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跟钱有仇的人。
有钱的时候，我变着法子地祸害它；没钱的时候，它就往死糟蹋我。
反正，我俩想和平共处，基本不太可能了。
1
我与改革开放同龄，“他”比我出生早几个月，得算是“大哥”。
在学生时代，我对钱真没什么概念，毕竟我是个熊孩子的时候，“我大哥”也是个孩子，那时的人有钱没钱都一样活。我和几个小伙伴，不管谁从自己妈身上克扣点零花钱，哥几个就能舒服地过几天；偶尔真穷急眼了，我就带大家跑我爸单位偷点破铜烂铁换点钱——只要眼神足够好、时机拿捏到位、跑得足够快，驻守他们单位的解放军叔叔肯定不能对熊孩子动枪，而建筑工地的看门老头，那可真能放狗撵。
1997年，香港回归了，“我们哥俩”也都成年了。区别只是，“我大哥”已经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了，而我沦陷于高考后，迷失在“我大哥”成年后带来的灯红酒绿之中。
当上帝为我关上了“学习”这扇门、捎带着狠狠地夹了我的头之后，我就彻底暴露了学渣的嘴脸。我在一所二流大学里搅得鸡飞狗跳，抖了点机灵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跟我那个好得连内裤都能轮流穿的铁哥们，狼狈为奸地合作捞金，在学校里作死了3年多，终于被颁发了一纸“肄业证”。
真正把自己恶心到极点之时，我又拍着脑瓜子坐上了去欧洲的航班。
那一年是2000年，我也算是个小财主了，但因为平时跟钱有仇各种作死，交完出国费用和机票钱后，兜里仅剩的那4万多块人民币换成英镑后，压根就没有那种沉甸甸的“暴发户”感觉了。
我的初衷是，既然出国的钱都是自己赚的，那自己就再赚点学费，重读个本科，权当给已经被我气得半死的老爷子一个“安慰奖”。但当我撅着屁股在资本主义的水池旁奋战了一星期，拿到人生中第一次靠劳动赚来的100多块钱时，我意识到，按照这个赚钱速度，我得至少10年才能赚够这里大学的学费——还得不吃不喝，更不能泡妞。
没办法，自己选的路，自己跟爹妈吹出去的牛X，咬牙硬挺也得兑现。于是，我在继续撅屁股打工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发横财的路子。路子没找到，我倒是机缘巧合地混上了份“白领”工作。
按照当地移民局的规定，我们这帮“贪小便宜吃大亏”的华人留学生（其实通过正经中介出国也真想继续深造的，都直接去大学读预科了，可我不是大学肄业还想图便宜嘛），必须得在语言学校混够出勤率才能得到来年的留学签证。相对于语言学校里那些被中介忽悠来打工赚钱的华人，多少也算半个大学生的我，是真正的“矬子中的大个”。正为管理这些根本听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而焦头烂额的土著校长，直接给我开出了份合同，聘请我当“二狗子翻译官”，负责安排新生的衣食住行，还代表学校跟几乎遍布国内各大中城市的中介们联系。
我和那位土著校长是如何狼狈为奸的，不是本文的重点，反正我也不是那么有节操的人，而且那活儿我干不干，都影响不到人家源源不断的生源。至少，我对得起学校里那20多位华人兄弟姐妹，因为我帮他们争取到了个福利——不用上课也能拿到学校开具的出勤率证明。
当然了，校长作为资本家多黑啊，给我那份“白领”工作的同时，我还得每周蹬两回单程20多公里自行车越野，去她家的乡间豪宅教她那6岁多的小儿子中文——她老公就是做亚洲贸易发家的，早已意识到东方巨龙崛起后会说中文的重要性。
我当时真没好意思告诉人家，我不光英文是塑料的，中文也基本就是纸糊的，让我一个小学时在体育班里都垫底的学渣去教孩子中文，那不纯粹误人子弟吗？但反正我教得好不好，他们也听不懂，这不就是正宗的“糊弄洋鬼子”吗？
2
自从走进那栋自带室内泳池、室外网球场的豪宅，比富豪家庭的奢华更让我意外的是，校长家那3个孩子的教养——其实我也听说过，老外的绅士风度是刻在骨子里的，正如他们天天挂在嘴边的“Sorry”。就算你走大街上踩他脚，他还会主动跟你说“Sorry”，那只是一种形式与习惯上的尊重，未必是尊重你，而是尊重他自己，更避免了急赤白脸地跟你大打出手——人家是啥身份啊？
更让我惊掉下巴的是我的“学生”——那个6岁半、长得还没有剪草机扶手高的小屁孩，居然满头大汗地双手举着剪草机扶手在自家大院里剪草，他10多岁的姐姐，礼貌地跟我打完招呼后，就躺在几十米开外的草坪上晒太阳，还不时地催促弟弟赶紧干活……
说实话，第一次走进那种豪宅，我连自己的脚该搁哪儿都不知道，进门想脱鞋吧，又没穿袜子。于是我干脆假装热心肠地跑院子里帮小男孩剪草，却被校长笑着拦住：“那是他的工作，他工作我给钱，但你要是帮忙了，他可不付你工资哈……”
好吧，当时我就理解了，这资本家可是真黑啊，连亲儿子都不放过，咱都不论“雇佣童工”这事是否涉嫌违法，单单那轰鸣着的柴油剪草机，她就不怕伤到自家儿子？
那天我只是去认个门，既然不方便进屋，干脆就坐在草坪的长椅上跟校长聊天。小男孩注意到了我，一溜烟地跑了过来，伸出脏兮兮的小手，居然像个成人般地跟我握手：“你好中国人，我叫Tommy，妈妈跟我说你要来了，但是我一会儿得去学校……”
我当然求之不得了——至少得等我穿双袜子再来吧？
小男孩跟我打完招呼，又转向了妈妈：“妈妈，晚上学校有活动，我得在市中心吃饭，你给我5块钱吃饭呗？”
校长从钱包里摸出张20递给他：“你也可以请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谢谢妈妈。”小男孩接过钱转身就要回去接着剪草，却被妈妈拎着胳膊拽了回来，“应该带给我什么，不许忘了哈。”
