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妻十二年，离婚一年半
今年夏天，华中地区的盛夏依旧酷暑难耐。彼时，距离我发现老莫出轨，火速搬家分居，果断立案起诉恰巧满一年。去年准备离婚时，我写了一篇《为妻十二年》，没想到一年后，我只能写一个未完成的后续。
8月初，我收到薄薄的一纸判决书：“本院认为，原、被告系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双方结婚多年并生育一子，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为了更好地维护家庭稳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对原告诉请离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意料之中，却又超乎情理之外。
这一年艰难诉讼的时光格外漫长、难熬，陪伴着我的好友们得知结果，几乎都是同一个反应：“证据齐全怎么就还不判离？女人离婚才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他们和在无数个日夜里纠结此事的我一样，无奈又气愤。
可无论何种情绪来袭，无论未来还需要多少次奔走，我对于离婚这件事的无比坚定，从未变过。
1
2022年8月，常住地的区法院正式对我起诉老莫离婚纠纷一案进行立案。收到传票后，从未做过被告的老莫立马炸了毛。最爱面子的他大概永远也未曾想过，相处十多年的妻子会将他告上法庭，毫无征兆，且不留余地。
老莫不知道我彻底放弃这段婚姻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出轨，而是摊牌之后他用拙劣的借口拒不承认，并且暴虐地对待我和儿子康宝，毫无悔意。那一刻，我百分百确认，这个男人不配继续和我共度此生。
我带着康宝火速搬家。起初，老莫以为这只是我的一时气愤而已，过了一两周仍不见我有任何妥协，便开始不断打电话威胁：“只要让我看到孩子，我就立马把他带回老家，你不撤诉，一辈子别想见他！”
考虑到孩子的读书问题，我在学校正对面的小区整租了一套三室两厅，距离原本的家只隔了两个路口。租房协议用的都是我母亲的身份证签的，就是怕老莫知道我的新住址。没想到，他很快就在夜里找过来，威胁我开门，直到物业来人才肯离开。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从在中国移动工作的朋友处查到我手机办理了新的居家网络，从而得到了我的新地址。往后的半个月，他又上门来敲过几次，见无人回应，只好作罢。
暑假结束前，我跟康宝的班主任打了一次很长的电话，如实说明目前家里的状态。班主任老师同为女人，在我平静的叙述里能与我共情，她的一席话让我安心：“以后放学家长接送时，我只认你和孩子外公，我也会和其他值日老师沟通好，在学校肯定不会让孩子爸爸在你不知情时带走他。”从老家赶来帮我照顾康宝的父亲也总宽慰我：“大部分无赖都是嘴上喊得欢，实际什么事也不敢做。就算他把康宝抢走，也没人愿意帮忙照顾的。”
我想了想，确实，老莫失去了我和孩子，好像就成了一座孤岛：酒肉朋友不会照顾他的起居、关心他每一种小情绪；老莫的爸妈连续照顾两个孙辈多年，早就想过自己的生活；小姑子珍珍刚刚二婚没多久，自然也不会让人打扰到自己的第二春。这么一个平日里耀武扬威的男人，其实身边并没有几个靠得住的亲朋。
见不到我，老莫只能时不时打电话来吵，无非围绕着几个“狠招”——要么叫嚣带孩子回老家再也不让我见到，要么扬言一早来我公司闹，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把老公告上法庭的泼妇，要么就乱喊一通让我爸妈和律师不得好死的俗言烂语……那时的他之于我，真的从枕边人摇身一变成了无赖泼皮。
见我不为所动，隔了一个月后，老莫的态度慢慢缓和下来，开始示好，时不时借着给儿子送牛奶、水果的由头，对我说些软话：
“孩子还小，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真的没有出轨，只是跟她暧昧。”
“你只要搬回来，我一定什么都听你的。”
……
每次他承诺的时候，我脑海里总会闪过过往十多年里，无数次差不多的画面：
“你放心生，孩子我一定亲自帮你带。”
“工作别太累，我的钱都给你花。”
“放心，我即使回来得晚，也是睡在车上了，绝对不会乱来。”
……
过往他那些从未兑现过的承诺，如今成了强心剂一般，坚定了我离婚的决心。我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不为所动，绝不会把自己的善良变成刺向自己的尖刀。
在老莫又一次的言语威逼后，我还是拨通了公婆的电话，用最平静的语气告知他们儿子出轨的事实，发送开房记录、小三的录音供他们查阅。婆婆只是淡淡回复了一句：“搞成现在这样，你们俩都有错。”在那之后，我拉黑了她的微信，因为内心已经确定，这样宠坏儿子的母亲，不会讲道理，她只会站在老莫那一边。
2
10月10日，法院邮寄了传票，通过短信发送了《案件受理告知书》等一系列的文书。在缴纳诉讼费后，又等了些时日，我的代理律师吴叔告知我：“案子将在11月14日开庭。”
收到传票后的老莫又暴躁了几天，还是老三样，上门敲门试图面谈被拒，电话威胁我：“不撤诉就弄死你！”我早就习惯，只是笑着表明自己的态度：“随便！”他甚至还来我公司找过我一次，只是恰巧我外出工作，早就知道此事的前台同事并没有过多搭理他。
我一直满怀期待地等待开庭，老莫不闹腾、情绪平和的时候，我也会让他带着孩子过周末和爷爷奶奶见面聚聚。我知道即便自己被伤害得再深，也不能剥夺孩子享受父爱和祖辈关心的权利。
搬家之后，我很少像过去一样郁郁寡欢，甚至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哭过。有爸妈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有了更多空闲时间跟康宝独处，陪他运动、休息、游玩。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爸妈和康宝一起出门，露营、参观矿物博物馆、植物园，又或者去吃各类美食……
从康宝出生开始，家里一直是“丧偶式”育儿。老莫不管孩子的学习，但在康宝考试分数不好时，他会扮演“严父”的角色，狠狠地打骂孩子。他很少下厨给孩子做饭，如果康宝不舒服，他就会抱怨是我们做的饭有问题，害孩子得病……在老莫眼里，女人的职责就是确保孩子身体健康、心智聪慧，但凡有一点问题，就是母亲的失职。作为父亲，他觉得自己有权利随时对家人发火，对儿子进行管教。老莫偶尔会带康宝出去吃饭、玩耍，这些本应是一个父亲的日常行为，在他看来却成了自己额外的付出和贡献。
分居后，康宝不再受到父亲突如其来的坏脾气困扰，我们通过理性沟通来教育孩子。康宝的生活变得更加开心、充实和自信。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床边给他修剪小脚趾甲，他突然摸了摸我的脸：“妈妈，以后我长大了，要给你买宝石头盔。”我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他说的是电影里女王戴的皇冠。我忍俊不禁，心里却有汩汩暖流涌过。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老莫对我来说仍是一枚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我在网上阅读其他离婚故事时发现，有一位已经离婚的女士出了意外，她的前夫不仅自动成了孩子的监护人，还能够合法地使用孩子从母亲处继承到的所有遗产——原来，即使离了婚，老莫也有可能用着我的存款，继续花天酒地。
在意识到有这种可能性之后，我迅速委托律师起草了遗嘱，并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当天，我带好户口、身份证件，以及名下财产的证明文件，包括房屋产权证、银行存单。同时，我还向目前工作的公司索取了亲属关系证明等文件。在公证处人员的指导下，我填写相关文件，缴纳费用。至此，我的遗嘱才合法地完成了公证。
往后，如果我不幸身故，所有现金存款将归父母所有。我相信他们会善待唯一的外孙。至于房屋、车子，我所占的部分将由孩子继承。
遗嘱生效的那一瞬间，我感到安心了许多，获得了额外的保障，同时也消除了一份潜在的风险。
“双11”当天，法院突然通知我，老莫提出了“案件管辖权异议”，需要我前往法院进行沟通。
