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执法情”微信群里只有四个人，我、刘军、陈哥和官松，我们曾是在区文化执法队一起“战斗”过的兄弟。
2022年，我在冷清许久的群里询问：“什么时候各位有空？大家聚聚。”在漫长的等待后，刘军，陈哥陆续回话，让我先定时间地点。我将聚会的地方定在文化局后面的那个苍蝇馆子，过去我们常去吃饭的老地方。这时，官松回复：“祝三位哥老倌吃得开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官松在六七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工作，很少来省城。算起来，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正当我和官松开玩笑时，刘军又发来消息：“不好意思，吃饭那天我有事，只有改下次了。”
我嘴上说没事，下次再约，但我心里知道，多年以后大家各奔东西，想要重聚一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第一次见到官松，是2014年。
那天，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出现在我们文化执法队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欲言又止。正好当天有一家网吧要来执法队接受处罚，我便毫不迟疑地断定他就是网吧派来的人，于是叫来同事，要给这个小伙子做询问笔录：“今天，我们对本周一你们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案件做询问调查笔录。”
小伙子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猛然摇头：“我不是网吧的人，我是来面试的。”
我一脸歉意，心想：小伙子，别怪哥认错人，只能怪你长得像一个违法乱纪的网吧网管。
小伙子叫官松，22岁，想来我们执法队做临时工。赵队长低头看他的简历，半天不语。官松担心自己应聘不上，便主动开口：“我虽然是大专毕业，但读书时语文成绩不错，写材料、开车、出外勤都没问题！”
赵队望着官松，依然面无表情——其实他早就认真看过官松的简历了，知道他很适合。一旁的我非常了解赵队此刻内心的隐秘想法：小兄弟，你可别误会了，现在不是你能不能被录取的问题，而是录取以后你愿不愿意长期留下来的问题。
那年区文化执法队很缺人，全队十多人的编制，实际在岗的只有五人，其余的同志都被长期抽调到其他科室和单位了。在人口上百万的省城主城区，我们五人要做全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旅游市场的执法监管工作，管理市场经营主体近千家，“一人当三人用都不够！”
于是，在2013年秋天，文化局委托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在网上发布了招聘公告。公告上说，工作地点为省会某区文体旅游局执法大队——这看起来有点吸引力，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因为待遇实在太低了，只比本地最低工资高一点点。为了避免没人报名的尴尬，职位描述中甚至没敢写工资待遇，只说有意者电话沟通。
这样的待遇能招来活人已经很不错了，何况还来了一个看起来热情高涨、精力充沛、对这个世界怀有美好想象的年轻人，赵队怎么会拒绝呢？官松自然被录取了，安排在我们办公室，协助我和刘军做执法工作。
我和刘军也是2013年通过公招考进的区文化执法队，经常搭档外出执法。我一直很感谢《行政处罚法》的制定者——他规定现场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我想：这人一定在基层待过，而且很可能就是一个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当他某次单独外出执法时，一手拉住在网吧上网的未成年人，劝他不要跑，配合取证；另一只手抓住网管，命令他不要去柜台主机毁掉证据；由于两只手都没空，他只能嘴里含着笔做现场检查笔录——这时他想，以后若有机会参与法律制定，一定要建议现场执法不得少于两人，还要想一个好的理由——对了！就说要两人执法才能够互相监督。
官松的到来，减轻了我和刘军的工作压力，当他在办公桌前整理私人物品时，我和刘军主动过去帮他打扫卫生，搬运杂物。官松连连道谢，我们说不用，同时心里念道：“你千万不要改变主意临阵脱逃啊。”
官松到岗第一天，临下班时，他收拾着物品，哼着小曲，脸上洋溢着马上就能回家的幸福笑容。这时我拍拍他肩膀：“为了表示对你的热烈欢迎，我们决定今晚让你一起加班。”
官松猝不及防。我安慰他，不必大惊小怪，以后就知道在执法队，加班是家常便饭，正常下班是意外情况。
官松问：“加班做什么？”
“外出执法。”
“你们白天已经外出执法了，晚上还要去？”
我一脸神秘：“晚上学生才放学嘛。”
文化执法队的全称叫“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检查网吧是否合规经营，是主要工作之一。智能手机能上网了，去网吧的人日渐稀少，网吧的生意大不如前，为了增加收入，个别网吧老板铤而走险，接纳未成年人进店上网打游戏。他们通常会预先找几张成年人的身份证放在吧台，遇到没带身份证的顾客或者未成年人，就用这些身份证帮忙登记。
我接到过许多家长的投诉电话，每次都会听到类似的悲伤的故事：家长拼命挣钱为孩子，孩子却逃学上网打游戏。挂掉投诉电话，执法队马上出动。我们换上执法制服，开执法车向家长投诉的网吧驶去。学校周边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虽然法律规定学校附近两百米范围内不能开设网吧，但两百米外的网吧里依然能发现未成年学生。对于一些中学生来说，别说两百米，就是两万米，也阻挡不了他去游戏中当“英雄”的决心。
鉴于官松第一次参加执行行动，刘军指导说：“去网吧执法，要是发现有违法行为，李哥负责控制现场，取证；我做检查笔录。”
官松又问：“那我做什么呢？”
我开玩笑道：“我们对网吧罚款，网吧肯定不满，他们会派出打手，你负责击退打手，以一敌十！”
说笑间，刘军已经在翻看资料了，那上面是网吧列表：“今晚重点查5家网吧，例行查27家网吧，一共32家。”
官松听到这话，高兴地说：“才32家，也不多嘛。”
开车的陈哥冷笑道：“什么？‘才32家’？”他学官松的语气，还把那个“才”字咬得很重。
很快，官松就后悔自己说过的话了：很多网吧在街巷深处，车子到不了，只能步行；网吧多在2楼甚至3楼，需要爬楼梯；在网吧里寻找未成年人，得仔细检查，来回走动；为了检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还要反复上楼下楼确认……这分明就是一个体力活。
工作结束，回到单位已是晚上10点半，看官松显得很疲惫，刘军说，没事，多跟我们跑几次就适应了。两人正聊着，一旁的陈哥突然大声呵斥官松：“咋废话那么多？再不走就赶不上公交了！”
官松反应过来，赶紧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公交站，陈哥在后面喊：“跑快点！”
官松是得跑快点，不然错过公交，他就只能打车，得花好几十呢！我们帮他计算过，他每月的工资扣除房租、吃饭，基本所剩无几。如果打车，那他这一天就等于白干了。官松为什么要租那么远的房子呢？当然是因为单位附近的房租、消费都高，如果住单位附近，那他一个月也就白干了。
2
很快，官松就显现出了一个新人所具备的优秀品质。
一开始，我们只拿一些简单的工作给他做，谁知他很快就将手里的工作做完，然后依次小心地问我们还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事。我开玩笑：“当然有了，我打字两个小时了，你过来给我按按肩膀。”官松当真了，挽起袖口就准备开按，我忙摆手制止：“要不你学习一下我们以前写的总结和文件吧？”官松欣喜地点头，像是领取了奖励一般。
