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毕业，她在体制内晋升无望
我所在的区坐落于长江以北，2016年前后，在各地抢人大战的浪潮中，我区也不甘落后，出台了“人才十策”，鼓励引进各类高端人才。大机关纷纷向清北等各大名校抛去橄榄枝，给出了包括快速晋升通道、较高的工资福利、落地发放补贴、免费的人才公寓等各种优待政策。一些清北名校生纷至沓来，小萌就是其中一员。
如今，小萌却悔不当初：在别人眼里，她顶着清北的光环，应该在体制内过得顺风顺水，可实际上，她的日子却像没加糖的咖啡，越喝越苦。
1
2018年，我们单位传出一个劲爆的消息：区里招来了一批清北名校毕业生，给我们局分配来了一个89年的姑娘，北大中文系毕业。
这是我们单位的第一个北大研究生，年轻的同事们惊叹之余，纷纷自危——在暗流汹涌的体制内，人人都在较劲，清北的光环一来，必将挤压其他人的晋升空间。
不久后的一天，办公室主任领着一个姑娘到各办（公室）认门，他高声说道：“同志们，来欢迎新人小萌，北大研究生。”
那是一个皮肤白净的女生，面容姣好，一头顺滑的短发，她冲大家莞尔一笑，大家纷纷站起来表示欢迎，还起哄让主任请喝奶茶。面对大家的起哄，小萌一直微笑着，不言不语，看起来性格比较内向。
和大家猜测的一样，小萌的到来引起了局里领导的足够重视，她被分到办公室综合文字岗，负责写局领导的讲话材料。此外，局里还安排她参加区委组织的各大演讲比赛、辩论赛，单位举办活动时，局长也主动将她叫到身边。大家心知肚明，这是清北名校生的特殊待遇。
在体制内，大部分新人初到单位时多少会有点放不开，遇到领导青睐，也会低调行事。可是谁都没想到，外表文静的小萌行事却很高调，有次单位拍集体照，局长没喊她，她也习惯性地站在局长身边，办公室主任想挤过去，她也不让。拍照结束后，有人小声地议论：“清北的对自己定位真高，连办公室主任都不放在眼里。”
这次拍照过后，办公室里的人大多对小萌有了点看法，其他业务科室的年轻同事本来就觉得她得了特殊待遇，心有不甘，现在看她这样借“东风”，对她的意见更大了。
经济建设科有一个叫文妤的姑娘，来单位4年，刚晋升副科。性格泼辣的她跑到我们办公室说：“清北的怎么了，能拉来投资吗？能推动经济吗？”
办公室主任笑笑：“门面哎，你不懂！”
文妤更生气了：“还没创造业绩呢，就能成为门面。门面的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吃清北名头一辈子，啥也不用干啦？那我们不是清北名校的，是不是也不用努力了，反正努力也没什么用！”
单位的年轻人建了一个群，每天大家在里面互通信息，说说工作、时事，聊聊八卦，每次有新人来，不多久，就会有相处较好的同事将新人拉进来，可小萌进单位好几个月了，也没人拉她进群。一次在食堂吃饭，我们聊起群里的消息，热闹兴起时，小萌突然在旁边悠悠地问：“你们说的是什么群呀？”
我们这才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跟我们坐在了一起，我刚想告诉她实情，文妤一把按住了我，说：“就是一个八卦群，好玩才进的，人已经满了。”
小萌低下头吃饭，表情有些尴尬。
2019年元旦，局里安排我和小萌去市里参加培训。培训结束，我们走出教室，发现外面下起了雪。大家都在欣赏雪景，小萌走到我身边，欲言又止。作为比她早2年进单位的同事，我礼貌地问她怎么回去，听她说下雪已经打不到车了，我就提出让她坐我的车。
小萌显得很高兴，在路上打开了话匣子，谈起这次培训的收获。她口若悬河，从课上学到的知识，到翻阅资料的感悟，虽然中间夹杂着些自以为是的理解，但能看出她学得挺用心。体制内的培训，很多人都只是听听走个过场，没想到小萌能学得如此扎实。
我夸她学得好，她很开心地回答：“可能是从小养成的学习习惯吧，既然学了，就好好学。”
“你是应届毕业生吗？”我突然想起，大家聊过，按小萌的年龄来算，她要么不是应届毕业生，要么不是本科直升的研究生。
“嗯，我考上过老家公务员，在工作期间考上的研究生。”她说。
小萌是安徽人，她在老家做公务员的时候，一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算上年底的奖金、绩效，一年顶多5、6万。她嫌工资低，就选择辞职考研。
我看向小萌，文文静静的她，身上仍有几分傲气在。我夸她很有勇气，因为很少会有人从体制内辞职，尤其是女生。她笑笑说：“我现在还是在体制内啊，只是身份不同。”
她这话的意思我明白——近年来我们区搞创新，实行聘任制，体制内不光有公务员，还有参公、事业编、企业编。小萌属于定向选聘的企业编制，工作在区委，关系在直属国企，跟企业签合同。她说的“身份不同”，指的就是这个。
我赶紧转移话题，问她住哪里。小萌说自己住人才公寓，又问我：“姐，我们单位附近有好的楼盘吗？我想了解了解。”
“有啊。”我说，“以前单位附近是一片荒地，政府搬来后才开始开发，周围多的是新盘，而且质量都不错。有空你来找我，我好好跟你介绍介绍。”
我以为小萌是要买房了，可继续聊下去，她的笑容却消失了，说只是随便看看。我没有再追问，正好到我家了，离人才公寓还有20分钟的车程，我本以为她会主动下车，但她却看着手机屏幕说：“这里还是打不到车呢。”
我听懂了她的意思，试探性地问：“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小萌没接话，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只是微笑着。我停车也不是，不停车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把她送到人才公寓。小萌笑眯眯地感谢我，我看雪没停，就把车里的伞给了她。
2
第二天上班，小萌来还伞，还带了一盒黑枸杞作为谢礼。她又提起单位附近的楼盘，因为前两年我刚买了房，手上的资料还比较新，就全部打包发给了她。
没多久，小萌就把单位附近的楼盘摸了个一清二楚，还经常邀我在午休时间陪她一起去看房。顶着大太阳去看过几次之后，我发现小萌看的楼盘都不是一个档位的，有的高档住宅，面积大，总价超过400百万；有的是拆迁安置房，总价才200万左右。中介小哥也好奇地问她预算是多少，但她总是含含糊糊的，不说。
一次，在看完房回单位的路上，我问小萌有没有看中的房子。她说自己很喜欢离单位不远的一套中高档小区，最近那里有一套二手房在售，120多平，总价400万左右。我说既然喜欢，那就可以准备买房钱了。
小萌沉默了很久，终于说出了实情——其实，她并没有钱买房，但看到跟她一起来区委的清北校友先后买了房，就渐渐动了心思。她有个男朋友，外地的，小伙子做生意攒了钱，本来答应跟她来这里发展，把钱给她买房，但来过几次后，不知道为什么又不愿意来了。
小萌又寄希望家里能凑出钱来。她有一个小她10岁的弟弟，虽然弟弟还在上学，但父母早已在老家给弟弟购置了房产。小萌觉得弟弟还小，短时间内不会结婚，如果把他闲置的房子先卖了，自己就有钱买房了。等以后弟弟需要用钱时，我们这里的房价也该涨了，到时她再卖房把钱还给家里，剩下的钱再加上自己攒的，应该还可以买个小房子生活。
听完小萌的想法，我有点同情她了。我见过不少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多子女家庭，父母大多会把财产留给儿子，女儿很难获得支持。我估计小萌从家里拿到钱的希望不大，但嘴上还是安慰她：“家里攒一套房子不容易，还要考虑你弟弟，估计很难下定决心卖房。你不要着急，多跟家里商量商量。”
小萌点点头，说其实她妈妈已经同意了，但是爸爸一直没点头。为了博得父母的欢心，她给家里买了很多东西，“没准一高兴，就能同意了”。她数了数最近给家里花的钱，说给爸妈买了一台按摩椅，给妈寄了燕窝，给爸寄了茶叶，弟弟上学要电脑，她用了一年的电脑还新着呢，也给他了……
我叹了口气：“你也省点钱，万一家里指望不上，不还得靠你自己嘛。”
她沉默了，半晌才回复一句话：“我那点钱也不够啊。”
我劝她不要太着急，等凑够钱了再看房也不迟，房市瞬息万变，现在看中了房子，没钱买也是白看。
小萌并不接受我的劝慰，说：“有钱没钱都要先看着，万一有钱了，临时看房就来不及了。”
我感受到了小萌的执拗，她认定的事情，很难再接受别人的建议。
了解小萌的家庭情况后，我开始理解她为什么喜欢在单位出风头了——如果一个姑娘在成长中事事都要争取，就会养成维护自己利益的习惯。虽然有时会触犯到他人，可能她也无暇顾及了。理解了小萌的不易，我跟她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工作中时常帮她的忙。为了表示感谢，她经常拿一些银耳、阿胶、陈皮之类的东西给我。
文妤看我和小萌走得近，私下悄悄地跟我说：“你别跟她走那么近，对你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文妤见周围没人，在我耳边说：“她风评很不好，喜欢在领导面前显摆，工作态度差，作风也不好，上班上着上着就不见了，不知道一天到晚在忙什么。”
我猜小萌溜出去是为了看房，因为我就曾撞见过几次，但我对文妤的话感到费解：“她风评不好，跟我有啥关系啊？”
“她风评不好，你跟她走得近，你想想你的风评能好吗？反正我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可能是觉得自己把话说重了，文妤又补了一句，“不过，你是公务员，无所谓，但我们企业身份的，还是要多爱惜自己的羽毛。”
公务员身份、企业身份，大家都以这两种身份默认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传言说，区委体制创新效果不好，早晚有一天会恢复到纯公务员编制的体制。到那时，企业身份的人会被分配到平台、园区或企业。因此，文妤他们很害怕自己的风评受损，将来会被分配到不好的单位和岗位。
我理解文妤的想法，同时也不由感叹，身处体制内，大家想的都太复杂了。可文妤不这样觉得，大概是想证明自己的道理没错，她又告诉我另一件事：“她有很多养生品，你知道吧？”
文妤说，小萌痴迷养生，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她不仅在自己的工位上摆满了装燕窝、人参、藏红花、玫瑰花这样保健品的瓶瓶罐罐，连文件柜里塞的也多半是养生品。办公室里的空工位她也不放过，摆上了养生壶、炖盅，经常煮花茶、燕窝、银耳羹。
办公室里管作风的同事提醒她，说区委作风严，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东西最好收起来，她很不屑地反驳：“我上次去×单位要材料，人家下午3、4点就没事做了，领导带着下属包饺子吃。”同事解释说，那是企业，跟政府机关不一样。她又反驳：“我就是企业编啊！”同事见她执拗，又碍于她是区委招来的门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区委开展作风检查，安排退休干部重返机关到各部局抓作风不好的典型，小萌的文件柜果然被拍了照，被责令限期整改。我们领导、同事知道了，个个都很气愤，觉得小萌给单位抹了黑，还可能会影响大家年底的绩效。
听到这儿，我也想起自己曾问过小萌，年纪轻轻，为什么会这么注重养生？她回答我说，自从来了我们单位，就觉得工作压力大，同事也不怎么待见她，短短2年，她身上长了很多结节。之后她又说起她老家的一个姐姐，40多岁就得癌症。她感慨道：“不管怎么样，身体最重要，等到真出毛病就来不及了。”
3
2021年，我们单位又来了一个北大的研究生，名叫王俊。这小伙子一看就不是普通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他虽然年纪小，但彬彬有礼，见人就“哥哥”“姐姐”地叫，处事也很圆滑，没来多久，就哄得同事们都很喜欢他。
年底，区委搞了一个“清北课题研究计划”，让每个清北生组建一个团队，开展一个课题研究。局长在会上通知小萌和王俊自己组建队伍，两三天后，小萌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加入她的团队。想起文妤之前的“教诲”，我没有立即应承，而是先问她队伍里都有谁。小萌含糊其辞，只说有办公室的人，也有业务科室的人。看她的表情，我猜她队伍里的人不多。
年底了，业务工作多，我确实无暇搞什么研究课题，就推脱了。小萌有点丧气，说团队很难建，大家手上的工作都很多。我没说什么，但也明白大家的心态：跟着清北生研究课题，辛辛苦苦出了成绩，到最后自己也没多少收获，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小萌走后没多久，王俊也来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我哭笑不得。王俊似乎觉察到了，说：“姐，是这样，我知道年底了大家都很忙，特别是您，孩子小，家庭工作两头都歇不得。我希望你加入我们组呢，就是聘请您当个顾问，不需要你写文字材料，偶尔给我提提建议，帮我解答疑惑就可以了，等课题出成果了，还能把您的名字挂上。”
