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三伯的晚年赎罪
1
我在乡镇中学念初一后，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往返需要一个小时。有时遇上下雨天，土路泥泞，无法骑车，只能步行。母亲怕我在路上花的时间多了耽误学习，就打算让我住校，一周只回家一次。她先去学校看，发现所谓的宿舍其实是一个大教室改造的，几十个男孩住在里头，晚上打打闹闹，根本没法学习，于是就找了一个远房亲戚帮忙。
那人把我们带去她公公的老屋，院子里长满了野草，房子的墙壁裂着缝儿，里面又暗又潮，还没电，透着一股子霉味。我吓得不敢进去，母亲却说“收拾收拾就行了”。亲戚说，她公公去世前一直住在这里，我听了差点哭出来，等母亲知道老人死于肺病，生前常年咳嗽吐痰，这才勉强放弃了这间房子。
后来，母亲又找了几个镇上的亲友询问，大家都没有多余的房子。奶奶说：“要不去找找陈东吧，毕竟是孩儿的三伯（同一支脉而已，非近亲），还在学校教书。他有个摩托车，上完课他就回家了，也不在学校住，让他三伯把宿舍给孩儿住。”
这个叫陈东的三伯，是个民办教师，教初中物理，听说他在学校里肆无忌惮，连领导的话也不听。要是惹恼了他，不管对方是谁，他都敢硬着来。平时他有一搭没一搭地上课，学校几任领导想开除他，但他闹得特别凶，只好作罢。
能住教师宿舍当然好，但母亲果断拒绝了奶奶的提议，说她无论如何不会和陈东接触——那时，我们村里的人都不愿意和陈东有过多往来，虽然他身为教师，但“不正经”的名声早已传遍了周围的村庄。
三伯年轻时长得帅，浓眉大眼，通官直鼻，身材高大壮实。他的老婆是全村最漂亮的女人，但依旧拴不住他的心。据说他到处沾花惹草，糟蹋了不少大闺女、小媳妇，除了我们村，周围的关村、张村都散播着他的风流韵事。
此外，他做事也不太地道。早年，他要和我父亲一起做生意，弄回了一批树苗，让我父亲在庄稼地里种上，承诺等树苗长成了他来收。结果树苗长成后，他不管了，我父亲找不到销路，只好把那一亩多的树苗全砍了当柴烧。那块庄稼地被树苗吸光了肥力，之后的好几年，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
到了90年代初，三伯开了一个家具厂，来我家借了一千块钱，但好几年过去，他一直不还钱。我母亲在一个春节前去他家要账，他说没钱，就收拾了一堆卖不出去的家具送到我家，说是抵账了。我母亲气得不行，从此不愿再和他说话。
但为了让我抓紧时间学习、顺利考上高中，母亲终究还是妥协了。那天夜里，她和父亲商量，让他去找我三伯说说。第二天，父亲出门没多久就带回了一把职工宿舍的钥匙，正当母亲在为三伯这突如其来的大方感到惊讶时，父亲支支吾吾地说：“三哥要房租，一天一块钱，一个月三十。如果他要用宿舍，咱儿子必须随时准备离开。”
母亲马上就跳了起来，骂道：“这都是什么‘一自己’（本家的意思）亲戚？连拐了弯的亲戚都不如！”
2
我还是住进了三伯的职工宿舍。那是一处平房，室内面积在三十平方左右，里外有两张床，中间被一道帘子隔开。我睡在里间，后墙上有一扇不大的木窗对着一片果园，许多坟茔散布其间，到了晚上往外看，有点恐怖。
我住进去后，三伯几乎没有露面，倒是不断有老师走进屋来探听我俩的关系。我说陈东是我三伯，他们似乎都不信，后来甚至在传我是他的私生子。
一个月后，已入深秋，天变得很凉。一天夜里，月亮很亮很亮，把夜照得像白天一样，我正在宿舍里睡觉，房门突然被打开了。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帘子外面有一对男女在说话，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就把我给彻底吵醒了。我不敢出声，静静地听——原来是三伯带了一个女人进来。那女人很娇嗔，温柔地说着缠绵的话，三伯很急迫，两人很快就摔在了床上。
我惊恐不安，一动不敢动。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在外面猛踹房门，帘子那边的男女顿时乱成一团。我猛地坐起来，三伯这才看见我，他啥也没说，只顾着穿衣服。等穿好衣服，他起身准备开门，但那女人惊慌失措，小声地哀求他千万别开门。
动静越闹越大，始终躲在里面也不是办法，我打开了后窗，暗示他们可以翻窗逃走。那时三伯已经快五十岁了，身体不够灵活，尝试了几次都没能爬上去。砸门声愈发急促，外面人声嘈杂，应该是有不少老师都起床看热闹了。没办法，我让他俩赶紧钻到床底，我去开门。
一个男人和一个老太太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他们进门就开始四处找人，先翻两张床，正要查看床底时，我说：“他们跳窗跑了。”男人听了，立马趴在后窗上看，屋后的果园被月光照亮，一阵秋风吹过，残存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就像有人在奔跑。眼看抓奸失败，那男人恼羞成怒，甩手给了我一巴掌，然后就带着老太太离开了。
