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伊拉克人，曾被子弹打穿腹部，来中国生活九年，很有安全感
这是《自拍》第410个口述故事
我叫王立轩，原名Ahmed Mohammed Jaber Alkalthoom，1994年出生于伊拉克一个富裕家庭。2014年，我和两个妹妹跟随父母来到中国，至今已在中国待了九年多。
2020年，我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拍的vlog截图。
在我小时候，伊拉克是个很富饶的国家。我爷爷是个生意人，生意做得很大。他有四个老婆，两个伊拉克人、一个叙利亚人、一个埃及人。在打仗之前，这种情况在我们那非常普遍——只要你公平对待每一个老婆就可以。
爷爷家有一栋很大的花园别墅，大概800多平。一到周末，家族所有人，包括儿孙上下几辈都会聚到爷爷家的大别墅里，经常能有一群十几个孩子在一起玩。大家会一起过古尔邦节，孩子们都才几岁大，待在一起特别开心，感觉很幸福。
那时的伊拉克在阿拉伯国家里地位很高。无论你去到任何阿拉伯国家，只要说自己是伊拉克人，大家就会非常尊敬你。因为我们有石油，我们的国家非常富有，政府会每个月给公民发工资，看病就医免费，上学受教育免费，大家都活得非常有安全感。
我父亲是个石油工程师，妈妈高中辍学就嫁给他，后来有了我和两个妹妹。从2003年开始，伊拉克局势日益动荡，在战争的硝烟四处弥散、愈演愈烈之际，爸妈决定带着9岁的我和两个妹妹躲去叙利亚。
小时候在伊拉克，我和妈妈妹妹的合照，中间照片是我爷爷。
叙利亚的人民对躲避战乱的我们特别热情友好。他们国家离我们很近，也能听到我们打仗的声音，所以很同情我们的遭遇。刚到叙利亚我们需要租房住，房东就把自己的房子空出来让给我们，自己去跟亲戚们一起住，还给我们减免了前三个月的房租。
我们前后在叙利亚待了十年。一开始的两年多，爸爸一直找不到自己专业对口的稳定工作，家里经济状况也捉襟见肘。后来陆陆续续地，伊拉克那边亲友们都跑到了叙利亚，爸爸也跟之前的人脉重新建立了联系，才终于又做回了老本行的石油工程师，家里经济状况也好了一些。
叙利亚的安稳日子过了几年后，2011年开始，叙利亚百姓和政府开始起冲突，之后升级打仗，打得特别惨烈。
我们一家人努力在战火的夹缝中维持生活。当时爸爸还在工作，妈妈负责照顾家人，我已经在叙利亚上大学，两个妹妹也在读书。
少年时在叙利亚跟妈妈和妹妹们的合影，我是中间的黑皮肤男孩。
因为国家小，大人都不会和孩子们分开。我们小学、中学都是七、八点上学，然后十二点半或一点就放学回家了，也不会在学校做作业，或者跑去外地上学。包括结婚以后，我们习俗上也是在别墅加盖一层，让孩子们都住在一起。
但战争会让无数家庭被迫面临分离的境地。2012年的一天，妈妈听到外头枪声还离我们很远，就让我出门买点大饼子吃。我在饼店门口排队等着买饼的时候，来了个人在旁边发了个火箭筒，把对面的坦克直接打爆了。打爆之后对面的人也出来了，一直在打我所在的位置。
我就近躲了起来。过了半小时后，我以为没啥事了就出来了，结果一出来就中枪了。子弹从我腰部后面进，从肚子前面出，打出了个对穿的血洞。我当时完全感觉不到疼，但脚软站不住，然后整个人直接倒下了。
后来我被送到了医院。因为战乱频繁，医院人满为患。医院的人说，如果警察来了，他们会以为你是“那边的人”，“那边的人”来了，又会以为你是警察的人，不管怎样，你都会死。于是我被迫躲回家里慢慢养伤。
我和两个妹妹在叙利亚时的照片。
这件事之后，我们一家下定决心，要找一个和平的国家生活。我有个姨父之前在叙利亚待了六年，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之后他们举家搬到了中国宁夏，在宁夏国际语言学校教阿拉伯语。
因为打仗的原因，亲友已经四散得满世界都是了。家人们有的去了俄罗斯，有的去了迪拜，有的去了越南，还有的去了埃及。大家关系都非常好，都很欢迎我们去找他们，但我非常喜欢中国。
我从小就喜欢看李小龙，也喜欢成龙的电影。我还看过一个埃及人在中国拍的电影，就是拍一个埃及人在中国怎么生活。我对电影里大家相处的感觉，那种人跟人之间友善的笑容记忆非常深刻。所以我从小就对中国有巨大的好奇。
于是我们迅速作决定，通过姨父介绍来中国。当时叙利亚打仗打得很惨，我们先去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然后发现飞机没有航班，只能安排个车先去黎巴嫩。在黎巴嫩待了一段时间，等中国签证下来之后，再从黎巴嫩到埃及转机，终于来到了中国。
来中国之后全家人的合影。
2014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一行五人来到了宁夏。姨父努力帮我们融入中国的生活：爸爸会电工，会修理各种电器类的东西，可以靠这个挣钱，妈妈也可以在学校厨房做事，帮吃不惯中餐的留学生和阿拉伯老师做阿拉伯饭。妈妈对一切接受度都很高，在她心里，只要不跟孩子们分开，就怎么都可以。姨父说我可以去他学校当老师，教阿拉伯语，妹妹们可以在学校学汉语。
我们就这么摸索着在中国待了下来。因为人生地不熟，也完全不会讲中文，再加上从小在战火中长大，还中过枪经历过九死一生，我其实内心非常没有安全感，不知道有什么能保护自己。
来中国之前我在叙利亚的大学念书，差两年就可以大学毕业了。到中国之后，我内心其实也想跟妹妹们一样继续上学，但大家刚到中国，家里开销非常大，收入也不稳定，根本供不起三个孩子念书。
妹妹们来中国后在学校学中文。
那时候父母加起来一个月挣5000多块，妹妹一年上学就要一万六，俩妹妹加起来三万多。一年三万多的学费，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非常贵的。我记得特别清楚，2014年我们来中国后第一次过古尔邦节，按照习俗都会宰羊，我们跟姨父一家一起去买了一只羊，才花了450块。
一万多能买30多头羊！所以如果我再要求去念书，父母就完全负担不起了，而且两个妹妹学习都特别好，一直拿第一名那种，就花钱感觉特别值。所以我更不能给父母增加压力，必须自己出来挣钱养家。
于是我开始在宁夏国际语言学校教阿拉伯语，一教就是三年。在那期间，我跟一个学阿拉伯语的中国女孩在一起了6个月。因为完全不会中文，所以我们一直用阿拉伯语交流，那个女孩的阿拉伯语也越来越好了。但6个月后，她一个老乡找到我，问我你跟这个女的是不是有关系？后来从他那得知，她其实一年前就结婚了，朋友圈还晒过婚礼和结婚证照片。