这一番话说完，我终于知道为啥大家都喜欢王俊了——这思维和情商，完全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不过我既然拒绝了小萌，也不好再答应他，这个小伙子很有眼色，说了句“不再打扰”便走了。
过了一阵子，领导过问两个课题组的筹建情况，小萌的队伍人数寥寥，为此局长还找她谈了话。小萌就来跟我抱怨：“本来就应该由单位出面，以办为单位分好组，不应该让我们自己去组建什么团队。”
我本想跟她说，这种额外的工作，单位肯定不能当硬性任务布置，但一想，我说了她也听不进去，又会有她自己的一套理由反驳我，就索性不说了。
年底，一年一度的职级晋升开始了，小萌也符合条件。也许是想打听消息，那段时间，小萌天天去找人事老刘。有次我路过办公室，瞅见她搬了个凳子坐在老刘旁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老刘看见我，就投来了一个求救的眼神。
我心领神会，说：“小萌，你上次要的材料，我有个地方想修改一下，能帮我看一下吗？”
可小萌的屁股跟定海神针一样，一动不动：“稍等哈，等我有空了来找你。”
我问：“现在能看吗？等会我可能要开会。”
小萌回答：“那材料不急，等你开完会，下午再说吧。”
我冲老刘耸耸肩，表示我也无能为力了。
走出办公室，我跟正在门口偷偷地张望的文妤撞了个满怀。我问她在看什么，她神色慌张地问我：“小萌和老刘聊什么呢？”
我说没听清，文妤说：“哼，肯定又在说职级晋升的事情，真佩服她，这种事情也好摆在台面上来聊？”
我忽然想起，文妤也到晋升时间了，小萌就是她的竞争对手。
看来文妤明显有些担心：“职级晋升应该公平竞争啊，要是每个人都像她，风气成什么样啦！天天不干事，心思全放在这个上面。”
我说：“算啦，人家一个姑娘在外地，不容易。”
文妤皱着眉头说：“听说她还给分管人事工作的副书记送礼呢，脸皮真厚！好多人都看见啦，她在副书记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不过那又怎样呢，送的东西怎么拿进去的，怎么拿出来了，副书记没收。”
“那就行啦，说明领导还是很公正廉洁的，”我拍拍文妤，“别担心了，职级晋升要经过好多环节，民主测评、领导评议，集体决策，还要报区委人事部门审批，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谁优秀谁不优秀，大家心里都有数。”
“可不是嘛，做这些没用的事情，还不如多干点活。”文妤撂下一句话，悻悻地走了。
我回头往办公室里看了一眼，老刘的脸色很难看，可小萌还在不管不顾地说着什么。
一个月后，职级晋升的结果出来了，文妤晋级，小萌没进。那段时间，文妤神采飞扬，小萌脸黑了很久。
小萌不服气，她找了人事、办公室主任，又找了副书记，还有区委人事部门，希望能有所补救，前前后后跑了一个多月，区委人事部门被她找烦了，让她不要再去了：“人事工作哪有本人天天来问的？请你局人事负责人或分管领导来对接，你不要再来了！”她忿忿不平地回答：“区委当初招我来的时候，承诺条件达到了就给晋升，现在都不认了吗？”
小萌的话传回了单位，以文妤为首的年轻人都对此嗤之以鼻：“大家都在努力工作，按照人事规定竞争晋升的名额，凭什么清北的就搞特殊到时间就晋升呢？进来了都是干活的，凭什么区别对待啊？”
事实上，区委也并没有像小萌希望的那样，在职级晋升上对他们这个群体有所优待，当年进了其他部局的清北名校优生，这次也有不少没晋级成功的。有人像小萌一样去找了区委人事部门，都没有得到令他们满意的答复。
4
见职级晋升没了希望，小萌又开始动心思翻“旧账”。
年底，办公室换了新主任，她瞅着有机会，就找到新主任诉苦：“我之前有工作经历，公务员期间我已经是四级主任科员了，所以进来后，最起码要给我按照三级主任科员定级。但当时，却给我按照应届毕业生定了最低等级。”
新主任不了解情况，把老刘叫了过去。老刘解释说，区人事制度规定，企业身份和公务员身份是不通的，小萌现在是企业编制，以前的公务员级别不认。
小萌立刻反驳：“制度是制度，执行还是要看人的。跟我一批进来的校友，刚开始也说不认，后来他去领导办公室拍了桌子，没过多久，就给他高定了两级，从四级变成了二级。”
这句话点到了人事制度上，新主任一下就发火了：“小萌，这话不能乱说，人事制度属于‘三重一大’事项，制度出台时一定是经过区委重要会议通过，不可能轻易为某个人改变。”
（编者注：“三重一大”，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 的制度）
小萌发现自己说错了话，只好转移话题：“好，就算职级的问题不谈，我的工龄也算得不对。读研时，我曾在单位停薪留职一年，这一年交了社保，应该给我算上工龄的，但没给我算。”
老刘又解释，说工龄认定是区委人事部门负责，“全日制研究生”和“交社保”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小萌是全日制研究生，她原来在老家的单位会立即办理社保中断减员、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人不可能在读全日制研究生的同时又拥有工作，所以区委人事部门不认她这一年的工龄，理由很充分。
小萌坚持说那一年的社保是正常交的，老刘说工龄计算都要经过本人核对，如果觉得不对，单位工龄认定时你为什么要签字呢？小萌辩解说那时候自己还是新人，什么都不懂，让签字就签字了。这时人事又问：“你不是应届毕业生，你可是有工作经验的呀，怎么会不懂呢？”
小萌被怼得哑口无言，但仍不服气。她提高了嗓门和老刘吵，双方互不相让，动静越来越大，办公室门口围满了人，直到最后副书记过来，大家才散去。
经此一事，小萌彻底把老刘得罪了。有几次，老刘跟我说起小萌，都无奈地摇头，让我有机会劝劝她，多做点事，少动歪心思。我觉得小萌这次得罪的不光是老刘，还在办公室主任、副书记那里都留了“案底”。
果然，年底员工星级评定时，小萌垫了底。
小萌有情绪，工作也越来越不上心。没过多久，听说她又和区委领导秘书闹起了矛盾，这件事在单位里传得沸沸扬扬。
在食堂，办公室的同事把前因后果描述了一遍——原来，区委领导调研我局下属事业单位，小萌负责对接，领导秘书要求我局派车接送，小萌则认为车的事应该由领导秘书安排。两人推来推去，秘书一气之下告到了我们副书记那里，她被叫去，狠狠挨了一顿批评。
再见小萌，她顶着个黑眼圈，满腹委屈地问我：“你说这事能怪我吗？自己领导出门，不应该由秘书安排车辆吗？”
我说领导活动多，秘书安排不过来，都是调研对象单位安排，这已经形成了惯例。她一脸不屑，说惯例也不一定是对的。我承认小萌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体制内，谁的嘴巴大，不就谁有理吗？我劝她不要太执拗，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呗。
小萌又烦躁地跟我抱怨说，最近主任给她安排的额外工作越来越多，她经常要加班。我劝她耐心一点，不要再跟主任起冲突，毕竟你最近发生的事情多，已经让主任不悦了。
她皱皱眉，继续抱怨：“别的单位都为员工考虑争取，我们单位太冷漠，都不站在员工的角度去考虑。”
可能是矛盾一直没有消解，也可能是小萌的态度实在令主任不满，年底，她被调出了办公室，安排去了一个业务科室工作。调岗之前，局长找小萌谈话，可能是为了顾全大局、平衡她的心态，局长就在她面前数落了主任的不是。但小萌没看出来领导这层手腕，还沾沾自喜：“你看，其实领导什么都知道的。”
去了新的业务科室，小萌的作风依然没有改变，过了半年，那个业务科室也不想要她了。这次局长没再找她谈话，只让分管人事的领导通知她挪窝。接收她的科室主任跟她照过几次面，也没提这件事，她上前想问问，对方声称要开会，火急火燎地跑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抱怨说：“让我换办，又不说什么时候去，局里人事制度太不顺了。”
可能是因为不满的情绪开始发酵，她怀念起了以前在老家的单位：“特别人性化，有个姐姐怀孕3个月就休假了，生完后休了1年产假，回来没多久又生二胎，4年里有3年都没来上班。我们单位连探亲假都不批，真是不能对比。”
可准一线城市的机关单位是要做表率、争前列的，对作风和工作都抓得很严，这跟小地方的松弛可没法比。我提醒小萌，要努力适应现在的工作环境：“不要总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多想想怎么为单位做贡献，领导心里都有数，是金子早晚能闪光。”
不知道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还是多次换岗引起了她的警觉，去了新办公室以后，她的工作态度有所好转了。
尽管如此，在新一次员工考评时，小萌还是垫了底。
知道结果之后，小萌又低沉了好一阵子，声称“还是躺平的好”。她说到做到，有时我为工作的事去办公室找她，人也不在工位上，找了半天，发现她正在一个没人的办公室里煲电话粥。我说有工作找，她就让我“稍等”。半小时后再去，她还在打电话。两小时过去了，她依然没有回复我。
5
一年一次的体检开始了，我和小萌选了同一家医院。
在医院里遇见，她小跑着到我身边，我问她最近怎么样，她说：“拍了CT，身体里的结节越来越大。”
我顺着她的话说：“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能好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压力山大。”
见我没接话，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姐，你是怎么能在这里待这么久的？”
我劝她想开点，想多了对身体更不好。她叹了一口气，说区委的清北生已经离职5个了，一个去了江苏的某县城，落地就给了10万；一个去了证券公司，年薪50万起；王俊也考上了公务员离开了……
我听烦了，打断她：“你也可以重新选择呀。”
她无奈地笑笑，说离职的那几个都是“95后”的男生，在职场中拥有绝对的优先选择权。而她已经快35岁了，早没优势了：“早知道还不如留在老家，最起码还是公务员身份，我的好朋友跟我一样大，在老家已经升副处了，如果我当时留在老家，应该也差不多。”
“如果你在老家，孩子应该都可以打酱油了。”
“是呀，说不定都有二胎了。”小萌自嘲地笑笑。
我听说小萌早跟那个外地的男友分手了，后来她也跟其他部局的科员谈过恋爱，有人在商场里看见他们牵手。别人问起，男生大方地承认了，但小萌却从未回应过，直到他们分手，也没给对方一个说法。
2022年，经历过职级晋升、多次调办、又被领导谈过好几次话的小萌，已经没了初来时的锐气。开会、拍照，她不再往领导身边挤，基本上都是默默地站在一边。
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直没放弃为职级晋升奔波。她找各种环节的相关人，小到经办人，大到人事部门的领导，一个也不放过，执着得让人害怕。局里实在经不住她三天两头找领导“谈心”，最终决定在局办公会上集体讨论。最终，她拿到了那一纸盖了章的“情况说明”。
但当小萌拿着“情况说明”找到人事部门时，对方很是费解，且拒收：“我们从来没见过什么‘情况说明’，区里的职级晋升流程早就已经结束了，下一次要等小半年后。”
可小萌等不了这么久，她说，少一个月就少近1000块钱工资，而且这次晚半年，也会影响下次的职级晋升。小萌动用了一切关系，找了很多北大的校友，没少请客花钱。
“个人的事情只有自己上心，没人会替你上心。”她如此说。
除了职级晋升，小萌还为“人才补贴”去找过人事部门——当年招聘时，区里曾经承诺：名校优生工作满2年后，向研究生发放5万元的生活补贴。但3年疫情下来，区里财政紧张，补贴一直没有发下来。小萌对此一脸不满：“真失望，当初承诺的5点下班、5万元补贴、到时间就给职级晋升的承诺，没有一个兑现。”
其实早两年，区里对清北名校优生还是很好的，只要能开绿色通道的都开了，收入也比普通的企业编高出一些。但有些承诺因为客观因素确实没法立刻实现，他们就各种闹腾，人事部门对他们越来越不满。在一次人大代表座谈会上，有个代表甚至当着区领导的面提出，区里花了那么多钱请来名校生，不见有多大作用，还不如把钱给到企业工人，给那些真正贡献了税收的人群。
后来，区里每年做财政绩效，领导询问人才政策的效应，各部局对清北生的反馈平平。就这样，风向慢慢地变了，清北生在区委不再是高山般的存在了。
尾声
“太难了。”成了小萌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即便她不断为自己争取利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也没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得偿所愿。
听说一直有人在给小萌介绍对象，只是标准越来越低，已步入中年却仍心高气傲的她，始终不肯妥协找一个普通人。她父母担心把钱给了她买房就要不回去，所以打定了主意不掏钱。工作上，她偶尔也会努力，但很难改变口碑和现状，于是慢慢地，就放弃了。
