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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被选中为我们学校心理中心的咨询师助理的时候，我内心是无比快乐的。那会儿我刚看完一个剧，改编自一本小说，男主是一位外表优雅、风度翩翩的心理医生，暗地里也是个作案手法高超的连环杀手。我一度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一直想亲身体验一下在心理咨询机构工作的感觉。
中心有两位负责人，都是在编老师，知名院校的心理学博士毕业，也是《心理健康》必修课的主讲老师。这门课在大一开设，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要修。不需要授课的时候，她们就在心理中心坐班，管理办公室的大事小情。
之前一直以为学生给学校干活就是白干，第一天来上班后，我才知道做咨询师助理是给发钱的，拿工资就意味着工作不会太闲，我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接待来访者、收集整理来访者资料、复印病历、对接咨询师、跟进咨询、对接学院辅导员、对接校内外医院精神科、网站维护、视频剪辑、公众号运营、会议记录、海报设计、各类心理活动和科普宣传、财务报销、咨询费核发、打扫咨询室卫生、养花、订饭……总之就是一堆碎事儿。
北京话里有个词叫“催巴儿”，我感觉它能简明扼要地概括做助理的自己：什么都得会一点，但什么又都不精通，就像酥皮点心一样，看起来精致漂亮，稍微一捏就碎成渣渣了。不过，中心的工作氛围比较好，第一天干不完的工作，我们会自动顺延到第二天，从来不会被骂或被指责。
我还有两个搭档，其中一个负责跟进几位咨询师，这样就能cover掉工作日所有时段的咨询。大家共用一本工作笔记，就留在工位上，每人都要写明在自己负责的时段里做了什么事，以及还有什么事项是待做的——这是中心的强制性规定，为的是尽可能在“翻旧账”的时候有迹可循。此外，每日的工作文件也必须建立单独的文件夹，按日期分类放置，无论当天的事项是否做完，结束工作后都要上传系统留档。我们会配备统一的公用手机及微信号，工作时间不允许用个人微信联系任何来访者和咨询师。
面试的时候虽然说了几句洋文，但是来中国的留学生，不出意外都能叽里呱啦讲中文，时不时还能蹦出个“我去”“卧槽”，一般来说，几乎没有那种鸡同鸭讲的局面。所以说，这个助理工作没啥门槛，就是活儿细，得按规章制度办事。
有意思的是，一旦别人知道你干着这份工作，就会自动把你脑补成一个稳重、靠谱、值得信赖的人。我也确实在这份工作之外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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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咨询全部设在工作日，上午3个时段，下午3个时段，每个时段40分钟左右，每个时段会固定排给1个来访者，常规情况是每周1次，每学期最多8次，也就是说，一位来访者在2个月左右就会结束自己的咨询。我们的咨询是免费的，中心会外聘咨询师，按小时计费，费用由学校出。
每学期预约咨询的学生人数不少，很多人一开学就预约了，但也往往要2、3个月之后才能排到。受限于咨询师人数和场地，我们2个咨询室即使是同时不停歇运转，每天最多也就能安排12位来访者，每学期末依旧会有安排不上的学生，只能后面给他们安排一次评估，顺延到下个学期。等待的这个过程，不少学生就放弃了。
学生那边远水不解近渴，咨询师这边意见也很大——有时候来访者情况不太乐观，仅仅8次的咨询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即便申请延长咨询，最多也就多出1到2次，学生无奈，就只能去校外机构。
我们的免费手册上印着北京市各大医院相关科室的简介和联系方式，但是绝大部分都需要自费。微信各种群里经常会有一些患病校友的募捐链接，大多是肿瘤，或是一些慢性病。尽管很多学生负担不起精神疾病的治疗费用，但几乎没人会因精神疾病募捐，或许还是害怕被人知道，被人诟病无病呻吟。
接待来访者和安排咨询是我们身为助理的“头等大事”。学院路这边的高校都设有心理中心，校园里一切有需求的人都可以来求助。各个学校的预约流程都差不多，同学们只需登入系统，填写一些基本情况，当然，也可以在上班时间给中心的座机打电话，值班助理接听后会把需求信息登记在系统里，再分配给时段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来访者永远是我们工作的最优先，比如，我正在给咨询师做咨询费表格时——这种细活儿很容易出错——若突然有来访者敲门，我是一定要放下手里的事情的。除非来了两个来访者，我们才会让其中后进来的那个“等一下”。久而久之，只要一有人敲门，我就会条件反射地坐直身体，注意力“唰”地集中到门那里，确保那道缝隙被拉开的瞬间，让门外的人首先能看到我专注平和、面带微笑的大脸。对于来访者而言，这会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看清楚他们是怎样的状态。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样做是不是为预防那些手里拿着致命凶器的绝望者，毕竟电影里都这么演，就像DC漫画里的Joker，上一秒，他乖乖坐在一边，下一秒，“砰”，警察局就炸了。
办公室的屋子设计得精巧，视野最开阔的地方是我们助理所坐的位置，等候区在我们正对面，可以360度无死角关注来访者的一举一动。来访者通常会在咨询正式开始前的5到10分钟过来登记，签到之后待在等候区，然后自行去往相应的咨询室。等咨询结束，再出来登记，然后就可以离开了。
等候区日常会摆上一些饼干糖果之类的小零食，就像去海底捞等位的时候的样子。大家在外面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想吃就吃，但在这里，一些来访者在拿零食前会先问一句：“我可以吃吗？”等我回答“当然可以”后，他们才会吃，甚至，他们还会问：“我可以再吃一个吗？”
大部分来访者都显得小心翼翼，我也知道他们的内心正在剧烈波动，他们不会在咨询室以外的地方表露出来，可能是想保持某种形象，可能是不希望把无助的一面展示给不相关的人。我见过一个梳高马尾，背双肩包的女孩，她会坐在等候区背单词，背一会儿，就叹气，然后吧嗒吧嗒掉眼泪，明明我们桌子上就有抽纸，她却还是用自己包里带的，然后把用过的纸捏成一团握在手心。
中心在学校里的位置本来就相对偏僻，平时走廊也没什么人，我们工作分工到位，基本不需要沟通，大多数来访者也都安安静静，所以，这里大部分时间都极静。
但也偶有例外。我遇到过一个女孩子，她留着可爱的“公主切”，会蹦蹦跳跳地卡着步点进门，像森林里的小兔子。她的标志性动作是左手抱个椰子，一看就是顺路从学校的小超市买的，价签还没撕下来。最初我觉得她对于咨询就像闹着玩儿一样，随性得很，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过了约定的咨询开始时间，咨询师就会给我们发微信问来访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几乎每次我都要给她打电话问她人到哪里了。
直到后来有一次，她的咨询师去跟负责人报告，说她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每次还抱着一个椰子来，说了没几句就开始哭。”咨询师讲到这里，还看了我一眼，“你有印象吧？”
“有，但是她每次来都特开心……”我其实已经非常心虚了，因为听完咨询师的叙述，我立刻察觉到，她可能是在假装开心。
“你听说过‘阳光型抑郁’吗？”咨询师问。
我摇摇头。
中心负责人见我一副傻了吧唧的样子，就见缝插针地给我科普，还说：“这种类型在学生中还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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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中心也会有些计划外的访客，他们脸上通常会摆着一种“只是单纯过来问问”的表情。比如会有没预约的博士生过来唉声叹气，讲一下自己被导师为难、出力又不能顺利毕业的事，把茶几上的纸巾抽走几张，说完，又走了。我的搭档们也会遇到这类莫名其妙的情况，但我们只是偶尔互相讲一讲，并不会记到本子上，因为人不预约，我们就无法跟进。
一天，一位外表儒雅的中年男士走进我们办公室，敲开门就问：“你们负责老师是哪位？”
他很高，有点发福，往屋里一杵就让人感觉很窒息，他脸上没有多余表情，一对眼睛不怒自威，浑身散发着教育精英的气息，一看就觉得不会是那种会轻易向别人低头或者求助的人。
