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朋友寄来的化妆镜，藏了四个针孔摄像头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珊瑚
“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家里再没有多余的镜子。除了洗漱间的那面，其他的都收到了杂物间。因为看到镜子她就会想到自己那些被偷拍的照片。她也不想在镜子里看到，因为吃药长满痘痘、重新变得肥胖的自己。
镜子已经成为她生活里的一个禁忌。她到现在还记得，拆开那面化妆镜背板时，眼前出现的密密麻麻的卡槽，交错缠绕的线路，“惊悚的感觉”。
那是去年4月，一位男性朋友给她寄来的化妆镜，她在里面发现了4个摄像头、5张32G的存储卡和一个录音器。她当时刚满18岁，觉得难以置信，但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警，后来男人被追查、刑拘，并面临着法律的制裁，事情按理说该告一段落了。
但那件事像噩梦一样困扰她到今天。报警后，林琳把自己的遭遇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上，没想到一下子冲上热搜。林琳说，当时主要是出于愤怒，也为了提醒更多的姐妹。但她没想到，几千条评论里，充斥着的却是对她的质疑和批评，她主播的身份，为什么要收异性的东西，和偷拍者的关系……通通都成了靶子。
一开始她还试图解释，可网友攻击的力度一句比一句强：“正经的女人谁去做主播！”“迟早有裸的一天，没刷够而已”。
还有一些评论林琳光是看着都觉得心惊肉跳，“能分享下偷拍到了什么吗？”“还有卖吗？”有人甚至把卖片链接放在了评论区。她颤抖着点进去，即使里面的影像不是她，还是会让她失眠好几天。
从心底里，她愿意相信自己的裸照没有流出。但还是觉得恐惧和焦虑。她的遭遇传遍了各个社交平台，上了当地新闻，有些自媒体号甚至准确爆出了她所在的小区。很多朋友都来问她，网上说的那个女主播是不是你？
就不应该报警，她身边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当时爸爸妈妈就把她“教育”了一顿，在他们看来，最合适的解决办法是“息事宁人”，“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关系好的朋友也认为她太冲动了，“干嘛要报警呢？多麻烦。就一些很小的摄像头，你扔掉了不就没事了吗？”
后来连林琳自己也这么觉得。如果事情再来一次，林琳说不会选择报警，也不会去公开自己的遭遇。对偷拍的恐惧，和不知名的舆论的冲击，让她在事情发生没多久后就确诊了重度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还伴随惊恐症。
她变得敏感多疑，每晚失眠，总是莫名其妙地哭泣，“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做错事的人，害怕身边所有人都会不理我，只剩我一个人”。惊恐发作起来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有种强烈的窒息感，她不得不遵医嘱准备了氧气瓶，出门也随身带着，如果突然感到害怕了，呼吸不上来了，就吃颗药，吸口氧气，“稳定一下”。晚上 9 颗药，早上 5 颗药，现在对她来说，吃药成了比吃饭更准时、更重要的事情。
事情发生一年多，她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很少外出，除了看病。“我怕外面的人看到会不会嫌我不干净”，只有家里让她觉得最安全，大部分时间她都靠昏睡度过。可只要一闭上眼睛，她就感觉周围有双眼睛逼近，耳边也出现很多人讲话的声音，但她听不清讲话的内容。
她每隔一阵儿就要上网检索“女主播”、“化妆镜”、“偷拍”。在社交平台上，她问陌生人：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一个女主播被偷拍了，网上很多人骂她。你怎么看？她该报警吗？你觉得她做错了吗？
●林琳在网上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图源网络
一个公认的“老好人”
寄来镜子的男人叫秦力，此前一直是同事们公认的“老好人”，生活空闲，爱刷直播。他活跃在林琳公司旗下的各个直播间，不仅跟主播、运营混得熟络，甚至会给公司里的男员工点外卖。
林琳17岁时就进了这家直播经纪公司。先做了半年前台，去年满18岁，开始尝试当主播。
试播的头一个月，这个男人也出现在林琳的直播间。新人直播间通常很冷清，秦力表现得很活跃，消息不断，前前后后给她刷了几百块钱礼物。