她从未收回对单位的抱怨，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去处，只能一直熬下去，不痛不痒地存在着。以文妤为代表的另一批年轻人，心里倒是踏实了——从区委和单位的表现看，他们对清北名校生的偏心也就是最初的那几年，将来如果要把企业编分离出机关，在去向和岗位的分配上，应该会一视同仁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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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6年我从警校毕业，拍毕业照那天，兄弟胡耀一直没来，微信和手机也联系不上，我找到了他的舍友，对方却告诉我，胡耀应该是“跑路”了——我这才知道，他参与网络赌博输了很多钱，还借了高利贷。我曾经看到胡耀用手机在网上押注，也问过他在玩什么，当时胡耀说：“这是跟我一起兼职的朋友推荐的，我就是‘小打小闹’、‘小赌怡情’，每天挣到两包软中华的钱，我就退出。”那时候我还劝他：“这是无底洞，不要去碰它。”可他似乎也没听进去，我也从未料到他赌得那么大。那个舍友还说，胡耀先是用他在食堂兼职的钱赌，输光了又用助学金和奖学金，这两笔钱也全输掉以后——他说着，指了指宿舍门，门上贴着网贷的广告。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联系到胡耀，他的手机号码尚能拨通，但无人应答。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网络赌博，想将它记录下来。2018年，我开始在人间写《网赌众生相》系列连载。其中，《洗码仔往事：我所见证的网赌十年风云》发表在2019年7月初，讲述的是缅北迈扎央赌城的故事。自从缅北的克钦地方武装在1998年宣布赌博合法，作为经济特区的迈扎央，便从落后的地区升级成为“淘金圣地”，许多中国人跑到那里开设赌场，也催生出针对同胞的人口贩运、非法拘禁和绑架勒索等一系列犯罪，最早可溯至2006年。17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愈演愈烈，缅北这片黑金之地充斥着肮脏和罪恶，每一张黑钱都沾过受害者的血和泪。在我这些年因工作接触到的众多真实案件中，缅北的电诈头目远比影视作品里呈现的更为残忍。2021年，“境外回流人员”龚万金因涉嫌诈骗罪，羁押于市看守所。在提讯室里，龚万金供述了他在缅北被逼做“杀猪盘”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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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被誉为“万佛之国”，庄严的大金塔巍踞仰光，得享信徒们的顶礼膜拜。
而“万佛之国”的另一侧，亦为“群魔之地”。这里曾是全球第二大鸦片和海洛因生产国，同时，博彩业作为经济支柱，也受到地方武装的扶持和保护。2000年以后，光在缅北克钦邦的迈扎央特区，便开设了几十家赌场。
来到缅北前，龚万金曾在福建老家与高中同学一起为赌博网站“跑分”（“跑分”是黑钱洗白的环节之一，因诈骗团伙的黑钱“只是在其中过了一遍”，故称为“跑分”），2021年，他和几个朋友结伙做博彩诈骗，结果赌博网站被查封，有朋友也被抓了。漏网的龚万金搭朋友的私家车，先跑到江苏宿迁躲了半个月，又连夜坐火车赶到云南，投奔朋友安思远。
安思远是龚万金的发小，高中辍学后，孤身一人来到云南昆明。在异乡漂泊的日子里，他打过零工，在火车站附近卖过影碟，在餐馆做过服务员。2017年，他认识了当地一个名叫袁梅的离过婚的女人，很快跟她确立了恋爱关系。2019年夏天，他们在昆明的一个居民区附近合开了一家杂货铺，店面不大，收入还算稳定。
龚万金赶到昆明后，却发现安思远完全没有做生意的心思。一问才知道，袁梅已经失踪了两个星期了。
安思远最后一次见到袁梅，是2021年6月初的一天。那天袁梅对他说，自己去跟姐妹玩牌，晚上10点钟回来，结果到了晚上，人一直没有回家，手机也打不通。安思远去派出所报警，民警走访了袁梅的朋友，她的一个闺蜜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2021年5月底，曾听见另一个“牌友”邀请袁梅去缅甸玩牌，说赔率高、来钱快，还让袁梅不要跟安思远讲，平日就喜欢赌牌的袁梅，经不住“牌友”的蛊惑，很快便答应下来。
就在龚万金来昆明之前，袁梅失踪的案件依旧在调查中，安思远天天往派出所跑，询问案子有没有新进展，什么时候能找到人。民警也很无奈——跨境案件起码要报市级公安，何况目前线索还比较少，仅凭袁梅那个闺蜜的只言片语，并无法断定人就确实被拐骗到缅甸了。
安思远又联系了袁梅的那个闺蜜，对方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绝对没有听错，那个“牌友”想带袁梅去缅甸的勐拉。安思远用手机一查，发现勐拉地处缅甸北部，发生过多起针对中国人的绑架案件，顿时心凉了半截。他给龚万金指了指身后墙壁上挂着的袁梅的照片，龚万金瞥了一眼，立刻会意——照片里的袁梅，身材姣好，妩媚动人，这样的女人被拐骗到缅北的赌坊，不用想，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安思远说，他原本打算那年秋天与袁梅领证结婚的，他跟龚万金强调，袁梅是他命中的贵人——遇到袁梅之前，他总是不走运，认识袁梅以后，他的各方面都开始转好，他们俩开这家杂货铺，大部分钱也是袁梅出的。
“袁梅失踪了以后，我整个人快疯掉了，前几天我问过民警，（民警说）如果是被绑架到缅甸去签单，应该会给我打勒索电话，我跟民警讲，过去十几天了，勒索赎金的电话没打来，要是打来了，哪怕我找人借高利贷，也要把袁梅赎回来，问题是我一直没等到（电话），也不知道袁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安思远萌生了前往缅北寻找未婚妻的想法，试探性地问龚万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龚万金爽快地答应了。
偷渡缅甸要坐牢，龚万金愿意冒险越境，当然不只是为了给兄弟两肋插刀，还有两个方面的打算：
第一，他有个福建老乡叫杨传林，在国内犯了事，已经逃到缅北“安营扎寨”，还叫他过去“一起干”，联手给电诈园区洗钱，“他跟我讲，缅北不像在国内，容易被警察盯上，他到那里做了两年灰产，马上就要回国买车买房了，还要买几个商铺租出去，（他）劝我跟他一起干”。
第二，当时受国内疫情影响，合法的生意不好做，龚万金和朋友做的博彩灰产更难，朋友被人“点炮”（举报），锒铛入狱——菲律宾和柬埔寨没以前“安全”了，现在只剩下金三角外围的缅北，那里的人大多会讲中文，没有交流障碍，也可以使用国内电信运营商的信号，“到了那里我可以放开手去做，而且安思远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从小玩到大，到了那边也可以互相照应”。
龚万金坚信，只要越过那条国境线，他离金钱就越近。
偷渡费用是1600元一人，由龚万金全包。7月，他先托朋友联系蛇头，再和安思远坐车来到西双版纳。偷渡当天，蛇头派人驾驶私家车来接他们，中途他们被叫下车，又改乘摩托车穿越林间，下车后再步行走了一段荒僻的土路。成功出境后，远处驶来一辆黑色的私家车，是蛇头手下的“偷引带”人员，他们将龚万金和安思远接到了一处老旧的宾馆。
宾馆离湄公河不远，驱车10分钟的路程。宾馆楼下就开设了赌坊，绝大多数赌客是中国人，少数几个是缅甸人。他们经过时，正好看见人们在玩“龙虎”（当地常玩的赌博项目），安思远看着眼馋，想过去玩两把，被龚万金一把拽走：“你连本钱都没有，还玩个屁！到时我给你找个财路，有了钱，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安思远反问他：“这个地方一穷二白，哪有什么发财的门路？”龚万金听后，没说话。
天色已晚，龚万金说他下楼到外面转一圈，叫安思远不要乱跑，尤其不要去赌坊，否则后果自负。安思远待在房里抽烟，找到一只灰黑色的单筒望远镜，便攀上宾馆屋顶，眺望着暮色下的湄公河。
就在此时，遥远的地方传来枪响，安思远吓得差点从屋顶上摔下来。他捡起掉落身旁的望远镜，默默走回客房，看到龚万金刚打完电话回来，便问他有没有听见刚才的枪声。龚万金摇头，说也许是附近园区放的烟花。安思远仍然心有余悸：“刚才那一枪我以为朝我开的，差点把命都丢了。”
龚万金就叫他别多想。
2
第二天早晨9点，龚万金叫醒了安思远。退房后，他们搭乘昨晚约好的黑车赶往勐拉，与龚万金的老乡杨传林见面。
在勐拉，杨传林与老友李阳合开了一家摩托车行，与当地闻名的赌场相距2公里不到。车行盖了两层，底层停放着一排二手摩托车，二楼的房间是新盖的，有一间还是毛坯房。就在龚万金他们偷渡过来的两周前，杨传林刚叫当地的工人在二楼的2个房间装了床和空调。
在这简陋的房屋里，杨传林的“车队”正在悄然筹建——此处的“车队”并非指摩托车队，而是替电诈园区洗钱的团队。他们计划与国内的“车手”（马仔）里应外合，将园区电信诈骗所得的赃款洗干净。杨传林对龚万金说，他最新收到的一笔生意，佣金高达30万人民币，现在“车队”很缺人手，急需龚万金这种具备“跑分”经验的人“合作共赢”。
既然是冒着风险来谈合作，龚万金自然不会空着手。为了表达诚意，他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拉开随身背的灰色旅行包，依次拿出2台东芝笔记本电脑、几部国产手机，内置流量卡（笔记本上网时用这些手机开热点充当WIFI），还有几张从国内“卡头”（卖银行卡的贩子）那里买的银行卡。看着桌上这些洗钱工具，安思远这才意识到“兄弟”与他偷渡缅甸的真实目的，但他此时选择了沉默——因为杨传林透露的佣金让他很是心动。
车行二楼的一间屋子是“车队”的“工作间”，加上龚万金带来的电脑，长桌上总共放置了4台笔记本电脑，每人手上2部手机。平常休息时，杨传林和李阳睡在南面的房间，龚万金和安思远在北面那间。
每个礼拜四傍晚，都会有两个缅甸人来到车行二楼与杨传林会合。后来龚万金向警方交代称：“那两个人大概40多岁，其中一个留山羊胡的会讲中文，另一个人在我印象中好像从没开口讲过话。杨传林跟我介绍过，这两个人来自勐拉的科技园区，跟园区的人合伙搞‘杀猪盘’的。”
与龚万金和杨传林不同，安思远此前在国内从未有过诈骗、洗钱的前科，他的支付软件账号相对“干净安全”，因此有些转账需要他亲自操作——更多的时候，则由那个留着山羊胡的缅甸人或者杨传林操作，需要刷脸完成支付时才将安思远叫过来，刷完脸后，再把他支走。
安思远没放弃寻找未婚妻的打算，他也向杨传林讲了自己来缅甸的目的。杨传林告诉他：“照你说的情况，你老婆很有可能被卖到了夜总会，我和勐拉夜总会的妈妈桑很熟，我叫龚万金带你到那里打听打听，反正也不远，你们骑车行的摩托过去。”
一天8点半，龚万金骑着一辆二手的暗红色摩托，载着安思远来到勐拉夜总会，一个妈妈桑接待了他们。
安思远掏出袁梅的照片，问妈妈桑认不认识照片中这个女人。那个妈妈桑似乎不懂中文，向龚万金和安思远打着手势。安思远茫然无措，龚万金则跟妈妈桑握了握手，手心里藏着100元人民币。妈妈桑收回了手后，用流利的中文问：“你们是她的什么人？”
听完安思远说的情况，妈妈桑摇了摇头，说她从没见到过袁梅，接着转头又望向龚万金：“我也想问问你们，听说在勐拉有很多搞洗钱的人，你们认不认识他们？”
龚万金问她：“我姓龚，你怎么称呼？为什么跟我打听这个事？”
妈妈桑自称“菲菲”：“在缅北当地都是做灰产的，有搞电信诈骗的，也有帮诈骗团伙洗钱的，朋友想托我找人帮忙，我自己在这里有工作，不做诈骗和洗钱，也就帮他打听一下，没有就算了。”
龚万金问：“你朋友在哪里？”
菲菲朝他媚笑道：“这个要帮朋友保密，我就随便问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路子？”
龚万金回答她，说自己在老家跟朋友合伙做过博彩诈骗，也专门帮人做过“跑分”。菲菲连连摇头说：“我朋友要找的是洗钱团队，不是跑分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2020年我有个朋友转型做洗钱，用的是虚拟币兑换的路子。当时我的赌博网站有一笔资金要过（洗白），就交给他帮忙。到时我帮你联系他，我跟他很熟，他不敢把钱黑掉的。”龚万金说。
“那你留一个联系方式。”菲菲递来一张夜总会的广告纸，让龚万金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纸上。
