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卜弗 刘禹铄 编辑｜燕青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8月7日，在杭州新东方某校区上课的李悠，收到了老师在微信群里发出的公告，通知线下课程转为线上，在机构的一个网络平台上进行。
这天，距离网红“铁头惩恶扬善”举报新东方杭州校区过去了三天，被举报的原因是该校区暑期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举报当天，该校区拉闸关电，所有师生被遣散回家，随后，整个杭州的新东方校区全部关停。
今年9月，李悠即将在杭州西湖区一所高中念新高一。在这个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妈妈给她在新东方报了六门学科的补习班，除了语、数、英之外，还有三门自选科目，她每天早上八点一直到傍晚五点都在杭州新东方某校区补课，连续十天，一天上六、七节课，目的是在进高中之前提前熟悉每一门学科。
每门课的花费是4800元，不包括接送、中午吃饭、补习教材等其他成本，一个假期的补习成本接近三万元。
“其实我们家庭是会有一点小负担，但这个支出可能是必要的。”李悠告诉凤凰网，事实上，像这样补课的情况很普遍，李悠身边的同学几乎都在培训机构进行课外补习，其中大部分都在新东方。即便是线下校区被举报关停，同学们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学科类补课，其中，请“家教”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
举报过后，培训机构关停，但在家长和学生的补课需求仍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学科类培训将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又是哪些身份替代了机构老师的授课角色？凤凰网多方访谈中介机构、家教从业老师和学生，试图还原举报风波后更隐秘的家教市场。
左峰是杭州某教育自媒体经营者。“双减”政策出台后，他总在后台收到家长求助信息，请他推荐好的补课老师，“校内校外的补课都取消了，家长苦恼于找不到好老师，很焦虑。”
他说，家长焦虑得“很具体”，比如全国一卷的数学，有几道大题学校老师没有能力辅导，这意味着孩子高分无望，“有家长为了让孩子突破120分，愿意请1000到2000元一节课的老师来教。”
很多家长请不到在职老师，转而请一对一家教。左峰很快意识到那些在985、211院校专修数学的硕士和博士是辅导学生的最佳人选——他们专业能力不差，收费也不如机构老师昂贵。他联系的博士生们也表示，愿意把家教当作副业，“他们已经在体制内找到一份相对闲适的科研工作，但收入差强人意，很多博士生一个月收入只有三千元，做一份家教的兼职能明显提高他们的收入。”
于是，他开始在网上发帖招募名校博士生，然后将他们的联系方式发给有相应需求的家长。他为此注册了一个教育科技公司，1V1的名校博士授课很快变成了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
为了规避风险，左峰有一些原则，他只对接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补课需求，前者为了高考取得高分，后者则是为了不挂科，他只做“牵线搭桥”的联络人，负责交换联系方式，不介入课时收费和后续课程安排，课时费固定且公开透明，150～180元每小时，“这样就规避了违反任何规定的可能”。
他找来的老师有不少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浙大五所大学在读博士。但他发现，名校博士的身份并不是吸引家长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学历，家长更看重教学经验，博士生带过的学生越多，做家教的时间越长，家长就越倾向于选择他/她，课时费也更高。“有兼职教学五六年的，从研究生一直做家教，做到读博，一节课课时费可以拿到五百元。”
他表示，杭州新东方被举报之前，相对其他城市，杭州的打击力度没有那么大，业内的普遍共识是“高中补课不算违规”。“但新东方（被举报）之后，很多机构也不敢补了。”
为了寻找经营的合法途径，左峰尽量不做任何实际收费和课程的介入。家长和老师之间都是一次性买卖。上一节课给一节课的费用。就连家长愿不愿意继续选择跟这位老师合作，他也不插手。左峰还考虑将线下教学都转到线上，找了老师录制视频课程。
他看好“一对一家教”。这种形式会让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的联系更加紧密，超出原来通过教学机构建立的短期师生关系，有的大学生家教甚至会将学生一直带到考大学，考进他所在的大学，成为很紧密的朋友。教学内容也不仅仅是应试知识，或许还能帮学生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此外，培训机构通常要抽取大量费用，家长在机构中没有选择老师的权利，而机构老师也总是使用同一套教案教学。“这样情形下，一对一家教能够针对性教学，为什么家长还要迷恋大型机构和在职老师的保障呢？”他说。
他接触过一些双减后从教学机构离职的老师，发现他们习惯了讲机构给定的资料和内容，反而在跟学生和家长一对一的沟通中不太适应。有不少家长对机构不太满意，转而选择了聘请家教，“可以说，这正是两种互补的方式。”
