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朱锦沁，因为一条“怎么安排身后事”的视频，火了。“财产子女平分、病重不要抢救、丧事一切从简”，她甚至还提前帮子女和单位沟通好了手续办理事宜。
沿着这条视频，这位“人间清醒奶奶”（抖音号：@多肉不老松）的老年独居生活，走进大家的视野。她在上海一个人住了两年多，每天过得充实快乐，头脑清醒、生活自律，手机玩得很好，数独能做到大师级。
她的独立、自洽和看淡生死的坦然，是在一辈子奔波而跌宕的工作生活中塑造出来的，也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打破常规的老年生活样本。
以下是她的口述。
我叫朱锦沁，今年86岁了。
1938年冬天，我出生在上海松江（当时属于江苏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战争年代，怀孕的母亲四处躲藏、疲惫不堪，不到7个月就把我生下来了。大人们都以为我肯定活不了，幸运的是我母亲就是助产士，知道怎么护理婴儿，她一直把我捂在怀里取暖，竟然让我活了下来。
我是奶奶带大的，她出生于清朝的书香门第，是我的启蒙老师，从小教我认字。4岁我就上学了，在小学跳了两次级，10岁考上了松江县中，但因为上县中要交5斗米定金，家里太穷交不上，我只能临时去考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初中毕业，我准备考中专，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但爸爸不同意，说再苦也要让我考高中读大学，我就去考了高中。不幸的是，高二那年，我得了肺结核，不能参加高考，只好回家休养身体。看着同学们都参加高考去上了大学，我很羡慕。
那时候，我爸爸作为技术人员去支援大西北，在西安待了半年多，又去到青海开发柴达木。他在外地特别想念我们，于是妈妈带着我们6个孩子，举家搬迁至青海西宁。
那一年我17岁，还是想考大学。我去青海省团委咨询高考事宜，却歪打正着地被推荐进了那里工作，分到宣传部上班。工作一年后，爸爸仍觉得我应该去考大学，替我写了一份申请给单位组织部，没想到很快就批了。
那时，离高考只剩一两个月了，我请一位在西安交大读书的同学帮我买了高考大纲，又去新华书店买了一些书，就开始复习。7月，我在青海参加完高考，没多久就随爸爸工作调动去了西安。在西安，我得知我以青海省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医学院录取了！
1957年，我进入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就读。读到大四的时候，我被抽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学习新专业，同学来自各大医学院，上课没有教材，全靠老师口授。我们的学习内容包括流行病、传染病和各种病毒，除此之外，还要学英语和俄语。大五下学期，我被分到了鼠疫研究室。当时，这些专业内容对外都是保密的。
1959年暑假，我结婚成家了，丈夫在青海工作。我决定，大学毕业后要回到青海去。这个决定，我的很多同学都挺惋惜和反对的。那时候我学习成绩非常好，毕业时是班里的第一名，他们觉得如果我留在北京，在事业上会有更大的成就。但我既然做了决定，就不会后悔。
回青海后，我被分配到青海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化验科上班。在青海牧区，草原上的旱獭是鼠疫主要的储存宿主，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分离并研究鼠疫菌。每年春天到秋天，所里的同事需要轮流下乡，去做鼠疫防治和宣传工作。我有一次下乡，就在骑马时遇到藏獒攻击，啪地一下从马上摔了下去，一条腿什么知觉都没有了。
青海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待就是34年，从一个小小的科员做到所长，期间担任过西北五省科研大协作鼠疫项目负责人、参与制定了鼠疫自然疫源地及动物鼠疫流行判定的国家标准，被卫生部聘为鼠疫专家委员会委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
我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对家庭多有亏欠。
1966年，我的女儿出生了，她也是个早产儿。我这个妈妈挺不称职的，不是在下乡出差就是在所里搞研究，小时候总把她寄养在同事家，上学也都是爸爸照顾她。记得有一回，她因为吃了一个臭鸡蛋得了中毒性痢疾，被送到医院抢救，我当时人还在单位，接到电话着急忙慌地往医院赶，幸好救了过来。
