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从事现在的工作是我没预料到的。我大学的专业是道路与桥梁工程，一个地地道道的理工类专业。身边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曾干过工地，铺过路，架过桥，画过图纸，不过都没能坚持下来，最后当了逃兵，而且还逃了两次。
1
2014年夏，我从武汉一所工科院校本科毕业。刚走出校门，对未来一片迷茫，就想着离父母远点，出去闯荡挣钱。
那时工作也好找，一家“中字头”的大型施工单位来学校招人，他们在招聘现场直接承诺：新员工，第1年到手工资不少于6万，转正后可达8万，往后随工作年限增长和职级晋升，工资继续上涨，除此之外，每年还有5天带薪年假。这待遇在一众施工单位中算是不错的，我赶紧递交了简历。
面试时，招聘大哥见我是个男的，本科成绩也还行，就问我：“我们单位现在在西南那一带有不少项目，那边条件可能会有点艰苦，你能接受远离家乡，去那边搞工程吗？”
我一听，正合我意：“领导，没问题的。我正想出去锻炼下见见世面呢。”
“好！年轻人就要不怕苦、有干劲。我们单位是正规国企，平台大、起点高，绝对能给你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放心来吧，小伙子！”
大哥一通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我都开始畅想升职加薪、当上大领导的美好未来了。二话不说，当场就把“三方”签了。
办妥入职手续后，单位给我们同批新人安排了五星级酒店，每日好吃好喝，办各种团建活动“破冰”，做游戏、搞比赛，玩得不亦乐乎。团建时有不少女生，不过后来她们基本都靠着家里的关系去了办公室。
就当我还沉浸在一派轻松愉悦中时，领导一个电话找上门来，说贵州有个项目比较急，缺人，让我赶紧收拾东西过去，还说给我安排了一个师父，会手把手地带我。就这样，没几天，我就被“发配”到工地上了。
那个贵州的项目是在两个山头之间架一座铁路桥。很多人以为住在山里每天可以看到花草树木，听到虫鸣鸟叫，欣赏美丽风景。可工地这种犄角旮旯可比不得已经开发成熟的旅游景区，尤其是我刚被从五星级酒店抓来，着实感受到不小的落差。
首先是“吃”——山里物资运输极其不便，每天能吃到的菜种类变化无几，食堂师傅的厨艺粗犷到不行，做出来的菜大多重油重盐重口，我们经常吃不习惯，只能回去吃泡面。有同事向领导反映，建议换个好点的厨师，结果却总是不了了之。后来，我们才知道承包工地食堂的老板是公司某位领导的亲戚，而厨师又是老板的亲戚。
其次是“住”——我们住在工地项目部宿舍，3人一间，地方不算拥挤，还带空调。但临时搭建的板房常常漏风，晚上山里妖风四起，能吹得整座工棚嘎吱作响，即使开着空调，也不怎么暖和，有时半夜会被冻醒。
最后是“行”——山里没有公共交通，工地又在山顶上，上山的路只是简易的施工便道，又窄又陡，我们自己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开车。司机师傅是本地村民，每次都在盘山路上七拐八拐秀车技，在车上的我们心惊肉跳，真怕一不小心就葬身谷底。车子没法直接开到山顶，到了半山腰，我们都得下车。通向山顶的路乱石遍布、杂草丛生，边上就是悬崖，没有任何护栏，我们这些做技术员的尚算轻松，顶多背点资料文件，如果是测量队的，什么水准仪、水准尺、棱镜都得自己背上去，每次他们都累得满头大汗。要是碰上下雨天，路面变得泥泞湿滑，我们就得加倍小心。到了山顶还不算是终点，因为我们真正工作的地方是铁路桥的桥顶。桥面混凝土还未开始浇筑，整个桥只是一个纯钢架子，到桥顶的路程虽然不长，但远比前两段路吓人得多，我们几乎每天都得从拱脚沿着离地面2000多米高脚手架徒手爬到拱顶，无任何防护，透过一根根钢管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脚下的万丈深渊。
尽管条件艰苦，但我觉得趁着年轻，应该多吃点苦，在工地上学好技术，将来一定能干出成绩。老同事说，搞施工是一门很吃经验的工作，在工地上不待个十年八年的，根本混不出名堂，更不要说在技术上有什么造诣。
那时我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理想固然美好，现实却残酷，作为技术员，每天在工地上干的最多的事就是盯着工人干活，重复且毫无意义，跟着领导呢，除了学了点人情世故，在技术水平上并没有多大提升。待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觉自己根本就不适合干这行，甚至产生了诸多的不适应，特别是工地上无处不在的酒文化——说真的，工地上那喝酒的阵仗，我现在都心有余悸。
2
刚来工地时，领导为了欢迎我，安排我和几个同事到山下县城的饭馆聚餐。出发前，领导给一个同事使了下眼色，让他带我去拿点“好东西”，我便跟着他去了项目部的一个库房。那库房门被一堆杂物遮掩着，非常不好找，门上还上了把钢制大锁。我有点好奇：搞这么大阵仗，难道这库房里真装着宝贝不成？
同事环顾一周，见四下无人，才拿出钥匙打开库房大门。进门后，我大开眼界——库房里放的全是酒，而且都是好酒！“茅子”“五粮液”“剑南春”……里面还专门装了台机器，全天候维持恒温恒湿，就为了保护这些好东西。
就在我惊讶之余，同事叫我：“别傻愣在那儿了，快来搬酒！”
我赶紧过去帮忙，好奇地问道：“你说，放这么多好酒在这儿，应该不是给我们喝的吧？”
“那不废话！这么贵的酒，我们哪能随便喝？我们领导求人办事都得靠它们呢！”同事解释道，“今天也就是你第一次来，领导说要开几瓶好酒招待下你，平时我们可喝不上这里的酒！”
听完，我还有点小激动，毕竟长这么大，我都没尝过“茅子”的味道。谁知同事翻了一会儿，找出几瓶“赖茅”递给我：“小陈，你资历还不够，我们就喝点便宜的哈，等你以后当上项目经理，你就能拿真正的‘茅子’喝了哈。”
到了饭馆，大家按主次坐好，菜还没开始上，酒就已经开好了。服务员拿来了白酒杯，大家自觉地盛满，我估摸了下，一杯大概半两不到。看大家都满上后，领导开始冲我发话：“小陈啊，你第一天来，得先做个表率。”
我心领神会，端起酒杯准备一饮而尽，旁边一位同事急忙阻止了我：“先别急啊，小陈，你这一杯也不够意思啊，起码得先来个三杯吧。”
我心里叫苦不迭——我是酒精不耐受体质，偶尔小酌一下还行，从没一次这么大量地喝过。但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我只能豁出去了，硬着头皮连干三杯，当时就感觉喉咙和胃里如烈火灼烧一般，整个人都开始摇摇晃晃，感觉就要不行了。
看到我这痛苦的模样，领导和同事们却乐坏了：“小陈，你还是要多历练下啊。没事，以后喝酒的机会有的是。”
顿时，我心里“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
接下来是敬酒环节。工程人的饭局上，大家喝酒的速度都非常快，刚敬完一轮，又是下一轮。
“大家给我好好干，我这个位置以后还要靠你们来接班，将来的西南市场都是你们的天下！”领导借着酒劲，各种“画饼”，“今年我们单位准备接几个大活儿，产值肯定能再翻一番，你们的待遇以后都会往上提一提的。”
“领导，我们能干出这些业绩，那都离不开您的英明领导啊！”有同事立马拍马屁道。
酒桌上有两个年轻同事喝高了，也开始彼此用“总”来称呼：
“李总，你是我们这里的技术大拿，以后要多指导下呢！”
“说笑了，王总，你才是我们的前辈呢，以后高升了，可不能忘记我们这帮小弟哈！”
大家都喝得很嗨，只有我感觉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一句话也没听进去。那晚喝下去的酒，估计比我出生以来喝的加起来还要多得多。不一会儿，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我暗道不妙，赶紧借口尿急跑去厕所，好酒好菜一点没剩，全吐了出去。
吐完回到酒桌，我看着带来的白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心想大概可以结束了吧。事与愿违，领导又开始作妖：“小陈，你再去搞点啤酒来，我们中场休息下再搞白的。明天是周末，今晚大家尽情喝，我们不醉不休。”
听了这话，我都要哭出来了，但是没办法，无奈地去叫了酒。
就这样，我们8个人，按“白+啤+白”的顺序，清空了所有酒瓶，一共干掉了4瓶白的，2箱啤的，每个人都喝得醉的醉、吐的吐，我更是直接晕倒不省人事，被同事们抬上车运了回去。
第二天，我睡到了大中午才清醒，醒来后依旧晕晕沉沉、恶心难受，过了两三天才有所缓解。
后来和大家聊天得知，要做工程人，“能喝”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一方面，工地大多远离城市，工友们日常娱乐活动不多，喝酒是排遣无聊寂寞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工地上拿项目谈生意都离不开酒宴招待，在领导和业主面前就得拼命喝，喝的越多代表你越够意思、越能促进感情拉拢关系，以后就越好办事——这便是工地酒文化的精髓。
在工地上不会喝酒，就根本没办法融入、就没法成事。我们项目部很多同事都是海量，尤其是项目经理，深不见底，每次陪甲方吃饭都能喝倒一片。像我这样天生不能喝酒的，在这种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以后的发展也多少会被限制。
