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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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七年后,我终于“港漂”上岸

徐杨 在人间living 2023-08-28 04:30 Posted on 北京
 

 

 

撰文|徐杨  编辑|燕青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来香港以前,鼻炎常年困扰梁茉。今年是她在港的第六年,她只要继续留下工作生活一年,就能正式成为香港人。

她出生在河南一座三线小城, 2017年从当地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硕士。香港硕士学制一般只有一年,学费约十万元,加上学校世界排名靠前,国内认可度高,和内地文化差异相对小。和她一样,许多内地学生都把香港看作留学的“高性价比”之选。
梁茉还记得,初到香港,飞驰而过的车辆经过身边,带起一阵风也不见扬尘。“空气不一样,鼻炎也不再犯了。”只这一个微小的理由,她决定留下试试。
毕业后,根据政策,留学生们会获得一年过渡签证找工作。接下来,如果能在香港持续工作生活七年,他们就能够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和梁茉类似,许多内地年轻人们来到香港,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日复一日生活的足迹。他们共同的身份是:“新香港人”。
事实上,随着疫情后香港进一步放宽各项人才计划申请条件,香港新移民数量迎来大幅增长。8月15日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香港停止了总人口连续三年下跌的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超过15万人,总人口数字约750万人。
放宽的人才政策包括取消对“优才计划”申请总人数的限制,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吸引高收入、高学历人群来港;今年7月,港府计划再次拓展吸引人才的规模,符合人才政策的院校名单不再局限于世界排名前100位高校。
不过,据媒体报道,虽然越来越多符合人才计划的年轻人已经获批长期签证,但他们依然对于是否留港生活处于观望态度。
凤凰网采访多位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年轻“港漂”,还原他们的生活与留港选择的心理过程,试图为更多人提供参考。
梁茉觉得,与现今港府引导的“八大中心”建设需要多个行业人才的方向有所不同,多年前,在香港要找到一份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并不容易。
当时她就读的环境专业,是在生物学大类下——一直以来,因为就业情况不好、工作环境辛苦等,生物学被称为“四大天坑之首”。她毕业的2018年,许多同专业的毕业生因找不到对口工作、无法承担生活成本,纷纷回到内地,留下的同学有做金融的,做物流的,几乎没有一个在做专业对口的工作。
“当时为什么很多人毕业后留在这里卖保险,就是因为没得选。相对来说,保险公司招聘的人数会多一些,对新人的包容度也高一些。”从香港城市大学读完硕士后留港五年的郑雨说道。
《经济导报》曾提到,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1年9月的月薪平均为1.96万港元,其中60%以上的人月薪超过2万港元。郑雨曾经有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每月薪资约1.5万港元,比普通售货员高不了多少,后来这位媒体从业者转行去了金融业。
虽然当时找工作不易,但不少受访年轻人告诉凤凰网,没有在香港职场内体验到“内卷”的情况。
“从能力、学历、背景上,我都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但在香港,我也有机会进入到本地一些大公司。面试的时候不会问太多年龄问题,不会问有没有考虑结婚、生小孩。”留港五年的郑雨说。
从一开始,郑雨就没有指望找到 “对口”工作。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助理,主要是帮助欧洲客户下订单,准备出口报关文件,跟进物流进度等等。干了一年多,她顺利跳槽去了一家规模几千人的本地大公司,做起了HR工作,一做就是三年。
在这之前,她没有任何人力资源的学历背景或工作经验,这段经历让她感慨,尽管当时可选的行业不如内地多,但香港职场的“内卷”程度远远不如内地,“这么大规模的公司,愿意给我这样的‘小白’的机会。”
刚开始做HR时,郑雨主要负责计算薪酬、福利,每天和数字打交道,这需要非常熟悉香港的劳工法。最低薪资是多少,工伤保险如何处理, 税务怎么上报给税局,每天接受着“爆炸”的信息量,回家累得倒头就睡。即便如此,她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加过班。有一段日子,受公司人事变动影响,离职同事较多,她常常在工作日下班后加班,但公司严格按照每小时60港元计算加班补贴,每个月她会多出几千港元的收入,“心理上是能平衡的”。
在内地读本科时,她马不停蹄地连轴转实习,并不是因为勤奋,而是周围人都是这样,如果自己不做,就会陷入“找不到工作”的焦虑中。在香港,她似乎找到了更为舒适的工作节奏。
之后,郑雨跳了槽,仍然做HR,工作内容开始涉及招聘。每天大规模的招聘,参加劳工处不同地区的招聘会,让她逐渐了解香港劳动市场。像麦当劳这样的大型连锁企业,会聘请许多所谓“白卡人士”,也就是存在一些智力或精神障碍,但不影响正常社会融入,或不具备社会危险性的人士来工作。
郑雨说,由于本地人才流失、出生率降低,现在香港本地的服务业,例如零售、餐饮、建筑等人员,以及高端行业如医护、律师等都大量短缺。她所在的公司,像基础文员或零售工作,只要是一份全职工作,收入基本都是1.4万港元起步,稍微辛苦些的仓务员,工资已经加到了1.8万港元一个月。
在招聘市场上,很多接近60岁的中老年人仍然在工作,他们享有选择权,能轻易手握几个offer,会对HR说:“我已经有offer了”,或者“我想找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
“现在人很难招。”郑雨说,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在香港职场上,“年龄”不会成为太大的影响因素。
郑雨的公司常常在政府劳工处上刊登一些职位空缺,比如前线零售门市的销售岗、仓务员等等。她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内地不同城市的大量电话问:“我现在人在内地,我可以申请你们的职位吗?”
郑雨总是回复,公司没办法帮忙申请到签证,而且需要至少有基础的粤语水平。不过,随着政府开始着手开放外劳计划,她判断,未来香港的就业市场上内地人会越来越多。
“从生活、教育各方面,香港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的。”骆勇是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也是协会会长,他告诉凤凰网,年轻人才、高端人才仍处于观望姿态的原因或与香港产业发展的局限性有关。
“很多高端人才,在香港找不到对应产业。”他认为,湾区有很多产业发展得成熟、配套完善,如果和内地配套,香港就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的建设作用,“我认为这是未来很重要一个方向。”
在香港,粤语是融入社会的入场券。
梁茉读硕士时,班里70来个同学,只有10个是香港本地人,其于大部分来自内地,同学们之间可以用普通话无障碍交流,而老师上课通常讲英语。毕业后,她在补习机构工作,周围的同事、老板都是内地人,上课也用普通话教学。梁茉本身是个不热衷社交的人,圈子里几乎都是内地朋友,一直待在普通话的“舒适圈”里。