我们负责人不认识他，问他是哪位。中年男士回答说，“XX学院的教授，想给女儿咨询”。负责人说，“不能代替预约，得要本人过来”。那位教授又继续讲，说自己的女儿就是这所学校里的学生，但是休学了，因为重度抑郁，要经常吃药。他说这情况令他感觉不可思议，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就不能上学了？他又说，问了很多人才找到这里，刚才差点迷路。
我想，这种最基础的常识，这位教授完全可以问女儿的医生，或者自己上网搜索，但他骨子里可能自带“追寻真理”的基因，凡事都要多方求证。
我们的负责人跟他讲，是否能上学，取决于病人的病情，自己都没见到他女儿，也没办法评估，如果他女儿已经去看过医生，他倒是可以和医生进一步沟通。但那位教授并不肯罢休，他里外里描述了一通女儿的状况，说女儿现在只能在家里待着，经常哭；他跟我们的负责人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反复拉扯，不断叹气，诉说自己教育的失败，给人的感觉是在讲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到最后，我们连他女儿在哪个院系都不知道。
有时候，学校各个院系的辅导员也会打来电话，讲述一些他们处理不来的复杂情况，像什么学生想探望服刑的父亲学校没批假的、爸妈趁女儿上研究生偷偷生二宝的、年过半百的爸爸领小三回家的……我发现很神奇，学生似乎天生会“反向筛选”——如果他们主动找辅导员，可能也就是上述类型的问题；如果他们主动找中心，则基本会是些伤害性比较大的问题，比如暴力、霸凌，或者伦理引发的一些事件。
接辅导员们电话的时候，如果负责人不在，我们助理就会先记录再转交。记录的时候，我时常有“这种问题辅导员也会处理不了吗”的疑惑。后来，咨询师们说，因为很多学生在成为辅导员之前，可能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他们大多出自比较稳定的家庭，岗位招新时也是按这个标准筛的，所以，很多问题他们处理不了，很正常。
想想，咨询师说的不无道理。按要求，辅导员每个学年都要和所负责的每一个学生谈一次话，还会拿着一个印着校徽的统一格式的小本子记录。我和我的辅导员那次的单独谈话特别尬，她问我：“为什么XXX先叫我‘狗’，又叫我‘爸爸’？”我说这么叫是因为好玩儿。她就说这么叫感觉很奇怪，以后不要叫了，“女孩子要注意语言美”。
大多数辅导员并不会强烈建议那些跟他们倾诉的学生来心理中心做咨询，但会劝他们“休息一阵”——因为每个学期，心理中心都会给学校提交各院系的“咨询情况单”，如果哪个院系“出问题”的学生太多，可能领导和老师的面子上也不太好看——所以这些独自面对着鸡零狗碎的学生们，都会殊途同归地“回家”。有时候，辅导员们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给学生批一小段假，但如果学生要休学，就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他们便会建议学生们去三甲或专科医院，因为我们心理中心也是没办法开具符合休学规定的诊断证明的。
表面上，学校里的各个部门通力协作，实际上，大家更像是同坐一个大课堂里的学生，一个学生犯了错，其他同学都不愿意拆穿，会选择包庇下去。当某个部门的工作出了一点问题，他们首先会选择自己解决，尽量不要让别的部门知道，哪怕不专业会办坏事，他们也觉得求助实在过于“烫嘴”。但心理中心不一样，我们通常会尽量把事情往复杂化考虑，一旦咨询师们发现来访者们存在一些难以处理的状况，就会立刻上报，中心就要马上讨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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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是督导时间——中心负责人解释，天天听别人吐槽，倾听者内心也会压力繁重，咨询师也会有心理问题，所以会请一些外聘专家过来。这也是“交流情报”的时间，上一周别的高校发生了什么大事，这天我们就能知道了。
一次，一个外聘专家气定神闲地来到中心，一边在我这里登记签到，一边讲述着她不久前的离奇经历：“在楼梯间遇到一个开窗正要往下跳的姑娘，顺手就给救下来了。”
她讲话的语气格外平静，而我被惊得眼珠都快要瞪出来、下巴都快要掉地上了。她轻飘飘扫了我一眼，然后对屋里其他人道：“这个助理小姑娘是新来的吧？”
后来，我就基本上习惯了。有时候，一个咨询师说：“我那个来访者已经休学了，因为情况太严重。”另一个便接：“呀，这种情况，我这边也有一个。”或者就是，谁突然来一句：“X大昨天夜里跳了一个。”
有些高校对于学生轻生的事，甚至做到能事后不走漏任何风声（当然，我们学校里的坠楼事件也差不多是这个待遇）。这些死亡的年轻人的事，能否被众人知晓，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坠楼的时间和地点。大多数时候，他们会在深夜结束自己的生命，除了巡逻的安保人员，几乎没人会目睹第一现场。咨询师说，这种情况普遍处理得很快，警方和医务人员过来瞧过，学校的人就可以处理了。
在高校里，有人怪诞，有人阴暗，有的人离经叛道，有的人高傲偏执。他们往往最容易成为这个世界上挣扎于生死边缘的人。我开始曾希望自己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实际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未入职心理中心时，曾以为从事心理这行的人就像保护神，只要求助者有需求，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出手。然而，这里并不是保护神聚集地，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普通又微小的存在。曾有个咨询师和我说，学心理的人大抵分两种，一种是真正出于兴趣，另一种是希望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疗愈”自己。她就属于第二种——她是双生子里的姐姐，从小一直被教育要“让着妹妹”，对这种不公，她一直耿耿于怀。
办公室就这么些人，工作久了，慢慢就会变熟，话题几乎也是百无禁忌。
一天无聊时，我扯了一段塑料绳，开始捆工位上的玩偶，正巧有个没大我几岁的咨询师姐姐过来签到，便赞叹说我的手法好专业。我扒拉出手机里的漫画截图，跟她讲，只是在照葫芦画瓢而已。在这类题材的大多数作品里，Dom（控制方）和Sub（顺从方）都比较挂相，我追的那部漫画里的Sub就长得乖巧软糯，咨询师姐姐看了一眼，就夸“他好可爱”。
她请我考虑，要不要成为她的研究对象。我没有犹豫，直接拒绝了。她就自己圆了场子：“你做助理的话，我就不能研究你了。”是的，心理中心规定，做助理的就只能做助理，如果有助理想去做心理咨询，那就不能再干这份工作，等咨询结束，才可以接着回来做助理。
当然，我拒绝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觉得太别扭了。她要是单纯的“同担”也还行，如果搞研究的话，多多少少会让人有些介意自己在某份研究报告或者论文里现身。
不过，之后我们还是会经常聊些相关的事情，甚至会互相分享一些大尺度漫画图。
作为北京本地人，周五我妈会来接我回家，我时常在路上玩手机，会玩着玩着突然笑起来吗，我妈会问我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我说你可能猜不到，我在和我们咨询师聊小黄图呢。
我妈马上就回说，她早就看出来了，我们那一屋子人都不是正常人，“一个屋里出不来两种人”。
咨询师姐姐说，她之前的一个来访者会用绳子绑住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不停DIY，又常为自己的性癖感到苦恼。
“他过来（心理中心）是想找一个克制自己的办法吗？”
“不是，他来这的原因，是他很纠结，他怕以后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感到兴奋，怕未来的妻子不接受或者笑话他，也害怕其他人会觉得他很奇怪。很大概率，他还是会和同龄人一样结婚生子的。”
她问我：“你会怎么看待他们呢？”
我问她，为什么要问我呢？她答，因为我和她的来访者是同龄人。