在宁夏国际语言学校教阿拉伯语。
我大受打击，后来连续三个月，我真的天天在哭，哭得很惨。那时候我也很年轻，什么都不懂，情绪非常激动。我当时是想跟她结婚的，甚至带她见过父母。后来就这样分开了，感觉不可思议。
这件事之后，我开始觉得必须要学好汉语。中文那么难，我要怎么才能学好呢？我姨父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弟，从小跟着父母和姐姐来到中国，在中国念书，当时已经念到宁夏大学，学习成绩特别好。有一回我们一起玩，我看到他跟中国朋友说话聊天都非常溜，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后来我就发现，作为外国人，只要你愿意讲中文，中国人是会对你非常热情的。比如我跟人说“你好”，中国朋友就会超级热情地发自内心的回应我一连串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更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学这门语言。
我在宁夏国际语言学校当阿语老师，兼任留学生班的班主任。
从那之后三个月时间，我闭门不出，什么都不干，专心学汉语，用的是《HSK标准教程》。这个教材里面大概有1200个汉字，内容大概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这个怎么说？”“这是什么意思”这类最基础的交流语言。然后在这些基础上，再慢慢开始跟人交流，一直到今天为止。
2017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人生职业转折的第一个契机。有一天我在学校里穿得特别帅，西装笔挺，胡子剪得很好看，看起来像是中东富豪坐拥好几千万的感觉，其实那会儿我口袋空空，一毛没有。那天遇到一个美女搭讪，问我要我微信。
那时候我汉语还很一般，只会非常简单的交流。我就问她：为什么要加我微信？她说我们要去做模特。我说模特是干嘛的？她说模特就是上舞台，走两步，回来我就可以给你500块。
我早期当模特的照片。
哇塞，这时候的500块对我来说已经太多了，毕竟一只羊才卖450元！于是她就带我去做模特。后来她又跟我联系说两周之后再去外地，我又问“外地”是什么意思？她说去外地就是去别的城市。
那是我来中国第一次去外地，还坐了火车，去了内蒙古临河。去那边我以为也是做模特，结果到了内蒙古之后来了一辆车接我们，然后车越开越远，开到沙漠深处，最后连手机都没信号了。
我当时心想，完了，我被绑架了，哪有模特在沙漠里面工作的，我的腰子马上就没有了。
带着焦虑的心情，车子一路开到了拍摄现场。工作人员叫我去换衣服，我说沙漠里怎么做模特？然后我就看见离车子稍微有点距离的地方聚集了好多人，各种灯光，各种“开机Action”之类乱七八糟的，才发现他们是在沙漠里拍电影。
当时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拍了人生第一部电影，角色是个毒贩，导演觉得我演的还可以，就开始给我推荐其他导演。后来大家互相推荐来推荐去，我又得到了不少新角色。
早期给商家当活动模特的照片。
我也会发朋友圈，号召朋友帮我转发，希望能得到更多工作机会。宁夏的朋友们对我特别好，我非常喜欢拍电影，所以就跟他们说：我可以不要钱，只要能给我一个好角色。后来在大家帮助下，我机会越来越多，角色也越来越好了。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如果没有工作就需要回国。2017年5月，因为学校发展，我父母失业了，随后他们签证就出了问题，不得不离开中国去了土耳其。那时候我大妹妹因为学习成绩特别好，她已经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读本科。而我在中国三年，交到了很多朋友，也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考虑到如果跟他们一起走，又要去一个新的国家，又面临语言不通的问题，那我们全家都会很可怜，所以我决定留在中国。
我们家人四散在外，大家都很不容易，一切只能靠自己。父母家人在一起就像一支队伍一样。爸爸妈妈这么多年，领着我们三个小屁孩，从我十来岁开始，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到中国，又去土耳其，他们受了很多苦。所以在我心里，只要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妹妹过得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父母去土耳其后的合影。
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去土耳其，我在这边至少有朋友能帮我，以后我来负责你们在土耳其的生活费。所以直到现在，我每个月坚持至少给父母和小妹妹那边打3000块，给在上海念书的大妹妹打1500块，收入好的时候会再给多一些。
父母和小妹妹去了土耳其之后，我也从学校离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开始做广告、拍电影，然后又接触互联网，接触抖音带货，做自媒体。
到目前为止，我陆续参与拍摄了32部电影，因工作需要去过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江苏、广东、东北等各个地方。
我（右）早期拍电影的照片。
其实我公司在电影里发展还不错，但后来有两部电影投资没钱了。那时候我公司还带了十几个兄弟，投资方不给钱，但我肯定要自己给兄弟们发工资，所以经济上遇到很大困境。
我把该给兄弟们的工资结清后，还欠了朋友5万块，从那以后，我就希望能做一些比较有把握的事情，不想再做电影这种了。
当时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企业老板，他们特别喜欢我乐观的个性。有一次我就问他们：“你们能不能给兄弟我一个机会，简单跟我说一下你们是怎么赚钱的？你看你们一个个这么高的档次，你们肯定也不希望你们好兄弟像我这样，大家差异太大了都没办法沟通，我跟你们在一起，只能嘻嘻哈哈喝一杯，没有别的。”