2021年,受疫情影响,补习机构学生流失了不少,梁茉不得不换了一份工作,去一家香港本地建筑公司工作。这时候,她才发现,这个岗位需要用粤语和大量香港本地人接触,一方面要在工地上给工人们做培训,告诉他们一些环保事项,另一方面要在办公室里写各种各样的文件,给甲方做报告、开会。
而她一点粤语都不会,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学习。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梁茉男朋友身上。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中资企业做物流采购。当时部门负责人曾经评价他:“小伙子什么都好,就是不会讲粤语。”因为不会讲粤语,男友上班很吃力,接触的工友中有很多甚至不会打字,经常给他发一段语音,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口音。
两人下决心开始学习粤语。起初,梁茉一看到别人张嘴就开始紧张,不仅要担心对方说的时候听不懂,还要担心自己的回答对方听不懂,脑袋里还要疯狂运转,在两种语言里来回切换。
“有时候我说一句,他没明白,我就不敢再用粤语说第二遍。心里在想,究竟是我说得不对,还是我的声音太小,他没有听出来?然后我会用普通话说一遍,有时候他听懂了,会纠正一下我的读音。实在交流不上来就写字,还好中文都是能看懂的。”
半年时间,梁茉才基本适应日常交流。
郑雨和梁茉的经历极为相似。她们一样从内地人几乎占80%以上的研究生班级毕业,常常看不懂街上的霓虹字或餐厅里的餐牌。找工作时才突然“当头棒喝”,发现不会说粤语,在香港本土社会里几乎寸步难行。
“如果不会粤语的话,想要融入任何一间本地人占多数的公司都是非常难的。”郑雨说,当时不光整个部门只有她一个内地人,就连整间公司几千人,也都只有两三个内地人,“真的不用指望有人能跟你用普通话交流了。”
她那时在YouTube上关注了很多本地人,经常看他们的视频,习惯粤语使用的生活场景。出去购物的时候,她抓住一切机会跟店员讲粤语。刚开始内心很尴尬,一个句子里会有好多字念错,但她硬着头皮照讲。几次之后,她发现店员们的表情很平常,并不觉得有任何怪异。就这样每天跟同事、朋友、陌生人练习,到了毕业快两年的时候,郑雨基本上能完整说出所有句子了。
2017年8月,梁茉从老家河南坐了七个小时高铁到深圳,接着从深圳入境香港。
那是一个台风天的下午,正值“8号风球”过境,下着暴雨,香港的小巴车停运。她拖着行李箱,好不容易打到一辆的士来到租住地。这是一栋位于九龙广播道的老旧洋楼,这片区域被人称作“广播道的贫民窟”。
合租屋总面积只有16平米,屋勉强能挤下4人。踏进门,是一条过道,两边摆放着两个床位,其中一个床位贴着阳台飘窗。往里走一些,两侧各有一间卧室,全都是单人床。过道走到底是洗手间,紧挨着洗手间门的是一间小厨房。过道和两个卧室都有冷气机。不过,房子太老旧了,各处都能见到漏水,冷气机和其他设施一样,用起来不太顺畅。
和梁茉一起同住的,是三个留学生,每人在各自的4平米个人空间内,拥有一个储物箱和一张写字台。房租平摊,折算成人民币,每人每月负担四千港元。为了公平,四人轮换着住卧室和过道。
因为工作需要,她又接连换了几个不同的租住地点。现在,她在一所港岛上的公立学校教书,住在九龙,每天早上要坐地铁过海。
尽管生活渐渐稳定下来,但买房对于梁茉这样的“港漂”来说,仍然遥不可及。
为了尽可能省钱,年轻“港漂”们锻炼出不少生活技能。
郑雨毕业后点外卖的次数只有10次左右。因为外送费很贵,即便餐饮店就在楼下,外卖运费15港元起步。她开始跑菜市场买菜、自己做饭。
除去偶尔加班晚了,公司报销车费之外,她也很少搭乘出租车,因为“太贵了”。不到20分钟的距离,就要收100多港元。有一次,她出门倒垃圾,没有带钥匙,一阵风吹来把门关上了。她找来一位开锁师傅,从楼下铺面上楼,开锁,不过几分钟,收费350港元。
香港的住房大多都有些年头了,疏通下水管根据小区环境、所在楼层等阶梯收费。房屋越老,楼层越高,收费就会越贵。
“疏通管道三两下搞定了,但是收费七八百港元。任何涉及到人力的地方,都要三思而后行。”郑雨说,在港独自生活还让她学会了下水管堵塞的疏通方法。为了节省成本,她尝试过自己买“通渠水”倒进管道里,但效果有限。后来,她发现了一种细条形的工具,可以伸进管道深处,转动手柄,就能吸出里面大团大团的头发,和积存的各种阻塞物。
在一次又一次探索中,“港漂”们正在学习适应着这个“更高人工成本”的地方。
留港六年,梁茉身上发生了一些改变。
去年9月,在经历过培训机构和建筑公司的工作之后,梁茉来到香港一所公立中学当老师,主要教初中生普通话,以及教非华语学生中文。
普通话是中学的必修课,课表上,每个班每六天有一节普通话课。初中总共三个年级十四个班,她要教十个班的普通话课,还有一个班的中文课,平均每天排上三、四节课。
学校的普通话考试评级只会在成绩单上出现一下,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评优或其他任何指标。不过,即便是语数外这类主要科目,在这所位列Band1的中学里,很难能见到“做题家”。“他们不是像内地学生那样按部就班的,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那么‘乖’。”梁茉说。
每天下午的七、八、九节课,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比如参观故宫博物馆、体验3D打印、游泳比赛、跳绳比赛、辩论赛、书展,所有学生只要报名都能参加。如果跟课程冲突,他们就不用上课了,这也导致很多被占用的课程很难补回来。梁茉常常接到通知:“某某班某某学号某某姓名的学生会在某某时间段参加某某活动,如果他们没有出现在课堂上,请你多多包涵。”
“学生们不会为课程去做出让步,他们觉得活动和上课是同等重要的。”此外,她还会收到各种各样没有在内地学校见过的请假理由:“今天我生日,我就不来上课了”,“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旅游,这段时间请假”,等等。
从小生长在河南,经历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竞争,一开始,梁茉对于这些情形感到匪夷所思。这些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更加自我。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她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我从小是‘好学生’。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什么,就好像圣旨一样,我都会服从。对于老师来说这或许很好,因为老师很容易掌控课堂,能很好进行他的教学计划。对于年纪还小的学生来说,这或许也不错,他们没有成熟的判断力,老师会教会你怎样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成长的步伐加快,如果自我意识没那么强的话,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别人的指示,你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吗?你能看清自己的意愿吗?好像就有点迷茫了。”
梁茉想起自己拿到学校老师岗位的offer时,身边的朋友都对她说“恭喜你,终于拿到了自己的dream job”,她却说“这不是我的dream job,这是我爸妈的dream job,是我家人希望我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她真正喜欢做什么工作,好像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有一段日子,家人对港漂的她说:“生活压力那么大,要不回家考个公务员吧。”但梁茉感觉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她想更勇敢地承担着自己选择留下的结果,即便前路满是未知。