3
施工地环境复杂，各种人员、材料、机械混作一团，事故多发，这也是为什么领导会时刻把“注重生产安全”挂在嘴边。尽管我们单位是正规国企，但同样存在不少的不规范操作，加上年轻人普遍经验不足，在一些施工流程上掉以轻心，往往一个小错误，就会引起重大的工程事故。
刚来报到时，师父带我去看现场，他一边走一边热情地介绍，还时不时地提醒我：“小陈啊，你刚来，还不清楚这里的情况，平时走路一定要小心脚下，要是被扎了或绊了，我们这大山里还不好找医生给你治呢！”
话音刚落，就听到师父一声惨叫：“我去，这谁把钉子放这里了！”
我连忙上前查看，原来是他踩到了一个木条上的钢钉，脚被扎得鲜血直流。
“快叫人，送我去医院！”师父大叫。
我急忙招呼了几个同事过来把他抬上了车，送到山下县里的医院。
有了师父的现身说法，之后我每次一到工地上都特别小心，去哪儿都戴着安全帽，走路必仔细看着脚下，生怕哪天也负伤了。
一次，盯一段桥下路基的施工时，为了尽快完工，我们连续作业了好几个月，用最短时间把路基土给堆了起来，哪承想，堆好的当晚突发暴雨，雨水裹着山石土块冲下来，瞬间就把新做的路基全毁了，劳动成果付诸东流，给单位造成了近百万元的损失。
那是我在工地上第一次亲身经历自然灾害。看到一片狼藉的施工现场时，我受到了不小的心灵冲击，不住感叹，幸亏事故发生在凌晨，现场没有工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他同事也纷纷庆幸说，泥石流一来，想逃都来不及逃。
除了生命危险，还有莫名其妙的“背锅”风险。泥石流发生后的1个月，单位内部流传出一个消息——在其他项目上，一个新进技术员发现工人搭建脚手架时存在违规操作，便出言制止，但因为他刚来，没什么话语权，再加上那天监理有事没去现场，就没有人帮他说话，几个老师傅嫌改动太麻烦，压根没放在心上，依旧自顾自地继续作业。那年轻技术员见管不住老师傅们，就没再吭声。结果，脚手架完工后，承重能力不达标，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断裂，几个工人一踏上去，直接坠亡。政府立马派人来进行事故调查，最后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判技术员督促指导不到位，负事故主要责任。
知道这个事后，我们几个新员工都炸开了锅，纷纷替那技术员抱不平。但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我们发现，法律规定就是如此，“安全生产无小事”，只可惜那技术员刚出校门就要蹲好几年监狱，后半辈子恐怕都要毁了。
这样看来，干工程属实“高危”，我们能做的就是吸取这血淋淋的教训，遇到不规范操作及时制止，施工师傅实在不听，就及时上报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工地环境中自保。
作为一个施工人，我的作息时间完全取决于工地现场的情况。
如果完成了重要工序，比如墩柱浇筑、上部结构架设、全桥合龙之类的，我们就能稍稍清闲些，保证周末双休，平时可以待在宿舍。要是赶工期或者碰上一些突发性灾害，滑坡塌方、洪水、火灾之类的，我们就得随时在岗，随叫随到。若像桩基挖孔、下钢筋笼、浇筑混凝土等工序，则必须连续作业，且要在夜间气温低的时候开展，这时候我们就得晚上加班。
刚来2个月，一次凌晨打混凝土，为了不发生意外，我整晚都精神高度紧绷，目不转睛盯着工人干活，生怕把料打废了。这一打就是3天，我也跟着熬了3个通宵，领导看我困得不行，才给我换了下来。回到宿舍后，整个人昏昏沉沉，简单洗漱下我就赶紧上床睡觉，生怕自己会突然猝死。
4
工作第一年的劳动节，正好工地上的事不多，领导说可以放假回家。我高兴坏了，在山里待了好几个月，总算是可以回去见见父母了，我赶紧买好车票，收拾东西。结果第二天早上，工作群里突然出现了一条通知——某相关部门局长要在劳动节带队视察我们工地，检查施工进度和安全生产情况，要求负责现场的几个员工待命，留下来值班，其中就有我。
我们气到不行，直接跑去质问领导，领导急忙安抚我们说：“这次节假日值班，大家的付出，上面都是能看得到的，会给大家积极争取值班补贴，按3倍工资标准发放。”
一听有“3倍工资”，我们心里舒服了不少，都老老实实答应值班了。
视察当天，那个相关部门的局长在甲方的陪同下一大早就“莅临”了，一起来的还有几个记者，举着相机对着领导一顿猛拍。我和几个同事严阵以待，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有点紧张，生怕被看出什么问题来。我们的项目经理全程陪同，驾轻就熟地给局长一路讲解，局长问的几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送走局长后，项目经理一刻也没闲着，又继续陪着甲方和几个局领导不知去哪儿潇洒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视察不过是那位局长为博人眼球，宣扬自己的伟光正形象而搞出来的一场“秀”——我们单位和甲方、政府部门的关系搞得妥妥帖帖，老早打好招呼了，要检查什么，摸得一清二楚。
当然，这些我一点也不关心，我只盼着我那3倍工资的值班补贴。我们还是太嫩了，后来除了发了点水果，值班补贴是一分钱也没看到。有头铁的同事又去质问领导，领导答复说值班补贴已经包含在每月的绩效里发放了，只是没明写，大家不要再问了。我们知道是被领导忽悠了，但无力反驳、只能认栽。
加班工资没有，入职承诺的福利更是打了几番折扣，不仅没值班补贴，5天带薪年假也被各种限制——我们不允许在赶工期休年假；不允许一次性休完所有年假，每次只能隔很长一段时间后休个一两天；更不允许扎堆休年假，只能一个个排队休。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应对各种突发情况，领导需要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工地上没有“朝九晚五”，更没有“下班回家”，吃住都在这里，即使下班了，也不过是回到项目部。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领导手上的一枚棋子，一个电话就必须到位，哪怕是周末节假日，未经领导同意，也不可离开工地，否则会被算为擅自离岗，要挨批评的。
每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渐渐地，我开始担心自己这样会不会与城市生活彻底脱节？同事们基本上有空就是打牌、喝酒、玩游戏，工地上唯一的女同胞就是食堂阿姨。我会不会也变得和他们一样？
那段时间里，我满心不安，不知道是否还要坚持。
不知不觉，我在贵州的工地上干了1年多，度过了实习期，顺利转正，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我的焦虑。
2015年年底，大家都翘首以盼单位能发一笔可观的年终奖，安心回老家过个好年。当收款短信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我们几个新来的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翻到短信页面，想看看转正后到底能发多少薪水。
可看着看着，大家的脸色都凝重起来：
“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发错了？”
“这也太少了吧，领导当初在酒桌上说的话都是吹牛吗？”
“当初入职承诺的可不是这个数啊？”
各种抱怨吐槽响彻整个屋子，我们几个新人互相透了底，原来大家的年终奖都不到1万，再算上各种补贴福利，全年到手也仅6万而已，同转正前的待遇大差不差。我们起初以为，是不是单位少发了一笔？可等了许久，始终没见到第二笔奖金的影儿。
别的同事有没有找领导对质不知道，反正我当时就气得直接给领导发了条短信，说自己这1年多来吃不好睡不好，连年假都没敢多请几天，任劳任怨，结果过年就发这么点钱，这和当初入职说的相去甚远，今天怎么也得给我个说法。
没多久，领导回我信息了，他说今年项目是接了不少，但好几个甲方资金紧张，有几笔钱没能立即收上来，再加上今年人力、物料都在涨，成本大幅上升，导致项目收益不如预期，希望我能理解。还说项目既然已经做了，钱肯定不会少的，明年春天就可以收回来，今年过年就先克服一下。
我已经被领导忽悠惯了，一听就知道这不过就是缓兵之计。说实话，我真的受够他们这套“假大空”话术了，本来对工地层出不穷的事儿就很不爽了，再被领导搞了这么一套，越发激起了我想要离开的心。
5
2016年春天，我下定决心要辞职。当时我暗自复盘了下毕业时的种种选择，又向几个同学打听目前的行业状况，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去读研究生！
当领导听说我要辞职考研时，并没有多惊讶，只是象征性地挽留了下，说干完铁路桥项目，就调我去搞市政工程，工作环境会好很多。
我笑了笑婉拒了领导的好意，直接提交了辞职申请。辞职流程走完，我立马提桶走人。走出大山工地重新回到城市的那一刻，我感觉无比的轻松，仿佛卸下了一个压在身上已久的大包袱。
辞职之后，我就专心备战考研，虽然过程辛苦，但结果是值得的。舍不得放弃老本行，研究生专业我就选了道路与铁道工程，与本科道路与桥梁工程内容相衔接，打算以后继续在工程行业干。