我把一大摞工作资料搬到他桌上，这些资料对新手来说十分枯燥难懂，我估计他翻不了几页就会知难而退。可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再回头看他，发现他正在逐字逐句地默读文件，还在笔记本上记录重要语句和政策要点，写得密密麻麻的。
半个月后，官松就主动要求承担核心工作，比如整理每个月给上级部门报送的报表及信息。我们叫他不要急，他坚持道：“就让我试一下嘛。”我们就让他试，正当我要教他时，他说不用：“又不是研究原子弹，我看过你们以前做过的。”我将信将疑，便去忙自己的事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官松拿着他完成的信息和表格给我们看，果然无可挑剔。官松抬头挺胸，笑了笑，看着我们，眼神里有点小得意。
从进执法队的第一天开始，官松就不停地向我们请教工作上的问题。有次他问我：“李哥，你是怎样做到每次刚进网吧，鼻子就像狗一样能闻出哪里有未成年人的？”
“你会不会比喻啊？”我说，“其实这也不难，一是熟能生巧，看得多了，18岁以上和未满18岁的脸还是有区别的；二是和他对话，未成年人说话的语气、表情的稚嫩，很容易看出来，而且绝大部分未成年人都不太会撒谎……”
我边说，官松边认真地用笔记录，看他记得那么认真，我便告诉他实情：“其实，我每次进网吧，只要与未成年人眼神相接，他就会眼露慌乱，哪怕只有一丁点也会被我捕捉到。毕竟我们穿了执法制服，而孩子往往是瞒着家长进网吧，所谓做贼心虚嘛。”
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官松就适应了执法队的工作，看起来像一个熟手了。这令局里其他的同志感到诧异，但在我看来，这实在是水到渠成。
一位领导跑来问这小伙子表现怎么样？刘军答：“不管是领导安排、还是同事请他做的事情，他都不推，欣然接受。不管手上同时接到几项工作，他都不拖，按时按质完成。”
事后，官松说：“军哥，我那么辛苦、努力，你就这么点评价？”
我说官松：“你知道吗？这已经是军哥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最高评价了。你想，对任何工作不推辞，不拖拉，而且还有质量地完成，如果单位每个人都能达到以上要求，那就不会出现人浮于事、懒人庸人的现象了。”
官松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他不再发问。
一次，我们外出执法，又在网吧里发现了个未成年人。做现场检查记录时，正好那个男孩的母亲找来了，她气喘吁吁，看起来像是找了很多家网吧才找到这里。她先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之后径直走到吧台，大声怒斥网管缺德，放任未成年人进网吧上网。
骂完网管，这位母亲拽住儿子的胳膊，要将他拉回学校。男孩冷冷地扭过头去，不看母亲，坚持不走。他母亲突然就哭了，哭声引得一些人侧过头来看，但很快这些人又转过头去盯着电脑屏幕，继续玩游戏——对他们来说，只要天不塌下来，现实世界里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我们过去劝，官松拉了一张凳子让那位母亲坐下，刘军给她递了一瓶矿泉水。看我们身穿制服，她的眼睛里有了信任，抽泣着说自己是单亲妈妈，几年前和丈夫离了婚，一个人带孩子，她白天在工厂做皮鞋，晚上去茶楼扫地。她儿子正在读高二，此前已经三番五次偷拿家里的钱来上网玩游戏了。
“他本来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当年高分考上重点高中，自从上网后，成绩一落千丈。现在他大了，我管不住了，学校老师也管不住他，只希望你们能管住网吧，别接纳他上网……”
男孩站在一旁，一脸不屑，眼神都在嫌他妈太唠叨。说完这些，那母亲起身抓住男孩的手，要拉他走。男孩却愤怒地挣脱，狠狠地推开了母亲。他母亲一个踉跄，退后几步，跌坐到一把座椅上——要不是那里正好有把椅子，她肯定要一屁股坐地上了。
官松立马快步上前，抓住男孩的领口吼道：“你干什么？她是你妈！”
男孩也意识到自己下手重了，眼神低垂。官松松开了手，但气还未消，狠狠地说：“你知道天天这样玩游戏，将来会考什么样的大学吗？你知道考不上好大学，以后会混得多惨吗？”我从未见过官松这样凶狠的表情，那个男孩也呆住了。那个伤心的母亲停止了哭泣，用感激的眼神看着官松。
之后，官松又噼里啪啦地骂了一大堆，将男孩拉到网吧人少的角落。我远远地看到他对男孩不停地比划着，说着，男孩微微点头。最后，男孩竟然安静地跟着母亲离开了。
我们给这家网吧下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回到车上，一直等我们的陈哥问怎么查了这么久。我看了一下时间，确实，今晚我们的下班时间得推迟40分钟。刘军说我们刚发现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官松耐心地教育了那个孩子。陈哥没说话，只有一声叹息。
收队回单位的路上，官松感叹：“未成年人上网，本来是家长、学校的事，但家长学校管不住，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我们执法队，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啊。”
我问官松今晚为什么这么激动，他默不做声。我又问：“你是不是有故事啊？来，说出你的伤心事，让我们也开心开心。”
官松只是笑笑，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突然说：“看到那个上网的小孩，我就想起高中时的自己。说起来，我人生的转折点，就发生在网吧啊。”
3
有一段时间，官松似乎对考公务员很感兴趣，听说我和刘军都是通过公招考进来的，他很是佩服，总是问我们考试的相关细节。刘军问他是不是想考公务员？官松苦笑：“想归想，可怎么考得上？我就是个学渣。”
刘军正色道：“我看以你的学习能力和做事的水平，至少考边远地区的县城公务员是没有问题的。”官松还是摇头，说我们不了解他。
后来，在我们的追问下，他才断断续续地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其实，官松读小学、初中时并不是“学渣”，他还在班上考过前几名。他就读的那所初中离家不远，但他执意要住校，为此还和父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以为他是早恋，想在学校里偷偷摸摸地耍朋友，官松却摇摇头，说不是，“因为我受不了父母”。
官松的父母管他管得很严，从他上小学一年级开始，父母就对他各种不放心，去哪里，跟谁一起玩，玩什么，什么时候回家……无论大事小事，都得一一向他们汇报。一起玩耍的时候，其他小朋友都无忧无虑，心无旁骛地敞开耍，只有官松提心吊胆，总要默默计算着回家的时间，“幸好我读小学时市面上还没有监控卖，要不然，他们肯定得在我房间里安监控”。
上了初中以后，官松发现那些家在农村的同学都住学校宿舍，放假才回家。他想摆脱父母，就提出住校，一开始父母不同意，他就骗他们说，住校上早晚自习方便，不用家长接送，遇到不懂的问题还能随时请教成绩好的同学。他跟父母为是否住校吵过、闹过，后来父母犟不过他，只得同意。
住校以后，官松本想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给父母看看，但网吧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一开始他是趁放学以后去网吧玩游戏，后来竟然敢直接翘课。他的学习成绩大不如前，但靠着从前的“老本儿”和初三下学期的突击复习，中考时也勉强踩线考上了重点高中。
进入高中后，他依然是网吧的常客，但高中的学习难度陡增，从高一开始，他的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变成了一个“学渣”。他父母十分后悔，对他的管教更严格了，说：“你看，正因为当时我们放任你去住校，才让你变坏，你就是得让人管！”
高考，官松只考上专科，父母很失望，但他却很高兴——因为能离开父母了。大专毕业后，父母要求官松回老家上班，托关系给他安排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某银行做柜员。虽然是合同工，但胜在工作稳定，收入也还将就，可官松不喜欢这份枯燥的、被监控时时盯着的工作。父母和他大吵一架，又说起那句：“你看，正因为当时我们放任你去住校，才让你变坏，你就是得让人管！”
