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接受公司外派之后，我的空闲时间陡然多了起来，和湾湾视频时，她一听我说不用再加班了，就邀请我去她那里小住几天——我俩未来躺在一张床上“卧谈”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我想想也是，就抽出一个周末，带着从公司食堂打包的红烧肉、水果和酸奶去了她家。
晚饭过后，我俩懒懒散散地坐着，望着彼此脸上的皱纹和小肚子上的赘肉，我忽然问了一句：“咱们认识多少年了？”湾湾看着我，似乎想从我现在的模样中捕捉一丝大学时候的影子，她思索了片刻说：“11年了。”
真是弹指一挥间，大学毕业之后，我俩都埋头匆匆赶路，只有偶尔听到往昔的人和事传来变化，才想起回头看看——大学校门口6块钱一份的麻辣拌，柳巷街头几十块钱的廉价衣物，考试时满堂恳求老师划重点的殷殷眼神……记忆，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扑面而来。
原来，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
1
我大学上的是太原市一所师范类专科院校。2012年秋天，我爸送我去大学报到，办妥入学手续，我自个儿扛着行李箱奔向宿舍楼最顶层北面的一个房间。学校在市中心，寸土寸金，所以8人寝的宿舍拥挤、逼仄，10多个平方的空间里满满当当地放着4张上下铺，外带1张放置日用品的大桌子。
我进宿舍时，窗户左边下铺的行李被褥已经收拾妥当，那个女生的“送读团队”相当庞大，爸，妈，姐姐，还来了一个叔伯家的嫂子，他们铺床的铺床，拿行李的拿行李，分工明确。除了学校发的被褥，她家里还带来了一床海绵褥子，所以在我们寝室，就数她的床最软、最舒服。
这个女生就是湾湾，我睡在她的上铺，那年我18岁，她20岁。
宿舍剩下6个人陆续到齐，生疏尴尬的情绪代谢完，大家渐渐熟悉起来。我们大都来自农村或是城乡结合部，父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家里都有兄弟姐妹，均是初中成绩好而高中因家长无力指导成绩滑坡，所以，每当某个姐妹拍着胸脯说“我初中能考到全班前几”的时候，旁边总会飘来这么一句“谁初中不是好学生啊”。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湾湾性格活泼，我与她最是投契。她身高1米55，五官却是我们中少有的精致，眉眼弯弯，睫毛长长，鼻子小小，嘴也是小巧的。她见谁都爱笑，左右小虎牙时常现在嘴角。她肚子上的肉比胸脯上的还多，每次回寝室总是先瞧见她的肚子。“卧谈”时，大家的话题屡屡拐到她肉乎乎的肚子上，我总是神补刀：“大抵是迷失方向了吧，从脖颈以下到了肚脐之上。”室友们哈哈大笑，湾湾也毫不在意跟着大笑。
正是青春悸动的年纪，女生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或明或暗且大多无疾而终的恋情上。可湾湾的故事不一样——她说自己的初吻小学六年级就给出去了，贴在了同年级一个男孩子的唇上，初一就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分手。
“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天塌下来了，那时候一直在哭，下课哭，上课也哭，放学了还在哭，感觉眼睛都快哭瞎了。”说完之后，湾湾咯咯咯地笑，在黑灯瞎火中亮出她的小虎牙。
我与湾湾真正进化到“革命般友谊”，得益于在很多课程学习上是“难姐难妹”。
我俩普通话都讲得不怎么标准，我发不准鼻音，总是把“云”读成“喁”，湾湾比我更严重，平舌、翘舌不分，前鼻、后鼻不分，能把校门口的“羊杂割”读成“娘杂割”，将衣服上装饰用的“熊”读成“寻”。校内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时候，我俩光荣地成了寝室里的挂科之人，补考时我紧张不得了，坐车时着急，吃饭时着急，走路时更着急，湾湾在后面拽着我的胳膊说：“着什么急呀，这不是有我陪着你呢么！”我回头看着她一脸轻松的样子，紧张情绪消了大半。
普通话过了，舞蹈课成了下一个坎儿。我可能是天生的“钢铁侠”，每次压肩，老师会扶着我的肩说：“看啊，这位同学是如此‘肩’硬！”而每次压腿，湾湾都作一副“差不多就行了”敷衍状，等老师走过来，就假模假式地往下压压。舞蹈基本功满分10分，大二结课时，我俩这对“困难户”，一个7分，一个5分，又光荣地成了寝室的吊车尾。但我俩相视一笑，心领神会——总算蒙混过去了。
单打独斗丢的是自己的脸，一到文艺汇演分组排舞，小毛病霎时就被放大了。在各自的节目里，我俩做不成点缀在红烧鱼上的香菜，更像错掉进汤锅坏了味道的白菜叶，僵硬且显眼，所以每次排舞都小心翼翼。
我并不讨厌学习，也喜欢看书，更喜欢尝试各种可以提升自己实力的事情，在我们寝室，我第一个拥有了驾驶证，第一个考了会计从业资格证。湾湾不太爱学习，成绩过得去就行，闲暇时就怂恿我们一起去游山玩水、吃吃喝喝，晋祠博物馆、五一广场、迎泽公园……当然，我们最常去的还是柳巷街头，后来逛烦了，就出去找个兼职，赚点生活费。按说湾湾家境富裕，不缺兼职那点钱，但是她大部分的生活费，买新手机的钱，都是自己打暑期工赚的。这一点，我很佩服。
我提醒湾湾没事可以多看看书，实在不行考个证也行，找兼职也要找个有意义的。
“考会计吗？我又不喜欢。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该干啥。”她脸上又露出了些许茫然。
“可以把专业课好好学一学呀。既然选了这个专业，把专业课学好也很重要啊。”
湾湾不想接话了，硬生生地换了个话题：“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选了幼师这个专业吗？”
“为啥？”我没好气地说。
“我一开始打算选护理的，我妈说医院里有药味儿，然后我就选了幼师。”湾湾咯咯地就笑了，“我差一点就和你做不了上下铺了。”
2014年冬天，电视剧《红高粱》大热。寝室走廊上，班长高昂地吼着那首主题曲《九儿》，很快，剧里女演员人腿一条的“大裆裤”在网上就成了风潮，售价动辄七八百块的裤子，我们买不起也舍不得买。
宿舍“卧谈”时，我们从“大裆裤”聊到“豆官”和“琪官”的造型。湾湾突发奇想，先用一个发圈把头发扎了起来，室友们见状，纷纷贡献出自己的发圈，发圈一圈一圈地捆着头发向上盘旋，发圈用完了，就用数据线来凑，最后生生造出了一个“湾官”来。
我们在旁边大笑着说：“‘豆官’转世了、‘豆官’转世了。”瞬间，寝室就成了欢乐的海洋。
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生活残酷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2
大专毕业后，我从幼教转行到财务，湾湾和几个室友在太原找了幼师的工作。当时我还不满足考研条件，便开始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我和湾湾的联系日渐稀疏，只是在朋友圈常能刷到她在幼儿园工作和周末出去逛街的照片。
2016年夏初，我从企业财务岗跳槽到会计师事务所已经8、9个月。一天晚上，我正在二哥的新房里复习注会课程，微信里突然收到了许久不见的湾湾发来的消息。寒暄几句之后，湾湾进入了正题：“叶子，借我点钱，现在家庭教育挺火的，我打算交6000块钱学费去北京上课。”
看着可怜兮兮的工资单，想着我还得负担二哥新房的物业费、采暖费、水电费，加上日常衣食住行的花销，我婉言拒绝了湾湾。但不久之后，朋友圈里出现了几张她在北京一个展厅里学习的照片，红色的条幅上写着“家庭教育宣讲会”的字样。我第一次感觉到，看似每天嘻嘻哈哈的湾湾，实际挺能折腾的。
到了2017年秋天，已经攒了2年审计工作经验的我，注会考试征程走过了大半。三四线城市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方法粗糙随意，我们每次去项目现场，基本是拿着被审计单位的总账、明细账进行抄录，简单抽凭后就算结束了现场工作，回到所里后再机械地出具审计报告，看似是脑力劳动，实则是流水线操作工。每次客户问起我是否发现了什么问题，我都觉得有个无形的小鞭子在“啪啪”抽脸——我只能答出些简单的会计理论，藏在账目中的秘密，我都不得而知。
所以，当年考完试之后，我就踏上了北漂的路途——其实夏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计划着要北漂了，我频繁地联系同学朋友们，想着到时候有个暂时栖息的地方。
我们视频时，湾湾刚洗完头，脸上的皮肤一如读书时那样Q弹。一聊，得知她结束培训后进了北京一所幼儿园，但是那家幼儿园刚开园，只招到2个孩子，她每天无所事事，之前工作的园领导又一直在喊她回去，她就动了回太原的心思。她问我应该是去是留，我回复道：“（你）好不容易出来，再回去不是白折腾一趟，还不如不出来呢！”