待我匆匆请好假赶到法院才得知，老莫开具了一张他在小姑子珍珍所居住的小区长期生活的证明。我知道证明是假的，却也毫无办法——想来也是讽刺，那套房子是珍珍为了提防二婚老公偷偷买下来的，当时我们还特意陪她看了很久的房源。老莫那时跟小区物业混了个脸熟，这一纸证明想必开得格外轻松。
我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车辆进出、水电费缴纳明细等等证据，证明老莫其实仍一直住在我们婚后购买的居所，要么直接同意变更案件的审判区域。法官与吴叔都建议我，不如按照老莫提出的申请，答应更换法庭，移交案件的速度一定会比举证、再次跟被告方确认等等流程快速许多。
在专业人士的建议下，我点头同意。
吴叔无奈地说：“你这个老公不简单，一定也是私下里咨询了律师，依法合理拖延时间，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
原本预计案件移交完毕能在2023年1月开庭，谁知新冠席卷了整个城市。等法院的工作人员跟老百姓一样“阳完了”，各个区的法院都积压了很多案件，再着急也只能规规矩矩地排着队，等开庭排期。
3
今年1月初，全家首次“阳康”，父母还有些咳嗽，加上康宝的寒假并不长，我们一致决定，今年就在本地过冬，没有像往年一年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年。
除夕夜，我们做了些家常菜。没有“外人”在，我陪着爸妈和孩子一起看春晚、打打斗地主，其乐融融。晚上9点，老莫打来电话，说要来接孩子去我们原本的住所和爷爷奶奶放烟花：“今晚就让他住我那边，也让我好好陪陪他。”
我并不愿意让孩子大晚上来回折腾。我们分居后，老莫从没给过一分抚养费，孩子生病、日常检查身体都是我请假带他去医院。他爷爷奶奶除了偶尔给他买一堆垃圾食品和零食，从未想过到底什么样的生活和习惯才是小朋友真正需要的。
老莫和他的家人永远只在自己有空、有精力的时候出现，对康宝展示所谓的亲情和爱。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父母也并非明事理的长辈，他们极度爱面子，在新年这种需要“一家团聚”的时刻，才想起小孙子“应该”陪伴在身边而已。
父亲劝我：“毕竟孩子是他们家的长孙，你婆婆虽然不明事理，但康宝小时候那几年也是由她带大的，过年么，就让他去那边吧。”
有了我的应允，老莫很快接走孩子。可快零点敲钟时，康宝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想回我们自己家。”
那一晚，全国人民大概都在团圆，我和母亲在新年钟声响起之前，步行去了旧居所，接回了伤心的康宝。孩子回到家里，我才知，老莫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后，在大年夜就去跟所谓的朋友喝酒、打麻将了，压根就没回家。在老莫父亲眼里，零点之前不放鞭炮就炸不走第二年的霉运，而康宝一心想等着爸爸回来再放烟花，拉着爷爷不让他动买好的鞭炮，同样暴脾气的爷爷就冲他发了火。想着准“前公婆”的样子，我只觉得可怜又可笑，是怎样愚蠢的父母才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又安抚不了自己的孙子？同时，我的内心却有着一丝另类的雀跃：还好我同老莫分居，并且无比坚定地坚持离婚，不然，在未来的无数个节日，我都会被老莫和他一家各种不可理喻的事情所牵绊。
春节过后，我仍盼着案子能早点有进展，拖到了2月，老莫申请移交的法院才接收了我的案子。又过了1个月，律师通知我：“咱们的案子，排到5月底开庭，这都算快的。”
彼时，距离去年立案已经过去了7个月。
原本我对吴叔是极度信任的，他的女儿是我和一位闺蜜欣欣共同的朋友，之前欣欣也经历了一场离婚大战，请的吴叔帮忙处理，才争取到了想要的结果。出于“熟人”间的信任，在确定要诉讼离婚之后，我就第一时间找了吴叔咨询。
吴叔年近50岁，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和圈内人脉。去年8月，我把所有梳理好的证据呈现在他面前——一叠厚厚的资料，包含老莫1年内的微信账单流水、在外开房水单，多段录音，包括他威胁我的录音以及小三承认他们不正当关系的录音。另外，还有2021年年底老莫和我因琐事大吵一架后去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的回执单。只是那次冷静期过后，他又反悔不愿意离，彼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有越界行为，考虑到康宝的成长，也只好作罢。
我将大概的纠纷经过细细讲给吴叔听，并告知我的诉求。吴叔表示：“像你们这种之前就去登记过离婚申请，只是冷静期到了又没去的，又有对方开房证据，那应该能在3到6个月之内解决。”
那时，我还不知道《民法典》颁布后，法院对于离婚案的处理“习惯”——不涉及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且一方不同意的前提下，首次起诉都不会判离。听闻吴叔淡定的承诺，我便很痛快地把案件交给他代理。
起初吴叔表现得很积极，整理好文书、诉状等等，很快就约我一起去法院立案。案件的代理费根据原被告双方资产估算来定，吴叔告诉我：“你这个案子，如果按市场价来说，至少要10万到20万元的费用，你是我女儿的朋友，就给5万的辛苦费吧。”他还表示，这就是包含除了法院诉讼费之外，跟案件相关所有的费用了，会一直负责到我实现离婚目标为止。
当时我只想着有钱律师才好办事，很痛快地一次性支付了全部代理费。因为律师费算是打了折，我心里过意不去，所有证据都亲自收集，整理得清清楚楚。原本有些该律师出面处理的部分，我也尽量自己办理，尽量不麻烦吴叔。我知道，作为资深律师，吴叔手上一定还有许多其他案件要处理。
直到老莫开具虚假居住证明、申请更换审判庭来以拖延时间时，我才意识到打官司还有许多合法的“漏洞”可以利用，而吴叔从未告知过我这些。从一开笃定地说案件会在6个月内处理完毕，到后来案件由于各种正当理由而被一拖再拖，吴叔只是表示：“我也不知道你老公这么难搞。”“那刚好全城都阳了，法院就是这个效率没办法。”
在诉讼期间，吴叔并没有提醒我去开分居证明、保存租住居所水电气缴费单等可能对我有利的细节。但我又不能完全说吴叔不负责——在案件从原法院移交到新法院的过程中，吴叔去档案室托了熟人，才把我的案子从小山一样的文件堆中找出来，亲自送去了新法院的接收室。否则，我的案子估计要到下半年才开庭了。
4
在等待移交和开庭的日子里，我逐渐认清现状，抱着“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的心态，开始自我治愈。
分居后，我突然拥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爸妈不仅帮忙接送、照料孩子，还做花样繁多、营养全面的三餐，像洗碗、清扫、采购居家用品等等家务都不要我沾手了。那些以前需要我花费大量时间承担的“责任”和隐形的“家务”，突然就从我肩头卸了下来。和公婆一起生活多年，我一夜之间又做回了爸妈的“宝贝女儿”。
有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我的幸福感也大幅度增加。每周，我都会去游泳、练瑜伽，偶尔还会“撸铁”、做力量训练。原本总是延迟的生理期变得规律了，即便因为工作原因需要晚归或应酬，我也再不会压力重重——毕竟现在的家里不会有埋怨我“怎么不按时回来带孩子”的公婆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换发型、做美甲、做美容，买自己喜欢风格的衣服，按自己的时间和闺蜜们聚会，不再有人以批判的目光审视我的一切，询问我花了多少钱。
除了日常生活的“升级”，我还去体验了以前一直想做的事情。结婚那年，由于老莫忙，我们连婚纱照都没时间去拍。现在想想，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约了摄影师，一个人去拍了写真，记录自己即将恢复单身贵族的时光。我还和朋友一起去潜水咖啡厅体验自由潜，去福州旅行放松身心，带家人参观了孩子最想去的省博物馆……如今，我做所有事情的前提只有一个：心里开心，卡里有钱。再也不用等着另一个人反复承诺，最终收获一场场失望了。
而老莫仿佛对我们的关系似乎还抱有幻想。