粉丝们在直播间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要求，有人想和她见面，有的直说要跟她谈恋爱。秦力是个例外，他自称江门本地人，在外地做生意，而且公司很多人跟他线下见过面。在后台，他总是善意提醒林琳：直播的水很深，小心别被公司坑。看林琳的粉丝数量太少，他还建议她通过一些渠道买粉，增加人气。
热心、知根知底且不逾矩，林琳渐渐对他放松了警惕。林琳回忆，借着“买粉”的话题，两人加了微信。
几个月后，当林琳从这家公司辞职。秦力得知后在微信上找到她，鼓励她做自由主播，他说自己有设备，可以当作礼物送给林琳。
最先寄来的是一个补光灯，因为还没做好直播的准备，林琳收到后直接放进了家里的储物间。一个星期后，男人又提出要给她寄面镜子，按照他的说法，朋友新开了镜子工厂，想找人体验一下。
那是一面足够大的圆形化妆镜，镜子周围镶了一圈LED灯带。事实上，林琳在刚拿到镜子时就注意到上面有几个明显的孔洞，“像螺丝穿过留下的孔”。但听秦力说是工厂做工不细致留下的，她没有放在心上。
真正让林琳起疑的是几天后男人的一句话——镜子她收到后没多久就搬到了客厅里——男人话里话外一直在催促自己多使用，“店家说镜子有裸身瘦身的功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此外，他还强调让林琳一直插着电源使用镜子才不会烧坏。林琳觉得有些不对劲，立即找来螺丝刀拆开了镜子。
当密密麻麻的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琳说，自己已经猜到了结果，“但我还是不敢面对。”她根据男人之前提供的订单截图找到了店家，“你们的 LED 灯都是这么设计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你是不是给我装摄像头了！”林琳后来在电话里质问秦力，她又惊恐又气愤，没有听对方狡辩，拎着镜子直接去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从镜子里面拆解出了无线wifi设备，也就是说，她在家的一举一动在秦力面前就像一场实时直播，包括在镜子前换衣服的场景。
林琳的描述在官方披露中得到了证实。据江门公安公开的信息，接到林琳报案后，警方在当天晚上就对秦力进行了抓捕。经审讯，他交代了利用在网上购买的针孔摄像头、变压器、移动wifi（无线WIFI路由器）对化妆镜进行改装并邮寄给林琳想实施偷拍的犯罪事实。那些拆出来的内存卡中，其中一张还包含了两年前偷录他人的信息。
林琳也是在后来才知道，原来不仅是化妆镜，自己最早收到的补光灯里面也装有偷拍和录音设备，她猜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使用补光灯，所以对方才等不及又寄了一面化妆镜。
林琳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她把自己的经历发在社交平台上后，两个女孩曾经私信她，“你提到的人，是不是叫秦力？”她们给林琳发来照片，相似镜子也出现在这两个女孩家里，她们也是主播。但和林琳情况不同的是，她们拆开镜子后没有发现摄像头。女孩们告诉林琳，这其实不是秦力送来的第一面镜子，他后来用“以旧换新”的名义换走了最初的那面，所以她们也无法确定，被换走的镜子里是否有偷拍设备。
可以确定的是，秦力对自己的前女友也使用了类似手段。根据办案民警进一步调查，在关系维持期间，秦力就在前女友家的电视机内安装了摄像头和录音设备，直至民警前往上门拆除时，女孩才知道一直以来自己的生活都在被偷窥。
事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女孩们的想象。警察后来还查明，在2021年9月至12月期间，秦力在某线上购物平台经营一间网店，主要销售USB摄像头、变压器和内存卡等，以及一些经他改装的窃听、窃照设备。
直到他落网前，据警方统计，大概有210多个摄像头、录音器被安装进了充电宝和排插等物件里，经过他的网店销往广州、清远等地，出现在人们难以注意到的角落。
漂亮的，丑陋的
为什么被选中的是自己？这一年来，林琳尝试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自己太容易信任别人了？是沟通过程太随意了？评论区不少人直接指责主播这个职业，难道是因为自己的穿着？还是说，就是因为这张脸？
那是一张精致的小V脸，大眼睛，高鼻梁细且直，妆容也看不到一点瑕疵。