于是，我回答：“我觉得没什么，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其实，我有个同学就跟女朋友在外面开房，专门玩这种游戏，虽然是你情我愿，但是后来被家里发现了，就被骂成丢了全家人的脸。那个同学是个很温柔的男生，父母都是体制内的，我俩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熟，因为一起追美漫慢慢熟了点。后来，在家庭施压下，他确诊了抑郁，不得不休学一年，再见面的时候，他开玩笑地喊我“学姐”。我有时会想，如果家长没有撞破他的事，他的结局会不会很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大都有一些私密的癖好，通常只分享给自己的同好。即使我和导师关系再好，我也不会什么都给她分享。如果亲密度可以打分，年龄就会成为一大扣分项。我以前觉得，如果“外行”能分等级，我应该是最顶级的那一个，因为我有很多东西理解不了。但和上一辈人对话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我能接受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往往是难以破除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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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去心理咨询中心后，也会有些同学来找我打听情况，比如陆怡。她是我大学期间的好友，我俩同系同班，宿舍同一层。我俩兴趣爱好相似，追过的很多剧，刷过的很多番，看过的很多文，如今都几乎无法再从正常途径访问。辅导员说我是三观跟着五官跑，陆怡说我宿舍一屋子挂的海报，上面的人看起来都不像好人。我不知道陆怡怎么看到那些海报的，可能是宿舍大检查的时候？宿管阿姨是我心中的女神，她们对每个人都很好，只管收违规电器，而辅导员，则总试图挖出大家的脑子来看一看。
陆怡说，是安安托她来问我是不是在心理中心上班。她俩是在一门专业选修课上结识的，刚好在同一个作业组。我们念的专业属于商科，90%的课都是大课，通常是一个系或者两个系的人一起上课，随机分作业组的时候，不同专业不同班的也会被分到一起。我和安安也算点头之交，或者说“宿舍厕所”情谊吧——我们仨的宿舍在同一层，本科是四人间，每个屋有独立的厕所，但人有三急，总有不够用的时候。
之后，安安又自己来开门见山问我：“如果情况不好，会告诉家长和辅导员吗？”
我回答说：“如果评估完，结果确实不好，是会通知的。”
安安问过我之后，也没有来预约咨询。但她会时不时找我一起说说话，她先开口，有时候在课间的教室，有时候在宿舍走廊尽头的水房，有时候是在晚上一起压操场。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安安申请了助学贷款，成绩又很好（从她开始念书时就是如此），每年还有奖学金可以拿。不过她几乎不怎么去食堂吃饭，而是经常自己在宿舍里煮东西吃。她桌上有一片区域专门用来摆案板、刀和各种调味料。学生宿舍用不了正常功率的家用电器，一插上就会跳闸，只能用低功率的，用完也要认真藏好，否则赶上宿舍大检查就会被没收，所以，煮东西会熟得很慢，而且容量有限，一次只能做一人食。有一次，安安喊我去她宿舍吃饺子，我以为是买的速冻水饺，没承想居然是现包的。她自己调馅儿，自己擀皮，自己包，我尝了一个，特好吃。安安说，她觉得学校食堂的饺子不好吃，还贵。
安安也不去学校的公共澡堂洗澡，总觉得那是一件暴露隐私的事情，她在宿舍里装了洗澡神器，一端接在水龙头上，另一端放在装热水的桶里，还可以调节水温。
安安跟我说，她非常介意我们心理中心的“报告制度”——上报流程大抵如下：咨询师要对来访者的情况进行评估，如果情况确实非常不好，那么就会上报中心负责人，负责人再通知来访者的辅导员，辅导员认为有必要的话，就会和来访者的家长沟通；当然，倘若来访者是教职员工，那就会通知他们的所在部门——总之，在学校的规定里，通知的环节是必须的。
而来访者“情况不好”，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在咨询中，发现TA有比较严重的危机，可能有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倾向，那么咨询师就会上报，咨询也会继续，毕竟，来咨询的人多少都不会太“阳光”。另一种就比较复杂，来咨询的人面临的问题千奇百怪，远超常人想象，不仅有考试考不好、工作找不到、父母催婚、恋人分手，也包括各种时政问题，已经超出了心理领域范畴。这类问题经常会让咨询师们头疼，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进行，通常会直接中止咨询——这跟咨询师的水平高低无关，仅关乎问题本身。
有些来访者相当介意咨询师将自己的“情况不好”进行上报——确实跟打小报告似的。这些工作流程，别人问到我，我都如实说。因为就算他们不问，来咨询的时候，也会现场填一张《告知书》并且签字，咨询涉及到的操作流程，《告知书》上都会写。来访者们必须填上一个紧急联系人，不能是自己，大多数人都会填室友，所以TA做过心理咨询的事，除了心理中心全员，也有一定可能性被告知给与这件事不相关的人。
安安说，她已经在医院看过病了，她在心理中心的公众号上的预约流程里看到，如果有就诊经历，就要带着病历过来。她问我是不是看过很多病历？我说，我确实会去复印病历。
我们中心要求，此前有过就诊经历的来访者，必须要把病历复印留档，以备咨询师查看，如果和在医院做的治疗冲突了，还需要来访者同医生沟通。咨询师也会有判断，倘若他们觉得冲突，会要求来访者去医院补开可以在学校心理中心咨询的证明。有的来访者会隐瞒实情，不过，一般藏不了多久，最后要么去补开证明，要么终止咨询。
“那你会看别人的病历吗？”安安又问。
真实情况是，我只会留意病历复印时摆得正不正，能不能把所有内容都照进去。我脑子不好使，成绩常年徘徊在年级倒10，永恒的奖学金绝缘体，怎么可能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每天事情又杂又多，根本不可能成天看别人病历玩。如果我闲下来，只会玩手机。但我肯定不能这么说，否则安安会觉得我是在骗她，所以我说：“我复印完，就直接拿给咨询师看了。”
“所以，如果你们那里的老师觉得有必要，还是会告诉辅导员的，对吧？”
我说：“嗯。”
我不知道安安平时和辅导员处得怎么样，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是同一位辅导员——基本上，一个院系，每个年级只会设一位辅导员，大一就确定下来了，会一直陪伴学生到毕业。期间，辅导员会慢慢知晓每个学生的一些事情，只要你不是特别优秀或者特别差劲，也没犯什么大事，辅导员对你的认识就会停留在知道长相和名字以及平时和谁玩的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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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学姐从宿舍楼高层一跃而下，坠落地点是楼下自行车棚，车棚周围当时有许多胡乱摆放的自行车，来来往往的学生更是不少。
我那个周末回了趟家，一般情况下，外面进学校的临时车辆是能直接开到宿舍楼下的，但那天学校门口聚了很多人，走得还巨慢，我妈想上厕所，实在受不了，就连人带东西直接将我扔在校门口了。我背着换洗衣服和床单被罩，像顶了个乌龟壳，周围人嘀嘀咕咕，基本都传到我耳朵里了——他们说，有人跳楼了，人已经拉走了。
大多数情况下，警车和救护车进入学校仅会亮灯，不会鸣笛。走到宿舍楼下，我看见了醒目的红蓝双色灯。现场极其惨烈，有同学在一旁形容当时的场景，“一部分挂在车上，一部分掉在地上”，我顿觉头皮发麻，原来回到现场，仅需只言片语。
辅导员很快介入，陆怡这时候突然站了出来。因为学习不好，我平时几乎不会跟老师battle，甚至巴不得他们忘记我这个人。但总有人会为了一些事情去“硬刚”。我至今都记得辅导员义正词严地对陆怡说教：“你想干嘛呀？你们想干嘛呀？事闹得越大，你们越高兴是嘛？这是什么好事啊？闹得人尽皆知，你们脸上有光是吗？你还是不是咱学校的学生啊？”
“脸上有没有光”，是辅导员对这场惨剧的形容。我们被强制删除了发在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言论，各班班长在班级群里一直劝大家闭嘴，别议论了。但我们当时一身反骨，许多人对辅导员“出了事就压舆论”的做法不满，结果就是，上边抓人删帖，下边讨论继续。
陆怡爸爸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打小就显露出了出色的文学功底，能看能写，连磕cp的立场都是万分坚定。所以她的受众也分两派，一拨爱她，一拨每每“光速出警”。陆怡从来不在意，她骂别人时嘴上也毫不留情。她人不坏，正直，有种侠女般的快意恩仇。
可这次，她惨败在辅导员的嘴皮子下，删除了朋友圈里义愤填膺的檄文。
小道消息私底下仍旧像风一样到处流窜，跳楼的女生是我们同学院的学姐，宿舍楼在我那栋对面。那位学姐住5层，但她又往上爬了3层，从8层的楼梯间一跃而下。
我心里默算：8层，一层楼大概3米，宿舍楼的一层还要再高一些，那8层楼，大概就是比24米还要多。