“就像那首诗里《未选择的路》里写的,你永远会想象自己没走过的那条路,会惦记,会向往,那是我不曾拥有过的另一种人生。”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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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出国务工的老人

 吴寻 真实故事计划 2023-05-30 20:11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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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

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高于国内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

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

 

退钱

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

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喂孩子吃一片布洛芬。

完成这些后她再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她更是成晚地失眠,虽已是凌晨,她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

“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她的,但她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

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她在45岁那年办理退休。2千左右的退休金难以为继,近10多年她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

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她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她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她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超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

图 | 中介公司为李丽华开的收据

出国务工,对许多渴望挣钱的老年人来说是一个美好图景。在当下,部分老人退休后,由于退休金不足以支持他们赡养老人或供小辈读书、置业,仍旧需要继续工作。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薪资却逐渐走下坡路。 

按照中介承诺和描绘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务工,同等工作工资是国内的三四倍,正常8小时工作制,包吃包住,提供往返机票,甚至会给缴纳社保。这对她们来说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在留洋务工准备阶段,中介还承诺帮助老人们解决签证和求职问题。

层层吸引力下,老人们通常会和中介签下两年到五年的合同,决心到异国闷头干几年后,带积蓄回到国内养老、还债和补贴家用。

交了钱,李丽华进了一个微信群。以留洋务工为名,这个群里聚集了10多人,两年多来中介没能顺利送出去一个人。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根本是骗局,李丽华一边问这家中介公司要回中介费,同时开始打探其它出国务工机会。 

2022年,一个叫张文文的家政中介告诉李丽华,自己找到一个“正规渠道”,能把李丽华送去澳大利亚打工。张文文是浦东一家家政公司的老板,此前给李丽华介绍过几个在上海的单子。因为有成功合作的经历,李丽华信任张文文,几乎没有犹豫,她和几个打工的亲戚一起向张文文交了11万元。最终,承办人因签证造假被捕,这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

张文文宣称自己也是不知情的。她4年前开始涉足家政行业。最初,她没有计划做出国务工中介的工作,直到认识一个叫孙珺君的人。

“她把所有流程都说得很详细。”张文文说,按照孙珺君的说法,工作签不好办,她可以帮忙为老人们办理留学签证,随便挂靠在澳大利亚的一所野鸡大学,每个月只需交500元,这些老人就可以留在当地务工。

张文文并非一开始就相信孙珺君的说法,曾对孙珺君做过一些考察。有一次,她找理由去了孙珺君家,看到孙珺君家住别墅,宣称这是靠自己赚钱买的。

为了确认孙珺君真的曾把人送到澳大利亚,她还去虹桥机场送过机,并且全程通过视频直播给了关心的阿姨们。当天,两位大叔被送走,“所有眼睛都看着大叔走进了机场。”李丽华也看了那场直播。

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个大叔因为邀请函是假的,下飞机过海关时被遣送回国。另一位大叔没有被遣送,但到了异国无人管问,根本没人带他去工作。最终他自己在当地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当帮厨的工作。 

“孙珺君所作所为都是假的,给阿姨办下来的签证,在官网上根本查不到。”张文文说。2022年9月,孙珺君因签证造假被公安带走,张文文因为处于其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也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今年2月,孙珺君以签证造假罪一审被判服刑3年半。

图 | 孙珺君的判决书

后来张文文想到再去孙珺君家查看,发现已经人去楼空。她向邻居打听,对方告诉她,房子应该是孙珺君租的,因为别墅的租客已经欠了房东九个月房租。

加上李丽华在内,张文文一共收了40多名家政嫂的中介费。每位家政嫂的费用在2万元到6万元不等,总资金达200多万元。这些家政嫂中,有约三分之一超过50岁,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从老家退休后,因为生活所迫到江浙沪做了住家保姆和育婴嫂。