即将回车行时，安思远跟龚万金说：“我想去一趟菜市场。”龚万金问他大晚上去菜市场做什么，安思远说，李阳前些天带他去逛过，那个菜市场只是幌子，里面藏着一个小规模的黑市，可以弄到手枪。那些锈蚀的枪械从军队武装淘汰下来，再流入黑市中，售价低廉，几千泰铢就可以收到一把成色较好的手枪。安思远又说，缅北太乱，想买把枪防身。但龚万金不同意，说，按照你的脾性，要是弄到枪，整个“车队”都将受到牵连。
可没过几天，安思远还是背着龚万金偷偷跑到黑市弄了一把枪。
一天晚饭的时候，李阳向龚万金吹嘘自己是“地头蛇”，给龚万金讲了缅北当时的概况：这里是高度“汉化”的地区，若非看到那些奇形怪状的缅文，中国人甚至会以为自己还身处国内。当地的店招印着汉字，“老赌场面馆”、“勐拉五金建材店”等等，使用人民币交易。由于经济落后，大多数店铺仅支持现金交易，物价比中国国内还贵，一碗沙县炒饭可以卖到50元人民币。而这些因素，也催生了李阳一个朋友所经营的假币产业。那个制假作坊开在菜市场附近的出租屋，四周都是农田，假币只有50元和100元两种，经过药水浸泡和做旧，确实能以假乱真，“走量的话，还可以更便宜”。
听到李阳原来是在推销，龚万金果断回绝了：“我私下跟安思远说，既然用假币耍别人，别人（也会）拿枪搞我们，在这里被搞死了也没人管。”
不过，为了顾及对方的脸面，龚万金还是请李阳在勐拉老赌场周边的酒馆喝了酒。李阳醉醺醺地向龚万金和安思远兜售他在缅北的生存经验：“你们千万记住——‘财不露白’，中国人在缅北就是行走的猪仔，在别人眼里，把中国人宰一刀下去，流出来的不是血，是哗啦啦的人民币；还有，你们千万不要进那些‘科技园区’，一点都不能靠近，那里就是宰中国人的屠宰场；最后一点，不要轻信任何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专坑自己人。”
这些话几乎成了李阳的遗言——3天后，他就失踪了。杨传林告诉龚万金，李阳在赌场使用假钞的事已经败露，赌场老板盯上了他，昨晚派人将他强行掳走了：“这件事只好算了，赌场的人跟地方武装关系很好，咱们俩惹不起。”
后来，龚万金向监区管教和同监人员谈过他当时的想法：“如果我当初买了他（李阳）代理的假钞，跟他一样被缅北的人盯上，估计下场会很惨。他以前老是带着安思远去找人（袁梅），他失踪了以后，安思远一直叫杨传林想办法去找，两个人还在房间里大吵了一架。杨传林是‘车队’老大，安思远是我的发小，我没帮他们任何一个人，也没劝话，自己到车行楼下逛了一圈。那时候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还要发生什么事。”
3
李阳失踪后不到一周，一个傍晚，龚万金拎着几盒炒饭刚走上楼梯，就听见安思远在南面房间与山羊胡在争吵。他进屋询问情况，才从山羊胡的口中得知，安思远的那把枪并非从黑市购入，而是他偷来的，而失主正是山羊胡的同伴，那个从不开口讲话的缅甸人。
安思远情绪激动，对龚万金说：“这把枪明明是我花了钱买的，今天不小心被他们两个人看到，那个不讲话的缅甸人偏要叫我给他，差点逼我开枪打他，还说要带我们俩去什么园区。”
听到“园区”，龚万金一下想到李阳失踪前的告诫，不由皱紧了眉头，想请杨传林出面调停——毕竟，杨传林和那两个缅甸人关系更熟，更好说话。可偏偏这时却找不到杨传林，手机也打不通。就在龚万金第三次拨打杨传林的手机时，那两个缅甸人和安思远的冲突骤然升级，那个平时沉默的缅甸人摸出刀，捅进安思远的胸口，抽刀时溅出了血，紧接着又补上一刀，安思远倒在地上，右手还插在兜里。
“我就看到那个拿刀的缅甸人揪起安思远的衣服，把刀在上面擦了擦，又扒掉（开）安思远的右手，从他裤兜里抢走了那把枪。我目睹了安思远被杀的过程，当时已经吓傻了，腿都在发抖。”龚万金回忆说。
山羊胡跑下楼，找来两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跟同伙一起将安思远扔了进去。他们临走前，山羊胡指着龚万金说：“你跟我们一起下楼。”龚万金还以为他们是叫自己参与抛尸，就跟着下去了。
楼下停着一辆灰色的小巴，两个缅甸人将安思远的尸体藏进车里，然后逼迫龚万金上车。龚万金只好照做。车里还坐着四五个人，头都被黑色袋子罩住了，双手和双脚被绳子捆绑着。龚万金被枪顶到车尾坐下，在手脚被绳子捆住时，他想起安思远临死前讲的“带我们俩去什么园区”，不祥的预感升起的那一刻，方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被杨传林“杀熟”了——替园区洗钱赚佣金，只是诱他入局的幌子。
龚万金想，自己成了欺骗安思远来缅北的“螳螂”，杨传林却是藏在自己身后“黄雀”——“过去都是我骗别人，没想到第一次被老乡骗，这种最让人恨。”
下车后，龚万金的头套被扯掉了，他与身边几个人面面相觑，“才发现他们都是中国人”。山羊胡和几个缅甸人将他们带到一座密闭的空屋前，屋门口持枪把守的人当场没收了他们的身份证和手机，有个男人不愿交出身份证，后脑便挨了枪托，昏倒在地上。
随后，龚万金他们被关进黑屋里。不知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又被人用枪顶着腰眼从黑屋里出来，走入破落的园区，在一扇铁栏门后面一字排开，蹲下。正午的日头下，龚万金瞥见右前方的墙角也蹲着20多人，身着相同颜色的工服，“我看到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戴墨镜的中年男人，很矮，不到1米7，看起来像管事的”。
左侧的楼房走出2名看守，拽着个男人在地上拖行。那个浑身上下都渗出脓血的男人被看守们扔到空地上，离龚万金只差两个身位。男人的头被看守粗糙黢黑的大手牢牢按死，枪口抵住了他的太阳穴，左脸颊紧贴着地面，眼球充血。看到那人死鱼般的眼神，龚万金微微闭上眼，看守立刻用枪管点他的下巴，龚万金吓得浑身战栗，看守朝他做了手势，要他睁大眼睛看。
这时，一个身披灰绿色外套、皮肤黝黑的男人走出楼房，一只手握着榔头，另一只手攥着几根铁钉。他走到空地中央，一只手捏住长铁钉，对准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的指关节，重重地砸下，一根接着一根将钉子敲入了男人的指节。那男人痛得叫不出声音，当即昏死过去。
“这就是逃跑的下场！”那个老板模样的墨镜男警告在场的所有人，“这个拿榔头的人叫‘碧沙’，我知道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有人听得懂泰国话，‘碧沙’就是魔鬼的意思。你们要是还敢跑，我就叫碧沙亲自去抓你们，一旦你们落到碧沙手里，只会比地上这个人还要痛苦！”
墨镜男走到龚万金这里，扫视着他们：“我叫老朱，公司的负责人，你们当中哪个人叫龚万金？”
龚万金不敢应声，默默低下头。他想不明白，和他一起被拐来的人有这么多个，为什么老朱唯独要对自己“特别关照”？
看没人回应，老朱便发了话：“没人站出来，我就拿身份证一个个去对，被我找到了，就跟刚才那个人一样。”
听见这话，龚万金迅速站了出来。
老朱打量着他，吩咐身后的看守：“这个人跟着我到办公室，其他人你们先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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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万金被带到了办公室，老朱让他坐到对面，核对了他的个人信息：1989年8月出生，曾经为赌博网站“跑分”，之后自立门户在网上开设赌场，最终以失败告终。先前与他一同“跑分”的老朋友在2019年转去用虚拟货币洗钱，目前和他依然保持着联系。
听到老朱提到“虚拟币洗钱”，龚万金隐约猜到了他的目的。但是，这个老朱怎么会知道他有个老友专业做洗钱？为什么连具体的洗钱手段都知道？龚万金突然想起夜总会的那个妈妈桑——看来，这个菲菲不完全是电诈园区的洗钱中间商，也可能是跟老朱、杨传林是一伙的，特意来摸他的底。
“我们在园区的公司具体从事什么，不用我多讲，你自己也清楚。现在我要你联系那个会用虚拟币洗钱的人。”老朱说。
洗钱是电诈团伙的生命线，对于自己公司的洗钱套路，老朱并不避讳，“公司那套‘方法’早就过时了”。
他说，早在4年前，他借鉴了其他园区的“土办法”，让“背包客”（马仔）背着现金从中国偷渡到缅北。2019年，中国重拳打击此类“背包客”，查扣赃款7000余万，所以这套“土办法”行不通了。之后，老朱又将洗钱的方式更换成“园区”通行的做法——“开水房”，指使马仔们各自去“跑分”。这种方法确有成效，但耗时费力，随着中国国内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也没以前那么好跑了”。
龚万金知道“虚拟货币洗钱”买卖双方匿名交易，洗钱方式相对隐蔽，然而这种洗钱技术需要有对公账户，他手头根本没有，国内的老友也未必能够提供，便对老朱讲了实情。可老朱噎得他说不出话来：“这是你的困难，不是我的困难，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假如解决不了，你好好想想自己在这里会怎么样。”
龚万金努力回忆着：“我在福建老家做‘跑分’的时候，联系过‘卡头’，我可以先去找他买对公账户，原先是当场验卡，现在可以带回来验卡。”
那个“卡头”成了龚万金的救命稻草。龚万金拿回了自己的手机，寻找“卡头”的联系方式，期间有2名缅甸看守坐在他身旁，全程监视，以防他乘人不备发送求救信息。
上次跟那个“卡头”联系，已是2年前的事，龚万金自己都不记得当时是用的QQ、微信，还是打的电话，只能挨个找朋友问。有人早已金盆洗手，龚万金一问便被拉黑，有人已经“进去了”，问了也没回音。龚万金像被踢的皮球一样，在QQ、微信和手机通讯录上到处滚动，老朱就靠在真皮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龚万金在眼皮底下忙碌。
将近1个小时之后，龚万金终于电话联系上了那个“卡头”。对方称，可以提供对公账户，但要龚万金这边先转账5000元，其中部分款项作为押金。龚万金问：“为什么比以前贵那么多？”卡头回答说：“这两年国家在严打，我生意不好做，好多人也都进去了，你要就转钱过来，我把户头发你QQ上，不要就把电话挂掉，免得浪费时间。”
龚万金转头看向老朱，硬着头皮向他要钱。
老朱问：“为什么要先转账？万一被他黑了呢？”
“在我们那边都是这样的，我跟他合作过，他很讲信用，不可能黑我的。”
“如果钱被黑了呢？”老朱盯着他。
龚万金选择了沉默。他猜到老朱没说出来的话：“在我们这里，没有如果。”
自己的命在诈骗公司仅值5000元，这让龚万金感到屈辱，但当他瞥见身旁看守手握的电棒，最终还是屈服了，他只能冒险赌一把，继续管老朱要钱购买对公账户。
老朱说：“这5000块从你下个月的工资里边扣，出了问题，你的人跟工资就都没有了。”接着，他将钱款打到龚万金的账上。“卡头”还算诚信，收到钱款后就准备发对公账户卡。他问龚万金：“你到我这里来当场验卡，还是把卡号发给你，你自己回去验卡？”龚万金不敢自说自话，又看向了老朱，老朱回复：“发卡号。”
拿到对公账户，龚万金联系了在国内洗钱的老友。老友在电话中说，“最近公安经侦查得很紧”，要龚万金先下载一款境外聊天软件，“具体的事情到那上面再细讲”。老朱听到后，朝龚万金甩了甩手。
下载好软件后，老友在上面简单讲解了最新的洗钱流程：由于对公账户卡不在龚万金身边，那就只能将卡号发过去给他，他把龚万金拉进一个群聊，说一旦受骗的人的钱转账到这张卡，就可以在群里@洗钱团队“测卡”，届时他们再转入虚拟货币通道来洗钱。
老朱看完后，捏住龚万金裸露的后颈说：“你们来给我演示一遍。”
龚万金只好拉老朱进入聊天群，向老友介绍说这是自己带来的客户。这时，“狗推组”（诈骗业务组）传来消息说，有一名受骗的女人要转账10万。老朱点了点头，对龚万金说：“就测试这一笔吧。”
老朱和两名看守站在龚万金身后，其中一名看守荷枪实弹站在他右侧，“枪口只要再歪一下，就对准我的脑袋了”。按老友的方法，龚万金发了卡号，并在群内发送消息：“开始测试。”几分钟过去，龚万金在群里说“查账”，并发送了一张受害人完成转账的截图——因为聊天群里还有其他需要洗钱的客户，老友的洗钱团队要分辨出当前这笔资金归属于谁。随后，老友向群里发了一个“收到”，开始将资金通过银行卡转入虚拟货币通道进行交易，再重新转回龚万金这边——在这个过程中，黑钱完成“洗白”。
龚万金问老朱：“那边结算有两种，一种是虚拟币，一种是虚拟币兑换成现金，你要虚拟币还是现金？”
老朱说：“现金。”
依照以往的流程，钱“洗白”后，到账时间最多不会超过1小时。墙壁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走，龚万金异常焦虑，生怕出现什么问题。此刻，在国内洗钱的老友绝不会料到，龚万金把自己的一条命都押在了他身上。
转眼过去了80分钟，那笔10万元还没兑换成现金到账。老朱坐不住了，怒声质问龚万金：“这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龚万金还来不及解释，他的脑袋就被看守按在办公桌上，太阳穴好像被枪管顶住了。
“虚拟币网站不是我和朋友开的，我们黑不了你的钱！”龚万金话里带着哭腔。
