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35岁+，别人失业，他们留学
撰稿｜郑钦 编辑｜方远
出品｜凤凰网 x 烽火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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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环卫工消失在清晨街头
文 | 解亦鸿
剪辑 | 沙子涵
编辑 | 陶若谷
那一年肖小玲62岁，耿彬霞58岁
曲江大道最南端300米处，人行道上的银色长椅空出来了一把。常坐在这里休息的环卫工不在了。不是因为懒，恰恰相反，多数工友都知道，她是个干活利索的大姐，因为路扫得干净，没有烟头，常常受到表扬，“耿彬霞这个人，工作忙得很，总能瞅见她两个女儿坐在长椅上，等她下班。”一次晚班，大女儿去看母亲，长椅上放着一碗白面条，母亲就那么蹲在边上吃。晚上九点多，她还在等待环卫检查。
西安人都知道，曲江大道是一条迎宾示范路，大唐不夜城、大雁塔等知名景点都在附近。道路连接二环和三环，双向各有四条快车道，主辅路各两条。近20名环卫工在这里上班，每人负责清扫六个路灯之间的距离。
为了整洁，环卫工具不能摆在街边，角落里也不行，要藏在行人倚坐的银色长椅下面。长椅上写着“曲江新区保洁工具箱”，每一百多米就有一把，可以让行人坐下休息，还设有带锁的柜子，给环卫工储物。
每天早晨6点，“耿彬霞”从长椅里掏出苕帚，开始清扫。她动作麻利，再小的烟头也塞进簸箕里。长椅里头，还藏了她沿街捡来的可回收垃圾，纸箱子、塑料瓶子，塞不下的就藏到灌木丛后头。公司有规定，不能在工作时间收集废品，但许多环卫工都和她一样，悄悄收。有一回，一个工友把她攒的废纸箱子拿走卖了，她气得跑去跟对方理论，两人打起来，砸坏了一部手机。
2023年4月22日，西安下雨。她和每天一样4点多起床，熬稀饭。半小时后，丈夫也起了，两人在同一条马路上扫地，吃过早饭，套上橙色的环卫服离开城中村。骑小电摩，拐九道弯，路过两处汉朝遗址和十多个公寓小区，停在曲江大道。
到得越早，路越好扫，这是环卫工的常识。六点，城市尚未苏醒，曲江大道偶尔有一两辆车经过。半小时后，人行道上开始有外卖骑手穿行，车流声逐渐盖过蟋蟀扇动翅膀的声音。七点过后，这条路热闹起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骑着小电摩跑在人行道上，上班族从地下通道里冒出来，到公交站台等车。
环卫工的一天里，扫第一趟是最关键的。这时候路上什么都有。烟头、饼干袋、塑料袋、纸箱子、啤酒瓶子……上级检查如果发现白垃圾、烟头，每个扣50块钱。
车祸就发生在早上6点43分。一辆小轿车沿曲江大道辅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区民政局南侧300米处，撞倒了工作中横穿马路的“耿彬霞”，行车记录仪显示，几秒钟之内，另一辆紧随其后的小轿车又将她碾压而过。老宋接到公司领导的电话，赶到现场，妻子已经被送往医院。司法鉴定显示，巨大钝性外力一次性作用损伤了心肺等重要器官，导致她短时间内死亡。
车祸前一天，老宋和妻子度过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日。下午两点就按时回家了，没有加班电话打来，他们都觉得幸运——曲江大道每周会有两三次，临下班前通知道路卫生检查，环卫工会因此多干两个、三个或五个小时，时间不固定，检查结束才能下班。那天回家后，妻子洗衣做饭，天黑前便上床休息。第二天，要上到晚上10点，中间有四五个小时午休。
●她负责清扫的区域。图/解亦鸿
事故的消息传开了，环卫工一个传一个说：“耿彬霞死了。”隔天，打扫相邻路段的刘姐从新的传闻中得知，她叫肖小玲，64岁，早已超过招工限制年龄，找过继出去的妹妹耿彬霞借了身份证，才获得这份工作。
4月22日，真正的耿彬霞度过了完全不同的一天。那是个周六，她不用送孙女上幼儿园，有亲戚来西安买车，耿彬霞去了三桥，跟着逛了一天车城，晚上九点多才回家。她已经五年没有工作，跟子女一家六口同住，也不介意花子女的钱，每天就带带孙女，拾掇些花花草草。