出国务工梦落空的许多老人,平白搭进去数万元,有些老人的损失相当于打工半年到一年的工资。最令她们不满意的是,孙珺君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的刑,而非诈骗罪。 

阿姨们不知该怎么讨回公道。去年春节前,张文文带领李丽华和陈谷谷几位阿姨到孙珺君爸妈家要钱,阿姨们的要求不高,每人给2000块买票钱就行,十个人加起来也才2万块钱。没想到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孙珺君爸妈直接把她们驱逐了出去。

一些阿姨辛苦忙活一年,结果空着手回家。

 

晚年的稻草 

李丽华把出国务工的机会视为挽救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虽不牢靠,却是眼前可能抓住的机会。当育儿嫂这些年,李丽华年纪渐长,发现自己“上单”越来越难。“客户更偏向找45岁以下的阿姨。”李丽华说。

有一天她从镜子里看到发白的头发,才突然意识到老年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 

自30多岁开始,李丽华就成了一名育婴嫂。月薪报价从5千一点点涨到1.8万,之后开始回落。这几年,她的月薪稳定在1.2万到1.4万元之间。李丽华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受市场欢迎了,网络上的单子,客户普遍要求人选年龄不高于45岁。

虽然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是短板也清晰可见。“他们觉得年龄大的阿姨行动迟缓,跟不上活泼好动的孩子,和我年龄接近的阿姨都有这个压力。”李丽华说。所以,当得知到外国务工不仅有高薪工作,还没有年龄限制,许多老人愿意背井离乡,在踏入晚年的初期再搏一次。

作为家政中介,张文文在工作中感受到同样的现象:“以前阿姨年轻时工资能拿到1.5万到1.8万,突然降到六七千,她们心里接受不了。”而许多做外出务工的中介承诺,去澳大利亚工作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在上海,56岁的郭少平受雇照顾一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的70岁老人。这份工作她已经接手了近一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她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她还抱过180斤的老人。

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 

去年,她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千元。4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她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千。 

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一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

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两天下着雨,天气很冷,她就睡在一个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那段时间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住着两千多人,听说进方舱干活工资高,他们不远千里从外地赶过来赚钱。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郭少平幸运地进入方舱干活。说好的每天工资800元,最后到她手里却只有450元,没有别的选择,她在方舱一直工作到上海解封。

图 | 去年6月参与防疫的郭少平

为了赚钱,郭少平几乎在所有能干的行当里兜兜转转。从方舱出来后,她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去新西兰打工的事。“说是能去那边做采摘工、牛奶工、幼儿园保育员,一个月工资3万多。”郭少平说,没想过会被骗钱的事:“骗财吧我是个穷人,骗色吧我是个老人。”

在那家位于虹桥火车站附近的中介公司,郭少平和两个朋友一起,每人交了1万元作为定金。中介说,6 个月能把签证办下来,办不下来全额退款。没多久,中介给郭少平发来了一张大使馆签证审核通过的凭证,郭少华更加相信对方能帮自己出国打工,于是又向中介补交了剩余的 3.8 万元手续费。 

之后,每过几天郭少平就打电话到中介处询问进展。中介一直推脱,一开始能打通的电话,最近几个月已经无人接听。

据郭少平所知,被骗的阿姨达到100多人,没见过一个成功出国的。退钱是郭少平唯一的要求。她现在要一天24小时照顾躺在床上的病人,工作间隙会打电话给中介,手机里留下的通话记录,都是那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无法停歇的晚年

如今许多年轻人向往退休,向往安逸,也包含对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的渴望。但实际上,这些被务工套牢的老年人,退休金不足以支撑他们养家的成本。中介承诺的出国务工没有年龄的门槛,可以为老人们腾出一些时间,多挣些钱为家庭发挥最后的余热。 

退休前,郭少平是安徽滁州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医生。2017年,郭少平年满 50 岁退休。

每个月,5000元退休金定时打到账户上,郭少平却过得更辛苦。卸下了工作,生活里的责任却没少半分。不仅要还家中欠债,赡养两位生病的老人、帮补还在上大学的孩子,每一项都需要钱。

刚到上海时,郭少平在闵行区一家私立医院坐过诊,后来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再次回到上海就再找不到那样的工作了。之后,郭少平到饺子店打过工,那时她一个人擀饺子皮,供得上五个人包。她年龄大了,愿意雇用她的工作越来越少。

“我们这些出来干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哪个人背后不是一大家子。”李丽华说。 

除了被中介骗,李丽华一生还被同一个男人欺骗过两次。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丽华老公的电脑销售和维修生意大不如前。有一天老公携着几十万货款跑了,回来时身上仅剩3千块钱。那一刻她想离婚,可看着眼睛通红的儿子,便放弃这个念头。

李丽华靠着从四川去到上海,做育婴嫂的工作,直到2019年,李丽华才把家里欠的钱还完,还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高中念书。这年她从上海回到四川,感觉无债一身轻,也不打算再出来工作了,想真正过上退休生活。

可家里发生的一件事险些将她压垮。到家她才知道,2016年老公偷偷把他们成都的房子抵押,贷款130万,算上利息三年来已经涨到180万。 

李丽华怎么也问不出老公用那些钱去做了什么。这次她没有忍受,果断和老公离婚,因为不舍得那套被抵押了的房子,她独自承担下所有债务。 

在外工作十年,一朝回到原点。为了还债,李丽华只好再次回到上海工作。“从30多岁干到50岁,青春全耗在了这个行业上,本以为该结束了,谁知又重新开始。”李丽华感慨。

前几年她每月工作26天,还能休几天假,后来她不给自己一天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工资可以从1.2万升到1.4万,刚好够还每月的贷款。

母亲在老家患病在床,她没法回去照顾,和哥哥商量,每月给母亲打3000元。她如今的退休金现在是每月2700元,离支付给母亲的赡养费还差300元。她已经有几个月没钱打给母亲了,哥哥把她欠的钱记在账上,告诉她等有钱了一并打过来。

