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爱市场里的公共厕所常年敞着窗，不敞味儿太呛了。朝里走是水磨石的地面，白色正形瓷砖上了墙，靠墙根儿的地方略微发黄。左右两边各有一排蹲坑，间隔一些时间，总闸会“哗哗”放一回水将秽物冲净，有时也冲不净，所以想要方便的人总要先朝坑里探探，看清楚了再决定蹲哪个坑儿。
这里没有隐私，常是一排或几个白得如面盆般的屁股高高低低地悬在坑位上，形态各异。有些屁股的主人不嫌味道重，方便时还会跟同伴唠几句闲嗑儿，交流一些行里的信息，抱怨或咒骂几句也常有。也有人全程屏住呼吸，急慌慌地方便完，就像后面被狼撵一样，一路小跑着出去喘口大气。
那两天，床主小钻儿快“来事儿”了，身体已经给了她一些信号儿——先是鼻翼起了一枚亮晶晶的火疖子，红红的、透透的，气儿一吹就能破一样。另外，她大便不畅，感觉吧，有，但到了厕所一蹲，它又莫名其妙地没了。于是，小钻儿要反反复复地跑厕所，而且一蹲就半天，没服务员时，她就叮嘱我们左邻右舍的帮她看着点儿档口。
她隔壁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常打趣她：“知道不？哥们儿，我今早上吃的都已经拉出来了，你这是昨天的还没出来吗？”
这天快下行了，小钻儿仍旧往厕所跑，结果蹲得腿都麻了，却还是无果。因为着急下行，她慢慢地站起来，可一瞬间又感觉“有”了。她只好再次蹲下去。
四周明显一暗，那是许多家档口已经拉闸下行了。就在这时，一个人影闪进了女厕所，小钻儿因为太过专心，并未看清来人是谁。等她调整了一下蹲坑姿势，就发现厕所紧里头一个隐蔽的坑位上冒出了一个屁股。哪怕是于暗处，也掩不住那个屁股又白又润，是恰到好处的丰满，它挺括得像两口精钢锅，结结实实地倒扣在女人的骨盆上。
女人们的屁股，小钻儿见过不少。有的肥而墩实，肉感十足，看起来厚重得如同一个碾盘，一点美感也没有；也有发尖的，由胯至两个屁股蛋儿一点点儿地瘦削下去，小巧玲珑，但手感却不太好，硌人；还有一种是上瘪下圆型的，如同一枚鸭梨，越朝下，肉越厚，那肉并不往挺了生，而是朝下挂着长，像两嘟噜猪下水，坠坠地垂着。
从前，小钻儿一直以自己那挺翘的屁股为傲，所以她常年穿牛仔裤、短上衣。有时闹疯了，她就撅起屁股在我们眼前夸耀般地晃。而此时，她的目光被眼前这个更加完美的屁股牢牢吸引住了，她猜测，这屁股应该属于一个年轻而美丽女人。
自认长相出众的小钻儿总不想在外貌上输给任何一个女人。平日里，她看身边女人的眼光很挑剔，总爱看对方脸上或身材上的短处，嘴里当然没什么好话：“脸蛋儿挺好，可惜个儿矮。”再不然：“个头儿、脸蛋儿哪儿哪儿都挺好，只是腰粗。”或者是：“手，手长得不好看，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像五根小棒槌。”“脚，你发现没？她大脚拇趾头有大脚骨节。要我是她，夏天肯定不穿凉鞋。”
好胜心使小钻儿极想看看那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她前探上半身，伸出脖子去瞅，但厕所紧里间光线暗，又有半边隔板遮着，她实在看不清楚是谁。“行里新来的？还是来买货的顾客？”小钻儿更倾向于希望对方只是个顾客，那样就在外貌上对她不构成任何威胁了。
2
小钻儿洗了手，回到档口，呆呆地坐着，与她交好的姐们儿就喊她：“走，下行了。等啥呢？有心事儿啊？”新来的服务员也问，她张张嘴，过一秒的犹豫要不要说，但嘴既然张开了，势必就要朝外吐出些什么。
“我寻思是多大个美女呢！你们猜怎么着？”小钻儿讲起刚才的事，先卖了一个关子。周围的人都猜不着，她才缓缓解开谜底——那个拥有完美屁股的女人，是行里趟子头儿卖茶叶蛋的老太太。
那时，小钻儿还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只知道这老太太茶叶蛋做得好，入味儿，也不贵，常不到中午就卖光了。即便如此，第二天她也不多准备些带来卖，她的茶叶蛋永远定时定量供应，像跟钱有仇似的。
我们几乎全部都光顾过老太太的生意，买茶叶蛋时，一面递钱，一面报数量，“大姨，俩”，或者，“大姨，仨”。老太太听罢，用一柄银得发亮的、长柄的、圆圆的小漏勺将蛋捞上来，麻利地将蛋装进薄薄的白色塑料袋里递出去，之后才将钱接过去点清楚，塞进围裙前面的一个大口袋里。她低头默默做事，从不跟人客气套两句瓷，也不嘱咐人家“好再来呀”照顾照顾她的生意，总之，一句废话都没有。
我们都喜欢老太太干净、利落、话又不多，但小钻儿却忍着恶心，说起她刚才在厕所里看到的那令人震惊的一幕：老太太方便完之后，伸出一只干枯而焦瘦的老手，从荷包里掏出了用来清洁的物品——竟不是卫生纸，而是类似于抹布一类的东西。
开始，小钻儿以为自己眼花了，又以为是老太太在匆忙之间忘记带纸了，这也情有可原。但没多久，她惊诧地发现老太太在水龙头下搓洗那块抹布，洗干净了，以备下一次使用。
隐在淡蓝色的脏污的半帘后的小钻儿简直震惊了。她从小就爱吃鸡蛋，得意那口儿，所以我们那片儿，她算是老太太的常客。刚才的那一幕实在令她难以接受，一想，不不不，根本就不能往下想。如果可能，她真想抠喉咙将自己从前吃的茶叶蛋全吐出来。但那根本不可能。
当把这件事对第一个人说完，小钻儿感到如释重负。对方的表情和反应当然也给了她很大的鼓励，那种震惊、难以置信，之后是厌恶、恶心，错综复杂而又瞬息万变，到最后，又落到对小钻儿的感激以及佩服上来：“太恶心了，幸亏你告诉我。”
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小钻儿的档口也变得热闹起来，闲暇时不时会有人上门来求证：“是吗？是你亲眼看见的？怎么回事儿？”她们支棱着耳朵，如饥似渴地打听细节。
小钻儿在这些迫切与渴望的目光里渐渐迷失了自我。她把腰板儿拔得直直的，下巴翘得昂昂的，把自己抬得高高的。她越讲越生动，越讲越细致，越讲越夸张，到最后连她自己也分不清楚那些动作、表情、眼神，究竟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还是一种经由了加工的夸张想象。
“我的天！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听过小钻儿的讲述后，听众们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就像发现了一片新大陆。