初春时节，我带着孩子回到原住所去拿当时没来得及带走的一些衣物和课外书籍，老莫用平板电脑新装的游戏支开康宝，把我强抱回主卧，企图和我发生夫妻关系。我冷静地告诉他：“你再敢碰我一下，我就告你婚内强奸！我最后跟你科普一次，《刑法》规定，婚内强奸可以判到3年以上、10年以内。”
在我毫不留情地奋力抵抗中，他只好悻悻作罢。那一张欲望不能被满足的嘴脸，只让我觉得更加恶心。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回原来的家接孩子或者拿东西，关乎接送孩子的事情，也只愿意在公开场合处理。我买防狼喷雾，以防万一，也开始规划去学习点格斗或者散打技巧。
4月初，法院通知我缴纳1万5千元的诉讼费。随着开庭日临近，我开始在抖音、小红书平台上搜索关于离婚案开庭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做足准备，争取到最好的结果。通过在网络世界观看各种案例和经验分享，我才意识到，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大多面对另一半出轨、家暴、赌博等问题无法协议离婚，也对诉讼离婚、保留证据、维护资产等方面毫无头绪的年轻女性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在往上留言询问，查看无数个帖子后，纠结如何迈出第一步。
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定期在小红书上分享有关查证另一半出轨、起诉、合理合法取证、聘请律师和在诉讼期间如何重塑自我等攻略。在简单陈述每个阶段的故事后，我提供了具体注意事项和操作方法。
令我惊讶的是，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粉丝数量从最初的30人增长到了近400人。每晚登录后台，我发现全是女性发来请教各种问题的私信。有被丈夫家暴3年多的乡村农妇，身上毫无分文，不知道如何离婚；有和我一样的城市白领，丈夫反复出轨，但孩子太小，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决定；还有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孩，去警局领回因嫖娼被抓的丈夫，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生下两人的孩子……
我认真阅读完每一条私信，尽量利用我在危机公关方面积累的经验，给她们一些客观的建议。然而，我知道这些私信背后一定隐藏着无尽的眼泪和无奈。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面对自己破碎的生活时，仍不忘宽慰我几句，甚至有些女孩的问题远比我所经历的更加残酷和严峻。
后来我发现，自己原本随意的分享、记录以及与这些素未谋面的女性的对话，也在慢慢治愈和提醒着我。通过她们，我得知了保留分居后的缴费明细和租房合同作为未来有力的证据的重要性。有人提醒我，首次起诉如果没有判离婚，应该如何申请法院退还诉讼费；也有人留言说，首次起诉99%都不会判离婚。她们温和又坚定地向我提供着关乎离婚的所有细节，要我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建设……有些女孩们无私地分享给我的细节，甚至连我的律师都没有告诉过我的。
5
在我做开庭准备的期间，早已失去工作的老莫告诉我，他一直在积极面试，只是不想以离异的身份入职，一旦找到工作，他将按照我的意愿办理手续。然而，我依然不相信他所说的任何话。
到了5月底，老莫告诉我，他陆续参加了几家公司的面试，有外企，也有本地龙头企业，但他总觉得岗位不够高或者薪酬达不到预期，或者招聘被取消。1年半过去了，他依旧闲赋在家。
我则焦灼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首次开庭日。开庭前几晚，每到凌晨，我都在脑海里反复模拟我和老莫的对峙场景：如果他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我要如何应对；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显得得体又慎重；如果他在庭上暴怒又要打我，法警会不会及时制止……
5月30日，我和吴叔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通知上写着开庭时间是9点30分，但直到10点，法官才匆匆赶来。老莫那天压根没有出现，这次没有被告的开庭，成了“走过场”。
法官是一位女性，接过我们的诉状后，她简单地看了眼，没有在庭上查看我整理的一沓证据，只是例行询问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孩子多大了，什么时候结的婚，大概的资产状况等等。
没有律师的辩护，没有庭审上的对峙和辩解，整个开庭过程不到15分钟就结束了。看着空荡荡的被告席，吴叔突然对我说：“按法官的意思，这次被告不出席，你们又涉及大额资产分割，应该是不会判离了。”
我内心霎时既委屈又愤慨，原本想反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承诺我6个月内一定能解决呢？”
“我也不知道法院不认我们的证据。”他说。
看他也一脸无奈的样子，庭审又已成定局，我也无心争吵。
当天下午，老莫假惺惺地打来电话，声称自己前一晚有应酬，所以早上没起来。他表示，如果我不争抢房产、车子和车位，双方各自存款不动，他愿意给我50万的补偿，调解离婚。我挂断电话，不禁冷笑，这些糟糕的借口只让我更加坚信，不论花费多久时间，耗费多少精力，远离这个无耻的男人是我此生做出的最正确的抉择。
后来，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老莫背后有一位也不愿意与发妻离婚的朋友给他支招儿。不出庭，就表达自己不愿离婚的意愿，我国法官平均每年要审理500多起案件，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涉及离婚案且被告不到场，法官就会“走过场”，一定不判离。这样，老莫就能在未来的一年半载里，再想想办法。
只有我知道，老莫为什么如此拖延离婚这件事——他并非多爱我，只是对他而言，离婚是弊大于利的。中年男人不肯离婚背后的真相，无非是考虑经济成本、时间消耗、年龄焦虑以及面子工程几个方面。对他们来说，失去免费保姆、失去一个能够分担风险的伙伴比失去情感更让他们痛苦。更何况，他失业1年多，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晚一点离婚他就能多分走一部分我的收入。
所以他仍然时不时地跟我道歉，希望我能带着孩子搬回去，只是依旧不承认自己出轨。我非常相信偶尔读到的一句话：要是你什么都能原谅，那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活该。对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狠一点，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公平。
首个开庭日失败，根据法院的效率，还需要等待2到3个月才能得到判决书。尽管知道大概率的判断结果，我仍然决心全力以赴，在这段时间里，合理合法地做我能做的一切，争取在首次起诉时就能获得离婚判决。
我一遍又一遍地梳理手头的证据，其中包含老莫和小三开房6天的记录，小三亲口承认事情经过的录音，他殴打孩子的视频以及无数次威胁我和家人的录音。此外，我还有一沓厚厚的他的银行流水账单，里面记录着他无数次在酒吧和KTV的大额消费，以及为小三购买奢侈品的情况等等。后来，一位小红书的粉丝提醒我，我还可以补充孩子亲口描述爸爸打妈妈以及孩子愿意跟着我生活的视频作为证据。
知道吴叔心思不在我的案子上，我又去找了几位不同的律师咨询，甚至还找了远在天津做法官的大学同学请教。
在6月底，我重新前往法院，递交了一套新的资料作为补充证据，以支持我的案件。这些资料包括之前老莫威胁要藏起孩子而我报警协调的出警记录、儿子亲口录制的视频，以及我对案件的客观补充说明——法律规定如何、本案事实如何。希望通过清晰的逻辑和铁证般的事实，打动法官。
7月底，老莫突然联系我：“有猎头给我提供了一个青岛的高层管理岗位，已经面试几轮，你一直不回头，那我可就准备去了。”
