多菜都吃伤了，不愿下筷。为了治我挑食的毛病，母亲总是只炒一样菜给我吃，就是我最不爱吃的那样——有时是我一吃就吐的蘑菇，有时是嚼在嘴里咽不下肚的茄子，有时是闻一下就要逃走的茴香。她这样治了我一个月，我更讨厌这些菜了，小小一个人，饭也不好好吃了，很快饿瘦下来了。
那时，父亲总把我往三姑姑家里送。在三姑姑家里，她不逼我吃那些我拒绝吃的菜，但会默默地把那些菜掺杂在其他美味的食物里。
有一次，我吃到一样没尝过的菜，实在喷香，配着米饭吃下一大碗，吃完才想起来问：“三姑，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呢。”
“茄子。”
我的眼睛一下瞪得老大——记忆中，茄子是一股十足十恶心的味道，哪里这么好吃了？
“是不是没那么难吃？”
我点点头，不只是不难吃，简直是人间美味。
再过一阵子，三姑姑给我和表哥烙馅饼，我一口气吃下3个，吃到满嘴滋油，三姑姑拦着不叫吃了才停下。我又问这是什么馅饼这么好吃，三姑姑说，是茴香。
原来，我不爱吃那些菜的原因，不是它们难吃，而是做的方法不对。
三姑姑从没尝过我父母的手艺，但从我每次去她家吃饭时那副狼吞虎咽的模样，判断出她的哥哥嫂子实在不擅长厨艺。她怕我亏嘴，总是做了好吃的就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他送我来“玩”，实则是送我来“吃”。
这样的“投喂”一直持续到我成年。但凡从三姑姑手里走过一遭的食物，就再与“难吃”两字不沾边了，所以，我总爱与小伙伴吹嘘：“我三姑可是大厨，做饭可好吃啦！”
长大后，我偏爱吃粗粮，就爱吃玉米碴子做的窝头。全家没人能理解，都只当我没经历过苦日子，图新鲜，说“天天给你吃窝头，看你还吃不吃”。只有三姑姑不说这样的话，她会去厨房里埋头给我蒸窝头，蒸好了，就叫我父亲或小叔叔来取了给我送家去。
蒸窝头时，她总还要再掺一些山沟沟里的野菜。初春时，窝头里是她从榆树上薅下来的嫩绿绿的榆钱儿；盛夏时，窝头里有她在水里浸了又浸去过苦味的木兰芽；秋收时，跟着窝头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大兜红灿灿的山里红，和她一早用温水泡好的“揽柿子”。
柿子算老家山沟沟里最出名的特产。深秋时枯叶落后，黑枝上挂着的柿子，饱满得扎眼，它们果肉还是硬的，用手按也按不出糯糯的小坑。摘下来，柿子屁股上还挂一层青绿，需泡在温水里，不能凉也不能烫，要手摸起来温温的水才好。泡上两三天，期间要养鱼一样不停地换水，只有水一直温温的，“揽”出的柿子才好吃，一口咬下去，牙齿感觉是苹果一样的脆爽，舌尖则是柿子独有的清香。
因为揽柿子很麻烦，要烦人地去盯，家里没几人爱做这差事。我小时只吃过奶奶和三姑姑揽的柿子，再几年，奶奶也不去揽了，只有三姑姑还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秋天去山沟里摘柿子、揽柿子，她记着我是家里最爱吃揽柿的那一个，而且只吃脆硬的揽柿子。
每年秋天三姑姑都要去摘这种“青屁股”的柿子做揽柿
另一样她记在心里的我爱吃的东西，是老式手摇火炉崩出来的爆米花，要“砰”的一声巨响崩出来那种，不加奶油和焦糖，只有玉米爆花的纯纯谷香。这种爆米花如今在城里几乎绝迹了，只在山沟沟里才有人守着旧习去崩。遇到集市上有人卖，三姑姑定要买上3大包（一包10元）。两包玉米爆花，她一包，我一包，还有一包大米爆花，是专留给我母亲的，三姑姑知道，那是她嫂子的最爱。
我带父母出去旅行，出发前回山沟沟与三姑姑吃一顿临别饭，饭后，她叫表哥打开车子后备箱，我一看，满满两大包爆花，几乎占去大半个后备箱，还有一大袋子冒着鲜水的桑葚，都是她给我们准备的，硬要我们带了路上吃。
“三姑，桑葚没法带呀，一碰就烂呢，你留下吃吧。爆花也不能带了，太占地方，箱子放不下。”
“这是新下来的桑葚，我下午刚摘的，这茬儿不吃再吃就明年啦，你拿着，洗干净装盒子里，不碍事。”
说着，三姑姑又把爆花的袋子扯开，不知从哪里翻出一个新袋子，一口气吹开，一边向里扒拉爆花一边跟我说：“我拿走一半，你带一半，这东西等你想吃了没地方找去，带着路上吃——飞机上没说不让吃爆花吧？”
后一句话，是三姑姑扭头问表哥的，表哥看我一眼，笑了，他没回答三姑姑，倒是对我说：“你姑早上特意去集上给你买的，带上吧。”
几天后，在首都机场的登机口外，我们一家三口等航班时，一人捧着一大盒洗净的桑葚，小心地吃着，怕染黑了嘴，另两人各怀抱一包爆花，咔滋咔滋大嚼。一股谷物的熟香味被我们嚼得向四周弥漫，不知情的乘客还以为登机口外有谁在蒸饭。虽说有些局促，但嘴里、肚里让熟悉的家乡味道占满时，人突然就放松下来，自信也满上来了，瞧着瞅向我们的路人，都要小声念一句：“这么好的东西，你吃不到吧？”
野梨子、山楂、野菜，三姑姑的“王国特产”
三姑姑对家里每个人都好，但我一直知道，她对我是有偏爱的。
一次，三姑姑在厨房里忙活，切了一大盆细碎的粉条和胡萝卜，要给我炸素丸子吃。我要帮忙，她就把我向厨房外推，我不理她，绕过她站去灶边，洗净了手开始挤丸子。三姑姑瞧着我右手虎口攒成圈，左手配合着把粉条胡萝卜的馅儿向圈里一塞，顺利挤出了圆乎乎的丸子，丢进油锅里慢慢地炸。她看了好久，慢慢地说：“你长大了，我一直以为你什么家务也不会做呢。”
我手上继续忙活着，却把目光放在了三姑姑的脸上——她早就生了华发，额头上的皱纹也再抚不平了。不知不觉间，我们娘儿俩就这么吃吃喝喝地互相陪伴了半生。
三姑姑说，她额外地疼我，不只是因为我是她的侄女儿，还因为我像她，不仅样貌上像，就连爱吃山野味这口儿也是一模一样。我想，或许三姑姑是在我身上见到了小时候的自己，那些她曾经求而不得的东西，想要在我的身上都弥补回来吧。
4
奶奶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爷爷打算回山沟沟里养老——他们未曾想过，这个他们给予关爱最少的三女儿，却成了自己晚年最大的依靠。
姑父和表哥要上班，娘家、自家的家务，都落在三姑姑的肩上。已退休的她比在食堂上班时更忙碌，不仅要天天去照看爷爷奶奶，还得接替奶奶，担下照顾全家人口味的重责——比如那些奶奶再也不能做的腌菜，是外面商店里买不到的独一味，是姊弟六人从小到大吃惯了、顿顿饭少不得的。三姑姑不假思索地把腌菜的活儿扛了下来，一年四季，一缸缸地腌，腌得极像奶奶做的味道。
三姑姑的腌菜
姊弟几人每每说着回山沟沟里看爸妈，次次三姑姑都不叫他们空手回，总要带些她腌的菜。日子久了成了习惯，姑姑叔叔们给三姑姑打电话时，干脆变成了一种预约：“菜腌得（好）了吗？”
“估摸再有半拉月吧。”三姑姑答。
“行，那菜得了再去。”也不知是诚心来看爷爷奶奶，还是诚心来讨要腌菜。