肖小玲的性格和耿彬霞截然相反。刚从老家到西安时，她也是帮忙带孙辈。等娃一上幼儿园，肖小玲就从女儿家搬了出去，自己住进城中村，找了个班儿上。她给的理由是，“你娃跑太快了，俄（我）追不上。”
带外孙子的三年，肖小玲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却没跟女儿要过一分钱。在女儿肖华眼里，母亲过于要强，不愿意看别人脸色生活。四个孩子都已独立，足够赡养她在农村度过晚年，或是跟子女同住。但老太太执意要自己打工。她常说，“俄老了之后，给你们钱，让你们花俄的钱给俄买东西。”
两姊妹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耿彬霞爱买超市里现成的面条，不想做饭了，就让儿子从外头买点回来吃。肖小玲为了省钱，都是亲自和面擀面。肖华有次加班回来吃她留的饭，觉得咸，喊她下次少放点盐。肖小玲听了不高兴，第二天干脆不给女儿留饭，让她自己上外头吃去。
她也不像耿彬霞，乐于在幼儿园门口跟别的家长唠家常。2021年春天，肖小玲打电话给妹妹诉苦，“找不来活，人家都嫌我年龄太大了。”那一年肖小玲62岁，耿彬霞58岁。
肖小玲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雁塔区等驾坡村当环卫工。2021年，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契机之下，西安市完成了32个城中村（棚户区）征收，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这个数据创下历年之最。等驾坡村启动拆迁后，肖小玲没了工作。
耿彬霞劝她别干了，但肖小玲隔天又打来，还是那句话，“人家嫌我年龄太大。”耿彬霞问她，要不要来家里同住？肖小玲拒绝了，过了一阵才开口：“你可不可以把身份证借给姐？”
耿彬霞知道，姐姐是个要强的人，很少找自己帮忙。何况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她平常不怎么出门，根本用不着身份证。通话第二天，身份证、银行卡就做了交接。一个月后，肖小玲打来电话，说找了个活做，姊妹俩再没聊过这件事。
长椅上的自尊
曲江大道7公里外的棚户区，房东老罗从租客那里听说，老宋他媳妇走了。这是曲江大道附近仅剩的一处城中村。随着三兆村、等驾坡村的拆迁，大量环卫工、建筑工人涌入赵家湾新村租住。老罗趁别的村子拆迁，把家里的平房加盖了两层。肖小玲和老宋就租住在楼上。不到10平米的小屋，除去一张床，屋里堆满了肖小玲工作间隙捡来的废品。
老罗和“老宋他媳妇”鲜有交集，只在清晨起夜时碰见她准备出门，总是天还没亮，头一个走，“天黑了才最后一个回来。”屋子现在空着，老罗有些发愁——人死了，没人愿意租。附近建筑工地又刚完工，之前的工人都走了，老罗的客源少了好多。她想起三年前一个环卫工，也是车祸走的，传闻赔了七位数。老罗好奇，“老宋他媳妇这事，赔了多少钱？”
两年前，肖华也到这里看过母亲，觉得实在不像样子，喊她赶紧把废品扔了，回家住。肖小玲坚决不同意，跟女儿吵了一架：“俄以后不让你到俄这来了。”说到做到，自那以后，她不许女儿们去出租屋，约见面就说：“长椅上等俄。”
肖华吵不过老太太，跟妹妹下班后骑上电动车，就坐在曲江新区的保洁长椅上，看妈妈扫地，等着。有一天下雨，她买了份三汁焖锅，打着伞，跟母亲坐在长椅上边吃边聊。肖华打趣：“妈，咱就吃顿焖锅，还得淋场小雨。”肖小玲嘴硬：“那你回去。”
肖华自嘲跟老太太就是坐长椅的关系。一次公司发了点奖金，她想跟母亲分享喜悦，买了两杯奶茶，坐在长椅上一块儿喝。但在更多时刻，母女之间仍会争吵，话头总是停在“别干了，来家里住，我养你”。肖小玲怎么都不乐意，女儿问原因，“她觉得能挣钱，才活得更有底气。”
在女婿眼里，丈母娘古怪得很，分明都在西安生活，她宁可搬去十公里外的棚户区，也不愿意跟子女住到一块，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肖华能理解一部分母亲执拗背后的自尊，只是偶尔还会旁敲侧击，劝她辞职回家。车祸发生前一个月，肖华给老太太转发了一条短视频，一个90多岁的奶奶对着镜头说，“人一辈子不过三万天，停下来享受生活，去看看大海。”肖小玲只回复了一个龇牙笑的表情。说服的效果并不理想。