1995年，我离开上海已经40年了。彼时，爸爸已经病逝，兄弟姐妹分居全国各地，妈妈一个人回到了上海老家。因为想离她近一些，当时又正好有政策可以回原籍买房，1996年，我退休后，全家一起回到上海定居。
1962年2月，我和父母弟妹一家八囗在大庆，这是我们唯一一张全家合影。
在上海，日子过得很平静，我有段时间还“再就业”了，在一所民办学校做行政。直到2020年，我老伴走了，真没想到，很意外。
那时，他得了肾癌，但是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后来又有间质性肺炎，我们以为这个病问题不大，没想到越来越严重，后来还住院了。有一天，他在卫生间突然就倒了，头撞到瓷砖导致中风，当时是抢救过来了，但身体各方面机能都不行了，没几天就走了。
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老伴走了以后，孩子们担心我继续住在以前的家里，心里会难受，想把我接过去住，但我拒绝了。2021年1月，我一个人搬到了现在的房子，在上海远郊的枫泾镇，开始了我的独居生活。
很多人问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要独居？一方面，我不想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女儿工作性质比较特殊，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上班，我白天活动会影响到她；儿子家，我住过去要占用孙女的房间，也不太方便。另一方面，我这个人也比较喜欢清静，而且我是搞预防医学的，对自我健康管理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一开始，孩子们也不太放心让我一个人住。家里每个房间都装了监控摄像头，我女儿会随时查看摄像头，看我在家干嘛、有没有事。有一回家里的路由器出问题，断网了，我因为手机有流量也没在意，反倒是女儿看不到监控，担心得不行，赶紧叫邻居来找我。我这房子原来前门、后门和花园门都是不锁的，就是怕我在家出点事外面人不知道、没法及时进来。
刚开始独居，我也不太习惯，一方面是还没从老伴走了的阴影里走出来，另一方面左邻右舍都不认识。但是时间长了就适应了，跟邻居都认识了，我在家也经常跟老同学老同事打打电话联系，慢慢就想开了。
我觉得一个人住着，一定要多动，干干家务、打理花园或者散散步都好，一天到晚躺着坐着是不行的。另外也得有社交，不能出门就和老同学朋友打打电话发发微信，交流交流日常见闻和想法。我还特别爱跟年轻人聊天，可能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以前单位里的年轻人也挺喜欢跟我打交道。
手机是我独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手机刚流行的时候，我女儿就给我买了一个，还给我下载了很多APP，后来时间久了，我对它越来越有兴趣。现在，我会用微信运动看每天走了多少步，学会了制作相册影集，拍照记录家人的生活，还会用手机网购。老同学用手机遇到什么不会弄的，都会打给我来问，我算是同龄人里头脑比较清醒、记忆力也比较好的。
独居半年后，2021年7月，我就开始在家对着手机录视频，讲我过去的经历和故事。
我录视频，起因是有一次和我们老班长打电话，他说你这一辈子跑来跑去，在青海工作很艰苦，也做出了不少成绩，能不能把你的经历写下来？我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精力，不愿意动笔。女儿听到后建议我说，妈你不愿意写的话可以说，从小时候开始说起，聊聊你的生活工作经历，一次就说七八分钟就行，我帮你加字幕剪成视频，将来也给可以孙辈们看看。
我这一生到处奔波，从事的工作当年也是保密状态，很多经历都没和别人说过，包括我老伴、女儿和儿子，也都不知道。我就答应了。
第一次录视频，我一口气录了一个星期的内容，视频里衣服都没换。
“多肉不老松”这个名字，是我和女儿一起想的。“不老松”是我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越活越年轻，“多肉”是因为我很喜欢养多肉，以前养了100多盆，现在兴头没那么大，只剩二三十盆了。
第一次录视频，我说了一会儿还觉得挺顺口的，我就一口气录了一个礼拜。所以头两个月我的账号每天都会更新，我就负责录好视频发给我女儿，她帮我剪辑上传到西瓜视频，后来又发在抖音，每条视频点赞都不少。
有时候我也会看看网友的评论，大家都觉得我记性好、讲话有条理，因为我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都喜欢听我讲“老年回忆录”，期待我更新，说“像是翻开了一本书”，我也挺高兴。
过去的故事讲完了，我就开始分享我的老年独居生活，没想到看的人更多了。可能是因为像我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住的不多，大家都挺好奇的。