不过终归是亲姊弟，三姑姑的付出，他们瞧得见，也记得住。三姑姑的新房在大石河河滩边上一片新建的高楼里，是我父亲给周转买下的，爷爷奶奶回去也住在这里。楼房离三姑姑的老房子距离很近，很称心。
三姑姑另一大心事就是表哥的婚事，遂也成了全家人的心事。小姑姑小叔叔到处给我表哥寻觅合适的对象，可表哥似乎是遗传了三姑姑的实在，总把相亲谈得像开会，一板一眼的，不会浪漫。有时小叔叔帮忙约好女孩子，表哥开车去赴约，三姑姑隔半小时就会发去一条信息询问他在做什么，一边问还要一边提醒：“点菜的时候，叫人家姑娘先点。”“吃完饭，别傻呵呵回家，带人家看看电影去。”
表哥回复：“知道啦，她不想看电影，我也不想看。”
三姑姑急了，把电话撂在一边对我抱怨：“你瞧你哥，恋爱也不会谈，还得我教！人家不想看电影，就不会问问人家还想干点啥呀！”
姑姑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我表哥每次相亲都是早早就回家了，一次也没成功。有时候，我觉得姑姑似乎是忘了，年轻时她就是个特殊的存在，而表哥，自然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他大专毕业后做了导游，一开始干得风生水起，一年里有大半年不回家，在全国各地带团，收入很是可观，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就不干了，回到山沟沟里，找了一份工作，守着家和微薄的收入，哪里也不再去了。
我问起原因，表哥说，一次带团去西南山区，他正站在大巴车头司机旁的那个位置卖力地讲解，突然一个急刹，车子飞了出去。旁边是万丈山崖，车头冲开围栏，颤颤悠悠地悬在万米高空上，他和司机在一起一伏忽忽悠悠中，吓得谁也不敢动，僵了1个多小时才等来救援。那之后，他在山下躺了半个月养伤，从此再不接团。
我问他：“回山沟沟里工作，甘心吗？”
他说，那有啥不甘心的，然后反问我：“山沟沟有啥不好呢？”
表哥的工作单位离家很近，他总是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好，就开车回家取了家里那俩老水桶，上山去给我爷爷打山泉水泡茶喝——那是我爷爷曾经的习惯，每周打六桶，表哥就这样雷打不动地坚持了3年多，我爷爷去世了，他就又一门心思扑在照顾我奶奶身上。
我奶奶夜里闹人不睡觉，为了让三姑姑能睡好，表哥搬去和老人同住，睡在她的上铺。我奶奶夜里睡不着时就拿拐杖捅床板，把表哥搅得睡不成觉，还得起来给她倒酒喝。要是夜里奶奶拉了一床铺，表哥二话不说爬起来就收拾，洗洗涮涮，天也就亮了。街坊邻里来家里找我三姑姑拉家常时总说，表哥哪里是外孙，“家孙也没他这样孝顺”。
我奶奶离世时，死亡证明是表哥去开的，后来出殡时，我把奶奶的遗像让给表哥去抱，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当然知道遗像只有孙子孙女才有资格去抱，可我这个孙女与表哥这个外孙相比，自愧不如。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我坚持把遗像塞进表哥手里，然后全程守在他身旁。他去办手续我就陪他去办，他忙得晕头转向，我递他水喝。
恍惚中，我觉着身旁的表哥，就跟三姑姑一样亲切可靠。
表哥快35岁了也一直没成亲，三姑姑似是看开了，也不再急，任姊弟几人怎样劝解，都只说一句“儿孙自有儿孙福”。
那日，我父母远游，我从城里买来芝士披萨和一整只马来西亚榴莲，回山沟沟里找三姑姑一同吃。说来也有意思，我父母亲虽然住在城里，却对这类新鲜吃食存有偏见，反倒是山沟沟里的三姑姑，只要食物味道好，从不问出处，我带去的咖啡、奶茶、红油串串，她样样吃得香。
三姑姑的腌菜，根据时令变换菜色，这一缸是地里种的“猪耳朵”豆角和佛手瓜、辣椒
正吃得美，三姑姑手里的披萨还没嚼完，就猛然起身向厨房里奔。我追去看，她一手掀开覆在腌菜缸上的榆木盖子，一手搬起压在腌菜上的巨大圆石，然后用力嗅那缸腌菜水的味道。
“三姑，菜腌坏啦？”
“没有没有，该捣腾了。”
“捣腾？”
“这菜腌一阵子就得捣腾捣腾，要不最上面那层长白毛儿。”
我从没腌过菜，但也大概知道腌菜是复杂且冗长的过程。以前我从不愿去过问，那天倒是闻着酸爽的腌菜水来了兴致：“姑，要多久捣腾一次？”
“那可说不准。”
三姑姑做了半辈子腌菜，腌了足有百十缸了，却说出这话，我很意外：“怎么会说不准呢，一个月捣腾一次？要么两个月？”
三姑姑笑我：“傻丫头，你当腌菜是啥？你跟它说定了晌午，它早清儿就不出门儿挨家等你啊？这腌菜啊，不听咱的话，它就听天听地，刮风下雨对它有用，咱的话对它啥用没有。”
“那怎么腌，多麻烦。”
“你说得可对，腌菜是真麻烦，而且可邪门儿了。有时候我腌两缸菜，一块儿腌，一缸味儿可好，一缸馊了没法儿吃，你说上哪儿说理去。”
三姑姑把手从腌菜缸里抽出来，稀稀拉拉的老水淌了一地。她洗了手，又俯身去擦地，弯腰的时候抬头对我说：“我后来琢磨呢，兴许是每缸腌菜都有它的时候儿，你甭急，急不来。你就该买菜买菜，该洗菜洗菜，该放盐了放盐，该捣腾捣腾。别想着上礼拜我捣腾过了，这礼拜就不用再瞧了，也别想着我上一缸菜腌得好，这一缸准没错儿。（腌菜）就跟那人一样，你说咱村儿多少人忙活一辈子，最后不还是啥也没落着？不能争拧，别老想那远的事儿，就顾眼么前儿吧。”
说完，她起身去池子里涮抹布，扭头问我：“侄女儿，晚上咱娘儿俩吃炸鱼儿啊？北坡新摘的花椒芽儿，我给你炸花椒鱼吃。”
我想，三姑姑是让自己给劝通的吧，顾那些远的瞧不见的东西做什么呢？新春的花椒芽儿下来了，不紧着吃新鲜的，想那盛夏河里的嘎鱼有啥用呢？
刚腌好的豆角和佛手瓜
5
2023年夏天，北京来了大暴雨。
那天，连绵的雨已下了整日整夜，我给三姑姑发消息，问她家里好不好，她却兴奋地给我发来语音：“侄女儿，发大河（水）啦！”
雨连绵下到第二日，我实在担心得紧，可给三姑姑发消息她不回复，打去电话她不接。等了半日不见回音，我知道，一定出事了——三姑姑是最不愿叫别人为她担心的。我又把电话打去表哥那里，还是无人接听。
我们感觉不对，全家人一起出动，打遍山沟沟里常来往的亲戚家、邻居家，可谁家的电话也打不通。焦急中，我才从社交平台瞧见视频——房山发了洪水，已经冲毁了公路桥，通向山里的电力和通信信号，跟着进山的各条公路，全部被一起摧毁。
就是那条陪三姑姑从小姑娘一路长大的大石河，那条她在河里摸出过西葫芦、也洗过野菜、秋梨的河。它静谧了几十年，我们只见着水流一日日地干瘪下去，河床一日日地显露出来，可谁也料不到，这一天，它竟会张开巨嘴，吞噬掉它曾经滋养相伴的这片谷地。