2019年秋，我研究生即将毕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求职。这次，我比本科时多了个心眼，咋地也不再去施工单位了，特意选了一家全国排名靠前的大型路桥设计院——这样就可以坐在办公室画图纸，不用再回到艰苦的工地了。
新单位也是国企，总部设在上海。我先被分配到武汉分公司，办公地点在市区一栋写字楼里，每天就坐在办公室里用CAD画图，偶尔也会加班，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时间，不用被一直按在工地上，我感觉比原先好了不少。然而就当我以为会在武汉设计院干一辈子的时候，第二次逃跑的“种子”却悄然埋下了。
入职没多久，我收到去上海总部培训的通知，想着刚好可以去大城市转转，当即答应了下来。
到上海后，我见到了好几个一批进来的新同事，他们来自各个地方分院。上海总部的领导给我们分了组，每组安排一位项目负责人带教，美其名曰“通过参与实际项目，达到培训目标效果”，实际就是在各个负责人手下干活。
我们组有3个人，只有我是应届毕业生，其余2位都是社招进来的，有些工作经验。负责培训我们的是总部的一个负责人李姐。她看上去很年轻，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国企领导的样子。除了带我们仨，李姐还有个徒弟，也是上海总部员工，跟着她2年多了，由于他来得比我们早，也算是前辈，我们都称呼他“大师兄”。
大师兄蛮有意思，没事就和我们八卦领导。一次，我和他在食堂吃饭，聊着聊着，就说到李姐。
“想不到李姐这么年轻就已经是项目负责人了。”我感慨。
“别瞎说，她哪里年轻了？人家在总部都工作好多年了呢。”大师兄回我。
我有点惊讶：“哦？这我真没看出来啊！”
“你看不出来很正常，那是人家有钱，舍得花钱保养。”大师兄接着说道，“听说她老公是我们集团领导，在上海有好几套房呢。”
“那你说李姐平时脾气应该可以吧，我看她说话都还挺温和的。”
“李姐平时确实不怎么骂人，不过她管起人来还是有自己手段的，你后面可要小心点哦。”
当时，我不明白大师兄这话的含义。后来得知，在我们设计院里，大概有四成的“老资历”平时都是不愿意干重活儿的，连领导都很难叫动他们，这些活儿自然就落到了年轻员工头上——设计院常用的幌子就是“培训”，把各分院的新员工召集到总部来“洗脑”，让大家觉得“必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才能成长”——这样一来，就老老实实地去干脏活累活了。
像我这种新进员工，在单位没什么地位背景的，领导说什么就做什么。试用期不用发全额工资，我每月扣除五险一金，到手就6000块，至于年终奖，单位老早给我们打了预防针，说第一年只发个几千块意思一下，不要多想了。
这薪水在二三线城市可能勉强过得去，但是在上海，就远低于其他行业了。我们同批来的基本都是硕士学历，还有好几个是985名校出身，却只能拿着这样的收入，每天累死累活，真是纯纯的廉价劳动力了。
6
培训伊始，李姐对我们客客气气，没安排太多工作，实际上是在暗中试探、默默观察。我是组里唯一的应届生，资历最浅，也最老实听话，她很快就露出了狼外婆的真面目，专挑我这个软柿子捏，疯狂压榨。
“小陈，帮我把这个图纸打印一下。”
“小陈，把这个横断面图出一下。”
“小陈，这个纵断面，你画一版给我。”
办公室里一会儿一个“小陈”，接连不断、此起彼伏。我每天回宿舍的时间从晚上7点拖到9点，最后直接变成11点。到了周末，李姐也不会放过我，经常一个电话把我叫到单位加班画图，我根本没有时间出去玩，“在上海转转”的幻想算是彻底破灭了。
不比小组里另外两个同事，我之前一直在学校里，设计经验不足，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不得不经常去请教李姐，但每次找她她都很忙，各种电话接个不停，回答了几次后就开始不耐烦了，后来索性对我说：“小陈，你还是要自己多研究，如果什么都问我，那我也没时间干活了。”
我向大师兄抱怨：“李姐这太不地道了，想请教点问题，她还有点不高兴。”
大师兄反而笑着说：“那可不，李姐现在是大忙人，哪有时间给你解答问题啊。”
“她能有啥忙的啊，杂事儿不都交给我做了吗？”
“她忙的可和你不一样哦。”大师兄边说边在电脑上打开几个图纸，一脸神秘地指给我看，“你可别和别人说哈，这些图是我在帮李姐画的，都是给别的单位做的私活儿，李姐每天电话里就是在忙着对接这些事呢。”
我多少有点明白了。我也听说过，在设计院里很多项目设计费都不高，单位接过来，经院长、总工、经营这一轮轮薅下来，下面真正画图的人根本分不到几个钱，所以有技术、有关系的老资格们会想办法跳过上面那帮领导，直接自己偷偷接活儿，“去除了中间商赚差价”。对于派私活的单位来说，直接对接画图的设计师，报价就可以更低，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把活儿给干了，简直是双赢。
但我们单位明面上是不允许员工接私活儿的，因为个人没有相应的资质、没有合同约定，也不是公司性质，纯靠口头承诺，出了安全事故，这责任就大了。不过李姐胆子确实大，不仅自己揽私活儿，还利用徒弟帮她干活儿，估计也是仗着有个当领导的老公。
一想到这儿，我质问起大师兄：“师兄啊，你这太不地道了，李姐把单位分的脏活累活全让我干了，你倒好，跟着李姐挣钱，估计也分了不少好处吧？”
“好师弟，你可别瞎说，你以为我那么想做这个吗？我也怕担责啊！”大师兄赶紧解释，“李姐毕竟是我领导，我不敢违抗她。而且你以为我轻松吗？我除了帮李姐干私活儿，手上还有咱们单位自己的项目，每天几乎都要搞到晚上12点到凌晨1点才能睡觉呢！”
听到大师兄也每天加班，我总算是平衡了些：“师兄啊，你比我还是好点，你虽然忙，但帮李姐挣钱，她也不会亏待你啊，怎么也得给你点辛苦费吧？”
“可拉倒吧。李姐那些都是小打小闹，大项目她也不敢接啊，每次都是设计些小破路，挣个几千块，我也分不到多少。她老公才厉害呢，人家是大领导，转包分包都他说了算，随便给别的单位分点活儿，光中介费都不得了呢！”
“师兄，你说等我们以后当上领导，是不是也能有各种搞钱的路子啊？”
“那你是想多了。”大师兄哗啦给我浇了盆冷水，“我们没赶上好时代，现在基建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工程行业整体在走下坡路，各个设计院都在收缩，领导位置以后只会越来越少，像我们这种没背景没关系的，当上个小领导，估计都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大师兄一语道破了设计院的窘境——上面的领导们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各种搞钱，下面的年轻人每天做苦力，不仅得不到培养，上升空间还被堵得死死的。
“既然我们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那这图画的还有啥意义？难道一辈子就给李姐他们当赚钱工具了？”我又激动了起来。
“没意义也得干啊，总是要吃饭的嘛。”大师兄无奈道，“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你应该也看到了，我们单位基本上都是老员工吃新员工的红利，等我们再混点资历，工资也会慢慢涨上去，还能带几个小兵帮我们打打杂，就不用搞得像现在这么累了。”
我不太认同他说的：“师兄，现在的年轻人可都不傻吧，哪里会愿意留在这里天天给别人做‘奉献’啊？”
“你看我不就是么？每年毕业生那么多，想留下来的大把！现在工作不好找，跳槽也是有成本的，我们单位好歹也是行业里的‘大院’了，比起那些‘小院’还是稳定不少的。如果你决定一辈子搞设计，那就只能慢慢熬下去了。”师兄叹道。
万万没想到，大师兄工作也才2年，就已经有如此深刻的“打工人觉悟”了。他说的确实很对，要在设计院立足，如果自身没有超强的工作能力，熬资历是最好的办法，等你熬到可以吃新人红利，那就算是成功了。
可是，我现在就是被吃红利的小虾米。
往后的工作，我再没有了刚入职时候的冲劲，加上被李姐各种催折，每天上班真的跟上坟一样。
7
几个月后，我终于迎来了一丝转机。
一天，李姐突然找到我说：“小陈啊，你这段时间辛苦了。我们之前做的方案，马上要开始投标了，为期1周。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留下来和我一起完成投标。这周会比之前还要辛苦，但我答应你，熬过这周，你就能彻底解放，可以回分公司了。”
听完这话，我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可以逃出她的“魔掌”了，忧的是接下来的一周，我能撑得住吗？但我也没得选，只能强打鸡血，在领导面前作出承诺：“李姐放心，不管多累，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李姐把我们小组3个人叫到一起开动员会——这次投标要求是设计一条高架快速路，总投资大约20多亿，要是中了标，我们单位就可以分到2千多万的设计费——所以她要求大家先把手上其他的工作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投标工作中来，还特别强调，这次投标特别紧急，1周后必须出好所有图纸。