2018年5月回伊拉克办新护照，家人们也从土耳其回来短暂团聚。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以前做销售，就找到一个品牌，再找更多人一起卖。不光是做批发，还可以线上线下一起跑，后来跑通了有了客户，然后就可以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我又问他，你第一年怎么做，第二年怎么做，第三年怎么样。他们就告诉我，第一年赚多少，第二年又亏多少，后来发生了什么，然后慢慢越来越好。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后来就开始做各种带货。
2020年初疫情爆发的时候，远在土耳其的父母非常担心我的安危。他们从外网看到一些信息，觉得中国疫情很严重，很不安全，马上要饿死了，所以给我订了机票让我马上跟他们团聚。
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买了一些菜。我就觉得很不对劲。我给爸妈看我买了菜，我可以出门，一切正常。我也发了一些视频给他们，最后他们终于相信我一切安好。
为了让外面世界知道中国真实情况，我自费拍微电影《飞过矮墙的靴子》。
我觉得很难受，父母在国外接触了很多造谣的信息，给他们吓得不轻。他们给我发那些造谣中国的短片，我一看里面不是在喊“加油”吗？但下面翻译写的却是“我们饿死了，救命”，然后说大家只能在家饿死。
于是我决定拍一部微电影，给大家看看中国其实很安全。我拍做防疫工作的工作人员，拍小区的一些场景，让大家知道中国防疫工作做得很好，小区楼下就能买到需要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中国人非常团结。然后把这些剪辑成了微电影，名叫《真相》（又名《飞过矮墙的靴子》）。
这个微电影大概花了六七万块，是完全自费的，我也没有考虑过回报的问题。后来，我们又收集了30多个住在中国各地的外国人的视频。我们把这些视频发到国外社交媒体上，妈妈看到这些视频之后，终于放下心来让我留在了中国。
拍摄《飞过矮墙的靴子》后接受新华社采访。
2020年5月，我开始跟两个朋友合伙，做了一个内蒙古牛肉干品牌，我负责直播卖货。内蒙古牛肉干在全中国都很有名，而且这个东西在伊拉克是没有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开始我在抖音直播间里卖了两个月，没有任何人买。那时候不管有人没人，我每天坚持直播四小时，一直说一样的话术。第三个月，我终于卖出去500块。我非常高兴，觉得这件事终于看到希望了。为了庆祝一下，我花钱请朋友去KTV庆祝，倒花了1500块。
从那以后，直播间的流量渐渐有了气色，第一年我们就做了2000多万流水，其实正经卖货赚钱也就大半年时间。
挣钱之后的第一件事，我给家人在土耳其买了个房子，再买了台车，一共花了大概30万，那是我这些年来最开心的时刻。当时我爸在土耳其骑自行车摔伤了膝盖，我看着特别难受，刚好当时直播成绩还不错，就直接给他们买了房和车。
家人在土耳其聚餐的照片，他们开心是我最大的追求。
后来因为平台不允许外国人直播，我还一度把自己打扮成新疆人。其实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了，真的没把自己当外人。我是外国人，但我不是外人。我就跟大家说我是新疆人，然后直播间朋友说你新疆人去内蒙古卖什么牛肉干，我就说那你内蒙古人难道就不能去新疆卖羊肉串吗？
那时候直播间其实很有意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特别快乐。牛肉干回购率也很好，大家都特别爱吃，甚至有人一个月回购两三次，或者买去当礼物送给朋友。
但后来因为牛肉干销量太大，我们一个合伙人开始把猪肉干当成牛肉干卖。当时我卖了一天，第二天就发现了不对劲。那个合伙人说是因为工厂的产量已经顾不上了，需要先用猪肉干顶一顶。为此我们大吵一架。考虑到这个合伙人有诚信问题，虽然我一天就能有十几万流水，但还是果断结束了合作。
之后我跟另一个兄弟又一起做过一个《三国演义》的账号，我扮演关羽。那个直播间我们投资了100多万，光装修搭建就花了两个月。后来直播了大概15天，已经有19000多人在看，算非常成功了。但还是因为不允许外国人直播的规则，这个直播间也没能顺利做下去。
我做《三国演义》直播间时的照片。
去年开始，我和另一个中国朋友重新合伙创业，做了一家新的牛肉干品牌，我们给它起名“龙帮”。龙代表中国，帮是互相帮助很友好的意思。
我跟这个朋友是在当阿拉伯语老师的时候相识的。当时他未婚妻想学阿拉伯语，但因为错过了报名时间没法入学，于是我答应晚上7:00-9:00可以给她免费补习。他当时特别感动，我们就这么熟络了起来。后来他跟未婚妻分手了，但我跟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关系也越来越好。他知道我遇到很多事情，也帮我解决了很多签证上的麻烦。
于是我们就开始一边合作一边学习，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一切。现在我们合伙的牛肉干生意也是他在负责日常运营，我们在内蒙古和重庆都有工厂，同时我也在运营自己的个人抖音账号“老王在中国”，用视频分享各地的中国美食。
这是我和朋友合伙的龙帮公司大楼介绍图，目前有14000平米的工厂。
做现在这个账号一开始是因为直播政策发生了变化，外国人粉丝达到50万以上就可以报备做直播了。所以我们想看什么内容能快速涨粉到50万，然后结合我自己的特点和喜好来设计的方向。我兄弟发现我特别能吃，而且对美食的评价用词有时候还挺有意思，脸皮比较厚，喜欢和大家嘻嘻哈哈，所以最终选择了这个内容方向。
当时我们就试拍了一条牛肉面的内容，第一个视频就爆了。这个账号我做了三个月，从零开始到现在积累了100多万粉丝。我们计划是每个城市待十几天，然后就换新的城市寻觅新的美食。我们试过直播了一场，最高人数达到9000多，其实很不错了。但我们目前计划先把流量做好，把视频内容做好，所以一直在坚持拍视频。