我分享老年独居生活的抖音视频，点赞有2.5万，比以前一下多了很多。
我每天6点多就醒了，但是不着急起床，先打开手机做早安图，给我自己拍的花花草草加上祝福语和日期，发给微信里的朋友。起床后，我要做两件事，一是称体重，二是测血糖，这都是多年的习惯了。
每天早上晚上，我都要用手机发微信，有时候看看网友的留言。
洗漱完后，我下楼吃早餐，一般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或者一杯牛奶、一碗麦片和鸡蛋，有时候觉得味道太淡了还会加点泡菜。吃完早餐，我会去花园转一圈，有时候刮风下雨花盆倒了要扶起来整理好。然后我就出门去买菜，一般一个星期去两三次，有时候去菜市场有时候去超市，也有时候在网上订然后自提，慢慢走回家就10点多了。
接下来，我要看看手机，和老同事打打电话，彼此问候一下近况，因为老人家身体都不太好，我们会互相交流关照一下。中午，我一般要做一个汤、炒一个菜、再拌一个凉菜，晚饭就懒得做了，吃中午剩下的或者吃点面条、馄饨。
下午我也会和老同学老同事们打电话发微信聊天，晚上我要锻炼，在小区里散散步，一般走四五千步，下雨就在室内打乒乓球练习臂力，一次可以打500拍。我现在身体状况还不错，就是血压有点高，糖尿病导致肾功能不太好，这是不可逆的，能维持不恶化就行了，两年前摔过一次腿影响了膝关节，走路不太方便，其他都还可以。
我晚上还会看看喜欢的排球、乒乓球比赛，有时候也和朋友打电话发微信。睡觉前，我还要做一下数独，这是我保持头脑清醒、锻炼统筹能力的“秘诀”。
第一次做得很慢，初级都花了好长时间才做出来，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七八本书，用铅笔一个个填，做错了可以擦掉重来。后来我发现网上就能下载数独，就换成用平板电脑做，每天起码做半小时，慢慢增加难度，不到半年就通关到大师级了，最高记录是86000多分，才花了四五分钟。
总而言之，我每天一个人过得挺充实的。我的老同学们，关系比较好的，像我一样独居的还有4个，我们经常电话或者微信联系。他们也都觉得独居挺好的，一个人爱干啥就干啥，想唱歌就唱歌，想上老年大学就上老年大学，多自由。
今年2月，我在视频里讲了我准备怎么处理身后事。因为我已经把我这一辈子的经历差不多都讲完了，就讲讲以后的安排吧，未雨绸缪嘛，人都会有这一天的。
这些事我很早之前就考虑过，也和老伴、女儿都商量好了的。2020年，我被查出胰腺有个肿瘤。胰腺癌是“癌症之王”，我有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都是得了这个病很快就走掉了。我就觉得，如果真是恶性的，那治疗也没有意义，如果是良性的，就不用去管。所以我拒绝了进一步检查做手术，就没管它。但它给我提了个醒，还是应该尽早把身后事交代好。
我跟大家分享怎么处理身后事。身边人都走得突然，很多事情来不及交代，后续徒增许多麻烦。
我们老两口在上海买了两套房子，一套给了儿子，另一套如果要过户的话手续比较麻烦，变卖后把钱给了女儿。去世后单位发放的抚恤金，儿女平分。我的存款，除去医疗费用，剩余的应该也不会多，就由外孙和孙女平分。
我和我老伴单位都在青海，人走后单位发放抚恤金、结算退休工资这些事情，手续比较繁琐，我老伴走的时候我就张罗了很久。为了给儿女们少添麻烦，我就提前拜托青海的同事代办，给他们和女儿拉了个群，方便他们沟通联系。
另外丧事，我要求一切从简，不要讲究。我跟孩子们说好了，我现在活着就是高高兴兴过每一天，尽量爱护自己的身体，但一旦病重或者发生意外，就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千万不要增加我的痛苦，也增加你们的负担。
这些安排其实很正常也很简单，我就像平时一样当聊天给大家讲讲，根本没想到会有人爱看的。没想到，这个视频一下子火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同学同事也都在微信问我这个事情。
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生老病死的话题，一般人比较忌讳，但从生到死，人总是要走这一趟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就没有什么思想包袱，也经历了很多次身边人突然离去。我的很多同学也不避讳这个话题，有的人甚至把遗体都捐献了。
视频火了以后，我的生活变化也不大，就是多了一些媒体采访，现在好多了，最忙的是今年二三月份。我现在基本一个星期更新一次视频，主要是分享我的近况和花花草草。
我也经常看网友的评论，大家都觉得我安排得明明白白，说我是“人间清醒奶奶”，叫我注意身体之类的。当然也有不那么好听的，有的人会针对我说的一些细节抬杠，我有时候会解释一下，说不明白就不管了。
