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GAP的年轻人，去海底捞当服务员
在海底捞打工，也不能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
一
体面的选择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四百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三十万的城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
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十年间，城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
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放了八张床，上下铺，有点像大学宿舍的感觉。
但年过三十的城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八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城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两三点，他才能正式入睡。
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城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
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十点半，晚餐是下午三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
海底捞提供的员工早餐，花样很多，可以自选
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城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
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作一场Work Holiday，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嬛嬛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一两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她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
每天早上八九点，嬛嬛和形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
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嬛嬛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她考公。她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
之后的一年里，嬛嬛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地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体验过餐饮是她一个小小的缺憾。
于是，她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
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
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0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DIY锅底的乐趣
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她年轻，对她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无奈地被抛下也好，主动地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
嬛嬛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地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二
海底捞的秘密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
小鸿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
那次他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盛满。
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鸿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
小鸿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5分钟内，他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
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鸿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
在海底捞，服务员会尽力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
他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鸿，算上实习已经在IT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两万，但他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诅咒。
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鸿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他看好的下一个方向。
“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的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心态，小鸿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
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四毛，多劳多得。
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的所有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
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她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她，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
嬛嬛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
六一前一天，嬛嬛工作的餐厅为顾客准备的惊喜花束
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
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
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
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三
江湖再见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
和小鸿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他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
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鸿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他也告别了这里。
海底捞的酱料台，提供近20种口味选择 / 视觉中国
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
晓涵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
她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到，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
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她：“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
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愿意真的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
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的跟四川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
有一次城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了，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八十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
虽然转行了，但城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城哥笑了笑，没说话。
两个月一到，城哥拿了七千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城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
五月份，嬛嬛赶上了一次海底捞内部员工的小团建
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线，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追寻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天地里。
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
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say hi。
作者 水儿12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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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回扣高达50%，反腐风暴能否终结医疗暴利时代？
撰文｜徐杨 编辑｜周褶褶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新一轮“医疗反腐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实习生肖奕佳、高孜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1.《医药反腐风暴》，财新，2023-8-14
2.《医疗反腐风暴进行时：13省公布举报方式，年度医保飞检启动》，南方都市报，2023-8-15
3.《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杨利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廉洁宜宾，2023-7-6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2021-7-6