但至少在四年前，她还不是这副面孔，而且可以说和“漂亮”完全不相干。那时她还在上初中，身高一米五多，体重120 斤，龅牙，“鼻子是普通人的两个大”，是班级里公认的丑女、小群体奚落和攻击的对象。她被当众脱过裤子，作业本被写上“大傻叉”、“肥婆”，文具被破坏得没一件是好的。她在长期的校园霸凌中患上了抑郁症，15岁就休学了。
为了不再受到类似伤害，妈妈后来带她去做了整形手术。“蜕变”的过程很痛苦，术后她经历了很长一段恢复期，不能乱吃东西，三个月就瘦到了86 斤。
就像她和爸爸妈妈所期待的，漂亮脸孔的确带她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以前丑的时候谁见了都要取笑你，给你取个外号”。变美后不仅朋友多了，也变得自信了。“你这脸花了这么多钱整给谁看？”有时面对外人的讥讽，她也能做到毫不示弱：“我花钱整给我自己看的！你说什么说！”
说起来，主播这个职业最初林琳也以为是新生活向自己抛来的一根橄榄枝——她原本是去直播经纪公司找朋友，不想被公司老板看中“潜力”，即便没成年，也提出要先把她收到公司培养。
可现在呢？浴室里剩下的那面唯一的镜子，她洗漱的时候还是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胖了十多斤，脸是浮肿的，皮肤状态也很糟糕，一身衣服松松垮垮，所有能凸显身材的裙子，那件事之后她都不敢穿了。
她觉得好讽刺，“好不容易用几年时间重新塑造自己，现在全打回了原形。”痛苦难以排解，林琳开始频繁地伤害自己，用小刀在手臂上划下一道道伤口，拔掉自己的头发，拳头狠狠砸到墙上直到留下血印。
“我甚至怀疑我算不算一个受害者？”
面对这样的情况，爸爸妈妈也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件小事会对女儿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糟糕的情绪逐渐笼罩整个家庭，林琳发现妈妈也开始偷偷吃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抗抑郁药物，爸爸的耐心似乎也快耗尽了，有时候会直接朝着林琳吼，“怎么你一天到晚就不开心？看看都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就不能懂事点吗？”这些话让林琳觉得更崩溃了。
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她躲在房间拨打了网上公开的心理求助电话，说着说着越来越难受，挂完电话后，她一次性吞下了几十片抗抑郁药物。好在那晚妈妈及时察觉到异常，敲不开林琳的房门，她急得直接翻防盗网进入了房间，把意识不清的林琳送到医院抢救。
林琳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无底洞，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不断拖着往下坠。那之后，爸爸妈妈把家里的刀都藏了起来，有段时间妈妈干脆不上班了，寸步不离地跟着自己，每晚都陪着她睡觉，关注她的一举一动。
一家人陷入困扰一年多，转机在今年出现。年初，当林琳因为精神问题第三次在广州住院治疗，病房里的病友听说了她的遭遇，感到震惊又愤怒，“你为什么不找律师起诉他呢？”当时，林琳因为住院治疗已经花费近五万元，爸爸妈妈的工作也长期停滞。
这个建议让妈妈一下子醒悟过来，仅仅几天后，她就把一位律师带到了林琳的病床前。
根据此前江门公安披露的信息，秦力的行为因为触犯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落网不久后就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而林琳后来也从律师处得知，因为涉及的受害者众多，这一年来，警方辗转各地取证，案件仍在审理中。
也是在这期间，律师解答了那个困扰林琳许久的问题，对方用一种确凿无疑的语气告诉她：林琳，你就是受害者，不管网上怎么说，他的的确确对你做出了违法的事情，开庭你也得坐在受害者的座位上！林琳说，这是事情发生这么久，她第一次听到有人明确告诉自己，自己没有做错。
前不久林琳委托律师提交了民事起诉书，她希望秦力以书面形式给自己道歉，并赔偿这一年来五万多元的精神治疗费用。
针对秦力的起诉近期就要开庭。如果有可能，林琳希望那天自己能坐在原告席上，亲口讲述自己的遭遇，亲手递上自己被伤害的证据。只有到那时，她觉得自己才能真正终结这个噩梦。
（林琳、秦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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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没落了，然后呢