也有人质疑我年纪这么大了，又是个 “高知”，还要通过当“网红”赚钱吗？我发这些视频其实都没什么收益的，我也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我也懒得反驳，没必要为了这些事情生气。
其实，无论多么豁达从容，老年人一个人生活还是会遇到麻烦的。
我想起一件小事，我妈妈还在的时候，也是老年独居，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叫我帮她剪脚指甲，我做了但是没多想，后来也没主动想起来要定期帮她剪。现在我也80多岁了，年纪大了弯不下腰，给自己剪脚指甲得费好大劲。孩子们平时很关心我，会注意到我洗澡上厕所有什么需求、知道我腰疼从来不让我拖地，但是这点小事，没有亲身经历，他们很难想到。
老年人的生活和心态，很多是只有自己老了才能体会到。好比我自己，过着独居生活，头脑还算清醒，起居也能自理，但很多时候，也需要孩子们的关照和帮助。我也想提醒一下年轻人，可以的话，多多体贴关心一下家里老人，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留下遗憾。
*本文由朱锦沁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朱锦沁本人授权提供。
朱锦沁 | 口述
橙 子 | 撰文
猫 基 | 编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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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周褶褶
状况来得突然：健身房里，那个刚才还在认真练深蹲的年轻人，说倒就倒下了。
最初，教练只以为是学员低血糖，去露台透透气就好。结果越躺越不对劲，年轻人的呼吸越来越卡顿，米色T恤下的胸口剧烈起伏着。
这是深夜21时左右，深圳宝安区。大块头的教练们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
“跟他说话，跟他一直说话。”教练部负责人林建宗强行镇定自己指挥现场。他凑到年轻人跟前询问病史：癫痫？低血糖？尿酸高不高？
没有、没有……年轻人含糊地否认着。他的四肢已经不听使唤，嘴在慢慢合拢。
教练们慌张地搜罗着脑海里的救援方案：抬高病人双腿，促进血液循环；打120；又努力掰住年轻人的嘴，以免他咬到自己舌头……
时间过去不知道几分钟，求救电话已经打了两遍。年轻人的喘息越来越弱。
在中国，每年约有1.4亿人会经历各种意外状况，有3500万左右的人次需要接受医疗援助。呼救时分，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拨打120，然后焦灼地原地等待。
“大家可能觉得120赶到现场并不复杂，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经常跟随救护车出车的石艺哲说道。他是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名护士长，急诊工作18年，练就了沉稳的性格。
他深谙“时间就是生命”，尤其对于急诊科最重大的病种——心脏骤停而言。他也是一名急救培训讲师，在面向大众的科普课上，他一遍遍向男女老少学员们强调严重性：一旦遭遇这种极端情况，当事人的存活率，几乎可以按“每分钟下降10%”的速度来计算。
但在高密度又陌生化的现代都市里，快速的空间位移并不容易。“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街道，甚至不同的红绿灯，都会延长我们的救援时间。”石艺哲说。
急救队里的都是多年老司机，从沙井街道是个小渔村那会儿就来了。每次接到120警报，他们抓起钥匙就上路，飙着救护车在街道上演生死时速。他们踩着油门穿过水草寮棚，穿过城中村，穿过摩天的钢筋水泥……却经常一脚刹车，卡在每一个作为终点的小区跟前。
“每一个孩子都会算会抢答，心脏骤停10分钟以后，人的存活率几乎是0，”在沙井区域负责120接警的办公室里，石艺哲轻轻摇了摇头，“那在这10分钟里，我们又能保证什么呢？”
在深圳，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间中位数是13分钟——这样的效率在一线城市称得上名列前茅，但仍然“太慢”。慢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时，超过95%心脏骤停患者都经历了从抽搐到丧失意识、到瞳孔放大、呼吸逐渐停止、大小便失禁、再到神经元出现不可逆损伤的病变历程。
从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出门，右拐、再右拐，远远望见街对面那家银行雪白的招牌，林锦乐皱起眉头。