外面的人群也渐渐散去，四周安静下来，三伯和那个女人才从床底钻出来，偷偷摸摸地溜走了。等他们都走了，我坐在床上，哭了许久。
第二天早上，我红肿着眼睛走进教室，第一堂课还没结束，就听见外面有个老太太拿着喇叭在叫喊。当时乡镇中学没有围墙，教学楼前面的广场连接着人来人往的马路，学校没有保安，所以老太太骂了许久也没人管。
我仔细听才听清，那老太太是在骂三伯不要脸，勾引她的儿媳妇，两人在哪儿哪儿做了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些细节，她描述得极其详细，污言秽语让人听了脸红。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课也上不成了。课后他们又来调侃我：“骂你三伯啊，你咋不回嘴呢？”然后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我羞于抬头，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那天我过得浑浑噩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想回家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说给母亲听，让她来决断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住在三伯的职工宿舍里。我身边没有自行车，只能走路，走到半路上，一辆摩托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上来！”三伯的语气不容置疑，震慑力很强。
我老实坐上了他的摩托车，车子启动，在土路上飞驰，耳边的风很大。
他突然大声说：“昨晚谢谢你啊！”
我没有说话，他继续说：“这两天发生的事，不准对任何人说。”
我还是没说话，最后，他用命令的口气说：“听到没有？！”
我勉强“嗯”了一声。
3
尽管老太太大闹学校，但三伯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领导只是让他回家休息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岗位依旧给他留着。
这当然不是他自己的本事，而是他两个儿子的功劳——三伯的大儿子在县教育局工作，二儿子在县委办公室任职，小女儿也即将要从军校毕业了。
这一次，三伯自知理亏，没有再跟领导大闹，安静地离开了学校。他拿着两个儿子给的钱开了月饼厂、养猪厂，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三伯的三个孩子都恨透了他，一来是他名声不好，二来他让三姆受尽了委屈。但无论怎么说，他曾经养活了一家人，且在孩子们求学的阶段严加管教，最终成就了兄妹三人。所以，三个孩子在面上对三伯还算孝顺，几乎是有求必应。
因为这些事，村里人对我三伯的态度很复杂。大家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的，会夸奖他“有能耐”、“能干大事”，但背地里又鄙视他——他经常在男人堆里炫耀自己的“战绩”，讲如何拿捏女人（确实有一些已婚女人回娘家还会偷偷给他织一件毛衣、送一条围巾什么的）。一次，三伯喝多了，还不小心把自己与酒友老婆的风流事抖了出来，搞得两人当场互殴。
听奶奶说，陈东年少时很争气。他出生于1948年，读书刻苦，从村小毕业后考上了县城的中学。下雪天，他就穿着一双露脚指头且不对称的破棉鞋，背着一袋红薯面干粮，徒步二十里去县城上学。
到了1966年，埋头苦读的陈东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他带头把村里的“地主”再次拉出来游街，还带头去剪姑娘们的辫子。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又会写诗、写文章，他承担起写各种标语的任务，一时风光无限。
那个夏天，天热得透不过气来，奶奶听到村口突然传来“嘭嘭”两声巨响。有人说“开枪了”，于是大家吓得赶紧往家跑，扒着门缝儿往外看。只见陈东带着地区来的人直奔剧团领导的老家——那是当时村里唯一的一座二层小楼，西厢房是个仓库，陈东很精准地从仓库里找到了那位潜逃回老家的领导，很快，人就被带走了。后来，听说那位剧团领导死了，他的妻子也死了，村里人不敢议论，也不敢打听，可陈东却骄傲了许久，他觉得自己立了大功。
再后来，“串联”开始了，全国各地的学生一直往北走，在北京会合交流革命经验，他们在路上搭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陈东离开村里后，到没到北京，路上遇到过什么事，谁也不知道。只晓得他再次回到村里，就成了村里最骄傲的后生。
那段时间，村里女孩对“见过大世面”的陈东都十分崇拜，上门给他提亲的人不计其数。陈东挑花了眼，就和不同的女孩暧昧不清。村里人传言，说他糟蹋过不少女孩，而那些女孩都还心甘情愿。