想到老莫能离开我和康宝居住的城市不再骚扰我们，我爸妈都开心极了。我立马趁热打铁，想要劝说他同意离婚：“那不如你告知法官你同意离婚，一审我们就让法院做资产分割。”
老莫电话里虽然同意，可我知道，这事儿也许另有波折。果然，在联系吴叔之后，我得知双方确认离婚意愿，必须本人亲自到法院说明情况并签字。
但凡任何需要老莫花时间的事情，总是不会太顺利。我们原本约定在周三下午2点见法官，但老莫临时又说：“新公司要我打印银行流水，隔天就去报到，我可能要晚2小时到。”我和吴叔只好向法官道歉，又重新约定了下午4点的时间。然而，到了4点，老莫却不接我电话，只发来微信：“我这边还没搞完，这事儿是小事情，没我入职重要，等下次回来再说吧。”
跟法官再次致歉后，我走出等候区，也放弃了对老莫最后的一丝丝信任。
自从我踏上诉讼离婚之路，就像是一位苦行僧，万般意外和无奈都成了一种修行。经过2个月的焦灼等待和不断自我治愈，我终于收到了一份判决书，正如吴叔所预料的，首次起诉并未获得离婚判决。虽然我早已做好心理建设，但想到因为离婚未能成功而浪费了一年的时光，心里难免失落、难过。
然而，在我经历了几天的失眠、焦灼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
6
在老莫启程奔赴青岛入职的第二天，我和老莫共同的朋友小西，不知从哪儿得知了我起诉未判离的结果，他主动跟我说：“姐，其实有件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老莫曾因性骚扰被报警过，这事儿也许对你有用。”
在小西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得知，从2022年9月起，也就是我和老莫分居的第二个月，老莫便开始跟一个女孩搞暧昧。11月，他喝醉了酒，试图强奸那个女孩，对方报了警。
我和小西只是点头之交，很意外他愿意这么帮忙，甚至给了我那个女孩的电话。他一再跟我道歉：“我知道老莫脾气不好，也只敢在他离开以后才说。其实，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我笑笑表示没关系：“没有离不掉的婚，多消磨一年青春而已。”
隔天晚上8点，我在次卧点开手机录音，拨通了那个朵朵的电话。起初，我担心朵朵会很抗拒和我接触，于是我带着全部的诚意，先把我和老莫的过去种种说给她听。也许朵朵也曾被渣男伤害过，多少对我有些共情，就在电话里把老莫对她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
早在2018年，朵朵因经营玉石工作室和老莫相识，老莫找她买过几次手串，他们逐渐熟悉起来。那年年底，朵朵的母亲患癌过世，老莫在葬礼上忙前忙后，还开车帮忙接送朵朵亲友。那之后，两人关系逐渐变得亲密。当时，老莫告诉朵朵，说自己已经和妻子分居很久。
2019年春，朵朵飞去重庆找闺蜜游玩，而恰好老莫也在重庆出差，通过朋友圈得知朵朵也在后，强烈要求朵朵和闺蜜一起与他共进晚餐。饭后，老莫绅士地提出送两人回酒店。朵朵回房后，老莫却突然发来信息，说要到她的房间坐会儿，聊聊天。当夜，朵朵已经发现老莫似乎有些不轨的意图，于是关机，没有理会。那之后，朵朵再也没主动联络过他。
到了年底，老莫为工作频繁参加饭局，有一次他以对方对玉石感兴趣的名目，邀请朵朵一同出席。晚餐时，朵朵发现几位老男人不断给她灌酒，席间的情色话题也越来越多，便找了个借口早早离场了。事后她才得知，老莫原本想在那个酒局上灌醉她，然后将她“送给”其中的一个领导。这件事情让朵朵心中警铃大作，和老莫的交往就此淡了下来。她刻意不给老莫任何见面的机会，仅仅保持朋友圈点赞的关系，偶尔也通过同城快递卖几只小手串给老莫。
到了2022年9月，朵朵发现老莫在她这里买手串的频次突然高了起来，她虽然尽量不和老莫见面，可老莫总在微信上反复告知她：“我已经和前妻正式办完了所有离婚手续。”
朵朵虽然对老莫没有任何想法，可也没直说对他不感兴趣。2022年11月是我起诉老莫的第三个月，没有了我的日常陪伴，老莫也许是急需宣泄，经常在凌晨给朵朵打电话诉苦。
11月8日，半醒半醉的老莫在夜里不停敲打朵朵家门。朵朵无奈，只能开门，试图劝说他打车回家。老莫却推着朵朵径直倒在了沙发上，撕扯她的衣物，试图强奸她。好在朵朵是个勇敢的姑娘，她毫不留情地踢打了老莫的下体，又捡起扫帚上的不锈钢棍，大喊着把他赶出了家门。朵朵知道老莫性格暴躁，独居女生终归怕无赖上门报复，当晚，她拨通了亲弟弟的电话，让他赶来她家。
后面3天，老莫一会儿在微信上道歉，说自己是一时冲动，一会儿又骂朵朵：“这些年老子帮了你多少忙，在你这买了多少东西？你怎么就不把我当自己人！”
“双11”白天，我在法院处理老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当晚，老莫却又敲响了朵朵的家门，没想到开门的是朵朵又高又壮的弟弟，他一把抓住老莫。在弟弟的陪伴下，朵朵报了警。也许是命中注定，当天上门的张警官，竟是当初老莫阻止我搬家、威胁要藏匿孩子逼我报警后，上门调解的那位。
老莫在朵朵家门外，拿出手机里和朵朵的聊天记录，不停解释：“我们是朋友，我没骚扰她。”可朵朵却直接播放了之前老莫深夜打电话给她口无遮拦的录音。张警官大概也记得老莫的一些不良行径，当晚就告诫他：“如果再来上门，或者电话骚扰这位女士，我就拘留你。”
没在朵朵那里占到便宜的老莫，后来对外跟朋友们宣称，朵朵是出来卖的风尘女子，因为价格没谈拢，才跟他闹翻了。诽谤和辱骂似乎能让老莫一解心头之气，也更加让朵朵确认要远离这个人渣，在所有通讯、社交平台上，她彻底拉黑了老莫。
我同朵朵讲了这一年的离婚诉讼所经历之后，朵朵主动提出：“只要有我能做的，对你起诉有利，我都愿意帮你。”
第二天，我在朵朵家小区门口接到了她，一个很温柔、瘦小的女孩，却有着坚毅而果敢的眼眸。我们在张警官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记录老莫“性骚扰”的出警记录，朵朵甚至贴心地写了情况说明，签字、按手印，附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便我呈交法庭佐证。
吴叔得知后也提醒我：“千万不要让老莫知道我们有新的突破，要在第二次起诉时，给他致命一击。”
至此，我的离婚诉讼，仿佛在短暂的黑暗中，重新凝聚了些许光芒。
老莫抵达青岛后，马不停蹄地跟着新老板出差，好像已经投入了新的角色。我出于私心希望他年入百万，再遇良人，尽快放弃我们的婚姻。吴叔和我一起算了算日子，首次起诉判决书在8月10日后生效，我们只能等待半年，也就是在2024年2月10日后，继续二次起诉，而那一天，刚好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
相信等到新的一年到来，我一定等得到期待的结果。这个结果无关乎情爱和过往十多年的时光，它是重启我人生的一把钥匙，也将在这些风雨呼啸而过的日子里，去见证一场公平。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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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读完了5年小学，我顺利地考上了初中。那个年代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普及，分数不够就上不了初中。我的小学同学大部分都辍学了，即便是这样，我读初一时，新生还是挤爆了中学。往年的初一都是6个班，到我们这一届变成8个班，一个班坐90多人，教室里挤得像北京的公交车。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开学那天，有一个女生从教室的后门伸头往里看了一眼，说：“哇，这么多人呀！算了，坐不下了，我不上了。”说完，扭头就走了。
我们入学后，学校开始建新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全乡人民每人出50.56元。1996年，学校又开始建礼堂和新食堂，全乡每人出30元。我们乡有4万多人，在那个年代，这种“集资”是一笔巨款。后来听同学们说，当时的杨校长贪污了不少钱，被抓起来了。
我的大多数同学都留过级，有的还一留再留。有个同学，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读二年级，等我读初三的时候，他才去读初一。到了初三就不让留级了，有的学生没考上高中，就重回小学读五年级。学校里有些初三男生都十八九岁了，胡子都黑了。