当然，我的话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湾湾一把扯下头上的干发帽，叹了一口气：“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是这回地方没找对，荒废了青春。”
湾湾回太原之前，下班没事儿就会找我视频，絮絮叨叨地讲了不少毕业之后她经历的事儿。
毕业后，她入职了太原的一家幼儿园，股东看她聪明机灵，平时就多有照顾。那时她刚从学校出来，不太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股东抛来橄榄枝，她便把心掏给人家了，不知不觉被套走了许多话。湾湾透露的那些，多触及园长的利益，渐渐地，园长对她就起了提防，后趁着股东生二胎，就逼走了她。
离职后，有高中同学邀请湾湾去南京“散心”，去了之后，湾湾才发现同学是做传销的。一天趁着出去“上课”的间隙，湾湾谎称自己有东西忘拿了，返回住处拿了行李，从传销窝里逃了出来。
湾湾又回了太原，辗转在各个同学处蹭住。之后，有前同事联系她，说自己也离职了，并提议：“这么年轻，要不去北京闯荡闯荡？”后来，湾湾就交钱参加了培训，入职了现在的这家幼儿园。
“经历真够传奇的！”我惊叹道，“上学时，看你柔柔弱弱，整天嘻嘻哈哈，没想到你这么坚强呢！”
湾湾嘿嘿嘿傻笑：“是啊，我也觉得我挺传奇的。”
3
2017年年尾，我入职了北京一个大会计师事务所，负责资本市场IPO和资产并购项目。一进公司，正赶上了一场资本狂欢，和大佬们共进晚餐时，我抢了2000多块钱的红包。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打工人。
湾湾联系上我时，我已经连续加班近1个月，工作到晚上12点是基本操作，偶尔晚上10点能下班已是组长额外开恩。我那时没什么储蓄，工资又微薄，租住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隔断，条件比大学宿舍还差了几倍，唯一的好处就是离地铁近。
湾湾说她又来北京了，想来我这里暂住几天。我思忖了片刻，回：“环境有点艰苦，而且签合同的时候中介说了，不让住两个人。不过作为你的上铺，怎么可能看着你流落街头？你先找找别人，实在找不到，我家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消息发出不久，湾湾回复了个“好”，当晚再没给我发过任何消息。但第二天，她一连给我发了好几条语音，声音惨兮兮的：“叶子，你要收留我啊，我可是你的下铺，忍心看着我流落街头吗？”
细聊之下，才知道湾湾下了火车之后先去了她高中同学的住处。同学是个男生，当晚自己打地铺，湾湾在床上和衣而眠，两个人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湾湾便向高中同学辞行，同学也没虚留。
那是我们毕业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湾湾搭乘地铁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她染了栗黄色的头发，做了指甲，穿着黄色毛衣，毛衣外罩着一件白色外套，肉色打底裤上搭配着白色短裙，再难寻到读书时的朴素和青涩了。我看着她那修长的指甲，有点替她担心——难道课间活动的时候不怕划伤孩子们吗？
那天组长见有同学在旁边等我，放了我一马，让我能早点下班。回家路上，我满脸疲惫，湾湾却是满脸兴奋。
“你都回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我问。
“我人回去了，但心没回去。太原工资太低了，我走的时候，那个股东问我想挣多少钱，我说一个月1万，可园长一个月才挣1万，她觉得给不了我这么多，就没留我。”
出租车从朝阳门一路驶向物资学院，路过通州的一个购物广场时，一片灯红酒绿，湾湾赞叹：“北京真好！”
“好什么好，来了就是牛马，连七情六欲都随着地价涨了。”我感慨道。
那段时间，我俩晚上就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我出去上班，依旧加班到半夜甚至到凌晨才回家；湾湾出去找工作，晚上“卧谈”跟我分享她今天面试的几家幼儿园，哪家是蒙氏教学、哪家是双语特色，哪家想去、哪家不想去，哪家工资给得高、哪家管吃住……相比起大学时我们的长篇大论且思想跳跃的“卧谈”，此时的话语，变得简短而苍白。
不久之后，湾湾入职了通州一所国际幼儿园。幼儿园管吃住，她却想和我住一起，说这样仿佛回到了大学时。我那时也以为我们还能在一起住很长时间，还打算等租约到期后换一间明亮宽敞的房子。
没想到，合住的愿景很快就被一通电话打破了——中介来势汹汹，上来就是一通输出，说隔断只能住一个人，我违约了，威胁我必须马上让湾湾离开，要不我也卷铺盖滚蛋。
大学时在图书馆看着武侠小说时，我总幻想着自己未来也能行侠仗义、快意恩仇，不承想，真进了社会，地痞流氓的几句污言秽语就把我吓破了胆。我唯唯诺诺地说“好”，挂了电话，仍心有余悸。
第二天，湾湾就收拾了行李去了幼儿园。几天后，我看见住处门口停着一辆写有招租广告的电动车——原来，新搬来的室友和中介是一伙的。
生活开始向我展露出了狰狞的一面。我原以为被逼离职这种事儿只会发生在湾湾身上，结果，不同的剧本，相同的结局，在我身上也重演了一遍。
入职会计师事务所时，负责面试我的部门经理与我聊得蛮投缘。她是内蒙人，呼和浩特紧邻山西北部，说起来我们算得上半个老乡。经理为人极具亲和力，后来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对部门里的每个人都是张口闭口“亲爱的”，糖衣炮弹很快甜晕了我的头脑。
后来当身体和工资被压榨到极致时，我吐槽：“大不了，我就辞职不干了。”这话不知怎地，像长了翅膀一样乘着风传到了经理的耳朵里。
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手上一份访谈记录的丢失——我自认为是个工作比较认真的人，极少犯错误，那份访谈记录却像是故意躲起来似的，经理催逼着要，我怎么找都找不出来。
最后，我提议：“访谈，咱们确确实实去过了，拍照留念也有，律师和券商那边的访谈也都有我的签字，能否找他们复印一份或是补个签字？”
会计行业有一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但同为注会的经理，好似并不理会——我不知道是自己口中哪一个字触动了她的神经，也可能是她觉得补个签字属于对重要原始资料的造假，总之，她像只暴躁的母鸡，在我即将转正之际，送了我一份辞退的大礼。
不过，我们项目组里，我并不是最后一个被迫离职的，同期的4位新人同事，都陆续赶在转正前“被离职”了。后来我听闻了许多消息，有说项目风险太大，很多环节财务造假，有说某个环节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上面的领导追究，需要找个背锅的人，试用期的我们是最好的背锅侠，省钱又省事儿……但我已无力深究，身心俱疲，我那时只想回家。
离职后很久，我突然又想起，那份访谈记录应该是被我落在酒店了。去做出访前，我打印了10多份空白的访谈记录，但是出访之后根本没用上，前一天我补底稿补到凌晨3、4点，第二天早上7点又爬起来去参加新的访谈，迷迷糊糊中就把所有的访谈记录落在了酒店，包括那份签了字的。其实，我当时也是想少背点东西，因为我已经背着那沓访谈记录跑了好几个城市了。
4
从会计师事务所出来之后，生活对我的暴击没有停止。接连2年的考试，我都只通过了1门，除了复习计划安排得不妥当之外，运气似乎也差了那么一点点——2018年，距考试不足1个月，母亲在干活时不小心伤到了右腿膝盖，骨裂，我只得承担起家务并照顾她，复习效果不佳，考试颗粒无收；第二年，考试时分到一台极为破旧的电脑，又赶上《财务成本管理》史无前例的难和巨大的题量（当时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不光考哭了数万考生，还让我第一年的考试科目成绩直接作废，最终陷入“5年循环”的噩梦模式。
（编者注：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考试要求考生5年过6科，综合阶段考试没有报考时间上的限制。）
此后，每当看到网上那个“看，那个考注会的上吊了”的表情包，我总觉得那个孤独无助、离地数寸、脖勒麻绳的小人就是我。
2018年备考完，我新入职了另一家大会计师事务所，但我始终难以融入新的职场环境。同事们时常聊起那些我从未听过的外国大牌，在他们眼中，去海底捞吃火锅似乎远比做一张完美的底稿更重要。我不会说讨领导喜欢的话，又时常接不住其他同事丢来的梗，我常常感觉自己是小组里的一个异类。
我唯一能依仗的埋头苦干，也失效了。这么久以来，我所受的教育都是勤俭节约、刻苦学习，可在这里，我越是勤俭节约、越是刻苦学习，那些“精致”的同事就离我越远，关于我的谣言也离领导的耳朵越近。疫情第一年，别的同事手里都有项目，我只能拿着最少的底薪窝在家里。
我一直信仰的价值体系和精神支柱坍塌了。我开始一夜复一夜地失眠，常常从月上梢头枯等到黎明刺破黑暗，直到小鸟叽叽喳喳叫起来，仍旧毫无睡意。父母不在身边，即使在也无力指导我，找同事倾诉多了会被看不起，我只能独自徒手将那碎了一地的尊严和意义掺着血和泪重建。