“知道，找零和发票。”
当时我的世界就坍塌了：就这种土豪家庭，给儿子20块钱吃饭还得把找零和收据一起上交？这是后妈吧？ 我亲妈虽然没她那么有钱，但哪次给完我钱，还带往回要的？
我是个肚子里藏不住事的人，反正闲来无事还得没话找话，索性直接问道：“Tommy平时没有零花钱吗？”
校长一愣，随即弄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笑着解释，作为孩子的妈妈，她只负责他成长中必需的衣食住行，既然晚餐他不在家吃，那就给他钱到外面吃——但是，吃饭的钱就是吃饭的钱，吃完了自然就得还回来——至于他平时需要的零花钱，那就得自己赚。比如，收拾房间、洗袜子内裤，当然也包括做家务、剪草，实在缺钱就去邻居家敲门问问人家需不需要剪草；至于孩子的零花钱怎么用，他既然是自己赚的，家长又怎么会干预呢？
她说的，我还真经历过，我也遇到过邻居的小屁孩拖着剪草机、来敲门要求帮忙剪草的事，但统统都被我当成“没事找事”给撵走了，我自己一个一身力气没地方使的人，怎么可能请个小屁孩来剪草呢？
最尴尬的是，她居然反问我：“你小时候，你妈妈不是这样教育你的吗？”
“是，当然是了……”回答的时候，我自己都感觉臊得慌。
晚上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还说起这事，我妈说：“少跟我来这套，那是国外，人家有钱，孩子不用读书。你不干家务活学习还那个熊样，我要再让你干点活儿，你不得直接辍学了？”
其实我觉着，我妈说的也有些道理，反正她说的后半部分完全正确，我确实都已经“那个熊样”了。
3
学校那份工作，我只干了不到3个月，就主动辞职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眼见着太多人被中介给忽悠来，我真的不忍心去赚那种昧良心的钱了。真正的理由是，每天来回蹬40公里自行车玩越野，实在太辛苦了——当地考驾照排队至少半年，通过率极低，我干脆买了台二手本田CBR400摩托车，虽然价格贵得实在肉疼，但骑那种肌肉怪兽不需要驾照，因为它比警车跑得快。
我本就是体育生出身，运动神经相当发达，搞明白离合油门刹车，加栽了几个跟头之后，摩托车骑得自然很不错。很快，我被一位一起玩摩托的哥们介绍给一个华人黑帮，干起了“送快递”的业务。
那份时不时需要跟警车拼速度、比车技以及没事就在赌场里看场子的工作，工资自然很高。我也曾经斟酌过法律风险的问题，但当我看到停在车库里那4辆排量全在1000cc以上的杜卡迪和川崎之后，就彻底放弃抵抗了——我需要钱，更痴迷这种超级肌肉怪兽，反正我也不可能知道货箱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可能是毒品，也可能是枪支，还可能是伪造票据，管他呢。
赌场的老板是个香港人，生意和野心都很大，他似乎在布局什么，但对包括我在内的5位“外卖员”绝不吝啬——除了有俩随身带枪的越南人天天看着我们不让出赌场大门、每天必须接受格斗培训之外，剩下的完全就是五星酒店待遇。
5个“外卖员”之中，我想我还算幸运的，至少我还有合法身份，或者还有点“赚钱读书”的奔头。剩下的哥几个，基本是被更黑心的中介骗来，从出了机场就没有合法身份了，原本就是家里债台高筑送出国打工的他们，在资本主义最黑暗的角落里挣扎几年后，又因各有所长被老板选中，则干脆把它当成了事业，拿命拼几年，要是将来还有机会活着，那就拿着钱回国，该干嘛干嘛呗。
于是，一伙已经被生活给折磨得听天由命的Mafia（黑手党）分子，赚着别人打工几倍的工资，却一分钱都花不出去、更寄不回家。偶尔遇上赌场休息日，在老板的贴身保镖兼保安主管兼格斗教练的黑哥带领下，再加上两位越南退役军人的监督，我们连酒吧都没时间去，直奔夜总会和脱衣舞俱乐部，挥舞着钞票来刺激那已经麻木的神经。
4
真正让我决心脱离Mafia的，是2003年春节后，一位朝夕相处的兄弟，在一次华人黑帮间的械斗中不幸被流弹击中后脑——其实他和另外一个幸存的兄弟只是去坐渔船去北爱尔兰帮老板送货的，俩人交了差等渔船返回时，就去贝尔法斯特的唐人街吃饭泡桑拿。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曾经一起打黑工的哥们，对方也不是啥正经人，眼见这哥俩身上都带“家伙”了，恰巧给老板办事又需要帮手，便把他俩一起拉去助阵了。他俩其实都没参与斗殴，但架不住有个二傻子被揍急眼了，学着电影中的警察“对天鸣枪示警”……
昨天还在一起喝酒吹牛的兄弟就这么没了，没有人能联系上他家人，更没人敢出面去警察局认领尸体。那一夜，我跟黑哥喝到半夜后，睁着眼睛躺到了天亮。我自己也知道，这哥们的今天可能就是我的明天，但上了贼船还想全身而退，根本不可能了。
起床洗漱的时候，黑哥推门进来了。他明显也一晚没睡，开门见山地说：“兄弟，我知道你跟我们不是一个路子人，快走吧！”黑哥一句英语不会，自从我来到这里，他总喜欢把我带在身边，我俩的私交自然很好，但私自放我走这种事，老板要是知道了，虽然不至于弄死他，但他也不能少遭罪了。我当然不能那么干。
他又帮我出了个主意，那就是他马上安排我出门送货，而我离开这座城市后把摩托车停在某家老板旗下的中餐馆附近，留下钥匙就直接跑路，权当被警察追甚至被抓了。车上有GPS定位，而车和货都在，老板也不至于太过分。就算老板真要找我，也只能让黑哥去找，至于能不能找到，那不还是黑哥说的算吗？