是呀，生活于她们来说实在是太过平淡了，每天不是上货、卖货、答对顾客，就是回家围着老公孩子公婆打转，她们贫瘠而缺乏想象力的生活实在太需要新鲜的刺激了。
她们得出结论，判了老太太的罪：“真看不出来啊。难怪说人不可貌相。从外表哪儿能看得出来？我可再也不去了。”
3
老太姓陆。很快，她的茶叶蛋就对行里人失去了吸引力，卖不动了。好在还有来逛街的、不知情的人去捧场，所以她的生意倒还能勉强支应下去。
当然，行里也有跟小钻儿不对付的女人对她说的话存疑，即便如此，她们也选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不去陆老太那里买茶叶蛋了，“万一是真的呢？”再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真相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第一时间跟当事人划清界线，站好队伍。不是吗？大家都嫌弃陆老太埋汰才不去光顾的，谁再去买她的茶叶蛋，就证明她们不怕埋汰，是跟陆老太一样的人。大家都是聪明人，不会让自己陷入到那种尴尬的境地中去。
小钻儿依旧到处宣讲陆老太的埋汰，这使那些与她不对付的女人抓住了报复她的机会——陆老太知道自己的生意为什么突然一落千丈吗？“幕后黑手”是谁，她清楚吗？就算陆老太真有那种行为，也不代表人家的茶叶蛋不干净呀，你小钻儿凭什么在行里煽风点火的？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呀，知道内情之后，陆老太会怎么做呢？
在五爱市场混的，哪有善茬子，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了。按五爱街人的套路，老太太知道内情后，轻则指桑骂槐，重了得去小钻儿的档口堵门儿，掐腰儿，蹦着高儿地把小钻儿骂个狗血喷头。若小钻儿要是敢对骂，那事儿可就大了，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陆老太可是土埋到脖颈子的老棺材瓤子了，只要往那儿一躺，讹也讹死她，兴许发一笔横财，往后都不用再卖茶叶蛋了。
于是，别有用心的人开始行动了，她们过去询问，陆老太先是老脸一红，却红得点到为止，并没有半点儿遮遮掩掩。须臾间，陆老太的神色就恢复如常，她伸出一只枯败的老手掸了掸裤腿上的尘，紧接着微笑地轻轻点头，承认小钻儿所看到的就是事实：“哗哗那么扯（卫生纸），看不惯。一捆一年都用不了。”
话说到这儿，来人倒尴尬了，寻了个借口，像耗子一样赶紧溜。之后又不免又跟相熟的朋友抱怨：“老太太太傻。真的又咋？不认谁也拿她没招儿。是我就咬死不承认，顶门儿就骂她，还不把她给骂败？”
但陆老太就是光明磊落地认了，她既没去找小钻儿的麻烦，也没到处跟人申冤诉苦、央求大家替她主持正义或是可怜可怜她、帮衬帮衬她的生意。她每天仍旧如常上行卖茶叶蛋，蛋还是那些蛋，并没增多，也没有减少。卖得快些，她就早点走，并不恋栈。卖得慢些，她就一直坐到下行。
如果还有剩，她就把小推车子推去附近的街头巷口。有些地方容她，她就从从容容地卖蛋；也有些地方不容她，有人出面来撵她走，“去去去，老太太这儿卖什么茶叶蛋？这是卖茶叶蛋的地方吗？”她不跟人横，也不跟人辩，只默默将小车子推走，再另外找地方。
小钻儿很快就遗忘了陆老太的事儿。
那时的小钻儿年轻，爱玩儿，在众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夜店”的时候，她就已经是夜店的座上宾了。在众人刚刚见识过夜店的灯红酒绿时，她就已经成为了夜店的VIP。当时沈阳的夜店分几种，有的素净，大伙儿过去就聚一聚，唱唱歌，有的半荤不素，大家过去能看看表演，起起哄，爱闹的还能上台跟主持人互动，痛快痛快嘴儿，还有一种夜店就不单纯了，每当夜幕降临，那里开张营业，不仅吞掉客人们的时间、金钱，同时还负责满足客人们的欲望。
这里所说的“客人”，是指女客人。
那家店开在领事馆附近，很隐蔽，只做熟客生意。外人想进，除非有熟客带进去，否则免谈。小钻儿是这家店的VIP，那时的她有钱，又舍得花钱，人还盘儿靓、条儿顺、玩儿得开。她在夜店里大把撒钱，喊出的口号是：“钱是王八蛋，花完咱再赚。”
富婆小钻儿一掷千金，自然得到了“牛郎”们的青睐，如同女人们吃同一个男人的飞醋一样，围绕在小钻儿身边的牛郎们也为她争风吃醋，明争暗斗，各出奇招。他们目的只有一个——讨得小钻儿的欢心。
小钻儿也明白这些男人都是图她的钱，但她却对这种拿钱买别人的时间、尊严，拿钱去砸开别人一张僵脸的感觉欲罢不能，“像是吸了大麻，上瘾，戒不掉”。她陷在那些虚幻的快乐里面，一戳就破的谎言与虚荣，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她俘虏了。更何况还有感官上的愉悦。
小钻儿不但是五爱市场里唯一公开光临夜店找牛郎的女人，也是唯一一个从不讳及谈论女性生理欲望的女人。她曾在公开场合问行里的那些男人在外地、一年才回一次家的老板娘们：“你们不想吗？我想。”她也曾公然谈论自己的私房事，说她那个身处广州、有老婆的“老东西”就算在沈阳也不行，“侍候不了我，得亏一年也就回来那么一两次”。
小钻儿从不相信身处外地的男人们会像他们留守在沈阳的原配一样，一年到头任劳任怨地操持家里外头不说，还要夜夜一个人睡素净觉、为远在千里之外的配偶守身如玉。所以，每当有女人信心满满地说“咱家那谁可不是那种人”的时候，她都会不屑一顾地撇撇嘴，继而冷嘲热讽，笑她们这些“城市留守妇女”是在自欺欺人。
“每天都苦巴苦曳的，像根木头桩子一样地等，那不就是守株待兔吗？”
初中毕业的小钻儿把在学校学过的大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唯有“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她常挂在嘴边。她用这个成语攻击那些表面正派的女人们，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借口。因为这一张嘴，小钻儿不知不觉在行里得罪了不少人，但她并不在意——在五爱街，她算是“天之骄女”，差不多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大家常见她笑，少有人见过她哭。