老朱拍打着龚万金的脸庞，说：“我最后再给你一刻钟的时间，到不了你就不要干了，到那里去吧。”
龚万金的目光朝着老朱手指的地方望去——“后来我问过‘狗推组’的同事，那是园区的后山，被弄死以后就埋在那里，没有人会发现”。
就在这一刻钟的等待里，到了第13分钟，龚万金和老朱的手机同时响起了提示音。老朱唤醒屏幕，看到了聊天群里的消息：“进账！”
这是龚万金第一次给老朱洗钱，也是他“洗钱史”中最为特殊的一次。过去他在国内的洗钱团队时，最多可以抽掉15个点（15%的提成），可是给老朱洗钱，他一分钱也拿不到。如果说有“奖励”，那就是洗钱成功的那一天，他可以吃到跟老朱同样菜色的晚餐，但到了次日晚上，他就又去吃“狗推饭”了。
5
帮助老朱洗钱的那段时间，龚万金对老朱的这家诈骗公司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里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园区老板或者投资人叫“金主”，管理诈骗业务人员的叫“总监”，像龚万金这些负责诈骗的业务人员叫“狗推”。
还有一类特殊的员工是技术人员。他们粗分为两种：一种是话务技术人员，利用GoIP虚拟拨号设备，将移动信号转化成网络信号，远程拨打电信诈骗电话，让诈骗团伙得以逃避警方倒查；另一种就是懂得网络洗钱的“人才”。
技术人员对园区至关重要，曾有老板为了争抢技术人才发生过流血事件。龚万金说：“那时我想得很简单，园区的人既然对技术人员那么看重，假如我当上技术员，至少不会像‘狗推组’干得那么辛苦还要挨打，在园区的日子不会太难混，怕就怕老朱突然又把我调到了‘狗推组’……”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一天下午2点，老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说：“新进园区的人员必须接受2到3个月的‘业务培训’，不能让你龚万金一个人搞特殊、坏了规矩，公司需要的是‘综合型人才’，你各方面还有欠缺，要到‘业务部门’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
面对老朱的卸磨杀驴，龚万金不敢有怨言，甚至都不敢直视老朱的双眼，只能安慰自己“好歹没被打”。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押到了“狗推组”，开始接受培训。
刚进组，龚万金便看到了一个特制的白色台历，上面贴了雀黄纸，用马克笔记了一串醒目的数字。有人告诉龚万金，这台历就是身份的象征，代表那个坐在电脑前的“狗推”是“诈冠”或者骨干，那数字就是他当前诈骗成功的金额。这些台历是老朱命令组长去放的，为的是让“精英”们尽情享受旁人艳羡的目光——而电脑屏幕另一端的受害者，大多已倾尽积蓄，或是债台高筑，陷入绝望的境地。
当晚，龚万金住的地方也换到了“狗推”的宿舍，房间里放置了4张上下铺的铁架床，8个人共住，刚来的他，睡到了门后边的上铺。宿舍里24小时开灯，装有2颗监控探头，他们对面的楼是女舍，同样安装了监控，人在屋内的一举一动均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中，毫无尊严可言。
“妈的，过得连畜生都不如。”龚万金低声咒骂着。
睡他下铺的小赵听到抱怨，揉着惺忪的睡眼，催他赶快睡觉，明天还要干13个钟头，不“开单”就没饭吃，还要被打。
老朱的公司专门做“杀猪盘”，“狗推组”要从每天上午10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
培训的第一天，龚万金跟着同组的老“狗推”学习，使用的是公司发的2部工作手机——每月还要从工资里扣除3000元的“手机租赁费”。手机里下载了10多种社交软件，“狗推”要利用“高富帅”的假身份，在上面与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女性聊天，诱导对方添加自己的微信，诱导其在园区开设的赌博网站下注。这些女性被他们称为“猪仔”。
龚万金还记得培训的具体内容，共分为5步：
第一步是“情聊”，黑话叫“堆感情”，打造自己的“暖男”人设，在10到15日内，不断地向“猪仔”嘘寒问暖，博取好感和信任；之后是“热聊”，与“猪仔”聊得火热时，趁机告诉对方，自己还有一笔不菲的副业收入，并发送一些收益的截图，但不讲解这个赚钱项目；“热聊”之后，以“工作繁忙”或者“临时有事”为由，请求“猪仔”帮忙操作自己的赌博网站账号，让对方看到账号不断有进账，而且来钱很快——这叫“放线”；通过“放线”激发“猪仔”的贪欲后，诱导对方自行充值一两千元，先试试水，这时，“盘子”（网站）会主动对其“放水”，让其有所盈利，逐渐放松警惕，进行大额投入；第五步就是“杀猪”，在“猪仔”大额充值后，以各种理由不予提现，除非充值等额的资金进行账号解冻，或者缴纳其他名目的高昂费用，利用对方的好胜和不甘，让她们愈陷愈深，掉进园区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
当然，这种“杀猪盘”也不只是针对单身女性。据龚万金交代，园区还有部分男“狗推”，假扮成“白富美”，专门诱骗单身的中年男性，如果对方要求听声音，“狗推”就让女同事抓起手机讲两句，如果对方要求视频，则以各种理由婉拒。龚万金还记得某些“业务精湛”的“狗推”，靠着2部手机分饰男女两角，一会儿是情场失意的海归博士，一会儿是被渣男劈腿的女企业家，随时“无缝切换”。
经过诈骗业务学习，龚万金终于领悟了“为什么自己的博彩诈骗搞不下去”，“关键在于细节”——光是龚万金手上拿到的话术本，都是由多位具备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精心设计的，分别从洗脑技巧、细节切入、让对方感到温暖的话术、诱导借贷充值的话术入手，不断细化完善。这些话术技巧贯穿了“杀猪盘”的整个环节。
坐在电脑前，面对着聊天软件里的异性，龚万金陷入两难：老朱命令他在3个月内开单10万元，假如他顺利完成了诈骗目标，也就有了罪证，把柄被诈骗公司握着，回国还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加上他先前有过洗钱和开设赌场的漏罪，只会加重刑罚。
可他身不由己，只要踏入电诈园区，任何人都会力争成为合格的“骗子”，否则就要面对体罚、毒打、电棒、钉手和水牢。教他诈骗的老“狗推”对他说：“在缅北园区，人们都在比赛谁的心更黑。”
“那时实在没办法，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我运气也不好，3个月眼看要结束了，本来有一单快要得手，结果对方临时变卦，不想充钱了。”龚万金回忆说，组长将他的情况报告给老朱，老朱就约他到办公室谈话，声称3个月的培训期即将届满，最后再宽限小半个月完成10万元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
6
唯一让龚万金庆幸的是，在这个地狱里，他交到了自己在缅北唯一的朋友——睡在他下铺的、还未满18岁的小赵。他们同吃同睡，同在一个诈骗小组，一起挨骂，经过3个月的相处，两人几乎形影不离，私底下无话不谈。
小赵总是不厌其烦地给龚万金讲述“金三角天女”的传说，据说这是缅甸当地人都知道的故事——很久以前，99位天女下凡，98个天女如愿找到她们心仪的夫君，年纪最轻的小妹却在茫茫深山之间迷失了方向，只能不停地唱着悲伤的歌谣，最终死在神秘的山野中，尸体幻化成了妖艳的罂粟花，那片罂粟花开的地方，正是后来的金三角。
小赵说他原名叫赵金冬，老家在江西农村。2019年的暑假，一个同乡对他说想带他去一个地方，不仅可以免费玩扑克牌，还可以挣很多钱。家境贫苦、迫切想赚钱为父母分担压力的小赵就心动了。他还没有身份证，大他4岁的同乡就带他去派出所开了户籍证明。随后，小赵瞒着父母，谎称到外地打工挣学费，跟随同乡去了云南。
在偷越国境林间小路上，那些“偷引带”人员发现小赵年龄才15岁，便给他套上棕灰色外套，让他看上去成熟些，之后就扣押了他的手机和背包，见到那些人掏出的刀，小赵自然吓得不敢反抗。
被卖到园区后，老朱跟小赵说“叫家里拿20万赎人”。小赵说，“我家根本拿不出钱，那年还要盖房子，这是天大的事情，不能耽误的，我害怕父母着急，只能瞒着他们，自己在老朱的诈骗公司打工，挣‘赎身费’。”
得知小赵的经历，看到他面黄肌瘦的模样，龚万金只能轻声咒骂，还不能被看守听到。若赶上洗钱成功，吃晚饭时，他就从饭盒里多夹点菜给小赵，这是他在园区为数不多的“权限”了。而龚万金因为不能开单被老朱骂了后，小赵也偷偷给他“开小灶”，讲诈骗剧本中隐藏的技巧。看着小赵认真讲解的样子，龚万金的内心很复杂：“他一看就很老实，为什么却成了‘狗推组’的业务骨干？”
吃饭时，龚万金问小赵：“你在这里的第一单是怎么开的？”
小赵说，刚来这里时，他害怕父母担心，想拿到自己的手机给父母报平安。他鼓起勇气向老朱和组长讲了自己的想法，老朱就说：“你想拿手机可以，先给我开出第一单。”
在这种处境下，小赵只能选择被黑暗同化，在聊天软件中反复磨着那把“杀猪”的尖刀。他杀的第一个“猪仔”与他聊得很投机，诈骗成功的那晚，他躲在被窝里抽泣了一整夜。次日中午，老朱兑现了诺言，给了小赵15分钟，与家人发信息聊天——当然，有看守在场监督，盯着他发送的任何消息。
由于父母不会使用微信，又不能直接跟他们通话，小赵只好用微信联系了在广东打工的二姑，借口自己无法与父母联系，委托二姑带话说：“我在外地打工挣钱，一切都好，不要太担心。”
一眨眼，手机又上缴了，小赵继续回到工位，找寻下一个猎物。
无数个小赵维持着诈骗公司的基本运转，高高在上的“金主”坐享其成。但是“金主”们未必就高枕无忧，缅北是四分五裂的动荡格局，光是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之间的战争就断断续续地打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会发生武装冲突。众多藏匿在缅北的电信诈骗园区，像独立的黑金帝国，有时互相勾结，有时也会卷入残酷的暗斗里。
龚万金后来在看守所告诉民警，他还没开单，老朱的园区就搬迁过一次，原本他想趁乱逃跑，但是那个碧沙时时刻刻紧盯着他，让他根本抓不到出逃的时机。迁址途中，他问过很多“狗推”，为什么突然就要搬走？有些人不知情，有些人不愿开口，直到龚万金偷听了看守们午休时的聊天，才知晓其中的缘由——“金主”死了。老朱想查出真相，在地方武装的介入下，老朱才查到“金主”死于“吸毒过量”，但老朱不断地强调，“金主”从来不吸毒。
园区和地方武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园区向地方武装支付安保的酬劳充当军费，地方武装则为园区提供保护，并看守那些“狗推”。如何与缅北当地的武装力量打交道，如何处理与其他园区的关系，这不是老朱能够摆平的，需要“金主”出面解决。“金主”的死亡让园区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搬迁那段时间，老朱很焦躁，他的情绪全都发泄在了逃跑被抓回来的人身上。
“我曾经眼睁睁地看着，老朱叫看守们用枪托砸了逃跑的人，然后老朱亲自给那个人塞进火柴，再撒上火药……有一个看守跟我讲过，这种叫‘点火炮’，最早从克钦的迈扎央赌场流传过来的。”龚万金回忆着。
老朱频繁地跟其他小头目开会，有一次龚万金在吃晚饭时偷听到了头目们的谈话，不寒而栗——原来，老朱在开会研究更变态的惩罚项目，“怎么让‘狗推’们更听话”。
忌惮于种种酷刑，龚万金活得很压抑，公司搬家时，他假装很卖力，晚上却经常做噩梦。除了小赵，他不敢与任何人对视，尤其不敢看老朱和碧沙的眼睛，生怕一不小心就被老朱当成发泄的活靶子。
在这种精神压力下，龚万金心里很矛盾：“当时我想跑，又不敢跑，老朱的情绪很不稳定，‘金主’死了他要打人，‘狗推’完不成业绩他也要打人，如果他在园区开的赌场输了钱，回来又要找茬，被他逮到了，下场就更惨了。”
7
公司搬到了另一家科技园——其实只是一个3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由十几个小院子组成，每个院子独立租赁给电诈公司。刚到那里，龚万金下意识地观察，发现这里的地形更为复杂——到处都是摄像头，高墙上装满了电网，四周安插了哨岗，上面站着持枪的看守，一旦发现逃逸者，有权开枪射杀。龚万金绝望了，身体僵在原地，小赵提醒他不要发愣，赶紧打起精神干活，否则那几个缅甸看守会拿枪托打人，“那东西挨一下很疼的，站都站不起来”。在上一个园区，因为诈骗业务没有开单，小赵就挨过枪托，他蜷缩在地上装死，才免去了下一轮毒打。
“这里太苦了，比坐牢更痛苦，我情愿回（国）去坐10年牢。”龚万金嘴里咕哝着。
小赵对他做了噤声的动作：“你小点声，不要被别人听见了。”
小赵所说的“别人”，不单指老朱和碧沙，还包括“狗推”们。长期遭受着凌虐，有人选择了妥协，甚至甘愿当起老朱的耳目，向他汇报其他“狗推”的潜在动向，这也是很多人刚要逃跑就被抓的原因。