由于没有留级，到初一时，我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几个男生之一，个子也是最矮的。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我面黄肌瘦。开学的时候，好多同学都有家长送。我爸我妈都没来送我，我只能自己用自行车驮竹帘、被子和大米。（竹帘：卧具。以前农村很常用，年轻人没见过。把手指粗的竹子截成两米长，刮去节疤，用细绳子编起来。）
那是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没有挡泥瓦，也没有刹车。想停车下的时候，要抬脚踩住前轮，靠鞋底和轮胎摩擦来减速。我的个子太矮，骑在车杠上，伸着脚尖勉强能够踩到脚蹬子。50斤大米装在编织袋里，放在后座上。走到半路，自行车摔倒了，米袋也摔了下来。我扶起自行车，想把米袋重新搬到后座上，却搬不动。我又把自行车放倒，把米袋掀到后座上，却不能把自行车扶起来。我累得气喘吁吁，毫无办法，直到天快黑了，遇到一个过路的好心大叔，才帮我把米袋搬上了后座。
从家里带来的米要在学校食堂换成粮票。粮票是镇上的通用货币，可以在街上的商店里买东西。1斤面值的粮票当1元钱用。家里每周让我用8斤半的粮票，都是计算好的，一两都不多——每周6天课，一天3顿饭，每顿饭都要用半斤粮票，星期六放学就回家，晚饭不用在学校吃，这样一算，每周要在学校吃17顿。偶尔有个双休日，我就非常高兴，不但可以在家多玩一天，还可以省下1斤半粮票。
每周还有5元钱的菜金，我觉得有些少，可我妈说：“你大姐一周3块钱就够用了。”我妈并不知道，我大姐上中学的时候1角钱就能打1份菜，等我上学的时候，最便宜的菜也要2角一份了，顿顿都吃最便宜的菜，也得3块4。剩下1块6，是买学习用品的钱，我还要从这里面挤出5毛，买一包方便面带回家——我大姐上中学的时候，每周都要带一包方便面给小弟，到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是如此。小弟比我们都小得多，我和大姐都很疼他，每个周六的傍晚，他都会等在村口，见我回家就急忙迎上来翻我的破书包。
也许有人会奇怪，给弟弟带廉价的垃圾食品算什么疼弟弟？可在我们小时候，方便面对于我们来说算是难得的美食，一年也不舍得吃上一包。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电，到了晚上，我们小孩子经常去隔壁村子里看电视。有一天，我们看了一部香港的警匪片，片名早不记得了，但其中有一个情节我没齿难忘：因为警务繁忙，警官通知警员加班，并给他们每人丢了一包方便面。有的警员就很不满，抱怨道：“不是吧sir，又吃方便面，会吃死人的！”我们都非常不理解，那么好吃的方便面，他们居然不愿意吃，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有一个星期，我丢了2斤粮票。把课桌里的书都掏出来，翻了一遍又一遍，仍旧没有找到。怕父母知道了责骂，我也不敢说，也不能跟同学借，就那样硬挣着，肚子饿得咕咕叫。好歹把这一周撑了过去，可到了周末，我连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没有给小弟买方便面，小弟很失望，哇哇大哭起来。我也感觉很内疚，好像父母给的伙食费里本来就应该有他的一包方便面，是我把那包方便面贪污了一样。
我的手很大，手指也很长，与我的身高很不匹配。我觉得是正长身体的那些年没有吃饱导致的。后来每想到此，我就不后悔辍学了。我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时候，伙食同样很差，但白米饭是管够的，你吃得多，老板还高兴，这说明你有力气。
他们常说：“能吃就能干。”
2
我们的中学分为南北两个大院子。北院是我父亲那一辈人上中学的地方，有几排旧瓦房，老师的家属楼也在这里。在院子的最北边，有一排旧瓦房，是学校的食堂。
食堂的红砖墙上有4个打饭的小窗口，年长日久，窗口四周积满了黑糊糊的油垢。全校有1000多个学生在这里打饭，拥挤是难免的。一堆学生总在窗口前挤过来挤过去，有的碗都被挤掉了，好不容易打到的饭撒得到处都是。也有同学会把挤瘪的饭碗直接扣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烫得对方直叫唤，对方扒拉掉头上的饭菜，两个人就拼命地扭打在一起。
读初二时，我们班的教室离食堂最近。为了避免打饭时拥挤，我和同桌汪明就把碗放在课桌抽屉里，下课铃声一响，抓起碗就飞快地往食堂跑。我俩刚把饭打到手，扭头一望，黑压压的人群就涌了过来，忙弯起腰，双手把饭菜护在怀里，从人堆中钻出去。
一天下午，第三节的下课铃声一响，我俩又像往常一样，抓起碗就往食堂跑。打过饭才发现后面一个人也没有。我俩忽然想起来，那天是星期三，还要加一节思想政治课。可已经打到手的饭菜不能倒掉，我俩只得把饭放到课桌抽屉里，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学校的早饭是一小铲干饭，上面再浇一勺稀饭。午饭和晚饭都是大半碗干饭。按说份量也不少，可菜里没油，不经饿。菜有2角一份的，有5角一份的。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只能吃2角一份的。冬天经常吃土豆、萝卜、大白菜，土豆永远不削皮，切得比铅笔还粗。夏天有豇豆、辣椒、西红柿之类的时令菜，但菜里经常能吃到小虫子。我在炒豇豆里吃到过手指粗的芝麻虫（它们最喜欢吃芝麻叶，身上的花纹跟芝麻叶一模一样，所以乡民称其为“芝麻虫”），浑身绿油油的，带着小尾巴，看着很恶心，吃到了，也只能用筷子扒拉掉继续吃，不然就得饿肚子。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自己在中学饭菜里吃出芝麻虫的事，他说，芝麻虫现在成了好东西，网上叫“豆丹”，好几十块一斤呢，比牛肉都贵！上中学时天天想吃肉，可这么好的一条肉竟被我丢掉了，真可惜！
那时候，老师家里偶尔会有酒席，吃罢饭，送走亲戚，老师的家属就把桌上的残羹冷炙折箩到一个大盆里，第二天加热一下，端到学生去食堂打饭的路上卖。家属手握一把大勺子坐在菜盆边，剩菜5毛一勺，虽是一些难看的残汤剩水，可闻着挺香。有个同学很喜欢吃这种折箩，每逢有卖，他必要买上一勺，细细地吃。直到有一次他从剩菜里吃出一个烟蒂，从此才不买了。
街上也有几家卖学生饭的小店，也收粮票，我们有时候会去小店里吃。粮票分半斤、一斤、二斤的面值，小店里的饭菜比学校食堂好吃，但份量很少，一斤粮票1小碗米饭，上面盖半勺菜，几口就扒拉下去了。如果敞开肚皮吃，我起码可以吃3碗。虽然吃不饱，可在小店里吃，不用争抢，吃完了也不用洗碗，因此也有不少学生选择在街上吃。
有个中年男人，也开了这么一家小店。他只有一个人，给学生打饭的时候顾不上找零。学生们都是吃完了饭再向他讨要零票。后来有的同学发现他记性不好，每次吃完了饭，就说刚才付的是二斤票，让他找，他也并不怀疑，谁让他找零他都给。卖完一餐饭，剩不下几张粮票，没干满一个月，他就关门了。
家里比较有钱的同学，可以经常去吃2元一盘的炒米粉。我也吃过一次，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炒米粉。学校大门边那家小店除了卖炒米粉，还卖小百货，有个姓吴的同学经常去吃得满嘴油光，吃完站起身把手一挥：“大哥，记在我的账上。”到快放假的时候，一算账，傻眼了，他一个人的账就记满了一个算术本，竟然赊了300多块钱。大哥直接把他扣下了，让人给他爸捎信，拿钱来赎人。他爸带钱来把账还了，同时抽出了自己的皮带。我们坐在教室里都听到了小吴的惨叫声，之后，他就辍学了。
那时候因为欠账辍学的同学可不少，我们村的小周欠了500多，他爸去还了账，扬言要收拾他，他吓得没敢回家，直接跟着亲戚跑到外面打工去了。20多年过去，那个卖炒粉的大哥和他老婆还住在老地方，现在每天炸油条卖油条，两人的头发都花白了。
3
对很多人来说，洗碗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洗碗有着太多的故事。女生们在北院洗碗，北院有好几个水龙头。男生们则在南院洗碗，而南院只有一个水龙头，几百个男生共用，可想而知有多拥挤。
水龙头离地约1米高，下面有个长宽约有1米的水泥池，池子四周是泥地。大家都抢习惯了，也没人客气，每个人一上来就带着一股怨愤之气。A正在用碗接水，B突然把自己的碗伸上去，“啪”地一声把A的碗砸开了。B还没接半碗水，C又把碗伸上去把B的碗砸开了……D的碗又砸过来，A的碗又打回来，E的碗也凑了过来……更多的碗砸过来，只听得一片“啪啦啪啦”的撞击声，把搪瓷碗上的瓷都磕掉了，露出里面白色的铁皮。