4
那段时间，行里很多人都收到了一张影碟，悄悄在私底流行。我也收到了一张，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打开一瞧，那“动作片”的女主角竟是小钻儿。
我赶紧关了。影碟从影碟机里吐出来，我拿起来本想一掰了之，后来想想，还是将它带到了行里。
我找到小钻儿，问她是否得罪了什么人？
“怎么了？”
我没说话，只是将套了黑色塑料袋的影碟递到她手里，嘱咐她拿回家去自己看。小钻儿不是傻人，她沉默地接过光碟，跟自家服务员交代了两句，就径直转身出了档口。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她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已经变了：“你怎么有——”
小钻儿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出事儿，毕竟她是金主，店家要是敢“琢磨”金主，那是不想混了。而且这种名声要是传出去，会大大影响店里的生意，这是特别明睁眼漏的道理，叫个人只要不傻就懂。
“我找人打听了，陆。”我只说了一个姓。
“陆？”小钻儿没反应过来。
“茶叶蛋。”我说。
小钻儿这才醒酒了似的，但仍旧不敢相信一样反问我：“她？”
她哪里想得到是陆老太，那个老太抠门到揩屁股都不用手纸，家里不定穷成个疯样。
“就是她。”我停顿了一下。
说实话，这是行里的大雷，开始我也不敢相信，但消息来源十分可靠。我朝档口外走去，到了消防通道，这才站下。电话里很安静，小钻儿一直没说话。
我清了一下喉咙，讲：“你常去的那家店，她儿子开的。老太太，早年，明廉大炕有一号，头牌。”
作为地道的沈阳人，小钻儿再清楚不过“明廉大炕”这四个字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我提醒她这事儿得速战速决，别扩大，小钻不断说：“是是是。”
挂断电话，我长出一口气：玩儿吧，火能玩儿吗？水火无情，这么大个人，这个道理都不懂。以为腰里有几个钱、脸蛋儿长得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早着呢。任性的代价有时无法估量。
我心里有些感慨，不知道小钻儿这事儿该如何收场，人家摆明了不要钱，就是想毁她。钱不能解决的事儿多少有些棘手，现在这烧红的炭块儿已经烫掉了小钻儿的一层皮，后续人家还想干啥？不知道，但肯定够她喝一壶的。
我在消防通道坐了一会儿，刚起身，电话又进来，低头一看，还是小钻儿。听得出来，她已经有些急了，说话虽没带哭腔，但明显有了怯意，嗓子也是哑的。她语无伦次，我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看来人是懵了。
我到小钻儿家时，她正在屋子里驴拉磨一样地走，走一圈儿，又一圈，再走一圈，又一圈，几乎一刻也不停。她嘴唇上已经起了火疱，偶尔停一下，她就扶着椅背或者墙壁，头微微的仰着，闭上眼睛，似在极力反思。
“万万没想到呀，陆老太，明廉大炕，头牌，她儿子。也曾经是个人物呀。”这号人物曾经犯在她手里，如今她又犯在人家手里，“真是‘山水有相逢’。”
她不停地絮絮叨叨，自言自语，又说自己实在是太恨，恨这个陆老太：“不是有神经病吗？她儿子那么有钱，她还在行里卖茶叶蛋？三毛五毛地挣、五毛一块地攒？不是有病是什么？”
人到这时，还是不恨自己。小钻儿的另一重恨，给了行里人，她说平常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吃喝玩乐，不少人围她身边转，她的衣服首饰、包包、鞋、脸上抹的、身上喷的，都是贵价货，谁见说一声喜欢，她眼都不眨就送了人。但是现在真有事儿了，没一个肯站出来，连出声儿知会她一声的人都没有。
“竟一个都没交下！”小钻儿颓唐而疲惫地坐下，然后哭了，嚎啕着，“我活得太失败了，我活得太失败了！”
5
没多久，我陪小钻儿去找了一趟陆老太。陆老太听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先是一惊，那表情不像是装的。她说自己不知道儿子做了那样的事儿，马上就给儿子打了电话。但她儿子不肯收手，说要玩死小钻儿。老太态度坚决，劝儿子“杀人不过头点地”，不仅要求他将所有碟片一片不落收回来，还要求他不准再打五爱街人的主意，尤其是女人。
“你是男人不？”老太问自己儿子。
小钻儿没想到事情会办得如此顺利，她双膝一软，“噗通”一声给陆老太跪下了。她抱着陆老太的大腿，说自己这辈子不信神、不信佛，只信钱，从前连爹妈都没有跪过。陆老太拽她起来，小钻儿不肯，她一面哭，一面扇自己耳光。那耳光很脆，很响。
陆老太十分不理解，她说小钻儿：“找男人睡个觉你还花钱？”她将重音放在“你”字上。小钻儿没作声。陆老太瘪瘪嘴笑笑，又说：“就这，你还觉得自己是活明白了、想开了？”
小钻儿跪着，也愣着，张口结舌。她瞪着红肿而迷茫的肿眼泡儿，一颗心又像遭人撵的兔子似的，怦怦乱跳。
“你可能看过几个男人，你可能也看透过几个男人，但你没有看透过自个儿。”陆老太干枯的老手伸过来，摸在小钻儿圆润却瘦削的肩膀上，“作啥呀？天作有雨，人作有祸。那不证明你本事，只证明你是冤大头。我们当年都把他们看成冤大头的。那时不得已呀，但这年头多好啊，卖个茶叶蛋都能吃饱饭。”
小钻儿不明所以，她皱着刚被自己揉得发红的眉心，大惑不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苍老的女人。陆老太拿手指点了一下小钻儿额头，说她人样子长得蛮好，却“好的不去学。”
后来，小钻儿离开了五爱街，去向不明，陆老太还是像从前一样卖茶叶蛋。行里人不买，她就卖给来逛街的顾客，卖得快，她早早收摊回家，若卖得不理想，她就一直守到下行。
五爱市场里的灯次第熄灭，灭了一盏，又一盏。陆老太像灰泥鳅般从市场里钻出来，风吹乱她白透的发，一根又一根，针样，发尾不屈不挠地扎煞着。她推着小车，默默地，并不叫卖。煮蛋的黑红炭火烘烤着锅身发乌的小铝锅，一路咕嘟着，茶叶蛋的蛋皮裂出一条又一条黑色的纹路，万般动人。