一天，我心情烦闷，在楼下散步时，突然接到了湾湾的电话：“听晓杨说，你最近状态不好？”
晓杨是湾湾的高中同学，经她介绍后，我们一起合租。在湾湾温柔的问候之下，那些不顺和压在心底的不快，伴着眼泪夺眶而出。
“人都有不顺的时候，尤其是本命年前后，那几年我干啥啥不顺，这几年好像运气来了。”湾湾安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湾湾开始信命和运了，而我似乎也有点信了。
2年前短暂合住之后，我和湾湾的联系断断续续。她多次给我说当幼师工资太低，想去尝试做销售。我说销售收入不稳定，劝她要谨慎考虑。可不久后，她朋友圈就PO出了热烈火爆的新项目招商现场的照片。再之后，我俩都忙于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聊过彼此的近况。
这回见面，湾湾好似变了一个人。北京5月的午后，空气燥热，可湾湾却让我觉得有些冷，她变得极其沉稳，很少再“咯咯咯”地傻笑，唯有长发下精致的耳坠偶尔发出轻微的撞击声。
她不紧不慢地说起上次搬离后的经历：
入职通州那所国际幼儿园之后，日复一日的工作几乎一成不变，每月发到工资卡里数字坚如磐石，她渐渐厌烦了，一来二去，就不想等了，她想挣钱、想尝试不同的工作、想快速致富、想去更远的地方。唯有做销售能满足她的愿望，很快，她提交了离职申请。
从幼儿园出来，她用了3个月将各个行业的销售工作都面了一圈，甚至不乏电影行业招聘演员和企业家交流培训课程的销售，面试到后来，连面试官们都反过来问她最近市场的招聘行情如何。
最后，她选了一家风投公司。在公司的平台上，湾湾认识了不少身价过亿的老板，老板们的眼界和思维为她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她像一个渴久了的人终于找到水源，每天坐着高铁提着笔记本电脑找老板们谈项目，讨论项目的前景及回收率。入职不到1年，她就谈了800多万的项目，按照3.75%的提成，工资卡立马充盈了起来。
不过，那一连串数字只是在银行卡上稍作停留，就变成了衣柜里漂亮的衣服、鞋架上小巧的高跟鞋，还有她手里那部价值1万多的手机。此外，她还承担了父母每月1千块钱的生活费和妈妈生病时的医药费。
听湾湾说这些，我既佩服她的胆量，又反思自己——为什么明明在努力地过好每一天，最后却快变成了一个loser，是不是真应了那句“方向不对，努力全废”？我甚至觉得，那没到手的注会证书也不香了，还不如投奔湾湾旗下做销售去。
湾湾听了我的遭遇，告诉我，同事之间最多的是利益，不要太放在心里，工作不必那么认真，又不是自己的公司。对她的建议我不置可否，我只是说，行业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湾湾又说起她公司里的一个区域女总裁，说她俩长得有几分相似，甚至连名字都有点像，她把那个女总裁当作她的偶像，梦想升到和她一样的级别，年入百万，将来在北京定居或是去国外生活。
她的话让我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怀疑中——难道这世上真有来钱这么容易的工作？这让我们这些每天在流水线上搬运数据的操作工情何以堪？
当然，湾湾也说起有一次休假，她在温泉里泡得正惬意，公司一个电话打来让她去见客户。按照湾湾现在的级别，她已经可以自己带新人培养团队了，但是要不招不到人，要不好不容易挖掘到一个新人，很快被级别更高的同事挖了墙脚。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越聊，我越明白我和她渐行渐远了。生活给每个人出难题，个人有个人的解法，湾湾的意见对我仅起参考作用，只是之后和别人聊天，嘴里多了句——我有个同学是做销售的，有一个月拿到了6位数的工资。
这次见面后，我继续等待着每年一次的考试，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刻板印象依旧根深蒂固。
5
2020年12月，我人生的谷底下面，又出现了一个积水潭。
我重考了5年前通过的《税法》，第三次考了《财管》。我妈把我屡考屡败归咎于差一点神力助推，考试前，她不停地去一个大仙儿前焚香祷告、烧纸许愿。但我再次折戟——又倒在了《财管》上，用我爸的话说，就差了“三分半”，但就是这“三分半”，能把人难死，难得想去撞墙、难得想去上吊。
查询成绩的那段时间，我刚好在一家上市公司开展年报预审工作，客户给我们安排了海景房，但我无心欣赏外面壮观的海景，白天假装高兴去上班，晚上回房间以泪洗面。我也会想，要不放下一切回去吧，回到老家、回到父母搭建的避风港。但是一想到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骨子里那个倔强的我好像又复活了——凭什么就这么放弃，自己曾经每进一步有多难啊，我不退，偏不退，只要没到最后关头，我就不放弃，我就不认输。
人只有被逼到绝境才会想起回头看，究竟是路不对，还是自己处理得不好。从2021年起，我试着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分析——考试屡次不过，到底是因为考试太难，还是我不够努力？和同事关系处理得不好，是同事异类，还是我不够合群？
我发现在过去的考试里，我过度追求听课的进度和练习的题量，只想凭借“套路”通过考试，很少问自己是否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但那几年，《财管》的出题老师运用了新的出题思路，我做的都是“假努力”。调整思路后，我不再惧怕任何考试。
而与同事相处不来，是因为同事的父母大多是公务员，家境优越，消费观念跟我不一致，我努力挤进了一个新圈层，一时还没适应，其实自信地表达就好，实在不是一路人的话，我就少往他们身边凑。去领导面前告状的“毒蛇”毕竟是少数，真正的解法，是让自己强大。
就这样，我渐渐地从谷底走出来了，但猝不及防的是——湾湾开始掉进去了。
大致也是在2021年，湾湾陷入了债务危机。她频繁地四处借钱，每月月初信用卡还款期，她甚至连300块钱也找我借过。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愿意或者没心情细说，我能感觉到，她好似落入了“发工资—还网贷—工资不够—申请新网贷”的恶性循环中。
这一年，我凭着仅剩的一点气力，一次一次地去看已经看到吐的讲义和题目；湾湾则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迅速地花光了所有积蓄，背上了巨额负债。
一段时间里，我和湾湾的对话简单到只有几个字——
她问我：“在干吗？”
我说：“在渡劫。”
我又问她：“在干吗？”
她说：“我也在渡劫。”
然后，发个“哈哈”的表情，各自解决各自的难题去了。
人能接受马云成为首富，却难以接受隔壁老王一夜暴富，我也不例外。湾湾意外地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当我觉得人生跌落谷底时，我就会想起她，庆幸自己至少没有负债；当我觉得想放弃时，我也会想起她，觉得她都没有放弃，我应该再坚持一下。
9月，我们这对“难姐难妹”终于又碰面了——我的房子退租后一直没有找到新住处，只得暂时在湾湾那落脚。秋高气爽，北京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但我俩都无心外出游玩。我刚参加完考试，考试结果大致能预测，但只要成绩没出来，就仍感觉被架在火上烤，而且湾湾的住处离我上班的地方又很远。湾湾则刚结束了上一份工作，在忙着找新的工作，她必须得赶在国庆前敲定，才能保证自己下个月能如期还款。
最后，她希望落空了——帮她内推的朋友说，主管上周刚发了通知，所有的招聘计划都推到国庆之后了。
那阵子，我尚且不知道湾湾的债务雪球究竟有多大，但我很少见她笑了。除了吃饭和下楼遛弯儿，大多时候，我们都各自沉默地躺在床上，连隔壁情侣吵架都懒得八卦了。偶尔，我会见湾湾拿着一个POS机在那里刷信用卡套现。
湾湾问我，手里有两份工作，要如何抉择——一份工作是有底薪的，但是她不想长期做，因为那个产品很难成交；另一份是没有底薪的保险销售，她觉得能做起来，只是现在她不能没有底薪。她说现在每月至少要拿到税后1万块，才能覆盖还款额，这两份工作都达不到她的预期。
销售的事儿我不太懂，但我建议还是求稳，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没多久，事务所的忙碌季来了，我在公司附近确定了新住处便搬出去了。后来，湾湾又问我借了几次钱，我念着前不久她收留了我，也在积极地找工作还款，没多想便转给了她。
6
2022年8月，我终于通过注会专业阶段考试，备考综合阶段考试时，忽然接到了湾湾的电话。她说自己厌烦了和晓杨一起合租，晓杨似乎也和她待烦了。她邀请我和她合租，我以离我公司太远为由推掉了，后来她又说，实在不行她可以搬过来，我再推说自己租的地方只够一个人住。此后，她一直絮絮叨叨地表示想和我一起住，我妈在旁边听着，小心提醒我不要答应。最后，我只能借口复习时间紧张结束了通话。