李敏称自己在杭州一家“托管机构”做英语老师。机构位于杭州市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内，学生都是附近小区的居民。尽管这家机构主营业务就是高中阶段的学科培训，但她还是回避“教培机构”的称呼。
根据现阶段教育部门的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高中阶段则参照执行。规定中的“参照”一词，因各地执行标准不同，的确给了一些学科培训机构存活空间。例如李敏所在的机构，就已经经营了多年，她认为，高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这给她的工作提供了一定“合法性”。
暑假时，这家机构有过百名来补课的高中学生，近五十位老师。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一对一上课，机构会准备部分教案给老师，也有老师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生的具体状况来教学，比如，李敏会在每个学生第一次见面时，询问他们的弱项是听力、阅读、完形，还是写作。
实际上，李敏今年刚刚从大学的师范类专业毕业，她的目标是去公立学校当老师，考事业编。为了准备考编，她需要一份时间充裕且自由的工作。在招聘网站上刷了几次后，发现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机构老师，她找到离家最近的一家，投递了简历，参加了一轮笔试、一轮面试，不算费力地获得了这份工作。
她发现，这家机构生源稳定，暑假时她一周七天被排满课。
机构和家教老师五五或四六分成，学生交费五百元一节课，到老师手里是两百多元。“在家教行业，500元一节课能找到师范专业毕业、工作经验三年以内的老师，工作经验超过五年的师范专业老师，课时费就要至少800元。如果是在公立学校有过任职经历的老师，课时费大约在1200～2000元之间。”李敏说。
一位家教行业的从业者告诉凤凰网，在校外课时费跟老师所冒的风险成正比，有公职的老师一旦在外面授课被举报，会被开除公职，此外，有事业编制的老师在江浙一带刚入职就能拿到十五万元左右的年薪，“他们不愿冒风险。”
李敏清楚，“托管机构”就职显然不是一条有前景的路。为了顺利考编，她以兼职的身份为机构工作，不缴社保，以保留自己的应届生身份。
今年毕业季，李敏和她的同学都在为就业情况发愁。家教的工作缓解了她的焦虑，她知道考中事业编的概率非常小，进体制“百里挑一”，而考社工、公务员，难度也不亚于事业编。她一度后悔大学选了英语专业，英语专业考编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家教的工作缓解了她的焦虑，像是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落脚地，虽然她不知道要停泊多久。她觉得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不由自己决定了，“我喜欢教东西，但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以个人为单位的家教中介在“双减”推行之后成为一种“灰色职业”。
暑假回到老家杭州，在读研一的付奇就做起了家教中介。
起初她只是想趁着假期做家教赚钱，打听了一圈发现，做一对一家教起步就要给中介交500元，还未必能对接上合适的家长。即便对接上了，也不过120元一节课，远不如做中介来的划算。家长也要额外给中介交介绍费。
鉴于做家教中介零成本、无门槛，付奇开始在微博和小红书发帖，招揽起了一群想做家教的大学生。大学生们进了她的微信群群，每天都会收到她在群里发出十多条家教需求信息：
六年级数学，要求女大学生（理科科目有获得竞赛奖的），
信息注明了家长的要求。由付奇上线的中介机构发来，付奇没有家长的资源，只能作为代理。通常这些招募要求不会写很复杂，因此一个家长会收到很多份简历，他们会来回挑选。
“杭州家长很挑剔。”付奇感觉得到。她经常看到很优秀的简历，经验丰富、学历也不错，但仍旧未必会被选中。“很多家长只是一时兴起。”
对那些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来说，家教行业就是他们的“三和人才市场”。找付奇介绍工作的，有刚毕业来杭州找工作没钱租房的，也有从广东漂到浙江的。
两个月过去，付奇总共建了三个群，积累起五百多个大学生家教。成功促成二十多单，赚了两千元。“收入还算可观，毕竟只是动动手指牵个线搭个桥。”付奇说，他并不期待能长久呆下去，只是作为一种赚钱的临时工作。
“我心理压力很大，觉得自己是在做客服的工作。”付奇感觉到，家长和家教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他们想用最低廉的价格找到大学生家教，在他的群里，想找三十元、五十元一个小时的老师的需求讯息比比皆是。“可做家教相比在便利店、餐饮店打工投入回报比又好很多，所以你又得忍受。”
几天前，就在暑假快要结束前，付奇收到几条招募信息，有刚经历了新东方关停的家长，准备赶在开学前给孩子再找一位家教补习。那位家长还特意增加了一条补充要求：希望是新东方的老师。这位家长给出了较为“慷慨”的薪酬：260元/2小时。