生活捉襟见肘。出国务工,似乎是个解决问题的捷径。为了能出去,李丽华向两家中介公司交的17万元多,都是她跟亲戚朋友借的。这笔钱要不回来,等于身上又多了个窟窿。现在她一般不敢回家,一回去亲戚朋友就会围到家里要钱。 

“孙珺君坐牢不坐牢不重要,我只想要回自己的钱。”李丽华说。对于出国务工这件事她仍未放弃,还在寻找正规办理出国手续的渠道。她算过一笔账,180万贷款,如果在国内干活并且收入不下降的情况下,也要还到60岁左右。 

退休,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轻松。2018年郭少平正式退休,退休金每月5千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千多,身边朋友都称她是“贵族”。  

实际情况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郭少平一直是家里的挣钱主力,老公在滁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很低。她从医院退休前,老公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债,再加上婆婆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共欠债80多万。

2016年和 2017年,郭少平的父母接连去世,家里又欠那么多钱,她决定去上海打工。公公、婆婆不支持她的决定,婆婆甚至怀疑她在上海有人了,两次让儿子去上海探望。当时郭少平在上海照顾一位老太太,老公第一次来时打了招呼,第二次是“突然袭击”,每次进屋后发现确实只有她和老太太两个人。

“我一向是个守规矩的人,这几年我知道身边有不少人为了赚钱出卖身体,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郭少平说。

年龄越大,她感觉找工作愈加困难,只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去年,郭少平凭借在医院的工作经验,获得当前这份照顾一位半植物人的工作。70岁的老太太全身只有嘴角能动,每天要为她吸痰,这个活有一定风险,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活,郭少平一天为她洗一次澡,做四五顿饭,饭要从鼻饲里打进去。 

这份看上去并不轻松的工作,郭少平干了近一年,每月工资8千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花,退休金和工资都打回家还债,目前还欠二十多万,差不多再干两年多能还完。”郭少平说。 

向中介交的4.8万块钱,等于她辛苦干半年的工资,一谈起这事她就有些咬牙切齿。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去中介公司大闹一场。 

对于出国务工,郭少平除了挣钱没有其他想象,最大目标是挣够100万。儿子28岁,还没结婚,她想为儿子在滁州市买套婚房。不过她又觉得挣一百万很难实现,经历这次被骗,她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出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万一乱了我回不来咋办。”郭少平说。 

等结束这份工作,她想找几个阿姨一起再去中介公司要钱,如果对方不给,她打算住在那里。要到钱她将结束沪漂,回安徽老家生活。她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家庭做些事,回家后她想开个店,做蓝莓酱、桑葚酱、草莓酱进行售卖。

孙珺君被判入狱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张文文肩上,毕竟几十位阿姨都是通过她交的钱,她已经私下垫付了30多万退还给阿姨,仍填补不了那200多万的窟窿。自从她从拘留所出来,每天都有阿姨打电话过来要钱。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老公和爸妈和她吵过很多次架。今年3月,母亲跟她说,钱要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张文文一时想不通,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及时发现后,立即带她去医院缝针。

李丽华知道这事,打电话跟张文文说:“凡事都要好好面对,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

- END-

 
文|吴  寻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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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钱卖掉3套房,我终于能踏实睡觉了

 兮兮陈 全民故事计划 2023-08-28 08:21 Posted on 北京
他几乎面完了所有可面的地产公司,他不是不想干地产了,估计是没有地产公司可干了。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730个故事—

 

 

2023年的5月,王元打来电话,邀请我一块喝酒。我问都有谁,他说李茂林我仨。

 

 
王元、李茂林和我是2011年3月同一时期从别的行业走进房地产业的同事。我从报社时政记者岗转到了地产公司做董事长秘书,王元从一所小学语文老师离职到地产做营销,李茂林从国营煤矿公司离职去做土建工程师。
 
我们一起报到,一起军训。因为身高差不多,军训时并排站在一起,分宿舍时,又被分到了一起,彼此关系走得更近。
 
军训第一天结束,王元躺在床上,仰着脸对着天花板先骂了一句脏话,继而说:“搞得跟大学新生一样,还军训,累死他大爷了。”
 
李茂林不说话,自顾自地洗袜子。
 
我说:“地产这几年野蛮生长,大量招人,几乎每天都在招聘,如果不军事化管理,新来的人流动性会很大,企业文化认同感也会很差,公司会越来越难管理。这是企业的无奈之举。”
 
王元说:“听说没?行政副总在路上碰见谁就让谁背公司的企业文化,什么企业使命、企业愿景等等,如果不会背当场罚两千,NND,如果不是看在工资高的份上,谁愿意来这种公司受这份苦啊。”
 
王元说的没错,我们三个人都是冲着高工资来的。我和王元事业编,李茂林虽然没有编制,但好歹也是国企出来。那几年房地产蓬勃发展,工资比其他行业高很多。
 
我在报社一个月基本工资1200,加上稿费,每个月顶多也就1800。来到这家公司,基本工资4200,还有房补、车补、餐补,定期体检、定制工装等等。
 
在当时市中心三室一厅房租只要500元一个月的五线地市小城,这个工资简直是这个城市的佼佼者。最为关键的是,听说升职加薪很快,这里面很多人都是一年一升职,薪资都是翻倍地涨,经理年薪15万,总监年薪25万。
 
我算了算,如果混得好,一两年内买房付个首付轻轻松松。
 
我们把话题慢慢地就聊到了未来上,想想将来在这个小城拿着高工资,过着“人上人”的生活,我们不由自主地就乐开了花,连沉默寡言的李茂林都边洗袜子边偷着乐。
 
王元倡议我们喝点酒,我说军训期间如果被查到那还不开除。他说没事,咱少喝点啤酒,去河边,不在酒店,没人查得出来。我问李茂林的意见,他点了点头。我们仨就去了河边,一人一罐啤酒,边喝酒,边吹小风,边聊过去,边想未来。许多年后,再想起当时的情景,恍若梦境。
 