小赵那段日子总是心不在焉，业绩也滑落到中下游，常常受到组长的打骂。龚万金也觉察到了小赵的反常，他有时会聊起正在“堆感情”的“猪仔”，有时又很晚才回宿舍，在临睡前唉声叹气。龚万金猜，小赵很可能是对诈骗对象产生了感情，这在公司里是大忌。公司对“狗推”们的要求，是要像冷血动物一样，“养猪”时似海深情，“杀猪”时绝不手软。
在宿舍里，龚万金偷偷问小赵：“你是不是喜欢上自己的‘猪仔’了？”
小赵愣了几秒：“怎么可能呢？”
“反正你自己要当心，别害了自己。”
龚万金对小赵说，晚上他跟组长聊天，组长透露，园区主要严惩两种人：一种是逃跑人员，另一种是捣乱人员。对于后者，惩罚力度毫不亚于前者——就是他入园第一天看见的，碧沙残忍的行刑。听他说这些时，躺在下铺的小赵许久没说话。
“你听见没？”龚万金不放心地提醒小赵。这几个月的彼此照应，他已经将小赵当作自己的弟弟。
可小赵只是随口应了一声，便用被子蒙住头。
由于小赵一直停滞在“杀猪”的第三步，引起了组长的怀疑，小赵便回答说，“猪仔”的警惕性较高，暂时只充了2000元，银行卡里还有20万，要等一段时间再充值。组长听后，只说，“最多再给你一周的时间”。
龚万金这边的压力也不小——老朱“宽限”的期限将近，他依旧没有开单。就在这时，有两名“狗推”向组长反映：自己手头发展的“猪仔”说，近期有警察上门联系过她，还跟她说，现在相处的男友是来自境外的诈骗团伙。
“杀猪盘”全程经过精密的布置，话术和“剧本”也有过升级迭代，为什么会引起中国警方的介入？组长感到事有蹊跷，立即向老朱上报了情况。老朱听完便掌掴了他：“你们组里有‘狗’（叛徒）！”说完，便叫来两名看守径直走到组里。
所有“狗推”全体起立，老朱带着组长和看守走到他们中间，对他们挨个搜身，并检查电脑和手机。由于龚万金刚到组里不久，就成了老朱的重点关照对象，不仅查了他工作手机的聊天记录，还盘问了几个问题，见龚万金的嫌疑较小，又转头问了他身边的小赵。
老朱站到人群中间，厉声警告称，叛徒在他眼中比逃跑的人还要可恨，他对待叛徒极为残忍，会砍断叛徒的四肢，再把他丢弃在废旧厂房或者公路边上——那曾是缅甸反政府军对待政府军的方式。
所有人不敢出声。
“今天这个叛徒查不出来，你们跟着受罚！”老朱等了5分钟后，对组长耳边讲了几句，便匆匆离开了。
龚万金以为受罚这件事情会不了了之，结果到了晚饭时间，老朱又赶到组里，命令所有人不准吃饭，双手抱头，蹲在地上。龚万金学着小赵的样子照做，看守走近他，在他的胳膊肘与膝盖、大腿和小腿这些贴合的地方，都夹了一根烤串吃剩下的长竹签，不知是何用意。
几分钟后，龚万金的右肘动了一下，一根长竹签掉落到地上，他还没反应过来，后背便挨了棍棒。之后，组长叫他爬起来，继续蹲好。
体罚持续了1个小时，组里有人都在咒骂着叛徒，害大家跟着挨饿受罚。
晚上8点，老朱过来巡视，叫这组“狗推”们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整条过道充满了竹签落地的脆响。老朱指向上方的探头，说：“我刚才派人调了监控，已经知道是谁在电脑上动过手脚，现在我再给这个叛徒最后一次机会，只要承认了，起码还能保住这条命。”
组里依然一片死寂，老朱没再多说。
等到收工回到宿舍，龚万金忍着疼痛，挣扎着爬上床铺，他歪头一看——下铺是空的，小赵不见了。
龚万金问了睡在对面的“狗推”严松：“你看见小赵了没？”严松摇了摇头。龚万金以为小赵去上厕所，可是又过了2个小时，宿舍里已经鼾声四起，小赵还是没有回来。
龚万金不禁担忧起小赵的安危：夜巡开启，逃跑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最佳的脱逃时间。小赵的消失只有一种可能——他就是老朱所说的“叛徒”。
次日凌晨5点，龚万金下床去上厕所，看了一眼下铺，小赵彻夜未归。到了上午开工，小赵的工位也空着，龚万金又问了严松，对方还是说没看到小赵。
中午饭点，他们一组人被带到了刑房外面，原地蹲下吃饭。严松蹲在龚万金身旁说，这是老朱惯用的伎俩，经常挑在饭点，逼他们蹲在刑房旁边，听屋里传出的惨叫声，以达到震慑的目的。
龚万金已经猜到刑房里关着谁，随口问了身旁的严松一句，没想到严松的消息很灵通，悄声跟他说：“你听说了吗？小赵他暗地里和‘猪仔’们串通一气，还叫她们帮忙报警，晚上也很晚才回宿舍，偷走了组长电脑上的‘猪仔’名单，朱老板派人调取了监控才查出来。”
龚万金没有轻信严松的话——既然他能够掌握那么多信息，说不定他就是老朱布设的“眼线”，小赵被查出来，应该不完全是老朱查了监控那么简单。
刑房里开始连续发出惨叫，龚万金紧闭着双眼，心头像被割了一刀——那确实是小赵的声音。在龚万金心中，这个17岁的少年是个英雄，不仅挽救了几名待宰的“猪仔”，也在暴露后成功吸引了老朱的火力，阴差阳错地救了没有开单的自己。只是，当英雄的代价太过沉重了。
看到龚万金的神情，严松嘱咐他只管吃饭：“不管里面的人叫得有多惨，我只管我自己吃东西，反正被打的人又不是我，在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有人比我惨，感觉还好受一点。”
“可现在这个惨叫的人是小赵啊，就睡在你对面，他还那么年轻，在里面被虐待得那么惨，再听下去，我自己都要疯掉了。”龚万金放下手中的饭盒，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他一口也吃不下。
严松说：“你不要老是想着那个人是睡在你下铺的小赵，把他当成你最痛恨的人，起码你不会太难受。”
龚万金沉默着，在他看来，严松无意中向他指明了成为恶人的捷径，这也是在缅北的生存法则。他扒了几口饭，逼自己咽下去，随后又将饭盒扔在地上，严松见了，从他的饭盒里夹了点菜，放到了自己嘴里。龚万金没去管他，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看守立刻喊了他一声，命令他把手放下。
龚万金放下手，严松却依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他说，在屋子里行刑的人正是碧沙，这个男人在缅东妙瓦底杀过人，后来得罪了边防军的小头目，被割掉了舌头。在缅东，缅甸人的身价低，老朱只花了很少的泰铢，便将其回收到园区“维护治安”。从那以后，碧沙就死心塌地跟着老朱。
“谁也不知道那个哑巴会怎么折磨小赵。”严松夹起肉丝放进嘴里。
那天深夜，龚万金没有睡着，一直想象小赵是生是死，是被转卖到其他园区，还是送到缅东的“人生终点站”？
次日开工，龚万金询问了组里很多人，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摇头，严松知道他跟小赵睡上下铺，关系很要好，便欲言又止。经不住龚万金的再三追问，严松终于道出实情：小赵实在受不了碧沙的折磨，精神失常了，老朱将他扔出公司，随便他在园区里游荡，让他自生自灭。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园区发生这种事情太正常了，很多人最后都被折磨得疯掉了，光是我见过的就有两个，小赵是第三个。”严松见到龚万金惊异的神色，象征性地安慰道。
龚万金本想说“还不是你出卖的”，但他最后把话咽进肚子里。那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在工位上时不时地瞥向身边空荡荡的位置。
天黑了，随着一声尖锐的哨音，园区夜巡开启。龚万金和严松急忙回到宿舍，爬上床铺时，看着空落落的下铺，又想起那是小赵以前睡觉的地方。同屋的人说，再过几天，就会有新的“狗推”睡这张床，那语气好像小赵从没来过一样。
在缅北电诈园区，龚万金看透了人性，却仍然看不透自己。原先在福建老家干博彩诈骗和洗钱时，他从未有过负罪感，直到安思远被缅甸人杀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坑害了昔日的发小。小赵被虐待得精神失常，他什么也不能做，也无法找人诉说，在这个罪恶的地狱，唯一信任他且被他信任的“朋友”，此刻正像幽灵般在地狱间游荡。
可他还得继续“营业”，在微信聊天中强颜欢笑，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是一名“阳光运动型商务精英”。每天要按照“剧本”更新朋友圈。耳畔还回荡着小赵绝望的呼号，手头却默默发布了一张帅气的假照片，配文：“生活是美好的。”
8
龚万金回忆称，小赵被行刑后，所有诈骗业务组都没再出现捣乱的“叛徒”，甚至很少有人敢和老朱对视、交流，“我总感觉老朱是在国内犯过什么大案子后逃到缅甸来搞电诈的，他真的让我很害怕，他没有人性，但是又很懂人性，好像能猜透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想法”。
民警们也曾对老朱这种人作出过分析：在他的认知中，没有什么比恐惧更能控制一个人，比起赤裸裸的威胁，他更想让“狗推”们活在恐惧的想象之中，他强迫龚万金他们蹲在刑房外面听小赵的惨叫，让他们每个人自发想象碧沙残忍的行刑手段，从而达到精神层面的掌控。
这些分析在龚万金这里得到了验证——龚万金曾提到，小赵精神崩溃的那几天，“狗推”们争相猜测小赵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人说，小赵被鞭打后关进了水牢，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能活着就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有人补充说，小赵被关水牢后，碧沙往污水中扔蚂蟥或是毒蛇……他们在说这些时面露惧色，对水牢的畏惧在心中获得了强化。
这种精神控制会进一步激发出人的平庸之恶。龚万金称，除了“诈冠”和骨干，许多人和他一样，只是不想被打，就成了诈骗公司的一颗螺丝钉，听话照做。由于组长的“猪仔”名单被盗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组长被罚连续一周每天做200个深蹲。在他被罚的最后一天，新组长上任，看到前任做完深蹲后累得在地上爬，立刻要求组里的“狗推”们每人在他身上踩一脚。大家只能照做，没有人问为什么。
新组长带来了更残酷的惩罚措施——没有开单的人要趴在地上，组里的“小诈冠”（比“诈冠”小一级别）骑上去，在众人的围观中完成人格羞辱，再带到刑房毒打。
所幸，在开单期限的倒数第二天，龚万金终于成功“杀猪”了。他不由长舒了一口气，向新组长汇报，并按照话术本上的内容，发送了一段信息，让受害女性单独待在房间，暂时不要与外界接触，名曰“冷静思考”，实则是让其继续接受“洗脑”。
得手后，龚万金按园区规定，可以分走其中的13‰。新组长当着众人的面肯定了龚万金的业务能力，并承诺他只要再开2个“大单”，就破格升他做副组长——好处是手下的“狗推”挣到钱，他就可以从中抽取“管（理）佣（金）”。
每当收到公司的“分红”，龚万金会假装去园区的赌场挥霍，然后营造出“洗白”（输光）的假象。他这么做是为了不引起老朱和新组长的怀疑，否则他的积蓄越多，就越有办法逃走，公司便会加大对他的监视力度。
“其实我在那里想攒钱也攒不了多少，园区物价很贵，通常是国内的2到3倍，公司配发的工作手机也是租的，每个月要向公司缴纳2000多的租金，园区里的人都会等你有钱以后引导你去赌博和消费，玩一圈下来就全部花光了。假如说我没有钱了，还可以找组长借款，还钱要付20%～30%的利息。”
龚万金还记得，他顺利开单的那天，与小赵同一批被骗来的“狗推”，成功诈骗了364万，公司为其放鞭炮庆祝。龚万金站在狂欢的人群中，望着鲜红的鞭炮纸屑狂飞，感觉空中在飙血。那晚，老朱破天荒地弄了几十箱啤酒，大发慈悲地让所有人提前2小时下班。在所有人庆祝时，龚万金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趁乱潜逃的好时机，至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园区内部走一趟，考察地形。
早在龚万金进入新园区的那一天起，就发现每天凌晨3点多会停电3分钟，此后宿舍内的灯又会亮起，持续24小时。不过，园区的头目们似乎意识到了停电带来的“隐患”，因此在停电恢复后的20分钟内，整个园区会组织一次持枪巡查，端着步枪的看守们进入宿舍清点人数，如果发现少了一个人，他们会立即开启警报，做全范围搜查——这意味着，龚万金要算出最佳的逃跑路线，提前踩点，还要赶在夜巡前逃离，否则他面临的就是可怕的“园区套餐”。
龚万金握着啤酒罐头，看到了在园区游荡的小赵。小赵已神志不清，龚万金拦住他，问他还认不认得自己？小赵冲他傻笑着，又开始向他讲“金三角天女”。龚万金递给小赵一罐他喝剩下的啤酒，叫他喝一点儿，又到缅甸人在园区开的杂货店，花60元现金买了一小包香肠，喂他吃了半根。龚万金怕剩下的整包香肠被小赵弄丢或者被抢走，就塞到他的衣服里面。小赵“咯咯咯”嬉笑着，仿佛龚万金在挠他的胳肢窝。
再过30分钟，持枪的看守将在园区开启第一轮夜巡，届时每个院子将开启所有的灯。龚万金必须赶在那之前赶回宿舍，离开之前，他回头望了小赵一眼，正要走去附近低矮的平房，后肩就被硬物撞击了一下——他回头，望见看守手持步枪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