2013年8月，官松揣上自己打暑期工攒下的一千多块钱偷跑来省会，想要闯出个名堂。但来了没多久，他就感到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什么。他先去了一家运输公司干了半年，后来发现在那儿学不到任何技术，没啥长进，就离开了。他找工作四处碰壁，最后辗转来到了我们执法队。
我问官松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执法队工作，原以为他会回答“这是政府单位，能来工作很有面子”之类的话，谁知他淡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是个大专生，不好找工作。”
我狠狠地斥责他：“你这个小子，把我们单位当什么了？”见他沉默不言，我又笑道：“我知道你工资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李哥提，李哥什么都可以帮你，除了借钱。”
转眼间，官松来执法队半年了。
一次下班后我们聚餐，官松喝了几杯啤酒，脸涨得通红。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回家，便送他。官松摆手说不用，我还是坚持把他扶上了公交车。
到了他的住处附近，官松清醒了，让我回去。我说：“来都来了，你就不请李哥上去喝杯茶？”官松说他那里没有茶叶，我说喝自来水也行。他面露难色，正在犹豫之间，我已经推着他向前走了。
官松带我东拐西绕，穿过一条房屋破旧、道路坑洼的小巷，在一座80年代修建的建筑前停下脚步。他领我走上楼梯，在楼道拐角处，我闻到一股股浓烈的尿骚味。他不时提醒我：“小心脚下的香蕉皮和狗屎。”我说：“小心什么？”刚说完，就感觉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官松指着我脚下说：“小心狗屎。”随后又恭喜我要走狗屎运了：“李哥如果想每天都有狗屎运，就每天来看我就是了。”
走到门口，我不放心，觉得鞋底的狗屎没擦干净，便继续用卫生纸擦。官松说没事：“住在这里，谁没踩过狗屎呀，没踩过狗屎，你都不好意思进屋。”
门大开着，里面传来了各种嘈杂的声音。进了屋，我先被刺鼻的烟味呛得咳嗽连连，接着一股夹杂着酸、腐、臭的沉闷气体向我袭来，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孔。这是一个“套三”的房子。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上下铺，除了床，几乎没有其他的家具家电。有几人坐在床上玩扑克，有人躺在床上抽烟，还有人讨论今晚要去哪里跳舞，去哪里找美女。我准备和他们打招呼，但没人看我。
房里没有凳子，只能坐床上。官松睡在下铺，那个屋里，只有他的床铺与众不同：床单被套整齐干净，床下物品堆放有序。我问他：“你怎么租这样的房子？”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房子便宜呀。官松说，他已经习惯了住这样的房子了。
我看到他的枕头边摆了几本书，再仔细一看，是《公务员申论考试辅导》，《事业单位行政能力测试习题集》。我惊讶道：“原来在偷偷预习呀！”官松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没事看一下。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几个同事就开始动员官松参加公务员考试。我先说：“你选择住上下铺，是因为收入低，你收入低，是因为在我们执法队当临时工。其实你完全能在社会上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比如在网吧当网管，进工厂。但你还是选择了我们单位，因为你早已把在政府单位工作作为你未来的职业方向了。”
官松没有否认，但他说自己学历太低，大部分职位不能报，就算报了也考不上。
刘军鼓励官松，说他写材料的水平表明他的申论考试成绩不会低：“你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政府部门上班，了解政府的运作，各项工作的处理措施，而公考里很多试题都与此相关。”
官松还在犹豫，陈哥就拿自己举例，说他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临时工身份，没有编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官松陷入了沉思。
4
2014年下半年，官松要准备考公了。和我们一样，他经常加班，学习时间不多。每天晚上加完班，他满身疲惫地回到住处，坐在床头，一手拿笔，一手捧书，打起精神看书。期间，他要尽量屏蔽四周赌博的吵闹声，喝酒的划拳声，以及浓烈的烟味，酒味和垃圾的腐臭味。
官松参加了几次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好，甚至在考一个县城的工商局时，只差了0.01分就上岸了。官松感觉自己每次面试都差一点点火候，我们分析原因，觉得是他不够自信。得知儿子差点成功，他父母建议他辞掉工作，全职备考，但官松很快拒绝了：“在公考中取得的一次次进步，都是从工作中悟来的，而不是通过刷题刷来的。公考中的申论和最后的面试中的问题，在工作中都会碰到。只要认真工作，善于思考，多总结，就是应对公务员考试最好的方法。”
官松在工作上也越来越老到，我们配合得越来越好。一次在一家网吧检查时，官松竟然在我之前发现了一个上网的未成年人。
那个男孩振振有词：“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上网？”
官松脱口而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营业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男孩说：“对呀，既然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应该保护未成年人在网吧上网的权利。而且我在这里上网是查阅学习资料，并没有打游戏，行政执法也应该人性化。”
男孩说话逻辑通顺，不卑不亢，官松回头望了望我和刘军，期待我们去支援。但我们都没有反应，刘军转头就去写现场检查笔录，我远远地站在一边——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如果官松成功说服这个男孩，说不定自信心就会增强。如果不能说服，那说明他还欠火候，需要进一步锻炼。
官松只犹豫了几秒，便说：“同学，你说的有道理，但大部分的未成年人都没有你这样自觉。我工作这么久，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在网吧查学习资料的人，你一定是附近著名的X中的学生吧？不愧是天之骄子啊。”
男孩的态度明显缓和了，微微点点头。官松又说：“但你也应该考虑一下，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优秀，很多未成年人都是偷了家里的钱，逃课来网吧玩游戏，他们的父母是有多绝望啊……”
最终，官松成功说服了男孩，同意配合我们调查取证了。
2015年，官松报名参加国考，在筛选完全国2万多个岗位后，他傻眼了——以他的大专学历，管理类专业，能报考的单位就2个：省会的海关和离他家500多公里外的某县城国税局。
即使是考县城国税局，竞争也异常激烈，招3个人，却有近千人报名。但官松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考上，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像他这样的大专生，以后能报考的职位将越来越少，考上公务员的几率会越来越低。
临近国考的那段时间，正是某专项行动整治时期，执法队缺人手，工作紧张，天天凌晨一两点钟才能收队。官松不好意思为了考试请假，于是每天回到住处先喝咖啡或浓茶，再坚持复习一个小时以上。