班里没人认识这个学姐。在大学里，大家顶多知道高一级的学长学姐的名字，再多了，就属于陌生人了。
事情发生后，学姐的妈妈在坠亡地点声嘶力竭地吼了好几个小时，宿舍楼本来就是几栋围在一起，吼一声能颤三颤。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讲着事情经过、女儿坠楼的惨状及全家人的心碎绝望，这一下子，学姐的事儿就变得人尽皆知。
这次事件以一次年级大会终了，院长亲自发言。他在台上诚挚地代表学院做了反思，并且让同学们有不开心的事情，随时去找老师们谈心，还嘱托我们留意身边的同学。他还打出感情牌，说负责处理此事的辅导员怀孕了，心力交瘁，经常夜不能寐，出现了先兆流产的情况。
后来回想，领导们的讲话，似乎是在翻来覆去、有意无意diss那些“传播”此事的学生。他们说，辅导员本来和这件事没太大关系，为了和各位凑热闹的同学沟通，才导致的先兆流产；他们说，在宿舍楼下悲泣的学姐妈妈是在扰乱秩序，本已让校方极为头疼，我们却在声援这种行为。总之，我们这些信谣传谣的“熊学生”，既损害了学校面子，又给辅导员添了麻烦。
校方虽没直说，但是话里话外也都没有放过坠楼的学姐，他们说她“想不开”，最后的最后，以“一人坠楼，全屋保研”为这件事情彻底划下句号。
于是，那天，唯剩一个失意的年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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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中心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按部就班地接待来访者，唯一一次打乱节奏的，是新生心理测评。
每年9月新生入学，学校会对新生做心理测评，网上做问卷，评估分数，然后根据分数筛出可能有潜在心理危机的学生，挨个评估。每年新生成千上万，虽说可以筛出谈话名单，但是当长长的excel表单出来后，每个助理看过去的第一反应都是大呼救命。
这些表面上活蹦乱跳的大学生，实际上并不是100%健康的人。心理中心2个咨询室还要兼顾日常咨询，就算天天连轴转也不可能腾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得和学校借用其他场地，比如那些闲置的会议室。这个过程十分艰辛，跟学校行政部门打交道是一种残忍的内耗——有审批权的部门通常和我们中心同级，因此，我们大概率会被晾着。在我们第N次跑腿被“你们自己解决困难”怼回来后，中心的负责人决定亲自出马一战。后来，我们助理也摸出了门道——得选择直击对方部门的大BOSS。
10个咨询师每个人都被分了1张名单，大家几乎全员“加班”。一般初筛访谈时间会比较短，20分钟左右，中间不休息，一个接一个，一天谈完20到30个人。就这样，也得用1个星期才能筛完。
初筛结束，我们会得到一份“高危名单”。彼时作为小助理的我，并不懂上级领导“催名单”有什么用——他们非心理学专业出身，也不找学生们谈心，只是一个劲儿地催。当压力给到心理中心后，大家为了赶进度，只能速战速决，缩短访谈时间。
用10年都未必能了解一个人，更何况就10分钟？
刚入学时，我也参加过心理测评，在学校机房做了一份长问卷，一题一题，答完一题才能跳出下一题。题目年年会更新，我答的那版已经不记得了。我没有问题，但陆怡说她被辅导员叫走“单独谈话”了——时隔2年后，我才觉得有些诧异：因为我经手的测评里，被筛出来有潜在心理危机的学生，应该是先要被专业的咨询师评估的。
等到了春季学期，最忙的事莫过于“团体咨询”。这个活动会进行好几周，由同一个咨询师全程跟，每次2个小时，一次能带大概10个人。期间我们助理就是工具人，主要负责签到和拍照。
第一次，我被分到了“正念冥想组”。说实话，这种活动挺受欢迎，不愁“客源”。虽然主打“体验”，但是来的人基本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
团体咨询都安排在晚上，所以人往往会扎堆。我管完签到就能回办公室歇着，然后一个人在办公室“看家”，陆怡会时常过来找我。心理中心里有很多负责人采买来的零食——在别的办公室，公款买零食可走不了报销流程——同许多影视剧里的场景类似，咨询师经常抓一把糖果给来访者吃。陆怡每次来都从柜子里拿，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我也让她吃，因为很多零食都快过期了——一般，来访者们的心情通常不太好，摆出来的零食，经常是走的时候啥样，下次上班的时候还啥样。
陆怡可喜欢窝在等候区的沙发里，一次，她没话找话：“她们不觉得你也有病吗？”
“有病不见得就干不了这行。”我说。实际上，我有个搭档就是轻度抑郁。
“安安来咨询了吗？”她突然又问。
再去中心上班时，我说了安安的情况。
“她是你的室友吗？”负责人问。
“不是，但是我俩在同一个系。”
“她有没有来预约咨询？”
“没有”。
负责人说如果她来，尽量把她排给别的助理和咨询师。
但安安一直也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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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门课叫《风险管理》，期末考试不划重点，考一整本书，而且是全英文原版教材，考试时间又极其魔幻，夹在考试周最中间，早上8点开考。这意味着留给考前突击的时间会非常短暂，如果一个学期没怎么听课又想靠瞬时记忆飘过及格线，大概率得刷夜。
学霸在寝室里凤毛麟角，大家大概率都主打陪伴式摆烂，考前晚上10点，我们宿舍才开始互相检查背题。宿舍门隔音还可以，一关门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儿，如果透过门还能传进来声音，那外面的动静就相当大了。考试周大家一般都在宿舍里背书，除了大四的学姐们外出实习回来会赶在澡堂11点关门前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去洗澡，闹上一阵子，也就安静了。
那天门外传来喧嚣，我们估计也是学姐们，想着忍忍算了。直到一个室友去外面接热水冲咖啡，端着杯子拉开门，又突然退了回来，对我们说：“927（宿舍）的人和辅导员都在屋门口哎！”说完，她就把杯子放下，要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室友出去了好一阵儿，也没回来。宿舍走廊虽然长，但没有拐弯，不会让人迷路，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即便是一边玩手机一边龟速行进，2分钟也就到头了。如果是突发疾病，120上来抬人，也压根不用学生上手，同宿舍去一个人就足够了。
终于，那个室友回来了，神色疲惫，说：“安安坐在窗户上，你们知道吗？”“她要跳楼，说是自己复习不完了。”
我们一屋子人顿时都精神了，也想要冲出去看看情况。
“别去了，刚给劝下来了，辅导员说没关系的人别去927了。”室友说，她其实看到一半就想走，但是觉得中途离开太过于冷血，所以一直等到安安被劝了下来。
我们问：“然后呢？”
“辅导员说让927的人今天晚上多看着她点。”
我们还想多问点什么，室友说安安一直在哭，没人敢说话，然后她回到桌前：“不去学习吗？”那语气跟辅导员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晨去考场的路上，我遇到了安安，她除了眼睛有些肿，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卷子如预期中的一样不好答，但是刚刚开考没一会儿，教《风险管理》的老师突然进来跟我们说，这次期末考试会算上平时分，大家安心答卷。
“平时分+卷面分”是大学考试里的常态，基本三七，偶尔四六，犯不着由任课老师在期末考试当天来考场特意强调一遍。考试10点结束，9点就有人开始提前交卷，我坚持答到了最后。很多内容都只有一点点印象，最后的几道论述题，我坐在座位上疯狂编废话。特别神奇的是，卷子上还有一道题，是问对《风险管理》课程的评价和感悟……
收卷铃响，安安已经不在座位上了。后来，这门课全系没人不及格。
安安考前一夜的举动在年级小范围内流传了一阵，竟然有人赞叹她“勇敢”，说这次大家都能及格，大部分是她的功劳。不过，没人在朋友圈或者是社交网络上提这事，话题局限于927宿舍的人和辅导员，大家和安安照旧相处。也有人讽刺说安安是故意的——因为她最后从窗户上下来了。这话我之前也听了不少，类似什么“那个寝室剩下的3个女生能保研，还得谢谢那个跳楼的室友”。
可当它发生在你熟悉的人身上时，真的不一样。
之后，安安开始在朋友圈晒手腕上的伤口，一刀一刀，划得又密又乱。927宿舍其他3个女生惊惶不已，她们不知道安安是什么时候自残的——宿舍都是上床下桌，许多人会在床上挂床帘，帘子一拉，私密性就很好，安安想做点什么，轻而易举。她们更怕的是，安安哪天会一个想不开就爬出窗子。辅导员给她们仨也只交代了“多关注一下室友”，但她们实在力不从心，这也不是学生所必须承担的事情。她们再次去找了辅导员，辅导员又去找了安安。