李姐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任务，因为项目前期一直由我跟着她在做，所以这次投标我就成了主力，负责深化图纸方案，包括整条路的平纵横设计的出图，外加一个全互通立交的比选方案。有之前的研究成果打底，刚开始一切还算顺利，可就在我这边出完了好几张关键的方案图纸时，噩耗突然传来——因为我们方案里标注的交通量有明显不合理的地方，总工把我们的投标方案给否了，要求我们马上重新修改。
我们赶紧找交通建模的同事问怎么会这样，才得知他也在同时忙好几个项目，分身乏术，就找了个“小朋友”随便预测了一下交通量，没想到，测得不对，直接导致我们这边部分平面的线型和立交节点的设计废了。
要是早发现交通量测错了倒也还好，可此时我们都已经出了好几张整体图纸了，设计图纸平面图一改，总图、效果图等相关图纸都得跟着改，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来只需要收尾的活儿，几乎是要从头再来。
距开标只剩3天，要大改肯定来不及，但李姐坚持：“总工的要求，我们必须全力完成，就算是不睡觉，也得改出来！”
她下了死命令，我们只能重新来过。第二天一大早，我们3个就来到单位开始疯狂改图。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吃饭全点外卖，饭来了，吃两口对付一下胃，即刻又投入到工作中。我放弃了睡觉，铺了一张折叠床，困了就躺一会儿，醒了继续画图。头一天晚上熬了个通宵，第二天就吃不消了，听别人讲话都晕晕沉沉的。
但是再难也得挺过去，为了回武汉，我必须迈过这道坎儿。
最终，我以3天只睡了5个多小时的代价，换来了领导满意的图纸方案。图纸全部打印装订好的那一刹那，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成就感的。然而，一腔心血并没有结出硕果——我们的标书综合评分排名第二，比第一名只差了0.2分，落选。
尽管投标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李姐信守承诺放我回了分公司。
2020年秋，回到武汉已经半个多月了。经此一番，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届廿八，我更加惜命了——自己的身体确实比不上当初在工地上班的时候了，先前多次高强度熬夜加班，现在心脏有时都会不太舒服。
为了安心，我鼓起勇气去做了个体检，还好心脏没什么大碍，但就这半年多的时间，原先干干净净的五脏六腑，长出了肾囊肿、胆囊息肉。
“身体是自己的，工作是干不完的”，我开始养生，每天上班就泡上一壶菊花枸杞，按时吃饭，定期锻炼。院里有很多同事晚上加班多了，就习惯把白天的工作拖到晚上做。我为了能早睡早起，则尽量控制在白天完成工作，坚决不拖到晚上，不在我职责内的工作更是能推则推。
我的变化引起了分公司领导的不满，他专门查了我的打卡记录，发现我的加班时长比之前大幅减少，就叫我过去谈话：“小陈，感觉你最近工作量不饱和啊，我那天晚上看到大家都在加班，怎么你的工位上却没人呢？”
“领导，我把活儿都干完了就回去了，不信我可以给您看我这几天的工作成果。”
“行了，之前的事我就不管了，我相信你不是那种摸鱼的人。你也看到了，最近其他同事都很忙，公司承接了一个河南的项目，马上要出施工图，正缺人手，你既然有时间，那就派你去那边帮忙吧。”
好家伙，又是“帮忙”！领导这是认定我上班偷懒，开始给我加活了。我清楚地知道，这次出差绝对不会轻松，但是我要再推脱不去，估计他就得发火了。
8
到河南，一下火车我就被接到了单位办事处开始工作。办事处就在当地租的一间三室一厅里，比武汉办公室磕碜得多，项目负责人姓熊，我们称呼他“熊总”。此人圆圆胖胖，日常和我们说说笑笑的，跟李姐一样，看起来没什么领导架子，起初也给我一种“能处”的感觉。
当时是出图的关键期，总部领导对工作进度三天两头地敲打，要求我们必须按时交出可供施工的完整图纸，否则年终奖就得打折扣了。为了把我们的劳动力压榨到极致，领导们还给出了个损招，美其名曰“封闭画图”——在工程设计行业里，有些不人性的单位确实会在一些特殊时期，将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配齐后，关在酒店或居民楼里，规定工作时长，限制出行自由，直到完成任务为止。短期的封闭画图是可行的，大家集中专心办公，确实能加快进度，但是战线一旦拉长，这么干就会对人的身心产生极大摧残，所以大多数设计院不到特殊时期，一般不轻易使用。
领导出了损招，下面的虾兵蟹将唯有听令行事。我们每天从早上9点画到晚上11点，中午休息1小时，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上午半天，过节也不例外。上班期间，所有人未经批准不得擅离办事处，除病假丧假外，直到完成图纸。
“简直是丧心病狂、泯灭人性！”这是我和几个年轻同事的第一反应。
几个老员工却习以为常，过来安慰我：“小伙子，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会比较辛苦，不过也就苦这一段时间，等出完图，你们就轻松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了——真的“熬过这段时间”就能不忙吗？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忙是永远都不会结束的，等忙完这阵，就意味着下一阵。
封闭画图持续了1周，6、7个大男人挤在20来平米、通风极差的小客厅里，除了吃饭睡觉，整日都要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上密密层层的方案图，感觉眼睛都要瞎了。每天超长时间工作，没有足够的休息、没有出行自由、更没有娱乐活动，我压抑得不行，同事起初还能挤出点笑料解乏，可到后头大家累得不行，就都垂头丧气、寡言少语了。
单位专门在办事处边上给我们租了住的房子，但只有深夜我们才能回去，回去只想立刻躺下。吃饭更是个麻烦事，好几个同事提议请个阿姨做饭，但上海总部不想额外增加成本，我们只能在外面买快餐，卫生不行，经常一吃就拉肚子。
最令我难受的还不是这些琐屑，而是我原以为会好相处的熊总。这次封闭画图效果极差，出图进度一度滞后。一旦进度稍有差池，他总作为项目负责人要先负主要责任。于是，熊总再不像初见那般嘻嘻笑笑了，脾气日益暴躁，经常因一点小事就斥责我们，总认为是我们背地里摸鱼偷懒了。即使我们每天熬到晚上11点，他犹觉不够，要是走得比他早，就会反问：“你们怎么回事？我都还没下班，你们怎么敢走那么早？”有的同事画累了想玩会儿手机放松，被他看到后，就会问：“你的图画完了没？你知道现在时间多紧张嘛？没画完图还敢偷玩手机？”
一次，我在外面又吃坏了肚子，没完成当天的任务，熊总当着大家的面直接发飙：“小陈，你昨天什么情况，图纸才画这么点？”
“熊总，我昨天一天都在拉肚子，身体很不舒服，实在是画不动了。”
“你这么年轻就画不动图？我看你是加班加少了！你不要解释，要是下次再这样，我就向总部报告，扣你年终奖！”
说真的，当场我就想打人，不过最终还是忍住了，毕竟他也算是领导，我不想和他撕破脸皮。
熊总的坏脾气愈演愈烈，他经常一边办公一边在我们面前对领导各种抱怨和谩骂。我们担心他压力太大，劝他回去休息，他急忙解释：“没事，我就是抱怨几句，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快。”我们的心暂时放下来了，可没过几天，他又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唉！我这几天都失眠睡不好觉。昨天我半夜起来做了个抑郁症测试，显示我有轻度抑郁，等搞完这个项目，我一定要去看下心理医生。”
9
压抑的工作模式加上不正常的领导，让一些年轻同事渐渐生出离开的念头，开始偷偷在网上看招聘信息。我也偶尔会在手机上浏览下其他设计院的信息，好死不死，却被熊总看到了。
不出意外，他又大发雷霆：“你上班期间不好好干活，看别的单位信息干什么？”
“没啊，我就随便看看。”我急忙解释。
“你是不是想跑路？我看你一开始就没想长留，你只是把我们单位当作一个跳板，积累了经验就要跳槽，你真是浪费了单位对你的培养！”
听到这，我真是火大了，立刻顶了他：“你说的都是狗屁！我来这里，就没人好好培养过我，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要跳槽，明天我就辞职！”
一旁同事看到这番情景，急忙把我俩劝开。之后我就一直没再理熊总，自顾自地干事。
冷战了几天后，熊总居然主动找上了我，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小陈，那天我确实冲动了，给你道个歉，希望你不要介意。”
“没事，熊总，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接受了这个道歉。
“你可千万别走啊，我们现在正是人手不够的时候，你要是走了，别人来也没法立刻接手，这项目负责人我可真就当不下去了！”
说完，他竟当着我的面哭了起来。我第一次遇到一个大男人因我落泪，搞得我一脸懵逼。
后来，总部也知道了这边的情况，怕熊总真出什么精神问题，就把他调走休假去了，我们也终于不需要封闭画图了。熊总算是解脱了，可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工作。本以为图纸交了就能回去了，结果甲方怕后期修改大，强烈要求我们留几个人下来做施工配合，也就是说，至少还要在河南再待个大半年。