之前几年，因为工作需要，我一直在努力工作。我妹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念书到现在，我也没有去学校看过她，互相只有电话联系。如今我情况渐渐稳定下来，我也希望今年过年能接父母来中国团聚。
2022年，一个特别信任的朋友介绍我进了《万里归途》的剧组，最后我出演了卡马尔的角色，这也是几年来我久违的电影角色。我在剧组只待了15天，刚好拍的都是战争很惨烈的环境，很吓人，有时候会突然恍惚觉得自己不是在拍电影，而是回到了伊拉克。
拍《万里归途》时的照片。
我看过一部电影，里面设定是有一座桥，桥的这边打仗特别惨，非常痛苦，那一边却在唱歌、跳舞、喝酒。对我来说，离开伊拉克、离开叙利亚，我现在就是已经从桥的这头走到了那头，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吃一个馒头，我都会觉得很乐观很幸福。
直到今天，不论是牛肉干的生意，还是抖音账号视频，我其实都还处于投入阶段，并没有开始真正盈利。但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不一样的风景，学到了很多，感受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美食。大家对我都很包容，很有耐心，这让我可能成长速度也比别人稍微快一些。所有一切，都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这就是和平给人带来的安全感。
==============================================================
人到中年，为了孩子赴港读研
文 | 殷盛琳 蔡嘉丽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一堂佛学课
2022年春天，香港珠海学院Zoom在线课堂上，四十多位学生将摄像头对准自己。除了零星几张年轻的面孔，大多数是中年人。
爱米33岁，坐标深圳，是这届应用佛学文学硕士课程的修读者之一。不过，她暂时无心顾及课堂内容，正慌张地将摄像头上调，确保只露出脖子以上——画面之外，她正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儿子哺乳。
疫情仍在蔓延，爱米大部分时候在南山区的家里进入课堂。她在线上读研期间完成了二胎生产。整个过程衔接紧凑：上学期怀孕，下学期哺乳，孩子在寒假前后出生。
屏幕里的教授滔滔不绝。话题有时是佛教的起源与发展，有时又延展到禅修，正念或者改变佛学发展的某个关键人物。与其说是课堂，倒更像是老师一个人的独角戏。
爱米听得打瞌睡。她选中这个学校、这门专业的目标非常清晰：用最少的成本拿到香港身份。
这也是许多中产家长的路径——通过申请全日制的香港“水硕”项目，拿到身份，他们的小孩就有资格参加香港DSE（又称香港高考）考试，或者参加华侨生联考，避开内地激烈的教育竞争。在一些中介的宣传中，这种方式被称为“合理合规的高考移民”。
爱米的大儿子刚5岁，她已经在深圳南山区买好了还不错的学区房，即便如此，她仍然担心孩子无法在激烈的内卷环境中胜出。去香港拿身份成为这个家庭规避风险的方式，“给孩子提供一个教育出口的保底方案”。
她找在香港做生意或求学过的朋友“取经”，“我不看专业，我也不看学校，我想要一个课业压力很轻松的，因为我太忙了，我又要顾事业又要顾娃对不对？”问了一圈，才找到珠海学院这所“宝藏学校”。
至于佛学，是她筛选过后的选项：中文授课项目，不要求英语成绩，学费只需要十万多港币。另外，佛学对她也有特殊的吸引力，“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信佛的。包括乔布斯、马斯克这些厉害的人，他们每天都会定时冥想。佛学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企业家们的心灵得到放松。”
珠海学院的佛学课程一共修读10门课，分两个学期上完。每门课有三个大作业，包括小组选题汇报、3000字的主题论文以及800字的读书笔记。爱米记得自己读过《六祖坛经》，稻盛和夫的《佛法》以及曹德旺的《心若菩提》。如果不是因为需要完成作业，她可能永远不会翻开这些书。
“那会儿我肚子老大了，天天在那儿写得我腰都疼”。后来，丈夫星佳干脆帮她写作业：他在Youtube上找了几个读书博主的视频，用软件语音转文字，再把大家的观点糅合在一起。
佛学已经算“香港水硕”里有含金量的课程了，爱米说，最水的那种甚至没有作业，每周周末花一天的时间去香港上课，一个学期只需要交一篇论文，还是小组合作形式。
爱米的佛学课同学有在金融领域深耕的职场人，小提琴老师，穿僧袍的出家人，或者实现财务自由后寻找精神寄托的富人。她时常觉得自己的目的有些说不出口——在神圣的佛学氛围里，“感觉好像我们一旦有一些歪心思，（就）是不够虔诚”。
直到快毕业，建立学生们的专属群聊，她才发现了好几个隐藏“盟友”。其中有位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考察北京城幼儿园的海淀妈妈。爱米最初发现端倪，是在摄像头下的课堂里，看到过她的两个小孩围过来。对方暴露了母亲身份。后来她们线上聊过几次，那位妈妈说，之前选了七八所幼儿园，带着孩子一一去面试。爱米觉得对方远比自己焦虑。
2022年秋天，爱米从珠海学院毕业，顺利拿到了香港身份的“入场券”。如果一切顺利，7年之后，她的孩子们随时可以跳出同龄人的高考游戏，转身开启通关更容易、在线竞争人数更少的“新副本”。
●香港巴士印着副学士课程的广告，这也是在内地考不上大学的一批学生热衷的项目，可以作为香港本科的“入门砖”。图/殷盛琳
从北京、深圳、杭州到香港
8月初，我在深圳南山区见到了爱米夫妇。他们的新公司开在写字楼的60层，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以俯瞰这座城市最富庶的区域。五年前，他们刚来深圳，住在喧闹的龙华区，那里聚集了大量城中村。凭借房地产的余温，他们迅速积累起属于小家庭的财富。
现在，他们转做身份规划生意。爱米生完二胎后就着手开始接单，出于一个前房地产咨询公司创业者的嗅觉，她觉得这或许是新的风口。事实确实如此，仅2022年，她就签了差不多100组家庭的订单。
写字楼里，他们和其他创业公司共享办公区域。平时用来做咨询直播的小办公室只有几平米，绿色的幕布和打光灯立在角落。空间较大的会客室摆放着茶具，他们一般在那里接待咨询客户。在直播间，在会客室，各地家长的教育焦虑流动其中。