期末之后就是暑假，安安本来准备留京实习的，但最后她回家了。从那以后，她手腕上的伤就没好过，旧伤刚好，就添新的，她隔一段时间会po个图，像养成习惯了。927宿舍的人也似乎慢慢习惯了，毕竟安安已经在按时就医了，她确诊了抑郁症，药只能在北医三院开。所以，安安每次说去北医三院，室友们心里就会感到踏实。
陆怡跟我说，当年她被筛出来后，辅导员不仅找了她，还会经常联系她家长，现在安安不再来找我，可能是对我缺乏信任。我和她再没有私下里聊过了，只偶尔见面打个招呼。除了去心理中心上班，我也不在学校长待，甚至宿管阿姨都以为我休学了。
9
大四因为事情太多，安安中断了治疗，再者，她父母始终觉得女儿没病，每当安安自掏腰包去北医三院看病，他们还会怪她浪费钱。中心负责人指派我去带新人，学妹和我当年差不多大，也是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总是教三步忘两步。
后来，又有一个学院跳了一个男生，也是因为期末考试没复习好。他是夜里从1号教学楼最高的露台上跳的，清晨5点晨跑的学生出门时，保安已经用大皮管子把血迹都冲掉了。一个人没了，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坠楼男生不是心理中心的来访者，我们也没什么能做的。坐在办公室里的我们，只是能比其他学生更早知晓这些噩耗而已。那个学院没开年级会，也没领导出来说对不起。
“再说了，那是学校，怎么会出那种事情呢？”有人这么说。
大部分失意的年轻人，都没有办法被看见。人们会自动把校园设定成美好的象牙塔，不允许它出现任何问题，出了，就一定是管理人员的疏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场事故是单方面原因，当失意者们经历挣扎时，看热闹的、端水的、帮倒忙的其实都是故意的，大家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校园里有诸多失意者，并不能自然地说出“请帮帮我吧”，即使他们求助，离能够得到的帮助，亦有一段距离。
3年助理生涯结束，中心给了我一份告别礼物——有咨询师签名的贺卡，有拼装玩具，还有一顿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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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说：“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她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
在我看来，每一个妈妈即便自己可以生而平凡，但只要为了孩子，她们就要像神一样无所不能。因为工作劳累和家人病逝的打击，我曾患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般是以重度抑郁的形式开始发作），从2019年经北京安定医院的规范治疗康复后，一直在抑郁症互助平台“渡过”上做青少年抑郁症陪伴帮扶工作。在陪伴这些孩子和母亲们的过程中，我发现像神一样的她们也会无力自拔。那些困在自己患抑郁症孩子情绪里的妈妈，仿佛就是跌入了与抑郁情绪苦苦缠斗的修罗场。
去年的年末，赵梅辗转几个人联系到我。我们最初的相识开始于线上，她絮絮叨叨描述了一大堆女儿安安的反常迹象，最后说着说着，竟不自觉地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到一位中年母亲的无奈、无解和恐惧。
1
在女儿安安9岁时，赵梅就发现了她的异样。有一次，赵梅带她和另外两个同学去公园玩儿了一整天，安安全程没有和同学说话。当时赵梅还心存侥幸，觉得这只是安安的个性问题，没往其他方面想。
又过了两年，赵梅有一天发现安安的胳膊上有一道儿一道儿的血印子，应该是用圆规划的。起初，赵梅并没觉得这是一件严重到需要干预的事儿，毕竟以前她也听别的家长说过类似的情况。她想，这可能是安安在学校受了委屈又不好说而已，过了这个劲儿就好了。
但渐渐地，她发现安安开始情绪失控，晚上写不完作业就要大吵大闹，还会对着她咆哮，之后又会跑到自己房间里莫名其妙地大哭。赵梅问安安为什么哭，安安说：“我一点儿斗志都没有，我一点儿力量都没有！我特别想学习，以前特别爱学习，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没有动力了？我学不下去啦！”
安安从小成绩一直不错，赵梅为此还挺骄傲，觉得自己教育有方。听女儿这么说，她觉得可能是小女孩因为升学压力，情绪受到了影响。因此，等到安安次日早晨又因为没写完作业大吵大叫时，赵梅便怨她没上进心，存心拖延和找理由：“今日事，今日毕！昨天晚上该写完的作业写不完，还不是你自己的错？你想赖谁？”
持续的对抗之后，安安竟然开始时不时地离家出走。为此，赵梅报过几次警，后来把警察都吓到了——调取的监控录像显示，安安一路小跑从大兴黄村一直跑到了亦庄，而且还是深夜，旁边就是呼啸而过的大货车。赵梅想想都后怕，要是路上遇到坏人可怎么办？
接下来两年，赵梅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而安安身上离奇的事儿越来越多：冬天上学只穿半截袖，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就说“燥热”；在家里，她只喝冰镇的可乐或者雪碧，哪怕是数九寒冬，也会在阳台的跑步机上不停歇地跑上1个多小时……
好在，纵然如此，安安的成绩似乎也没受太多影响，去年6月小升初，成绩还挺不错。赵梅起初稍微松了一口气，想着马上临近安安13岁生日，往后上了初中课程紧没时间玩，便给女儿报了一个去南方的旅行团，让她放松放松。赵梅自己工作忙，便托旅行团里另一位相熟的朋友照看安安，那位朋友也带着13岁的女儿，一路上，看朋友反馈，安安和她们母女俩吃住一起，相处甚欢。
赵梅原以为出门旅游一趟，安安的情绪会有所好转，没想到，玩了一周回来后，安安对赵梅的怨愤反而变本加厉，开始无休无止地埋怨：“别人的妈妈怎么那么温柔，别人的妈妈怎么就懂得多，而你连PPT都不会做！”
赵梅心里不悦，但念及女儿可能是到了青春期，也就不计较了。
然而，安安渐渐从埋怨升级为挑衅，进而直接开始动手打赵梅了。13岁的她已经长到1米65，遗传了父亲的大骨架，站在身高只有1米60的赵梅面前时，让赵梅特别有压迫感。赵梅看着女儿就会后背发凉——那种恐惧是真实的，赵梅知道，安安再也不是曾经的乖乖女了。
赵梅也暗暗后悔自己曾经的管教方式：比如在女儿几岁的时候，因为偷懒不上进，她便用戒尺狠狠惩罚；又比如女儿上小学时，她下班回家发现花了几千元报的网课，女儿根本没听，而是在摸鱼玩游戏，便气得一巴掌从安安后脑勺打了过去——那应该是她下手最重的一次。
但作为单亲妈妈，赵梅说自己只能通过不断逼迫女儿报各种补习班来缓解焦虑。她把将安安培养成为学霸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在家中，她严格规定安安洗手、上厕所和看电视的时间。安安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背后是赵梅严厉的规定。
赵梅也想不起自己曾经打了安安几次，这些鞭打是否又成为安安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创伤。也许，这些创伤真的会像一些心理咨询师所解读的那样，逐渐演化成积怨，进而引发后续躁狂的发作。
“您知道世间有一种恐惧吗？就是一个人怒视着你，你知道她要打你，但是你不知道她会在哪一秒，会一个巴掌或者一记拳头打过来，而且你还不能躲，因为一躲开，飞腿就会过来，我怕了，我真怕了……”赵梅哽咽着说道。
虽然听惯了青春期的孩子打家长的事，但听着赵梅的描述，我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您女儿再怎么着也才13岁，您要真还手呢？她只敢打你吗？她敢打她爸爸吗？”
谁知我抛出了这个话题之后，她哭得更厉害了。
赵梅和丈夫李明相识于北京办奥运会那年，谈了好几年才走到一起。赵梅好不容易怀上安安之后，李明也曾在日记本上写道：“我终于有女儿了，我要争口气让她们母女过上好生活。”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彩云易散琉璃脆”，曾经的海誓山盟也经不起生活的考验。