李悠还记得，初三时，不少同学选择不上晚自习，晚上五点下课就离开学校，六点坐在培训机构门口等待着学科补习开班，补习时间起码需要两个小时，等到补习课上完，还要回家写作业、自主复习。
“那时候，初中班主任问我们，明明‘双减’了，怎么你们每天早读的时间还这么累，同学回答，因为下课以后还要去培训机构补课，周末也要去。”李悠坦言，补课至今，效果基本上没在李悠的成绩上显现出来，但她认为，补课并不是追求成绩有质的飞跃，而是为了在其他人都在进步的情况下，成绩不至于变差。
“心理安慰的作用要比学习知识更大。”李悠说，这样的补习方式，从小学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新东方杭州校区关停后，因为授课方式变化，她感觉有些焦虑，妈妈则对孩子从机构“重返家庭”表现出了无奈。
“既能‘托管’孩子又能督促课程学习的机构关停，但现实是，家长还要工作，孩子又不能没人照顾，雪上加霜。”李悠妈妈向凤凰网坦言，孩子的未来无可避免要走国内高考这条路径，假期让孩子上补习班对她和孩子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
“以前也和现在一样，大家都是偷偷的……之前说‘双减’，大家都不能（在校外机构）上课，但其实所有人周末都会去上课的。” 李悠妈妈说，培训机构为了规避“学科类培训”，会挂上“素质培训中心”的名头，李悠在线上线下都接触过新东方的学科类培训课程。这些培训课程在哪里开班很容易能打听到，一方面是通过同学家长了解，另一方面，以学生家长的名义直接找培训机构询问，对方也会和盘托出学科类培训课程内容。
网络上，举报新东方事件引起了激烈争论。几乎所有家长身份的留言都倾向于表示，“学科类补课”是一种刚性需求。一位家长在浙江省政务留言平台说，周围的学生都是私下组班或一对一补课，查处了新东方，更多的学生将转为“地下补课”，“不是补课才卷，是因为卷才补课。”
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具体而准确的数据统计，但受访中介、家教老师都表示，前来咨询家教的家长更多了。
“下了课没有机构可去，只能回家，家长为了营造学习氛围会请一对一的家教；另一面是补习机构老师流出，演变成了另一种家教。”一名从事兼职家教的大学生表示，她从半年前开始带一名成绩在班级中偏下的初一学生，每周上3小时，一个月收入2000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凤凰网，双减的出发点是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目标偏移”的状况——把“校内、外减负”等同于学科类培训机构“清零”，以示“双减”收到了成效。
“但家长和学生的学科类培训需求依然普遍存在，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疏导培训需求。”他认为，疏导需求首先要做的正是改革中高考制度，“用单一分数、本地区的排名来录取学生，家长必然有提高孩子分数的需求。一旦家长觉得学生在学校上课无法取得期望的分数，必然会寻找校外培训机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这项改革不仅应包含入学评价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还应该破除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消除家长对中考之后“普职分流”、高中分级、大学分级的焦虑。
“我们有示范性高中、超级高中、重点高中、普通高中的分别，高考之后有985、211、双一流、一本二本的划分。家长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高的分数、进入更好的高中学习，进入更好的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今后从事更好的职业，这是一个升学竞争的思维链条。”
熊丙奇坦言，这一链条存在，家长的焦虑就存在，改革任重而道远。
在现阶段，如果双减要求高中阶段参照义务教育执行双减，那么是否也要参照义务教育阶段让高中校内教育“提质增效”？具体而言，是通过教师轮岗、提供课后服务、假期托管等方式，平衡每所学校获得的教育资源发展。“但均衡发展，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在改革还在进行之中的背景下，无法疏导家长的需求，举报、关停就意味着原本透明公开的补课机构进行的教学活动将转到“不见光”的地下，他认为，“这会产生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监管之外，机构的合法资质、教师水平、收费标准、学生的安全问题都无法得到保障，退费纠纷会更多、更难。
补课需求长期存在，如何能让监管真正成为家长和学生“减负”的推手？熊丙奇表示，目前， 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正式上线，在建立统一监管平台后，可以适当调整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政策，让符合条件、有合法资质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为部分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差异化学科类培训，以此治理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把培训纳入到监管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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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殷盛琳