笔试前一天，他还在加班，回到出租屋已是半夜两点半，倒头便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第二天早上8点还没起床，被刘军，陈哥和我合伙泼了一盆冷水。他猛地惊醒，赶紧把枕头边的手机拿过来一看，正好是早上6点。
因为要赶最早的地铁去郊县的考点，他只好放弃洗漱，迅速披上衣服，拿上资料便出了门。等到了考点才想起自己没吃早饭，而这时距离进场只剩15分钟了。偏在这时，他的肚子又痛了起来。他有点懵，不明白此刻自己的肚子是想装进食物还是想清理垃圾。有什么办法能兼顾？官松的大脑飞速运转，忽然看到考点大门附近的小卖部开着，他快步走过去买了一听红牛，然后拎着饮料冲进了厕所。他在里面蹲下，一边清理肚子，一边往嘴里灌饮料。
或许，逆境真的能让人爆发能量、超越自我。这次，官松笔试、面试一路过关，最终考上了税务局。
做了公务员，官松也没有松懈下来，从进入税务局的第一天起，他就要求自己花更多时间学习业务。2018年，还主动报名参加脱贫攻坚驻村队，他说要到基层去锤炼、提升自己。
5
2022年，官松完成了村里的工作，被单位派到省会来参加培训。得知这个消息，我在“文化执法情”群里再次提议聚一聚，刘哥、老陈立马同意。我说：“看来还是官松的魅力大呀。”
1个月后，我们在文化局后面的那个苍蝇馆子里见面了，几杯啤酒下肚，官松谈起了自己考公的艰辛，我问他：“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坚定了要考公务员的？”
官松说，这得从他进入执法队3个月后的一次执法行动说起。
那天我们查完一个网吧，官松回到车上，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多未成年人逃学到网吧来打游戏。刘军让他分析分析原因，他想了一下，说：“一个是未成年人的自制力差，网络游戏的诱惑大；二是家庭原因，一些未成年人家中没有可以支持上网娱乐的电脑，而且就算能在家中上网，也免不了与家长发生冲突，网吧成为未成年人们躲避家长说教的场所；三是网吧的原因，有些网吧利用各种手段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四是监管力度不足，基层文化执法部门人员数量少，管理覆盖面窄，无法对全部网吧实施全面、及时、有效的管理。”
我和刘军都听呆了，没想到他总结得这么全面。我又问：“那你觉得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官松又从立法、执法、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各个层面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等他说完，我猛然醒悟，大声说道：“这要是一个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目，官松你这不是给出了标准答案吗？你丫的不考公务员简直浪费呀。”刘军也深表赞同。
官松说：“就是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或许真有那个实力考上公务员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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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那年，我正在当地一所大学读大三，学校把我们本地生放回家后就封了校门。当时女生宿舍流行看《老友记》和《欲望都市》，我在电脑里下载了整套剧集在家看。我的第一台电脑还是小旭帮我攒的台式机，他说电脑还是攒的“合适”。可没用多久，播放器就打不开了，我便叫他来修。
小旭闷着头，驼着背，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一张脸被电脑屏幕照得时而惨白，时而青灰，要不是偶尔点动一下鼠标，看上去活像个死人。电脑有什么问题，我不问，他不说；我问了，他也不说。难怪我妈常说他“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不得不说的话，只在鼻子里哼哼，让听的人恨不能揍他一顿。
我把一盘切好的橙子留给他，再回来时，橙子没动。见他正重启电脑，我估摸是完事儿了，就凑上前去。氤氲在他周围的一团浓烈的油臭味儿扑面而来，我本能地皱了皱眉，退后了几步。他随意点开了我存放美剧的文件夹，鼠标很快落在了“Sex and the City”上。
“A片啊？”这是他那天来我家后说的第一句话。死人活了，他动了动肩膀，毫不犹豫点进去，又迫不及待地打开一集，推动着进度条。
我知道他并不了解这部剧，只是被“Sex”这个单词吸引了。我知道，这两年他只对这个感兴趣。
拖了几下，没看到想看的内容，他泄了气似的一扭头：“没劲！”然后站起身走了。
看着小旭的背影，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本来应该很有朝气的年龄，他却显出一股老态，颓废又邋遢，四肢晃荡在宽大的衣服里，像个稻田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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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旭是我小姨的继子。他小我几个月，算是我表弟。
当年小姨要嫁给离婚带孩子的小姨父，我姥爷死活不同意。为这事儿，姥爷差点儿和小姨断绝父女关系。后来因为小姨怀孕了，姥爷才不得不答应——那年小旭五岁。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妈是几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作为家里我这一辈儿的第一个孩子，我始终没有同龄的玩伴，直到五岁那年的暑假，我第一次见到了小旭。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我一个人蹲在院门口，无聊地捡着地上的小石子扔向街对面的墙，又看着它弹回来，姥姥养的白猫“大凤”懒洋洋地趴在我身边的石头墩子上打盹。
这时，小姨的声音从巷子口传来：“到了家给你们拿北冰洋喝啊！冰镇的！”
小姨边说边和一大一小两个人朝这边走来，我兴奋得啪嗒啪嗒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小姨的腰。
“呦！你怎么跑出来了！快叫……叫郑叔叔！”小姨笑着看了看身旁的男人，“我大姐家的闺女。”
“郑叔叔。”我一下明白了，仰头问他，“你就是我小姨的对象吧？”
他没说话，只抿嘴笑。小姨把脸扭过去，早乐得合不拢嘴。小姨说过，他是我们当地有名的国营大厂的车间主任——这在80年代，算是“科级干部”了。后来小姨说话时，总得意地以“我们郑主任”开头。
郑主任看起来岁数比小姨大不少，瘦高个儿，黑脸膛，左手拎个西瓜，右手牵个男孩。那男孩比我矮半头的样子，一样又黑又瘦，害羞得不敢抬眼看人。我歪头找到他的眼睛，一抹微光飘忽闪过。
“小旭，跟姐姐玩吧。”郑主任说完就和小姨一起进了院子。
站在我对面的小旭，穿着一件短袖的浅蓝格子衬衫，领口很干净，米色的短裤下露出细细的两条腿，一双球鞋也像新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整齐利落的男孩，可他的目光总是游离闪躲，还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搓捻额头左上方的一小绺头发，一直就没停。
“小旭？我比你大也比你高，你得管我叫姐姐。”我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亮明自己的优势，“你叫一声我听听啊！”
他仍然不停地捻头发，那一小绺头发已经被捻得集结在了一起。“姐姐。”他迟疑了一下后开口了，还是没看我，搓捻头发的手倒是放了下来，我总算看清了他的脸——那是一张俊秀的面容，消瘦且干净，眉毛浓浓的，眼睛大大的，还是双眼皮。他目光灵动，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细直的鼻子下，是一张小巧的嘴。若不是黑瘦的脸庞和浓眉，简直就是大人们正看的古装电视剧《红楼梦》里面的薛宝钗。