4
结婚后，三伯依然处处留情，我三姆从年轻时就没少和他吵架，也没少挨他的打。但无论如何，三姆总在人前维护丈夫，说他是个正经人，说“那些脏事都是别人诬陷的”。她还说自己脸上的伤是干活时不小心碰到的。村里人又不傻，只是不愿揭穿罢了。
这样憋屈的日子过久了，三姆终于心灰意冷，正式提出离婚。三伯也不挽留，他大手一挥：“离，离了你别后悔！”
离婚后，三姆害怕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选择离婚不离家。三伯认定她离不开自己，就对她颐指气使，叫她干活就像使唤丫鬟一样。我母亲说，三姆本来是想通过离婚争口气的，没想到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她看不下去，曾在私底下劝三姆要活得有骨气一点：“孩子们都大了，也有出息了，跟他受那窝囊气干啥？”三姆说：“不能给孩子们拖累啊，何况我一辈子靠他活着，一点挣钱的本事都没有，没有他，我也活不下去。”
我母亲从此不再劝了。
三伯自持已经离婚，更加频繁地找女人，但他不再年轻，手头也没什么钱，农村妇女也对他不那么“敬仰”了。后来，他想出了许多新点子，比如在报纸上登征婚启事，给电台打电话自称“丧偶”，还去北京见一个相亲对象，结果人没见着，被骗了两千多块钱。
大概是因为长年累月经受这种精神折磨，三姆瘦得就像一根干柴，她的眼窝凹陷似两个洞，薄薄的一层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再也不见当年的风姿。我奶奶曾说过，三姆刚嫁来我村的时候，一出场就惊呆了众人。那时年轻的她身材高挑，穿着大红的靠身小袄，头上还别了一朵花，把一张瓜子脸衬得又白又红。
一个半夜，三姆心脏骤停，在羞愤中去世了。她的死让儿女们痛不欲生，觉得是父亲的无情杀死了母亲，又觉得自己对父亲太过顺从，无形之中成了他的帮凶。于是，大堂哥在葬礼上打了三伯，二堂哥和堂姐跪在母亲灵前，只用仇恨的眼神看着他，并不阻止。
这个曾经令人羡慕、仰望的家庭，在葬礼上丢尽了脸面，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5
2000年前后，县里出了政策，民办教师只要通过资格审查就可以“入编”了。仗着大儿子在县教育局当副局长，明知道自己在家休息了多年、并不符合要求，三伯依旧趾高气昂的去学校准备办理“转编”手续。
但“转编”结果没等来，三伯先等到大堂哥因为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有人说，这事其实早有预兆——那年，三伯想开一家粒子厂，至少要投入二十万元的资金。他没有钱，就去找大儿子要，大儿媳不同意，他就在儿子家大闹了一场。之后，他又到教育局去闹，还在气头上说大儿子：“他家里藏了许多钱，就是不孝敬老子。”
我大堂哥一落马，乡镇中学就以“此人多年不在岗”为由，把三伯“入编”的机会给取消了。三伯不服气，跟着一群没能“入编”的民办教师四处上访，但很快就被二儿子拦了下来——大哥已经锒铛入狱，可他还要在体制内工作呢。
二堂哥继承了三伯高大帅气的外表，但他身上并没有傲劲，言行举止有些唯唯诺诺的。自从他大哥出事后，他就不得不在单位里夹着尾巴做人。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父亲的不正经，心里恨极了三伯。
二堂哥虽然住得离老家近，但三姆死后，他就很少回家了。我读大四那年在县电视台实习，偶然碰见了他，他托我给三伯送点罐头回去。当我把东西送到时，却被三伯一把扔了出来，他咆哮道：“啥破玩意，这点东西就想打发老子了？老子把你们养活这么大，费了多少的心血！”
水果罐头被这么一扔，玻璃罐子碎了一地，牛肉罐头外面的铁皮盒还是好的，我就低头去捡。这时，三伯突然自言自语：“不回来就算了，总得让我见见孙子吧。”
我一转身，他竟然哭了。
听说，堂姐婚后就跟着丈夫去澳大利亚定居了，几乎与三伯断了联系。三伯年轻时肯定想不到，他六十多岁时，会成为一个有儿有女的孤家寡人。
失去了教师的身份，失去了儿女的倚靠，三伯也失去了村民们的敬仰。他再也不是那个谁见了都要递烟的人了，有时他晚上出门溜达，还会有人在他身后吐口水。时间久了，他就不愿意出门了。
一次，三伯坐在自家大门口晒太阳，一条狗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他拿起一根棍子驱赶，刚好被站在不远处的狗主人看见了。那个女人上前骂骂咧咧的，三伯说，是狗一直往自己这边凑。那女人毫不客气：“那是因为你骚，老不正经的，骚胡得很！”说完又朝他脸上连吐了几口唾沫。
此情此景，惹得村口的妇女们笑得前合后仰。
三伯老了，不中用了，成了村子里的“边缘人”。直到陈二狗惨死，他才重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陈二狗是村里一个单身汉，自从妻子死后，就一直独自生活。那天，他从城里收购了一批钢筋，大约有五六米长，农用三轮车放不下，他就用绳子捆了拖着走。