相比之下，老宋更懂得享受农村的生活，饭菜比城里香，而且朋友多，可以打麻将，“闭眼摸两下就能知道这牌是啥”。老宋好赌，有时在牌桌上待一天，把肖小玲一天的工钱全赔进去。肖小玲不断跟子女哭诉。近几年，她终于把老宋喊来西安，一起做环卫工挣钱，城里头没牌可打，矛盾才算解决。
四个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儿子在陕北开货车，小儿子在江苏打工，只有肖华跟妹妹在西安工作生活，两人会约着一起带老太太下馆子吃饭。但肖小玲不常赴约。她总跟女儿们说，跟人约好了时间，要去打工。
除去环卫工，她还在曲江大道的潼关肉夹馍店里兼职刷碗，给附近一处公寓楼的业主做保洁，同时打三份工。在肉夹馍店里，肖小玲不用再自称“耿彬霞”，店员们都叫她肖姐。
晚上六点半，小店进入营业高峰时段，肖姐就在后厨洗碗，前台服务员若是忙不过来，她就出来帮忙端端盘子。老板娘炒菜掌勺，和肖姐在后厨并肩站在一起。老板娘喜欢让她帮忙尝尝咸淡，肖姐总说：“美得很！”
这家店有十几块一盘的饺子，大碗的米线、面条，便宜，分量足，开业六年，附近建筑工地里的工人、小区保安、环卫工都成为店里的常客。老板娘注意到，很少见环卫工搭伙来吃饭，“建筑工人、保安都经常三三两两地来店里，环卫工总是一个一个来。”肖姐解释过，公司有规定，两个穿橙色环卫服的人不能站在一起聊天。
在这个不用隐瞒姓名和年龄的工作环境，肖姐也更乐意聊起自己的心事。她常夸二女儿长得漂亮，但迟迟不结婚，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咋想的。和多数打工母亲一样，孩子一天不结婚，她心里就一天不踏实，想再挣点钱。也提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彬县煤矿多，她是矿上开绞车的工人，还评过劳模。
4月22日，有环卫工来店里吃饭，说出车祸了，叫耿彬霞。老板娘知道，“耿彬霞”就是肖姐。疫情最反复的那段时间，饭店经常突然接到停业通知。肖姐每天都在这条路打扫卫生，老板娘就把店铺钥匙给了她，封在家里的时候，拜托她来店里给花草浇水，把积在店门口的快递收进屋里。
后来疫情缓和，餐厅恢复营业，老板娘却突然接到肖姐电话，“她跟我道歉，说自己红码了，最近不能来店里帮忙，还担心因为自己红码，影响（店里）生意。”老板娘觉得奇怪，曲江大道上都是绿码，肖姐怎么红的？
隔天，肖姐又打来电话，说用了妹妹的身份证，妹妹住的莲湖区有疫情。她让老板娘别担心，老板娘也没跟别人说过肖姐的秘密。
●肖小玲租住的城中村。图/解亦鸿
“查无此人”
今年6月，肖小玲所在的环卫公司辞退了一批年龄超过60岁的员工。61岁的张梅在这里工作了6年，丈夫和她在同一家公司，去年因超龄被辞退，转行做了小区保安，每月工资少了1000块。张梅觉得自己是老员工，而且刚过60岁，或许不会这么快被开除。
52岁的环卫工宋豫芳是相对年轻的面孔。十年前她从河南来西安打工，跟丈夫一起在城中村摆地摊，去年赶上城中村拆迁，生意做不下去，才来的曲江大道。环卫工比做买卖辛苦不少，可家里还有个刚上初二的小儿子，她现在更想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曲江大道上，环卫工年龄普遍超过50岁。年龄越小越有机会当上领班，年龄大的也想着，多干一年是一年，“儿子还没结婚，多挣一点是一点。”几乎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发愁，这是一年中落叶最多的季节，晴天扫个四五趟都不算多，遇上刮风下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休息。
肖小玲去世后，公司找了个临时工扫她这300多米，每天七点半上班，比正式工晚一个半小时。工友里，没人愿意替肖小玲扫这段路，觉得不吉利，害怕。
肖华最后一次跟母亲通话，是在出事前一周。她给母亲发了条信息，“兴庆公园的花开了”，肖小玲隔了一小时回了语音，“我看到啦。”老太太最喜欢花，以前在老家村子里，肖小玲会在屋前种满十样锦，一簇花开出不同的颜色。