我妈对湾湾的财务情况略有了解，也知道她前前后后问我借了几次钱却一直没还，我妈叮嘱说，那些旧借款等湾湾缓过来再说，但最好别借新的给她了。我妈也坚决反对我和湾湾合住，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了，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10月，我在一个沿海城市参与一个“新三板”挂牌申报的项目。一天晚上，我又接到了湾湾的电话，还是合租的事儿。我只说“考虑下”，随后拨通了晓杨的电话，这才知道，湾湾已经濒临破产。
晓杨说，湾湾所有的网贷、信用卡还有花呗均已逾期，微信和支付宝被官方暂停了转账和收支功能，现在出门只能用现金。晓杨给湾湾的房租是“押一付三”，而湾湾对中介那边都开始拖欠房租并协商用押金抵房租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湾湾连洗发水、牙膏等基本的日用品都无力购买了，日常都是用的晓杨的。湾湾还拖欠了晓杨垫付30块钱电费。
唯一的好消息是，湾湾正在寻求律师帮助，找银行和网贷公司协商还款方式和停止计息。
听晓杨说完，我心里涌上一股冷气，生生地抽搐了一番——前两年的冬天，湾湾还在和我说她身上的大衣花了2000多。说实话，我也想帮她，帮她缓解过渡，但那巨额债务、对待钱的看法、所处的环境，像一把锋利的大剪刀，在我们之间无情地剪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我搬过去，那会引得我妈日夜担心。
最后，我找了个理由再次推托了。没多久，湾湾告诉我说，她的一个前同事搬来和她一起住了。听到她和前同事的聊天声，我觉得之前的担忧，似乎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
合租的事情，湾湾没有多计较。最近，我终于得空来见湾湾，看湾湾的样子，似乎也真的逐渐摆脱了债务的桎梏，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了从风投公司离职的原因和欠债的来龙去脉。
湾湾从那家风投公司离职，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发现投资项目要真正落地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可能性几乎为零，投资人的钱都是有去无回。湾湾越做越愧疚，觉得自己在骗人，而投资人一旦要求收回投资款，那么发放给她的提成也要从工资中悉数收回。所以，公司很多销售只要预感到投资人有收回投资款的兆头，就会很快申请离职。此外，那家公司销售级别越高，同事之间抢项目、挖人的情况就越严重。如今那家风投公司在业内口碑极差，有点像欺诈，为了促成投资，销售人员时常忘了底线。
几方挤压之下，湾湾选择了离职，然而离职才是她噩梦的真正开始。
离职后，暂时实现财务自由的湾湾，决定好好犒劳一下辛苦多年的自己，先是去云南玩了一段时间。接着，她拍个人写真，在婚恋网站买了VIP，开始和各行各业的优秀男士相亲约会。
休息了3个月之后，湾湾几番权衡之下选择了一家保险公司，没有底薪只有提成。她坚信在这个人人都有保险意识的时代，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能说会道，加上之前积累的客户，将来年入几十万不是梦。
一年挣30万很难，但花掉30万却易如反掌。湾湾每月要自己负担伙食、房租、社保和交通，近6000多块钱的固定支出，进账则非常不稳定。其后的一件事，更是让她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
有一段时间，湾湾觉得身体里的湿气太重，去了一家养生机构调理身体。机构里一个“大师”说湾湾蛮合他眼缘，想收她做关门弟子，还说她身上跟了不干净的东西，需要祛除一下。疫情期间养生机构进账少，好不容易逮到湾湾这只肥羊，自然要敲骨吸髓，湾湾前前后后被敲了10万，不仅用光了所有的存款，还刷光了信用卡最后的额度。
湾湾调理身体的事我听她讲过，只是不知道她被骗了这么多钱。当时我提醒她要小心，但湾湾嘴上说好，脸上却写满了“你懂个啥”。所谓的赶鬼，“大师”就是做了个法，盛在小碗里的米就莫名少了小一半儿。
此后，湾湾申请了一个又一个网贷，陆续刷爆了5张信用卡。为了保证不逾期，不上征信黑名单，最夸张的时候，她每个月需要还款2万多块钱。
“做风险投资的时候，钱来得太容易了，我整个人都有点飘了，以为掌握了财富密码。我当时真不应该找那种没有底薪的工作，原来5、6千块钱也很重要。”湾湾后悔且无力地对我说，“好像销售行业就有负债的风气，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有负债。”
2021年一整年，湾湾几乎每天都在找朋友借钱和给各种账户还款，根本来不及计算网贷高额的利息和每次倒腾信用卡的手续费。虽然她陆陆续续有在工作，但是每份都干不长久——因为令人窒息的债务，她只能找那种前期底薪比较高的销售工作，领完几个月无责底薪之后，没开出单，她就得想办法找下一份工作。
“最难的时候，是我姐帮了我一把。其实我姐也很紧张，在太原一直都没有买房，而且小孩儿还生病了。”湾湾说。
读书时，湾湾姐姐来学校看过她，有时听她们姐妹俩商量，她姐说：“毕业后回老家去吧，总要有一个留在爸妈身边。”而湾湾说：“不回，要回你回。”
7
那天，湾湾问我：“中午想吃什么？”
我说：“看你发在朋友圈里的麻辣香锅挺好吃的。”
在天通苑社区的地下菜市场里，我第一次见到居然有这样买菜的——所有食材都只买一顿饭的量，西红柿和土豆拿一个，豆芽只抓一小撮。那一刻，同情、可笑，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甚至是憋屈等各种情绪交织在我心头。旧社会已经过去很远，但“杨白劳”依然存在，只是眼前的“杨白劳”是被自己的欲望和外界环境刺激出来的。
返程路上，湾湾告诉我，这已经比去年好多了，有钱买菜、有钱坐地铁。我上前拽着她，一如当年在校外补考普通话时她拽着我一样，边拽边说道：“以后别这样大起大落了，做个普通人就挺好的。”
我说这句话也是有感而发——本来，到2022年4月，湾湾快缓过来了，每个月只需要还款5000元了，但是保险公司HR的一句“保险3个月就能做起来”的鸡血，让她的自由之日又变得遥遥无期。
“我被骗了，去了之后才发现700个人里只有2个人能做起来。我从去年7月开始做，到现在也没见到啥收入。”湾湾恶狠狠地补充道，“这个工作是没有底薪的，因为全职做，我的五险一金也断了——已经交了4年多了，还差几个月就5年了。这件事比任何事对我的打击都大。最困难的时候，我都在想只要我的五险一金没断，就还有希望，但它最后还是断了，我留在北京的希望都破灭了。”
“果然不能赚损别人财运的钱，投我项目的那几个老板最后都血亏。我这几年一直赚不到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她又说。
五险一金断缴的那个月，湾湾又回到了最困难的境地，靠着每月2000块钱失业金还有经朋友介绍的一份总经理助理的工作才渡过了难关，直至请了律师协商还款，债务的雪球才终于停止滚动。我一直以为湾湾请律师帮忙协商还款和停止计息是走的法律援助，现在才了解到，原来律师费也可以分期付款，分四期，每个月2500块。
我暗自苦笑，湾湾这只被薅秃了的雁，居然还能被拔出毛来。
现在的湾湾做着两份工作，一份是经常出去见客户的销售类工作，给缴纳五险一金，税后5000；另一份是兼职卖保险，每天在视频号上进行推广。每月工资一到账，她留下必要的生活支出后，全部都用来还款。
在湾湾兼职的保险公司里有一个离异的大姐，离婚之后一度流浪街头，后拼命工作，现在有车有房收入可观。湾湾说到大姐时，认为人被逼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发出自己的能量。我听了之后，觉得这像极了我跟着嫂子做微商时，课程中说的“给代理商造梦”。我不反对努力工作去激发潜能，但为什么不能吃饱穿暖没有债务压力地轻松上阵？
但湾湾不接话头，举起手给我看她在拼多多上买的手串，说花了30块钱，“大师给开过光，能带来财运”。也只有说到这个时，我才再次看到她眼睛里的光和嘴角的小虎牙。
那天，湾湾问我：“中午想吃什么？”
我说：“看你发在朋友圈里的麻辣香锅挺好吃的。”
在天通苑社区的地下菜市场里，我第一次见到居然有这样买菜的——所有食材都只买一顿饭的量，西红柿和土豆拿一个，豆芽只抓一小撮。那一刻，同情、可笑，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甚至是憋屈等各种情绪交织在我心头。旧社会已经过去很远，但“杨白劳”依然存在，只是眼前的“杨白劳”是被自己的欲望和外界环境刺激出来的。
返程路上，湾湾告诉我，这已经比去年好多了，有钱买菜、有钱坐地铁。我上前拽着她，一如当年在校外补考普通话时她拽着我一样，边拽边说道：“以后别这样大起大落了，做个普通人就挺好的。”
我说这句话也是有感而发——本来，到2022年4月，湾湾快缓过来了，每个月只需要还款5000元了，但是保险公司HR的一句“保险3个月就能做起来”的鸡血，让她的自由之日又变得遥遥无期。