三轮车开到“挤谷堆”半坡的时候，爬不动了，“突突突”喷出许多浓烟——“挤谷堆”半坡地势南高北低，北边是平原，南边是山岗，地势在这里猛的抬升，形成了一个约四十度的斜坡，从北至南，长约一公里。骑自行车的人到了这里，要下车推着走，三轮车开到这里，也容易发生事故，周围村庄里的人都觉得“挤谷堆”有点邪乎——陈二狗爬坡时，一根钢筋松动了，“呲呲啦啦”从三轮车里滑了出来。他停下车去捡，背起钢筋正要往前走，一抬头，满车的钢筋像利箭一般齐刷刷地朝他“射”了过去。他躲闪不及，数根钢筋插进了他的头部、面部、胸部、腹部。他当场毙命。
陈二狗的尸体被运回村里时，钢筋还插在身上，大家看着他的惨状纷纷叹息，但没人愿意伸手把他从车上抬进院子里。
这时，三伯主动站了出来。他几乎趴在地上，拽起陈二狗的胳膊，和他背靠背，用“趋”的步伐往前挪，远远看去，就像一只孤独前行的刺猬。
村里人说，陈东之所以这么好心，估计是在年轻时糟蹋过陈二狗的媳妇，“这是来赎罪。”
6
陈二狗死后，三伯变得越来越沉默。他放了几只羊，偶尔带着羊去旱沟吃草，他就坐在岸边一动不动，像块石头。
一天，村里来了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人，谁也不知道她的家在哪儿。为了得到这个女人，三伯和另一个老光棍在旱沟里扭打成一团。年轻的孩子们聚在岸边看笑话：“你们快看，两只老山羊为了一只母羊打架了。”
最终，三伯赢了，他把女人领回了家。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人人都骂他不要脸：“狗改不了吃屎，离了女人就不能活。”
那段时间，三伯经常去逛村口的超市，就为了给那个女人买东西。他一进超市，大家就羞辱他、嘲笑他，可他不在乎，买了好吃的就走。
这个女人在三伯家住了将近一年后，她的儿女终于找来了。那天，两个年轻人走进了三伯家，三伯随手就把门反锁了。大家都说，“陈东这顿打是跑不了了”，可万万没想到，门开以后，两个年轻人走了，并没有带走他们的母亲。
时间久了，大家才知道，三伯把女人带回家后悉心照料，并没有碰过她。女人的精神时好时坏，她的孩子上门寻亲的那天，她的精神刚好正常，就对儿子说自己迷路走到这里，多亏了陈大哥救命，否则她早死了。看母亲穿戴整齐干净，还胖了，她儿子立即跪下来感谢，还给了三伯一千块钱。
女人也是单身，她不愿意离开三伯，儿女就同意他们搭伙过日子了。此后，他们经常提着礼物来探望，直到一年后女人死去，他们才与三伯彻底断了联系。
村里人都觉得这事新奇，还有人说，这是老天爷又给了陈东一次赎罪的机会。
可即使再努力“赎罪”，三伯也无法修复亲子关系了。
那年我回村，听说三伯摔断了腿，就带了一些礼物去看他。三伯家的院子里已经杂草丛生，三伯穿着一件背心，就坐在屋檐下的破旧沙发上，旁边只卧了一只猫。
我问他怎么把腿摔断了，他说他想去摘挂在墙上的玉米，梯子歪了，他摔了下来，好歹留了一条命。
我又问：“二哥回来看您了吗？”
他说，他们父子要想见面，估计只能等他死了。
2021年冬天，三伯死了，走时身边一个孩子都没有。当时疫情紧张，县城封城，村里封村，二堂哥和堂姐都回不来。二堂哥就给村里的直系亲戚转了一些钱，让人帮忙把三伯的后事办了。说是办后事，其实整个流程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乡里派车来拉走尸体，之后送回一堆骨灰，村里找两个壮汉挖了墓穴，悄无声息地把骨灰盒埋了。期间，没有哭声，没有唢呐声，没有纸钱，没有白幡，更没有披麻戴孝的子孙。
我特别感叹，三伯的一生从贫穷开始，又以贫穷结束，期间经历的风光时刻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并不真实。他的后半生众叛亲离，十分孤苦，曾经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入土之前活得十分卑微。难道，他真是在赎前半生犯下的罪吗？他此生后悔过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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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杜梨是一位备受读者好评的青年潜力作家，这本《春祺夏安》主要分为四个主题：宫里、家里、柔软、无常，分别讲述职业见闻、家族事迹、动物救助、人生岁月等当下和过往的故事。温暖真实，俏皮欢脱。 “在经历了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工作的压榨后，没有比做万寿山保洁和佛香阁保安更陶冶情操的了。”“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服务员，只不过服务的对象和阶层不一样罢了。” 每个世代都有相似的情景，跨过山海，又隐入尘埃。在平凡的日常里走到春暖花开。
1