风声过去，有好事者去问陆老太：“你儿子那么有钱有势，你还在五爱街卖茶叶蛋？”当然，也有人劝老太趁早休息：“我们要是像你，早啥也不干回家享清福去了。”
陆老太总是不停重复同一句话：“这年头多好，卖茶叶蛋都能养活自己。”
但多数人还是不能理解这话的深意。
6
谁也想不到，仅隔半年后，陆老太的儿子就被抓进去了。听说牵扯到了人命官司，事儿挺大，判了死刑。很多人认为陆老太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定挺不住，不会再来五爱市场卖茶叶蛋了。没想到老太依然故我，每天天不亮便来上行。
那几年五爱市场生意太过火爆，政府便于浑南区作出了新的发展规划，拟筹建一座新的服装交易市场，当然，采取预售制。陆老太拿出多年来卖茶叶蛋所得的十数万，也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服装档口。
众人自然讶异，有服务员咂舌，说万没想到卖个茶叶蛋能攒下这么老些钱。那时，所有人的眼睛里只有“个、十、百、千、万、十万”这样的计数制，却没有人提及，陆老太那些钱固然是因生意获利所得，但也与她一向勤俭、口挪肚攒有关。
人太容易赞叹“果”，而选择性地忽略“前因”。
然而，没过多久，沈阳一起贪腐大案造成的事后效应凸显出来，陆老太投资的浑南服装交易大厅惨淡收场。投资者们当然不甘心，他们本来是希望通过那次投资实现人生梦想，复制曾经在五爱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发财神话。他们想在下一幕类似的剧集中充当男女主角，但可惜命运弄人。
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惨况，那些钱是部分人的全部家当，还有人跟亲戚举了债，最惨的是于民间高息拆借，血本无归不说，反被“民间资本”各种手段追债。走投无路的人们结伴告状，但好消息遥遥无期。很多人一蹶不振，原本是牵驴的，现在也不牵驴了，原本是卖麻辣烫的，现在也不卖麻辣烫了，整天不是告状，就是哀叹自己倒霉。
陆老太是少有的几个仍旧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投资失败者，有人好奇问她怎么不跟着一起去告状？她笑笑，伸出枯得如枯枝一般的老手来，指指面前正咕嘟着的茶叶蛋说：“这年头多好，卖茶叶蛋就能活人。”
这一年冬天，天高云淡，空气冷冽，上午十点左右，一个小姑娘去陆老太那里买茶叶蛋。小姑娘递过去钱，“俩”，但老太闭着眼，低着头，似乎睡着了。
坐着睡觉、站着睡觉、在隆隆的火车声中睡觉、在喧闹得如一锅沸水般的服装批发市场里睡觉，对于五爱的小买卖人来讲并非难事。附近档口的人善意地提醒小姑娘：“扒拉她，岁数大了，一扒拉就醒了。”
小姑娘换了手拿钱，腾出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扒拉了一下陆老太，可她竟然身子一歪，栽倒在地上。
有人大喊：“快来人呐，快来人！老太太中风了。”
都以为她是中风了，不想，却是死了。毫无声息，当然，也毫无征兆。
据事后扶过陆老太的人说，当时摸，她的身体尚有微温，似乎刚走没多久。众人没敢动，两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自发站在老太的尸体前后，手臂伸出来，挡住看热闹的人。她们要求大家退后，之后又喊熟人报了警。
没多一会儿，警察到现场了，联络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很快到位——陆老太是由社区出面负责殓葬的，据传，她名下的房产最后都收归公有。
当时，一个刚来五爱市场当服务员的小姑娘在人群里挤着，伸着长而白晳的脖子朝里张望，年轻而美丽的脸上写满了可惜和遗憾。她感叹，老太太命苦，那么大岁数谁也靠不住，还在五爱市场卖茶叶蛋，“我可不，行里找个有钱的，就啥也不用干了”。
一旁年长的女人听了笑笑，而那些年轻的、有丈夫的女人听了，就恨恨地剜了这女孩一眼。更年轻一些的小姑娘没有看到那叮人的眼神儿，像浪一样涌上去，由后面抱着前一个小姑娘的瘦肩膀，跟她说着行里的闲话：“有钱谁能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卖？知道不？XX档口的XXX，跟三楼精品屋的大老板好上了，给她买老多东西了。”
“傍大款呗！”
“傍大款。”
“这年头儿，爹亲娘亲，不如人民币亲。要不到老就是这下场。”
声音不大，说出来就散了，淹没在嗡嗡嘤嘤的巨大的、混乱的五爱市场的噪声内。一个中年女人冷笑着说：“这下场？这下场算是好的。年轻人不知好歹。”年轻的姑娘显然不服气，但是她们像并没有听到一样，仍旧张着头向里望着。望了一会儿，又互相推搡着离开了，脸上竟是淡淡的笑意。
然而，中年女人这话，被旁边的，另外的年轻的女孩子听到了。她白了一眼那个中年女人，似自言自语一般吐出一句话来：“老娘们儿，嫉妒。”
她怎么会是嫉妒呢？她是过去的你，你是未来的她。
我在人群最外围，看着这一幕。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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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从北到南，我只想找到一份工作》3月13日在网易人间发表后，一直有读者"催更"。有一些读者想知道后来我是否还在"折腾"，答案只能说"是"。幸运的是，我后来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
2008年，我从襄樊的广告公司辞职，跑去西安找事做，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视力矫正公司找到了一份文案工作。工作了一周，发现公司老板极不靠谱，喜好吹牛，便跳槽到马路对面的策划公司，还是做文案。一个月后，公司缩减员工规模，我被辞退了，又找了一个多月，才得到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家企业培训公司做总裁秘书，帮着总裁写他心心念念的成功励志学书籍。做了不到三个月，又一次被辞退……转眼间，我已经到西安八个月了，之前借的钱都花光了，低得可怜的工资也所剩无几。