年轻时，肖小玲也是村子里的时髦姑娘，穿复古马蹄鞋，微喇牛仔裤，还去城里烫了头，其他姑娘见了都要仔细研究，肖小玲的大波浪是怎么烫出来的。老了之后，她把头发剪短，越来越不爱打扮。肖华曾给妈妈买了件呢子大衣，肖小玲喜欢得不行，但不舍得穿。回老家时，她会提前把呢子大衣寄放到邻居家，托对方帮忙保管，还埋怨肖华：“你可真是给我买了个累赘。”
年初回了趟村，肖小玲跟邻居坐在门前聊天。一个老太太说起前阵子坐飞机去旅行，跟坐车一样，没什么感觉，另一个老太太说，坐飞机跟坐车可不一样，起飞时震动轰鸣，紧张得不行。肖小玲在一旁沉默，接不上话。肖华怕妈妈自卑，说要带她坐飞机去旅行，去三亚看海。肖小玲说不去，乱花钱。
在矿上工作的那些年，肖小玲和前任丈夫组建了村里少有的双职工家庭。作为村里的富裕阶层，肖小玲的日子过得红火体面。回到家里，她常喊子女们帮忙擦皮鞋，第二天踩着锃亮的鞋去上班。丈夫在矿上遇难后，肖小玲也辞了工作。就在家里头待着，和面，做饭，种田。三个姐姐嫁去了别的村子，肖小玲留在咸阳彬县照顾父母和妹妹耿彬霞，又找了第二任丈夫老宋，入赘到肖家。
她渐渐不爱穿鲜艳的衣服，只是坚持给衣服做装饰，毛衣领口上，时常有她亲自缝的珠子，给朴素的毛衣添个花领子。车祸那天，肖小玲在雨衣和橙色的环卫服的袖口里，戴着一串银手镯，头上别了一对耳环。
在相邻路段扫地的刘姐觉得，“耿彬霞”这大姐性子肯定急得很，她自己是不敢在早晨7点半之前上汽车道的。曲江大道主路和辅路之间，设有绿化隔离带，每10米种一棵槐树。环卫工平时需要穿越辅路的快车道，去绿化带里清捡白垃圾、枯树枝。
过马路时，刘姐通常在人行道上朝车开来的方向张望很久，左肩別一个闪烁红蓝光线的肩章，再向马路对面穿行。她觉得“耿彬霞”一定是忘了别肩章，或是因为那天下雨，橙色环卫服的反光带藏在了雨衣里头。
肇事车辆行车记录仪显示，肖小玲死在了返回人行道的路上。她负责的区域，只有一名环卫工清扫，没有人知道她出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刘姐和工友猜测，槐树的枯树枝被雨水打落，好多就掉在绿化带的草地里，“她可能刚刚捡完枯树枝。”
●曲江大道的下雨天。图/解亦鸿
（文中肖华、张梅、宋豫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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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一个代驾司机之死：
熬夜接7单后，他猝死在儿子出生前一周
2022年9月3日早上8时许，随着阵阵啼哭声传出，广西容县县底镇上都村的村民知道：大着肚子的阿兰“生产了”。
遗憾的是，孩子的父亲再也看不到这一幕。“男孩还是女孩？取名了吗？”在街上，碰到正给阿兰买鸡肉和排骨煲汤的黄瑞容，村民会关切地问。黄瑞容淡淡地说：“生了，是个男孩，叫阿泉。”此刻的黄瑞容无法像第一个孙子在2019年到来时那么快乐。因为阿泉出生的前一周，黄瑞容的儿子——也就是阿泉的父亲吴庆成，刚刚去世。
吴庆成是一名代驾司机，2022年8月25日早上6点5分，他骑着折叠电动车，从位于东莞市谢岗镇某玩具厂返程、寻单途中，在莞长路颜屋路段倒地、猝死，年仅36岁。猝死近8个小时后，吴庆成还处于登录状态的代驾账号还能于当天下午13时56分37秒接到来自滴滴平台的派单。遗憾的是，这次，他没有办法再接单。
吴庆成
此后，吴庆成家人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北京）网络平台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东莞珺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四被告起诉至法院，索赔约282万元。
今年10月12日上午，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红星新闻记者旁听了案件的整个过程，二审目前尚未宣判。
熬夜接7单，代驾司机猝死
吴庆成是广西容县县底镇上都村村民。今年10月16日，吴庆成的妹妹吴英（化名）告诉红星新闻，早前哥哥一直在家养猪，共养了400多头猪，后来由于猪肉市场波动大而亏了钱。