我在颐和园工作了快一年，因着工作岗位的不同，见识了湖光山色，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和我的密云同事戏称要开一档节目，叫《颐和园的故事之你是保安，我是保洁》，以赞美这皇家园林赐予我们的广阔视野和强健心胸。
去年冬天，我和两位同事一起扫过转轮藏边的万寿山，因山石上落了一个秋天的叶子，我们要将它全部打扫干净。那天，我们穿着蓝色工服，整整扫了5个小时，用3把破笤帚把山扫得一尘不染，每个人都像在黄土里打了一遍安塞腰鼓。而今年春天，我们将落在台阶缝隙里的落叶碎渣沿着坡扫进山里，这些劳动令我十分快乐。
我也曾在佛香阁看护铜鹤、铜瓶和观世音菩萨，在山门进行疏导和巡视全院。
通往佛香阁的台阶为100级，较为陡峭。有大爷痴迷于悬崖边的探戈，踩在台阶边拍照。我小碎步前去提醒，他又悬空半步，仿佛他玩的就是我的心跳。
一般游客爬上来，会气喘吁吁地坐在石台上休息，游客一多，容易发生拥挤踩踏。这时我就像火车站外任何一个给大巴车拉活儿的掮客。“您好游客，请往里走，里面都可以坐啊，里面都可以坐。”
在经历了互联网和新媒体工作的压榨后，没有比做万寿山保洁和佛香阁保安更陶冶情操的了。现在的我来到了门区，穿上了“御赐”的保安黄马甲，愈加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愉快。
前不久，因接到热心群众要求公园延长开放时间的投诉，北京市决定将市属11家公园提早开放和延时关门。“596”，没有节假日和双休，也成了公园职工的工作常态。每晚10点多，天坛公园的员工刚刚下班，而颐和园的警犬早已上山。
于是，住在城区的有孩同事早上4点多起来给孩子做饭，无孩同事早上5点起床洗漱。
怀柔的同事早上4点50起床，从怀柔上大广高速，开车将近80公里，如遇堵车，一个半小时后光荣上岗；来自密云的同事凌晨3点半起床，拼车到西直门或西坝河，之后换乘公交车，和敬老卡用户一起上车。
老人们上车后，车上瞬间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敬老卡用户们互相问候：“您今天去哪儿啊？”“今儿就去圆明园吧！”
没有人知道车上的年轻人来自密云，正要去往圆明园的邻居——颐和园。
密云人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伊想：我真想留在北京啊，住在市里，成为城里人。但伊的工资并不允许伊租房，伊便每天像赶羊一样赶着自己。
有时，伊会怀念在密云检察院的工作，离家走路10分钟就到，可惜没有编制。
终于，早上5点50分，密云同事准时抵达门区。
当我开车去上班时，道路的右边站着穿着各色泳裤的大爷们，一位大妈穿着连体的玫红色泳衣，站在大爷们中间显得卓尔不群。他们的皮肤一律都是浅橘色的，略略发着粉红——那是无论春夏秋冬，都泡在京密引水渠里游泳，太阳和北风所赋予的柔润光泽。
引水渠的西面拉着一条横幅：“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引水渠的东面则挂着一块告示牌：“汛情无常，水位多变，文明亲水，注意安全。”
到了冬天，他们在岸上的热身是一定要做够半小时的。抻腰，压筋，旋转，跳跃，他们一层层地剥去衣服，彼此寒暄着，感官却要敏锐地捕捉周围的声态，眼看围着的游客越来越多，听见几句“这大冷天的，真行，嘿”的赞美，身体便不由自主地发起热来。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在水里下一圈，两分钟就回来了。
老年女子游泳队则会打出健身横幅，穿着泳衣站在冰面上，摆出活力万千的姿势，拍出连丝巾舞者都望尘莫及的绝代芳华。
哪怕对面就是柳浪游泳场，老年人也要享受在这条引水渠中露天游泳的快乐，这似乎让他们发福的肉体焕发出不老的青春。可就算南如意门码头的铁栅栏能阻拦游船直接开进昆明湖，抑或起了大风，昆明湖翻起了波浪，游船接到指示不再起航，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大爷大妈。
每天早晨不到6点，公园的门前就排了一长串来晨练的大爷大妈，他们有老年卡，一律免票。如果6点门没有开，他们一准儿打电话投诉。晨练、唱歌过后，他们便回家睡觉，美滋滋地泡上一壶茶，颐养天年。
本地的北京大爷大多目不邪视，从裤腰里掏出拴绳的老年卡，往机器上一碰，不管刷没刷上，一定要意气风发地冲进公园，似乎公园里有特价菜大甩卖。他们大多是附近的拆迁户或退休老干部，溜达着就过来了。颐和园这道门一定要过得痛快，如果因为各种问题，让他们的冲刺延宕了一两秒，他们就会开始挑理。“怎么我天天从这儿过都没事，就你拦我？”
曾有新来的同事比较认真，检查了大爷的年票照片，大爷便站在北宫门门口，骂了他10分钟。也有大爷在经过票亭的时候，突然探身进来，笑眯眯地送我一把野杏。
为此，检票员有时会刷多点儿票杆，让大爷们得以鱼贯而入。而有人偏爱让检票员为自己单独刷卡，只为享受那一刹那的人工服务，听那一声电子音的问候：“请进。”这时，我们一定要予以满足，让他们获得百分百的满足体验。