编辑 | 王珊瑚
做脑机接口手术是我的一场豪赌
最早知道瑞金医院的脑机接口项目是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是初代（注：第一代神经调控技术），据我所知有病友去做过了，但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也在犹豫。当时我已经做了12次电击治疗，每次治疗效果只能维持一两天，很痛苦。
2021年年末，我遇到另一个病友，他是强迫症引发的抑郁症，是通过脑机接口治好的，不过是在华西医院做的手术。我本来准备也去华西，但那边说瑞金医院做得更好，而且是专门针对抑郁症的，有临床招募的项目，我就选择了瑞金医院。
脑机接口项目有一定的筛选标准，需要你是难治性抑郁症。基本上你吃过市面上所有治疗抑郁症的药，都没有效果，而且患病史要达到两年以上。医院需要你提供很多证明，确诊病历之类的，并且要观察你当时的症状，看你是否有造假，有的人会谎报病情的。
我患病16年，几乎算是“神农尝百草”，尝试过各种药物。最严重的一次，被人家给坑了，吃到进医院差点死掉，直接体验到濒死的感觉，后来索性也撑过去了。
16年里，我的人生也被改变了。如果不是因为抑郁，我可能也能考个好大学，但现实里只能去读高职，学了五年的汽修专业。
毕业之后，大部分学生都改行了，没什么人去从事这个行业。为了应付家人，我先在餐馆里工作了一两个月。他们说毕业一定要去工作，我老妈那个时候盯着我去人才市场的。但在餐馆，我每天都感觉快要休克了，实在逃不掉。还要被经理骂，我都快哭了，一句话说不出来。
后来辞职，我就去家里的店里呆着。那会儿我家在景区里面开丝绸店之类的，我就躺在小仓库里面，拿一把椅子。让我去面对客人说什么“欢迎光临，这里有新款，还挺适合你的”这样简单的话，对我来说好像是外星人在学地球话一样艰难。话卡在嘴边，吐不出来，一定说出来的时候就是颤抖，口吃结巴。
我内心不想跟任何人打交道。有时候熟人看到我要打招呼，我内心想，我出来上厕所而已，你不要跟我打招呼。
当时做（接受脑机接口手术）这个决定，我几乎没有顾虑。因为当时我已经决定要自杀了。16年，你看不到任何希望，时间太长了。有没有希望我其实已经不在意了，我只知道那个当下非常痛苦，压抑得太久，选择自杀是死路也是生路。
既然横竖都是死，我不如赌一把，去试一下人体实验。
脑机接口的手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在脑袋头骨两边各钻一个洞，就像装修大队那种钻孔的机器一样，钻出洞来，然后再把电极条埋进去。打了麻药仍然能感觉到疼痛，太痛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痛到直接要吐出来。
第二步是在胸腔里装一个脑起搏器的核心装置。我是躺在移动的床位上被移到手术室的，把你五花大绑地固定起来，感觉自己就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猪一样。然后全麻，眼睛一闭一睁之后，我就开始呕吐了。头上还有之前立体定向仪做脑部麻醉的血，要把（嵌入脑袋的）螺丝拆掉。
手术结束了。我没有真正见到“脑机接口”的装置实物，只是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它的样子。但它已经在我的身体里了。
上吐下泻的生理反应结束，设备开机，效果很好。像中了彩票一样，我感觉“自己”终于回来了。
“鸵鸟”与“婴儿”
但效果没能持续多久。出院当天，我其实就感觉效果在衰减了，但我想是不是心理作用？接下来的几天，效果越来越差，最后好像手术白做了一样。后面，我又去了一趟上海，医生给我做了调控，当时感觉好了一点，但回去之后又不行了。
前一个月里，一直这样反反复复，我真的内心非常痛苦。因为疫情，我也不能随时去上海。后面医院给我寄了一套远程设备，直接投到电视上医生可以远程调控。
我跟医生建议说，不如模拟一下神经调控的环境，找到它的规律，让它自动调控，比如几点到几点之间，是这个靶点程序组，其他时间是另外的靶点组。医生刚开始其实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这个想法太大胆了，以前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医生让我尝试一秒开机一秒关机，以及两个靶点组的程序切换，太可怕了那个感觉，相当于一秒天堂，一秒地狱。就像《黑镜》里的虚拟人意识上传到服务器，被游客折磨一样。
直到去年4月21号，医生调成定时切换模式。但我的生活不是定时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要出门办事，但正好切换成“休息”模式了，我怎么办？有时候凌晨切换模式时，我已经睡着了，被切换的时候突然醒过来。早上8、9点自动切换成“工作”模式，因为那个时候要做核酸，是（医生）根据检测时间来设置的。
瑞金医院的孙伯民医生比较开明，他们后来给了我自主切换的权限。现在我手机里有个专门的App，可以完成模式切换。