转眼间，山沟沟从世外桃源变成了一座被遗落的孤岛。三姑姑一家正被围困在那座孤岛上，杳无音讯。与三姑姑失联的30多个小时里，我无心做任何事情，只能抱着手机不停地在社交平台上刷洪水现场的视频。从那些冒生命危险进山营救的人发来的视频里，我瞧见前几年三姑姑才住进去的新楼楼下的公路桥凭空消失了，若不是我常开车回去总在那座桥上来来往往，能从视频里认出桥边的那座加油站，根本无法在奔腾的洪水里辨识出哪里是桥、哪里是水。
另一条通往三姑姑家的公路是沿着山势走的，平日里大石河的河床与这条公路之间有十几米的落差，可那一天，我在视频里瞧见河水怒涨十几米，一跃攀上路面，一通疯狂撕咬过后，只剩下满目疮痍的碎石渣——一条修建不过几年的新公路，就彻底坍塌了。
至此，我知道通向三姑姑家的路全部被冲断了，即便在二楼的姑姑家没被洪水淹没，她也无法出门，没有电，没有信号，没有食物，可我在城里却无能为力，山进不去，一个普通人在天灾面前，渺小得还不如一滴雨水。
又焦心地等了一日一夜，我时时刻刻盼望着三姑姑一家足够好运，可以躲避洪水的侵害。再一日的午饭时，父亲实在等不住了，说要开车去山里探探情况，我和母亲把他劝下了，我们这样毫无准备去硬闯洪水，反倒添乱。
就在这时，手机有信息跳进来，是三姑姑发来的语音：“侄女儿你们放心吧，告诉你爸妈放心，我们没事。”
我和父母亲高兴得几乎蹦起来，吃完饭的碗筷也不去管了，我赶紧给三姑姑拨去电话。三姑姑在电话里说，他们一家正躲在从前厂子分的老房子里——那老房子在半山腰上，是上世纪建造的苏式老楼，很结实，三姑姑家在六楼，家里有吃有喝，就是没有电和手机信号。听邻居说10公里外的村子有手机信号，姑姑就喊了表哥，开车过去，这才给我们报上平安，她知道我们一定担心坏了。
我在手机里听到许多杂乱的声音，三姑姑反反复复说着：“我们没事，放心吧，放心吧。”知道打电话的时间有限，我赶紧挑紧要的事情讲，叫她不要回河边的新家，说那边的桥和路都塌了。三姑姑说她知道——原来开始发洪水那天早上，表哥上班时一直紧紧盯着大石河的涨势，瞧见水位要涨满了，就立刻开车回家接三姑姑撤回了老房。姑姑说，他们的车前脚开过大石河上那座桥，驶入去向老房子的坡路，洪水后脚就打着浪卷上了桥面，等他们赶到老房子回头看，那座桥就再瞧不见了。
挂电话前，三姑姑说会有空投来支援，反反复复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山沟沟里的情景，任谁看了也无法放宽心。
这场洪水过后，那一片我熟悉的沟谷，如沙场一般悲壮惨烈——几千间房屋被吞没，残破的墙壁只剩寥寥几处；河道里倒栽着百十辆车，都是半截扎进淤泥里，被挤瘪的车尾高高地向天上翘着，似求救时伸出的手臂；百年的粗壮老树给连根拔起，被洪水推向坍塌的公路旁或卡进桥边的栏杆里，全然不见往日的青翠与高壮。
狂肆的洪水冲毁了我的老家，也冲毁了三姑姑爱了半辈子的山沟沟。它吞噬了山里的房、车、耕地，也吞噬了三姑姑不长不短刚好60年的人生记忆，还有她那座被城市遗落的、五光十色的山野王国。北坡再也不见了，上面的野菜地、花椒树、梨子树和杏子树，随着山体整块整块塌陷，融进洪水里化作泥。
我不知道三姑姑看见这一切美好被毁灭后，心里是怎样的折磨。她亲眼看见那些能叫上名字的村落一个个再找不到了，都成为泡在洪水里的一片片废墟。她亲眼看见大石河边的柳树一棵棵让洪水踏平，迷失在波涛里不知去向，下一季初春她再找不出那棵口感最好的柳树了，再吃不上往日里那口清爽的凉拌柳芽了。她亲眼看见那些低矮的山里红和高耸的柿子树，不论高低全腐坏在洪水里，山桃子眼看就要熟了，却一颗也尝不到了。
先前，三姑姑本计划在深山里寻一处小院落，置办几亩田，能望着河沟和山脊，等日出日落的恬静。那是她为自己准备的老年时光，可如今被这场洪水推迟了数年。三姑姑守了一甲子的山沟沟，在转瞬之间面目全非。我不敢去碰她心里酸涩难言的伤痛，但在心里替她难过，或者说，与她一起难过。
又过了几日，山沟沟里的供电恢复了，手机信号也有了，水位逐日下降，被淹没的街道又露出本来的路面。山沟沟又变回山沟沟了，一切像梦一场，魔幻得不够真实。
三姑姑回到河边的新房后，头一件事不是收拾满地狼藉，而是带上手机，骑上电动车向山沟沟深处去了。骑到小时候住的老宅子附近，她停下车，拿出手机，沿着大石河河畔的废墟，边拍摄边对手机碎碎地念叨：
“家人们，快看这河，这个，咱家这大桥。那儿，咱家老屋，都给冲毁了，惨，真够惨的，唉，你看那边儿全没了，全成河滩了。这可怎么整啊？唉，没法儿整啊，没啦，全没啦。”
突然，她镜头一转，人的情绪也跟着过山车一样大转弯：
“家人们，等明儿路修好了，我请全家所有人都来，来河边儿那餐厅吃饭，就咱老去那地方。嗨，那餐厅也给冲毁了。算了，过一俩月再说吧。都来啊，得来看看咱家这条山沟子，得记住现在这样儿。”
“为啥呢家人们，啥也不为，我瞧见过了，你们也得瞧瞧，再好再赖这都是咱家，咱得瞧真切喽。家没了也是家，这条沟还在呢，沟在，家就在。”
拍摄完成，三姑姑将这条视频发送到“一家人”的聊天群里，发送给远在山沟沟之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
后记
今年的深秋，与往年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
三姑姑没再给我揽柿子，她说山沟沟里的柿子树被洪水毁得七零八落，寻不着好柿子了。但她的腌菜缸一直没停歇，洪水之后，她立即腌了一大缸菜——倒不是先前腌的吃光了，她就是要续上一缸新的，就好像只要她的腌菜能一缸续一缸，山沟沟里的日子也能一日续一日，让日子从水患里走出来，续上新时光。
三姑姑没有过人的才能，她也摸不透自己的心思，只是模模糊糊地告诉自己要腌菜。她不知道她腌的早已不是菜，她腌的是那段被洪水打断的日子。我想，在酸爽的老水里，山沟沟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随着发酵的黄瓜、胡萝卜一起，跨越那些可怖的记忆，在她心里重又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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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子厂女工决定重返校园
前言
什么是当下最应当被关注和记录的？这是每个写作者都在追问、并用自己的书写回答的问题。
2011年，丁燕从新疆乌鲁木齐南迁到广东东莞后，她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来到工厂门卫室求职，开启了自己卧底工厂打工的生活。进入音像带盒厂后，她是啤工118号。她和所有的女工一样，有定额任务需要完成，做得不好一样要返工。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她是装袋打胶的普工；在音像带盒厂，她是啤工；在注塑车间，她每天用钳子剪掉衣架上的凸起物。她将被褥搬进女工宿舍，穿上土黄色的工装，让自己成为流水线上一个机械的螺丝钉。她跟女工们同吃同住，在经历了200天最真实的工厂生活后，她写下了《工厂女孩》。