有时，大妈立于杆前不走，责备同事不给她单刷。同事给她刷卡后，她才满意：“这还差不多！不然你们都不干活儿！”而另一位大爷在同事为他刷过“请进”后仍然愤怒，骂骂咧咧地穿着单薄的运动裤站在北风里，恨恨地盯了同事40多分钟，任凭同事怎么劝都不离开。
6点15分，昆明湖南岸晨跑的老年人会冲着水里嗷嗷吆喝，大喊加油。此时，引水渠里的老年人也不甘示弱，大声喊着嘿嘿，一起加油，让路过的游客无比艳羡。
从东宫门进的老年人会去万寿山上唱歌，而从南门进来的老年人会去绣漪桥旁的小亭子里唱歌。他们敲起三角铁，拉起手风琴，吹起萨克斯，翻开自制的歌谱，站在公园里拿着话筒，激情澎湃地唱上一个半小时，追忆自己逝去的青春，与昆明湖水形成美妙的共振。
南堤的围城下，游泳的老年人越过游船，沿着京密引水渠一路向西游去，在深绿色的、富含水藻的河面上翻腾着，偶尔在水里吐几口水。还没睡的夜鹭站在引水渠顶上，认真地看着他们游泳，想看看能不能捞点儿小虾米。
最近，一位个子稍矮，穿着豆绿polo衫，戴着黑框眼镜，肤色黝黑的北京男子，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从门口过。其中两个孩子因身高超高和年龄超龄被我拦了下来，我要求家长去买票。他立即在他的孩子们面前对我破口大骂：“就你他×的事多，怎么别人都不拦？”“我们就进去走一走，怎么还要收钱？”“公园就应该是免费的，本来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过就是给你们一口饭吃，凭什么收钱？”
我做完解释工作后，他的妻子去买票，而他开始了叫骂，我对此保持沉默，而摄像头在记录。我背对他，控制好情绪，微笑着对其他游客进行服务。而他的女儿在问：“爸爸，我们真的要买票吗？”
老同事会豁达地告诉我：“知道了吧，咱们挣的就是这份受气的钱。”
是的，你要为人民服务。在检票岗，你并不会被大众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个堵住大门的门闩罢了，人的异化应运而生。
去年寒冬，有位大爷举起拐杖，杖击年轻女售票员的头。有20多岁的青年游客指着售票员骂，甚至还有殴打员工的情况出现。被殴打员工可以报警，而难听的话则无法衡量，只能自我消化这种伤害。
公园门区就像一面照妖镜，它能照到一切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忽略的热搜处，和抖音的社会风情处处相连。没有针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反制，工人和干部头顶是单向的投诉热线，似乎没有舆论和热搜，只有一种正确。那么逃票的人能想到，逃票是对买票游客的不公吗？也许他的思维还停留在20世纪的“大串联”。
延时后，经常会有老年人来问开关门时间，得知早6点开，晚上8点关后激动不已。“延时真是伟大的发明呀！我过去就老骂你们颐和园关得早！延时真伟大！”
也有老太太拿出主人翁的气势：“终于延时了！早晨4点半开才合适，就这样你们一天也开不够15个小时！”
我笑了笑，觉得公园不如24小时通宵开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人们在颐和园奇妙夜里偶遇前清往事。而我，也渴望牵着颐和园的黑背警犬，在深夜的昆明湖边走一走。
来来往往如此多的人，我只在临近下班时，碰到过对我们延时表示关心的一对夫妇。“哎！这一延时，我都特别心疼您，多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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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来到了颐和园的呢，那是一个蝉鸣的夏季，我早已从新媒体领域辞职，第一次考博失利，我无法从繁重的复习和写作中缓过来。我妈正抱怨她买了公园年票，因为疫情一扇公园的大门都没摸过，感到十分亏。
一打开颐和园公众号，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招聘信息就推到了她的眼前。于是，她提议我去报考颐和园，说离家又近，环境又好，还是事业编，何乐而不为？
我还想在考博的路上猛冲一把，怎奈爸妈把我赶出家门的愿望与日俱增。我提着花生、毛豆和汽水赶回家，赶在最后一分钟交了报名表。经过4个月的笔试、面试的拉锯战后，我接到了颐和园的电话：“喂，×××吗？这里是义（颐）和园……”
“义（颐）和园”这地道的老北京发音让我陷入祥云中，我感觉我与这座皇家园林的距离更近了。
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和一帮“95后”的孩子一起走进清颐和园外务部公所，领了一身我们当时梦寐以求的蓝色冲锋衣，胸前有着颐和园的标志——佛香阁的刺绣，那感觉比第一次戴红领巾还快乐。直到我们发现衣服偏小，塞不进厚衣服。