“2020年，我哥就出来打工了，先在广州的户外帮别人装空调，我们担心不安全，劝他不做这行。”吴英介绍说，2021年，哥哥来到东莞市长安镇，和他表弟黄文全一起跑代驾。
此后，吴庆成专职跑代驾，而代驾主要服务酒后用车群体，夜间的需求较大。因此，吴庆成白天休息，晚上7点多出来接单。每天在饭店、KTV以及大排档的门口，吴庆成登录滴滴代驾的账号系统后，骑着折叠单车寻单。“哥哥当时已超过35岁了，加上只有中专学历，工作不好找。”吴英说，尽管代驾比较辛苦，但收入还行，“他很勤快，一个月下来，也能挣7千至8千元。”
吴庆成生前在工作中
吴庆成家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吴庆成平时由东莞珺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工号为880130，上岗时间为2021年10月29日，截至2022年8月25日猝死，他上岗不足一年，但已代驾927次。
据了解，滴滴代驾的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事发前，吴庆成的等级已是“黄金”。哥哥去世后，吴英从他手机生成的订单中打印并梳理案发前哥哥接单的情况。
吴英提供给红星新闻的订单显示，事发前一天的2022年8月24日，吴庆成于当晚8时40分（确认上车时间）在东莞市上南路接到第一单，从这里出发，代驾9公里，于当晚9时11分将客人送抵东莞市马兰路某百货，共花约半个小时……8月25日凌晨3点34分，他接到的最后一单是从东莞某酒店开往谢岗某玩具厂，行程18公里，当天凌晨4点27分送抵。
吴庆成生前使用的折叠自行车
订单显示，从2022年8月24日晚8时40分开始接单到8月25日早上6点5分猝死倒地，吴庆成共接了7单代驾。“订单显示的只是上车确认和抵达的时间，事实上，从接单到目的地，还有一个过程，所以实际工作时间更长。”吴英告诉红星新闻：“通常晚上7点多，我哥就出门了，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甚至更晚才回。”
“哪怕从2022年8月24日晚8点出门算起，到第二天6点5分猝死，我哥实际熬夜工作长达10个小时。”吴英说，订单还显示，前一天，即8月24日，他结束订单的时间为凌晨4点44分。
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吴庆成死亡原因为猝死。
吴庆成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记者了解到，代驾平台为代驾司机提供意外伤害保险服务。据吴英介绍，在每一单的代驾中，平台会从费用中扣除一些费用以投保。该保险承担代驾司机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身故、残疾、医疗保险责任，但“猝死”不在其列。
是否因劳动强度过大致猝死等成一审焦点
今年6月27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粤1972民初445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显示，该院经审理认定，死者吴庆成与被告外企德科公司之间为劳务合同关系，被告外企德科公司雇佣死者吴庆成做代驾司机，使用滴滴代驾业务APP进行接单。外企德科公司与珺豪公司系服务合同关系，即外企德科公司委托珺豪公司招募司机、管理以及培训司机等。一审判决书同时确认，从2022年8月24日晚8时到8月25日早上吴庆成死亡时，他一共跑了7单代驾。
吴庆成猝死前接到的7个订单
不过，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议——
首先是吴庆成当时是否处于提供劳务时间的状态？
原告吴庆成的家人认为，吴庆成死亡时正处于为被告外企德科公司提供劳务的时间，理由是：吴庆成死亡前后手机一直处在代驾接单状态；吴庆成死亡时穿着代驾的工衣。外企德科公司则认为，吴庆成手机处于接单状态以及穿着工衣不代表吴庆成在提供劳务，其主张“代驾司机提供劳务的时间应当从接单开始至接单结束，期间未接单的时间不应记作劳务状态”。吴庆成的家属则认为，吴庆成没有退出滴滴代驾登录系统，也就是其还在寻单或等待平台派单的工作状态，这应属于提供劳务的时间。