5.《反腐倡廉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反对腐败决心坚定不移》，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2-13
6. Fu, H., Lai, Y.*, Li, Y., Zhu, Y., Yip, W. (2023). Understanding medical corruption in China: a mixed-methods study.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czad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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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万人小区决定推倒重建
文 | 周航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房子老了，跟人一样，什么毛病都出来了。成都武侯区，说起自家小区，中央花园二期的业主们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一下午，问题不带重样的：光今年，小区已经着了两次火，三月那次，7栋一单元，二楼空调外机着了起来，等微型消防车赶到扑灭，火势蔓延到其他楼层乃至单元，烧掉了好几台空调。
有时起火还有意外收获。一个业主做着社区网格员，她说，前几年20栋一次失火，消防队进去房间后，发现了很多瓶瓶罐罐，“才发现里面是制毒的。”小区曾经制毒贩毒的还不止一家，仅裁判文书网就记录了多起案件。
这个令人头疼的小区位于成都西南市区2.5环，上世纪90年代末建成，是四川第一批商品房。业委会副主任伍大明就是第一批业主，当时他拿到一笔30万奖金，在这里买下一套最大的240平方户型，每平米综合大概1000元，而在当时，“普遍工资只有两三百”。
曾经的富人区早已成了众人嫌弃的“贫民窟”。现在，光从外观就能看出它的残破：成捆的电线粗得像晾衣杆，在空中横七竖八地穿过；黄墙皮脱落成白的，白墙皮又脱落成灰的；所有顶部都是烧炭似的黑，像有一场大火从天而降过。
在这个拥有72栋楼3300多户的巨大小区，你永远感受不到安静：位于航线下，吃一个冰激凌工夫，头顶两架飞机轰鸣掠过；路破得几乎没有平地，电动车骑过咣当咣当的；空调水打在彩钢板上，咚咚咚，响得像甩出麻将牌一样。至于真正的麻将声，总是伴随着喧闹的人声，从小区各个角落的茶室里传出。
小区里许多车库改造成了商铺，光超市就有19家，理发店不比超市少，餐饮、按摩、珠宝、手机店，生活所需一应俱全，但对一些业主来说，嘈杂的环境也成了烦恼来源。小区门口的超市老板指着对面楼说，前几年，自行车在这停不了两天就会被偷，“这两年还好一点”。网格员业主则说起一件几年前的听闻，“有女生被堵到家门口捅了两刀。”
●小区里到处缠绕的电线。周航 摄
●某一楼业主家里前段时间地砖开裂。周航 摄
这些甚至都不是人们最担心的。“最大的还是（建筑）安全问题。”小区业委会副主任伍大明说，小区当初是本地镇上开发商建造，质量差，2008年地震后，很多房子更是裂了缝。一些房子几经易主，伍大明展现的照片里，有的甚至敲掉了承重墙。
一对夫妻说，不知道为什么，每隔半个月20天，窗框就会突然摇晃一阵。退休前他们在攀枝花煤炭工作，对放炮声音再熟悉不过，形容这摇晃声 “就像放炮一样响”；另一个靠近马路的业主则说：“后边过货车，很明显床在动。”
7月一个午后，陈阿姨带我走进隔壁楼一楼人家，这里前不久刚刚开裂，五六块地砖翘了起来，幅度最大估摸有十公分。而在楼栋外围，裂开的地基下方显得空荡荡的。许多老旧小区如今都在加装电梯，陈阿姨说，中央花园二期也有业主发起过，但勘探时候说，地基不允许，就没了下文。
陈阿姨说，小区房子是空心预制板加砖混结构，钉钉子一下就进去了，甚至用不上锤子，而自己单位分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房子“钉子弯了都打不进去”。
70多岁的陈阿姨现在是小区“自拆自建”的志愿者，跟她一样，许多人都渴望着小区的改变。她说起一个老人时有些哽咽，老人老伴瘫痪了一直在家，下不来楼，来业委会签字的时候说，“我存的钱到期了，我不存了，你们赶快拆。”
除了老小区的残破，让中央花园二期与众不同的，正是业主们一直在推动整个小区的重建，不是拆迁、不是改造，而是原地拆除，建成全新的电梯楼。
伍大明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人。那是五年前，2018年5月，他在业主群提了一嘴，能不能重建整个小区，“不要大家出一分钱”。
小区已经12年没有业委会了，“因为太烂了”，当时赵涛和几个热心的年轻人成立业委会筹备小组，业主群也是新建的，听到彻底重建，只觉得“天方夜谭”。“就觉得是个老头吹牛什么。”
但伍大明是认真的。他一个同学亲戚在成都跑地产项目，他问“我们这么破的小区能不能重建”，对方觉得可以试试。后来他跟市里投促局一个处长聊，也得到类似回复，所以起了念头。
过了两三个月，听伍大明当面说完，赵涛觉得确实可能有戏。赵涛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征求政府支持，专门给区里和街道征求意见，而得到的回复也让人欣喜。
2018年12月，成都武侯区委办公室在网上留言板回复：“如业主都愿意改造重建，街道将会同相关部门、企业推动该小区改造重建工作”。
同月，晋阳街道办事处盖了章回复：“对中央花园二期的旧城改造，需由95%以上小区业主签字自愿参加在现有规划条件下的旧城改造。”
●易阿姨住在儿子家，为小区的事坐339路公交车来往。周航 摄
在业主们设想中，小区将原地重建，面积1:1置换，不用掏钱，只要容积率从2.0提升到3.5——至少在当时，大家觉得这没有什么太难的——他们说联系的央企也表达了合作意向。
小区有72栋多层住房以及13栋别墅。业委会开始发动业主们的力量，他们招募志愿者，分成十多个组，负责不同楼栋，每个组有小组长，每个楼栋有楼长。
一个小区地产中介主动做了志愿者，利用自己工作便利，征集了“百来个签名”。他说，谁都算的过来账，跟周边两三万的新房价格比，这个老旧小区只有八九千，要是能重建成新的，“两辈子都赚不到这个钱”。
陈阿姨也是那时候成了志愿者，那天她买菜回家，路过业委会办公室，看到里面聚集了很多人，一听是要签字重建小区，立刻就说要帮忙，从此一直帮到了现在。
当时人们遇到最大的难题是找不到业主。小区3300多户，业委会、党支部、房产中介都估算，“至少50%以上租出去”。业委会和志愿者只能私下找物业、社区“偷偷要一些”。