在一次跟家里的通话中，我又一次选择了报喜不报忧，母亲沉默了片刻，问：“你是不是心情不好？”这一问让我猝不及防，声音抖了一下：“没有……”母亲说：“回来吧。”
回去的火车票钱还是家里打过来的，我没说钱的事情，但家人却猜得到。还没有到春节，大家都没有回来，整个垸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年轻人。父亲从中风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也能做一点小工贴补家用了，母亲既要忙十几亩地的耕种，又要照顾父亲。我待在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提出再换个城市找工作试试。母亲担忧地看着我，试探地问：“要不在家里这边找个事情做？”其实不是我不愿意，实在是家中没有什么“上面”的亲戚，什么路子都没有，三本的学历也拿不出手，所以无事可做。
待了一段时间，我受不了，坚持要出去，却连一分钱路费都没有。母亲叹了一口气，给我的姨娘（我们那边对母亲姐妹的称呼）打了电话，然后跟我说：“你过去拿一下吧。”
在姨娘家的堂屋如坐针毡，等姨娘从房里拿出一沓钱递给我时，我脸一直是发烫的。姨娘说：“这是一千块，你拿好。”我低声嗫嚅：“我会还的……”姨娘回：“不急。你先用着。”之前父亲生病，家里已经向姨娘家借了不少钱，我这一次借，对姨娘来说只是增加了一次而已。想到此，我更不敢抬眼看姨娘。
沿着长江大堤往家里走，越走脚步越沉重。钱放在贴心口的口袋里，再加上之前离开襄樊时向朋友借的三千块钱，这两年不仅没有挣到钱，反而欠了这么多，也只有我这样无用的人才会如此吧？沿着大堤下去，来到江边坐下来，看看浩浩汤汤的江水发呆。
我是一个无用的累赘。这个念头又一次从心底浮起。
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在整个的读书生涯里，它一直伴随着我。吃饭、买书、玩乐，都摆脱不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存在，才让家里变得捉襟见肘，所以在高中时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吃饭不吃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也不让家人知道，生病了自己忍着不会吭一声。每当母亲踩着三轮车，走三十多公里的路来给我送换洗衣服和鸡蛋时，我内心都充满了强烈的自责。我不想让他们这么辛苦，同时也在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然后让他们安心地享福。后来大学考得太差，我还坚持要上，父母亲因此要承担高昂的学费；毕业后，东奔西走找不到好的工作，父母亲好不容易供我读完大学了，还要继续为我去借钱……这些年来，我的存在对于父母亲来说，不是无用的累赘是什么？
2
年后，拿着姨娘借的这一千块，我坐火车到了苏州。听朋友说这里的工作机会很多，薪资也不错。江南是富庶之地，苏州更是如此，机会至少会比西安更多一些吧？
依旧是去人才交流市场投简历，上招聘网站搜寻招聘消息，再把电子简历投到那些招人的公司。偶尔有公司通知我去面试，基本上第一轮就把我刷了下来。等我的钱只剩下最后一百块时，又一次接到面试失败的通知，我坐在租房里，狠狠地哭了一顿。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从这样的困境里爬上来了，挂在门上的背包里，还有十几份打印好的简历，都没有机会投出去。
我还这样活着干什么？真的是一点价值都没有！没有人需要我，一个都没有。我不如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好了。
下定决心后，内心一阵轻松，甚至有些雀跃。我穿好外套，锁好门，下楼时房东正好上来。她问：“出门了？”我点头说是，继续下楼。房东又说：“外面下雨了，你记得带伞。”我说好，出门走进了雨中。
我没有伞，就是有也不会带。雨下得有点大，头发、衣服、鞋子没过多久都湿了。沿路的洗衣房、网吧、小卖铺，无所事事的人们目送着我一直走出城中村。马路上的大货车开过时，激起一排水花，我也不躲，径直往前走去。要去哪里，我不知道。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往前，雨水罩着我，几乎看不清前方的路，浑身湿漉漉的、沉甸甸的，直至走到运河的桥上我才停下。来到桥中间，我趴在栏杆上，雨水坠落在浑黄的河面上，运货船一艘艘地驶过去。我自问了一句：“想好了吗？”然后，双脚踩在栏杆上，深呼吸一口气：“那就跳下去吧。”
可我没有跳下去，虽然心里这么想着，身子却死死地贴在栏杆上。
雨依旧不依不饶地下个不停，我冻得瑟瑟发抖。桥上车辆来来往往，桥面震动，我身子一软，靠在栏杆上不敢动弹。我恨自己的懦弱和犹疑，恨自己到最后一步还是如此不堪。桥对面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停了下来，他穿着雨披，扭头一直盯着我。我忽然间泄气了，站起身往镇上走去。鞋子里全是水，走一步，“滋”一声，那个骑电动车的人慢慢地跟在我后面，直到我走下了桥，到了马路上，他才开走。
回到出租房后，洗了个澡，换了衣服，躺在床上缩成一团。雨声渐小，浑身发烫，甚至发抖，我知道肯定是发烧了。没有药吃，也没有水喝，想开门去卫生间也没有力气。我强迫自己睡了过去。
醒来时天已经黑了。窗外对面的楼房亮起了灯，楼下房东一家也在吃饭。我没有饿的感觉，也不想动。摸出手机，十几个未接电话，一看全是家里打来的。我心跳加快，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情，赶紧拨打回去。
刚响了两声，母亲就接了电话，开口就问：“你出么子事了？”