县城中学没有教育理想
7月，我们推送了文章《县城一中走不出精英》，讲述曾经创造无数高考神话的县城一中，逐渐走向衰落的故事。
今天，我们想要呈现故事的另一面。不论如何衰落，县中仍是普通县城里教育资源的唯一高地，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和老师留在那里。这些个体面临着怎样的处境？县中又要如何自救？
陈维（化名）今年27岁，是陕西一所县城中学2010级的学生。他从县中考上陕西一所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又在毕业后决心做一名逆行者，回到县中工作。
这位从县中走出去的老师，想要试着挽救没落的母校。尽管许多时候他都像个不得其法的园丁，越来越忙，收获却越来越少。
以下根据他的讲述整理：
一
流失与留守
回到县中的第一天，我坐在宿舍配的简易书桌前，在教案纸上写下“帮助县中摆脱贫困，而非摆脱贫困的县中”，然后把这张纸贴在墙头。
教师宿舍就在学校里，并不宽敞，下水做得不好，空气里有股浑浊的腥气，湿答答的。返潮的墙面上，有斑驳的水痕和悬而未落的墙皮，桌椅是统一配置的，表面是一层仿木纹理的贴纸，封边的胶条有些外翻。
我从这所县中考上公费师范生，大四的时候也回到了这里实习。实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去见校长，校长劝我说，签工作的时候回来吧，“不然（学校）揭不开锅了”。
于是2017年夏天，我放弃省会学校条件优渥的offer，回到培育我的县中，成为了一名物理老师。
夜晚的县城中学
这些年，县中渐渐不行了，最直观的是生源质量的下降。2010年我考入这所高中时，竞争比现在激烈多了。那年全县有3000多人参加考试，县中只录取1000人，留200个名额择校，能考进来的都是实打实的前三分之一。
现在不一样，学校的体量膨胀，招的学生多了。今年我们县2500人左右参加中考，县中就录取了1800人。
不仅是扩招导致了生源质量下降，好学生也在外流。现在县里条件允许的家庭，都会选择让他们的孩子离开县中，去省会追逐更好的教育资源。今年考走的就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叫欢欢，妹妹叫乐乐。姐妹俩中考是全县的前两名，免试被省会名校录取，今年双双考进北大。
老师的流失也在变得更严重。最近两个月，我们学校走了六个特别厉害的老师，都是教物理化学的，我们那一届的师范生也走了两个。
2017年我刚回到县中时，学校对待我们这些师范生的姿态是不屑的。一批九个新老师去校长办公室报道时，校长靠在椅子上说，我们不缺人，你们这些人是给三中准备的，我们代三中培养你们。
现在，比我们差很多的非师范毕业生都不肯来了。今年招不到老师，高一年级又扩招了好几个班，教育局被迫从乡镇抽调了一批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教高中，哪怕他们的教学水平根本教不了高中。
说俗一点，大部分人活在世上要么求名，要么求利。小县城教师工资低，求利的老师跑了；县中的优质生源流失，老师就难出成绩，渐渐地求名的老师也往外走。怎么都留不住人。
最初我选择留在县中，本意是回来救个急，结果越救越急，就走不了了。
学校变大，学生变多，对应着更多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处理，根本管不过来。我现在是高二班主任兼两个班的物理老师，除了教学，还要额外担负学务处、信息中心和团委的部分工作。
每天备课上课、课后答疑、维持纪律、督促清洁区的打扫、给打架逃学压力大的学生做思想工作、查寝、归档学生工作材料，经常凌晨两点才踏着夜色回宿舍，六点多再爬起来监督学生早读。
给学校剪军训视频，也是陈维的工作任务之一
工作强度变大了，但待遇没变，每个月工资还是少得可怜。同办公室的化学老师之前在隔壁县的中学上班，一个月到手有六千左右，不算绩效。调来我们县中后，死工资只有三千出头，家里催着在县城买房，他每个月房贷要还2800，再减掉杂七杂八的费用，就剩200块钱在食堂吃饭。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救济他，怕他拿着工资却饿死在学校。
学校选址在距离县城城区二十公里的乡镇上，开车要半个小时。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寄宿在学校，教师公寓条件不好，很多年纪大的老师半夜开车也要回县城住，他们觉得宿舍阴冷，睡不好。