安安刚出生时，没日没夜地哭闹并且吐奶，赵梅白天上班，只能让家里老人帮忙看女儿。晚上睡觉时，她还要时时拍打安安，安安才能睡着。那时候李明说是在单位做项目，应酬多，在家时间少，其实他在家也从不照看孩子。有时夜里赵梅疲惫不堪地起来给安安喂奶，看见李明要么是嘴里叼着烟卷在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呼呼酣睡，让她气不打一处来。积怨多了，争吵也频繁起来，最终，两人在安安2岁半的时候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赵梅就一个人带孩子，如今凭借着在金融行业打拼近20年的资历，薪水不菲，即使是一个人挣钱养家，母女俩基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在父母争吵声中成长起来的安安，小时候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孩，但她记忆力超级好，大段的文章可以倒背如流，赵梅对此还曾引以为豪。因为和爸爸分开得早，安安对李明的印象也不深，在她4岁那年李明去世后，她基本上再也不提爸爸了。时光淡没了赵梅的记忆，如果非要她回忆李明如何带女儿的场景，那就是李明教安安玩游戏的画面——当时，安安才2岁多，李明在游戏机上玩，安安用稚嫩的小手在平板电脑上玩。后来安安上初中没几个月就休学了，休学之后她也迷上了网络游戏，也许这就是爸爸打小给她种的“草”吧。
赵梅喘了一口气继续说：“我听说有些孩子因为躁狂敢打妈妈，不敢打爸爸，但如果是单亲家庭，家里只有妈妈呢？挨打的只能是我。我真没想到，十多年含辛茹苦地养育她，换来的却是她的怨恨，是她对我的拳打脚踢！”
2
我问起安安后续的就医经历，赵梅慨叹一声：“这真是一本难念的经。”
2022年10月下旬，赵梅和安安在点外卖和喝冰镇饮料的事情上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暴怒的安安掀翻餐桌，杯盘碗箸散落一地。赵梅第一次意识到，应该送安安去医院，寻求专业的帮助。但那时安安刚上初中，课程很紧，母女俩不断升级的冲突经常导致彼此怒目相向，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安安不可能跟她一起去医院。
无奈，赵梅独自带着安安抓伤她胳膊的照片和安安打她时的录音，找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一位精神科专家。看了赵梅带去的资料，专家先是批评她不带孩子来面诊，然后表示，凭自己的经验判断，“这个孩子应该是双相（躁郁症），一定要吃药！”随后，就给安安开了3种药——盐酸丁螺环酮，利培酮口服液，宁神安脑胶囊。
专家强调：“吃药的作用就相当于是说把孩子的大脑保护起来，再有什么应激事件就不会再伤害她的大脑，否则后面的发作会越来越频繁，程度会越来越严重，总之，一定要吃药。”
赵梅问，如果女儿不吃药怎么办？专家说：“那就‘暗服’。”
为了骗女儿吃药，赵梅把药研磨成粉，再放在黄色的胶囊里，跟安安说这是维生素，但是天生敏感的安安怎么也不吃。赵梅又把利培酮口服液掺在安安爱喝的橙汁里面，但是安安瞬间就嗅出了异味。精心准备的“暗服计划”彻底失败了，赵梅沮丧至极。
那段时间，赵梅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她觉得安安那些表现似乎真是专家所说的躁郁症。据说这种病如果前期不积极干预，后期会更加严重。然而，无论赵梅如何软硬兼施，安安始终不同意去看医生，她倔强地认为：“我没病，病的是你，你才该吃药！”
安安发作时家里的一片狼藉（作者供图）
又过了1个月，赵梅再次带着安安发作时打砸家用物品的照片和发作时大吼大叫的录音，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挂抑郁症门诊号，可医生说：“只有把孩子带过来做一系列的检查，我们才能给她下结论。”
赵梅不甘心，又听人说可以去回龙观医院试试，于是又去回龙观医院挂了个普通的精神科大夫的号。那位医生人很好，告诉赵梅应该挂“青少年门诊”的号，建议赵梅把自己的号退了，临了还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要住院治疗，但是很多孩子不愿意住，住几天就哭着喊着要回去，得看家长是不是有决心让孩子在医院持续住上一个疗程。”
听医生的建议，赵梅赶紧去挂专家号，恰好那天有人退号，她幸运地挂上了一个“青少年门诊”的特需号。
W专家先问她，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
“能，而且成绩还不错。”赵梅如实回答。的确，哪怕是安安在家打闹摔东西的那段时间，她的成绩依然还不错，初一开学还能排进了全班前10名，可惜没多久因为作息颠倒，就去不了学校了。
“孩子是不是只和你发生冲突、不和别人发生冲突？”W专家问。
“对，就是不和别人发生冲突，老师说她在学校除了不爱说话之外，也看不出任何异常。”赵梅回答。
“第一，孩子不用住院，第二，也不用吃药。”W专家肯定地说，这种情况吃药根本不解决问题，“就是吃药，能把你这个妈吃没了吗？”
显然，W专家是在暗示，赵梅母女的亲子关系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句话相当犀利，就是说亲子关系不好，是妈妈导致的。孩子打你，骂你，发脾气，都是在提醒你该改变亲子关系了。”赵梅后来是问了其他家长，才解读出专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虽然W专家说话难听，但那天看完病，赵梅却开开心心地回了家。因为她从专家那里得到的答案，正好和她内心潜意识期待的结果不谋而合——她不想让安安住院，也不想让她吃药。得到专家的确认之后，赵梅早就忘记了被讽刺的尴尬，内心反而有了一点平静和喜悦。
那天在等特需号时，赵梅结识了一位同样给孩子问诊的家长张斌。回家后，张斌通过微信联系赵梅，询问安安的情况，同时也把自己儿子强强的病情跟赵梅描述了一番。
强强17岁时，重度抑郁初次发作，在此后近1年的时间里先后住了3次医院。刚开始，强强吃的是抗抑郁药舍曲林，但吃完就开始“躁”了。这时医生说：“真是对不起，估计是抗抑郁药导致转躁，吃错药了，再给你换一种药吧。”可换服药一段时间后，强强的病情并没好转，张斌便怯怯地再次去问医生是什么情况，那医生倒是谦虚，平静地说：“您家孩子是难治性抑郁症，在我这里看不好，您还是找找别的医生吧。”
于是，张斌找了另外一个医生，给孩子又开了其他的药，吃一段时间，还是没成效。
无奈之下，张斌就又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对方告诉他：“如果想找我咨询，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不要再吃药了。”张斌救子心切，就把强强所有的药都停了，带着儿子开始接受心理咨询。但事与愿违，从这以后，强强的病非但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本来计划休学半年，但是后来延长到1年、2年，再到3年，最后病情完全失控了。
没有办法，张斌就又让儿子开始吃药，结果病情还是控制不了，他再带着儿子去安定医院住院，住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好。再后来，他听说河北燕郊有个台湾精神科专家坐诊的民营医院，名气很大，他排了长队，终于托人让强强住了进去，结果半年花了30多万，儿子还是不好。
等张斌挂回龙观医院那个赵梅找的W专家，W专家告诉张斌：“燕郊的民营医院用了一个药，氯氮平，这个药都很多年没有医生用了，而且药物依赖性很强，怎么敢随便上这种药呢？”
这话把没有专业药理知识的张斌说得云里雾里，他还是隐约地感觉到，这是吃错了药呀。
强强吃了5年的药，前后花了40多万元，公立和民营精神科医院都住过了，但现在却并没有好转。张斌和赵梅沟通的重点就是：“重要的事情跟你说3遍：就是千万不能吃药，千万不能吃药，千万不能吃药！”最后，他还补上了一句：“如果说你家孩子住院吃药，就不要和我联系了，如果说你住院吃药后悔了，可以再跟我联系。”
张斌这番话的中心思想，是说药根本就不能沾，只要沾上药，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吃了药根本停不下来，这些药根本治不好抑郁症，而且越治越严重。他很后悔地对赵梅说：“我现在宁可我的孩子像你的孩子一样又打又骂，也不想要一个吃了药之后就变傻、很多功能都退失了的孩子。”
因为张斌反复地强调这些，赵梅也被抗抑郁药吓住了，心里更加惧怕给安安用药了。
赵梅和别人交流被安安抓伤的胳膊（作者供图）
随着安安病情的发展，她开始在家里砸东西，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不砸的物件。她仍会时不时地打骂赵梅，最严重的时候能连续打1个多小时，把赵梅身上抓得全是伤。赵梅的双臂上现在还能清晰地看到一道道抓痕，外人都难以想象亲生女儿能把妈妈抓成这样。
赵梅真想把安安送到医院去，但她根本不去看医生。赵梅只能又走上了代替女儿寻医问药的路。