我一听回不去，心里变得异常焦躁，情绪好像被熊总传染了一样，每天吃不下、睡不好。我害怕说不定哪天自己也会变得像熊总那般，因为顶不住压力而精神错乱，只能给分院领导打电话，申请回去。分院领导回复说他们权限不够，让我找总部领导沟通，我又联系上总部领导，坦言再这么干下去我也快有心理问题了，想赶紧回去。谁知总部领导压根不信，让我再坚持下，等他们找到替我的人。
眼看领导们一个个地都在踢皮球，我知道回去是无望了，那就只剩一条路了：“这破单位，谁爱待就待去吧！”
一怒之下，我又辞职了。
如果说第一次辞职是入错了行，那第二次就是遇人不淑了。在设计院工作的这段时间，高强度高压力确实让我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挺大提升，但这种速成式的极限操作也让我身心俱疲，不说幸福感，就是工作的成就感、认同感，也寥寥无几。现在想想，倘若当时我能碰到好一点的领导，能循序渐进地培养我，我应该会在设计院干得更久。
辞职后，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2021年春天，我回到老家和父母住在一起，每天无所事事。
有部电视剧台词说得很好：逃跑虽然可耻，但是却很有用。没了领导催促，不用加班画图，每天睡到自然醒，这种感觉真的爽爆了。但逃跑是有“有效期”的——我爸妈看到我颓废的样子，恨不得立马把我赶出家门，表情凶恶。
所以，我又开始找工作了，在网上看了不少设计院，但都不是很想去，因为听说净是些性价比不高的血汗工厂。就在我迷茫之际，老爸一句话点醒了我：“你不想加班就去政府部门吧，当公务员肯定能轻松点。”
对啊，也不一定学什么就得做什么。我一门心思准备起了公考，没日没夜地复习申论、行测，上网课、做试卷，最后“上岸”去了老家的城建部门。
公务员是不是就可以每天轻轻松松、朝九晚五？考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发现还真不是。我考的是专业技术岗，结果给我分配了个文秘工作，每天各种给领导写稿子，同样躲不开加班熬夜。我也曾向领导反映，请他调我去业务科室发挥专业特长，但领导次次以“人事调动是个大事，得好好研究”搪塞过去——说白了，写材料这个苦差没人愿意干，我要是调走了，很难再找到一个人。
三线城市小科员每个月到手工资还不如在设计院，反腐倡廉之下，灰色收入没了，福利待遇大不如前，也就是勉强糊口。但公务员的工作强度确实比工地和设计院小，加班频率也没有那么变态，工资虽低，还能稳步增长。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当初没辞职，混到项目负责人的话，工资待遇会比现在高不少。但我深知，自己在政府部门写惯了材料，早已无法回到工程行业了，更没法适应每天疯狂加班的工作强度了。
考上公务员没多久，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步入了婚姻殿堂。如今，“小陈”变成了“老陈”，即将为人父，我再也不敢贸然辞职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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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路从村子中间穿过，将胡桥村划为南北；一座破旧的小学矗立在村中间，将村子分为东西。村西头有一百多户人家，无论你去哪家人嘴里打听我的母亲，他们都会说：“海兰是个做死的命！”
我人生中不能确定的事情很多，但对于乡亲们的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并担忧着这一天的到来。而且，我无比确信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母亲真的过劳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得归咎于3份早餐。
1
2006年，我上初一，我哥上初二。镇上的中学离我们家2公里，走路不到半小时，我和哥哥年纪都偏小，于是选择走读。那时的中学6点就要上早自习，一直上到7点半学校食堂才会开饭。我和哥哥每天早早地起床洗漱，宁愿在学校的铁门前等小卖部老板开门，也不愿意在家多睡会儿。
那时我父亲在遥远的辽宁，干劲十足地建设现代化新沈阳。为了让我们在早自习的时候有力气读书，母亲会在4点半起床，给我们准备洗漱用水和一份早餐前的“早早餐”——米汤冲鸡蛋。从我记事时起，我家一直养着十几只鸡，除了最冷的腊月，每天都有鸡蛋可以捡。那时电饭煲还没有在乡下普及，母亲把米淘洗干净后加水在汤罐里煮，大约过个20分钟，汤罐里响起“咕嘟咕嘟”声，米汤泛起的泡沫会顶起汤罐的木盖子，再稍微煮一两分钟，米汤就煮好了。
母亲先把两枚鸡蛋分别打进两个杯子，再撒一些白糖，而后提起汤罐两侧的绊（铁质提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汤罐盖，漏出一条缝来沥米汤。汤罐逐渐倾斜，米粒被木盖子拦住，滚烫的米汤如瀑布般从缝隙里冲入水杯后，母亲赶紧招呼我和哥哥用勺子搅拌鸡蛋，蛋黄和蛋清混合在一起，瞬间变成了絮状。
米汤冲鸡蛋做好了，可母亲手上的活儿还没完。她把剩下的米汤倒进大碗，将木盖上残留的米粒拿筷子扫进汤罐。汤罐又重新摆到了灶台上后，再在湿润的米粒堆上扎上十几个孔，盖上盖子，烧上几把火“冲饭汽”。这样蒸出的米饭十分干爽，底下还会结一层金黄的锅巴，拿温热的米汤冲进去，搅碎，香喷喷的锅巴粥就做好了——这是母亲和奶奶的早餐。
灶门口暖色的火光跳动，光影中的母亲看着我和哥哥一边吹气一边喝米汤冲鸡蛋，提醒道：“慢点喝，烫。”我哥听话，不紧不慢地喝，我总担心迟到，不等凉下去就火急火燎地往嘴里灌，舌头都烫麻了。
“这里还有饼干，先吃饼干。”母亲看着我这猴急的样子也没办法，只好让我先吃其他东西。她用来搭配米汤冲鸡蛋的饼干各种各样，有字母饼干、小熊饼干、橙子味饼干、鸡蛋脆饼，还有很多是我叫不出名字的。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母亲是从哪儿找到这么多种饼干的，那时候，我们镇上连正经超市都没几家。
吃饱喝足，我和哥哥就拿着母亲早充好电的手电筒去学校了。电筒的光亮刺破黑暗，照亮眼前不过5米的路。抬头，北斗七星清晰可见，把我们引向更远的远方。
2
第一个“远方”很快到来，那是我们县的县城。
2008年，县一中为了和市里的黄冈中学抢优质生源，提前招录120名初二学生去读一中的理科实验班，四年一贯制，直到高中毕业。我很幸运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但县一中距离我家70里远，只能住校。
哥哥在中考之后选择辍学，开始了学徒生涯。我以为不需要给我们哥俩准备早餐后，母亲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了，但在学校的电话亭里打电话回去才知道，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
“姆妈你还这么早起来吗？”
“嗯，还是4点半起来。”
“你起这么早准备什么？”
“你爸啊。还要给你爸做复健。”说这话的时候，电话那头的母亲先是轻叹了口气，之后语气轻柔地讲，“你初一的时候，早上喝了鸡蛋去上学，你奶还没起来，我一个人在家还能睡个回笼觉。现在你爸这样，你说我哪有心情去睡回笼觉？”
电话这头的我听了，立刻红了眼眶。
本来，做泥瓦匠的父亲，已经是个小工头了。可沈阳太冷，工地10月就停工，一年前，从工地回到家的父亲，闲不住，在老家又找了份事做，一次傍晚收工，他坐我表叔的摩托车回家，路上烟雨朦胧，他们迎面撞上了大卡车……父亲从医院里捡了一条命回来，但左腿植入了20多公分长的钢板，疤痕像蛇一样盘踞着。
因为这块钢板，父亲的左膝不能弯曲自如，出院后的小半年里，我们要给他掰腿、做康复——反复按压他的小腿，令他的膝盖骨做一些弯曲的活动。那个寒假，父亲横躺在床上，双腿悬在床边，我一手压住他的左大腿，一手往下摁小腿，让他的左膝尽量弯曲。我每下压一次，父亲就会像耕地的牛一样低沉地“哼”一声，一句话也不说。
这样的复健工作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任凭母亲再努力，父亲的左膝盖也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泥瓦匠的工作是做不了了，只能在家种地，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
胡桥村是个小村子，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八分地。种地撑不起一家五口的日常开支，更何况我还在读书，学手艺的哥哥一时间也没钱应付生活，家里还要还父亲做手术欠下的外债。父母思来想去，和大伯一商量，决定先挪用预留给奶奶准备后事的2万块钱买一台碾米机（用来给谷粒脱壳的机器）。碾米的生意并不好做，那时候隔壁村已经有机器了，碾一袋米收7毛钱。
碾米的第一步，需要人工把一袋约80斤的谷子扛起来倒进碾米机的米斗里，谷粒通过机器里的胶辊、米筛，粗糙的壳子才能磨掉。父亲那残疾的左腿，怎么禁得住每天给客人扛谷袋呢？