大恩不言谢。黑哥立即帮我往身上缠现金，同时叮嘱我，从宿舍坐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即使没有安检设备，但还是监控无死角，所以身上的紧身骑行服不能塞得太臃肿，否则瞒不过那俩比狗更忠心的越南人。
尽管天天睡在钱堆上，每周还都会掀开床板往下放点现金，但对钱早已麻木的我，从来不会去数数床板下到底有多少钱。我猜，十几万、二十万得有了。黑哥说的也确实很有道理，我本就很壮，胳膊粗腿粗屁股大的，骑行服那玩意又实在太紧身，为了避免露出破绽，我只能挑大票的用胶带往身上缠。
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那香港老板的心机有多深——天天像貔貅那样养着我们，每次发工资奖金都全部是现金，而钞票面额最大也只是50块——他当然不怕我们跑，也不怕我们被警察抓后供出他来，反正钱我们也拿不走，谁又能舍得那笔打工半辈子都赚不来的大额现金呢？
这真的就是“金钱的奴隶”吧？
看着属于自己的钱，大部分却无法拿走，这种感觉真是让人心痛。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钱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只是老板在我房间暂时存放，作为我们卖命的奖励，同时也是让我们即使被警察抓住也不会出卖他的诱饵。
太多事想通了，反而就洒脱了。当我跨上摩托车时，一个越南仔还在盯贼般地盯着我，但在走私行家黑哥的亲自指点下，他还是没看出什么破绽。黑哥借着帮我检查装备的机会，狠狠地捏了我手腕：“兄弟，你去哪儿都不要告诉我，更不要联系我，咱哥俩有缘的话，国内见！”
那天老天爷都为我的浪子回头而动容，从出了车库开始，就一直在下暴雨，我顺利得连警察的临时测速点都没遇到，顶着暴雨一路骑到了80公里外的城市。在那家熟悉的中餐馆附近，我停好了车，又钻进了一家商店，当我在更衣室里脱下那身昂贵的骑行服时，才发现除了身上缠着的5万多块钱，连护照和内裤都没了。
我拦了辆出租车，又奔波了200多公里，回到了那座熟悉的城市。即使在这里有很多华人朋友，但我不想给他们带去一身骚——香港老板要是真找我的话，一定会从华人圈里找消息。想着这些，我便又指挥着出租车出了城，直奔那栋20公里开外的豪宅——即使我去中国大使馆确实能申请补发护照，但里面的签证，还是得请那位跟移民局很熟的校长帮忙补办。
给我开门的居然还是Tommy。他已经长高了不少，至少应该比剪草机的扶手高了。小家伙看到我很兴奋，拽着胳膊把我拉进屋的同时，居然用并不是很流利、但发音很标准的中文问我：“老师，妈妈不在，我打电话？”
看着那个已经忘记我名字的小家伙，再回想起自己和那几位兄弟在这两年里经历的人间炼狱，我终于明白了，她妈妈做的是对的，从小让他懂得靠劳动去赚钱，学会怎样去合理分配自己赚来的钱——这种有钱人家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像他这位滥竽充数的二货中文老师那样，去跟钱结仇！
5
那一年是2003年，我25岁，却感觉自己又回到了18岁，除了恶补几乎忘干净了的英语，我还参加了2次雅思考试，结果都因为口语实在太烂，始终和大学要求的7分差了1分。但我实在不想再等1年了，干脆伪造了雅思成绩开始给各所大学投入学申请，别说英联邦国家了，我连美加澳甚至南非都投了。
事实证明，老外大学负责招生那帮死心眼，可是真的会去网站上核实雅思成绩的，即使海外有几所能接受雅思6分的大学，但等到我办完签证，也只能等到明年入学了。
好在，在那位语言学校校长的引荐下，我得到了南部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的面试机会，更让我惊喜的是，当我因申请资料上2年空白经历而不得不坦诚自己是“Mafia”时，其中一位女面试官居然问我：“如果我们拒绝了你，你是不是还会回去当Mafia？”
我摇头，而旁边那位老头则说：“9月份，学校见。”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6月8日，因为那是一个改变我一生的日子。
因为居无定所，我根本没有行李，500块买的八手雷诺两厢车就是我的家。面试完，从学校出来，我就买了份当地报纸和地图，开始找房子。坐在咖啡厅里，当我用塑料英语打电话时，那语气把隔壁桌一位跟老外聊天的华人女孩给逗得饮料撒了一桌子，她实在看不过眼了，干脆抢过手机帮我打起了电话，更发现我连方向都没搞明白，便热心地带我去看房子。
路过一家加油站加油时，她忽然指着橱窗上贴的招聘告示问我：“你不是要找工作吗？进去问问呗？”
当时我就怂了，自从来到这个国家后，除了混Mafia的哥们，我的朋友们都是在餐馆后厨洗盘子的，加油站那种“高尚职业”哪是我这种人可以觊觎的？
女孩像看个怪物似的看着我：“挺大的个子，长得还凶巴巴的，怎么这么怂啊？就是找个工作，行就行，不行拉倒呗？再说了，在这里读书的，每个人都打工，你怕什么啊？”
那天的一切都太顺利了，我都感觉人生要开挂了。加油站就是需要个干活的，我的英语也基本够用，更让我开心的是，我不但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生活，也彻底远离了曾经的那个圈子。而我曾经的老板，绝对想不到去大学校园里找我。
后来当我重新坐回大学课堂时才发现，我那帮土著同学们，无论家庭贫富都在打工。跟他们接触得多了之后，我更搞明白了，他们就跟那小Tommy一样，从小就在家里干家务赚零花钱，而等他们满18岁之后，就必须离家，即使需要在家里住，也得给家里交房租。