“我被骗了，去了之后才发现700个人里只有2个人能做起来。我从去年7月开始做，到现在也没见到啥收入。”湾湾恶狠狠地补充道，“这个工作是没有底薪的，因为全职做，我的五险一金也断了——已经交了4年多了，还差几个月就5年了。这件事比任何事对我的打击都大。最困难的时候，我都在想只要我的五险一金没断，就还有希望，但它最后还是断了，我留在北京的希望都破灭了。”
“果然不能赚损别人财运的钱，投我项目的那几个老板最后都血亏。我这几年一直赚不到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她又说。
五险一金断缴的那个月，湾湾又回到了最困难的境地，靠着每月2000块钱失业金还有经朋友介绍的一份总经理助理的工作才渡过了难关，直至请了律师协商还款，债务的雪球才终于停止滚动。我一直以为湾湾请律师帮忙协商还款和停止计息是走的法律援助，现在才了解到，原来律师费也可以分期付款，分四期，每个月2500块。
我暗自苦笑，湾湾这只被薅秃了的雁，居然还能被拔出毛来。
现在的湾湾做着两份工作，一份是经常出去见客户的销售类工作，给缴纳五险一金，税后5000；另一份是兼职卖保险，每天在视频号上进行推广。每月工资一到账，她留下必要的生活支出后，全部都用来还款。
在湾湾兼职的保险公司里有一个离异的大姐，离婚之后一度流浪街头，后拼命工作，现在有车有房收入可观。湾湾说到大姐时，认为人被逼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发出自己的能量。我听了之后，觉得这像极了我跟着嫂子做微商时，课程中说的“给代理商造梦”。我不反对努力工作去激发潜能，但为什么不能吃饱穿暖没有债务压力地轻松上阵？
但湾湾不接话头，举起手给我看她在拼多多上买的手串，说花了30块钱，“大师给开过光，能带来财运”。也只有说到这个时，我才再次看到她眼睛里的光和嘴角的小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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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爱街上，被失独婆婆锁住的女人
1
行里真热啊，热得人心里头烦。有个电扇能顶不少事，尤其是每天过了批货高峰，大家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汗流浃背的人伸手将电扇抄起来放在一张方凳上，拧动按钮，撅着屁股，一面吹风，一面轻轻地抖衣服。风顺着领口子吹进去，那感觉不知道有多爽，汗几乎“唰”的一下就没了。
毫无征兆地，李贺文档口里的电扇又不转了。她仍旧保持着刚才吹风时微微仰头的姿势，两片薄薄的嘴唇轻轻张开一条小缝，眼睛眯着，没有完全睁开。
“你说这破电扇，又坏了。”她直起腰身，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那时，我们两家的档口正相对，我正忙着拢账，听她抱怨也没有抬头，只说让她等一会儿，等我算完了账就过去帮她看看。算完了账，我过去瞧了一眼，发现李贺文那个可怜的、超年限服役的“老爷机”的一个插脚已经被烧得快要掉下来了。虽然知道她手里没有钱，但我还是忍不住劝她换一台：“这插头已经不能用了，再用容易混电。”
可是隔天批货高峰过去之后，李贺文将我拉进她的档口，神秘兮兮地拉开小柜子最上面的抽屉，兴高采烈地由里面掏出一只新插头来。我一时没能寻找到合适的拒绝她的理由，只好一面帮她换插头，一面愤愤不平地数落她：“李贺文，如果这样你还发不了家，那就怨自己命苦吧。”
没等李贺文回应呢，她家档口那个十分有眼色的服务员就递给她两张衣服包装里的薄纸壳子。她笑嘻嘻地伸手接过，将两张长方形的硬纸板贴在一起，抖搂开领口子，“呼呼”朝里头扇风。
我家服务员则在对面高声打趣她：“姐，你这么大地主，还差这两根垄啊？”小丫头片子牙尖嘴利，她挤兑完李贺文，又抱着肩膀将矛头对准了我：“姐，你大小也是个老板，啥忙都耢，你自己说说你值不值钱吧？”
我仍旧忙着手里的活计，没有抬头，嘿嘿一笑：“不值，你姐我一天净干倒贴的事儿。”
将最后一个螺丝拧好，我发现那插排也坏了，电线破损得十分严重，有的地方几乎露出线丝来。于是我回到自己的档口取来一卷电工胶布，将那条电线破皮的地方紧紧缠绕了两道，缠完后，我将一只手伸出去，问李贺文要剪刀。
李贺文白我一眼：“我看人家拿嘴一撕就撕开了，你还要剪刀，你这技术也不行啊。”说完，她隔着我探身向前，将档门口的抽屉拉开，由里面取出一把剪刀递给我。
我抬头向她家服务员一呶嘴，说：“看见没？你家老板娘就这怂样，吃屎得吃热乎的，要饭还嫌馊。”
众人“哗”一声笑开，李贺文作势要跟我拼命，我顺势举起剪刀对她说：“李贺文你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就敢躺你档口，我要让你给我养老送终。”
“躺，你躺！”
众人再次发出哄笑声。
这时，李贺文档口的小服务员刻意清了清喉咙，这明显带有提示意味的声音，使大家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只见李贺文的婆婆像幽灵一般现身，黑风风的一张脸。
我们全部噤了声，整条趟子迅速陷入了安静，无数双眼睛如同探照灯一样，随着老太太的身影一起走近李贺文的小档口。
老太太先在门口站了一小会儿，然后打鼻子里冷哼出一声来，走到柜子前，伸出一只干枯的老手拉开抽屉，轻车熟路地从里面摸出一个黑色腰包。她拉开了拉链，将里面大面额钞票全部取走，然后转身出了档口，径直朝趟子外走去。
见她走远，李贺文档口的小服务员先哼了一声，又低声嘟囔了一句：“简直是倚老卖老！”
大家都没有作声，空气仿佛凝固。
隔一会儿，李贺文在一包衣服里掏啊掏的，像变魔术一般，掏出了一个同款的黑色腰包。显然，这个包比刚刚那个被婆婆搜刮干净的包更鼓溜。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哼！”李贺文一面嘻笑着，一面将腰包抱在当胸，“我有后手。”
李贺文的表情很是得意，但这一次，大家仍旧没有笑出来。熟悉李贺文的人都知道，这个腰包里的钱也并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她娘家人的。她每天辛苦上行赚钱，却无权支配其中任何一个大子儿。
2
李贺文曾经是行里女人们羡慕的对象。
她与丈夫赵力伟算是青梅竹马，打小的夫妻，感情一直相当稳定且状态良好。他们恋爱、结婚都很顺当，嫁娶彩礼也没有扯皮，在众多新婚的小两口只能在外赁屋而居或被迫与公婆甚至是小叔子、小姑子同住时，他们却早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
婚后多年，两人仍旧像热恋一样沉迷于二人世界，迟迟不愿孕育下一代，理由是“多出来的小毛头整天不是屎就是尿，会打扰我们的幸福、打乱我们有序而平静的生活”。他们想多玩两年，好好享受人生，这思想在当年还是十分前卫的。
为了不使李贺文产生太大的生育压力，或是在公婆面前不好做人，赵力伟亲自出马与父母摊牌，将责任完全揽在了自己的头上。老两口当然有些许不满，但同时也乐观而自信地认为等儿子儿媳玩够了，早晚还是会走上生儿育女的老路，所以就顺水推舟，做了对开明的父母，暂时并未催逼。
意外缘起于一场看似平常的酒局。
在那场男人间的聚会上，姐夫赵力伟和小舅子李贺强因不满对方吹的牛逼太过，当场互相拆穿、取笑，话赶话儿“硬刚”了起来。口舌之争迅速升级，脸酸的李贺强首先发难，跑进厨房寻来一把锋利的剔骨刀，一面叫嚣着要教教姐夫如何做人，一面挥舞着利刃作势朝赵力伟扑了上去。
众人见这俩人真闹急眼了，纷纷上前拉架，越劝越来劲的李贺强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那混乱中的一刀究竟是怎样被自己坚定而准确地送出去的——那一刀扎在了赵力伟的大腿根上，那条被盲选挑中的股动脉被挑开后，血先是“咕咚”一下冒出来一小股，之后便不由分说地“哗哗”朝外流淌。
与座的人还都是一些见过场面的人呢，饶是如此，仍旧全体被吓得目瞪口呆。等反应过来，竟然是束手无策，谁也不敢动伤者，也不懂怎样替赵力伟止血。赵力伟是在极其清醒的情况下见证了自己意外死亡的全过程的。
目击者说，当时赵力伟拖着血污的身体，朝自己的小舅子，面目痛苦、狰狞异常地扑了过去，他艰难地用一双血手死死抱住小舅子那两只不停打摆子的脚踝，急切地说：“贺强，贺强，救救我，救救我！”
“打电话报警啊！”有人说。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提议，但因为这个提议提及的是110而非是120，就刺激到了刚刚行凶的李贺强那根极其脆弱的神经。年轻而莽撞的李贺强绝望又恐惧地扑向呆立在四周的每一个人，像惊弓之鸟一般哀求大家：“千万不要报警，千万不要报警，我跟他闹着玩儿的，他是我亲姐夫……”
李贺强向每个人解释自己出手的动机，解释他和姐夫之间亲密无间的亲属关系，这无疑又浪费了一点儿赵力伟与死神赛跑的宝贵时间。待终于有人清醒过来说“应该先将人抢救过来再说”时，赵力伟已经如同一张死猪皮一样瘫软在地上了。他疲沓沓的，双目呆滞、眼神涣散，一条腿时而轻微地抽搐着，成了一堆不再有生命活力的软肉。