碗还没洗干净，鞋和裤子已经溅湿了。争着争着，就有人互相往对方身上泼水，问候对方的母亲，接着就是互殴，互相揪着脖领子，摔倒在水池四周的泥水坑里扭打。没人劝架，趁他们打架的时候，别的人得赶紧围过去洗碗。
学校东边有一个大池塘，我们称之为东湖。不愿在南院争抢水龙头的男生就去湖边吃饭、洗碗。南院和北院之间夹着一条污水沟，污水沟边有一条小路，我们顺着小路走到头，就有一个伸到湖中的岬角。岬角的右边几十米外是学校的围墙，南院唯一的大公厕就建在围墙边，排泄物直接流到湖里。岬角的左边是村庄，有很多牛粪就堆在湖边的空地上。所以，湖面虽有百亩，可供我们洗碗的，也只有这一片半亩大的岬角。岬角上有两棵放倒的树，来得早的同学就坐在树干上，来得晚的同学就蹲在湖岸边，或者直接坐在地上。
我们来洗碗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时间长了，水中的鲹鲦鱼也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在湖边吃饭的时候，成群的鲹鲦鱼就在水边窜来窜去，水花乱溅。有人洗碗了，鱼都拥过去，争抢为数不多的几颗剩米粒。碗很好洗，因为没有油，随便用手抹几下就干净了。有一次，我猛地把碗扣下去，贴着泥地拉上来，翻开碗，就抓住了一条一拃长的鲹鲦鱼。我很想吃掉它，可想着它可能去公厕那边吃过排泄物，又赶紧把它丢掉了。
南院仅有的一个水龙头还经常停水。我们大多数人连洗脸盆都没有，有洗脸盆的同学会在睡觉之前接半盆水，留着早上洗脸。若停水了，大家便都拿着毛巾去蘸那半盆水。10多个人甚至20多个人洗半盆水，水先是变成灰色，再变成黑色，之后就没有了，都被毛巾吸干了。
这样混在一起洗脸，极容易传染疾病，很快，同学们都开始害眼（角膜炎）。以前，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都喜欢说：“我打你比害眼还狠！”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害眼有多狠了——眼睛受到刺激，分泌了大量的眼屎，和睫毛结在一起，把眼睛都糊住了。每天早上醒来，要用指甲慢慢抠掉睫毛上已经变硬的眼屎，才能睁开眼睛。
害眼越来越严重，眼珠子通红，眼皮很重，会不由自主地往下耷拉，止不住地往一起闭，难受得很，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都看不清了。勉强撑到中午，去诊所买了一管眼药水点点才好些。
1998年初，新食堂建成了。新食堂有10几个水龙头，从此再也没有学生去湖边洗碗了。
水龙头带给我最大的变化是：我开始刷牙了。之前我从未刷过牙，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闲钱买牙膏牙刷呀。不止我一个人如此，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几乎没刷过牙。后来有打工回村的人开始刷牙，蹲在自家门口刷得满嘴白沫子，还被村里人嘲笑：“出门几天学洋了，烧得不轻！”
说起来真吓人，小时候，我亲眼见过父亲用指甲贴着门牙刮下一坨黄澄澄臭烘烘的牙花子，抹在纸片上，把纸粘住了（牙垢多到能当胶水用）。我也学父亲，用指甲在门牙上刮，却刮不出什么，还挺羡慕地问父亲：“爸，我怎么刮不出牙花子呀？”父亲说：“等你长大就有了。”
小时候，若要问我最讨厌哪个季节，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冬天。因为每年冬天我的手和脚都会生冻疮。手指先是红肿，跟卤熟的猪尾巴似的，接着开始溃烂，指背的肉皮整个烂掉了，可以看到通红的肌肉。没有厚棉衣，也没有棉鞋。冰天雪地，教室里也没有暖气。老师不在时，大家就跺脚取暖。一个人跺，所有的人都跟着跺，直跺得教室里尘土飞扬。
读小学时生了冻疮，起码还能在家里烧些热水烫一烫，可是中学连冷水都不易得。早上手脚冰凉，并不觉得太难受。到了中午，温度升高，手脚暖和过来了，就开始痒。哪有什么心思听课，只顾着抓痒去了。两只手还好，可以互相抓挠，脚穿着鞋子，没法伸手下去抓，只能把两只脚放在一起蹭。隔着鞋子，总也蹭不到痒痒地方，难受得恨不能把两只脚剁了。
成年之后，懂得照顾自己了，吃饱了，穿暖了，也不再生冻疮了，这才慢慢发现冬天的美，也不再讨厌冬天了，可小时候的冬天真是一场噩梦。
我们读初中的时候还有劳技课，不能请假，不能逃课。学校的操场原是东湖的湖汊，学校有一间房专门用来放铁锹、洋镐、手推车、扫把之类的工具。一到劳技课，学生们就得拿上工具，去平整操场。有的挖土，有的推车，体育老师背着手站在高处跟包工头一样指挥着我们，谁干得慢了还会遭到呵斥。连着干上两节课，下课了就把工具放在原地，会有另一个班的学生来接着干。反正每天总有几十个学生在挖土推车，一届届的学生，愣是挖掉了山头，填平了湖汊，填出了一个大操场。
老师不但在校内使唤学生，还让我们去校外的农场劳动。有时劳技课前，会开来一辆大卡车，老师把车斗后门打开，学生就争先恐后地爬上去。大卡车上挤满了人，为了防止学生被颠下去，还在四周拦了绳子。我们被拉到农场里，割麦子，拾棉花。老师为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割麦子时，每人分一垄，大家都怕自己落后，拼命往前割，比干自家的农活还卖力，拾棉花时，地边放一台磅秤，拾到中午，把每个人拾来的棉花称重，多的表扬，少的斥责。辛辛苦苦干一上午，连一口水都没喝着，又被卡车拉回学校。下午再拉上另一班的学生去农场。
4
读初中期间，最令我难受的就是住宿了。如果我早一年上学，就没这么多学生。如果晚一年上学，新宿舍就建好了。可我偏偏就赶上了最倒霉的一年。
三个年级的女生都有宿舍，就在北院的大瓦房里。初三的男生因为课程紧张，也有宿舍，我读初一时，表哥读初三，我还去他的宿舍里睡过几夜。早上，他们排成一排站在宿舍门口撒尿，查卫生的男老师突然从门洞里窜出来，连踢带打，众人提着裤子作鸟兽散。
初一和初二的男生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教室里。我们的卧具——竹帘和被子——就放在教室后面。竹帘贴着后墙根摞在一起，被子摞在竹帘上。教室的后面坐着一排大个子同学，上课的时候他们就靠在被子上，有些人擤过鼻涕，就顺手抹在别人的被子上。
每个班男生有50人左右，老师从不给我们安排固定的位置，全由学生自己争抢。每天晚自习时，别人在专心复习功课，我却常常走神，总是担心晚上睡哪儿——只要有一尺宽的地方，就够又瘦又矮的我容身了，可就是这样的一小块地方，都要靠拼命地争抢才能得到。
晚上9点，下课铃声一响，教室里就像马蜂炸了窝，不等女生走出教室，所有的男生都往教室后面冲。90多张课桌把教室都挤满了，见女生被堵在过道里，好多男生就跳上课桌，从桌子上往后跑，把课桌都蹬翻了。
大家都是先抢竹帘，把被子都翻倒在地。我好不容易抢到两张课桌，把竹帘架在课桌上，再回头找我的被子。被子早已被人踩在地上，踏满了脚印子，跟地毯似的。捡起被子，拍打掉土灰，铺在竹帘上，躺下之后终于放下心来：嗯，干得不错，今天终于有地方睡了。
有的同学还尿床，其中一个男生特别严重，每天都尿。他每天都裹着又骚又湿的被子睡觉，身上骚气刺鼻，他从过道里走过时，有的女生直捂鼻子。有一天上体育课跳山羊，我的同桌汪明跟他一组，汪明当山羊，他没跳好，一下子骑在了汪明的脖子上，把汪明气哭了。
有一晚，我又抢好了地方，把竹帘铺下去，返身去捡被子，抱着被子回来时，一个大个子却把我的竹帘扔到了地上。
“你为啥把我的竹帘扔了？”
“我没扔，我来的时候你的竹帘就在地上。”
他的旁边还有二尺宽，我抱起竹帘，说：“那你把竹帘往里面铺一点，让我睡一点吧？”
他把竹帘尽量铺开，岔开双腿，伸直两臂，以“大”字形仰躺着说：“没位置了，你去别的地方睡。”
我扭头看了一圈，教室里每一块空地都被人睡满了。我说：“让我挤一晚吧，找不到空地了。”
说着，我就把竹帘往上放。他突然跳起来，抓着我的竹帘扔到了教室外面。我那时候是真恨他呀！明明能睡下两三个人的地方，他非要一个人霸占着。我也抱起他的竹帘想丢出去，却被他一把抓住了，他对着我的脸上打了一拳，鼻血哗哗地往外流。我跟他打了起来，可他比我大3岁，高我一头，就是两个我加起来也打不过他。
多日为了抢床位绷紧的神经断了，这学真没法上了，我当晚摸黑跑回了家。一个人走在路上，四周黑黢黢的，我并不害怕，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拿把刀杀了那个大个子。我父亲过年的时候给乡亲们杀猪，有一竹篮大大小小的刀，里面有两把非常锋利的牛耳尖刀。晚上教室不关门，拿着尖刀，走到他的床前，跟我爸杀猪一样，对着他的脖子捅下去，就能要他命。我那时候不懂法律，不知道未成年杀人不用偿命，我怕警察枪毙我，我还年轻，不想死啊。