2014年至2015年，她继续在东莞的工厂采访，这两年的经历被她写进了《工厂男孩》。2023年4月，为完善“工厂三部曲”系列作品，丁燕重返东莞工厂进行采访。她发现，此刻的工厂已和十年前大相径庭。现在，不仅工人的工作环境发生了改变，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一切都变得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和国际化；同时，现在工人的情感诉求也比他们的前辈更强烈：和薪水相比，他们更看重尊严和自由。
在她的采访对象里，既有凭一股不服输的劲从女工进阶为女主管的传奇女性，也有因热爱写作完成精神蜕变的女工作家，还有从愣头青成长为具有工匠精神的男厂长，以及已成为技术能手但却迷恋农事的工程师……这些新时代里涌现出的新工人，对生活充满热情，对职业充满热爱。
直至今天，在作家丁燕看来，工人和农民，依旧是这个时代最为深刻的话题。
本文节选自《工厂女孩》第九章，讲述了一个女孩从女工成为女文员再成为女学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打工二代”把握机会“上升”的缩影。相较于第一代打工者，“二代们”与土地的关系更为疏松，他们更强烈地希望离开家乡。然而，在涌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1
踏上赴黑龙江的火车之前，雨荷在皮箱里塞进新买的绒线帽、厚毛衣、羽绒服、棉手套、羊毛袜……她认为自己已将寒冷想象得十分具体，然而，当她从鸡西外国语学院的澡堂出来，路过操场，一捋头发，发现发梢上结着冰碴儿，不觉愣怔。
那是2012年11月27日。那一天，雨荷十九岁。身高一米七，肤白，两腿瘦长，长发披肩，五官小巧，虽然不是大美女，却也青春时尚。
这年八月，从广州火车站出发，雨荷渐渐将东莞、电子厂、办公室，皆置之脑后，朝中国最寒冷的地方进发。潮腥的海风吹起她的刘海，令她不禁做了个深呼吸。她知道，她一定会再次返回这岭南，这香蕉园，这密密麻麻的厂房……当她成为另一个自已，她要真正回观这个辉煌之地。
雨荷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2010年9月1日，这个学校开学的日子，高中毕业生雨荷背着塞满腊肉的双肩包，随着火车的轰隆声，朝父母打工的岭南驶来。
和爷爷奶奶告别时，这个孙女并不感伤，反而有种投奔新生活的亢奋。雨荷和父母的关系，谈不上亲昵，也谈不上怨憎，算是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但是，如果遇到和父母有冲突的情况，她会下意识地选择撒谎，懒得详细解释。说到底，她和那些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还是不同。
雨荷的父母在她两岁时南下打工，每年春节回老家团聚一个月，平时皆靠电话联系。高一时，女生搬到寄宿制学校，看到同学们的父母在宿舍帮忙搬行李，而独独自己落了单，对父母的怨恨之情在那时油然而生。这时，再听到爷爷奶奶抱怨自己不听话、常去网吧时父母大吼“狠狠打”，越发反感。
“既然我做得再好你们也看不到，不如，就做得不好。”
雨荷开始逃课，去网吧、看电影、滑早冰、逛公园……只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和闺蜜一起进行的。她还不敢放纵自己去交男朋友。
对此，雨荷的父亲曾发出严厉警告：“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高三毕业，雨荷甚至没有参加高考，理由是——“考也考不上。即便考上了，出来还要自己找工作，不如现在就出去……”雨荷早就想“出去”——因为父母已“出去”多年。而在家乡，像她这样的学生，大多数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本钱和经验去创业。考完试，她收拾好行李，便踏上南下的火车。
十七岁的雨荷，并不喜欢书本——那些印刻在纸张上的知识，对她而言是个封闭王国，但她却很懂得向生活本身学习。她虽然一无所有，却又无处不有；虽然混沌懵懂，却又笃定坚信。当火车经过一站又一站，传说中的大城市就要出现在眼前时，这一段旅程，在女孩心里，变得非同凡响。
雨荷的旅途在广州终结。走下火车，环顾四周，女孩惊诧地发现，这些长途旅行的人，大多是年轻人，独自拎着包，迫不及待地朝前冲。而她，是幸运的——有人专门来接她。
雨荷的父亲四十出头，大块头，大嗓门，红脸膛，额头攒聚着深浅皱纹。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像一幅油画，模样是原来的，但颜色逐渐衰败，丧失了鲜活。他朝雨荷微笑，喊她的名字，接过双肩包，拽过拉杆箱，领着女儿，朝公交车站走去。那里每过十分钟，就有一趟发往东莞的车。
进入车厢，一股汗腥、脚气与潮热混杂的臭味扑面而来，熏得女孩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孔。在以后的东莞生活中，这股特味的味道，一直都存在。去往任何一个镇的任何一辆公交车，那味道都一模一样，无法控制，无法根除，像条湿漉漉的蛇，始终爬行在鼻尖下。
车窗外闪出各种招牌：车床、塑胶、模具、油漆、玩具、手袋、成衣。一间间毫无特色的楼房，阳台上晾晒着衣服，密密麻麻；一片杂草丛生处，挺立出一栋金碧辉煌的酒店；高速公路之下，是一片片稻田、鱼池、养鸭场。公交车慢慢靠近樟木头镇区，在工业园路口，戛然停止。
对雨荷来说，坐在公交车上的这一路似乎不是在清点门面，而是在参观一条蜿蜒流淌的工业之河。她为此恍惚、晕眩、亢奋??从此之后，她将楔入这个城市的深处，再也拔不出来。
雨荷的父亲在厚街镇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四千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当普工，月收入两千五。父亲虽老相，但还健壮；而母亲，因长期受精神和物质上的匮乏逼迫，已熬成人干，精瘦枯槁，让女儿看着骇然，但好在没有病……好在，终于盼到一家人团圆??