小旭在我的带领下，把姥姥家院子里的角角落落都视察了一个遍。他不像其他同龄男孩子那样淘气，乖巧地跟在我身旁，时不时问这问那，每次开口，都会先叫“姐姐”，很是称我的心。
没一会儿，小姨就挽着郑主任的胳膊从屋里出来，有说有笑的。我问小姨他们要去哪儿，小姨说：“看电影，小孩看不懂的电影。”
郑主任走过来，伸手摸摸小旭的头：“听姥姥话，晚点来接你。”
小旭看着他爸和我小姨离去的背影，站在原地忽闪着长睫毛若有所思。
“别管他们，咱们玩咱们的。”我对小旭说。他没动，又开始抬起手来捻头发。
“晚上姥姥肯定给咱们做好吃的！对了，你还没叫姥姥呢！那也是你姥姥！到时候，你还得管我小姨叫妈呢！”我边兴奋地说边去拉他的手，他的手竟是冰凉的。
“我不叫！她不是我妈！我妈在北京，她说过几天就来接我走！”小旭一下子又怒又冲，俨然变了个人，猛地甩开我的手，跑到墙根儿蹲下，低头继续搓捻头发。我愣在原地，觉得很委屈。这些明明是姥姥姥爷跟小姨说话时不止一次提到过的，我妈也说过，怎么会有假？
“好吧，不叫就不叫。”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可爱的弟弟，“那，你妈接你去北京了，你还会回来找我玩儿吗？你还是我弟弟吗？”
“嗯！”小旭点了点头，然后抬起眼睛看向我。他明亮的大眼睛里湿乎乎的，似乎还带着怒气，让人有些害怕。
那个暑假，几乎每个周日，小旭都会跟他爸来姥姥家，然后他爸就带我小姨去看电影或者逛公园。小旭会把他在奶奶家的玩具带来玩，走时再一个不落都带走。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具，不过是各种端着枪射击的塑料小人儿，小手指那么大，分绿色和棕色两种颜色，有站着的，跪着的，还有趴着的。他蹲在地上排兵布阵，嘴里喷着唾沫星子“突突突”地指挥作战。好几次，口水都喷到了我脸上。
“你忘了带走也没事，反正你下周日还来，我帮你保存。”我觉得小旭每次都把玩具带走，有点儿小气。
“不行，那都是妈妈给我买的！”小旭把一个个小战士装进上衣口袋，还用脏手在口袋外面拍一拍，“我妈来接我，我就直接走了。”
他扬着下巴，晃荡着脑袋，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可姥姥说，他妈不回来了，小旭以后就是我小姨的儿子了。怀着不想失去这个弟弟的小私心，我心里挺美的，没告诉他。
我虽然知道小旭最迫切的希望，就是他妈妈回来接他走，可我哪里会想到，如果他妈“不回来了”，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我更不会想到，他心心念念的这个美好“希望”，最终指向的是另一个深渊。
2
小旭同父异母的妹妹珊珊比他的亲妈来得要快。
珊珊被小姨和小姨父从医院抱回姥姥家那天，我正和小旭在院里玩儿。一家人围在小婴儿周围，哄的，逗的，笑的，喊的，恨不能把孩子吞了。
我用姥爷给我做的小板凳扣猫——我经常趁大凤睡觉时，拿着小板凳悄悄走到它跟前，猛地扣在它身上。它拼命把头从小板凳的窄边下钻出来，后背使劲往上顶。它越顶，我越压，它越喵喵叫，我越觉得好笑。
“你不能这样对待小动物，它得多难受！快放开它！”小旭扭着脖子冲我喊，“你再祸害它，我就不跟你玩儿了！”他满脸严肃，用水汪汪的大眼珠子瞪着我。
“我就是逗逗它，没使劲。”我把板凳拿起来，大凤嗖一下跑没影儿了。
“你有妹妹啦，你高兴吗？”听着小婴儿猫叫一样的啼哭声，我兴奋地对小旭说，“你可当哥哥啦！”
小旭没说话，用手指头把他脚边砖缝里的泥土使劲往外抠，抠了一溜沟，然后用抠出来的土把一个匍匐着端枪的塑料小人儿严严实实埋上了。我看到小旭的眼睛里满是灰尘。
那年我和小旭都上了当地的一所小学，我在一班，他在三班。在学校里碰到，他腼腆着不爱理我，周日也不常来姥姥家了，我们见面的机会日渐稀少起来。
到了三年级学校组织春游，中午我在班级指定的休息区吃饼干，突然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了我面前，一抬眼，我惊喜地发现，是小旭。
“小旭！好久没见你啦，你怎么不来姥姥家啦？”我高兴地看着他问。
他眼神明亮，似乎想说的话要从眼睛里钻出来。羞涩地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长长的睫毛更显得浓密。
“我妈妈给我来电话了，还给我寄了新衣服和文具。”小旭声音不大，却很激动，显然是难掩内心的喜悦，“我妈说了，等她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就来接我。”他黑亮的眸子中闪着光，左额角那一小绺头发卷曲着，在阳光下显得欢快又可爱。
“真的？那太好啦！”我虽然觉得他始终不管我小姨叫妈，确实有点“那个”，可我还是从心里为他高兴。姥姥说过，他妈不会回来了，可我宁愿相信小旭早晚会被他妈接走的。因为只有提到这件事时，小旭才会笑，他的眼里才有光，才会像个孩子一样沉浸在幸福中。谁会怀疑一个如此柔软又满怀希望的人说的话呢？
小姨那儿，有珊珊叫妈不就行了，我想。
可小姨总为小旭不喊自己妈耿耿于怀，周日她和小姨父经常带我和珊珊去公园划船，我从来没看到过小旭。我问小姨父小旭怎么不来，小姨父每次都说“他在奶奶家写作业呢”。后来小姨父单位分了房，小姨一家从姥姥家搬到了他们自己的楼房里，小旭却依旧住在奶奶家。
“那个家是珊珊的家，不是我的。再说，我妈来了找不到我怎么办？”一次大课间活动时，小旭捻着他左额角的那一小绺头发对我说。
他始终坚信他妈一定会来接他，他的衣服和书包从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邋遢，总收拾得利索整齐，好像随时都准备离开。他在学校再见到我也开始打招呼了，还总是叮嘱我不要祸害大凤，到了北京会给我写信。
可他这一等，就又是好几年。等到了我们都小学毕业了，又赶上了国企改制。小姨嘚瑟了很长时间的“我们郑主任”，在国营大厂停薪留职，开始“放长假”。我妈说这叫下岗，就是没工作了，也没人给开支了。那段时间，小姨三天两头跟小姨父吵架，经常跑回姥姥家哭诉。
“这日子没法过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在家喝闷酒，动不动还乱发脾气，又不是就他一个人下岗，还不活啦？窝囊废一个！”小姨咬牙切齿，用手绢揉着哭肿的眼睛，“反正我一个人的工资就够我和珊珊的，他儿子让他自己想办法去，甭想指着我一个人！”
我妈和姥姥都劝小姨不能把事情做绝，毕竟一家人，什么你的他的。小姨一听，更不乐意了。
“一家人？到现在了，连声妈都没叫过！大姐，换你，你能乐意给他花钱？”小姨用伸得笔直的四根手指头把桌沿儿拍得啪啪作响，“我听老郑说，人家他妈嫁了个军官，早又生了个男孩了，谁还管他！哼！就这么一根筋！他但凡懂点儿事，我还能错待他不成？”
我缩在一旁编玻璃丝手链，准备毕业典礼完了送给几个要好的同学。我给小旭也编了一个钥匙链，是把小手枪，蓝色和白色相间的，他可以拴在他奶奶家的家门钥匙上。我想，这边是他妹妹珊珊的家，那边又是他没见过面的弟弟的家，估计他很长时间都要住在奶奶家了。
我把一根玻璃丝的一头用牙咬着，另一头用力扯，勒得手指生疼。小旭知道这一切吗？他妈真的不来接他了？明明是答应他的。小旭如果知道他妈另有了儿子，如同他爸有了女儿，他会怎么想？如果他还不知道，我该告诉他吗？我该告诉他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妈很可能就没打算回来接他走吗？
可这些，怎么又能是跟小旭一样大的我能够了解和想明白的呢？
我气恼地把那根玻璃丝拽得老长，长得没了弹性，长得失去了透明的光泽，长得变了形，什么都编不了了，废了。看着手上勒出的红印儿，我觉得这个世界对小旭好不公平，他只是想跟妈妈在一起，每个小孩都想啊！难道有错吗？我好心疼他，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在操场上把蓝白色的小手枪送给小旭时，他没提他妈，只说了“谢谢”，然后冲我笑了笑，很真诚的那种。那是我时至今日对他的记忆中，他最后一个柔和的笑容。
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我始终没见过小旭。