我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父母早就睡了。听我叫门，父亲起来给我开门，说：“你咋半夜里跑回来了？”
“我不上了。”
我在家放了3天水牛。我已经极其厌学，但我还小，不知道辍学后干什么，只能还去上学。汪明也很弱小，他对我说：“别跟他们争抢了，抢不过他们的，跟我睡在外面吧。”
当时，有8个年龄小、个子小的男生就睡在教室外面的廊檐下面。那里也不错，就是有蚊子，只能像鲁迅在仙台时那样，“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再也不用争抢了，可以从从容容地把竹帘抱出来，铺在凳子上。还可以趴在窗台上，隔着窗玻璃，看着灯光明亮的教室里同学们来回奔跑着争抢“床位”：一个大个子抱着一个瘦弱的同学的脑袋，对着墙壁撞得咚咚响，直接撞成了脑震荡；有一个大个子为了抢床位，对着另一个同学狠抽了两个耳光，那个同学满嘴都是血……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早该去廊檐下睡的，万一哪天被同学失手打死了，他都不用偿命。
后来天越来越冷了，我和汪明就合在一起睡，铺我的被子，盖他的被子。到了冬天，打霜了，我俩还睡在外面，跟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似的。早上起来，头发上都是白白的霜，被子外面潮乎乎的。
临睡前，躺在被窝里，阵阵北风拂面，看着漫天寒星闪闪，我和汪明就掰着手指头算日子，算算除了寒暑假，除了星期天，还要在走廊里睡多少个夜晚才能把初中熬过去。每一夜都好漫长啊！我们那时候好羡慕那些住在镇上的同学，还有老师的孩子，他们除了学习，啥也不用管，每天下了晚自习，就一起说说笑笑地从容离去。他们家里远比我们有钱，穿得暖，吃得饱，有自己的房间。
长大后看《匆匆那年》的后记，我就想：我们这些底层的穷人哪有什么“匆匆那年”呀，每一天都是煎熬，巴不得时间快点儿过去呢。
5
我读初二那年，新的宿舍楼终于建好了。现在那栋两层的筒子楼还在，我在卫星地图上找到了，测量了一下，长70米，宽15米。楼从中间一分为二，女生住东边，男生住西边。
宿舍楼中间有个十字走廊，每天晚上，老师的家属和街上的小贩就在十字走廊摆小摊卖吃的。一晚上也赚不了几块钱，可他们还经常为了争地盘吵架，甚至打架，互相掀摊子。那时候学生都穷，他们卖的吃食也很简单便宜，主要是油条、菜角、菜包子之类的。小贩们用小竹篮装着吃食，蹲在墙根下，有学生走过，他们就吆喝。大家白天就没吃饱，下了晚自习更饿了，家境稍好些的同学就会买一些。可我没钱买，从他们中间走过，闻着食物散发出来的香气，我就忍不住咽口水。有时候饿得睡不着，就去买一个菜包子，三两口吞下去，顿时像吃下一颗仙丹，浑身舒坦。
我们班的男生分到了两间宿舍，20来人住一间，双层的大通铺。很挤，那也比睡在教室里强多了。我们都高兴地把被子从教室里抱了过去，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没地方睡觉了。
我们去新宿舍本来可以穿过乡政府家属院之间的过道。有的男生尖叫打闹，还有的男生乱吹口哨。家属院的人一气之下，就找来泥瓦匠砌了一堵墙，把过道堵住了。我们只得绕到街上。走到街角，男生们就站成一排往那堵新砌的墙上撒尿。家属院的人察觉了，就推开楼上的窗子骂。今晚骂走了一拨儿人，明晚又去了一拨儿。有一晚，男生们正围在墙下撒尿，月光明亮的天空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等闻到骚臭气，大家才明白撒下的是一盆尿，从此再也没人敢对着墙角撒尿了。
新宿舍啥都好，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卫生间。厕所在东湖边，离宿舍楼有点远，晚上大家都不敢过去。东湖里每年都要淹死人，人们传说湖里有水鬼。
夏天我们男生晚上几乎每天都去东湖里游泳，10多米深的水，一口气潜不到底。一年夏天有5个男生打扫完教室也去湖里游泳，他们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已经走了。游完了上岸穿衣服时，发现有一堆衣服没人穿，这才惊觉少了一个人。4个人忙跑回学校报告老师，老师和派出所的人扛着捕鱼的大网去湖里打捞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把那个男生捞上来，尸体都硬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里有个“龙”字，他龙凤胎的姐姐名字里有个叫“凤”字，于是谣言四起，说什么龙凤相克，他姐把他克给死了。
我们的班主任和另一个老师被学校派去通知家长，这个同学的爹妈都是农民，当时正在水田里拔稗草，听说学校的老师来了，急忙跑上来，把老师让到屋里，顾不上洗脚上的泥，就给老师倒茶，还要杀鸡做饭。老师急忙拦住他们——这饭不能吃呀，要吃了，那还如何开口？
同学们口口相传，说蹲坑时水鬼会突然从坑里伸出一只手把人拽进去。于是大家就站在宿舍里朝窗外撒尿。近千个男生，都往窗外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快学校就发现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让每个学生凑几角钱，买一个桶摆在宿舍里，早上由值日生提到厕所倒掉就可以了。可学校偏不这样做，他们让学生会制止学生，每晚都有几个大个子男生拿着手电筒站在宿舍楼外，听到哪一扇窗口有撒尿声，就急忙摁亮手电照过去，大声斥骂。
有一天晚上11点多了，有个同学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说：“这几个王八蛋应该回去睡了。”说完，对着窗外尿起来。
楼下突然有几道手电光照了过来，同时听到一声暴喝：“谁在哪里撒尿？”
他的同伙答道：“是203室。”
“你确定吗？”
“没错，从西数第三个窗户。”
“走，上去揍他妈的……”
那个顶风作案的同学急忙爬回自己的被窝，与此同时，我们听到楼梯上响起了“咚咚”的跑步声，声音顺着楼道急速而来，紧接着就听到咣当一声，我们宿舍的门被踹开了。插销崩飞了，一个同学放在门后的塑料盆也被撞得稀烂。几把手电光对着宿舍乱扫，大声喝问：“刚才是哪个鳖孙在窗口撒尿？”
所有的同学都拥着被子，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装睡。他们连问了好几遍，没一个人搭腔。
“都装死是吧，给我打！”
我们每个人都被揍了几棍子。等他们走了，大家都骂那个撒尿的同学。
窗外不让尿了，有人就尿在宿舍里。有一个人尿，所有的人都跟着尿。宿舍里被尿出个大水洼，骚气刺鼻，跟睡在街边那些无人打扫的公厕里差不多。每个人都从外面寻回一块砖头放在床板下面，晚上脱了鞋，要把鞋并在一起放在砖头上，以免鞋被尿浸湿了。
床铺是用钢管搭成的，所有的钢管都被尿腐蚀得锈迹斑斑。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整个床架都得塌掉，我们不被熏晕，也得被床板砸死。
后来，有同学发现，往窗外撒尿有人管，往窗外倒水却没人管。于是，那个同学就尿在空酱瓶子里，再泼到窗外去。大家觉得这办法不错，共用起这个瓶子。可惜瓶子太小了，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淋一手。再后来，有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一个大罐头瓶，彻底解决了大家小便的问题。
弟弟比我小8岁，我问他上初中的时候怎么上厕所，他说跟我们那时差不多。有一天，他一个同学尿在啤酒瓶里，放在桌子上，同学刚走，检查卫生的老师来了，指着瓶子问弟弟这是谁干的？弟弟说不是他，老师摸了摸瓶子，说：“宿舍里就你一个人，这瓶子还是热的，不是你是谁？”说完，老师踢了弟弟一脚，弟弟被迫提着尿瓶穿越人来人往的校园往公厕走去。
“你看我倒霉不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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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都喜欢管班主任叫“老班”。老班40岁左右，教英语，长得挺胖，细眯缝眼。他很爱笑，眼睛本来就细，一笑起来就只剩下两条缝。