直播连线的家长大部分来自一线城市或者省会，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未雨绸缪，小孩还在读幼儿园或小学时就提前规划，想在孩子高考前拿到香港永居身份。另一种比较急迫，孩子读到中学，发现没有应试教育的天分，家长转而想拿香港临时身份让小孩去考DSE。
他们的问题都是相似的：怎么才能获得香港身份？需要多少钱？能不能在不耽误现有工作的情况下办成这件事？有位湖北妈妈接通了连线，她和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不清楚能不能走这条路。爱米说，“我只能告诉大家，有些父母非常毅然决然，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
一年多以来，爱米遇到过许多奇怪的客户。有人要求她签署保密协议，担心周边的人知道他有钱，更担心别人知道他想带着钱往外走，从而怀疑财产的来路；有来自上海的博士妈妈委托她们办理优才计划，但坚决不告诉其他家长，害怕她们成为自己申请路上的竞争者。还有一位客户在深圳著名中学做了多年的语文老师，把许多学生送往世界各国的顶级名校，自己的小孩却平庸无奇。这位父亲动了自己去香港读研，为小孩拿身份的念头。
在家长们眼里，香港不仅代表捷径，也代表“精英圈子”。孩子如果能考入香港的名校或从中学就在这里站稳脚跟，会拥有认识更多精英同龄人的机会。他们相信圈层的力量，相信人以群分。
爱米的客户里有一些全职妈妈。在爱米的描述中，留学拿身份这事，对她们而言也是一次逃离。她们在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建立起社交网络，组织打匹克球，相约爬山、出海，“她们觉得前所未有的开心”。
陈冰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赴港读研的代价远比她想象中大。
和许多内地家长一样，她也为7岁儿子和6岁女儿的教育问题感到焦虑。所以当有朋友向她介绍了香港读研拿身份这条“捷径”后，陈冰几乎没有犹豫，马上开始了咨询和申请。爱米向她推荐了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但2022年秋季入学时，学校要求一定要到港念书，不再有线上授课。陈冰有点懵，她长居杭州，原本以为，自己也可以像爱米一样，远程读完硕士课程。但现在，如果想继续计划，她必须从服务了十几年的公司裸辞。在那之前，她是这所氛围轻松的外企里的资深IT工程师。
她迟迟没能做出决定。原本9月1日就要报到，她向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也是最长时限。如果10月1日还没到校，会被判定为挂科。她没办法，买了10月1日杭州飞香港的机票，同时买了两天后的回程票。结果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回不去了。老师很直白地告诉她，如果翘课太多，可能无法顺利毕业。陈冰反复权衡，最终还是向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
陈冰真正回过神来，是在香港生活了半个月，有次坐大巴车从屯门去往市中心，沿途经过跨海大桥，她看着空空茫茫的海面，才意识到自己正进入全新的生活。
人到中年，突然被抛向未知，她整个人显得有些失重。硕士课程都在晚上，她一般到中午才起床，再从长租酒店晃悠到屯门公路的校园里。课堂上，她是拿着电脑坐在教室最后面角落的那种学生，尽量避免和老师有任何眼神交流。
到了陈冰这一届，佛学课程扩招到50多人。大家不再像爱米一样对自己的目的讳莫如深，陈冰说，同班同学里，大多数都是为了小孩教育才过来读书的家长，基本都在40岁左右。有位接近50岁的家长，孩子已经在读高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60多岁的大哥，已经退休了，是少数真正喜欢佛学、没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同学。
●陈冰的毕业典礼 讲述者供图
今年7月，陈冰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上，陈冰的丈夫和儿女也来了——4月份，在同一所外企工作十几年的丈夫被裁员，拿到了一笔丰厚的赔偿金。在杭州，丈夫再次投出去的简历都没有回音，他们决定干脆到香港重新开始。儿子和女儿也做起小小“港漂”，在暑假进行了插班考试。
在爱米接触的客户里，像陈冰这样读研之后最终选择留在香港的家长并不少见，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做出了相同决定。
和陈冰一家见面是在香港上环的咖啡厅。她穿一件蓝白条纹的T恤衫，戴着框架眼镜，没有化妆，如果在路上遇见她，你会以为是本地最普通不过的居民。不过，在狭小的咖啡厅里，这个家庭的普通话倒是引人注意，旁边的顾客不时打量他们。一口粤语的本地服务员努力地在和两个小孩沟通。
落地窗外，香港上环的街道显得有些沉寂，行人寥寥。过去两年里，香港流失了14万劳动人口。上环所在的中西区算是香港的富人区，也是移民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疫情期间，香港一些办学质量并不高的私立院校面临亏损，招不满本地学生。招生办会主动与内地留学中介寻求合作，为课程招揽生源，甚至降低录取门槛。
但现在，招生处“太傲娇了”。爱米说，随着留学拿身份的家长涌入香港，1000多个、2000多个人竞争几十个名额的情况并不少见，学校再也不必为生源发愁。一些课程的学费暗搓搓上涨，招生标准水涨船高，之前对语言没要求的中文授课项目，也开始要求雅思成绩。
“深港妈咪”：移民中介的自我修养
在虚构的身份里，Vivi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的教育，通过申请优才计划拿到了香港身份。“鸡娃不如鸡自己，家里有娃的，咱们一起聊聊吧”，她在社交平台上的简介里介绍自己。账号头像是精心设计后的形象：一头利落的短发，穿剪裁得体的套装，妆容精致。