此后的军训,我们似乎都充满了力量,呐喊声都要比第一天更有底气。
 
 
地产行业的变化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
 
 
公司发展异常迅速,我们刚入职时,公司只有两个项目在运作,一年之内,大量拿地,三四个项目同时启动。我天天忙着写董事长的签约、奠基、开盘讲话稿,不断更新公司的简介,不断配合各项目出软文,对接媒体,天天加班至深夜。
 
王元从策划专员,一路高歌猛进,很快调入新项目做策划主管,没多久又升职为策划经理,一年后,成了项目的营销经理,同时分管销售和策划工作,薪资转眼就涨到了年薪18万(那时候,经理的薪资从年薪15万上调至了18万)
 
李茂林和我在薪资和职位上没有任何变化。一开始我们还聚着喝点小酒,慢慢地,我们联系不上王元了,他忙得没日没夜。偶尔打通电话,没聊几句他就要挂,我问他忙啥啊?他说忙着挣钱。
 
公司在临河位置新开了一个项目,王元去负责营销工作。每卖出去一套房子,他都能从中拿到一笔提成,那个项目的位置极佳,又是当地最好的学区房,客户连夜排队买房,很多人排不上号,托各种关系选房都选不到。一开盘就哄抢一空,连4、18这种被人嫌弃的楼层都成了香饽饽。
 
王元在当年公司的颁奖典礼上被评为优秀员工之一,除了正常的工资和提成,还发了20万的销售奖励。我看到他在舞台上捧着写有“20万现金奖励”字样的牌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在颁奖后的联欢上更是乐得跳起了舞。
 
再后来,我升了职,从集团调到项目上做综合部经理,王元调到了临近地市负责新项目,老实木讷的李茂林还在做着土建工程师的工作,薪资职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渐渐地,我们三人越离越远,联系越来越少。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4年下半年,房地产经历了一次大的阵痛,市场环境严重恶化,销售业绩变得很差,“去库存”成了当时的主旋律。
 
 
王元所带领的团队在集团排名倒数第一,他多次被领导在大会上通报批评。
 
没多久,在集团月度中高层会议上,我发现王元所带的项目营销负责人换人了。我给王元发了微信问他啥情况,他说他离职了。
 
那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了许多公司不仗义、卸磨杀驴的事,把公司批得体无完肤,我问他接下来怎么办?他说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马上入职,是个区域营销总监。
 
我说叫上茂林喝两杯。他说不喝,喊他干啥,闷葫芦,三脚跺不出来一个屁,不和他喝。
 
我从他的话中听出来了现在的桀骜、自负和狂傲。
 
那时的李茂林仍旧是一个土建工程师,只是月薪涨到了6000左右,和他同期进入公司的人该升职的升职,该离职的离职,唯独他骑着电动车,不声不响地上班,不声不响地下班。有时候路上偶尔见面,给他打招呼,他回复的声音也很小,和领导们聊起他,也都是有些看不起他的样子。
 
在那个房地产一片风风火火的年代,安安静静的李茂林成了一朵奇葩。
 
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在职研究生,考了一建证,造价师证等证书。有一次市里面发布了研究生每月补贴500元的事,他唯唯诺诺地去行政办公室找领导要那500元的补贴,领导很生气地说没有。
 
他走后,领导说他性格变态、难成大器。
 
我曾经劝过李茂林把性格放开些,他说他做不到。他说啥都可以变,但是性格不能变,要不然自己把自己弄丢了,得到的再多也不值得。
 
王元离职后,去了一家更大的公司。政府为了刺激房地产,提出了许多的利好性政策,如人才补贴、契税补贴;开发商顺势推出了零首付、免物业费等政策,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
 
到了2015年,市场又红红火火了起来。听说王元赚得盆满钵满的,在地市、省会都买了房,奥迪宝马换着开。我俩微信聊天,他永远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慢慢地我也不想和他沟通了。
 
直到2018年,我俩又在同一家公司遇见。
 
 
2018年的5月,我从就职7年的上家公司离职,入职了一家国内一线房地产公司,负责区域的人力行政工作。
 
按理说,区域营销负责人的入职,需要经我面试,但当时我刚入职,且该区域新成立,总部对该区域的人才入职较为重视,就把营销部门的招聘放在了总部。
 
7月,新的营销总监报入职,我发现竟然是王元。
 
 
他被总部的领导带着来找我报到,我愣在了办公室。他假装不认识我,仍是一副端着架子的模样,没有握手,给我打了个招呼就坐下了。
 
聊了几句,总部领导要走,他跟着就走了。走到门口后又转身说:“我的办公室准备好了吗?”
 
我说安排好了。
 
他便走了。
 
我的下属很生气,“领导,你俩平级,他凭什么这样说话。”
 
我笑着说:“可能性格如此吧。”
 
那时候我忽然就想到了李茂林曾经说过的话,什么都可以变,但是性格不可以变,要不然就没了自己,我就释怀了,也许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尊重他的性格。
 
我们公司规定,中高管试用期期间工资100%发放,但是试用期六个月。可是,王元在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他不符合录用条件,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我俩坐在巨大的落地窗前。难得的冬日暖阳照在我俩身上,我们看着彼此,一刹那像是回到了当初。我不想打击他,所以在叫他之前,我做了许多的心理建设,一直在想如何说才能委婉地不伤害到他。
 
他仰着脸说:“啥事啊?”
 