更气人的是，因为配合着写论文，我有一位住在半地下室的“同居室友”，他在一家快餐店打工，每次下班后总会带回来一大堆过了“保鲜期”的汉堡薯条炸鸡，然后大方地跟我分享。我跟他厮混了快一年、闻着汉堡味就想吐时，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这货居然是个正儿八经的富二代，家里简直比我当年那位校长更土豪，因为他爹是个住古堡的保险大亨。
我想，难怪老外之间的亲情都很淡，原来他们的爹妈，都是“后”的。
6
很多年后，我和那位当年帮我找房子的女孩一起，带着我们4岁的女儿回国了。
在飞机上，媳妇还多次叮嘱我，说是不能因为回国改变了女儿那些已经养成的好习惯。
她说得很有道理。在女儿的正面培养方面，她才是主力。她深知我不太正经，更担心女儿“像爸爸一样”。她的英语比我强太多了。自从怀孕后，她接受了老外的系统的“准父母培训”，看了太多育儿书籍和节目，从理论上将自己武装成了“育儿专家”。
女人的细腻和母爱的天性，使得她们在培养孩子方面无微不至。但是，每天跟一个连话都听不明白的小屁孩念经，我真的看不惯。但除了敢怒不敢言，我也就顶多趁媳妇不在的时候，偷偷给小丫头找点事儿添点堵，还必须确保她安全、我更安全的时机。
其实，老外育儿的核心理念，我认为就是一句话——就把孩子当猪养。
千言万语，不如他们自己经历的，比如，干家务活也是游戏的一种，尤其还有冰淇淋、棒棒糖等“劳动报酬”时，在这个教与学的过程中，什么智商、情商、财商、左右脑开发、亲子关系，统统一步到位了，哪还需要家长给他们念经？
当然，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分工合作也很重要，所以才有了“母爱在前方建大棚，父爱在后面搞破坏”。
回到家那天晚上，按照媳妇指示，为了防止我妈的“隔辈亲惯孩子”，我跟我爸聊到了很晚。我就跟他说老外那些“后爸后妈”带孩子的奇葩事，老头居然完全表示理解，并拍着胸脯对我说：“人家的理念确实先进，明早我就做你妈工作。”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屋里睡觉，就听到我妈在客厅里咆哮：“想你都别想，以前咱没那条件，现在条件好了，这小家伙我心疼都来不及，还想让她干活？”
我妈当然知道谁是罪魁祸首，接着就破门而入，对我就是噼里啪啦的一通大嘴*****：“你个小兔崽子，一天天就不学好，祸害完你妈，就琢磨着祸害我孙女是不？”
我也挺委屈：“妈，这不也是想给孩子灌输点财务意识嘛？”
老太太才不惯我毛病呢：“少跟我来这套，你缺胳膊还是少腿了？用你来告诉我怎么带孩子？”
事实证明，在强大的母爱作用下，别说我妈了，连我媳妇也变了卦，更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开脱——国内和国外不一样，孩子的压力大，咱得换换思维了。
在媳妇的严防死守、更在双方老人对我的绝不留情之下，我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对小家伙上手教育，直到小丫头已经上小学后，她妈因公去美国进修那半年，终于轮到我们爷俩在家大眼瞪小眼了。
我在国外混了10多年，照顾小丫头的生活起居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小家伙开学第一天就给我出了点难题——假期被她奶奶梳了一头“脏辫”的发型，肯定不能顶着去学校，原本头天晚上我都帮她弄开了，但睡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早上那头发就没法看了。
我自己的头发就没超过1厘米，当时就迷糊了，眼见着上学要迟到了，给我急得连吸尘器都用上了，也始终没法把那鸡窝般的头发给捋顺，干脆就弄根皮筋给捆上就送去学校了。
然后，老师在家长群里直接把我当成了负面典型一顿批评，还各种配图说明，连远在加州的媳妇都被惊动了，打电话过来一顿臭骂：“你还能干点啥，给她洗洗头，再吹干了就行了。”
小丫头估计在学校也没少挨批评，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打开热水洗澡了，连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抱进浴室了，出来后一脸嫌弃地对我说：“爸，以后我头发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能弄。”
我算看明白了，这小家伙根本啥都会，就是故意折腾我呢！
如此天赐良机，我又怎么可能错过，便立即装出一副可怜状：“丫头，你这段时间省着点看书哈，你妈回来之前，你就没有新书看了。”
小丫头是个书虫，当然不干了，知道我没安好心，便警惕地看着我，我继续忽悠：“你妈不在家，爸爸得照顾你就没法工作了，不工作就没法赚钱给你买书了，你不就得省着看了吗？”
“那我自己照顾自己，你就出门工作赚钱呗？”
眼见小家伙已经中招，我便继续忽悠：“我倒是有个更好的主意，爸爸负责做饭，其他的家务活你都帮我干了，然后爸爸按照你的工作给你开工资，这样爸爸也能赚钱了，你也能去买你自己想要的书了，行不？”
耶！小丫头高兴得跳起来跟我击掌，为防止她爸不靠谱，还特意回屋立了个字据，不时地开门露个脑袋问我工作内容和相关价格，比如：洗袜子5毛，收拾屋子1块，扫地1块，拖地2块，帮爸爸收拾屋子*2……