但他和母亲硬是把这门生意做起来了。他们腾出厨房旁边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库房，架起碾米机，机器启动的那一下，周围的地面震动起来，四面的邻居都能感受得到。起初大家不适应，有些抱怨，但转念一想我父亲要靠这吃饭，也就理解了，反倒都来支持他的生意。
为了回报乡邻们的善意，父亲咬牙坚持给来碾米的乡亲们倒谷子，一袋一袋，一次一次。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往米斗里倒三四十袋。母亲心疼他，从一开始就埋怨：“就知道做好人，给人驮谷袋倒谷子，以后老了浑身都是病，看你怎么办！”可父亲不听，只要来碾米的乡亲一招手，他就会拖着左腿，热情地上前帮忙。
父亲初中毕业，文化不高，没事就喜欢看新闻，对时事政治熟稔于心。来碾米的多是中老年男性，除了庄稼生产，他们最热衷谈论的就是家国大事。很多人第一次来我家碾米就和父亲相谈甚欢，相见恨晚，有时米都碾完了，父亲还要靠在门框上跟人多聊一会儿。母亲性子急，看不惯，总是责怪他：“饭都凉了，还拉着人说话，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做两件事。”
母亲埋怨归埋怨，正是靠着周到的服务和“贴心的交流”，父亲的口碑很快就积累起来了。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胡桥村有个碾米老板，人热情，服务好。四季农时教会了乡亲们要赶最早的黎明，他们在冬季的凌晨4点半就来我家屋外喊父亲碾米了。父亲舍不得生意溜走，赶紧起来，母亲自然也跟着起来，因为碾米机一旦开启，“轰隆隆”的噪音让人很难继续睡下去了。
我曾问父亲：“为啥大家这么早就来？”
父亲答：“年底了，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回了，做父母的想让他们早点吃上当年的新米。”
3
父亲碾米基本是从清晨忙到上午，腊月的时候甚至要忙到中午，其他时间，他就打理自家地里的庄稼。母亲没地可种，闲得心发慌，她想为我和哥哥攒钱，于是就找到她大姐，拜托她问问在镇子上做包工头的姐夫还招不招小工。
我大姨说：“做小工是挑砖、和水泥，这些都是男劳力做的，女的吃不消。”
母亲说：“大姐，你还不知道我？我之前一个人在家种地，挑水、挑粪都是我做，挑砖这事肯定也能做。”
我大姨把丑话说在前头，说大姨爹脾气臭：“要是事情做差了，他怕是也难给你好脸色。”
最终，母亲在大姨爹那里找到一份小工的活儿，但大姨爹要她很早就得去工地——农村盖房分大工和小工，人家大工主要负责砌墙、抹灰，小工就做搬砖、和水泥等杂活，每天都要早早到工地上准备水泥砂浆，不然大师傅来了没料可做。
为了把工地上的活儿干好，母亲延续着早起的习惯。4点半，月光还未散去，太阳远未升起，四下一片漆黑，起床的她熟练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支手电筒，缓步移动，打开房门，穿过正屋的大客厅，穿过楼梯走廊，穿过后屋的客厅，到水井边打冷水。她不会开灯，因为灯一亮，楼梯间底下的鸡窠里就会发出“叽里咕噜”的声响，继而唯一一只公鸡就会仰天长啼。如果我和哥哥在家，这一声声啼鸣会让我们惊醒。奶奶也会被叫醒，不过老年人睡得早起得也早，倒也不用太担心。
母亲摸黑打了井水回到房间，掺着前一晚烧的热水开始洗漱，这时父亲也起来了，他们房间里的灯骤然亮起来。白色灯管射出的灯光透过粉红色的薄纱窗帘，从屋外看，像是一面旗帜，宣告着胡桥村最勤劳的女性，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
洗漱完毕，母亲的第一项工作是放鸡。
鸡是很不可思议的动物。白天人只要靠近它们，它们会立马闪避躲开，敏感得很，而到了晚上，夜幕来袭，无论是公鸡还是母鸡，都会安安分分地挤在角落里，人伸手去抓，便乖乖就范，任凭处置。
我家的鸡窠是父亲用旧衣柜拆下的木板打造的，四脚安装着滚轮，六面都呈栅栏状，木板与木板之间留出大概三公分的空隙用来通风，这样鸡才不易患病，唯一的坏处是鸡屎容易从空隙中掉出来。每次母亲将楼梯间的鸡窠小心翼翼地推出门时，母鸡就在鸡窠里面“咕咕咕，咕，咕咕”，公鸡则蓄势待发，一旦见到光亮，便扯开嗓子啼叫，鸡窠所经之处，沿途会留下一地鸡屎。
十来只鸡获得了自由时，已洗漱完毕的父亲也已经钻进后屋的机房开始给乡亲们碾米了。这时母亲还不能准备早餐——父亲车祸后，母亲找算命先生算过一卦，先生说我父亲这次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多亏了家里的先人坐得高（祖先有灵性，会保佑人）。母亲懂算命先生的意思，自那之后，每天早晚都要给家里的先人敬香，连带着敬天地和灶神。每逢初一十五，她还会去村里的三座庙里拜土地公、土地婆和其他菩萨们。敬完香，把一串鞭炮点响，是母亲对一天生活的美好希望，她希望这个家庭的祖先，这个村子的菩萨，能保佑一家人平安工作，平安生活。
晨光熹微时，母亲终于可以准备早餐了。如果我和哥哥不在家，主食一定是顶饿的米饭。吃米饭，就需要起锅做菜，早上时间有限，母亲便做一些比较容易熟的菜，像炒各类小青菜、土豆丝等，再搭配一些腌制的咸菜，日日如此。
早饭做好，奶奶通常还没起来，父亲还在机房里忙着，母亲要赶去工地，便第一个吃。她怕炒菜凉了，不会把菜从锅里盛出来，只舀出来一些和饭吃下，再喝点米汤。她不习惯坐着吃饭，总是一个人端着碗靠在厨房的门框上，一边匆匆忙忙吃，一边看着正屋门口，看着屋前的小巷。有时候早起的邻居拎着大桶衣服走过，看见母亲，便搭上几句话，感叹她这么早就忙好了早饭。
奶奶若起得早，也不会和母亲一起吃饭——年纪越大，她越和急脾气的母亲对付不来，坚持要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吃饭。可父亲碾完米时，菜已经凉透，饭也结成了硬块，只能泡开水，即便如此，奶奶还是坚持等。
忙忙碌碌中，时间到了6点半，母亲就该出发了。
4
2010年我读高一下学期时，明显感觉到自己跟不上理科实验班的学习节奏，尤其是化学，令我头疼，期末测试只考了38分。
文理分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想从理科实验班转去文科班。因为没有这种先例，班主任让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但我没有对父母说，他们没读过高中，也没经历过分班，我不想让他们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感到担忧。
转文科的事落地后，我才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叮嘱：“换个新环境，先适应，再考虑成绩。”母亲则说：“成绩好不好是其次，身体要好，换了班就换了，饭还是要好好吃。我问了海峰（我们村上一届理科实验班的学生）他爹，他说海峰一个月吃饭要500块，你怎么就200块？”我没有说话，只是想哭。母亲在那头继续说：“不要担心家里没钱，你读书的钱，我和你爹都准备好了，饭也要好好吃，一个月不说500块，300块钱总还是要吃的。”
我身体向来不好，低血糖一直如影随形。在母亲看来，鸡蛋是最好的营养品，上初中的时候，她给我做米汤冲鸡蛋，读高中后，每次放假回家，在正式的早餐之前，她都会单独给我做一碗冰糖红枣蒸鸡蛋。3个鸡蛋打在碗里，放上3颗红枣和几粒冰糖。等煮的米沥了米汤，就把碗放在米堆上，盖上盖子“冲饭汽”的功夫，蛋就蒸好了。
米汤的温润和冰糖的甜味会很好地盖住鸡蛋的腥味，这是在学校吃不到的滋味。
我在文科班很顺遂。2011年下半年我进入高三后，“陪读”的风气渐渐在县城盛行起来。我们班上有一大半的同学都在校外租房子住，有的还是父母一起陪读。母亲也不止一次向我提起要来县城陪读，“只要你答应，我们便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过来”。
但我知道，父母手中的事情又怎能轻易放下？我在县城拼命读书的那3年，母亲也在工地上拼命。她从一名只能挑砖、和水泥的小工，成长为能开吊砖机的技术工了。一起做工的大师傅们，先是怀疑：“哪有女的来做小工？挑砖吃得消？”后来是感叹：“海娥（我大姨）屋的老三（我母亲）不容易，挑砖、和水泥比男的都利索。”到我高三时，只有佩服：“海兰真是厉害，三楼开吊砖机，她一个女的都学会了。”只要我母亲休息超过两天，大姨爹就会打电话过来问她什么时候能复工——因为吊砖机没人能开。
父亲同样忙碌。3年时间，他成功地将碾米生意从本村扩展到了四里八乡。一到腊月，他凌晨就要开碾米机，午饭都没时间吃也是常事。他最初的竞争对手、那个隔壁村的碾米师傅，后来也成了父亲的客户，他说：“老胡啊，还是你细心，这米碾得亮堂堂的，还不少称。”
一般来说，100斤的谷子能碾出60多斤米。父亲把碾米机当成宝贝，每隔两三个月就保养一次，这样出米也多，100斤谷子能出米70斤往上。如果父亲来县城陪读，他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客户肯定会被别人抢去。
所以，父母哪有时间来照顾我呢？
母亲说：“要不让你哥过去照顾你半年？下学期我们再过去。”
哥哥离开学校后，先是跟着跟着大伯家的二姐学裁缝，二姐说他“屁股尖，坐不住”，半年不到他就跑了。后来他又跟着大姨爹学泥瓦匠，大姨爹说他“半个月都学不会提刀灰，没屁用”，不到3个月，他又跑了。最后父亲拜托四妈家的细哥给介绍了个做水电的朋友，哥哥跟着人家在武汉学徒，才稳定了下来。
我说：“那不行，哥的水电工作刚步入正轨，还没出师，这一走就是半年，师父肯定不高兴。”