目前App里有4个程序，我一般只用前2个。3、4是在前面两个的基础上进行的微调，靶点位置有偏移，但是效果其实并不理想，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要在点位上面，稍微移动一点点都不行。
也不能一直在同一个模式下面，如果一直处于同一个状态，时间久了会产生疲劳感，一种麻木的感觉。尤其是工作模式，是需要一定的缓冲的。休息模式相当于给大脑喘息的时间。
人都是贪心的，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一直都是工作模式。一开始感觉很好，后来衰减，直到最后没有感觉。就像每次有困意的时候强行喝咖啡把自己弄醒，最后就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感觉。
后面，我会根据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状态来调控两种模式。程序一，也就“休息模式”下，其实是处于鸵鸟状态。你把头埋在沙土里面，杜绝一切信息，在这种状态下，我连手机都不想看，只想休息。程序二，“工作模式”下，有时候会变成像婴儿一样的，感受直接，很开心。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我的两个模式的感受越来越稳定，不需要频繁切换。如果有时候太累，也会让“鸵鸟”加一下班，在白天切换成休息模式一两个小时，观察情况，再切换回来，OK，又满血复活了。这种时候，休息模式对我来说，就像王者荣耀里的“回城”补状态，而且是坐大乔（王者英雄）的电梯回去的。
现在我工作比较自由，做民宿运营，是我家里面的产业，不用去坐班。一般来说，我是看早晨民宿的情况，如果客人那边有急事的话，比如早晨7点多他遇到什么事情要咨询我，我就要提前切换成工作模式，如果没什么急事，我一般会在9点左右切换。晚上一般凌晨1点左右切回休息模式，看自己心情。
但无论怎么切换模式，都不能关闭。不然会回到真正的抑郁状态。
我会很注意脑起搏器的电量。一般来说，让电量保持在90%以上是比较稳妥的。我最近很忙，每天都会充一次电。脑起搏器和手机里的App是通过蓝牙连接的，就算是在飞行模式下，照样可以运行。
但手机的卡顿会影响App的打开。有一次我的手机电量降到了10%以下，系统突然卡顿了，我想切换模式但打不开App，那个时候是真的有点恐惧，还好后面调整回来了。现在我的手机会保持至少60%以上的电量。
还有一次比较惊险，是我第一次感染新冠的时候，烧到40.6度，然后脑起搏器忽然充不进去电了，我赶紧去咨询医疗器械的厂商，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这款脑起搏器是非常先进的器械，有过热保护机制。
脑起搏器的充电器上有电量提示，三个进度条一样的点，如果往前进，就说明在充电，如果是常亮就是没有在充电。有时候它会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那是我胸腔里的机器偏移了位置，电没有充进去。
机器装在身体里，平时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只有当侧着身子，尤其是肉比较多的情况下，去挤压它，伤口才会感到疼痛。我喜欢侧卧，有时候刚刚卡在那个位置，会感觉到。
其他一切正常。可以剧烈运动，当然也可以游泳。除了核磁共振检查时，只能做1.5T，不能做3T。
至于什么是因技术而产生的快乐，什么是我真实的情绪，我觉得并不重要。另外，我觉得工作模式下的我，就是真实的我自己。我的同学们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和他们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差不多。那会儿我的抑郁还不严重。
握住一块橡皮泥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对于它的作用，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之前我不管用什么疗法，顶多维持三个月。脑机接口能带给我多长时间的效果，我不知道，会下意识地想，会不会没有效果？会不会不行？
一周过去了，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三个月的时限过去之后，我特别兴奋，就像通过了某种考核，试用期转正了。以前像是在用手握住一把沙子，无论怎么用力，它马上就全部流下去了，我不知道原因。这次做手术，给我的感受是把一块橡皮泥握在手里，有了实感。怎么都跑不掉。
至于脑机接口带来的改变会不会也在某天突然消失，我现在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去想这么远的事情。哪天地球爆炸了也说不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在全球范围内，那么多人装了这个东西了，癫痫、帕金森病人，也没看见哪个新闻讲，机器突然失效的，对不对？顶多哪天忽然出故障，但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
很多人说，做这项手术，装这个东西只是让你变得开心。当然不是，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开心或不开心这样简单，它是生命力整个的衰弱。脑机接口对于我的抑郁状态有改善。