半个多小时后，小家伙居然拿出了一份儿童版的“劳动合同”，上面用中英文外加拼音三种语言才凑齐了每项工作内容和价格。另外，她还像模像样地在后面留下了“签字栏”，她给自己画了个滑冰女孩的简笔画，还标注了“滑冰小仙女”，更贴心地给我画了个猪头当作签名。
这份“儿童版劳动合同”实在太有意思了，我立即拍照发了个朋友圈，配上文字：这小家伙要是能把这笔账记明白了，她的数学语文老师都可以下岗了，而我又恢复到大爷般的幸福生活了！
然后，我手机就成热线电话了，除了闺女奶奶和姥姥排着队骂我，连她妈的视频通话都挤不进来了，干脆在我朋友圈下评论：你给我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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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小屁孩做家务确实很费劲，她的“战果”经常让人目瞪口呆，甚至弄得一地狼藉——有时会把我的茶台弄翻好几次，甚至笔记本电脑通电时冒烟，火星四溅。然而，每次我收拾残局时，内心都感到欣慰，无论如何，有个贴身丫鬟的感觉实在太棒了。小家伙从不抱怨，任劳任怨，关键还没有她妈那么多牢骚。
小家伙最开心的事，就是晚上睡觉前拿着“合同”来找我算账，一笔一笔地算着她当天的劳动收入。其实，这对一个一年级的小屁孩来说难度挺大的，但不管她算得对不对，我都按照结果付款——数学那玩意有老师教，我又瞎操什么心？
事实证明，这份“拼音字母版劳动合同”实在太有效了，小丫头的数学和语文，压根就不需要我给她“打鸡血”。当她再发现算错账、写错别字或者拼错字母就要被“扣工资”时，连写作业都很少出现错误了。
更让我开心的是，某天我临时有事没来得及回家做饭，去学校接她放学便要带她去吃最喜欢的必胜客，小家伙倒是拉着我上了车：“必胜客太贵了，咱俩回家煮面条吧……”
当时我都傻眼了，我可从来没跟她说过吃饭还得省钱啊。
小丫头忙活了俩礼拜，终于攒够100多块钱，盼到了周末，就赶紧拉我去书店，更让我感动得差点掉眼泪的是，她居然自己去奶茶店花30块买了2杯果汁，屁颠屁颠地抱回来。
“爸爸，以前都是你请我，现在我自己赚钱了，我请你喝！”
唉我去，当时连我自己，都痛恨我这个资本家的黑心了。
她妈去美国的半年，我和小家伙在家过得那叫一个开心，如果不是因为她实在太小不能碰菜刀和煤气灶，小丫头为了趁她妈回来前多赚零花钱，都要跟我抢菜刀做饭了。
有个哥们来我家时逗她：“你想不想妈妈啊？”
小丫头当然想妈妈了，每次给妈妈打电话都至少得唠上半小时，但自己思来想去，叹了口气：“唉，想是想，但她要是回来了，我就没机会赚钱买书了。”
待得她妈拎着行李箱进门时，女儿还没放学，看到被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客厅后，又直奔我书房进行检查。当她发现连烟灰缸都被擦拭得焕然一新之时，直接被气得咬牙切齿地扑向我拳打脚踢：“她才6岁，你也真能下得去手！”
然而，当她看到小家伙的房间已经不是她曾经追着屁股各种收拾的造型时，自己又乐出了声：“我看你得给她涨点工资了，毕竟，这小丫鬟以后得伺候俩人了……”
事实证明，干家务活这招，简直不能再好使了，因为小家伙已经有了劳动的意识，也在并不繁重的劳动中锻炼了双手的平衡（这点非常重要，尤其初高中时，他们每天使用的只有右手），更从劳动中懂得了学好数理化的重要性——当然，还有怎样“花钱”。即使数目并不大，但对小屁孩来说，那也不是小数，尤其那钱是她自己赚来的，而不是爹妈直接给的，她又怎么可能不懂得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呢？
慢慢地，小破孩自己赚钱买的书越来越少了，因为她学会了去书店里看完再回家，即使买回家的书，也不再全部是小说了，更多的是财经类、历史类、名人自传了，用她的话来解释，那就是——她得防着她爸那个大忽悠再克扣她工资。
女儿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带她跑了趟拉萨，我只负责开车，小家伙就像个小大人似的抱着手机查地图、安排着路线、景点和酒店，停车买东西都一本正经地跟人家砍价，还不时地皱着眉头叹气：“唉，这家伙怎么就那么败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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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变故，女儿初一的时候，我和她妈还是离婚了。鉴于她妈有正经工作，而我破产后居无定所，女儿也跟着妈妈生活，直到她初三参加中考前，因为成绩的严重下滑，我才把她接到我身边。
女儿上高一时，在学校惹了点祸，害得我也躺着中了枪，又被她妈和老师各种误会后，把她强行接走了。好在，当误会消除时，她妈也清楚，至少在高考之前，被我各种忽悠着长大的女儿，还是得跟我混。
当我又租了个房子把女儿接出来后，她居然塞给我一张银行卡：“爸，我知道你和华子叔叔在干点事缺钱，租房子又花了不少钱，这里面是我的私房钱，我趁回我妈家时，给偷出来了。”
“小破孩，学点啥不好，学会偷东西了？”
“切，那本来就是我的钱，你从小给我开的工资，我也花了不少，剩下的都在里面，还有我每年的压岁钱也在里面。”女儿嬉皮笑脸，“我妈肯定知道，要不她也不可能给我机会下手。”