我们之中有在法院待了4年的刑事书记员，有在检察院待了2年的干事，有各个高校学园林和考古专业的应届硕士生，还有因旅行社倒闭来报考颐和园、高考数学只扣了7分的天才少女。随后我们和天坛、景山、北海、动物园、玉渊潭等公园的新人们一起参加了入职培训，从在陶然亭跳广场舞的老人到动物遗传和饲养技术的展示，我们获益良多。
在提到动物园拿碎石子堵住了游客喂猕猴挂面的路径后，游客又开始给狼喂挂面造成的舆论热搜时，领导不由得感叹：“我就想知道，那狼它吃挂面吗？”
最重要的是我们被告知：进入了公园系统就意味着我们再也没有周六日和节假日了。
我们那时尚年轻，还不理解一切美丽的东西都需要付出代价。穿上那件蓝色冲锋衣（我们称之为“蓝精灵”）开启这轮岗的一年，看似通往幸福工人生活的一小步，却是我们投入为广大人民服务中的一大步。
初冬，在第一轮轮岗中，我们被分配到了各个宫殿里值守巡视，看护室内文物。为了保护古建和文物，各个宫殿里都没有现代的供暖和照明设备，一切以防火安全为原则。在数九寒冬，值守的人们只能裹紧单位发的羽绒大衣，这大衣量身定做，须加肥加大，里面还要穿上两层羽绒、毛衣和保暖内衣，腿上穿三条裤子，穿上厚底登山鞋，浑身上下贴满暖宝宝，手里再揣上单位发的热水袋，方能挺过西郊全方位的冷辐射。
分配前，领导贴心地对我们说：“一定要注意保暖，所有的宫殿都非常冷。如果你被分去仁寿殿，一定要多穿衣服，仁寿殿的地面都是用石头铺的，冷气渗入骨髓，根本受不了。”
仁寿殿是慈禧和光绪住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为颐和园的主要建筑，一进东宫门就是它。1898年光绪在这里接见了康有为，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
有一年6月，一位著名的国际政要驾到，工作人员想尽办法让仁寿殿里升温，精心准备了两小时，殿里气温只上升了一二摄氏度。那位外国政要进殿两分钟就出去了，估计心里在想，真不愧是Summer Palace（颐和园）！
入冬后，我从佛香阁下班，经过排云殿，穿过长廊，去找仁寿殿的同事。那个精瘦的男孩从宫殿中出来，俨然变成了一座魔山。他穿着大氅般的黑色羽绒大衣，里面鼓鼓囊囊地塞了好几层，他像是衣服成了精，长出了头，又像是被五行山压住的孙悟空。
我震惊地问：“我的天，你这衣服多大号的？”
他说：“你猜。”
我说：“3XL。”
他说：“翻倍！6XL！”
这就是我眼中的“夏宫”，一个在冬日滴水成冰的地方。打100摄氏度的开水，往万寿山一送，几分钟就能嗦了。
3
前6个月，我被分到了佛香阁守阁。佛香阁始建于1758年，最初是乾隆皇帝为母祝寿所建。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颐和园和圆明园，佛香阁被毁于一旦。到了1891年，慈禧挪用了北洋水师78万两白银在原址上进行重建，历经战乱和敌占，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多次修缮，才有了今天的佛香阁。
那天，班长给我们从上到下培训了一遍在殿里如何保暖，并着重强调了岗上服务和面对游客的突发情况。
我问老同事：“平时游客找咱们找得多吗？”
他说：“放心吧，一定会找你的，而且他们会叫你：服务员。”
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我听到了无数遍服务员，并回答了无数个同样的问题。比如：
“服务员，我问一下，哪儿是万寿山？”
“您好，正在您的脚下。”
“哎，你好，佛香阁在哪儿？”
“您好，就在您的眼前。”
“这后面是什么字，泉香界？”
“繁体字，众香界。”
“这就到顶了是吧？”
“是的。出于疫情防控考虑，智慧海目前不开放。”
“那我为什么听到山上有人声？”几个游客振振有词，坚称明明在这里听到了人的欢笑声，大有群起而攻之之势。
我望了望身后那严丝合缝的大红山门，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后山有条路的确穿过智慧海后门，那里确实有游客，不过您要先下山。”
每天，我们开阁签表，消毒拍照，拖一遍佛香阁，守着千手观音。阁里很黑，只有早晨和傍晚时，才能微微照进太阳光。那时，身上斑驳的菩萨方能泛出温柔的金色光芒，稍纵即逝。大部分时间，阁里幽暗阴冷，没有任何现代供暖设备。休息室里的饮用水有100摄氏度，而洗手的水冰得冻手，简直冰火两重天。
我们穿得像一座座红塔山，拖着沉重的肉身，在窗边踱步几小时，头被风吹成岩块，手冻得像冰雕。山上常起大风，把五环的尾气吹过来，将佛香阁逼成冬宫（此处的冬宫，以及后文出现的冬瓜门、仁政殿、乐乐堂、香香阁、知春湖等均为化名）的修炼地。在寒潮过境时，我站在窗边，北风每天第一个对我说话：“给你头拧掉。”
一次在阁里，我和同事正站在窗边。突然走过来一位大妈，她卷发蓬松，眼神闪烁，脸色微微起波澜，说：“你们在这儿站着，害怕不害怕？这里面黑漆漆的，都见不着光。”
“还行吧，我们都习惯了。”
“我一街坊就是‘文革’的时候从佛香阁这儿跳下去的。他被批斗以后想不开，回到家里，家里人也不理他。他想不开，就从这儿跳下去了，当场就死了。那时候我还小，上午胡同里来人通知去认人了，我们才知道。你说那人得有多绝望啊。”