签了半年，还剩两三百户业主联系不上。陈阿姨跟另外两个老人坚持到最后，承担起了又一次的上楼工作。她们年龄相仿，加起来超过200岁。那阵子，每天吃完晚饭，陈阿姨就等在楼下，看到人要进楼就问哪个房的，要是没签的，在楼下就把事情说了。没在楼下等到的就上楼，“哪户灯亮起了敲哪扇门”，每天都忙到九十点。后来实在爬不动了，楼层高的，只能叫年轻志愿者上去，而年轻的志愿者其实也快五十岁了。
最让陈阿姨难受的是碰到骂人的，“理解不了你们怎么这么积极，没有好处这么拼命干嘛”，这时候只能忍着，等对方说完再沟通，最多的业主要聊四五次才打消各种疑虑，按下那个宝贵的手印。
就这样一户户地积攒，到2019年份8月，志愿者找到了绝大部分业主，最终把比例推到了96%。剩下4%各有诉求，比如有车库的，“要求补偿车库”，还有的商铺，“要一赔三”。
这时候就轮到伍大明出马了，在整个小区重建里，他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他写了报告，连带一叠厚厚的签字材料，寄了出去。2019年12月，时任武侯区委书记回复，“就纳入危旧房改造开展论证”。
但最后论证结果让业主们失落。“你们小区不属于棚户区，属于商品化住房，现在政策上不能支持。”伍大明说。
就这样，因为没有政策支持，重建的事搁置了。
自上而下
伍大明对政策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度。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他退休前在内江市中小企业局下属基金公司工作。很快，他从新政策里看到了新希望。
2020年4月，成都《城市有机更新实施办法》发布，列明了三种城市更新形式：保护传承、优化改造和拆旧建新。
文件出来后，伍大明和赵涛登门拜访武侯区公园城市局，希望争取“拆旧建新”。他们都记得，当时主管副局长手头正在看这份文件，“说我们也正在学习”。
据他们回忆，这次副局长态度热情许多，说新上任的区委书记非常关注小区重建的事，曾召多部门讨论过。这让伍大明更有信心，他开始又一轮写信，寄给省、市、区，就连街道，虽然没有决策权，也会寄一份同样的，“表示尊重”。
信没有回复，但2021年11月，时任武侯区区委书记陈麟直接来了小区，并且在短短三个月内来了三次，最后一次是2022年大年初一，同时到访的还有武侯区区长、街道书记。
在这之前，2021年11月，成都入选住建部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是四川唯一一座入选城市，武侯区则成为了成都的先行试点区，一切似乎为新的政策空间打开了窗口。
伍大明等人回忆，会上书记说，区里其实很重视中央花园二期这一片，区委书记还曾多次暗访，认可小区种种问题非重建不可解决，但对政府来说，没有那么多钱拆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子还拆不过来”。
区委书记正式提出了“自拆自建”——“修房子的钱居民自己出，公建配套政府来出钱做”，并规划了四步走战略：第一步小区业主达成意愿，第二步区里出规划，第三步争取市里政策支持，第四步开始筹钱。政府还对接了银行，居民可以申请低息贷款支付重建费用。
有自上而下推动，事情明显进展更快。陈阿姨参加了街道书记在小区开的座谈会，书记展望小区未来，“分成4个小区，要修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现在提起陈阿姨语气依旧非常兴奋，“回来真的好几天睡不着”。
第二天，她就来到业委会要帮忙，之前的老伙伴黄阿姨、易阿姨也都迅速投入了新的签字工作。不少业主为了表达支持，纷纷送来西瓜、水，乃至风扇、空调。
但这次事情要难得多得多。陈阿姨说，两个月签了1200多户，“签不动了”，越来越慢，原因也很简单，“上次不出钱，这次要出钱。”
按照区委书记的谋划，每户将保留原来套内面积，因为公摊面积大，总的建筑面积将增加10%，按照房本面积算，即1:1.1置换。建房成本由居民承担，业委会测算，每平米大概4000元。
如今，中央花园二期住着很多外乡来的打工人，买下这套“老破小”已经掏空了家底，背着贷款，许多人一听要花钱就拒绝了。
质疑声也多了起来，有担心房子烂尾的，还有质疑业委会从中牟利的。陈阿姨说，有次一个男人醉醺醺来到业委会办公室，进来就一通骂，说“你们无利不起早，一个月拿大家4000多块钱，你们还要分房子，一个人几套”。
面对大家反对，业委会只能调整方案——争取政府支持，小区总建筑面积增加20%，再由开发商把多出来的面积卖了，可以覆盖成本，居民就不用再出钱，“相当于大家把多出来的面积换算成了钱”。
伍大明说，这个方案目前政府没有明确回复，“不这样推不下去”。其实他一开始心里就清楚，对这么大的小区来说，“出钱肯定是不好搞的”，但当时必须先答应下来，“不然就没机会了”。
只要不出钱，事情就好办了。那个夏天，志愿者打了三轮电话，反复介绍新版方案，到了2022年8月份，同意率超过80%。
这时候，伍大明又想到，业委会成立后，从物业收回了六成停车费，他们将其中一大部分拿出来，直接发放给业主，每平米3块，但要求本人拿着房产证领取。这种方式很有效找到了联系不上的业主，原来有顾虑的，趁着领钱，再当面讲解政策，也转而签下名字，最后签字率抬到了95%。
剩下的5%，伍大明用了新方式，公开贴出告示，让反对者主动提出意见，不然默认同意。
最后有3位业主打来电话表示了反对。伍大明一一记下他们的房号，具体的反对意见没去问，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将新报告寄给各级领导，“没有政府支持是做不成的。”
反对者
住在60多栋的独居女人就是三个明确反对者之一。7月下旬，她在家里接待了我的来访。屋子看起来很久没人收拾了，几乎没地方落座，钢制沙发上堆满了杂物，椅子上也蒙了层腻物，整个房子散发着一股浓厚的酸臭味，而女人在房间里也戴着口罩。
这套50多平米的住房，算小区最小户型，是她唯一的住宅。1996年，她不到30岁，想着女儿要回四川读书，花了5万全款买了这套房子，说起这她就很后悔，要是当时在打工的深圳买个小房子，已经不知道涨到多少了。
她有太多理由反对了。不说别的，她语气高昂地说，自己妹妹家旁边一个小区，拆迁十多年了，直到现在还没建起来，现在自己搞重建，到时候烂尾了谁来负责，“我到哪里去住？”
房子位于三楼，这是她最满意的一点。一楼二楼潮湿，她这里能晒到太阳，走起来也不累。
她对小区也有不满，“自行车丢了9辆了”，她很早就离婚了，女儿在北京也好多年没有回来，现在几乎不出门，一天三餐靠外卖解决，搬家对她来说太累了。
在她看来，重建是“业委会想从里面搞钱”。就连小区发放公共收益，她也不满，为什么按照面积来呢？收垃圾就是每户均摊的，虽然不多，一个月8块钱。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让她同意。她说，1.5万的收购价不行，如果2万一平米，直接给到她一百万，她也许就点头了，“但谁敢保证能拿出一百万？”