我让父母安心在家。但到了高三的最后一个寒假，我还是没拗过他们，从学校搬出来租了房子住，这样晚上可以多点时间学习。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我担心再不让他们来陪读一段时间，要是高考没考好，他们肯定会自责一辈子，于是松了口。母亲先来陪了我半个月，之后父亲陪了我半个月，一直到高考。
高考完的那天晚上，父母已经回了老家，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给他们打电话。母亲带着轻松的口气说：“你考完了我才敢和你说，你当年从理科实验班转到文科班，你爹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说你是不是长大了也不听话了，这么大的事儿都不提前和他说。”
仔细想想，我没和父母说的事情多了去了，可父亲和母亲不也一样吗？——从2013年开始，他们就瞒着我和哥哥，租下了村里叔伯和朋友家的18亩多田地（加上我们自己家的，足足有23亩）。那时种一亩地一年只能挣400块左右，挣得多点，也只有800块，好点的年景能挣1000块——而我在武汉读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将近8000块，每月还需要生活费，加起来，得2万一年。
父亲和母亲更像停不下来的陀螺了，他们终日忙碌在碾米机房、工地和田地之间。从凌晨4点半劳碌到晚上8点半，无论何时去看，他们都在干活。但他们从没有向我抱怨过自己的劳累，我只能从村里人的口中听到“你父母不易”的叹息。
5
2016年6月，我大学毕业，进了黄石一家国企上班。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意味着我父母可以喘口气，歇一歇了。
可是，国企虽然稳定，工资却很低，就在我实习期间，还经历了一次工资调整。看着那些有20多年工龄的前辈们为了工资是增加10块、还是20块而争执不休时，我又想到了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的母亲——就这点工资，我何时才能让父母不操劳呢？要是一直待在这里，以后买房、结婚，肯定还得扒父母一层皮，甚至还得扒哥哥一层皮。
那时恰逢互联网行业烈火烹油的时候，我在转正之前的国庆节选择了辞职。这一次，我提前告知了父母，父亲还专门咨询了读了博士的小表叔，但依然没拦住想要趁年轻赚钱的我。
虽然是裸辞，但我自信会很快在武汉找到工作，就临时借宿在哥哥那里——哥哥已经出师，靠接单子养活自己，在武汉租了个很小很小的单间，300块钱一个月。然而现实很残酷，一连3个月，我一直奔波在听宣讲会、投简历和面试的路上，却没收到一个offer。
武汉的大学多集中在武昌区和江夏区，很多时候，我要在5点多钟起床去找工作。那段时间，在公交车、地铁上昏昏欲睡之时，我很想知道，每天4点半起床做工的父母是如何保证一天都有精神忙碌的？
2017年年初，我终于接受了一个并不太满意的offer，它来自广东佛山的一家陶瓷厂，做管培生。农历春节过后，我就赶去了佛山上班。
陶瓷厂是销售型企业，培训了2个月后，我被分配去做招商工作，经常要参加酒局。我从大学养成的每周六固定打电话回家的习惯，也被一场场的酒局打乱了。母亲察觉出了异常，我只好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她。母亲放心不下，给我算了个命，算命先生说我不能喝酒，会出事。我答应母亲不再喝酒，但做这份工作，实在做不到，我只能努力让自己不喝醉。
2017年年底，老总组织全公司聚餐，和我同宿舍的室友酒精过敏，一口啤酒下去都能面红耳赤，但为了不给他们部门的老大丢脸，他硬是在老总、其他部门领导来“串门”时连喝了好几杯啤酒和白酒。我也喝得飘了起来，后来还架着他去厕所吐。他在里面吐，我在外面等，我站不住，就直接坐在厕所门口。来上厕所的同事和领导来来往往，我还得赔笑，说自己“没事儿”。
那天晚上回宿舍，我和室友说：“不能这么喝了，没有什么工作比自己的身体更重要。”
没过2个月，室友便辞职北上，在编程培训班学了半年后，在他姐夫的帮助下做了程序员。又过了3个月，招商部业绩不好，全部人员要打散分配到各销区去。我趁机提出辞职，部门老大认为我是难得的笔杆子，多次挽留，但我还是再次裸辞。
2018年国庆节后，我在深圳找到了一份互联网行业相关的工作，收入开始稳定下来，而母亲那边的活计则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国家政策约束，农村建房越来越难，大姨爹能接到的工程越来越少，甚至想要去相邻的九江郊区接一些房子做。但城里的建设标准和乡下又不一样，活儿越来越难找。
“我和你爹算了一下，16年做了220多个工（一天就是一个工），17年做了200个出头，今年到现在10月份，才做了150个工，你大姨爹手上已经只有1套房子（的工程）了，其他事还没接到。”母亲说。
“没事做就多休息休息，身体第一，姆妈，再有2个月，你都50（岁）了。”
“50也还年轻，我和你爹还说，你过两年结婚买房子，我们凑凑还能给你出个卧室的钱，现在看只能凑个卫生间的钱了。”
父母不仅身体操劳，心里也一直操劳，电话这头的我好笑又心酸：“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房子我自己攒钱，你们挣的钱你们自己存起来，能帮就帮，帮不了也无所谓。”
但父母不会觉得孩子的事情是“无所谓”的，他们总会有方法让生活有新希望、新奔头。
2018年年底，他们俩一商量，目光又落在了碾米机上。
转眼10年已经过去，当初父亲买的最新款的碾米机也已经步入了风烛残年，时不时地坏，有时正在碾米，竟突然罢工。父亲要给老客户们赔不是，然后戴上那副可折叠老花镜和头灯，一点点摸索到底是哪个零件出了问题。但总维修也不是办法，这两年，隔壁村的年轻人已经买了新款碾米机来抢生意了。
电话里，父亲跟我说起了换新碾米机的想法：“退一步说，不是为了你和你哥今后要用钱，就是为了我和你姆妈以后老了手头有钱，不花你们的钱，现在还是要这碾米机存点钱。”
我没阻拦他们，也知道拦不住，只问：“新机子5万块钱，你们有钱吗？我支付宝里有活期的，你们要是存款不好动就跟我说，我转给你们。”
2019年的春节过后，赶在元宵节前，父亲终于换了新的碾米机。新机器进门，“九千响”的鞭炮和“八十响”的四喜大烟花响彻空中。家有喜事，极少喝酒的父母在晚饭时喝了些白酒，边喝边说辣口，我和哥哥陪着他们。奶奶年岁大了，晚饭已经不吃了。
那晚的月色很亮，照在收拾一新的机房门上，春联清晰可见——“生意兴盛路路发，招财进宝日日来”。
6
新机器碾米的速度提高了不少，老主顾们又回头找我父亲碾米了。母亲还是跟着大姨爹做工，能挣一天钱是一天钱，没工可做的时候，她就忙地里的活儿。我和哥哥都能挣钱了，父母肩上的担子轻了些，就把租来的田地渐渐还回去，只留下9亩多。那一年国庆节，哥哥和谈了2年多的女友订婚了，婚礼定在2020年的农历春节。
定下婚期后，哥哥更是起早贪黑地挣钱，结果在给业主装客厅大灯时，灯具的水晶配饰意外掉落，重重地砸到了他眼睛上。那天我正在上班，哥哥的徒弟，也是我小姑的儿子，带着惊恐的哭腔给我打来电话，说哥哥要马上手术，急需用钱。我立马转给了2万块钱过去。
好在送医及时，哥哥的双眼保住了，只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需要多次手术修复。哥哥是民工，接的活儿是装饰公司的项目经理派的私单，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临时协议。他出事后，我们联系那个项目经理，那人就人间蒸发了。哥哥只能自掏腰包治疗，前后花了7万多块钱，攒的结婚钱都快花完了，还要在家养伤。
我安慰父母说：“好事多磨。”他们也说：“眼睛保住了就好，平平安安就好。”
然而，远在深圳的我并不知道那段时间父母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们担心大儿子的眼睛，又忧虑他的婚事。新媳妇还未进门，随时都可能生变，他们要与未来的亲家沟通，让人家对这次变故予以理解，还要请女孩对自己的儿子予以信心。
好在这么多年来，父母在周边有着不错的口碑。女孩的父母知道他们的为人，毅然决定与我家共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生活的车轮一点点驶过，留下的痕迹很深，但也在慢慢弥合。哥哥的眼睛慢慢康复，令人不安的疫情也在慢慢消散。
2021年春节，大年初六，哥哥终于将嫂子迎进了门。时隔9年，继为我办升学宴之后，我家再次办起了酒席。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拦都拦不住，酒席散场的时候，他还要拉着人喝。大家都知道，此刻只有我母亲能拦住他，但母亲没有，她只是在一旁收拾，偶尔看看父亲还站不站得稳。
我想：让父亲喝吧，他和母亲这么些年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哥哥，和所有人一样，都只是旁观者。
婚后，嫂子跟着哥哥一起去武汉打工，已经成了公婆的父母，依旧保持着凌晨4点半起床干活的习惯。想着不久的将来可以抱上孙子，他们的劲头就更足了。不过，要是哥哥和嫂子放假在家，父母早起只能忙其他事，不能开碾米机——机器一震动，在二楼睡觉的嫂子就会醒来，虽说儿媳脾气好，但做公婆的不能不知道分寸。