这小家伙真是我亲生的，她也不知道银行卡里到底有多少钱，当她用手机查询后，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结结巴巴地告诉我：“里面，好像有8万多……”
我肯定不能要这笔钱，这8万多对我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便告诉她留着自己上大学用，而她却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你闺女人生中的第一笔天使投资，你是在怀疑你自己的能力，还是在质疑我的眼光？”
我当然不吃她这套了，随手给她一巴掌：“小屁孩，懂得还不少呢，天使投资都知道？不过这套对我不好使，想忽悠你爸，你还差点火候。”
女儿干脆又换了个角度接着忽悠：“你说这8万块让我读大学也不够啊，你不都说了嘛，现在大学生不值钱，我得读研。万一我要像你和我妈那样出国读书，那就更不够了，现在不得提前投点资，然后让你埋头苦干帮我赚学费，我这算趁火打个劫，你用不着不好意思……”
看着小家伙那嬉皮笑脸的表情，我的眼角却已经湿润了。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在这个连我自己都对自己失望的时刻，只有这个真正的“小天使”，还在无条件地信任我。更让我泪目的是，在我那东拼西凑的各种套路下，小家伙不仅长成了我希望她长成的模样，简直比我想象中的更棒。
她爹跟钱当了半辈子仇人，而她才高一，不仅懂得了合理支配自己手中的资金，甚至通过读书连“天使投资”的概念都已经了解到了。
无论她的将来怎样，至少，我的伤疤，不会成为她未来的痛，她也不可能再跟钱结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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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过完年回来的第二周。深夜，我躺在床上有一种不真实感，像一个刚做完截肢手术的病人，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曾经那理所当然的安全感破碎得如此突然。我努力让自己尽快睡去，仿佛一觉醒来，事情就会有所转机。
但通常来说，造成了巨大痛苦或是无边喜悦的事物，它们产生的影响都不是一瞬间，而是会像雨水渗入泥土，细长而缓慢。
高佑东、王泓、李铭和我，是去年同期校招进入这家公司的应届毕业生，985硕士。我们的大部门属于售前相关，每年需要不定期出国际差，部门按照产品划分了几个组，我们4个又被分到一组。入职前我们就通过新员工群加上了微信，入职后，我们又一起进行了几个月的集中培训，了解了产品、工作流程、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之后便是上手具体项目。
我报到的时间稍晚一些，所以遇到问题就询问他们，每次都能得到认真细致的回复。我们都是比较直爽的性子，一来二去，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下班或者周末，会一起约着去吃饭、打牌。
除了项目推进比较紧急时需要加班，会很累，工作氛围倒一直比较和谐。我们小组一共有10多人，业务方向整体来说偏技术，工作是项目制，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项目，同事关系比较简单。组长是个身形魁梧的中年人，内里却有一种与外形颇具反差的活力感——他的微信头像是只小奶猫，说话很幽默，总是面带微笑，每天早上来和晚上走的时候，都会跟我们打招呼。
年前，我们转了正，也都接手了不同的项目。我和王泓主要负责欧美地区的项目，李铭负责中东某国的项目，高佑东则负责印尼的项目——他比较辛苦，任务量大，前方缺人，一周内就要出国，签证这两天就要下来了，他也在准备买机票了。
我们也都期待着各自即将来临的异国之旅，还给我们的4人小群命名——“环游世界小分队”。
“巴厘岛的风景可不错，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发群里，我们云共享一波。”
“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也很绝啊。”
“去欧洲的可以给我们代购。”
“就要四散在世界各地了，到时候记得带点纪念品回来。”
“中东带啥呢？”
“带瓶沙子回来吧。”
……
一场场未知的冒险在我们的脑海里徐徐展开，我们仿佛那伫立甲板的船长，脚下是即将远航的船，眼前是海天相接的未来，正等着我们去寻找、去探索。
但当天下午，组长突然叫我们4人到会议室开会。组长很少不提前通知就开会，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以为就是交代出差事宜，按往常一样，带了电脑和纸笔准备做会议记录。
来到会议室，组长已经在等着了。见我们来了，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说明会议主题，而是开始讲起公司未来的战略主线和部门现状这些像PPT里背景介绍似的东西，一般来说，关键问题都会藏在这些烟雾弹后面，我们也就不太走心地听着。