七年前，那里出过一起意外：银行大厅里，一名40岁出头的中年男子突发心脏问题倒下。十来分钟后，当被送进宝安医院的急诊室，他的心电图已经拉成了一道寂静的直线。
那是林锦乐十年学医刚毕业，正式成为急诊医生的第一年。他看见死者的亲人崩溃了，在病床前发出撕裂的哭声。
“那个案例真的是很痛心，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仿佛是对急诊科医生的一种黑色诅咒，它如此普遍而滞重地盘桓在这个群体里，并且世代传承。林锦乐的导师张文武——宝安人民医院前副院长、38年的“老急救人”——已经不记得多少次提起这组光秃秃的数字：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他，中国院外心脏骤停的存活率是1%；
如今，38年过去，这个存活率只微弱上浮到了1.17%——这些年里，张文武已经经历了被分配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急诊科、破格晋升主任医师、被深圳作为急诊学科带头人引进、带出很多研究生、当上副院长、退休、又被返聘的漫漫职业生涯——而2022年公布的这个最新数据，让他感到无奈。
论及医生们挫败的根源，张文武认为，一是几乎无可避免地，他们平均得花13分钟才能到达急救现场，二是“公众掌握基本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普及率太低，很少有旁观者给伤病员一个抢救 ”。
比如工地上有人不小心触电，身边正好有工友懂点急救常识，赶紧给他按了按心脏。哪怕这样的操作并不规范，“送到医院来，救活的可能性就比较高”。类似的事，河南有，深圳也有。
又比如2018年一个周六的清晨，深圳新安街道，一个60来岁的台湾大叔走着走着，突然捂住心脏晕倒在路边。身边的路人赶紧拨打了120，还有人骑着小电驴跑到附近的社康中心求救。
两分钟后，社康医生谢玉萍和同事跑来，即刻对大叔进行心脏按压，直到120赶来。
让谢玉萍惊喜的是，过了一个多月，大叔专程带着一面锦旗来到她的办公室致谢。这时她才知道原来台湾大叔还生龙活虎的，“后来他还参加工作，还到处旅游”。
不过也许，这个案例还有更完美的可能——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里，在社康医生冲到现场之前的两分钟，三五个旁观者一直站在原地，他们托着腰背着手，茫然地看着地上的老人。
石艺哲说：“现在居民的意识还没有转变，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有救人的力量，自己也能做点。”
“提高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的关键，是医生到来之前，身边第一目击者的介入，”张文武认为，“如果现场有家属、路人懂急救，会做心肺复苏，那病人被救活的概率就能翻好几倍。”
实际上，在林锦乐整理的心脏骤停数据库里，“大部分救治成功的案例，都是他们互救”。
张文武越来越意识到，这事靠医生单打独斗不行。充分利用120到来之前的“急救空窗期”，是唯一的出路。
2023年9月5日夜，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一所幼儿园里，在穿着红十字会背心的急救培训师们指导下，十几名幼儿园教职工伸直了双臂，用掌根对准“假人”的胸部中央，开始有节律地奋力按压——“假人”的原型来自19世纪巴黎的溺水少女，全名“复苏安妮”，是心脏复苏训练使用的人体模型。
培训是普罗大众的简化版，时长两三个小时，都是日常生活的急救干货：止血包扎，异物卡喉急救法，心肺复苏术，还有“救命神器”AED的基本操作……
这是在宝安区组织部、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的大力推进下，年初沙井街道刚启动的大规模急救培训，针对广泛社会公民：有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有物业保安，也有小区居民。
负责招募培训的社区工作人员张智慧，一开始非常头疼，“大家都知道学急救可以保命，但又不像吃饭一样是刚需”。常常是一场培训招50个人，勉强报名20-30个，其中小一半还是夺命连环call催来的。
局面莫名就打开了。一个上过急救课的宝妈得知了张智慧的难处，主动请缨，发动了自己的小区妈妈群。张智慧迅速完成了招募的KPI，又组织了七八月的暑期亲子班，为参加培训的小朋友都发了小奖状和急救小证书。
不少老人也跑来报名。一次石艺哲下课，一位60多岁的老阿姨找到他，特别说起儿子小时候有次吃东西噎了喉咙，人差点没了。现在她的孙女也一岁多，“她就说你一定要教我正确急救的方法，我知道我现在要守护的人是谁了”。