小赵朝这边走了过来，依然憨笑着，见龚万金和看守挡住了去路，干脆像死尸般躺倒在地上。龚万金掏出小赵身上的香肠，向看守解释：“我看他实在可怜，在园区里面饿肚子，我就到小店买了这包香肠，那个缅甸老板可以帮我作证。”
看守没收了香肠，放过了龚万金，催他赶紧回宿舍。龚万金知道，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很容易引起看守们的警觉，看到小赵悲惨的下场，他必须更谨慎地行事。
到了次日的活动时间，龚万金又去寻找小赵，“当时我想法很简单，就觉得哪怕小赵发疯了，也要有东西吃，一直不吃东西就会饿死”。
龚万金在另一个小院子发现了小赵，吸取了前一晚的教训，龚万金不再给他一整包食物，而是一次性喂食。这时，公司里几个“狗推”也朝小赵走了过来，原来，是龚万金一样，怕小赵这个孩子忍饥挨饿，偷偷过来喂饭。他们说这是昨天晚饭留下的，每个人吃饭前先拨一口饭到空饭盒，就能凑成一顿饭。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地方，这些人还能顾及到无关的小赵，这让龚万金不禁心生感触。
“那时候我想得太天真，人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坏的，而且在那种环境下，人只会变得更坏。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影响了我，让我坚定了回国的想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一定要回国，不然我就是下一个小赵。”
那是后来一次，龚万金像往常那样去找小赵，忽然看到了哄笑的人群。他以为有人在赌博，可走近一看，那些人正在拿吃完烤串的细竹签、小石子和破碎的易拉罐玩“射击比赛”，小赵就沦为了他们的活靶子。龚万金不敢上前阻拦——带头欺辱小赵的“狗推”是新组长最近宠幸的“业务骨干”，当月拿了35万的提成，仅次于“诈冠”，“如果得罪他，我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
看到遍体鳞伤的小赵只是傻笑，那些人很快没了兴致，勾肩搭背地走了。龚万金上前查看小赵的伤势，发现他的左脸被划伤了，急需消毒。药品在园区价格远超其他东西，龚万金到药店看到了价目表，内心动摇了——他手头的钱所剩不多了，若想筹钱买药，就要低声下气地向新组长借款，多付30%的利息。
那一刻，他的心底冒出了问题：“你为什么要去管一个傻子？”这个问题再延伸——如果给小赵买药品和食物，要多还30%的利息，为了尽快清偿本息，就要努力成为“诈冠”，欺骗更多无辜的女性；如果龚万金可以坐视不管，甚至主动合群，就拿废铁片或者石子丢掷到小赵身上。
龚万金犹豫再三，还是找到新组长借款，“我没看到就算了，只要我看到了，就还是要帮小赵，否则良心上过不去”。
新组长同意了，顺便亮出了龚万金当前的赎身费用，一笔一笔给他算：龚万金刚进园区时，被迫签下的赎身费是35万，现已涨到40万，算上要偿还给新组长的本息，赎身费也水涨船高，回国也遥遥无期。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公司好好干吧，只要业绩好，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见到新组长愿意借钱，龚万金反倒不愁了：“当时我想的就是我在园区不能太老实，就用恶人的方法对付恶人。既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那些钱我就没打算还，签的赎身合同和新组长的借条也就是两张废纸。写借条的时候，我装得愁眉苦脸，这是为了不让新组长怀疑我。”
钱拿到手，龚万金马上找到几个喂过小赵的“狗推”，一起搜寻到了躲在院子角落的小赵。为小赵清创包扎时，龚万金叫他以后要躲着那些“骨干”，不然要挨打。可小赵还是冲他笑着，继续讲着那句：“在很久以前，有99位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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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龚万金第一次开单，他像被下了魔咒，再也没产生“业绩”，“猪仔”们不是将他拉黑，就是说要考虑一下，然后过了几天，便对他开启了“好友验证”。
新组长怕自己借出的钱“肉包子打狗”，便特别关照他：“你为什么比那些‘猪仔’还蠢？她们没上钩，是因为你‘养猪’没搞好，现在给我反复练，今天先做100个深蹲，做不完不许吃饭，明天再出现这种情况，给我做200个，后天400个，到了小组考核那天没业绩是什么后果，你自己想。”
龚万金至今都不敢确定，倘若自己成为“诈冠”或是“骨干”，是否还会逃跑？总之，他实在受不了新组长的体罚，也受不了那种时刻被监视的感觉。身处群魔之地，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们并没有抱团取暖，反而对彼此怀揣着最深的恶意，龚万金对这一点早已见怪不怪，无论是园区里“狗推”们的勾心斗角，还是霸凌精神失常的小赵，都让他充分见证了人性的畸变。
他迫切想逃离这里，必须找出园区的漏洞。
园区为了鼓励消费，允许“狗推”们在晚饭后自由活动30分钟，同时看守将加强巡逻力度。“每次我就假装出去买烟，其实是为了看园区的地形。看守大部分是缅北当地的，比‘狗推’们更了解这里，但他们都拿着枪或者棍子，很少有人敢主动接近他们”。
直到有一天傍晚，龚万金无意间看到了一名看守正在给小赵喂食。他感觉这人不像其他看守那么凶神恶煞，和自己一样，是平庸之恶的产物，按月领安保费，接到命令就打人，不问原因。
“原来你也在喂他。”龚万金鼓足勇气，向那名看守走了过去，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跟看守谈话。
看守“嘿嘿”朝他笑笑：“对啊，我只要看到他，就拿东西给他吃，你看他还那么小，就发疯了到处跑，像条流浪狗。”
听到小赵被说成“狗”，龚万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由哀叹着：“我在这里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话刚说出口，龚万金就感觉自己说错了，赶忙掏出了香烟，递给看守，嘴上赔笑：“你看我在瞎说什么呀。”
看守笑着接过烟，说：“喂一天是一天，以后就看不到他了。”
龚万金心里一紧，连忙询问原因。
“你知道老朱为什么没把他彻底扔出去吗？”
龚万金摇了摇头。
“因为他的身体还值点钱，别看他脑子坏了，身上的器官，甚至每一寸皮肤都能卖钱，还那么年轻，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
龚万金一下想起他过去偷听到总监与新组长的谈话，说老朱仍在采用“开水房”洗钱，当时龚万金心里还纳闷：那“虚拟币洗钱”还派什么用场呢？
看守的话点醒了龚万金——聪明的投资者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更何况老朱的“鸡蛋”是坑蒙拐骗得来的，必须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将“鸡蛋”清洗干净。想到自己提供的洗钱技术，或将用于小赵的器官交易，龚万金感觉被猛捅了一刀。
龚万金已经不在乎讲错话了：“早知道这样，宁肯让他饿死，我也不想让他以后被挖心挖肾……”
“算了，这不是你该想的事情，难道谁能改变吗？缅北这么多园区，能说关就关？我们的安保费谁给？”看守白了龚万金一眼，给小赵喝了口矿泉水，“反正过一天是一天吧……朱老板叫我们喂他东西吃，但又没给钱，那谁他妈会自掏腰包啊？我看这家伙年纪还小，像流浪狗一样挺可怜的，看到他就喂一点，万一他会一直活下去呢？都是在赌啊。”
“都是在赌”印进了龚万金的脑海——他自己其实也在赌自己这条命，赌自己能否顺利逃出这片群魔之地，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后来的日子，他送看守香烟，跟对方套话，才知悉了令他绝望的现实：方圆3公里，均被园区控制，到处都是园区的眼线，无论逃往旅店还是赌场，最快当天就会被送回园区。
龚万金仍不死心，问：“那酒吧呢？”
看守意味深长地说：“酒吧老板跟老朱最熟，被拐到缅北的女人假如有点姿色，就被他卖到酒吧被逼着给人‘做大’（提供色情服务）。你最好老实一点，不要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碧沙这个人很变态的。”
这番话让龚万金联想到安思远和袁梅。他低下头，没再说话，看守丢给他一根烟，转身消融在黑暗中。
10
龚万金心灰意冷——向新组长借了5000，还剩2300，既然插翅难逃，为逃跑省吃俭用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自暴自弃一般，花了1250元在杂货店买了一条好烟，闲来无事就分发给那名看守，一来二去，便跟那看守熟络起来，在他面前不像早前那么拘谨了。一次在夜里，几名看守喝醉了酒，想打龚万金，也是那位看守出面给劝走的。
小组考核的前一周，龚万金吃过晚饭，带了点食物想去找小赵，靠近园区厨房时，发现那名看守正要进去，似乎是去“开小灶”。看守同样也发现了他，朝他“嘿嘿”笑着，叫他也过去“加餐”。
看守之前给龚万金说过，诈骗公司有2个厨房，小厨房专做“狗推饭”，菜色像喂狗一样，还有一个大厨房，配餐分两档，A档专供老朱、总监、组长和“诈冠”，帮助老朱洗钱的那天，龚万金自己也吃过一次，B档菜色稍差，做给公司雇的看守和其他勤务人员吃。一般情况下，看守们吃的比“狗推”们好，比老朱他们档差，能到大厨房“加餐”偷吃，说明此人在这里很吃得开。
到了大厨房门口，看守叫龚万金先到后仓门口，然后自己再拿吃的给他，不然厨师们看到穿着“狗推”工服的人进来会说闲话——毕竟，大厨房属于园区重地，“狗推”不得入内。
后仓关着铅灰色的侧门，龚万金站在电网的阴影下，猛然发现自己离园区外围很近了。可惜头上密布着电网和尖牙，他又看向侧门的把手，“那时我有点犹豫，门锁了倒还好，万一闯了进去，屋里有人怎么办？”
看守快回来了。龚万金咬了咬牙，重新握住门把按了下去。门居然打开了，屋内灰尘扑鼻，他在进屋前，转头瞥了一眼，屏息闯了进去。借着屋外微弱的光线，龚万金发现，室内是毛坯房，分为两层，楼层间只架设了一把老式木梯。一楼堆满了牛皮纸箱，离他最近的箱子开了口，他轻轻翻弄着，看到了口罩和手套等防疫物资。
龚万金踩上了木梯，脚下发出“嘎吱”声，他握紧木梯两侧，原地定了一会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快速爬上二楼。这里同样堆满了纸箱，只有一道狭窄的空隙，龚万金感觉附近有光，便侧过身，勉强挤了进去，看到墙上有扇小窗，“我开窗的手都是抖的，窗户没锁，是向外开的”。
龚万金刚想把脑袋探出去，又迅速缩了回来——若被附近哨点看到，那就前功尽弃了。窗户西侧是墙角，也是哨点盲区，他靠到墙角的那一刻，发现这面墙正是园区外围的高墙，窗户的位置在电网下边，与地面大约相距2米，“过去我在园区观察了很长时间，这是唯一的漏洞了，难怪不让‘狗推’接近这里。当时我就想翻窗逃跑，但一想，时间不对，很容易被哨点看到”。
龚万金欠身凑到窗边，继续往下瞄，这时后仓的东面传出了那名看守响亮的声音，听上去在和厨师们聊天。龚万金顾不上木梯有多响了，急忙爬下来——要是看守和厨师看见他躲在里面，无论他找任何借口都洗脱不掉逃跑的嫌疑了，水牢内的污水、蚂蟥、毒蛇以及小赵的惊叫，都开始在他脑海中轮番出现。
东面的声音消失了，这表明看守和厨师即将分别从这边走来。龚万金害怕自己出门时被对方撞见，但也只能拿命去赌，他大步踏出房门，顺手轻轻地把门带上——此时，看守刚好拐过弯走向这里。龚万金在心底舒了口气。
看守走到龚万金跟前，甩手扔了一小包香肠到他怀里。龚万金双手接住，说了声“谢谢”，又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给对方敬烟。看守接过烟，叮嘱他：“你吃不完就给小疯子喂一点。”龚万金点了点头，随口说：“好人有好报。”看守拍了他的后脑，说：“哪有什么好人？你赶紧回宿舍吧，要是被别人看到你在这里，你就死定了，跟那个小疯子一样。”
自由活动已截止，远处人声喧哗，龚万金和看守分别，紧跟上人流，回到工位上继续行骗到晚上11点。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他在新组长和同事面前表现得格外卖力。
可1小时后，龚万金冷静下来，感觉事有蹊跷：“看守带我去的后仓是园区的禁地，任何‘狗推’都不能靠近的，为什么他要违反规定带我到那里去？向我暗示逃跑的路线还是有别的目的？”相比于善意的“暗示”，他更愿意相信，这也许是看守设下的“诱饵”，因为看守们只要将逃跑者当场抓住，可以获得奖励。