英语模拟考试的时候，试卷总是不够，不知道什么原因。初三的学生都大了，老班也不敢说给谁不给谁，只好让我们抽签。他拿出两根火柴，折断其中的一根，然后把两根火柴并在一起，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只露出两个火柴头——谁抽出的火柴头是整根的火柴，谁就有试卷。老班总是让成绩好的同学先抽，并故意把整根火柴往上拱一点。所以，几乎每次都让成绩好的同学抽到试卷，偶尔有英语成绩差的同学抽到了，老班就诱导他们把试卷让给成绩好的同学。
有个大个子同学，英语成绩很差，有次老班走到他面前时，他站起来说：“这次我先抽！”说着，伸手就把整根火柴抽了出来。
老班尬笑几声，递给大个子一张试卷，问：“你要试卷挺积极，你会做吗？”
“就是不会做，我才要学呢。”
老班指着卷子说：“你给我读读，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大个子哪会读，低着头不吭声。
老班觉得难住了他，就说：“你看看，你不会啵？你啥都不会，这试卷给你就是一张废纸呀！把卷子让给别的同学做吧。”说完，就要拿大个子的试卷。
结果大个子伸手就把卷子夺回来撕碎了：“这是我应得的卷子，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要它是没啥用，可我就看不惯你假惺惺地搞什么抽签！”
老班气得脸上的肉直抽抽，伸手指着教室外面说：“你给我出去！”
“出去就出去，这破学校，我早不想上了！”
大个子说完，把桌上的书都收到课桌里，搬起来就走了（桌椅都是学生自己出钱买的）。
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我们班的成绩是8个班中最好的，年级前3名都在我们这里。我考了第10名，得了奖状。之后，我的成绩一路下滑，初三时只有数学和地理成绩很好，语文和英语都不及格了。
我们年级的“状元”姓魏，眼睛高度近视，有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他是城里人，看着年龄明显比我们大，显得很成熟，穿的衣服也比我们高档多了。刚开学的时候，同学们都以为他是来实习的老师。据说他在城里没考上重点高中，他父亲找关系，把他送到乡下，又从初一开始读。
有一次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XX”。我们这些没出过山村的放牛娃都写：假如我是老师，假如我是医生，假如我是村长，能吭哧吭哧憋出来几百个字就算不错了。而人家小魏写的是：假如我是联合国秘书长。洋洋洒洒几千言，什么环境保护啦，世界和平啦，老师非常喜欢他的这篇作文，一进教室就夸他写得好，把他的作品当作范文为我们朗读了一遍。
小魏学习很好，可他的同桌学习极差，每次考试都是抄他卷子。可有一次考试，他考了98分，同桌却考了100分——有一道选择题他不会做，就先空着，留到最后做，同桌照抄到这里看他没选，就胡乱选了一个，结果却蒙对了，他最后对着这道选择题反复考虑，却选错了。老师念成绩的时候，我们都笑起来。
年级“榜眼”是我们班主任的侄子，也是留级生。他哥比他还厉害，是我姐他们那一届的年级头名，后来考上北大，轰动全乡。
初二快结束的时候，老班宣布，谁想留级，可以让家长去跟他说。我考虑了几天，回家跟我妈说，想留一级，想让她买些礼物，去跟老班说一声。可我妈没有同意——我的两个姐姐都留过级，二姐还留过两次。我妈觉得我是个傻子，读书就是浪费钱。
刚升初三，我就不想上学了，汪明也是。我俩经常说着说着就搬起桌子，作势往教室门外走。
“真走假走？”
“真走！”
“我走了你要不敢走咋说？”
“谁不敢走谁是狗！”
他搬起桌子往前走了2米，扭头看着我。我不甘示弱，搬起桌子往前走了5米，扭头看着他。他又搬起桌子走到教室门外，我也搬起桌子正准备随他走出去，他却搬着桌子跑了进来。
老班随后走进来，嘿嘿笑着说：“搬桌子干啥？不想搞了？你不用害怕我的，想走只管走，我不拦着。说实话，你就是留下来也没有考上高中的希望。”
有一天，汪明又说他不上了，搬起桌子就往外走，一直搬到了楼下。
我趴在阳台上喊他：“你真不上了？”
他仰头对我说：“真的，这次是真不上了。”
我忙冲下楼去帮他抬桌子。抬到街上，他从亲戚家推出一辆旧自行车，还有一截绳子——原来他真的早就准备好了。
7
初三下学期刚开学没几天，老班就给我们这些成绩差的同学每人发了一本薄薄的《职业指导》。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某某倒卖服装发财了，某某搞养殖致富了，某某搞种植丰收了……总体的意思就是：人生不只有读书一条路，社会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
凡收到这本书的同学，都在老班的劝退之列。指名道姓让谁走，肯定不行，老班就经常通过这样的日常行为，对我们造成一种压力，让我们主动离开。比如，他会把学习好的同学都调到前几排，跟他们有说有笑，对后几排成绩差的同学则不闻不问，仿佛他们不存在，即便开口，也是旁敲侧击，冷嘲热讽，给我们泼凉水，说我们考了也没用，浪费时间。
人越来越少，后面大半个教室都空了。不能再等了，我也该走了。搬起桌子的一刹那，我的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这就算结束了么？
我还从来没穿过校服呢。初一刚开学不久，老师在教室前头摆了一台量身高的尺子，所有的同学都挨个上去量身高，准备订校服。当时我的身高是142厘米，我回家告诉我妈拿钱订校服，她说：“没钱买，买什么校服，你身上的衣服不能穿吗？”我二姐却有两套校服，一套穿，一套换着洗。我那时候可羡慕穿校服的同学了，因为我自己身上的衣服很旧很难看，相比之下，校服就很漂亮了。
过年的时候，我妈带我去街上买新夹克，灯芯绒的，很结实。我试了试，说大了。她却说小了，反而买了更大一号的，说是长大了还能穿。多年以后，我妈说，她看我穿着新夹克在前面走，她和我大姐在后面偷着笑，因为新夹克跟大衣一样，下摆直接垂到了我膝盖。
她就让我穿着这样的衣服去上学。4年后，我已经长到1米75，这件夹克穿着依旧很宽松，我还穿着它去新疆打过工。
放暑假的时候，老班让人捎信，让我拿70块钱去买初中毕业证。那时候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也难挣10块钱。70块不是小数目，我觉得不值。
我爸拿钱给我，说：“没有初中毕业证，你就是文盲，以后要进扫盲班学习，耽误干活，去把毕业证买回来吧。”
我没去，白天放牛，晚上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全家人一边编烟叶一边看古天乐和李若彤演的《神雕侠侣》。
10多天后，我爸和我用架子车拉着烤好的烟叶去街上的收购站。架子车很笨重，我拉着车弯着腰，往前伸着头，不知道怎地，就想起几个月前杨校长的讲话：“日他奶奶的，不怕你们不好好的搞，再过几年你们就看出差距了。到那时候，学习好的同学坐在屋里吹着空调就把钱挣了，学习差的只能回家种田，拉着架子车抻着头，累死你们！”
卖完烟叶，父亲又拿出70块钱让我去买毕业证，我还是不去。
父亲摇摇头，说：“不去算了，你在这看着架子车，我去街上买些东西。”
我把架子车推到树荫下，躺在上面睡觉。1个多小时后，父亲拍醒了我，笑着说：“我把你的毕业证买回来了。”
初中辍学之后，我当过包身工，挖过水沟，砌过砖墙，缝过衣服，装过水电，烧过锅炉，买来的毕业证从没用过，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刚辍学那几年，我经常后悔，后悔没能好好学习,我经常在睡梦中又回到了学校。在大学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时，我很羡慕那些与自己年龄相仿、正在读大学的人。后来慢慢也淡然了，唯独悔的是辍学之后把书丢到一边，放弃了学习。现在，我依然每年到处打工，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白白浪费了很多时间，也没能挣到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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