以及第五大道的物业经理桑希伟，“一出来就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他曾在山东老家一个墓地打工，26岁的时候天天给人立墓碑，一天工资30多块。他记得墓地里有老人，也有很多年轻人，甚至小孩，只感觉人的生命脆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宝安区卫健委徐海峰副局长提到一组数据：“自2017年宝安区卫健局和区红十字会联合设立应急医疗救援培训中心以来，在深圳市宝安区，类似的急救培训已经开展了4000多期，共计培训居民超过30万次。”
这是区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的干部联名倡议的“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决定性一步，目标是在医生以外，让更多的人掌握急救技能，成为潜在的志愿者，当遇见身边人有难，可以在5分钟之内，施以必要的援助。
2017年前，急诊科的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的急救，“结果都很惨，最好也是‘植物人’”；
开始急救培训之后，“救活”的案例越来越多——台湾大叔的案例便是其一——宝安区的心脏骤停出院存活率一路提升，最近已经升到5.2%，远远高于全国1.17%的平均数，形成了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专业指引、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社会急救“宝安模式”。林锦乐认识的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成了“学霸”，到处刷急救课，据说目前已经“救过四五个人了”。
张文武希望利用互联网的力量，穷尽一切可能提高急救的效率，把那些“正好遇到了，正好倒在我眼前去救的”偶发的小概率的救援，变成“可能这个范围离我几百米，但我感应到了，我跑过去就可以救了”。
后者，也就是宝安区急救系统里口口相传的，“网约式”急救。
这相当于一种颠覆性物种的创造。不仅涉及人、物资和伤病员的快速打通，而且从医学跨界到互联网，技术壁垒巨大。“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索，但实现起来有难度，毕竟不懂技术方面的东西”，张文武说。
转机出现在2022年。通过深圳红十字会牵线，腾讯加入了宝安区“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打造，这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对腾讯的工程师来说，开发一款面向社会的数字化救援平台，就像“做一场社会实验”。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张名为城市的庞大地图，里边有社区、街道、学校等等场景，千差万别。上百万级时刻位移的节点散落其中，其职业分类包括但不限于：医生、物业保安、快递员……这些节点身上不确定性分布着一种叫“志愿者”的属性，也就是掌握救人的实力，并有勇气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如何利用腾讯连接的能力，找到一种有效的秩序打通这些节点，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这是打造应急响应系统时，腾讯SSV社会应急实验室思考的出发点。
张晶之前是微信团队的产品策划，她在2022年8月加入了社会应急实验室，因为“这是一片蓝海，有更大的空间”。她说自己并不太感性，更习惯从理性出发去分析问题。
“发现问题快速反馈，再快速迭代上线。”张晶语速飞快地说道。
当时“企鹅急救助手”已经有了1.0版本。在社区的急救场景，腾讯为每个试点小区都设置了一套24小时值班的应急响应系统——往往是物业保安的监控室，或者社区门口的社康中心。“相当于让社区自己作为第一看门人，物业和社康来帮你，直到120来到现场”，张晶说。
同时，宝安区政府又花大力气，为试点小区定制了一户一个的“生命码”——也就是一个红色二维码，包含了精确到户的地址信息——根据林锦乐测算，“有时医生和志愿者为了找地址，会花接近2到3分钟的时间”。
第一，“出现问题扫码，我们知道你是哪家哪户，会立即派小区的志愿者过去”；
第二，“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社康中心，工作人员也会赶来现场”；
前期准备花了将近一年，然而实际运作中，这个初始模型并不丝滑。
今年夏天，腾讯团队在深圳宝安找到几个样本小区做调研。其中一个中高端小区，已经做过好几轮急救科普培训，“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二维码贴在了每栋楼的显眼处，还有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AED配置。