3
小姨父第一次因喝酒被送到医院，是小旭送他去的。
那年我和小旭都上初二，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但他有时候会到学校门口等我，每次说不了几句就走。
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我就是个傻X。”
初二的小旭还是很瘦，但个子已经窜起来了，眉目也长开了。他鼻梁挺阔，眼睛越发细长，眼神时而迷离，说是近视了，还说自己不戴眼镜看他爸就像个糟老头儿，又像一团肮脏的泛着酒臭味儿的烂纸，让人恶心。
“我有时候真他妈的想给他一脚！”他坐在黑红色山地自行车的车座上，一只脚踩着马路牙子，另一只脚蹬在车蹬子上，时不时用脚底板带起车蹬子捯一圈，又停在半空中，飞轮倒转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操！那天又他妈喝多了，你小姨不管，说弄不动他，给我打电话！现在知道给我打电话啦？”他满脸的不屑，扬着下巴，下嘴唇微微兜上来，向上吹了口气，把挡住一只眼的长刘海吹得纷纷扬扬又落下来。他的刘海是从左往右分的，左额角的那一小绺头发依然紧密地集结在一起，慵懒卷曲地盘旋着，一看就是经常被抚慰的样子。
“我还真就去了！要不怎么说我是傻X呢！傻X都比我强！”他扑哧一下笑了，笑得生硬，“喝成酒精肝了！真他妈爽！喝吧！喝死拉倒！”他边说边不解气似地把车铃铛按得“哔哔”响。
每次我都当他是来找我倾诉一下的，并不在意他满嘴的脏话，这个年龄的男孩很容易就这样。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跟他说点什么。他越来越收敛不住的戾气呼呼往外冒着，好像谁要拦着，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狠狠揍谁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消瘦又充满沮丧的面容下，其实是一种不堪一击的脆弱。他努力掩盖，可越是用力，就越会放大那脆弱。就像一根被拉扯到极致的弦，持续地发力，只会走向崩断。
初三，我妈把姥姥接到了我们家的楼房住，姨和舅舅们经常来看姥姥。
一个周日的下午，小姨带着珊珊来我家，刚没说几句话，小灵通就响了。
“什么？马路牙子上！好，好，我这就过去！”小姨急得站了起来。
我和姥姥急忙问怎么回事，小姨一边拿起包往外走，一边恨恨地说：“我这辈子真是欠他的，又喝多了，这回好，躺马路牙子上啦！我们对门看见了，这不赶紧给我打电话！丢人现眼到家啊！”
“去，跟着你小姨！”姥姥冲我微微一努嘴，接着回过头去，一手摸着珊珊的头，一手拉着珊珊的手，“珊珊陪着姥姥，一会儿大姨给做好吃的。”
“不行，我得给郑旭打电话，我哪儿弄得动一个醉鬼！”小姨把刚装进兜的小灵通又慌慌张张掏了出来，往小旭奶奶家拨电话。
我们赶到时，小旭已经到了，他正蹲在地上用手拍着他爸那张紫红色的老脸，像是琢磨着怎么把这一摊烂泥收拾起来。
小姨父躺的地方离一个垃圾桶不远，仿佛那地方不是车水马龙的大街，而是自家卧室的床。他睡得正酣，像个被哄着的婴儿。他头发上蒙着一层灰尘，额头和脸上满是泥垢，右边颧骨的皮肉擦破了，凝结了一层深红色的血痂。淡蓝色衬衫的扣子扯开了好几个，露出干瘦的胸脯。鞋只剩了一只，另一只不知去向。一件米色的夹克衫被团着扔在了不远处的地上，已经肮脏不堪。还有一个绿色的啤酒瓶子滚开在几米外。
小姨捡起了那团夹克衫，又四下找了找鞋，没找到。她把那件脏兮兮的外套递给我，然后和小旭一边一个，猫着腰，把小姨父扶着坐起来。小旭背着身蹲下去，把他爸的两条胳膊搭在了自己瘦弱的肩膀上，一用力站了起来，随即向前弯下腰，用手向后兜住了他爸的膝盖后窝儿，他的腰身吃力地颠了几颠，稳稳当当背起了他爸。
小旭脸色苍白，一句话不说，任凭他爸软绵绵的四肢在自己身体两侧当啷当啷垂坠着，俨然像背着个死人。三三两两几个路人，纷纷咬着耳朵指指点点。
突然，小旭一脚踢飞了挡在脚下的那个酒瓶子——也不知道这是他爸喝光的第几瓶酒了。那个酒瓶子擦着地面，转着圈飞出去，撞在了旁边一家门店的台阶上，爆裂的碎片四处飞溅，台阶上两个看热闹的店员惊慌失措地跑进店里，周围的人也陆续散去。
“操！他死不死啊！”把小姨父送回家后，小旭跟我一起下了楼，他边说边扭转着身子用力拍打衣服上的土，“看见了吧，我这个傻X只有在这时候才有用！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干这个使的！我真他妈有出息！”
他扭头使劲甩出一口唾沫，那口唾沫无赖一般贴在了楼道墙壁上一个专治性病的小广告上，然后沿着肮脏的墙皮缓慢地往下淌。
4
之后到初中毕业，我只听到小旭提到过他妈一次。
那是个雨天，小雨淅淅沥沥一整天都没停。放学时他在学校门口等我，没穿雨衣没打伞，整个人看起来黏糊糊的，还是叉着腿坐在自行车上，左额角那一小绺头发黏腻失落地盘旋在发际，湿润的脸庞伤感得像只受伤的小动物。他眼神呆滞地看着地面上的什么东西，又似乎什么都没看。
“你就这么淋着啊！”我推着车站定了问他。
“你有亲妈亲姥姥疼着，我怎么跟你比。”他似笑非笑地瞟了一眼我身上的雨披。
“别这么酸！什么事？你爸又喝多了？”我从不在意他调侃和嘲讽的口吻，我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他没人倾诉。
“我给她打电话了。”他停顿了一下，没理会我的问话，“你猜怎么着——空号！你说逗不逗！”
他挑着眉毛，夸张地睁大眼睛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他口中的“她”，是指他妈。他不再叫“妈”了，换成了“她”。
“这两年她给你打过电话吗？”我问。
“初中了就没打过。”他拎起车把，自行车的前轱辘被提起来，又落下去，“我不甘心，昨天给她打过去，空号了！真他妈完美！”他不停地拎起车把又放下，自行车的震动带动他的手臂也一颤一颤的，“都是骗子！只有我最傻，全他妈是骗子！我就是全世界最大个儿的大傻X！”他越说越激动，突然蹬起车子，飞进了细雨中。
我一身鸡皮疙瘩——骗子？我算不算呢？
细雨下成了雾，将小旭的背影吞没了。事情发展成这样，我是不是也有责任呢？如果我早一点告诉他，他妈可能压根儿就没打算回来接他，他会不会能早一点开始认清现实呢？可我当时明明跟他一样期盼并相信着他妈的到来，我希望，也喜欢看到小旭眼中透出光的样子。
那天之后，小旭没再来找过我。听我妈说，小姨父经常醉卧街头，有时候摔得鼻青脸肿，都是小旭背回家或者送到医院。小姨在家里给小旭收拾出了一个房间，让他搬过去住，小旭没去，只偶尔过去吃个饭，吃完就走，没话。
再次见到小旭，是在姥姥的七十大寿上。那时我已经上了本地一所省重点高中，小旭去了一所职高学计算机。小姨说，小旭搬过来跟他们一起住了，可就是“闷葫芦一个，抽烟喝酒倒一样不少，跟他爹一个德性”，还频繁地换着女朋友。
寿宴结束后，亲朋好友各奔东西。小旭骑着车拐过来，一叉腿停在我面前：“这种席面能吃饱吗？走，撸串去！我请！”
小旭一边潇洒地甩着头发，一边从兜里掏出烟点着。他的刘海染成了一种晦暗的金黄色，半遮着眼，眼镜片很厚，架在高高的鼻梁上，斯文中带着些许不屑。他依旧脸庞瘦长，皮肤黝黑，左额角那一小绺头发黑不黑，黄不黄，有些毛躁，虽然还集结着，却显得极不自然，潦草地尴尬于发际之外。
“你请那敢情好，哪儿有不去的道理！”我推起自行车，爽快地答应了。
小旭带我到了一家他常去的店，下午时分，客人稀少。我们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随意点了些串儿，他又点了几瓶雪花，等串儿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歪着头，身子向后靠在白色的塑料椅背上，右脚脚腕儿搭在左膝盖上，一手夹着烟，一手把玩着打火机，车钥匙扔在一边。这看似潇洒的故作姿态，却怎么看都透着股难掩的伤感。
我随意看了一眼他的车钥匙，发现钥匙链竟是那个我送他的小手枪。玻璃丝暗淡老旧，缝隙里布满泥垢，跟他身上刻意磨出一块白一块白的时髦牛仔服和崭新的旅游鞋格格不入。
“这钥匙链你还留着？都旧成这样了。”我有些感动也有些好奇地问他。
“那你再给我编个新的呗！”他用力嘬了一口烟，又扭头把那烟雾喷得老远。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我看到了小旭目光中久违的亲切。