在座的人终于清醒了，该打120，他们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摸乱撞寻找着电话。也有人跑去厨房寻找止血用的干净毛巾，结果却只找来一块擦地的破抹布。场面重新陷入混乱。
赵力伟于送医途中不治身亡，李贺强终于酒醒，总算意识到自己干下了不可挽回的蠢事。他没有半点犹豫，立马去所辖派出所投案自首。
当李贺文接到噩耗，急匆匆赶到医院时，还是不肯相信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活蹦乱跳的，竟会突然间死去。怎么会呢？是不是？昨天还好好的，还一块儿洗脚呢！
洗脚水是她给丈夫打来的，赵力伟将一双大脚探进温热的水里，清澈的水在灯光下微微泛起涟漪，迅速淹没了他的脚踝。他的小腿长有浓密的黑色腿毛，被水一泡，就轻轻浮了起来，有点儿像河里的水草。李贺文看着感觉很有意思，笑嘻嘻地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他的正对面，两下就脱掉了自己的袜子，很随意地将它们丢弃在地板上，之后，她将两只白皙、纤细的小脚丫踩在丈夫的脚背上……
她不肯相信。
但当那失去独子的、绝望的、愤怒的婆婆像一枚手榴弹一样径直朝她弹射过来时，她一下看到了婆婆要与她同归于尽的决心。李贺文骇然大惊，不由得连连后退。婆婆冲过来，对她没头没脑地扇耳光、扯头发，用指甲抠挖她，那老迈的拳头居然会有那样的力道。她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心里突然间明白了，丈夫这是真真正正地、永永远远地离开自己了。凶手还是她的亲弟弟。
她木然地站着，任由婆婆发泄怒气，听着仿佛来自地狱里的、撕裂人心的、痛不欲生的呼号哭叫。她同样心如刀绞。她感觉不到挨打时身体原本应该产生的疼痛，甚至隐约希望婆婆将自己打死就好了。她不想活了，她太伤心、太绝望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能听得见自己的肉体被捶打、撞击、拉扯的声音，但很奇怪，她认为那是别人在挨打，不是她。
李贺文被打倒在地，一声不吭。她想去看看自己的丈夫，她仍旧不相信他已经死了。这不可能！这一定是个玩笑。赵力伟那个人最爱开玩笑了。她只希望这顿毒打能尽快结束，之后她会毫不迟疑地爬起来，亲自去检验丈夫的死讯是真是假。
后来还是医护人员叫来了安保，把老太太从李贺文的身体上拉开。获得自由的李贺文爬起来，毫无目的地跑了两步，就一跤跌倒在地上。她想站起来，但腿是软的，她一步也迈不出去了。
3
李贺文被婆婆打到一只耳膜穿孔。她的娘家也没闲着，那里充斥着埋怨、哭骂、诅咒、痛惜。之后他们开始找律师、找证人、研究案情。而她的婆家则不停地咒骂“老李家不得好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死一万次不足惜、应该断子绝孙……”
李贺文听得都麻木了。她顾不上档口了，也没有再想什么生意。十来万打的新货压在库房，静静地等待换季之后变成过季的积压品。那些新货原本被寄予厚望，但此时此刻没有人再在乎它们了。就让它们躺着吧，在阴暗的库房里自生自灭。
出事后，李贺文一直没有哭，她只是十分诡异地保持沉默。婆婆总是动不动就打她，有时是抽冷子甩她一耳光，将她打得当场愣住；有时就像一只老鹰，径直扑上来朝李贺文的面门狠狠抓挖一把；有时会突然由背后扯住李贺文的一绺头发，死死抓住不放，直到将它们从头皮上硬生生地扯下来为止。
晚年丧子的婆婆痛不欲生，除了责怪老天不公，就是指责老天收错了人：“为啥死的不是你！啊？”
李贺文说，她实在无法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只好继续忍耐，继续保持着她那难能可贵的沉默。她能说什么呢？她一开口就是错。
后来，我们去看望李贺文，她机械地询问我们：“也许慢慢就好了，也许时间长了就好了。是不是？是不是？”显然，她并不在意自己是否会得到答案：“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熬过一个小时就少一个小时。”
她说到这里忽然间停住，目光陡地变得警戒起来，浑身的每一根肌肉纤维组织都绷得如同一张被做成弓的藤条。她几乎是无意识地低垂下眼帘，随后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每天晚上，每天晚上，”她眼眶里终于蓄满了悲伤的泪水，她捂住自己的脸，“我不想回家，哪儿哪儿都是赵力伟，但是我不回去我又能去哪里？我抱着他的衣服，那上面还有他的味道！人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我现在只能抱着他的衣服在床上哭，我再也不能抱着他哭了。”她抽泣着，两个肩膀一颤一颤的，“我哭睡着了醒来，以为他还活着。我真不愿意睁开眼睛。”
我们只能苍白而毫无说服力地安慰她：“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一定会好的。”
但我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事情远没有我们所说的那样简单。
李贺文的档口一直紧闭着，似乎已经被所有者遗忘。当她重新在行里出现，事情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据说李贺强判了，误杀，七年。但赵家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了，但法院维持原判。
被这场意外折腾得人困马乏的当事者们，终于默认下这个结果。李贺文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获得喘息恢复的机会了，就重新开了档口。旧货被打包储泡发售，十来万的货，几千块就被人低价收走了。挂版的背景布重新换了一块。模特儿还能用，但是落了不少灰。不过没关系，擦擦就又干净了。
进货、挂版、卖货，上行、拢账、下行。日子平静下来，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恢复。就像所有的伤口到最后都会结痂，李贺文的脸上开始露出笑容。
但很快，她就又笑不出来了。
那个无时无刻不在受丧子之痛折磨的失独母亲，满腔的怨恨无法排解，也无处发泄，所以她向儿媳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又好似有几分道理的要求——她要李贺文终身不能改嫁，要至死为她无辜枉死的儿子守节，要李贺文终身不许离开婆家，得为他们老两口养老送终。
如果李贺文不答应呢？老太太说：“我反正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土埋到脖颈子了，我豁出去这条老命也要把你们老李家那根独苗儿给掐折了。”
李贺强入狱前，他的儿子刚好满周岁。老太太说到做到、言出必行。那段时间，她比上班还积极，早上五六点钟就去李贺文的娘家敲门报道。老人家心思周密、计划详尽，早已预料到亲家不可能给她开门，于是就拿个小马扎，带着干粮，挎个热水壶，武装到牙齿，在亲家的家门口一坐就是一整天。累了她就靠在门上打个盹，有尿了就地解决，搞得李家苦不堪言，四邻怨声载道。
亲家母蹲守门口时，李贺文她妈就会气急败坏地给女儿打电话。她在电话里从来没有怜惜过女儿的丧夫之痛，还斥责李贺文当初不应该找赵力伟那样的丈夫：“要不是你，你弟弟能跟他喝酒吗？要不是他，你弟弟能进去吗？是你把你弟弟亲手送进去的。你弟媳妇儿天天闹着要回娘家，你婆婆又来这一出，你还让你亲爹、你亲妈活不活？你痛快把她给我整走，不然我死给你看。你啊你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闺女？你害得咱全家不得安宁。”
李贺文挂了电话，撂下档口的生意就直奔娘家。但婆婆岂会轻易撤退？李贺文当然知道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但一想到婆婆看她的怨毒目光，她就不寒而栗，她不敢答应，甚至十分害怕。她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以为婆婆闹一闹，无趣了自然就会偃旗息鼓。
但李贺文显然低估了一个母亲的能量，仇恨使那个年逾六十的老太太精力格外充沛，在折腾了一白天之后，经由短暂的休整，她半夜三更又拿着备用钥匙去儿媳那里“捉奸”。她打开门后，径直冲进李贺文的卧室，迅速地掀开被单。见没有野男人，她又撅着屁股，像一条精明的老狗那样伏低上半身，拿一只手电筒扫描那空空如也的床底。
婆婆不允许李贺文化妆，每天早晨去李家“站岗放哨”前，她会先来到李贺文的档口巡视。如果李贺文化了妆，她就一声不吭，从档口拿个盆，不声不响地出去，从厕所里接半盆水，小心翼翼地端回来，再一言不发地将水朝李贺文脸上泼过去。紧接着，她扑上去拽散李贺文的头发，破口大骂：“我儿子尸骨未寒呐！你就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我儿子是你们老李家人害死的！这是阴谋。你是不是守不住了？这是阴谋。你伙同你弟弟谋杀亲夫！老天爷啊，你瞎了吗？让她天打雷劈！”