为了迎接女儿的到来，母亲在工厂旁的贫民区里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屋子，月租三百元。楼道铺着粗糙瓷砖，昏暗狭窄，屋内设施简单—卧室里一张双人床，窄门衣柜，木凳上放着台电风扇；阳台连着个水池，三种不同颜色的塑料刷牙缸；客厅里拉起一道布帘，在原本摆沙发的地方，塞进了张单人床。
雨荷在珠三角吃的第一顿晚餐是：大米饭、红烧鸡腿、白灼虾、水煮肉片、清炒生菜、蛋花汤。
当雨荷在电子厂的女生宿舍公布这个菜谱时，引来哗然一片。
2
除了周六、周日不加班的时候雨荷返回出租屋和父母团聚，平时她都住在宿舍里，睡我的上铺。那时，我在这家电子厂打工已三个多月，一直于的是拉线上的普工，而雨荷进厂后，只干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 QC（Quality Controller，质检员）。
雨荷的求职经历毫不曲折。她还和父母达成协议，每月留下一千元零花钱。
作为进厂第一代打工者，父母反复向女儿诉说当年求职如何艰难，诉说如何在人才市场排队、占位、递简历，未能获得聘用后，在立交桥下的涵洞里凑合一夜，吃一个饼抵挡一天。为保住得来不易的工作，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咬牙忍受；无论多么不堪的嘲讽，都忍辱负重。然而，这些到底不是雨荷亲历，再怎么描述，对她来说，父母的经历也不过是“以前的事”。
雨荷不喜欢父亲所在的珠宝厂——她曾在那里打过暑期工，觉得那里人少，不好玩，而且“没有更多上升空间”。母亲所在的纸箱厂，她去了一次，总结出一个字——“臭”。她不让父母帮忙（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自己出门找工作。看到这家日资电子厂拉着横幅在招女工，便到门卫室，递上身份证……
然而，母亲劝雨荷不要去：这个厂有两千人，虽然发薪准时，但制度严格，稍有不慎，便会被罚款。可女儿却下定决心，要进就进大厂，即便从普工干起，机会也比别处多。
“你可以通过女工受雇的年龄，来判断这个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如何。”
雨荷告诉我，如果那些二十几岁的女孩—打工族的精英分子，大量会聚在某个厂，就说明这个厂不错。
第二天上午八点报到，填写个人信息表后，雨荷被面试者问询：会不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又给出一排简单的英文单词，问是什么意思；再拿出各种不同颜色的卡片，让她辨认。诸事毕，她去医院验血，做视力检查、心电图。第三天上午，她先去医院拿检查单，下午重返电子厂，被分配至拉线当普工。
女孩如此之快就获得了工作机会，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年轻女孩更受企业欢迎。据说在东莞的工厂里，70%的工人是女性。她们同时还分布在办公室文员、人力资源部职员、售货员、推销员、保姆等各个职位。在老板眼中，年轻女性既勤劳，又聪明，更重要的是—比男性更易管理。
雨荷进厂后第一件不能适应的事，是被本地人称作“农民工”。
下班后，来不及换下工装，我们便冲进食堂吃饭，挤出时间去逛厂外便利店。几个主妇从市场走出，手里拎着菜兜与我们擦肩而过，雨荷愣住，迈不开步。她们用粤话嘲讽我们：“农民工。”
在父亲上班的厂做暑期工时，这个聪明的女孩跟着一群茂名人，囫囵吞枣地学习过粤话。
和父母不同，雨荷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会上网，对城市生活并不是一无所知。雨荷父母的梦想是打工攒钱、回乡盖房，而雨荷这个“90后”女孩，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便不再打算回老家。
现在，即便女工雨荷还是农村户口，还被称作“农民工”，然而，当她离开家，进入东莞工厂，她便投身中国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现在她被陌生的本地女人教作“农民工”，使她心头微微一震。
我们的宿舍有四张高低床，空间局促，没有插座，阳台上是卫生间，没有灯。食堂的饭菜一成不变，总是米饭、肉丝炒某个青菜、某个全素青菜、淡而无味的汤。为鼓励员工加班，每逢周一、三、五，厂里加餐，供应鸡翅和牛奶。
起初，在雨荷看来，工厂和学校没太大差别，加班就像去上晚自习。然而即便是雨荷那么年轻的躯体，每天连续上班八小时，再加班三小时，也累得要崩溃。那种机械的工作，常会伴随强烈的饥饿感——即便中午在饭堂吃了两大碗，只要一拿起产品，就会听到肚子里咕噜噜叫唤。
置身于有毒空气、高强度噪声、巨大生产压力中的重复劳作，让我们对车间充满反感。
环顾四周，女工们大多衣冠不整，油垢满面。大多数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有的将袖子卷起来，露着臂膀，有的将领口敞开。因为总是不能大声聊天，女工们对说话有股奇怪的热情。一旦下班，便开始说脏话俚语，随后肆无忌惮地大笑。
普工雨荷渐渐知道了工厂的阶级之分，认清了自己处在最底层。她年轻，总会分到最脏最累的活儿，还不能表现出丝毫不满。表面上，她勤勉工作，可一下班，她便开始盘算—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岗位？这个想法，她从没和父母交流过。她父母来东莞十八年，居然还操着一口浓郁地道的四川话。她父母没有什么朋友，周末边看电视边吃饭，对他们来说已是最大的享受。
我预感到雨荷在这个脏污之地干不长久，可没想到，幸运女神那么快就眷顾了她——有个女孩跳槽，空出了个QC的职位。
雨荷已经上岗了，还不知道“QC”这字母组合的意思。很快，她在网上查了出来：这是英文单词“质量”和“检查”的第一个字母组合。她的工作，就是检查电器连接线的方向、位置、多少，把不良品放进红箱，大货在高台上站着查，小货在低台上坐着查。
仅一天，女工雨荷便已全面掌握这项技能。
这个工作显然好得多，底薪和加班费加起来，有两千五百多，而啤工工资的上限也就一千八百元。雨荷很想介绍我也去干这个活儿，然而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QC。
这个车间的QC有十二个人，年龄全都集中在十七岁至二十一岁。
雨荷的幸运不在其他，只在她的年龄。
渐渐地，工作的严酷性显现了出来。一整天在车间，人像被囚禁在牢笼中的野兽。每过两个小时，雨荷必定要去上一趟厕所，只是为了凝立窗口眺望那亚热带山坡黑绿的树林。
很快，雨荷就明白了，QC这个活儿，真不好干。在晦暗不明的车间里，要进行精致细微的检查，并且习以为常，是件可怕的事。她发现自己逐渐视力模糊、头晕、恶心，不觉陡然一惊：在车间，女工们不断制造着产品，检查着产品，而她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产品。
发薪日是每个月最快乐也最糟糕的一天。工作了那么久，又那么卖力，女工们发现自己因为迟到、请假、不良品太多而被扣了很多钱。这一天，很多人会挤到邮局，排起长队，赶着把钱寄回老家；或者冲进商场，买唇膏、手袋、高跟鞋；或者一咬牙，干脆买款新式手机。但雨荷却说：“钱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