“你真是天真，现在到哪儿买这种玻璃丝去？”我笑了笑说，“小时候多好玩儿啊！我祸害大凤，你瞪着大眼珠子冲我喊，送你钥匙链你还跟我说谢谢，假模假式的，现在我还能想起你当时那小样儿来呢！”
“我是够天真的！还是长大了好，不像小时候总被骗。我现在他妈的谁都不信！”他目光转而冰冷，扭头高声冲老板喊，“老板，多来辣椒！”
“过去的事儿，别再多想了。”我知道他指的什么。
“真的！尤其你们女的！说的话能信吗？他妈的没一个好东西！”小旭话一出口，抬眼看了看我，“看在你送我钥匙链的份儿上，不算你。”他略微收敛了语气，拿起钥匙塞进了裤兜，又在烟灰缸里磕了磕烟灰。
我一时语塞，说不出是惊讶，委屈，尴尬，还是哭笑不得。我知道这句“不算你”，并不是简简单单因为那个钥匙链。我可能是唯一了解他的希望、又看着他希望破灭的那个人。他知道我曾经真心期盼他的希望成真，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也曾经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希望不可能成真，只是我从来没勇气告诉他。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吧。”我回了回神儿。我没想到小旭今天的激烈反应，但作为“女的”，我不知道是该为女性辩解一下，还是就事论事。
“扯淡！”小旭冷冷地说，“难处？有难处就能破坏别人家庭？你小姨，要不是她当年勾引别人丈夫，我们家能散？我能没人要了？”他又用力嘬了口烟，几颗火星飘落下来，隐没在他的牛仔裤上，“再说那个骗子！欺骗一个年少无知的五岁小孩那么多年，还是亲生的，你说这得无耻到什么地步？”
他咬牙切齿地越说声音越大，瞪大的眼睛中竟透出狰狞。
“其实，好多事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我觉得说什么都是无力的，苍白的，可我总想说些什么，我不愿意小旭就这样陷入痛恨和绝望。
“你知道吗，有段时间我始终纳闷，这世界为什么要造女人这东西，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女人就是用来耍的！就是得耍她们！你知道吗！狠狠耍她们！”他口中的“耍”字一次比一次咬得重，边说边用力拍掉裤子上轻薄散落的烟灰，像是要把内心的郁结和痛楚驱逐开去，又像是在和仇恨与“醒悟”击掌欢呼。
“就我那婶儿，别以为我不知道她背着我叔干了点什么！再看看现在我周围那一个个小*****们，没一个要脸的！不耍她们，难道他妈的还等着她们像那个骗子一样再来耍我吗？”他头一歪，眼中爆裂而出的愤恨毫不掩盖地喷射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胶着于他吐出的白色烟雾中。
5
我大三临近期末时，非典也接近尾声，电脑城里开始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熙攘。我带舍友丹丹来找小旭买CD随身听。
小旭那时在电脑城里有两个摊位，一个自己干，一个出租。在电脑城租摊位，是他叔叔在他职高毕业后给他出的主意。他奶奶因房子拆迁，搬到了叔叔家住，叔叔便强行切断了奶奶这么多年对他的供养，“也该差不多了”。叔叔让小旭自食其力，顺势让他跟他的酒鬼爹住一起去，“好有个照应”。
“哎，我好不容易攒的钱，你可得帮我弄个纯进口的。”丹丹爱好收集音乐光盘，总惦记换个好点儿的CD机。电脑城里电子产品鱼龙混杂，杂牌货和二手货不少，得有认识的懂行的人才会跟你讲真话。
“找我弟没问题，放心，还能便宜。我都跟他说好了。”我一边打着包票一边拉着丹丹往小旭的摊位走。
“找郑旭啊？”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扭头瞥了一眼我和丹丹，继续背对我们蹲在地上，分码着一大摞光盘，肥硕的腰间赘肉争先恐后往外挤，带出了肮脏的内裤，“拿货去了，快回了，转一圈再来吧。”
“你们认识？他怎么知道咱俩找谁？”丹丹好奇地问。
“不认识啊！”我也正纳闷。
“嗨，郑旭最近换口味啦，半老徐娘换年轻姑娘了，忙得很……”猪头男听到我和丹丹的话，头也没回自顾自叨咕着。
“说什么呢？我是他姐！找他买东西！”我厉声冲那猪头说，又尴尬地瞄了眼丹丹。丹丹正往那猪头手中码着的光盘上看，我也顺势看过去——那些光盘的封面全是赤身裸体的女人照片，各种媚态淫姿，被日文、韩文半遮半掩着。
没等小旭回来，我就拉着丹丹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小姨来看姥姥。
“你妈呢？”她把自己蒸的几个菜团子塞给我，示意我拿给姥姥，神情严肃。
“厨房呢，怎么了？”
听了我的话，她便转身去了厨房。小姨平时有什么事都先找她大姐。我跟上前凑热闹，被姐妹俩轰了出来。
姥姥房间的窗户外就是厨房的大阳台，我边和姥姥吃菜团子，边竖着耳朵听小姨和我妈说话——我隐约感觉，是小旭的事儿，因为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妈就问了我两次小旭是否找过我，如果找了，让我推了，少跟他来往。我都没吱声。
“我看现在是搂不住了，什么女人都敢碰，整宿整宿不回家。你说我们这关系，又是这种事，说不是，不说也不是。按理说有老郑在，我不必多嘴。可他整天就知道喝大酒，对他儿子不闻不问。他儿子什么样儿我管不着，可这不是还有珊珊呢嘛！珊珊还小呢，这什么影响啊！”小姨一提到青春期的女儿，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
“对珊珊的影响，你得跟老郑亮明。”我妈也忧心忡忡地说。
“那是必须啊！而且我还跟老郑说，你可提醒你儿子，珊珊可是他亲妹妹，再怎么胡来，不能打亲妹妹的主意，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珊珊要有点儿什么事儿，我跟你们爷儿俩同归于尽！”小姨扬声，一巴掌拍在案板上，把菜刀震得颤了又颤。
“还不至于，他又不是不知道珊珊是他亲妹妹。”我妈劝慰着小姨。
“不至于？大姐，有些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跟你说！我都臊得慌！”小姨突然把声音压低，话语却从绷紧的嘴唇和半咬合的牙缝中，狠狠地挤出来。虽然看不到小姨的脸，我却能想象出她因嫌恶而扭曲的表情。
“到底怎么啦？”我妈问。
“那天珊珊晚自习回家，到楼下小房放自行车，谁知还没到小房门口，就听到了声音，把她吓坏了，赶紧扔下车子跑上楼来叫我，说楼下小房里‘有人有动静’。我当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赶紧下楼——妈呀！你猜怎么着？小房门反锁着，里面‘嗯嗯啊啊’的，动静那叫一个大！估计过路的都能听见，真是一点儿脸也不要了！这要是我亲儿子，我非跟他断绝关系不可！”小姨不停用手指头敲点着案板，厌恶的口气中带着一丝嘲讽。
小姨的声音变得扭曲又刺耳，一种失落包裹了我。小旭是有问题，但你们又有谁真正关心过他呢？我愤愤地想。我看着手中咬了几口的菜团子，本能地生出一股厌恶，这厌恶里，有没有小旭的份儿，我也说不清。
我们那时住的楼房，楼下都会有个两三平米的小房，方便各家各户放杂物和自行车。从小姨发现那件事之后，到了珊珊下晚自习的时间，小姨都会提前下楼，让女儿上楼，自己再把自行车放进小房去。有一次珊珊刚要上楼，就看见小旭和一个头发五颜六色的女人从小房里出来了。小旭趾高气扬地和小姨、珊珊娘俩擦肩而过，不认识一样，那女人似笑非笑，还在珊珊身上使劲挖了一眼。再后来，光是被小姨撞见过的，就有三四个不同的女人了。
小姨含沙射影地“点”过小旭，可小旭始终不吭声，依旧我行我素，时不常在小房制造“动静”，像是有意挑衅。小姨不得不骂骂咧咧三天两头拿着84消毒液下楼清理小房。
几天后，小旭帮忙给丹丹买了个原装的松下CD机。到了他下班的点儿，我去电脑城门口等他，他胳膊下夹个盒子，正站在台阶上找我。高度近视的他那天没戴眼镜，把眼睛眯缝成模糊的一撮，像极了小时候他左额角上那一小绺头发。那绺头发被他多年来锲而不舍地捻啊搓啊，始终微微盘旋在发际，安静地陪伴着他。现如今，它们已经模糊了，像主人莫名丢失又无力找回的希望一样，虚无得近乎嚣张。
小旭把CD机递给我，我接过来，抬头看着站在我面前的他：脸色暗沉，眼窝凹陷，恍惚的眼神黯淡无光，两腮像是用嘴故意往里嘬出两个坑。