我干脆住在学校里，专心教书和管学生，半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但很多老师是成了家、有小孩的，忙起来的时候一点都顾不上家里，小孩几个周见不到父母，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一个劲儿的哭。
很多老师受不了这种工作节奏就走了，我还想再熬一熬，熬不动了再说。
二
县中不能塌
去年，我们学校里十几个老师辞职，有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物理老师也走了。家里觉得我工作太辛苦，托关系让我去政府单位“进修”，待了八个月，我还是回了县中。
留下来的原因简单说就两个，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当初回学校实习，我的带教老师正好是几年前我读高中时的物理老师。就是有他留在县中，才有现在的我。从高中到现在，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是我心里真正的好老师，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我也喜欢和学生们呆在一起。有年文理分科后，班上选文科组合的学生私下里跟我说“想再听一节物理课，再做做那些做不出来的物理题”。我离开中学去政府，还有学生给我留言“等你回来”。这些时候会觉得特别幸福，特别有成就感。
毕竟总得有人留下来吧。家乡只剩这一所县中，如果它被彻底掏空，没家境支持去大城市就读的县中学生就真的再难有站起来、直起身去看更大世界的机会了。
陈维正在教室上课
这几年学生们离开县中，在中考后去参加省会名校的考核，幸运的话可以留在那里读书。有些进不去本部的，就找关系进分校、进国际部，择校费有七八万。
有学生家长跟我算过，一个去省会西安读书的孩子，一年两万的学费、一万的生活费、再加上补习班的钱，三年下来需要将近二十万。而如果在县中读书，国家减免学费，生活和辅导的成本加起来也不到五万块。
我们这座西北县城，人口只有30万，两年前才刚刚摘掉贫困的帽子。过于高昂的教育成本在多数家长看来并不是很有“性价比”的选择。“出去折腾了三年，花了二十几万就考个普通一本，亏了”。
有条件有资源的孩子可以去大城市上学，可是30万老百姓的孩子不是都能往外走，不能断了升学的路，县中不能塌。
我2017年进入县中，带的第一届学生会在明年夏天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可也有些学生，考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然后很快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产生了分野。
前两天有以前的学生打趣我怎么还没找对象，说她的小学同学都二胎了。那个女孩高中在我们隔壁班，个子矮矮的。我当时第一反应是震惊，而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对于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县中孩子，如果失去了读书这个上升通道，往往只能面对着更狭窄的选择道路。他们没有能够供给留学的优渥家境，没有健全且丰富的职业教育可以再次深造，也缺乏果决追梦的勇气和底气。
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或许将终身循环在生活的轨道，不得见人生的旷野。
陈维用手机拍摄的实验照片
有时就算考上了大学，教育资源的匮乏和贫瘠也如影随形。我有个学生今年考上了南方的一所211高校，在这座以素质教育闻名全国的城市求学，县中的孩子们始终在为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自卑，“觉得随便拉个小学生口语都比我好”。
当同座的学妹得讨论起“模拟联合国”的组建时，已经是学姐的她分外局促，担心“露怯”。这种对畏惧让她很少主动尝试全新的东西，只敢活在自己的舒适圈，没法和环境自洽。
林小英教授在《县中的孩子》中写，“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三
衡水模式或是素质教育
县中有出路吗？我不知道。
县中的确开始了尝试。在屡屡被“掐尖”而受挫的困境中，“低进优出”的“衡水模式”显得格外有吸引力，我们县中也尝试着实行这种更严苛、更高强度的半军事化管理。
过去学生每天早上五节课，中午三节课，下午和晚上各有两节自习。学校要求老师不占用自习时间，让学生自己消化。我会在晚自习后自愿留下来给学生讲题，有时候讲到十一点。