母亲不再关心一天能做多少事、一年能做多少个工了，她开始经常畅想以后的好日子：
“等你嫂子怀上了，在家养胎，我就不做小工了，照顾你嫂子。有了孩子我就看孩子，没事了我就和你四妈一样，有戏看戏，没戏就看牌。”
“你要是结婚了，肯定住在城里。你要我去我就去，你不要我去带孩子，我就在家。”
我知道，这种清闲的生活只会停留在母亲的想象中。等她真的做了奶奶，她依然会是村子里最忙碌、最劳累的奶奶，她会操心孙子孙女有没有好好吃饭，操心哥嫂的收入够不够养孩子，操心住在城里的我会不会和妻子有矛盾……
这种循环，我至今无法破解，母亲也无法破解，只能期待未来的日子能给出答案。
2021年，已经离职的部门领导鼓动我辞职跟着他一起创业，在深圳做留学生意。虽然在疫情期间做这个项目听起来不靠谱，但想着有一个机会能离财富更近，我答应了。2年多过去，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现在也算是步入正轨，挣大钱的希望还在，让相隔千里的父母早点享福的希望也还在。
直到今天，母亲还是每天凌晨4点半起来收拾、做早餐，父亲还是4点半起来碾米。不过奶奶经不住岁月的侵袭，夏天的6点左右她还能起来，冬天太冷了，她索性一整天都不起来。
这15年里，我读书、毕业，离开湖北跑到广东打工，又去了东北走父亲曾经走过的路，现在在深圳带起了小团队。老家离我越来越远，我每年在家的日子加起来不到1个月。
我是个游子了，再回家就成了客人，母亲总想着心思给我做新鲜菜式。她从来不是一个美食家，我小时，她做的菜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味道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她自己对于饭菜从来不讲究，剩饭剩菜也能扒拉几口，填饱肚子就行。不过，做了小工之后，她吃上了“百家饭”，在外面边吃边学了很多新菜。
一天晚上，母亲给我打电话，说起了可乐黄豆焖猪蹄。她给我详细拆解了这道菜的做法，远在千里之外的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的开心：“你哥和你嫂子都很喜欢吃，等你回来，我也要给你做。”
我实在想象不出黄豆、猪蹄加上可乐在一起炖该是怎样的口味，后来回家，母亲真的给我做了一大锅。我带着好奇尝了尝，味道超乎我的想象——猪蹄软糯还带着豆香，可乐烧干后又加深了配菜黄豆的色泽，更丰富了肉的滋味。
既然两个儿子都喜欢吃，这道菜就成了母亲的“保留节目”，每次只要我回家，母亲都会做上一大锅，一家人能吃上好几顿。
7
在家的日子十分难得，但无论多不情愿，总有离开的一天。
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工作后，我都尽量选在节假日的早上离开家，这样返程坐车就有余裕。到了出发的那天，我6点多钟起床，母亲却已经起来快2个小时了。她早早洗漱完毕，等待着，要把敬香的机会留给我。我并不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鬼怪神仙，但我相信自己的祖先，也相信我主动敬香，能让母亲相信这一次离别后我能平安。
拿上9根香，放在大蜡烛上点燃，然后分3炉，分别插到正屋大厅靠右边的条几上的香炉里、大门口左侧的小香炉里，以及厨房灶台边窗户上的小香炉里——它们对应着祖先、天地和灶神，灶神在我们这里叫做“司命”。
正屋大厅里的香炉是专门买的，六寸大小，刷古铜色油漆，而大门口和厨房的小香炉，都是母亲用吃完的八宝粥瓶子做的，太不起眼，有时敬香结束后没及时收起来，很容易被人一脚踢飞。我就曾不小心踢飞过一次，烧剩下的香棍和香灰洒落一地，我惊慌失措，忙不迭地将它们归拢，口里默念“天地莫怪”。
香插好后，还要烧“无表纸”（音译，一种15厘米见方的黄色糙纸，专门用来在初一十五烧香用，和春节、清明节祭祖烧的大张的黄表纸不一样），每3张一刀，依旧是大厅、门口和厨房插香的位置各烧上一刀。
最后，点上一挂百响的小鞭炮，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消失，就可以磕头了。
我在做，母亲在旁边看。磕头的时候也这样，我先磕，母亲在旁边站着，说一些许愿的话，比如：“祖人在上，细伢胡诣出门在外，保佑他工作顺利，步步高升。”
其实，我磕头的时候已经在心里默默许愿了。刚毕业的那两年，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个有奔头的好工作，而最近几年，我只希望家人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父母老了，奶奶的腿脚愈发不便，眼睛也看不太清了，哥哥的眼睛曾受了重伤，我在外工作还要攒钱买房。
祖先、天地、司命，三处磕头完毕，我的敬香仪式就结束了。但母亲会再去重磕一次头。她跪在拜席上，祈祷很长时间，每一句心愿诉说出去，像是必定会实现。虽然这个仪式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重复了数千次，但她依然会很用心地去做好每一次。
上完香，母亲给我端来她提前做好的冰糖红枣蒸鸡蛋，里面有整整3个鸡蛋。我一边吃，一边隐隐担心自己的胆固醇会升高。母亲不知道这些，见我吃完，她才会安心的去准备送行早餐——面条煮饺子。
我家在湖北，不南不北，既没有亲手和面做面条的传统，也没有亲手擀皮儿包饺子的习惯。所以，面条和饺子，母亲会提前一天从小卖部里买回来。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吃面食。我在武汉读大学的4年，愣是没爱上热干面，总觉得麻酱在嘴里塞得满满当当，令人手足无措。毕业后寄宿在哥哥出租屋里的那段时光，他忙着工作，我忙着找工作，我们很少能坐在一起吃饭。
为了省钱，我早餐不吃，中午就找个沙县吃个飘香拌面，或者在小饭馆里点一份花饭，晚上就在哥哥出租屋旁边的夫妻店里点一份最便宜的原汤面，什么料头都不敢加。偶尔投出去的简历有了反馈，我才会加一片干子犒赏自己。好在那家店的免费小菜很多，咸菜、泡椒萝卜片、碎藕丁、酸豆角，每次我都把四种小料加满，看起来就是丰盛的一碗面。
我这样一连吃了三个多月，从此对面食产生了恐惧。
但那段经历，我从没和母亲讲过，蒙在鼓里的她一直用面条煮饺子为我送行。她先接一大锅水，大火烧开了就下饺子。怕溅出水花烫着，她总是把饺子倒进碗里，再从碗里倒进锅里。冷冻的饺子咕噜噜下水后，得立马用锅铲拨开，否则极易粘锅。转身，母亲又得去烧火，家里面用的柴火，冬天是棉花杆，夏天是芝麻杆、黄豆萁，都是父母从田地里挑回来的秸秆。
饺子在锅里浮沉，母亲撒一碗冷水让它们安静了下来。还没等饺子再次翻滚，母亲就把面条下进了锅里。一把，两把，三把，直挺挺的面条进锅，瞬间变软，母亲拿起筷子将它们拨开，水中就绽开一朵接一朵白色花朵。
母亲将火调小了些，又往锅里打了5颗蛋，到时候家里一人一颗。伴随鸡蛋下锅的还有一些青菜叶子。此时膨胀的面条已经翻不动了，母亲往锅里舀了一勺多盐，用锅铲打散，一锅面条煮饺子就做好了。
桌上的饭菜已经很丰盛了，有新做的土豆炒肉，有母亲自己腌制的辣酱萝卜丝，还有前一晚剩下的土鸡汤。我舀了些鸡汤倒在已经铺得满满的面碗里，快要溢出来了，连忙吃了几筷子面条。面条煮得久了，几乎失去了弹性，饺子除了皮厚一些，没什么缺点——只是，母亲每次做面条煮饺子，饺子都会碎开，不知道是哪个步骤错了。
我已经不太习惯在早餐的时候配这么多“大菜”了，大学食堂早餐样式也多，但我常年只吃装在杯子里的粥、鸡蛋、玉米、面窝，还有包子。工作之后，我吃的就更简单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和朋友租住在深圳的“老破小”里，买了个京东爆款两人用电饭煲，每天晚上提前定好时间煮白粥，第二天起床就可以吃白粥配酱菜。后来我们工作忙了，连粥都不愿意煮了，就买一些面包、饼干当早餐。
担心我在外吃不好，每次返程之前，母亲总希望我多吃点，再多吃点。但我根本就吃不下太多，一碗就饱。母亲不再强求，但碗里的那颗浸润了面汤和鸡汤味道的荷包蛋，她要我一定吃掉。就这样，一个早晨，我在母亲的注视下，至少吃了4个鸡蛋。
8
早餐过后，再清点一下行李，我就该出发了。如果哥哥在家，他会开车送我到车站，如果他没在，就是父亲开着他的电动三轮车送我。
我用一张张车票追逐未知的幸福，母亲用一碗碗面条煮饺子祝福我能追上这些幸福。她打开了后屋的机房门，看着我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村西头那排水杉树下。我知道，她也没有太多时间伤感，很快就要转身骑着电动车去工地了。等夕阳拂过村西头那排水杉树，她才能回到家，麻利地将电动车停到客厅里，马不停蹄地从楼梯底下找出农具，趁着太阳还没完全落下，赶到地里帮我父亲再做些庄稼活儿。
等到夜色逐渐笼罩胡桥村，母亲会先一步回来准备晚饭。昏黄的灯光在我家的小厨房里亮起，成为村西头众多灯火中的一盏。等父亲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村庄，奶奶早已入睡，他们就面对面地坐在八仙桌前吃晚饭。灯光砸在漆黑的夜里，转眼跌入黑夜。时间渐渐流逝，一切归于寂静。
直到次日凌晨4点半，我的母亲又会准时起床，洗漱、放鸡、敬香、做早餐。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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