“想吃麻辣烫了，一起吧。”我说。
看着他木讷又冷漠的表情，我真想听他说点什么，哪怕是像以前一样痛恨的咒骂也好。我想起了他的QQ签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我想让他把他心中的那团火扒拉扒拉，也许他能好受点，冒出来的烟也不至于这么呛鼻子辣眼。
“不了。”他不看我，哼哼出俩字，转身走了，像极了一个悲伤无骨的游魂。
我一时间恍惚了。脑海中又浮现出童年时那个善良可爱、眼睛里星光无限、心中满怀希望的小男孩的身影。可那身影早已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远，越小，渐渐融进了一片绝望的虚无中。
6
小姨父常年酗酒，最终得了肝癌，整个人枯黄瘦弱。小姨因为要照顾病人，早早办了病退。珊珊还要上学，家里没钱正常看病，最终两口子决定，保守治疗，只拿最基本便宜的药长期服用。这种半放弃的治疗态度，加上小姨父对酒精的严重依赖，大夫建议不能一下子把酒断掉，可以定量给，不然他身体会更难受。
到后来，小姨父药也不吃了，每天只喝限量的酒。他的眼白成了一种凛冽的黄色，分布着斑驳的血丝，整日窝在沙发里，可以好几天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件事，只一点点抿酒喝，废人一般在迷迷糊糊半醉半醒中“享受着”不知还剩多少的时日。说白了就是，病不治，酒照喝，活到哪天算哪天。
小姨每次来我家看姥姥，除了无奈地骂一骂酒鬼丈夫，总还少不了对继子的各种奚落和嫌弃。
“自己挣钱了也不知道给他爹点儿。”
“别看他整天闷葫芦似的，胡搞瞎搞可很有一套呢！”
“这小子什么人都敢沾，不怕染一身脏病。”
“他最好少回来，省得把家里弄脏，我还有个姑娘呢！”
……
那次取了CD机后，我一直没见过小旭。他的QQ头像总是黑白的，不知是隐身还是不在线，跟他说话也不理。有事儿找他，要连着打好多次电话，他才迟迟回拨过来。有一次他在QQ上给我留言，说要见个面，当时我正在上考研辅导班，没上线，后来看到消息再联系他，他又没了动静。
听小姨说，小旭经常连着四五天不着家，电脑城的生意也不上心。前段时间他还接到法院的传票，据说是他整天在网上约女人瞎搞，被人设计了，最后不得不把这几年并不多的积蓄都赔出去才了结。
我始终不知道他想约我见面说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们再见面时能聊点什么。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他病态颓废的身影和黯淡无神的目光，还有那如同游魂一般在我面前飘忽而过的冷漠和绝望。慢慢的，我从想听他说点什么——就像以前他每次找我时那样——变成了后来的怕见他。
怕见他，是因为我再看不到他眼中的光，再听不到他出于善良、兴奋或者伤感、愤怒时说出的让人心有动容的话语。那个满眼星辰、怀抱希望的男孩，永远不在了。我知道他这两年的变化，知道他因为偏执、愤恨而沉迷的事情，不是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那是让人感到羞耻、难以启齿的。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带着仇恨的自暴自弃。
我想，他只是想找个出口，或者说，这是他从幻灭的希望走向无尽的绝望后，能让他感受到一些平衡的本能的反击。可如果他真的是在报复这个充满谎言和欺骗的世界，甚至如他所说，以对女性的玩弄来作为报复方式的话，那么他会意识到，这是以吞噬自己为代价的吗？
有一段时间，童年时天真善良的小旭和长大后游魂般晦暗的小旭会在我脑海中争先恐后地闪回。我想，是因为愧疚也混杂于其中吧。自始至终，我的所谓倾听和劝慰都太微不足道了，甚至有些事不关己的虚伪。我还曾不止一次地担心自己因为没告诉小旭“真相”而被他说成“骗子”。
而作为同龄人，又是在家族中有所交集的“姐姐”，我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着比小旭强大的优越感。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墙。我即使再看到他，也无法真正帮到他，甚至我从没有想过要如何去帮他。虽然我没有像其他亲戚那样对小旭有片面的、不公平的鄙夷，但我也从没站在小旭的立场，为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从没有。
姨和舅舅们言谈话语中，早已经不承认小旭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各种节日、生日和过年的家族聚会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开“郑旭”这个名字。事实上，小旭可能自始至终就没被这个家庭接纳过，更何况后来的他已经和“流氓”这样的词联系在了一起，不容倾听，不容辩解。这种“听听都脏耳朵”的上不了台面，和玷污家族的羞耻，让小旭以小姨继子的名分，彻底消失在了亲友们口中，连声名狼藉都够不上。
7
大学毕业几年后，我定居异地，工作，结婚，生子，过着众人都认为是正常人的生活。小旭原来的手机号成了空号，我没有他的新号码，后来自然也没有加他微信。我没朝小姨和珊珊要——说什么呢？
听说，我结婚后不久，小旭也结了婚。他妻子是县城的，比他小几岁，来城里打工，还在小旭的摊位干过很长时间，是被小旭“耍”过、但唯一一个对他不离不弃的女孩。珊珊说，她这个嫂子人很好，很踏实，长得顺眼，说话也亲人，只因为是县城来的，总觉得比她哥低一头，时时处处唯唯诺诺，她哥想理就哼哼两句，不想理，看都不看她一眼。结婚后，两个人搬出去租房住，她哥依旧在外面换着花样玩儿，跟结婚前没两样。她嫂子有时给她发信息聊两句，本想倾诉一下的，可每每话到嘴边又吞回去，认命似地以苦笑收束住了。
小旭对妻子的无视，对家庭责任的不屑，似乎在我的预料之中——这些能维系一个人情感世界的重要纽带，在小旭心里又值几斤几两呢？他只是不想再被欺骗和无视，便先发制人来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抢先的一步，是伤疤，也是遁甲。
小姨和小姨父倒是在知天命之年不久就抱上了孙女，小姨和小旭的关系也因此有所弥合，毕竟新生命的到来总是令人心生喜悦的。可当上奶奶没两年的小姨，却因为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多年依赖她照顾的小姨父也因为不能接受这个突然打击，在她走后不到三个月，便因重度酒精中毒不治，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之后，只听我妈说过，小旭和珊珊因为父母的房产产生过短暂纠纷。除此之外，兄妹俩人也基本没什么往来了。
面对女儿，小旭对于父亲这一角色是如何自处的，我也不得而知了。
这两年，80年代的怀旧小物件又流行了起来。我在网上搜到了多年都买不到的小玩意儿，买回各种颜色的玻璃丝，教女儿编手链。一边编，我一边跟女儿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女儿听得津津有味。
我挑出了蓝色和白色的玻璃丝，想编个曾经送给小旭那样的小手枪，却怎么也记不起编法了。我试着绕来绕去，晶莹透明的玻璃丝在我手中，被胡乱绕成了个解不开的死结。
我记起了我回娘家办婚宴那天中午，敬酒过后，宾客们纷纷沉浸在餐食酒水中，我一个人从喧闹的大厅跑出来透气。坐在酒楼门廊的一把套着红丝绒椅套的椅子上，我拽了拽拖地的裙摆，在里面把高跟鞋脱下来，双脚踩在地上。阳光照在脸上，我不觉得煦暖，只有疲惫。
这时候，透过门廊的玻璃窗，我看到了站在马路对面的小旭。他的头歪向一边，黑框眼镜后面，我看不清他的眼睛。阳光下，小旭面向我，嘴角微微上扬，冲我点了点头，说不上是笑。
我也冲他点了点头。我本能地想开口喊他，想着是不是应该邀请他过来，或者走过去跟他说点什么。可终究，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这一切。
恍惚的瞬间，小旭转身离开了。他枯瘦落寞的身影，就这样一点点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