在更为不堪入耳的哭骂声中，李贺文绝望、崩溃到木然。可就隔了一天，婆婆又能为其他的原因打上门来。
“太累了”是李贺文不想再反抗的主因。当有一天，婆婆又来五爱街当众破口大骂时，崩溃的李贺文笔直地跪了下去：“妈，别骂了！你说的，我答应你。我生是老赵家人，死是老赵家的鬼。我一辈子不再嫁，我一辈子守着你们老两口，为你们养老送终！”
陡然间，老太太停止了哭泣，老泪纵横的脸上现出一股凛然严肃之色。她上前一步，居高临下的逼问自己新寡的儿媳：“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算。”
“不算怎么办？”
“我不得好死！”
“好。”老太起身，扫视一圈四周，干枯的老手一扬，“我告诉你李贺文，举头三尺有神明，赵力伟在天上看着、听着呢！还有这么多人在场见证，说话不算话你不得好死，而且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老李家人，到时我浑身浇上汽油上你们家去点天灯，我死也要抱着你们一起死！你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妈。我生是老赵家人，死是老赵家的鬼。这辈子我只有赵力伟一个丈夫。”
老太冷哼一声转身欲走，李贺文嗫嚅着将她叫住，说：“妈，别去我娘家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已经不是老李家人了。更何况是我弟——我也恨他呀，妈！是他让我没了丈夫，有啥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动刀子。”
见李贺文泪如雨下，老太太脸上才微微动容，眼泪再一次成串地落下。
我听见档口的小服务员低声且充满了无奈的叹息——是呀，谁又能说这老母亲的悲伤与绝望是假的呢？儿媳的亲弟弟亲手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了黄泉路，易地而处，谁又能真正做到原谅儿媳以及儿媳妇一家呢？
转天，李贺文就大包小裹地搬到了公婆家去与两位老人同住了。搬家时，我们去帮忙，一来东西不少，需要人手，二来也有去给她壮壮胆色的意思。
对于我们的到来，两位老人表现得十分冷淡，连起码的客气都没有，所以将东西放下后，我们也不便久留。告辞后，大家都沉默不语，认为李贺文这一步迈出去，算是彻底跳进了火坑。都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她那个婆婆不是省油的灯，她搬过去之后，那老太太能不往死了炮制、折磨她？当然，将儿媳放在眼前，老太太心里也不可能舒服，毕竟看到那张脸，就会想起自己那枉死的儿子。她会悲伤、痛苦、难过，但是放过儿媳，她又实在做不到。她永远不可能对儿子的死释怀。
这简直就是一个死局。好在大家有幸不在此局中。有人发出“没想到李贺文能由天堂掉到地狱”的感慨。
这感慨引出了多少人无限的、不能与外人道的心事呀。
4
那之后，老太太果然不再去打扰亲家了，但每天必挑肥拣瘦地折磨儿媳，总之，李贺文怎样做、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有一次，李贺文半夜跑来找我。那是个初冬，北方也不暖和了，她只穿着衬衣衬裤。她说自己没有钱，不是打车来的，是跑过来的，所以不冷。但是我摸摸她的手、她的脸，都是冰一样的凉。
她说，婆婆半夜躺进她的被窝里，掐她大腿根儿、一口咬住她的肉，痛苦地说想一口一口生吃了她。她掀起衣服给我看，身上已没有一处好地方。
我看得触目惊心，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感觉自己喉头发紧，忍住了泪，拉她进屋。我给她披上大衣，倒了杯热水让她用两只手捂着取暖。我说：“你跑吧！跑哪里不混口饭吃呢？早晚这老太婆要弄死你。她是活够本了，又没什么指望，她什么做不出来呢？”
李贺文捧着水杯，泪眼望着我，可怜得像一只被关着的雀鸟，漆黑的小眼珠里全是惊惶与无措。她的眼珠在眼眶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滴溜溜地打量着我、瞅着我，之后转头朝我家那两间关闭着的卧室看了看，紧接着低下头哭了，发出压抑的呜咽声：“妹妹呀，姐能跑到哪里去呢？这天下这样大，哪里有容我的地方呢？我只能烂死在那里了。”
她吸了一下鼻水，我偏过头，泪下来了，我伸出一根食指抹去了泪。
“不能等死。谁也不考虑你了，你得自己为自己打算，这不算没有良心。就算是他赵力伟的鬼魂现如今站在咱俩面前，我也有胆问一问他，他就是想看你过这样的生活吗？”说着，我站了起来，突然感觉头皮发麻，胳膊上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仍旧坚持说，“如果他告诉我这是他要的结果，那么，你更无须为他受这些。不值得！”
李贺文哭得肩膀轻颤，她说：“命！妹，这是我的命！这是命！”
我坐在沙发上与她对哭。我理解她说的那个“命”字。
这谁也看不见摸不着的“命”啊！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命运呢？我突生极为强烈的憎恨，但转而又变为一种恐惧。是啊，命多么可怕，人在命面前就像一个傀儡，只能任由它摆布、操控，毫无还手的能力。许久后的一天，我看到人们在玩儿的那些电脑游戏，就想起了李贺文。我想，人与游戏中的那些被摆布、被支配、操控的小人儿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是虚拟的，看不见外面那些操控的手，他们生死相搏时，会晓得自己不过是屏幕外那双手打发时间的一种娱乐而已吗？
当晚，李贺文宿在我家，第二天一早，我俩一起去上行。她婆婆早候在档口门口了，她一见婆婆脸就变得煞白。婆婆上来就揪住她的头发，问她是否后悔了：“是不是这样就坚持不住了？是不是在撒谎欺骗我这个老太婆？你不是说要像我儿子一样给我们养老送终吗？这才几天你就往外跑？你不得好死！”
我拼命地拉、拽、拦着，老太太转身向着我：“再敢拉着，我讹死你你信不信？”
李贺文“扑通”一声给婆婆跪下了，她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没有哭。她说：“妈，我错了，你原谅我。死我也死在赵家，我再也不跑了。”
见到这个场景，行里几个泪窝子浅的老娘们儿都转过身去偷偷拭泪。
数月后，李贺文她妈又来找她，说她弟媳一直在家里闹，说什么“贺强不进去一年得挣多少钱”，七年，就因为一个赵力伟，让自己七年见不着丈夫，日日守活寡，这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天天吵着嚷着要赵家给他们孤儿寡母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李贺文听出了话外音，婆婆好不容易才消停了，她当然不敢让弟媳妇来档口闹。于是，她搞来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黑色腰包，一部分钱被她放在门口的抽屉里，那是婆婆日日要过来收的，另外一部分钱被她放在另外一个腰包里，烦请我们偷偷转交给她妈。
在此之前，行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自己过得就不像是人过的日子。可李贺文的事一出，大家又不禁觉得自己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一个李贺文，拉高了我们那个小团体对婚姻、生活、生意等等的整体幸福度与满意度。我们在帮助、怜悯她的同时，也在各自与自己的种种不甘与不平暗暗和解。
在我们都以为李贺文将公婆熬到一命归西就能出头的时候，一天半夜，她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
她脸上挂了彩，衣衫不整，用十分诡异的眼神看着我，沉默着，什么也不肯说。我也没有发问，看那个情形，她应该是需要时间使自己冷静下来。
她坐了很久，始终一言未发，后来她开口管我借了些钱，又管我借了衣服，走之前说：“妹妹，这钱我不知什么时候能还上了。”
我意识到她是想远走高飞了，有些激动，上前去握住她的手：“你跑吧！跑到天边去，让他们谁也找不着你。”
她一低头，泪下来了，双肩一垮，终于露出那无法隐藏的脆弱。她回握住我一双手，她的手仍旧是个凉透，像一双死人的手，没有一丁点儿热乎气儿。
“妹，我其实不想走，我有点儿害怕。”她开始哆嗦起来，“我能上哪儿呢？”
我怎么会不明白那种怕？但是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再怕也得走啊！这就是活人的难。
我也有些激动，嘴唇也哆嗦着，眼里蓄着泪。我握紧她一对手，说着自己也不太相信的话：“不要害怕，没有事儿。人挪活，树挪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赵家现在是火坑，再不济也不会比在赵家差了。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她抬头看我一眼，目光由犹疑到坚定。