从车间回到宿舍，雨荷二十分钟就搞掂冲凉和洗衣，爬上高床后，放下蚊帐，戴上耳机，听起音乐。她不喜欢逛商场乱花钱，至于睡懒觉、玩手机游戏、绣十字绣、不断打电话……这些她通通也不喜欢。
雨荷报了名学跳街舞。
在集体生活中，女工们很容易失去自我，到处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境贫穷的人，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更出众，否则便会很快被湮没成为百万分之一。
在车间，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雨荷的工装，便能判断她是做什么的。然而，一旦脱下工装，开始跳舞，一股暗火便在女孩心里燃烧。她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个城市为女人提供的一切，将会让她更出色，总有一天，她会变得更幸福。
旋转，旋转，旋转……
元旦，厂里搞迎新年文艺晚会，雨荷跳了支现代舞，一举夺得二等奖。几乎所有的人，因此认识了这个女孩：黑色长简靴，黑皮短裤，银色紧身上衣，扭臀，摆手，踢腿，像机器人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律动，然而，又像刮台风般狂暴旋转。
一夜间，雨荷成了电子厂名人。
3
这家电子厂的总部在樟木头镇，但在东莞其他三个镇还有分厂。2012年初，老板在湖南郴州建起新厂后，似乎拉响了这样一个警报：曾汹涌无比的打工狂潮，在珠三角地区已呈衰退趋势。
令雨荷大为吃惊的是，有一天她蓦然发现这栋楼的三楼、四楼和五楼，居然变得空空荡荡，只剩底下两层还亮着灯；另一件事随之发生——这个曾有两千人的大厂，员工缩水至五百人。八人一间的女生宿舍，现在只住两三人。
她向杜经理提出辞职，理由是——“我想回老家”。显然，她撒了谎。
杜经理是个平头整脸的男子，四十九岁，脸颊姜黄，穿戴干净，右手上总是拎着个公文包。
“你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吗？”杜经理根本不信。
“没有，”雨荷回答，“家里有些事需要回去处理。”
“你在这里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他对她这么客气，令她心里一惊。
“你回到老家能做什么？”他的话在女工心里唤起了她所抛弃的家乡那死气沉沉的景象，“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女工沉默着，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看着那张鲜荔枝般的清水脸，男人的精神活跃起来。她真的很可爱，还携带着乡土世界里的淳朴。同样来自乡间的他，能从她的一举一动中，嗅到那股泥土的味道。她不像一般的女工。她没有那种混沌的傻气。她比别人更具有想象力，有更高的趣味，所以，她更敏感，更能感受到消沉、孤独无依，因为她的头脑比别人更精细。
“你认为我还能干什么？”
“你能干好你想干的任何工作，”他说，“但你要说出你的真实想法。”
杜经理拒绝批准女工的辞职报告，反而让她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辞工后，专门去学门技术。眼瞅着经济不景气，那么多人离厂，而自己并无一技之长，若年龄再大，便会陷入无以谋生的困境。
男人睁大眼睛：她还不到十八岁，已在思考“年龄再大怎么办”！
许多男人的天性是寻欢作乐，他们像蜜蜂一样飞舞在女人身旁，劫掠她们身上的花蜜，为自己取乐。某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杜经理，让他愿意去亲近这朵小小的米兰花。他闻得到那股柔顺的香味，而她的局促和惊诧，更令那香味变得清新。
杜经理的家庭虽不十分令人满意，但也风平浪静。他的经济收入不大受妻子束缚，有自己的私人账户。每年，他带着家人到国外休假。他有一帮清华校友，组成一个坚实的小圈子。他对女人尤其是年轻女孩的态度，一直处于节制状态。他从不对她们表现出过分热忱，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帮助她们，让她们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这会让他获得一定程度的尊敬，那是他在他的家庭、他的阶层、他的社交圈里无法获得的东西。现在，他的态度格外诚恳：“如果你有机会去做文员呢？”
杜经理的话像火焰，把金属碎片熔接成一块坚实的固体，过去曾在女孩心头飘过的幻影，正在变成一缕希望。和大多数工友一样，这个女孩，也有她的虚荣心。只要有上升的机会，她就会抓住它，并努力做好，让大家承认她的能力。
雨荷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杜经理温和地笑了。
就这样，雨荷成为建厂二十年来第一个从车间到办公室的女工。
从生产线到办公室，从用手工作到用脑工作，这几乎是一道阶层鸿沟。回宿舍搬行李的女孩告诉我，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很难——“除非你是厂领导的亲戚，除非你做得很好，除非你很出名…”她艰难地诉说着，眼睛盯着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鲤鱼跃龙门。
雨荷的工作是“营业”，主要处理接单业务—收到订单后，经过这个部门的规划，将任务下达到各个分厂。经过半个月的磨合，她基本完成了从女工到文员的转变。但是，她却无法让自己在新工作中特别亮丽地凸显出来，因为她只能做国内项目，无法做国外项目——她不会日语。
到了办公室，雨荷的世界并非一下子丰富起来，反而更加孤单。在办公室，她没有一个熟人，全靠自己领悟。这里和车间不同：在车间，QC的行动很不自由，组长管得很严，如果有事请假，就要求别人帮忙做自己那份活儿；但在办公室，没人盯着你去做事，一切只能靠自己，但却更不自由，那些工作，不能堆在那里。
下班后，办公室的同事们不是回家就是找朋友玩，只有雨荷一个人落单。她和父母的临时之家，已经散伙。父母同时辞职，返回老家盖房子。这对夫妻打工十八年，共积攒存款三十三万元，又问亲戚借款七万元，准备盖一座三层小楼。等房子盖好后，他们会再次出门打工，将欠账还完，再返乡养老。
雨荷在办公室附近的农民房里租了个单间，月租一百八。屋里放一张单人床，小矮桌靠在窗下，桌上放着电饭煲，窄小的卫生间，阳台是粗重的阔条水泥栏杆，筑得很高，没有护栏，能一下望到头顶一片天，空空荡荡的灰白色，高高悬挂。屋里没有凳子，只能坐在床沿上。
雨荷也发生了细微的改变。以前她总喜欢穿休闲装，现在学会了用花边和小领饰来增加妩媚。直发经过陶瓷烫，显得格外蓬松。新款圆头皮鞋，带着点坡跟，既舒适又漂亮。从外表看，这个女孩已不再是女工模样，那一缕现在还保持的局促劲儿，不过是温婉天性的自然流露。她适应了新环境，对自己进行了适度调整。
当我们俩靠着床沿坐下后，雨荷的手机接收到一条短信，两个字：“加油。”而她即刻回复：“感谢。”
和杜经理的这种联系，实在是一场冒险的情感对决赛。她小心翼翼地处理“大哥”和“小妹”的关系，却很清楚她和那个男人之间的距离遥不可及。杜经理清华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戴上博士帽后返回国内来到珠三角，进入电子厂，成为高管。妻子是一起留学的女同学，给他生了个女儿，听说，妻子比他还能干?