我把一杯水推到他面前,我说喝点水。
 
他又说:“人力找我,要么就是升职加薪,要么就是开除。我刚来没多久,升职加薪不可能,那肯定是要开除我了。”
 
他的一针见血,让我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也不再掩饰,点了点头。
 
他很不在乎,“好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说你难道不想知道原因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现在的他让我很难和2011年初次见到的他画上等号,仿佛是两个人。地产的疯狂发展,让很多地产人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同时,也让很多地产人在时代红利的加持下膨胀自大、目中无人。
 
时代的美好,让很多人固执地认为,他们的美好是自己的能力强大。所以,慢慢地,地产业涌现出了许多暴戾、傲慢、急功近利的人。
 
我几次试图想和他重新成为朋友,都没能靠近他。我想和他好好聊聊,让他能够沉稳下来。可是他说:“能改变自己是神,试图改变别人是神经病,管好你自己吧。”
 
彼时,地产形势相对还算稳定,虽然已不像2016年前后那么疯狂,但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裁员。那时候,优秀人才还相对稀缺。我知道王元的底气来自他过往的大公司工作经历。
 
在地产圈,人才招聘有几个硬指标。一是统招本科以上学历,二是85后(2020年之前),三是全国30强房企背景或本地五强背景。王元全部符合。再加上他身高、形象都还不错,策划出身,多年的销售经验,让他很容易在营销圈内脱颖而出。
 
“给我补偿,我就走。”他直言不讳。
 
他还在试用期,没有补偿,并且在入职时便签订了试用期考核表,他第一次考核就没有通过,符合劳动法,按理说不该给予赔偿,但考虑到王元性格乖张,害怕他做出过激行为,我特向公司申请了半个月的工资补助,得到了总部的同意。
 
我说:“这半个月不用来上班,你找工作去吧。工资按照全勤发放。”
 
他向我拱了拱手,说:“谢兄弟。”然后站起来就走了。
 
他走后,我坐在那里没动,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眼前未动的水,我在想他身上的这股子傲劲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对上级阿谀奉承,对下级横眉冷对,说话极其简单粗暴,对同级趾高气昂。上级看不惯他的谄媚,同事看不惯他的傲慢,下级看不惯他的粗鲁,他成了孤家寡人。
 
在我和他谈离职之前,已经有很多下属向我投诉过他的不近人情,我总觉得那是一个领导的管理方式,只要不太过分,都可以容忍。
 
他常常会把曾经的业绩拿出来展示,在大会小会上说自己曾经带XX项目的时候,业绩多好多好。他大抵是忘记了那是时代给予的,而非一个人真正的本事,他身上的这股傲劲,让他没有沉下心来,导致很多工作敷于表面,没有真正的落地。
 
在面对问题时,他时常抱怨公司的制度不完善,流程繁琐,限制了他能力的发挥。他习惯性地把责任推到相关业务部门。
 
仅仅四个月的时间,他就成了公司最臭名昭著的人。售房部首次开盘业绩差成了他被踢出局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本想从朋友的角度把这些事说出来,也好让他有个反思,但是他并没有想听的打算,我又害怕说出来之后,节外生枝,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什么也没说。
 
他很快办理了离职手续,没打一声招呼便离开了。
 
我原以为这一别,我们将彻底成为陌生人,可万万没想到,我们此后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频繁。
 
他的第一条微信是:兄弟,如果有背调帮我说点好话。职位我写的营销总监,薪资我写的月薪3万,提成项目总提万六。
 
人力的职业操守让我本能地想拒绝,但是考虑到他那么骄傲的人,也会说这样服软的话,再加上之前是朋友,我决定帮帮他。我回复了三个字:放心吧。
 
很快,他找到了新的工作单位(暂且叫B公司)。听说薪资比我现在的公司(A公司)还高,职位也更高了一级。
 
那是我第一次替他“圆谎”,我没想到的是,此后我断断续续地多次陷入了他的“圆谎”事件中。
 
2020年夏末,王元又发来了“求助”微信。内容是:我近期又面了一家单位,我写的咱公司(A公司)。工作时间是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职位是营销总监,薪资是2.5万月薪。如果有背调,替兄弟多美言啊。
 
我仅回复了一个字:好。
 
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收到这种微信了。我暗暗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我一定拒绝。起初,他的谎还没有太夸张,真实的多,虚假的少,后来越来越过分,一份简历中除了基本信息是真的,过往经历多半是假的。
 
没想到的是,那的确也是我最后一次替他圆谎了,房地产市场行情的急转直下,让他再也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我再也没有接到过关于他的背调电话了。
 
 
突然接到王元约喝酒的电话,同时还提出叫上李茂林,让我很惊讶。我想拒绝,他说感谢这么多年帮他背调,替他圆谎,我心里也挺五味杂陈。我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回想这几年接到他的电话或者微信,总是与换工作有关。
 
接到C公司背调电话之前,王元先给我吐槽了一堆B公司的缺点,比如无休止的开会、没有节假日,领导说话压迫感强,营销任务重,还说了许多关于办公环境差、食堂饭菜不合口味等等细节性问题。
 
最后,他说到了重点上,“这家单位待得时间太短,我就不在简历中体现了,我把在A公司的工作时间往后延长两个月,你帮我圆一下哈。”
 
我答应了。
 
没多久,我接到了C公司的背调电话,我简要回答了他在A公司时的表现,好在背调的内容并不详实,只是一些表面的问题,很快就结束了。
 
听说,他顺利进入了C公司,只是职位降了一级,薪资也回到了A公司时候的待遇,并且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
 
我以为他会稳下来,可是又没多久,他又发来了“求助”微信,让我继续帮他“圆谎”。他说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背调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都留的我的。
 
我说:“怎么又要换?”
 
“唉,别提了,这家公司也是个坑。我来了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的经济状况很差,很多项目卖得都不好,根本不挣钱,到现在项目的各项证件都不全,项目都开始两年了,目前还是一个坑,开盘遥遥无期,干营销的全靠提成吃饭,这推进这么慢,啥时候才能拿到钱,不打算在这熬了,准备换一家。”
 
他每次给我的回复逻辑都很强,并且理由都很充分,再加上他营销出身,说起话来条条框框、轻重缓急拿捏得让人没有反驳的余地。
 
我没有回复,嗯了一声,算是又答应了。
 
很快他又入职了D公司。
 
毫不意外,王元在D公司没多久又离职了。那次,我连离职原因都没问,只问下一步你如何打算?
 