我们面面相觑。“是吗？”
有天，一行八个中老年游客非要进入未开放的区域，他们嚷道：“我们是老北京。”“我们××协会的。”“耽误我们时间了知道吗？”“给我们赔门票，赔精神损失费！”将我和同事拦在岗下，骂了半个多小时，直到领导出面协调解决。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服务员，只不过服务的对象和阶层不一样罢了。为人民服务挺好，只是它需要无尽的耐心和空旷的精神。秘诀就是，想象自己是一堵墙或者一扇门。
佛香阁里乾隆皇帝最初供奉的佛像在英法联军入侵时被烧毁了，慈禧供奉的三尊泥像也在“文革”时被砸坏了。现在阁里供奉的是一尊千手千眼、铜胎镏金的观世音菩萨，建造于万历二年，高5米，重万斤，脚踏盛开999朵莲花的宝座，是1989年从鼓楼的万寿弥陀寺运来的。
据老同事说，这是拆万寿弥陀寺时，从寺庙的墙里挖出来的菩萨，大概是有人怕“文革”时菩萨遭到破坏，便将菩萨封在了墙里。
多年前佛香阁开放时，游客会疯狂往菩萨身边投钱，硬币砸在菩萨身上，甚至淹没了整张案几，菩萨脚下的地毯里还有硬币，经历了岁月的镶嵌，再也拽不出来。即使现在，也有游客往阁里投币，在阁前摆放大量瓜果蔬菜和各种零食。
我有时会纳闷，菩萨他吃糖吗？不过雍和宫也有供奉好丽友派的，看着挺可爱。
如果游客不收走，瓜果就会被保洁师傅拿走扔掉。有的糖果被装进了佛香阁的抽屉，怕有人到佛香阁后因低血糖晕倒，福泽遍施游客。有个年轻的姑娘问我，可不可以把水果都分给周围的游客。我说：“您可以问问。”于是我手里多了三根香蕉。
正在此时，两位银发老太太问我苏州街怎么走，并盯上了我手里的香蕉。她们说：“她刚才给了我们橘子，我们还没这香蕉呢！”
我立刻顺水推舟：“您快拿着吧！”
她们道了谢，高兴地下山了。
有些异常执着的游客，非要我们把钱递到菩萨手里，被我们劝导后，仍然红着眼睛往阁里冲。这时，无论给对方提雍和宫还是八大处，都不好用。那是些被生活折磨的，布满皱纹的脸。他们把一卷卷有零有整的钱扔在阁门口，围着佛香阁开始转，直到心满意足才离去。
我们也会遇见表现异常的游客，他站在阁门口浑身剧烈震颤，在夕阳下发出奇怪的叫声，而他的监护人跪在门前，流着泪向菩萨叩拜。
好奇的北京大爷会问我：“这是怎么啦？是练功呢吧？”
我们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监护人说不用。两人转了几圈后，离开了。
一位来自日本的老年人对我说：“你天天守在菩萨身边，生活一定会很幸福。”我看向闭目的菩萨，想起每次对他的祈祷，都会让我的生活沉重半分。我问男朋友：“为何我每次祈祷过后，菩萨好像都不太高兴？”
他答：“大概菩萨也不想上班，每天这么多人求他，他估计也很累。”
4
最令人头疼的，大概是夜晚的清人工作了。佛香阁在万寿山顶，有热爱摄影的老年人不停地追逐变幻的光影，想在千篇一律的皇城摄影中杀出重围。他们会专门守着夕阳西下的圣光，在佛香阁的大回廊里徘徊。他们对着同一扇门拍上二十几张，互相琢磨怎样调光圈，怎样调快门，品味这夕阳四散的余味。
如果你这时在佛香阁区域内喊：“佛香阁6点钟就要静园了，请游客抓紧时间参观游览。”
就算你喊破了喉咙，拜菩萨的游客仍在拜菩萨，转圈的游客仍在转圈，自拍的游客仍在陶醉，吃东西的游客正在吃最后一口，精心打扮的汉服美人感觉出片率不高，而老法师们会继续在佛香阁和山门平台上扫射：“哎，这个角度不错！”“再给我来一张这边的！”“你看这儿景致多好！”“那边的人不是还没走吗？他们走了我们再走。”
而山下的游客还在从排云殿往上爬，刚到德晖殿的游客不紧不慢，我们得哄着游客，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慢慢往下走。
等到终于将游客送下排云殿，佛香阁的员工经历了10个小时的巡院，终于可以下班，排云殿的员工还需要等待游客空山。静悄悄的万寿山北面，空无一人，只有斑鸠的咕咕声，还有松涛在涌动。
那么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弥足珍贵的，可以让我忽视这些喧嚣的法器。
也许是打开佛香阁门的清晨，看晨雾把昆明湖装点成不同的模样，有时雾大，看不见十七孔桥，我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也许是走到景明楼的码头，看见大爷在团城湖上拍小??，游船队的员工问我要不要乘船去南湖岛。也许是游客都散去后的夜晚，鸳鸯飞上岸，在草丛里认真地寻找食物，而它的妻子站在京密引水渠边，看见我们眼神闪躲，默默躲到小柏树下。
但更多的，是关于人的光点。那天，北京的沙尘暴吹飞了佛香阁的两个大垃圾桶，我巡视发现后，迅速跑过去抢救。我刚把一个垃圾桶扶到回廊墙边，转头就看见，一个3岁的小男孩，抱着那个比他矮一点儿的垃圾桶，在大风中，摇摇晃晃地走向我。
（本文选自杜梨《春祺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