现实里，她是深圳一家身份中介公司的内容运营，脸色暗沉，有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疲惫感。她服务的这家公司已经成立了17年，打出的宣传语是，“全球每3位香港优才获批者，就有1位来自XX”。
事实上，“水硕”留学只是香港身份生意版图里的一个边角，由此延伸的增值服务已经发展为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小孩择校、租房、菲佣、保险、医疗，每一个在港生活的细节都是市场。
入职两年多，Vivi已经算是小组里除了领导外最资深的员工了，她见证了公司在政策风口上迅速扩张的过程。
这门生意真正的“爆火”，是从2022年10月开始的。当时，港府宣布取消优才计划的年度配额，限时两年。2022年12月底，又启动了“高才计划”，只要满足前一年的年薪在250万港元以上，或者在全球百强的名校获得学士学位，都可以通过高才计划，获得香港身份。
她们的业务随即开始暴增，公司规模迅速扩张。Vivi说，去年3月，公司还只租了一层半的楼，到了今年夏天，已经占据了写字楼里的整整五层。为了应对噌噌上涨的单量，公司新招了很多员工。Vivi的工资也迅速攀升：每谈下一笔订单，她就能拿到相应比例的分成。
她前几年的工作经历有些倒霉，做过自媒体，为一些情感大号写原创文章，但不论怎么写，都赚不到太多钱，后来换到在线教育行业，薪水涨了没多久，行业就垮了。
现在，她终于幸运地赶上了风口期。因为不知道这样的政策窗口会持续多久，所以她拼命努力，是组里的“卷王”，想趁现在多攒下一些钱。
Vivi具体的工作，是通过做内容去触达客户，引流拉新，然后把顾客对接给咨询，由她们负责签单。她会根据各个平台算法的不同，做不一样的内容。在知乎这样的平台，她会发偏解释类的文章，在小红书或者微信公众号，就得靠“经营人设”，“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在她眼里，这群家长充满焦虑，孩子是他们的软肋，也是他们做一切决定的理由。在和难缠的中产家长打交道时，她一般会从家人身上找灵感。姐姐的小孩成绩不好，中考落榜了，要面临“分流”。她旁观她们做母亲，在补习班和各种教育政策里挣扎，已经感受到窒息。
这个深漂多年的80后即将40岁，仍然单身，尚未进入婚姻。她对成立家庭的兴趣逐渐寡淡，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多赚点钱，好好享受生活。
她旁观着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尽力在燃烧的火堆上加把柴。她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文章标题常常是这样的：《高考人数直逼1300万，一张香港身份证能解决中产焦虑吗？》如果有可能，她希望这火堆永远不要熄灭，这样她才能赚到更多钱。
夜幕低垂的深圳街头，Vivi挤进人流，她得搭乘晚班地铁回家，省下钱来还房贷。
●截至今年2月28日，8325名内地申请者获批“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占整体获批数目近95%。中新社李志华摄
更大的成功
出人意料地，这群为小孩寻找教育捷径的中产家长，拥有大致相似的人生路径——出生在并不发达的小城市或者县城，是古早一批的“小镇做题家”。他们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在大城市立足，并靠时代红利与运气积累了不错的财富。孩子是他们人到中年后的 “人生试卷”，没人愿意得低分。
爱米在前二十年多的人生里，是一个标准的小镇女孩成长模版。
她在宁夏一个小县城里长大，成绩在班级里稳居前十。她记得当时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就已经存在，2009年，高考结束后，她们翻阅成绩单，发现排名前列的学生都不认识，属于“空降”学霸。
“但其实我也是弯道超车的，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所以我加分。”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同宿舍的山东同学录取分数比她足足高出100分。
当时她并不知道，进入大学只是游戏的开始而非终章，同学们的出路也因为出身与资源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在同学开始用上苹果手机的时候，她还在用老旧的诺基亚，在同学们享受青春时，她在勤工俭学。让她感触最深的，是读大三、大四的时候，一些同学在准备出国留学，讨论去北欧还是美国。她哪个都不敢想，早早就决定直接就业，补贴家用。
毕业时，她做了最保守的决定：回老家省会银川，进入一家国企。入职后她发现，跟她同批的同事里，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靠关系进去的。包括星佳，她后来的丈夫，也是父母花了钱，找了关系塞进去的。
爱米讲话时，丈夫星佳斜靠在沙发上，他穿一双黑色凉鞋，用慵懒的语气谈论起他们这五年的创业经历，像在追溯一场美梦。他感激深圳，这座逐梦之城从不排外，给每个人机会。
从一所二本大学毕业后，他被父母安排进银川一家通讯国企，和爱米成为同事。但他并不满足于国企的安稳，在那里混了一年多，就瞒着父母辞了职。他开始接连的创业，做过微商，卖过面膜，开VR体验馆，都失败了，赔了二三十万。最后他总结失败的原因，银川不存在真正的创业者。在这里想把一门生意做起来，靠的是人脉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
他决定离开银川，去一线城市闯一闯。他和爱米筛选了一圈，决定来到深圳，这是对年轻异乡人最友好的一线城市。
之后的五年，他们赶上了时代的新风口，迅速积累起家庭的资产。爱米在2019年房地产回暖时创业，做房产销售，她记得当时夸张的情景，几乎每天都有房子在成交，日薪近5000块。他们在南山区买了三套房，又在北京、杭州等城市置办了房产。这也是许多中产家庭的积累财富的路径。