张晶蹲在小区里找了十来个居民聊天，结果“好几个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还有人发现家门口多了个红色生命码，以为是牛皮癣小广告，悄咪咪抠掉了。
不同小区，物业的配合也是参差不齐。极个别的“神仙”物业，买了“复苏安妮”自己复训，以便让工作人员形成急救的肌肉记忆；但在另一些物业，工作人员演示应急呼叫流程并不熟练，全靠现场翻笔记本念稿子；最让张晶哭笑不得的是一个保安队长——可能是他嫌字小看不清，把中控平台的屏幕，全拿A4纸打印出来了。
绝大部分时间，这个网约式急救平台是沉睡的，“渗透率不高”，“激活率很差”，“工具的救援效率并不高”。
“我们有企鹅应急系统，有急救培训，还有AED的捐赠，但所有的线没有连到一起，每一环都有掉链子的可能，”那次调研后，张晶认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一种社会价值。”
2023年4月底的一个内部会议上，穿着一身黑的社会应急实验室负责人滕超说道：“现在是最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顶住，这件事的成败就在于能不能在一个大规模区域推广，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世界上也没有案例……但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5分钟社会救援圈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接受过培训的市民敢不敢救人，这涉及到复杂的人性。”宝安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窦清理说道。
“位置定位是一个维度，热不热诚是一个维度，有没有能力是一个维度，他是否接受过足够专业的培训？”林锦乐觉得，变量太多了。
其实对于健身房教练经理林建宗来说，他学过急救，还考过红十字会的急救证——这是健身教练上岗的必经之路；“物资”也并不缺：健身房进门左转的柜台旁，配备了一台崭新的AED。
只是急救证一年一考，考过不用，久了也就忘了。眼看年轻人已经抽搐起来，林建宗彻底没了谱。他只是让人拿来了一条毛巾，犹豫着要不要塞住病人的嘴，“我们也很着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事实上，就连最终出手成功救助台湾大叔的谢玉萍也觉得，“其实还是会紧张和慌张”。
那时她刚毕业没多久，第一次碰到现实中的心脏骤停案例。她觉得那个场景和演练当中完全不一样。街边吵吵嚷嚷，很多人围观，那个瞬间，很多奇怪的念头涌到谢玉萍脑子里：他还有呼吸吗？到底有没有心跳？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如果救不过来，会不会产生纠纷？要不要负法律责任？……
“就是那句话，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第一次遇到急救情况的林建宗说道。
腾讯团队意识到，“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兜底，非常有必要”。
于是2023年4月，又经过大半年的筹备，“企鹅急救助手”的2.0版本上线。
在这个新的版本里，由物业保安或社康医生值守在PC端屏幕前的模式，也就是“实体中控模式”，被升级到了由专业医生随时随地移动化在线、24小时值班的模式，也就是“云中控模式”，新旧两个版本同步运作着。
“也就是把保安漏接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分摊到各个医院了”，张晶解释道。当有居民呼救，值班医生会在手机上第一时间接到来电通知，随后立即接入应急系统，提供线上指导。
假设是，专业人士的“在场”，会大大加强居民对于救助的信任关系。现实呢？
时间是7月22日晚上21：02分。尚未丧失意识的年轻人躺在地上。他动弹不得，艰难地张着嘴，像一条被搁浅在岸上的鱼。
健身教练经理林建宗忧心忡忡地挂掉第三通120，一个陌生来电打来。
是已经出车好一会儿的医生陈坤池。之前他反复给求助者电话，始终占线。电话接通的第一时间他说：我是救护车的，赶紧加我微信。
林建宗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好友“晨池”唰啦啦推来几条信息，包括一个“企鹅急救助手”的二维码，一个视频通话的链接入口。
21时08分，林建宗的手机摄像头打开。连接被“激活”了。
30秒钟后，一个娃娃脸的男医生加入了视频通话。他看起来30多岁，晚上9点还在会场背景里，边走边问：“具体什么情况？”