我讶异地反问：“你为么子这么问？”
母亲说：“今天一天我一直觉得心跳得几快哩，总感觉你那边有事要发生。”
我清清嗓子回：“我没得事。”
母亲警觉地问：“你感冒了？”
我又一次惊讶于母亲的敏锐：“小感冒。真没得事。”
母亲还是不放心地说：“真要有事，要跟屋里说，莫一个人闷着，晓不晓得？”
我说晓得。
她接着嘱咐：“去吃点药。钱够不够？我让你爸再给你汇一点过去。”
我说：“不需要，我够用。”
顿了片刻，母亲忽然说：“实在找不到事情做，就回来。”
我“嗯”了一声。
挂了电话后，我强迫自己起床，跑到卫生间喝了点自来水，又一次奔回来躺下。浑身骨头疼，眼睛发胀，太阳穴突突地跳。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捂着心口，心脏正有力地跳动，但它本该在下午的那个时候停歇。
说来可笑，就在准备从桥上跳下去时，我想的不是给家里人通个电话，也不是跟朋友交代一声，反而操心着手机是该放在口袋里还是扔到桥上，毕竟坏了挺可惜的……说到底，我还是不想死的。
此时我忽然想到母亲提到的“今天一天，我一直觉得心跳得几快哩”，莫非真的存在母子连心这回事？这让我骇然不已。如果我真的跳下去了，母亲怎么办？父亲怎么办？我不敢深想下去，同时一阵阵后怕。那个骑电动车的人，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了。
3
几经周折，我在苏州的一家木材加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文案的工作，工资能拿到两千块，还能提供食宿。我心里头十分高兴。离开租房那天收拾行李，棉被、枕头都没有扔，这些都是从家里带来的。
家人们知道我找到工作的消息，也松了一口气。母亲再三嘱咐：“好好做啊，莫想七想八的。”说着说着又补充了一句：“人也要灵活一点儿，莫又像在西安时那样莽莽撞撞，要晓得看领导脸色行事。领导不喜欢你，么能做得下去？”我连说晓得。
坐上公交车，走的就是那天往桥上去的那条路，上桥后我瞥了一眼当时趴在栏杆的那一处，空空如也，心口一疼，就扭头看向前方。春天来了，马路两侧的油菜花也开了，柳枝远望去如青烟一片，空气中弥漫着暖暖的花香气。越临近工厂，心情也越来越舒畅，甚至有些兴奋。以前在襄樊的广告公司，我曾经被派到工厂采访，也见过流水线，但那只是待短短一两天，而这次我却要在工厂工作和生活了，希望可以做得长久一点，毕竟，我已经被辞退怕了。
这个木材加工厂挨着京杭大运河，为港商投资，占地颇广，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工业城的周遭十分荒芜，远处群山隐隐，马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运货的大卡车。我白天在工厂的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工厂的宿舍睡觉。每天上班都要穿过巨大的厂房，机器轰鸣，工人在浮满灰尘的生产车间里机械地重复着流水线的规定动作。硕大的机器黑沉沉地窝在厂房内，使人显得小小的，游移在机油和白乳胶的气味中。
到了厂房的最里侧，沿着铁梯上到二楼的“空中办”，便是我上班的地方了。我要负责的事情很多：公司产品的宣传，撰写领导发言稿，与律师事务所对接官司文件，在公司研发部和专利事务所之间来回沟通……
我完全不敢开小差，因为老总的办公室在最里面，几个部门的办公室一律排在他之前，墙壁中间装着透明玻璃，所有电脑都对着他，他只要一抬头，每个人在做什么一目了然。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没有想到会在工厂里待着，更没想到会做与喜欢的事情毫无关系的工作。我总是找各种借口往外跑，去给律师事务所送文件啦，去科技局送材料啦，去专利事务所送样片啦……找一切能找的理由逃离办公室。办完事情后，也不急着回去，慢慢地在市区溜达。
其实在街上散步是不从容的，一方面生怕遇到老总打电话让我回去，或是遇到同事；一方面身着土黄色工服，左胸上还绣着工厂的集团标识，太惹人注目。经常在路上遇到大批走过去的游客，他们会前往寒山寺、拙政园、网师园，而我来了这么久，这些景点一个都没去过，门票太贵了。对他们来说，苏州是美丽的旅游城市，对我来说，我生活的地方是大片的工厂和成批与我一样身着厂服的工人，我们在此谋生，无暇也无力游玩。
闲逛太久，不得已回到工厂。刚一落座，秘书就让我去老总办公室一趟。站在一角，老总并没有跟我说话，翻看了半晌文件，接了三个电话，安排秘书打印了六份文件。他越不说话，我越紧张。我忽然想起在西安那家策划公司时见过的事情——有个和我一起进入公司的同事，老板对他很不满，但对他不说也不骂，也不派工作任务给他，直接视他为空气；公司所有的人都围在圆桌子边开会，老板吩咐了这个嘱咐了那个，唯独对他不理不睬，每个人的任务满当当，只有他没有。我们清楚，他被“踢”定了，果然，第二天，他就在我们公司消失了。等到我被辞退时，秘书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全程盯牢我，生怕我拿走公司任何一件东西。收拾东西时，老板从我面前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刻意地低着头，好似看文件，其实是在躲避。那时候我怀着一腔恨意，想冲上去揪住他，问他个究竟，或者举起身边的石佛像砸碎电脑，可是我好乖好乖地低着头整理要上交的文件，因为一个月的工资还在他们手上压着，不能冲动……
金鱼缸的水泡一窜窜浮漾在深碧的水波上；窗外的停车场停了很多货车，小广场上五彩的旗帜飘扬；墙壁的左侧有一条水痕，蜿蜒曲折至墙顶……我的眼睛搜完所有可看的了，又重新回到办公桌上，老总的眼睛没有在我的身上停留，他还在看文件。半个小时过去了，身体已经透明成空气，而我又寄存希望，这无非是老总忘了我在这里而已。
我吞咽胆怯，放出勇气：“那个……总经理，我……”
老总这才抬眼瞟了我一眼：“你一下午去哪里了？怎么不向我汇报？”