为什么还是焦虑？爱米的感受是，中产没办法把很多资源直接传承给下一代。“他可能在公务员体系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但没办法把职位传给他人。孩子必须经历中考，再经历高考，考到一个本科，或者一个研究生，才有资格去报考他那个职位。”
中产家庭有财富，但似乎也没什么机会能让资产稳定地保值增值。而坠落却随时可能发生：房价会下跌，P2P会暴雷，中年企业精英随时面临裁员。最稳妥的方式仍然是，把小孩也培养成精英，才不至于轻易掉落阶层。“孩子没考到高中，被分流了，是蓝领，你就是掉落阶层了，对吧？你但凡想找个体面一点的工作，起码是个研究生。”
事实上，他们的中介生意也迎合了这样的焦虑。为中产家庭提供解决方案，或者说，提供人生阶段的GPS。“我们要确定性”，爱米说。
见面时，爱米戴一副珍珠耳环，脖颈与手腕上是梵克雅宝的成套饰品。她穿着质地华贵的职业套装，扎着低马尾，惯常的中产妈妈打扮。但星佳说，他们仍然有更大的物质需求没有满足。
星佳的偶像是罗伯特清崎，《穷爸爸，富爸爸》系列书的作者。“他们夫妻两个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依然活跃在twitter，写文章发表一些观点，宣传说不要相信任何国家，靠不住，要靠自己赚钱，不要相信现在的教育系统。”
星佳说，这五年，他们经历的这些和真正“厉害”的人比起来，简直乏善可陈。他们身边很多客户做外贸，碰上行业风口，两年时间赚了几千万。也有人早年在深圳湾买了房子，1500万随即涨到了4000万。“对不对？是不是？人家住着豪宅，看一看海景，看看对面的香港。”
他们渴望着更大的成功。
而那些没从银川县城走出来的同学们，大部分仍然生活在那儿。许多人连高中没考上就去工作了，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做小生意，开店，或者干脆进入体制内。
他们承认，如果孩子处在和自己一样的环境里，如今的高考竞争压力要更大。小辈们想要走出县城，走出银川，一定是更困难的闯关。星佳感叹，“阶层必然是越来越固定的。你只能把他们玩的游戏规则推翻，重新搞一个新的游戏。”
●深圳蛇口码头，许多家长从这里坐轮渡，可以直接抵达香港上环。图/殷盛琳
内地与香港之间：一位插班生的肖像
在香港，这场“新的游戏”中，西瑶每周最期待的是周末。像逃难一样远离压抑的课堂与逼仄的公寓，西瑶和妈妈会一起去圣安德烈堂听免费的粤语课。
这座位于沙尖咀弥敦道一处斜坡上的老教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每一次，她们需要走过长长的台阶，才能抵达门前。
殷红色砖墙与彩色玻璃筑造起西瑶的小小巢穴。在这里，绝大多数学员是共享同一种语境、拥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内地客，同样的异乡人。教课的本地老师是确凿无疑的温和派，不必担心会受到排斥与冷脸。坐在一群相似的人中间，她感觉到安全。
西瑶16岁，梳着马尾，瘦削高挑。她是典型的那种在公立教育体系里长大的小孩，做事沉稳，拥有一颗“老灵魂”。她说自己除了偶尔追星之外，不怎么像个当代年轻人。
今年年初，经历插班生笔试、面试后，她从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国际部，转学香港，入读香港一所排名不错的“一等”学校，暑假开学后即将升入中四。
如同许多家长规划的那样，她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求学，走在一条避开激烈高考竞争的捷径上。但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追问。
她身处热闹的校园，却像在孤岛。有香港同学会当着她的面说坏话，她一面生气，一面又觉得这群香港同龄人好幼稚，“在《甄嬛传》里感觉（他们）活不过第三集”。
西瑶说，她后面越来越觉得乏味，也没有兴趣主动融入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交流，不知道怎么开启话题，因为语言不同，确实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她在香港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有内地背景的女孩，两个人在孤岛上抱团取暖。
李宁起初以为香港学校没有社团活动，因为女儿放学后总是很快回家。后来她才知道，是女儿刻意避开了那些需要待在“集体”的时刻。
李宁是那种让人挑不出错来的妈妈，做事风格和发型一样的干净利落。她和丈夫在东北的小县城长大，高考给了他们去往城市的机会。毕业后，1999年，他们来到北京，在此工作与生活。
在做母亲这事上，她绝对兢兢业业。过去16年里，女儿西瑶是家庭的轴心。李宁说，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女儿在哪里读书，这个家就跟着迁徙到那附近租房。去香港前的最后一站，在北京海淀区，西瑶中考考入了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国际部。
从拿到香港身份，到抵达遥远的南方小岛开始新生活，李宁和女儿只用了3个月。筛选学校的坐标系与在北京没什么本质差别：必须是第一等级的学校，升学率必须要高。
李宁对移居香港的选择有后知后觉的庆幸：西瑶参加香港插班生考试时，还没有多少人报名，但从今年5、6月份开始，这条“捷径”的竞争压力骤增，“（一所）学校所有年级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名额，然后有几百个孩子去参加考试”，她补充说，“几乎都是内地的孩子。”
在香港，她们租住的房子在40层，只有45平方米，仍在西瑶就读的学校附近。
李宁记得，刚到香港的头一个月，她有点崩溃，西瑶几乎每天回来都要跟她掉眼泪。她隐约感觉到，除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女儿还面对着急于自我证明的压力。“她入学之后，香港同学也会窃窃私语，大家对内地来的学生的刻板印象就是肯定学习很好”，李宁说，女儿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平平，会被同学们暗地嘲讽，觉得她不过如此。