住在60多栋的独居女人就是三个明确反对者之一。7月下旬，她在家里接待了我的来访。屋子看起来很久没人收拾了，几乎没地方落座，钢制沙发上堆满了杂物，椅子上也蒙了层腻物，整个房子散发着一股浓厚的酸臭味，而女人在房间里也戴着口罩。
这套50多平米的住房，算小区最小户型，是她唯一的住宅。1996年，她不到30岁，想着女儿要回四川读书，花了5万全款买了这套房子，说起这她就很后悔，要是当时在打工的深圳买个小房子，已经不知道涨到多少了。
她有太多理由反对了。不说别的，她语气高昂地说，自己妹妹家旁边一个小区，拆迁十多年了，直到现在还没建起来，现在自己搞重建，到时候烂尾了谁来负责，“我到哪里去住？”
房子位于三楼，这是她最满意的一点。一楼二楼潮湿，她这里能晒到太阳，走起来也不累。
她对小区也有不满，“自行车丢了9辆了”，她很早就离婚了，女儿在北京也好多年没有回来，现在几乎不出门，一天三餐靠外卖解决，搬家对她来说太累了。
在她看来，重建是“业委会想从里面搞钱”。就连小区发放公共收益，她也不满，为什么按照面积来呢？收垃圾就是每户均摊的，虽然不多，一个月8块钱。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让她同意。她说，1.5万的收购价不行，如果2万一平米，直接给到她一百万，她也许就点头了，“但谁敢保证能拿出一百万？”
最后的机会
眼下，对伍大明来说，最重要并不是消除每个疑虑，而是尽力争取到最大的政府支持。在他看来，只要政府正式出面搭建平台，许多问题，包括三个明确的反对者的要求，都会迎刃而解。
说起没有开过群众大会，老人显得有些无奈，不止一次，业委会贴出公告，要在党支部办公室公开征求意见，但“每次就二三十个人过来”。
而像安置费、能不能保留河边位置一类的问题，远没到可以敲定的程度。“如果研究细节其实是搞不成的。”伍大明说，事情要一步步做，今年6月，最新报告已经寄送给了各级领导，申请政府专项规划，“今年政府有个比较明确的东西就算很可以了。”
很多目光盯着中央花园二期的探索。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说，如果这个小区能做成，“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开创了。”“中国民间自治的力量比较薄弱，这方面的训练也比较少。”陈杰说，在城市拆迁中，利益诉求非常复杂，成都这个案例如果居民自发达成了合意，那会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据陈杰了解，国内只有一个自拆自建成功案例，发生在南京虎踞路，一栋有着26户居民被鉴定为C级危房的住宅，从筹划到拆迁，用了8年时间，最终于2022年翻建完工。
跟中央花园不同的是，它体量小得多，形成共识相对容易，另一点，它并没有增加容积率，是在原地、原面积、原高度新建了建筑。
“（提升容积率）一个是规划红线的问题，第二个涉及到公平性。”陈杰说，容积率涉及到公共服务配套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提升容积率是可行的，那政府为了公平起见，应该做出公开政策，“明确哪些小区可以提升容积率”，如果只是特事特办，“那意义相对就有限了。”
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大城市已经走过“大拆大建”的年代，大规模棚改成为过去时，如今更多是基于“旧底片”改造和重塑。成都也不例外，前述43号文件明确，“保护传承和优化改造为主，拆旧建新为辅”。
●中央花园二期小区，河边的别墅与老楼。周航 摄
2021年8月，住建部专门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便是“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筑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
对伍大明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挤进这百分之二十，为什么是他们，原因很简单，“其他人没有争取”。他提到当时区委书记开会，附近多个老旧社区业委会代表都参加了，但除了他们没人说话。
74岁的伍大明已经没多少头发，性子看起来慢悠悠的，声音低沉沙哑，不靠近听很难听清。在旁人看来，伍大明为小区付出了很多。之前，有着高级经济师职称的他还在企业兼职贴补家用，这些年忙小区的事，也没再做了。
和伍大明一样，业委会主任赵涛性格说话语气一直都很平和，有志愿者最佩服他们“怎么说都不会生气”。赵涛今年49岁了，五年前刚任职时，儿子只有2岁，最先掌握的词汇之一，就是“业主”，“电话一响就说业主来电话了。” 家里人不支持他做业委会主任，他只能瞒着，到了自己办的广告公司，偷偷忙小区的事。
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政府回应。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有信心，有人提到去年区委书记换了人，担心新领导的态度；有人说，如果今年再做不成，自己就要搬走了。一些人等不了，觉得没希望，这几个月又开始装修。挂牌售卖的房子也有几十家，中介说，总有人着急用钱，而买家中也不乏想搏一下重建的。还有人则永远都等不到了，赵涛说，一个60多岁业主，半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他曾为联系开发商积极奔波过。
很多人都把这次看作最后的机会。“这次如果失败，可能再也搞不成了。”今年74岁的易阿姨说，“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没得劲了。”
这些为这件事奔忙了5年的老人几乎都说，“这是为大家，也是为自己”，其实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儿女们。
退休前，陈阿姨跟丈夫都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们都是工作中的佼佼者。她有两个儿子，只上了大专，都在外面租房住。她有些愧疚，以前孩子跟着他们在山沟沟里读书，如果在城市里或许会不一样。现在的这套240平米房子是他们拥有的最大资产，如果能换成两套新房，那会让两个儿子都有自己的房子。
“我儿子说‘妈如果你们这要改变了，我都要回来住’，说‘如果不改变，以后我就把这个房子卖了’。”另一个50多岁的志愿者说，“（如果）我孙子以后结婚都住在这，（那他会说）这是我奶奶给我留的，心里有个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