汇报，一个时辰接着一个时辰，老总要知道我每一刻的行踪，每一刻是否在为工资付出相应的劳动。你的白乳胶文案，你的强力胶照片，你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你的细木工板胶合板科技木雕刻机重组装饰薄木切片，哦，还有你的本年度的宣传策划方案，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我支吾不能语。
回到办公室后，我身子在发抖。这一次我不会又要被辞退了吧？经常做这样的噩梦：老总把我的稿子丢到一边，气得敲桌子，指着我的脸说：“哎呀，不行，你做的怎么这么糟糕？！明天不要来了！”恍惚之间，我悬置在空洞之中，没有着落，没有工作的虚无感让人悔恨：工作时何不再认真些，何不再拼命些？总比这样空空的强。这种落空感，是频频从我梦中逃出的恶魔。我的确不努力，不是吗？的确与这个工业城格格不入，不是吗？我就像是飘在水上的气球，想要强迫自己沉入水中，稍一松懈就会飘上来，再使力就会爆掉。
但我不能任性，也没有资格任性，必须强压着自己去熬过每一天。否则，再一次回到无业的那一段日子，更是不能忍受。
4
我一直担心的被辞退，并没有发生。事情的改观源于一次职工表彰大会，有一位在厂里待了十五年的老员工，念演讲稿时潸然泪下，给当时在场的老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总知道这位老员工文化程度不高，不会写稿子，便问人事经理，这才得知现场所有优秀员工的稿子都是我一人所写。
大会结束后，我顺利转正。老总把公司所有涉及到宣传的文案工作都交给了我，还让我负责主编企业的内刊（报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突然开窍了，还是工作经验累计所致，交给我的文字工作我完成得都不错。从此之后，老总再也没有怎么为难我，也放心地让我出去处理事务。
工作安定下来，心态日渐松快，与同事也日益熟稔。因为住宿吃饭都不花钱，钱也攒下了一些，还清了姨娘和襄樊朋友的借款，一桩心事总算了结。
埋头写文案时，我常听见隔壁的声响，那里是人事部，隔着一层玻璃，能看见手臂被旋切机或是冷压机弄伤的工人，拿着伤残报告，向人事经理要赔偿。那没有手掌的手臂徒劳地伸到人事经理的面前，经理不耐烦地挥手让他们回去等消息，不要在这里妨碍办公。有一个工人拎起裤脚，被有毒的溶液浸泡的坏腿呈现出红黑交杂的模样，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
老总抬头往这边看过来，我赶紧装着继续写文案。可是我的眼角看见那个工人跪在办公室，最后人事经理叫人把他拖走了。因为要把文件送到马路对面的总裁办，我走出了厂房，穿过马路时，炙热的阳光在地面水泥颗粒上绽裂铺开，叉车迎面开过来，伸出的长长铁臂放着块木板，木板上搁着中暑的女工。我知道，又一个人晕倒在流水线上了，这是要送到厂里卫生所去。还有些女工因为晕倒没有及时发现，手臂被割伤了，头发被绞断了。这些时常发生。
我跟这些工人虽然同处一个工业城，可待遇完全不同。我不用一天十二小时站在机器旁边，而是待在宽敞的办公室，一天八小时，不用加班，领导不在，还可以偷偷打个呵欠（领导不允许中午睡午觉，不准趴在桌子上睡，不准靠在椅子上睡，吃完饭要立马回到办公室，不准聊天）。每当下班，我们办公室的一梭人鱼贯穿过厂房上空的空中走廊，底下的工人们就抬起头看我们——嘿，他们要去吃八块钱的套餐啦，竟然还有水果！——他们只有一荤一素，再加上一碗米饭和一份白菜豆腐汤。
经过浸染车间时，能远远看到各种颜色的水雾从浸染池子里蒸腾而上，刺鼻的气味直冲脑门。里面都是男工，大冬天也都光着膀子干活。他们的眼白都是黄的。我想，人在这种环境中，还谈什么喜欢不喜欢？我自己的那点郁闷，在这里变得轻薄起来。
工人们从全国各地奔波到此，一个月上二十九天班，每天上十二小时，接单多时，有些人需要连续上二十个小时班。我编的企业内刊需要有版面留给员工，便借此机会下到车间里去，采访线长、组长、机长、厂长，也采访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一听说是要采访，咧着嘴笑说，有“啥可采的，不就是天天这么过呗。”我的本子上总是记下这样的只言片语，回到办公室只能编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假装成工人，表达对工业城的忠诚和热爱。但老总嫌写得还不够热烈，又亲手改动了，最后的稿子里，工业城简直如天堂，工人们幸福快乐地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们还有自办的大专，专门让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拥有专门的技能和大专学历，这是别的工厂不可能有的，怎能不感激呢！
傍晚，沿着工业城的马路一路走一路看，下班的车铃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我驻足看着他们涌过来，然后消失于宿舍区，心中浮起一种渴望——“我想写一个工业城系列。我要把他们写下来。”不是像内刊上那样粉饰，而是呈现，我想在纸上把工业城搭建起来，让这些人物各自携带自己的经历，活动在这座城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除开工作，也有家庭，也有纷争，也有抱负。
素材遍地都是：办公室的各种人等，隔壁人事部常有的打斗纷争，工资晚发引起的工人起哄罢工，某厂厂长的媳妇趁着厂长当班的时候下了老鼠药在饭里……这些都勾起我了解和观察的欲望。白天上班，晚上书写。写得烦闷时，我常常趴在阳台上看看运河的船只，嗡一声船笛长鸣，再渐渐开向远方。一开始在本子上写，后来去附近的网吧写。我在这边敲字，隔壁的下班工人一边抽烟一边打游戏。他们不知道我在写他们。
写完后，我发在网上。没有什么人看，更没有什么读者留言。但对我来说，能够去写，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不指望能发表，更不会想出版自己的书。这些对我来说，太过遥远。
5