那时候，虽然课程也比较紧张，但是高一尽量不补课，后来哪怕补课，起码也两周放一次假。但如今的状态是，早上五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四节课。学生从高一开始就被关在学校里，三个周或者一个月才放一次假。
来找我倒苦水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实不外乎都是些食堂不合口味、宿舍关系、考试成绩之类的小事，但积少胜多就成了堵在心里的疙瘩。
课上因为睡眠不足，攥着笔就打起瞌睡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了。有时我看着他们，觉得很心疼，想到如果我现在在这里上学，每天早上五点一睁眼就发现周围全是人；随处可见都是“亡羊补牢”“重头再来”的鸡血标语；没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吃饭靠抢，回宿舍要跑；哪怕去上个厕所，周围也有人等着……我会疯的。
学校疯狂地延长学习时间，但教学方式没有改变，这是在盲目地压缩学生时间，高投入、低回报。
表面上看，县中也在为了提升教学质量进行课改和教研活动，但是绝大多数成了走过场、做样子。
学科组的教学研讨会，其实就是一个年级凑一块说两句，就算完了；搞课改，整出一个“循环大课堂”，其实就是预习、上课、检验、回答问题、复习，只是起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让它看起来更科学更高级。
有段时间，学校还把学生的桌子拉成一团围着坐，美名其曰作为“课改”中帮助学生思考和互动的方式。学生们进出很不方便，也无法专心学习，折腾了一年半，家长各种投诉，又把桌子拉回去了。
我很疑惑现在县中的浮躁。是不是我们太习惯于用经济发展的思维来面对教育了，但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不是效率第一，而是要以人为本，让每个人在教育体系里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陈维带的班级，黑板上画着特色课程表
我和周围的老师们，商量真正能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比如去学一些多媒体技术，用三维建模帮助学生理解电场磁场的概念。体育、美术课老师偶尔请假，我们也亲自顶上，带学生体育活动或美术鉴赏，让学习不仅仅局限于成绩。
学生们知道我的社交账号，上面有我自己画的图、写的字、每年的书单影单，还有自己关于生活、关于理想的感想。说不定，这些内容也能从另一个维度引导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站起来、走出去的勇气。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步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前进方向，一味要求矮个子孩子长高没有意义。
只是面对优胜劣汰和量化制度，学生对我们素质教育的尝试兴趣也有限。两页的书单底下，是一大批学生的匆匆点赞，没有几个人真的会去看，他们说没时间，可能也没兴趣。
每年高考前，都是我最揪心最纠结的日子。有学生凌晨把我从睡梦里喊起来，问几道想不明白的题目；有学生买了一沓沓的练习题，做不完着急地揪头发；有学生一遍遍和我说读书好难压力好大，一见面就哭了出来。
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我的学生都是最好的孩子，拥有很多比“成绩好”更重要的好品质。但回到现实，站在高考大关前，除了帮他们变得更“应试”，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再帮他们一点点。
这时候我又会懊悔，是不是当初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就应该对他们狠一点，让他们再把分数考高一点。
毕竟从现实出发，分数确实是我作为老师能帮助学生们最直接的东西。
也是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证明自己唯一的、最有力的凭证。
作者 好好 | 内容编辑 铃铛 | 微信编辑 赵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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