然后，组长讲到，部门今年的考核指标变了，不再考核出差率，近期公司也不会安排我们出差了，所以办理签证的事可以停下了。听到这里，我们依然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事后想来，也许组长是想努力传达得更委婉一些，故而会议进程推进得非常缓慢，仿佛这样就可以让后续的结论显得不那么突兀。
终于，他进到了压轴戏——公司下达了裁员指标，组里决定保可以创造价值的老员工，我们4个新人可以“自谋出路”了，从现在起，给1个月的时间，找下家。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仿佛当头一棒，我们甚至来不及反应。
“昨天下午接到的消息，我想了一个晚上该怎么跟你们说。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早说晚说都一样，也没必要遮遮掩掩了。”组长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似乎是为了表达得更加清楚，他还拿我们举了例子，“公司不会耽误大家去外面找机会，比如佑东，如果你有了别的面试，可以说一声不来上班，我都会给大家批假的。”
说完，组长扫视着我们，仿佛在观察我们的反应。空气极度安静，我们低着头。高佑东悬在手中的笔有一丝颤抖。我们要被裁掉了——曾经看到过的裁员桥段，居然真实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比传闻中的“35岁”提前了整整10年，就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平常的下午，让人如此措手不及，就像刚出巢的鸟，还没开始飞，就被断了一翼——没有应届生身份，也没有工作经验，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我已经开始设想自己好不容易抽到的好牌要被打烂的样子。会议室里开着空调，新风机嗡嗡作响，我觉得很热，很憋闷，也很烦躁。组长还在说着什么，我已经不想听了。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最后，组长问道。
问题？问题可太多了，不解、气愤、不甘心……快要从脑子里溢出来。有一瞬间，我甚至想站起来质问：凭什么！
但刀已磨好，羊也已经拎出来了，问什么问题有用吗？无论如何，至少，我要保持一个成年人的体面，不要狼狈不堪。我什么都没问，只是静静地盯着敞在桌子上的空白的本子，甚至还强挤出一丝微笑，摇了摇头说：“暂时没有。”
“下班一起吃个饭吧。”走出会议室时我说，他们默契地点了点头。
2
晚上，我们打车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常去的烧烤店。上车后，我又忿忿地说起裁员的事，也突然回想起来，最近确实听到了公司准备在年后精简人员的传闻。当时总觉得裁员离我们很远，毕竟不管从统计学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讲，裁员一般不会落到应届毕业生头上。今天开会后我甚至向其他部门一些熟识的同事打听了，发现好像只有我们部门准备砍掉应届生，而且只有我们组是所有应届生一锅端。
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话，但仿佛若有所思，大概这座城市里，听到过最多故事的就是出租车司机了吧。
烧烤店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吃饭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心情复杂，走在人群中，仿佛也体会到了“热闹都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进了店里，入座点单，前面一桌的男生们正在喝酒侃大山，左面是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妻，店员小伙忙得不亦乐乎，笑容明朗地为我们拿来菜单。大家看起来都好幸福，我不禁对这种简单的快乐心生羡慕，就像肚子疼，平时没事的时候，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它，然而一旦疼起来，你就会抱着肚子怀念曾经的平静。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们哪做得不好吗？”我们猜测道。
显然不是。我们无论学历还是表现，都算新员工里较好的——我和李铭是同一所南方C9（九校联盟，是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高校的硕士生，高佑东和王泓也都是985硕士；新员工集中培训时，我们的成绩名列前茅，平时考评也没有任何问题。
去年疫情下，公司整体的效益也非常好，按理不应该扩招嘛？无论怎么猜测，我们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裁员——
“我隐约记得，组长之前好像提到过今年会有人员优化，要末位淘汰。”
“那也不应该把新员工算里面啊。我们刚培训完，项目都没怎么上手，拿什么跟别人比？”
“我记得谁跟我说过来着，新员工有一年‘保护期’。”
“有什么用，又没有明文规定，想干掉你，这都不作数。”
“唉，校招的时候拿了几个其他大厂的offer，觉得这边可能压力小点，就选了这里，结果落得这种下场。”