赵梅又去了回龙观医院去找W专家，然而，这次对方听了赵梅的描述之后，回答和上次说的不一样了。W专家强调，安安不用住院，不用吃药，但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她还说，如果不接受心理治疗，肯定是好不了的——可是赵梅能来接受心理治疗，安安根本来不了医院呀，能来又何必需要赵梅来代诊？
唉，此路还是不通！
安安对赵梅的打骂还在升级，没办法，赵梅第三次挂了W专家的号，跟她详细描述了最新的情况——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孩子，不出门不说话，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通过打骂妈妈来发泄愤怒，赵梅实在想不通。
W专家等她描述完后，见怪不怪地说：“你俩已经陷入一个死局了，看来必须住院了，而且最少要住3个月！”
赵梅更加茫然了。张斌拉她进过一个的家长药物讨论群，她看到群里很多都是孩子不能坚持吃药导致病情反复或者吃药也没好的例子。面对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即便那么多专家都跟她说让她带孩子去住院吃药，她还是恐惧去选择那条路，再说，让安安主动就医根本不可能，除非强制送医。
3
人总是先有感觉而后有认知，赵梅无法摆脱这些先入为主的对于抑郁症治疗的成见，迷茫中，她退而求其次，去求助心理咨询师——也许心理咨询师可以治好孩子的病呢？
赵梅把网上能约到的“心理专家”都请到家里面，其中不乏北大、北师大心理系毕业的心理咨询师。这些心理咨询师倒是尽力，她们尝试着让安安说出幼年的创伤。她们常挂在嘴边的都是那句话“童年的创伤需要一辈子治愈”，她们小心翼翼地和安安打招呼，问起她小时候发生的往事，希望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去分析造成她情绪波动的诱因，进而提供解决方案。
但面对这些心理咨询专家，安安的反应就是缄默，无声地抗拒，逼着这些咨询师忍不住尴尬，无趣地告退。
一筹莫展时，赵梅偶然听到大兴的一位家长说，在北京南边有一个心理矫正机构，类似于戒网瘾学校。赵梅又心动了，因为这个学校有一个贴心的“送医”服务，让她觉得找到了救命稻草。到学校考察并交了费用之后，校方果然派了一男一女两位穿迷彩服的教官来家里接安安了。赵梅没见过这阵势，眼看两位教官进到安安的房间，不知说了点啥，就真的把安安带到了安定医院。
赵梅通过黄牛挂了一个安定医院的特需号，那位主任医师很有耐心地和安安聊了半个小时，据在场教官的描述，整个过程安安异常安静，问的问题也都回答。最后主任医师给的建议是：“这个姑娘是青少年情绪波动，不算情感障碍，做心理咨询就可以解决问题。”
听完医生的话，赵梅又一次陷入了迷茫：青少年抑郁诊治到底有没有标准？怎么一个医生一个说法呢？怎么一个医生前后的说法也会不一样呢？
赵梅想，如果不送医的话，就可以考虑让她去那个矫正机构。学校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除此之外，学员们每天要整齐划一地列队出操练习，类似于半军事化管理，让这些少男少女在白天消耗过多的能量，晚上能不拿手机好好睡觉。
赵梅真的就这样做了。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给安安做心理辅导时，只要到了讨论环节，安安小时候超前学习的各种知识就都会派上用场，比如她小时候接受过系统的国学训练，一次聊起“孝道”，她旁征博引，竟能驳得咨询师哑口无言。后来，咨询师告诉赵梅，很多有情绪问题的孩子本身也是早慧的孩子，虽然有情绪问题，但思维系统仍完全正常运转，某些时候会表现出极强的思辨能力。
安安在矫正机构待了不到1个月，天天央求赵梅接她回家，并保证离开学校回家就一定回原来的中学去上课。学校的老师劝赵梅不要这么快答应，但赵梅耐不住女儿的央求，也是想看看“矫正”的效果，就把安安接回了家。
回家之后，安安依照约定，还真去学校上了3天课，但是之后她就又“躺平”了，死活不去上课了。赵梅求班主任上门来叫她，可安安连门也不给开，更别说去上学了。
本来安安和赵梅说好，回家之后晚上10点交手机，可是3天后，安安又开始拿着手机熬夜，回到了过去那种昼夜颠倒的生活。这次去矫正机构的尝试就像是把一颗石子扔到水里，仅仅起了点涟漪而已，安安的状况短暂改观后又回到了老样子。
4
焦急中，赵梅开始寻找第三条路——听别的家长说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要加强学习，继续成长。家庭教育专家都说：“只要父母好了，孩子一定会好。只要父母状态改变了，提升了，发自于内心地去爱孩子，那么散发出的能量和力量就会不一样，进而就能感动孩子，孩子自然能从这个困局里走出来。”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赵梅在各个心理平台买了很多课，也听了很多的课。有一次，听一个广州心理机构的家庭教育课，对方的销售信誓旦旦地说，机构网课的老师都是哈佛大学同级别大学毕业的心理学专家，保证1个月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赵梅迷迷糊糊就交了12800元，听了2次课，感觉实在没有什么用。可当她想退款的时候，对方就开始扯皮了，说可以无限循环续听，退款没门。
赵梅临时抱佛脚学的那点家庭教育知识在和安安的相处中根本用不上，因为平时安安都是自己反锁屋门，根本不跟她交流，母女俩偶尔说句话，可能还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一次，赵梅看着安安从冰箱里拿出来冰镇可乐扭开瓶盖就要喝，善意劝阻说“能不能喝常温的？”安安立马怒目圆睁，一脚就又把书架踹倒了。
赵梅也疑惑起来，她感觉即便自己改变得很好，好像也感动不了安安，因为安安不接受她的任何示好、任何爱意、任何包容。赵梅向家庭教育专家求助，那些老师就会指责她“没有坚定的信念”。所谓的坚定的信念就是：第一要相信自己，第二要相信孩子，相信孩子根本就没有病，TA只是心灵受到了伤害，如果家长相信孩子，孩子就一定能好，如果家长坚信自己能成长，就能影响孩子……
“都是一大堆车轱辘话，一堆无法证伪的废话。”赵梅最后总结道。
尝试过了住院吃药，接受心理咨询和家长学习、成长、改变自己，赵梅内心犹豫，又彷徨纠结——哪条路也走不通，每条路都有无法突破的障碍，但每条路似乎都很有希望。赵梅自嘲得了选择障碍症。
“走不通的时候，我甚至有过破罐破摔的念头，逼急了，自己也不想活了。可安安还小，我又如何忍心扔下她？最后每次又逼迫自己重新拾起信心。”赵梅幽幽地说。
赵梅还是不甘心，又挂了安定医院的专家号，那天排队的时间特别长，到晚上才能看上。在等待期间，赵梅听见急诊室那边传来特别大的喊叫的声音，她出于好奇，就想去看看来急诊的病人会是什么样子。
她看到1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被5个保安架起来——2个保安各抱着女孩的一条腿，另外2个保安各抱一条胳膊儿，还有1个保安按住她的身体。保安们把这个女孩儿从车上抬到急诊室的椅子上之后，眼看这个女孩儿一直在大喊大叫，还有夸张的肢体抓狂动作，只好用胶带把女孩的手臂捆在椅子两边的架子上，把她的双腿也捆在椅子腿上。女孩不能动了，但是她的喊叫依然没有停歇。
女孩的妈妈在旁边，特别着急地在等着丈夫过来拿就诊卡办手续。可能因为特别慌乱，女孩的爸爸像无头苍蝇医院不知所措，被妻子骂了后，一副敢怒不敢言的窘态。赵梅是个利索人，她看不下去了，就帮他挂号，帮他交费，然后帮他们跟医生交涉。
后来，赵梅了解到，这个叫真真的女孩儿已经服用抗抑郁药舍曲林3年了，中间状态有所好转时，便没有经过医生复诊就擅自停了药。停药不到3个月，真真突然间就又成了这种疯狂状态，在家里闹完就跑到大街上喊着要自杀，她妈妈只好强行找人把她带到安定医院来挂了急诊。
赵梅问在场的医生：“真真已经吃了3年药，为什么一停药就这么严重？”医生谨慎地回答：“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不好下判断，只能先通过住院观察。”赵梅又问医生像这种情况下要住院住多长时间，医生说：“至少住1个半月，之后吃药维持治疗，至少要吃1年或者是2年，也可能3年。”
赵梅听完后，内心也开始崩溃了——要是安安也像真真这样呢？她对西药更进一步加深了恐惧。
大家和医生交流过程中，真真一直在那边喊闹，她妈妈吓得也跟着哭，在场的医生和护士倒是泰然自若，人家见到这种情况真是太多了。护士后来拿了地西泮针剂准备给真真打针，但医生说：“必须等她平静之后才能给她打，如果不平静打会非常危险。”
真真妈就在那里一直摁着女儿，安慰她，赵梅也试着去安慰真真。等到真真稍微安静一了点儿，赵梅赶快去叫护士，护士过来之后，很麻利地给真真屁股上打了镇静剂。大约过了5分钟，真真从特别癫狂的状态慢慢进入一个特别安静的状态，再后来就进入一个萎靡的状态，像一个有气无力的小猫，昏昏入睡。