2011年2月25日，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介绍自己是北京某家出版公司的策划人：“一直在看你的文字，现在已很少有像你这样认真严肃写作的人。你有意向出版自己的作品么？我们可以聊一聊。春怡！”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不会是个骗子吧？”我从未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也不认识任何编辑，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作者，出版社怎么会想要出版我的作品呢？但我又转念一想：“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有什么好骗的呢？”于是，我加了编辑的联系方式。在跟编辑的交流中，她说自己一直在关注我的创作，希望我能把这些年来写的文章整理好发给她。我完全是受宠若惊的状态：“我写的东西真的可以出版吗？”她给出肯定的回答。我大受鼓舞，连连说好：“这就去准备，明天发你！”
晚上，当我告诉家人这件事时，父亲迟疑地问：“出版是么子？”
我解释道：“就是跟课本一样，把你写的文字印成书。”
母亲在旁边担心地问：“要你出钱么？”
我说：“我不用出钱，他们还要给我钱。”
父亲连连说好，母亲还是放心不下：“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兴奋地喊道：“就是有这么好的事情！我真的要出书了！”
母亲说：“你自家要考虑好，莫上当受骗！”
我嘴上说好，心里也不免有点担心：“编辑此刻会不会已经反悔了？”
可以想见，出版我的书，不能指望有什么销量。我写的这些文字，坐在网吧整理时，自己都深感稚嫩散乱，出版价值不高……但我硬着头皮勉强分出几个主题，凑成了一本书的量，连夜发给了编辑。编辑讶异地回：“这么快？”我说：“就怕写得不好。”编辑回：“要相信自己。”
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以前接触过四五十岁还在写作的作者，他们过得很苦闷，感觉是在一个黑乎乎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开始前头还有一点点光在吸引着他，到后面这光渐渐地淡下来。一个作品总是需要读者的，否则你不知道自己写得怎么样。但是很多情况下，作品写了也就写了，没有人看，像是野山坡上的一朵花，开了也就开了，谢了也就谢了，没有人知道。无人问津，还继续写下去，精神当然非常难得，可是实际很难有几个人能坚持下去。当我拿到编辑寄过来的出版合同，签上我的名字、终于可以确认的的确确能出版自己的作品时，我明白，与那些同行者相比，自己何其有幸，能在27岁这一年实现一个从未奢望过的写作梦。太不真实了，可又是如此真实。
三个月后，编辑告诉我书已经印好了。样书寄来时，正逢周末，快递员说等上班期间再送。我已经等不及了，问清快递员所在位置，连倒了几趟公交车，来到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从一堆快件中找出了我的那一份。我不敢立马就拆，直到坐上了公交车，才小心翼翼地拆开，取出那本书。封面设计成素雅的折纸效果，再翻看里面，每一篇曾经都还只是在本子上写的、在网吧的电脑上敲的稿子，而今真的变成了铅字，马上也要被许多陌生的读者看到。
这个感觉太奇妙了。我把书放在心口，过一会儿又翻看一遍，怕翻得太多弄脏封面，再次放下，又再次拿起。反反复复，笑了又笑。真想跟坐我旁边的人喊道：“这是我写的书！”
但我忍住了，扭头看窗外。雨水敲打在车窗上，行人撑着伞，小心地走在路边。这对他们来说只是寻常的一天，对我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一天：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彻底地改变了。
6
出书的事情，我没有告诉厂里人，依旧继续上班。我已经在这个工业城里工作了两年半，这不算什么，很多人在这里干了十几年，还在附近买了房、安了家。
有一天，编辑告诉我，版税已经打到我的卡上了，我查看了一下，生平看到自己的积蓄从几千块涨到了上万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父母亲这时终于意识到我靠写作也能挣钱了。
有了这笔钱，我想要离开这里的想法也开始萌生了——我还是想要做编辑，而不是在这里每天写着无聊的文案和发言稿。但这个想法我不敢跟家人说，怕他们又担心我。直到有一天，几个同事来我宿舍玩，看到了我床上的书，我出书的事情就传开了。这让我害怕，因为里面写了一些工厂的事情，而且不全是正面的。要辞职离开的心，更加坚定了。
正好北京的两个朋友告诉我，北京一家出版公司正在招聘编辑，我赶紧投了简历过去，还请了假去北京面试。不知是不是因为出了书的缘故，面试结果很成功，薪资也比工厂翻了一倍还多。再次返回工业城，我就跟老总提出了辞职。他叹息了半天：“你稿子写得好啊！以后找谁来帮我写发言稿呢？”我没说话，只是等着他在辞职报告上签字——以后再也不用看到他了，这让我心生愉悦。
从“空中办”下来，车间里工人们依旧在流水线上重复着上一秒同样的动作，马路上依旧跑着运送货物的大货车，宿舍隔壁房里还睡着前一晚上完夜班的舍友。一切都照旧，而我却要走了。
收拾好行李，离出发的时间还早，我坐在阳台上看着不远处的京杭大运河，来往船只不断，沿着这条运河一直往北走，就是北京了。我不知道去北京以后会遭遇些什么，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重返苏州，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会越过越好的。这种自信，说它莫名也好，盲目也罢，都以一种不可抵挡的方式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工业城，再见！北京，我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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