那天半夜，龚万金躺在上铺辗转反侧：“心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叫我千万别信，否则会死得很惨，另一种是叫我赌一把，反正也没别的活路，我业绩也不好，组长一直找我麻烦，我待在这里也是等死。”
失眠了一整晚，龚万金决定赌一把。过去他在福建老家搞博彩诈骗，渴望招揽更多赌徒，如今自己成了赌徒，筹码只有这条命了。
次日下午1点，新组长罚没有开单的“狗推”不准吃午饭，还要蹲在地上看着开单的人吃。见到龚万金蹲着，严松坐到他面前，筷子夹起一小片肉，给他闻了闻，又塞回嘴里，刻意嚼得很香。放到以前，龚万金会跟严松动手，但此时，他忍气吞声，毕竟，有一个逃亡计划正在他心中孵化，就等着破壳而出。
“你不要去惹别人，他们饿着肚子已经很惨了。”严松身边的“狗推”劝了几句，脸上挂着复杂的笑意。
新组长也没有怪严松擅自离开工位，只是说：“都给我快点吃，别去多管闲事！”
严松开始吹嘘：“手头这单只要开出来，我就能吃上B档饭。”
有新来的人问他：“什么是B档饭？”
严松就说到了大厨房，又说那里还有个后仓，原先是厨师的休息室，现在因为疫情，成了“防疫仓库”，人们叫习惯了，就叫成了“后仓”。
“那个开杂货店的缅甸人，你们都知道吧？我跟他很熟，他一直到后仓拿货，卖给你们当然很贵了，你们又进不去后仓，他给我就不一样，还会多送我几只口罩。”严松说完，冲新组长笑了一下——那些口罩和物资自然到了新组长手里，严松这么说的目的，也是在向所有人显耀，他和新组长的关系非同一般。
龚万金思考着严松的话，看来，后仓作为关键的逃跑地点，除了要防范持枪的看守，还要提防两个人，一个是疑似眼线的严松，另一个就是来免费拿货的缅甸人。
傍晚时分，龚万金带着香肠去找小赵，又看见那看守在给小赵喂食，便过去跟他聊天，想套取一些有用的信息。不过，这次看守只是简单地警告他，后仓位置特殊，园区将其作为夜巡重点，“千万不要靠近那里”。
11
距离小组考核还剩5天，龚万金必须赶在考核前逃走。
“逃亡日”选定前，他要注意各个方面，首先是宿舍里的“眼线”——从上铺爬下床的动静太大，若发生在非常时段，势必引起“眼线”的警觉。小赵的下铺躺着新来的“狗推”，龚万金跟对方商量，又塞了点香肠和钱，顺利换到下铺。看守巡房时问起，龚万金就谎称最近尿频，起夜很多，睡下铺更方便上厕所，也不会影响同事休息。向看守说明情况时，龚万金下意识地瞥向严松，见他正在熟睡。
龚万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小赵。无论他能否顺利逃走，这个小兄弟注定少了一个照料他的人。可是，龚万金也不能嘱托他人照顾小赵，那些一同给小赵喂饭的“狗推”，说不定就藏着像严松这样的“眼线”，纵使没有“眼线”，也有可能白天还跟龚万金一起给小赵喂饭，天黑就向上级汇报，将龚万金列为计划逃跑的可疑人员。龚万金只能晚上找到了小赵，反复叮咛他不要乱跑，尤其不要靠近那些“坏人”。可小赵已经认不出他了，也听不懂话。龚万金叹了口气，叫他多吃点香肠——每次他喂小赵的时候，总是叫他“再吃一点、再吃一点”，生怕第二天找不到他，也怕他在园区彻底消失。
逃跑的前两天，龚万金经过另外一个“狗推组”，右侧的女人正在电脑前“拉人头”。龚万金瞄了一眼她的屏幕，有“高薪招聘”、“缅甸打工”的字眼，都是拉人的老套路，但她的对话框却异常热闹，有好几个人正在咨询。
她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也被同样的方法骗来？她拉了几个人？有多少人处在小赵这个年纪？龚万金不清楚，他只想尽快逃离这里，此生不再踏入半步。
逃跑那天，龚万金最后一次给小赵喂饭。小赵只吃了几口就不吃了，龚万金把食物硬塞到他嘴里，自己却有些哽咽。临走前，他回头想再看小赵几眼，可头转过去，小赵已经消失了。
凌晨2点25分，龚万金像往常操练的那样，假装起床解手。楼道昏暗，他溜到二楼的厕所窗前，等到楼下巡逻的看守离开，赶忙走出宿舍楼。后仓离宿舍不算很远，他中途先躲去药店附近避开下一轮巡逻，如果被看守们撞见，也可以谎称肚子疼去买药。
成功抵达后仓，龚万金藏在阴影中四处张望，确认安全后，迅速打开侧门进去。他把爬梯子的速度放得很慢，因为越快声音越响。终于站到二楼那扇小窗旁，他没有表和手机，只能观察着最近的哨点——一旦哨点上的灯灭掉，就代表园区停电，他就得立刻翻窗跳下。
凌晨3点15分，整座园区沉入黑暗——只有3分钟，正当龚万金想翻窗的时候，听见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开门进来了，他赶紧蜷缩到大纸箱的后面。那人“啪嗒”按了开关，房间还在停电，他又打开手电照明，光线先扫遍整个房间，又沿着梯子爬上了二楼，听声音是在翻找货箱。
光线逐渐逼近，龚万金闭上了眼睛。所幸，那人只是在拿物资，手电很快转移了方向，“嘎吱嘎吱”爬下木梯，走出后仓。很久以后，龚万金对很多人提起：“我总感觉那个人其实看到我了，只是假装没看到，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进房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脚步声消失后，龚万金缓缓站起身，开窗后才发现二楼到地面的距离比他预想的要高，贸然跳下去很容易摔伤，“只差这一步了，我特别着急，看到了纸箱里那些防疫物资包，每箱大概放了2大包口罩，我拿了几包出来，想着可以扔到下面起到缓冲作用。”
为了避免弄出动静，龚万金将物资包放到窗外，让它们顺着外墙慢慢地滑下，但是深夜里物资包的落地声远比想象中更响，第二包扔下去的时候，他听见后仓的门又被拧开了。可两包的面积还是不够，他咬牙又扔下一包，此时，身后已经有了爬楼梯的声音。
几乎在那人爬上二楼的同时，龚万金翻窗跃下，身体落地的瞬间，有那些厚实的物资包做缓冲，他并没有摔伤，只是胸口压到了什么，他忍痛试着走了几步——还好腿没事。
刹那间，黑夜长出了几十道光柱，尖利刺耳的哨音划破了死寂，紧接着爆发出了叫骂声。龚万金不敢回头，拖着沉重的身躯，在园区外的空地上夺路狂奔，巨大的光亮打到他的背后——园区恢复通电了。枪声响彻夜空，龚万金听到有人用中文警告他别跑，他的脚步仍不敢停，“哪怕被枪打死，我也绝对不要落在碧沙手里”。
在龚万金的设想中，园区周边设有“眼线”，只有逃出了控制圈，才有逃脱的希望。收受香烟的看守曾向他提到，园区最南面有一片广阔的山林。他当时默默记在心里，“山高林密”，必藏小道，只要躲到那儿，碧沙他们再想抓到自己就难了。
追逃的看守们似乎猜到了龚万金的想法，枪声逐渐密集。他逼自己加快脚步，竭力甩掉那些尾巴。快进入密林时，有人骑着摩托车朝他闪着灯，示意他赶快上车。借着摩托大灯的光源，龚万金隐约感觉对方疑似先前在边境树林里的“偷引带”人员，便没有犹豫，转向窜进林中。
“在缅北，你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中国人，那里的中国人专门坑中国人。”后来龚万金在监区谈话室讲到这里，不禁苦笑着，脸上的伤疤随之变形。
龚万金在林中听到了“沙沙”声，不知是夜风吹拂枝叶，还是看守们在穿林而行。他低腰趴在草丛里，让自己短暂缓了口气，便又窜了出去。他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期间他害怕迷路、害怕与碧沙遭遇，好在他最后顺利穿越了密林，“我逃到山下的一个陌生小镇，又在桥边躲了一会儿，心里有点懵，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跑”。
桥边有个中国人看见他神色慌张，便问他需不需要帮忙。走投无路的龚万金，只能冒险再赌一次信任自己的同胞，便简要地告知了实情。“还好那个中国人是好人，他先让我到他租的房间里躲了一会儿，期间有人敲过他家的门，他就让我赶紧先藏起来，我藏好以后听到屋子外面的声音，好像是那些追过来的看守，问他有没有看见过我，他说没印象。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他给我指了一条捷径，直通中缅边境，还告诉我往哪边走，不容易被那些人发现”。
天刚蒙蒙亮，龚万金正要越入国境，追逃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他转头撞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残害小赵的碧沙。
下一刻，龚万金的双脚已经踏入中国境内，附近不远处设有边防哨所，有荷枪实弹的武警。纵使碧沙他们再疯狂，也不敢偷越到中国境内，更不敢越境杀人，他们深知这些行为意味着什么。龚万金不再惧怕，他望见碧沙正在恶狠狠地瞪着自己，便朝碧沙吐了一口痰，做出羞辱的手势，他生怕对方看不清，又多做了一遍。碧沙显然被激怒了，他讲不了话，只能“啊啊啊”地挥舞双拳，表达他恶毒的诅咒。那一瞬间，龚万金甚至觉得，碧沙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而已。
僵持了一分多钟，碧沙带着追逃的人马悻然离去，龚万金缓缓转过身，望向身后那片土地，脚步蓦然沉重，犹如戴上了脚镣一般。
“看到碧沙他们走了以后，我还是放不下心，因为小赵还在园区里，他的头脑已经不清楚了，我不知道老朱和碧沙他们会怎么对他。”其实，小赵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龚万金心里有过答案，只不过他想存着一丝生的希望，在日后回忆起来，不至于太过残酷。
入境需通过防疫检查，龚万金在边防检查站隔离了10多天，最终顺利回国，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某些当初自愿从事电诈的人员在境外回流到案后，会向警方辩称自己是“受人胁迫”，但龚万金却坦白了偷渡、洗钱和行骗等一系列犯罪事实，并向警方提供了老朱园区所在的位置，还将他为老朱洗钱的各方面细节全盘托出，帮助警方侦查。
审讯终了，民警们问他：“你对自己这个案子还有什么想说的？”
龚万金先是说：“我非常后悔，认罪认罚，希望政府能够对我宽大处理。”
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话，令民警们记忆尤深：“就算我回国坐十年牢，那也是幸运的，起码我从园区逃了回来，有人永远也回不来了。”
最终，龚万金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交付监狱执行前，龚万金曾把“金三角天女”的传说，讲给了看守所监室其他犯人们，又在监区谈话室讲给了管教，管教又告诉了我。
龚万金强调称，那是以前小赵讲给他听的。
“到底是谁迷了路？小赵为什么一直讲这个故事？”那时，龚万金坐在监室的大通铺上，对着白墙喃喃自语，他将在余下的刑期中，带着这个问题，向记忆追索。
后记
为了遏制缅北电诈的高发态势，我国公安部门强化边境警务合作，持续对缅北地区开展打击行动，一举打掉盘踞在缅北地区的多个电诈窝点，抓获大量犯罪嫌疑人和一批作案工具。截至目前，已累计达1482人。
我国对缅北园区的重拳打击已有明显成效，但是电诈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民反诈任重而道远。
如今，我们分析缅北电诈园区的人员结构，发现它与网赌高度相似——同属于金字塔结构，自上而下，呈传销式发展。两者区别在于管理模式，前者采取强制管控，继而引发拐卖、拘禁、虐待、器官交易等诸多恶行；后者除了内部强压之外，也企图在我国境内发展下线，形成“内外勾联”。
在这些罪恶的金字塔中，塔尖下每个成员自动获得了合法伤害权，形成了“你害我、我害他”的残害传播链，而塔尖上的“金主”背后是否还有靠山？如何避免“金主”们成功洗白？这些都是拆毁金字塔的难点所在。
最让民警们痛心的正是被逼疯的小赵。其中一位民警告诉我：“博彩业是缅北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柱，衰落以后，那些犯罪分子就把那些未成年的孩子绑到迈扎央赌场‘签单’，被我国严厉打击后，变成拐卖人到园区做‘杀猪盘’诈骗，这些勾当只是改换了面目，其实一脉相承。”
“网赌的本质就是网诈，我们对付网诈其实就是在‘与时间赛跑’，不仅仅是抢在受害人转账之前，还要赶在那些‘小赵’被拐骗之前。”这位民警说，他们与“塔尖”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否则，那些扎根在园区的金字塔被拆毁后，就又会从“塔尖”开始自行建造。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秦宗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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