连她自己也处在封闭的状态里，极少社交，每天除了去买菜，准备女儿的饭菜之外，她大部分时间缩在公寓，体重迅速攀升。但看到女儿情绪低落，她强迫自己主动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带着女儿一起努力融入庞大的城市。
在茶餐厅，李宁用蹩脚的粤语点菜，用行动鼓励女儿，“open一点”，不要怕出糗。
没人提起过后悔，李宁说，她们彼此都知道，海淀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到香港，跟（北京）学校办退学的时候，就问过学校能不能保留学籍，学校一口回绝了，说不可能。”办理退学手续后，西瑶在原班级的名额迅速被新的同学取代了。
香港的教育并没有想象中轻松。一位2013年到香港读研，并留居多年的福建妈妈说，“精英教育在哪里都很卷，香港一样非常非常的卷。”她说，在香港，小孩读中班，4 岁左右就需要提前为小学面试做准备了。她并不觉得孩子们来到香港就可以避开竞争，“可能在应试上的教育竞争少一点，但是你要面对香港国际化的竞争，多元环境的竞争。”
●香港补习班，也是一门火爆的生意。图/殷盛琳
在香港，西瑶看到了以前没见过的世界，“打网球，认识不同的人，听他们的故事。”但是她总感觉很孤独。她说，在北京，大家总是会强调集体荣誉感这个东西，一个班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但在香港，行政班只是大家在一起上课，同学和同学之间不太会有很深刻的联系。
她现在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通过DSE考试，考入港大。有时候，她想到留在人大附的那些同学们，至少有同窗情谊，而自己高中三年只是工具化的“进身之阶”而非一种青春体验，还是会觉得有点遗憾。
中三学年结束后，西瑶和其他香港学生一样，提前进行了DSE科目的选择，类似于内地的文理分科。她选择了热门的经济和会计学。
这个短暂的假期里，她在北京798和一位网友见了面。对方做设计工作，60多岁，没有小孩，养两只狗。平时爱自己画画。西瑶觉得这位阿姨特别潇洒，在过着她理想中的生活。她对艺术很感兴趣，想从事和电影或剧场相关的工作。
但她觉得目前来说，那只是一种梦想。如果本科去读香港艺术院校，似乎有点浪费了。她还是会先选择读名校，读最热门的科目。
●街边蔬菜店，内地家长们听不懂粤语，一般会直接付大额现金，让对方找零。图/殷盛琳
香港，作为退路与起点
这个夏天，是陈冰一家在香港新的开始。她们在上环租了套40多平米的老房子，月租16500元，两室一厅，一家四口在7月搬了进去。为了节省费用，许多家具她是通过淘宝网购，邮寄到了香港。和杭州一百多平米的住处比，这里显得异常拥挤。丈夫和自己的工作都还没有着落，两个小孩占据他们全部的生活。
安顿下来后，她就开始焦虑起孩子的插班问题。她发了100多封邮件，投了3、40封简历。最后两个小孩被中西区一家小学录取了，这里是香港的“富人区”，反而成为竞争较小的区域——孩子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仍然是内地生，离关口越近的区域竞争越激烈。
虽然来到香港，但许多家长仍然带着内卷、竞争式的惯性对待教育。陈冰也不例外。她想给孩子们报补习班，在香港的街道上逡巡。去一家补习班询问时，有年轻的香港本地老师皱着眉头应对她的连环提问，最后劝她，再仔细考量一下，是否真的有报班的必要，不要那么焦虑。
●陈冰一家租住社区附近，这片区域房租昂贵。图/殷盛琳
陈冰还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在之前工作的企业，或者说，过去这些年经受的教育与生活，让她成为“模式化”的人。陈冰说，她之前和孩子们去参加香港的亲子活动，发现自己画东西规规整整，眼镜就是画圆圈，嘴巴就是一条弧线。
但小朋友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们用贴纸在板子上贴满各种亮晶晶的东西，很有创造性。“如果一直在教育体制下，他可能这个东西慢慢就被磨掉了，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奇思妙想的，但就是会慢慢变成统一的模版，可惜了。”她希望孩子们可以保留这样的想象力，不要变成一颗螺丝，也不要变成一具模版。
星佳对小家庭的下一个规划是去日本养老。无论是深圳还是香港，似乎都无法满足他对生活的期待。“我们现在（深圳）住的房子有180多平，在香港住房成本要高五六倍，生活水平是跟不上的，就感觉去到香港还是有点阶层掉落的感觉。”
另外，他想在同时持有深圳身份、香港身份的基础上，再拿一个海外绿卡，“随时可以走”。
香港对他和爱米来说似乎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说自己掌握不了香港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对他来说也并不重要。“我管它好还是坏，我都是受益者。”他对政策的风吹草动非常敏锐，在下任何判断之前要关注政策的倾向性。“实际上（有人）经常会讲，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谁是那个代价？我不想成为那个代价。”他笑起来，眼镜在午后阳光的折射下晃动。“我想成为代价之后，享受胜利果实的人”，他接着说。
至于小孩的教育，香港也只是一个备选项。爱米说，目前看来，6岁的大儿子性格争强好胜，喜欢集体，和公立学校的风格还算适配。如果他真的是个学霸，在国内参加中考高考也没问题。如果儿子不喜欢刷题，也可以去读深圳好的私立学校，未来申请海外的大学，或者去香港读书，避开中考分流。
另外，儿子目前对国际象棋特别痴迷，他们打算等他再大一些，给他找世界一流的国际象棋教练，如果儿子真的有天赋，也可以去打比赛，上SAT课程，去申请美高，进而冲击藤校。“这几条路都给他铺好，每条路都可以走”，爱米说。
在这个9月，他们的100个客户即将抵达香港，开始硕士课程。
每位家长都祈祷香港的政策不要有变化——起码在自己的孩子结束DSE考试前，不要有任何变动。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