他说他想玩一段时间,歇一歇,有的是时间。后来,我在朋友圈看他去了西安看兵马俑、去了敦煌看莫高窟、还去了内蒙古骑马。
 
再后来,我又陆续接到了几家公司的背调电话,我自己说话都支吾起来了,因为我对他的近况着实不太了解,无法自圆其说。
 
再后来,疫情暴发了。
 
谁也没想到疫情会没完没了地持续三年,而他这三年才是人生转折点的开始。
 
网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潮水退去后,谁在裸泳,一目了然。疫情的爆发,让地产的潮水在一点点地褪去,裸泳的人一个个地浮出了水面。
 
疫情反反复复,但销售仍在持续,人员的流动性还有,一线房企裁员也不像以前那么遮遮掩掩了,媒体上每天都会爆出XX公司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砍掉投资部,投资部全体人员要么转销售,要么被裁。河南区域与陕西区域合并成新的区域公司,只留下一套班子,另外一批人被裁。
 
大公司员工被裁不再是新闻,被裁后很多人员进入了地市小房企。王元在这股浪潮中,又先后去了H公司、I公司和J公司,每个公司都没超过6个月(有的公司约定试用期半年),也就是说从A公司离职之后,他接下来的每一份工作都没有过试用期。
 
我为他担心,终究没忍住让他一定要静下来,要不然职业规划就彻底乱了,以后再找工作就难了。
 
他说他已经很难了,从曾经的营销副总,一路降到现在的销售经理都愿意干,从原来的年薪60万,降到月薪8000都行。
 
虽然他跳槽很频繁,但是好在他的背景还不错,我本来想说不至于,但是转念一想地产这几年大规模裁员,985、211研究生,碧桂园、恒大、融创背景的人才满天飞,他在这群人中已经不显眼了。
 
后来,他的朋友圈开始发一些正能量的图片,自己给自己鼓劲,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圈变得很安静,什么也不发了。
 
 
我和李茂林准时赴约,我们在一个夜市小地摊上吃饭。一开始,他表现得还是很开朗,给我们倒酒,侃侃而谈。李茂林还是不说话,恭恭敬敬的样子。
 
 
酒过三巡,气氛就变了,他开始哭泣。
 
那天我才知道,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工作了,现在的经济来源,是偶尔在市里面跑跑滴滴,有时候去超市干几天零工。
 
最难的是他曾经在地产红火的时候高位买了三套房子,现在都砸在了手里,卖不出去。
 
当初买房是通过各种网贷付的首付,加上房贷,每个月还着四五万的各种贷款,一开始靠各种腾挪勉强维持,现在维持不下去了。
 
他向我俩借钱,开口就是每人借给他20万。李茂林当场就回绝说没钱。那时的我也刚刚从地产公司离职,进入了一家国企上班,薪资降了许多,勉强糊口。
 
他突然拿起一个瓶子砸向自己的头部,瓶子立马就碎了一地,把我和李茂林,以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他说:“你俩放心,我有借有还,如若不还,就像这瓶子一样粉身碎骨,不得好死。”
 
我俩实属无奈。地产大规模裁员,到处都是失业的人,谁都不好过,开发商负债高,员工负债也高,都不好过,哪来的钱。
 
我说:“借钱的确为难我俩了。你也知道,茂林这么多年,还是土建工程师,工资也就几千块钱,骑个电动车天天风刮雨淋的。虽然工作保住了,但是听说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我这几年虽然好一些,但毕竟也是普通家庭,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帮你推荐个工作吧。”
 
他喜出望外,连忙感谢。我说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实现,只是靠我多年的人力资源人脉,我试试看。我问他对工作有啥要求吗?比如地点、薪资、职位。
 
他连说没有没有,啥都行,只要是工作就行。
 
我托朋友找到了一个县城销售经理的岗位,我把简历推过去之后,对方人力说知道这个人,以前投过简历,面过,不行,夸夸其谈,不务实。我好言相劝,对方终于脱口说可以再见见。
 
没多久,朋友发来微信说已经和王元见过了,领导不是很满意,但说先试试吧,给他定的岗是销售主管,薪资5000,试用期三个月,发80%,转正后交五险一金。
 
如果他答应可以马上入职,如果不愿意就算了。我把消息说给了王元,他立即就答应了,还承诺第二天就可以去报到。
 
以我的判断,这份工作他一定干不长,果不其然,两周后,他又离职了。我还是没问原因,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一是表示感谢,二是表达了以后再也不干地产的决心。
 
我在和圈内人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招聘人员都认识他,他几乎面完了所有可面的地产公司,他不是不想干地产了,估计是没有地产公司可干了。
 
后来,他说赔钱把高位时期买的几套房子全卖了,算上利息和各种税费,有的赔钱三四十万,有的赔钱一二十万,他笑着说那些年在地产圈挣的钱,最终又都赔进了地产里。不过自从房子卖掉后,觉也睡好了,不再焦虑了。
 
他全职做起了代驾,再后来,他开始跑代购。
 
7月底,我们在路上突然相遇,他头发白了大半,不到40岁的年纪,沧桑得令人可怕。我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在一家敬老院工作,我问他具体干啥,他说卖床位。
 
我说:“还好吧?”
 
他说:“嗐,混口饭吃。”
 
我说:“先干着,等哪一天地产形势好了,我们还回去。”
 
他满眼忧伤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回不去了。”
 
 

作者 | 兮兮陈

编辑|李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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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百慕大、人間黃泉路」,瓦屋山迷魂氹究竟隱藏着怎樣的隱秘! -FormatRun58- 给 FormatRun58 发送悄悄话 (214 bytes) () 09/13/2023 postreply 20: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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