这是正在线上值班的急救医生林锦乐。此时此刻，通过视频通话，他远程“赶到”了现场。
看到抽搐不止的年轻人，加上林建宗的病情描述，学医17年的林锦乐迅速判断：患者的呼吸困难有较大概率并非因为缺氧，反而是过度换气所致。
林建宗迅速找来了口罩，但他有点迟疑：“扣在嘴巴上？”
1分钟之内，又陆续有3个医生“赶到”，加入视频通话。其中一个窗口是救护车副驾座位上的陈坤池。
“有了。”21:12分，陈坤池把手机摄像头调向前方，前方出现了一个白衬衣的瘦高个子，那是岗亭的保安人员在领着救护车一路小跑——这样的效果是张文武意料之外的，“经过多次演练，保安能准确指路，缩短了120进小区的急救响应时间”。
在120出车医生陈坤池最后冲刺的时刻，林锦乐对着地上的年轻人说：“你听我说，深呼气，憋气，一、二、三，憋到你受不了，每十秒憋一口气。”
现场的教练们迅速带起年轻人节奏，陪他卡点呼吸起来。
“别紧张，没事的，我们在，我们在。”林锦乐轻声安抚着。
求救现场，值班医生，120救护车，物业保安——在多方社会力量的配合下，整个急救链条流畅转动起来，这就是张文武理想状态中的“四方联动”。
21:17分，120 抵达现场。伴随着剧烈晃动的镜头，陈坤池和林建宗的双机位汇到一起，年轻人被教练们抬上了救护车。用林锦乐的话说，这叫“闭环了”。
次日凌晨，24岁的小伙子已经完全缓过神来，输完液，一个人慢悠悠走出医院回了家。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本来只是在公司楼下新开的健身房上一节免费的私教体验，结果救护车一来，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了，“老丢人了”。
至于教练林建宗，也创造了他的个人记录：人生第一次叫了救护车。
“啊呀国家这一点真的好，120服务原来这么好的？”这个潮汕人有点小惊喜。
直到后面媒体扛着摄像机来采访，他才知道，并不是所有救护车都提供专家指导和视频通话，只因为这里是一个“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示范点——宝安区现在有49个急救示范点，健身房所在的创维创业园是其中之一。
自2023年3月，宝安区和腾讯SSV社会应急实验室正式宣告合作以来，迄今，深圳已经有了52例救助的成功案例。有时一个周末就能救下五六“单”。其中一例是宝妈在家癫痫发作，10岁的小朋友独自激活了企鹅急救，在线上医生的陪护下，和妈妈等来了120。
每救下一单，林锦乐就会守在电脑前看视频，一幕一幕复盘经验和教训。他形容这是在“趟路”——只有真实地使用小程序，才会得到真正的需求，进而改进方案，形成良性循环。
有时他会对屏幕那头腾讯的工程师说：“你现在所写的每一个代码，都会最终决定你能不能救到人。”
“边开发，边优化”，这道社会创新的解法，就是医生和工程师一起，无数个微小细节一路打磨出来的：
他们在“企鹅急救”小程序里，紧急呼救的按钮下方，特别标注了“《民法典》第184条：救人免责”——这是为了提高陌生人出手的概率。
急救现场实时通话的界面，一开始是照搬腾讯会议1:1的“九宫格”，每一方权重相同；现在改成了直播式的全屏画面——因为根据值班医生反馈，“看清救援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九月，产品经理们又给“企鹅急救”迭代了新功能：在用户发起呼救后冰冷的等待界面里，增加了“语音安抚功能”。情绪安抚的核心，是为了避免用户提前挂断——医生通常在一分钟之内能介入，而用户会在半分钟左右就会失去耐心挂断——“一旦离开，用户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张晶说道。
张晶的同事胡晗翰则是忙着四面八方聊合作。不仅和市120一起讨论深圳全市推开服务，也联合了顺丰、美团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市巴士集团的出租车、公交车，市消防支队的8000名消防官兵，再和深圳市城管局一起，把路面上最常见的保安员、保洁员等等，都放在了未来的规划之列，“我们希望把他们一起纳入这个志愿者的响应系统里，能够共同做一个共同守护的圈”。
“下一步就是把社会资源引入，看我们能不能跑得更快，尽可能让救援时间缩得更短一些，”张晶哗啦啦说着，又蹦出一句互联网术语，“那就是一个plus（加强版）了。”
张文武相信，在如此多社会部门——政府机构、专业医生、平台企业、社区街道等等机构的多方联动之下，两三年后，中国的急救事业会有一个井喷式的改变；但他也深知，要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急救工作还任重道远，“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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