雨荷坦言：“我怕见他。”当那个男人提出来出租屋看她时，她婉言拒绝了。
女孩侧过脸来看我：“我不想在没有凳子的屋子里接待他。”
随后，她又笑起来：“这个单间像学生宿舍，倒也罢了，要是他去对面那片瓦房看看，真的会让我感觉丢脸。”
雨荷不愿和杜经理在一起。他是她的恩主，总让她感觉有所亏欠，而这是一种多么不好的感觉！于是，他和她的关系，仅限于手机短信。
4
到了办公室，不仅要处理新工作，还要处理新关系。
雨荷深刻地感受到，由于她曾经的女工身份，她和新同事相处起来极力复杂。
在中国农村，人际来往通常源自亲属关系。而在工厂的生产线，几乎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卑微背景，因此，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将会打破这种平衡。这种变迁会让新同事深感不安，因原本被他们看不起的女工，有可能因为表现突出而成为自己的上司，这会让他们觉得很羞耻，于是整个办公室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排斥氛围。
每当雨荷推门而进，原本在聊天的人们便安静下来。遇到琐碎的活计，他们也自然都推到新职员这里。雨荷必须学会察言观色，同时惊诧地发现——“那些表面上很友善的人，也许是背后说你坏话最多的人。”中年女同事尤其不喜欢她，说她们靠的是实力，而不像有些人，靠脸蛋，靠关系。
无意间听到的这些话，让雨荷内心五味杂陈。即便她到了办公室，却依旧无法抹去女工印记——那工业大厦中最为低贱的味道。她知道自己正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感到强烈的羞耻和被侮辱，可是，她能有什么办法堵住别人嘴巴呢？只要一想起这些事，她便会暗自落泪。
但是到了下班，雨荷依旧会主动和女工们打招呼，而不像办公室的其他人，沉默着与她们擦肩而过。
“我是从车间里出来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现在的雨荷，已经不用做那些辛苦的活计，但她知道，常年劳作的女工，身心疲惫，宛若秋日枯叶。她眼看着母亲加班回来，不愿多说一句话，倒在床上就睡，像死去一般。这种身心疲惫，是那些从未在车间待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的。
就在雨荷努力适应新生活时，另一个男人强行挤入她的生活空间。
不是别人，正是办公室的罗组长。
女职员像生物学家对待标本般研究着这个顶头上司——罗组长的普通话说得并不流利，带着股四川味，下达任务时，总是紧张得双手发抖。一旦说起日语，却像鱼儿入海，异常从容。这个二十七岁的男子，初中毕业即进入国际日语学校学习，十七岁进厂做营业，经过十年历练，业务能力超强。
罗组长面颊饱满红润，衣着惹眼，手戴炫目戒指，领口处常闪出金链光芒。对上司，他会婉转巧妙地恭维；对下属，他会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吹嘘、炫耀；对女人，他总能发现对方的兴趣所在，然后，熟练地顺着话题谈下去。在人群中周旋，他有一股子特别的热情，说不上“有才能”，也没有能称作“高尚”的思想，更没有坚持不懈的热情，不过是口气更热烈，态度更亲昵而已。他不是富翁，甚至还没有踏人中产阶层，却活得兴冲冲，一心追求他所向往的优越生活。
打雨荷踏进办公室的第一天，罗组长便动了心：这个女孩实在美丽。
罗组长并没有怎么揣度，便冒冒失失地向女下属示爱，没承想竟遭到明确拒绝。
在雨荷看来，这个家伙并无邪气，也算善良，但却像没有思考能力的飞蛾。他会很快倾心女性，因为他年富力强，情欲炽烈。追逐女性，是他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乐趣。
罗组长有股蛮横劲，硬挤硬闯，像艘大机轮，在污泥浊水中鼓浪前进。他并不觉得雨荷能与自己并驾齐驱，他像要在船尾拖着条小船那般，试图帮助这个女孩，这种得意扬扬的神情，令雨荷非常反感。同时，他的生猛，让雨荷感觉他像一头洗刷得很干净的动物——虽然人本来都是动物，但是没有谁会像这个男人这样，肯定的是一只动物。于是，罗组长和女下属之间的情势，并未随着相处时间的推移逐渐火炽，相反，时间越长，雨荷越将他看得清晰。
那一天下班，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人。
罗组长掐灭烟头起身要走，雨荷也拎起包到了门口，将门拉开半扇。突然，罗组长将门关上，将她挤到墙角，低头，试图吻她，嘴里喃喃呼唤道：“雨荷雨荷，嫁给我？我是真心的……”男人的喘息声陡然变大、变重，鼻息咻咻，令雨荷感觉整个天空中的雨水全都扑到脸上。她像田野里的小松鼠，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要赶快奔逃。她伸出双手，将那个发烫的躯体用力一推，那一刻她迸发出的力量大得可怕，令男人一阵颤麻。
雨荷并非聪慧绝顶地意识到这个男人不可靠，只是这种赤裸表白，根本没有前奏，激发起她本能的自卫。她瞪着眼，像看一件石灰浮雕般盯着他。她一字一顿地说：“我……还小，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件事。”
罗组长有些惊诧。他知道她从车间来，在那个腌臜之地，再美的人待久了，也会变呆变傻。他不明白，这个女下属如此决绝的神情，来自何方。
办公室的门轰然打开，暑天热烘烘的气息冲进来，门又被狠狠关上，砰的一声。女职员又好气又好笑。“他凭什么认为我会喜欢他？”雨荷向我复述这个场景时，嘴唇直哆嗦。
这个雄心勃勃的女孩坦言道：“说不定有一天，我会超过他。”
雨荷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在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女性往往比男性拥有更多机会。她们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能很快接受服饰、发型和说话语气的改变，而男性则相对显得自我封闭。同时，传统农业社会对男性的期望更高。父母希望儿子在外地打工，赚到钱后，带着老婆孩子返乡，顶门立户过日子；而对女儿的态度，则更宽松。女子一旦离家，回不回去都可以。如此思维下，离家的女子，反而会获得更深层次的自由。