过了2个多月，赵梅听真真妈说，孩子在医院住了1个半月，“按精分（精神分裂）来治疗的，实际上那个诊断上没有写精分，好像是写的是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听真真妈说，真真在医院吃了很多药，还进行了无抽搐电击（MECT），总之，基本上能用的治疗方法应该都用上了。出院前，医生给真真开了3种治疗躁郁症的药，要求吃1年到2年，绝对不能停药。
在目睹了真真的看病过程后，赵梅感慨良多。她意识到至少真真的父母是一起来医院的，而她是单亲妈妈，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独自面对。此外，即使如愿让安安住院，安安也需要接受长期的治疗，可能需要服药1年甚至到3年。如果停药后出现复发，赵梅觉得自己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所以，她还是在犹豫要不要送安安就医。
5
很多人会说，如果孩子病得比较严重，果断送医也许更好吧？总不能看着急症发作而不干预吧？实在不行，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用110加120来强制送医也行呀。
赵梅表示自己也很无奈，在安安不自愿就医的情况下，她迟迟没有送女儿住院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怕使用警察和120等方式，会对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她对此难以承受，担心母女之间本就不和谐的关系，若再加上这样的积怨，即使病症得到了控制，安安对她的仇恨也可能会日益加深。再者，按医生的逻辑，安安出院后还需要持续1到3年的药物治疗，僵持不下的母女关系，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每个人都说我太纠结了，考虑的问题太多了。面对别人的问题，人们都是清醒的，可是一旦问题降临到自己身上，困难就是困局，这些问题没有人替我准确解答。”
另外，赵梅说自己的报警经历也耐人寻味。
在安安生病的过程里，赵梅共报过10次警，有时是因为安安离家出走，有时是因为安安打她太严重被逼的，有时则是考虑把安安送到医院而报警。接警的警察绝大多数都非常有爱心，非常负责。赵梅以前没有接触过警察，但这些特别为一般人服务的警察，让她真正体验到了人间真情，这是她之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其中，有一位临时被借调到派出所的刑警，小时候的经历和安安类似，报案那天，他在赵梅家陪着安安一整天，陪她在小区里散步、一起吃饭，还答应带她去欢乐谷游乐场玩过山车，还加了孩子的微信，说随时可以约他。另一位警察也曾陪安安看了2个小时的电影，看完后还开车带安安去兜风。还有一位派出所所长来到赵梅家时，在安安的书法桌子上看到了她写的作品，因为他也喜欢书法，很快就和安安找到了共同语言，他的女儿和安安年龄相仿，后来这姑娘还给安安写了一封长信，写得特别真诚和用心，足足写了3页纸，还送了电影票和毛绒玩具、纪念币。
结果，现在安安变得特别喜欢警察，如果有什么事情，都会主动打110，叫警察来。
“她不是怕警察，反而觉得警察更有职业素养，有温情，理解她，更有同理心。”
赵梅说，有一天安安又跟她闹，她把小区的保安叫过来了，安安就跟那个保安说：“你去报警吧！”那个保安说：“为什么让我报警？”安安说：“警察比你们这些保安有职业素养！”
当然，每次报警，最后没有把安安带到医院也有其他原因——安安在外人面前的表演太有迷惑性了。警察来时，安安静若处子，来赵梅家的警察，没有一个同意强行把安安送到医院的，反而都觉得是赵梅这个当妈妈的特别执拗，不讲理：“孩子就跟你闹两下儿，你就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哪有你这样当妈妈的？”
赵梅知道他们的好心，但是他们没有目睹安安发作时的躁狂状态，不理解她的绝望和窘迫。
6
我和赵梅从去年年底结识，到现在过去半年了，关于她为安安寻医问药过程中的艰辛和波折，也许只有深陷其中的家长们才能彼此感同身受。困在情绪里的何止是患抑郁症的青少年们，他们的家长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北京的各大医院抑郁症门诊，有太多为儿女治病而心力交瘁的父母。以赵梅为安安代诊为例，她去过的北京精神专科医院可真不少——天坛医院去了2次，北京回龙观去了5次，大兴区精卫去了3次，北大六院去了3次，安定医院去了6次，海淀心理康复医院去了3次，跑矫正机构6个来回……赵梅没有细算为了女儿总共跑了多少距离，起码也跑了上千公里了吧。
与这种频繁去医院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家长还是觉得药物治疗不完美。但这是现在最主流的治疗方式，服用药片的成本，比起心理咨询的费用还是小了很多——心理咨询费用，一次一小时起码600到800元，进阶一点甚至上千元。
当然，精神科特需专家的挂号费也不便宜，一次起码也要500到800元。我听过太多外地家长来北京帮孩子看病的故事，一位从黑龙江来北京为儿子看病的妈妈，看一次病的路费住宿费就3000多，一个专家号就是500元，面诊时，主任医师也许5分钟就给他们打发了，复诊的结果也许就只是增加半片盐酸舍曲林。看着后面排着长队候诊的病友，这位妈妈还想多问一句，医生就已经喊出：“下一个！”
“看病太难了！都说什么高血压、糖尿病是富贵病，其实青少年抑郁症才是伤钱的富贵病。”赵梅感叹道。
的确，多少家庭都是举全家之力来为自己的孩子治病，很多父母委屈自己哪怕几年都不添新衣服，但只要孩子提出要求，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去满足。
“你说，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赵梅抱怨道。
安安在学校的催促中，又办了休学半年的手续。今年5月末，面对在家无休无止闹腾的女儿，赵梅又下决心把她送到河北唐山的一家网瘾学校——此前那家北京那家矫正机构的老师，因为不满赵梅太早接安安回家，直接删了她的微信，赵梅想再送安安去，也是自讨没趣。
“总之走一步看一步，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了，起码她在网瘾学校放下了手机，能按时睡觉。”
赵梅的父母也都90岁了，最近母亲又卧床不起，亲戚们都忙着照顾老人，赵梅也每周排着班去照顾母亲。白天她又要忙于工作，能做的就是到饭点儿了给安安订上外卖，保证她不饿着，其他的，顾不上了。
和亲戚聊起安安的事，亲戚们还讽刺赵梅优柔寡断。赵梅愁闷至极，和母亲聊起安安，老人说：“过去日子那么难，我带你们四个，不都好好的吗？怎么现在连一个闺女都带不好？”
赵梅只能闭嘴不提。
而跟她一直断续联系的张斌，儿子已经因为休学错过了考大学的机会。张斌也彻底没有过高的期望了，每周一次去社区医院里给儿子做按摩，每天陪孩子在小区里走5000步，面对着一个比自己还高半头的儿子天天待在家里，他也是一筹莫展。
青少年抑郁症的识别和治疗目前仍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大难题。加上信息不对称，使得家长们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在我和赵梅初识的时候，一部名为《困在心绪里的儿子》的美国电影正在中国热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位父亲，因无法理解儿子的抑郁而一步步走向困境，最终在枪响之后宣告故事终结。很多家长看完电影后表示：“后劲太大了，让人一直回忆电影中的各种细节，为每个角色而难过，却又无法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宣泄自己的愤怒和悲伤。影片中似乎所有的人都有错，但又好像谁都没有错，他们都陷入了亲情的迷宫中。”
然而，电影终究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现实中的家长们却需要苦苦探寻为孩子摆脱抑郁困扰的道路。赵梅，这位困在心绪里的妈妈还在原地踏步，无法走出这个困境。她看着孩子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感到非常焦虑和无助。而赵梅的故事只是千万个困在心绪里的妈妈中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故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不知道何时能够找到这个谜题的答案。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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