对此，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认为，由于没有证据显示双方约定上班期间的计算方法，鉴于代驾司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代驾司机的工作时间计算方法进行约定，但其未能进行约定的，应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吴庆成死亡时手机一直处于接单状态以及穿着工衣的情况，本院认定吴庆成死亡时应当处于提供劳务的时间。
其次是吴庆成猝死的原因，是否因劳动强度过大而导致？
吴庆成的家人认为，从2022年8月24日晚20时许至吴庆成死亡时，他连续接了7单，连续工作导致其精神疲惫。此外，外企德科公司对吴有业绩考核，不合格就开除且不能自由上下线，有罚款开除风险。外企德科对此不认可，其认为，每单结束到下单开始期间，吴庆成综合起来有3个小时可以休息，且吴庆成可自主选择接单，公司并未有考核业绩的制度。
吴英给红星新闻提供了其哥哥从事代驾的相关资料以及案发前其哥哥的工作状态显示，诸如双方签的《劳务服务协议》显示，“甲方（外企德科）有权根据经营需要以及乙方（代驾司机）的能力和表现，调整乙方的劳务工作内容及劳务报酬”。
被告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网络公司则在一审答辩中称，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因是有两点：首先，本案中，原告没有有效证据证明两被告（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网络公司）与吴庆成以及代驾业务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故要求其承担本案责任无事实依据；其次，“滴滴出行APP”是综合出行平台，不同业务由不同主体运营，而其只是为网约车用户及网约车服务公司提供信息技术服务，与案涉代驾业务无关。
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尚未宣判
黄文全是吴庆成表弟，也是一名代驾司机。和吴庆成一样，他也和外企德科签订《滴滴代驾司机劳务服务协议》，平时日常管理由东莞珺豪负责管理、培训和考核等。10月16日，黄文全告诉红星新闻：“比如订单来了，90秒之内必须接，如果不接导致消单会被扣分，这可能引发个人账号被冻结，之后需要去公司培训、参与拉新等活动，才能解封账号继续接单代驾。”
一审法院表示，对于吴庆成猝死原因，原告方应负有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吴庆成死亡前连续工作导致精神疲惫，但未能直接提供证据证实。法院考虑到吴庆成死亡前最后一单结束时间至吴庆成死亡时有一个半小时，且吴庆成在每单结束至下单开始之间均有休息时间，故本院无法采信原告该主张，不认定吴庆成死亡前属于高强度工作。
据此，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3年6月27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吴英则认为，在工作和休息时间的认定上，一审法院认定不准确，因其只将正式接单代驾到订单行程结束计为工作时间，事实上，代驾司机前往代驾目的地以及抵达目的地后，通过走路或骑着电动自行车返程、寻找新订单等过程，也应当被认定为工作时间，而不应当认定为“休息时间”。
由于对一审判决不服，吴英委托律师提起上诉。2023年10月12日，二审已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尚未宣判。
红星新闻记者 韦星
编辑 张寻 责编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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