雨荷反复思考自己的处境，觉得形势大大不妙。她是个能动脑筋的人，总要想出个办法来。她不能赤手空拳漂浮大海，要抓住浮木、舢板、树枝……任何可以让自己依附上去的事物。她想到两个字：语言。
在厚街打暑期工时，雨荷学会了粤话；在樟木头女生宿舍，她跟着梅州来的客家女，学会了客家话；同时，电子厂的工作经历，让她深刻地认识到，掌握一门语言，不单是学会使用某些词语，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电子厂，日语是第一语言——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和高管都说日语。而普通话是日常工作交流语言。厂里的员工大多来自四川、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并没有哪个省份的人占上风，交流一律用普通话；而粤话和客家话，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走出工厂，去市场，到超市，如果能交替使用这两种语言，沟通起来将根本不费力。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雨荷脑中慢慢成形——精通日语。
雨荷思忖：虽然她打小就喜欢画画，能将靓女的衣服褶皱都画得细致入微，然而，对自己去学服装设计专业的设想，她很快采取否定态度。她当然喜欢跳舞，在舞蹈班时总被老师夸奖，然而，和专业人士比，却相差甚远。于是，“日语”这个词，越发凸显，几乎变成夜空中的一轮圆月。
于是，她报了外语培训中心的初级日语课，学习《新日语基础教程》，四个月，一百零六个课时，一千八百元。从标准发音开始学，可掌握一千四百个单词，以及口语交流。
培训中心在镇中心一幢三层小楼上，日语教室有十几平方米，白色的塑料桌凳，白色的日光灯，白色的书写板……这种环境，正是雨荷希望看到的。她觉得自己的未来就是一片白色，现在她往上画出的颜色是红还是绿，尚未可知。
雨荷辗转反侧，在父母借款盖房的节骨眼上，打去电话。
“到哪里上学？”
“黑龙江鸡西……”
父亲问，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雨荷介绍，这个学校的日语专业很出名，要从零基础开始学，只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过了十二门，就能拿到国家承认的专科文凭。
但是，她用力地咽了口唾沫，然后告知父亲：学费是三万元。
她觉得自己真该死。明知道父母已借债七万元，居然，还要增加他们的负担。
十分钟后，父亲打来电话，将商量的结果告诉她：既然要去学，就好好学。
临出发的前一天，雨荷得了闲。辞了职，吃过饭，托运了行李，剩下的就是拎着箱子去火车站。
雨荷拨通了杜经理的电话。
男人说，不要去，哪里都一样。她带笑轻声说：“那边会下雪的哦。”又补充道：“我好喜欢下雪啊。”男人没接话，停顿了一阵，突然说：“不要去，嫁给我，我要娶你！”女孩好像头上开了个烟囱，直通通，冒出团团热气。她不懂——不离婚怎么结婚？而她，根本不想和他谈论离婚的事。她知道，没有一大笔钱，这件事根本办不到。现在，眼瞅着厂子不景气，老板都难做，更何况他这个管理人员。
然而，一个四十九岁、已有了严重惰性的男人说出这种表白，确实需要勇气。显然，他是动了真情的。所以雨荷要走，他便怨恨起来。他们的关系在变。打他举荐她到办公室，他便亲手挖出了一道鸿沟：他将比此前更难掌控她。
他需要她，甚至更甚于她需要他——这样的红颜知己，让他感觉自己尚且强大，尚能被人需要，尚有爱的能力。当青春逝去，岁月蹉跎，他认清自己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永远成不了大富翁，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发展，来自年轻女孩的敬仰，是撑起他精神桅杆的暖风。
而现在，她却要选择逃脱。她是在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吗？
电话里，男人突然厉声道：“你要是去了，我就真的不爱你了。”她感到心里微微发冷。这个男人曾像一层保护膜，覆盖在她的精神上，现在，她要亲手将它撕去。这个男人和罗组长一样——不相信女人能靠自己的能力，获得她想要的生活。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以去帮她，而这种帮，总要连本带息地偿还。
挂断电话，女孩凝立阳台，仰头看白色云朵高悬上空，一朵一朵。没有任何男人抛弃她，她想，她是自己的。她要仰仗的，就是这小小的躯体。
打开笔记本电脑，播放她喜爱的那首歌曲，随着强劲的节奏，女孩舞蹈起来。
歌声真浓烈啊。可是，她就喜欢这浓烈。
5
鸡西下雪了。
雪落在平坦的操场上，平坦的屋顶上，平坦的道路上。整个黑龙江，整个中国北部，皆被白雪笼罩。白雪遮蔽了这世上一切的脏污和幽暗，让晶莹之光闪烁。天地苍茫，通透辽阔。
女生雨荷从澡堂走出，穿过操场时，捋了把头发，发现发梢里居然结着细碎的冰碴儿，不觉愣怔。
女生活得像机器人，不能生病，不能请假，不能旷课，不能看电视，不能跳舞，不能躺在床铺上，直接睡到天亮。女生如闹钟，嘀嘀嗒嗒，分秒不差：洗漱、上课、抄笔记、背诵、吃饭、睡觉、早读、晚自习。女生让自己成为时针、分针、秒针，卡在表盘上，紧凑有序，分毫不差。
现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往事凝结成铺天盖地的白雪，将她冻结。女生蓦然想起，今天，是她十九岁生日。可是，她还从来没有恋爱过，若给同学们知道，定会遭到耻笑。环顾四周，雪野寂寥。女生逐渐明白：这样，岂不更好？就让男人们以为，自己是因为喜欢雪，才来到这远离珠三角的学校吧。
泪滚滚而落。
像苹果在枝丫上撑不住，要扑通扑通掉下来。
一阵寒风吹过，女生像从梦里醒来，摇摇脑袋，继续朝前走。
雪地上出现一行轻轻浅浅的脚印。
（本文选自《工厂女孩》）
丁燕 著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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