我重重朝她点点头，说：“跑吧！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一刀，总没有那一刀重。那是把想活剐了你的刀啊。”
她扑上来，使劲儿抱了抱我，说：“那，我走了。”
我说：“嗯。走吧。有事儿再回来找我们。”
她又收紧一下自己的臂膀，重重地抱了我一下，才松开。她像下定决心一样开了门，我听见她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楼道里。
第二天上行开档口的时间到了，李贺文的婆婆如期而至，但这一次她并未等到离家出走的儿媳。
之后那段时间，行里出现了一道特殊的“风景”：一位风烛残年的、憔悴的、面无表情的老太太每天都会坐在一个大门紧闭的档口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坐了约一个月后，老太太不再在行里出现了，听说她去了李贺文娘家寻了，但对方已经低价出售了房产，搬了家，不知所踪。老太太因此一病不起，是老头儿上行处理了后续事宜。
李贺文刚离开的时候，行里的姐妹偶尔会聚在一起议论她。至于她决心逃离的那晚在婆家究竟遭遇了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时间一长，大家也就逐渐不再谈论她了，后来我离开了五爱街，同时代的那批人也各散东西，李贺文几乎完全被我遗忘了。
5
再后来，我是在业内的一位老板为一名妈妈桑“赎身”的夜宴中遇见李贺文的。
那间会所挺有名，据说被赎的女子曾混迹澳门，见过大世面，回来后就一直在这间当会所的妈妈桑，如今终于上岸了——至少在当时、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的。
当然了，这种“赎身”与从前的那种，还是有些本质的不同的。这种是大老板向众人宣告：从此这女人不必再在风月场所里浪迹了，以后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不给她面子就是打我的脸。同时也是传达一种“跟着我混有肉吃”的意思。如此值得炫耀的场面，事主当然要邀请一些人前来作个见证，我就是其中之一。那种感觉很奇怪，也很奇特。
我去卫生间的时候，遇见了浓妆艳抹的李贺文——啊，再也没有人可以制止她化妆了。她穿着很闪的衣服，露出一半胸来，也露一双大腿，穿着黑色丝袜，一身的酒气。
原来她离开之后，竟选择了这行谋生。我有些不知所措，偶然相见的欣喜过后，是害怕被包厢里面的熟人见到的恐慌，更害怕他们知道我与她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内心跌宕起伏，但自认为很好地在面上掩饰住了这种情绪。
李贺文比我要忙，她很匆忙地给我留了电话就离开了。其实她明明可以很容易获得我所在包厢的位置，可直到我们这边的酒宴结束，她连进来敬一杯酒这种应酬也没有做。由此，我就知道阅人功力了得的她，已经从我那一瞬间的表情变换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我内心的秘密。这既让我如释重负，又多少感觉有些遗憾。
我在心里感叹：人与人重逢，其实就应该当未曾相识，这反而是对彼此的曾经与现在最大的慈悲。
回去后，我并未打李贺文留给我的电话，再往后，当我想联系她的时候，却找不见那电话号码了。我不知自己是有意遗失掉，还是确实出于无心。
好在我还是从旁人的口中得知了李贺文的现状——因为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与那金盆洗手的妈妈桑偶尔打交道。她如今在那大老板的公司任职，说话也算是举足轻重。一次，她偶然对我说，她有一个叫李贺文的姐妹儿，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干脆金盆洗手，开了家小旅馆自己当起了老板娘。她遗憾自己大手大脚惯了，没算计，对李贺文流露出向往的表情来：“干了这么些年，混来混去身上却没几个大子儿。不像人家，对未来有计较。”
听到这儿，我心里却“咯噔”一下，想起那句“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想，既然是有缘人，我不应该再回避，于是专门找了一天，登门拜访。
李贺文的小旅馆开在沈阳某条街上，容留的全部是特殊职业女性。当然，李贺文不允许她们将客户带回来。与我俩上次在会所时遇见不同，李贺文这次并未作夸张的造型，打扮得十分清减，是普通妇女的装束。但那张脸仍旧可以嗅到风尘的味道，那是长时间在风月场所浸淫的结果。哪怕岁月老去，痕迹依旧在。抹不去。或者，难以轻易被抹去。
见到我，李贺文先是眯着眼看，后马上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来。我上前一步拉住她的手。这双手，已多少年不曾再相见了。我想起她离开那晚的情形，多少有些激动。
我很自然地撒了一个谎：“你的电话号码，后来怎样也找不到了。”
她犹豫的神情告诉我，她可能是想要拥抱我，但又怕我嫌弃她，于是我主动拥抱了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说：“你总算熬出头儿了！”
我们分开怀抱，彼此轻拭微湿的眼眶。
“多少年了？”我问。
“你算呗！”她拉我坐下。
她告诉我，她的婆婆中风了，再也不能四处去寻找她、折磨她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她重新上门去看望，还会不时去照顾婆婆。但婆婆并不领情，会突如其来地朝她的脸上啐上一口唾沫，还会故意将屎尿屙在裤子里让她收拾。婆婆去世后，公公再娶，他们再无联络。
她弟弟李贺强因在狱中表现良好提前出狱，但是出来之后高不成、低不就，还抱怨姐夫的死毁了他一生的伟大抱负，所以他一家大小一直由李贺文接济。
“无所谓了，他是我亲弟弟，那个是我亲侄子。姑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嘛。等我有那一天，他给我养老送终。”
我抬头看她，不明白在她终于获得完全的自由的时候，为什么又回身，亲自将锁链加身。
“我不可能再嫁人了，也不可能生育。我大侄就跟我儿子一个样，他是我的指望。”
听完她的话，我知道我们两个的世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了。都过去了。我感觉略微遗憾。我知道我们很难再见了。也许李贺文也对此有所感应，临别她拉着我的手，说：“这以后见你一面太难了。”
我与她客气着，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怎么会呢？我们在一个城市。这下，我还认了门，知道了你的老窝儿。”
她很勉强地笑笑。
那天回家，我在楼下我遇见一个卖铁岭榛子的，是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中年妇女。她扎着头巾，戴着大口罩，面前放了两个筐，是倾斜着放着的，显然白天已经卖出去不少。
我打听了价钱之后称了两斤，到家里才发现这狡猾的妇人并未如约将夹榛子的钳子给我，我懒得下楼去找她，我记得家里是有，但不知被搁在哪儿了，找了两处地方没找到，便不愿意继续寻找下去。
我将榛子放在餐桌上，抓出一把放在左手，右手又抓一把，然后两手互相拍。我寻找到很容易打开的榛子吃起来，却发现这榛子吃起来并不香，有的竟微微发苦。
虽然不喜欢吃，但我仍旧一个粒一个粒吃下去。那些不容易徒手打开的，我便将它塞进我上下后槽牙之间，两腭骨上下轻轻咬合，就能听见“咯嘣”一声。我很喜欢那种感觉，认为自己那时像一头兽咬开了猎物头盖骨一般，这让我发现了进食或者咀嚼的乐趣。
窗外渐渐黑下来，我没有开灯，坐在黑暗里不停地咀嚼，听见牙齿互相研磨的声音。我想起了很多——我想起那个靠仇恨炮制儿媳才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婆婆；想起了那个怪罪枉死的女婿断送了自己儿子七年自由的妈妈，为儿子向寡妇女儿讨要经济补偿的妈妈——这些人啊，她们应该是爱李贺文的亲人，她们以受害者之名，以弱者的形象、姿态出现。她们都不容易，就李贺文容易。她们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曾经极为短暂地心疼过李贺文一下呢？
婆家与娘家，终于合力将李贺文变成了她们想要的样子。她们终于收获了她们理想中的李贺文。对于李贺文来说，无疑，这些都是防不胜防、不能避免的，如同命运般逃脱不开，只能教她臣服。
一个人活在这世上，究竟要多么有智慧，要多么清醒，才能不受伤害地全身而退呢？才能逃得脱这样的处心积虑的围剿？不，好像也不是处心积虑。那该怎样去形容才好呢？我不知道。
我只认为，这是一场近乎完美的、使猎物完全无知觉的猎杀。
我起身，摸黑走过去，按亮了灯钮。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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