最明显的变化是食欲。以前经常觉得自己不怎么饿，没有吃东西的欲望，吃东西对我来说只是填饱肚子的行为，会觉得麻烦，吃什么都是一样的。连上厕所我都觉得麻烦。
但是现在，只要一切换到工作模式，瞬间就会感觉到饥饿。身体的感受力比以前更敏锐。我做手术之后，身材都变形了，感觉是“副作用”，本来可以去做明星的颜值（笑），现在胖得像只猪。我身高1米83，体重现在87公斤，没办法，是幸福导致的，快乐这个东西，没办法的。
我目前在苏州运营民宿。之前抑郁状态时，基本遇到什么问题我都找我老爸，每次去民宿里打扫卫生，我都要喝很多咖啡，再喝红牛，然后再抽烟，再喝水，需要一系列类似兴奋剂一样的东西才能保持状态。在线上接待顾客，我只能机械式的回复，一定打字，不敢打电话的。现在我算是应对自如了，而且很享受这个过程。遇到难缠的客人，我也没什么好怕的，可以直接面对冲突。
在患有抑郁症的16年里，唱歌是我缓解痛苦的方式，给我很多力量。做完脑机接口手术后，我感觉唱功明显提升了，医生说很多病人在做完手术后音量会提升，确实是这样的，那是对声带肌肉控制能力的提升。
唱歌是有序的，是可以预知、可以控制的，永远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存在，所以它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财富。
我现在自己在外面住，虽然偏一点，但是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小区，人车分流，而且远离我的父母。说实话，我父母至今都没有办法理解我这个病，包括我装了脑机接口以后，他们不了解这个技术，也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记得签手术同意书的当天，医生会正常告知风险，说最严重的会是死亡，其次是成为植物人，或者没办法掌控身体一些器官的机能。我妈当时就哭了，哭着说，我不要听，几乎都要跪着求我不要做。我犹豫了5秒钟，然后签了字。
长痛不如短痛。我感觉自己无路可走，因为我不甘心，我有一种执念，为什么我就要这样沉沦下去？为什么我不可以快乐起来？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做不到？
许多人做完手术之后，就消失了，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隐私。他觉得这个东西，相当于半机器人对不对？包括网友，很多人去调侃，说这是赛博朋克半机器人。我愿意出来说这么多，是觉得总要有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让抑郁症患者们知道，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这个（公开表达）事情无非是影响以后择偶的问题，结婚之类的，我不考虑这个事情了。
如果能够穿越时空，重新回到2021年年末，就算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依然会去选择做这个手术。
编者注：
吴晓天完成的这项手术，是首次用具有脑机接口功能的脑起搏器，多靶点联合刺激治疗抑郁症。项目主导者孙伯民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尽量简单地解释这一过程：“人的大脑中，神经聚集，形成神经核团。有些神经核团控制人的运动功能，有些管理情绪。所以我们想，植入脑起搏器后，电极刺激和情绪相关的神经核团，或许就能够改善抑郁症。”
孙伯民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研究初期，项目面对很多争议，“瑞金医院伦理委员会很重视这项临床研究，也很谨慎。前后不断补充材料花了一年时间，反复论证研究，最后才得以通过。”
这项技术并非没有风险。根据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研究，侵入式技术需要通过手术把电极植入大脑皮层，可能会对病人产生许多损害。比如植入物的排异反应，改变情感和个性等长期伤害。
另外，电极也有时效期。最长2～3年就会因为神经胶质细胞等包裹，不能持续记录神经细胞的放电信号，信号质量逐步下降，电极性能也会慢慢失效。病人可能会因此遭受二次伤害。
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也梳理过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人类身份、自主性、大脑数据隐私等。
比如，它可能会侵犯我们思考自由的权利，“在过去，思想在本质上被认为是私有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访问。然而，技术手段改变了这一局面。”
它也可能冲击人格尊严的权利。“研究表明，一位使用大脑刺激治疗抑郁症长达7年的患者，在焦点小组中表示对自身身份倍感困惑，开始怀疑他与他人交往方式是自主决定的，还是由所佩戴设备所决定。这种自我身份的混乱会带来许多困扰，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情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