“谁不是呢？我是想着这边可以出国玩，结果玩没玩成，饭碗都丢了。”
“我们点儿也太背了吧。”高佑东低声说道，“我是不是该收拾收拾把房子退租了。”
“难道真的没有转机了吗？”我不甘心，依然抱有一丝幻想。
“没了吧，都说这么明白了。”
气愤、失望、不安、茫然揉作一团，但最强烈的情绪，是惊讶和难以置信。刚步入社会的我们低估了职场的残酷，作为大机器上微不足道的零件，公司卸掉我们轻而易举，是没有情面可言的，甚至与我们做了什么无关，更不需要告知原因，我们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或者说是一个代号。
被迫接受现实后，我们开始分析自己的现状——非常不容乐观。出路有两条：一是重新找工作，二是争取公司内部转岗，但都很难。先不说最近几年就业大环境不好，我们如今失去了应届生身份，又缺乏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而且我们都属于跨专业过来的，抛下了化学、能源、材料、机械的老本行，新行业又没摸透。况且2月也不是求职季，只给1个月“缓冲”，想找到好工作基本很难，一旦工作履历断档，后面的牌就容易越打越烂。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转岗也因为裁员竞争空前激烈，我们需要跟一些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角逐。
虽然我们说好要“化悲愤为食欲”，但一桌子烤串依然剩下一半多。沉默开始在我们之间蔓延。于是我们结账，走出烧烤店。
时间已经很晚了，路上行人散了不少，三三两两地走着。2月的晚上，风吹过，大街上很冷，我裹了裹衣服，只想赶紧回家躺着。
王泓点了一支烟，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抽烟，问道：“你居然抽烟？”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高佑东看了他一眼，冲着徐徐飘散的烟圈说道：“压力大啊。”
我们叫了车，走到十字路口，看着擦肩而过的车流缓缓驶入夜色。虽然月亮很圆，路灯很亮，但远处的天看起来依旧很黑，仿佛一个无形的钟罩扣在头顶，让人心情压抑。
3
第二天，我们手头上的项目全部被移交给了同事，之前需要加班才能完成的工作，一瞬间消失了。这无所事事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幻想，意识到事情确实没有转机了，必须要开始找出路了。
时隔半年，我再次打开招聘网站，仿佛又回到了那被焦虑掌控的毕业季，写论文和找工作挤到一起，每天焦头烂额。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至少是统一作战，有学校的资源做后备，现在裁员突袭，我们就像被打懵的游兵散将，在大雨里踩着泥泞的小路，只想尽快找一处茅舍暂避风雨。
我基本只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简历就靠寥寥的在校实习撑着，而招聘网站上动辄要求有3到4年的工作经验。我回头看着自己这段仅有半年的、与专业不相关、还主要是培训的“工作经历”，内心犹豫要不要把它塞进简历。鼠标顺着列表划了半天，终于找到几个还算沾边的行研岗位，才勉强算是把简历投出去。
投了一圈后，我们决定还是尽可能地争取内部转岗，这样至少履历不会断档。原来对征途大海的畅想此刻只能按下去了：高佑东因家庭需要，转向了国内岗；李铭和王泓则是国内岗和常驻海外都可以接受；我还抱着可以海外短期出差的希冀。
我们翻看了公司内网，发现能投的岗位很少，而且我们组的产品从全公司范围来说体量较小，相应的人员需求就少，这意味着几个月来费时费力参与的培训对转岗的帮助不大，真是雪上加霜。
等待的日子，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每天晚上回到家，一些属于过去的东西都在提醒着我认清现实，比如：陆续抵达的快递，是我为出国准备的各种必需品，倚在墙角的两个最大号的行李箱，还有躺在桌子上的房地产宣传册——1个月前，我甚至考虑要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可是，一切计划中应当出现的，都凭空消失了，仿佛你原本安宁坐在一辆疾驰的列车上，突然一个急刹，你就顺着惯性飞出去。没人会管你掉到哪里，你的计划、未来都一文不值。
去到办公室，同事们照旧在热络地相互打招呼，我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能枯坐在工位上刷招聘软件或者玩手机。净水器的位置在我们工位的正前方，大家接水时都要途经我们，组长也会经过，他有时会看我们一眼，有时不会，但无论他看或不看，那尴尬的感觉都令人如坐针毡。我手机里刷着视频，偶尔迎面对上他的目光，那一刻真是抬也不是，放也不是，只能赶紧再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我们断断续续了解到一些关于此次大裁员的原因：一个是公司层面“降本增效”，另一个是因为疫情结束——我们部门刚成立没几年，因为业务特点，疫情期间人员需求反而增加了，头几年业绩不错，如今疫情结束，部门功能弱化，根据公司总体业务规划，需要进行人员精简，加之我们组负责的产品去年业绩一般，所以部门内的裁员指标，我们组要承担一大半。
从组内考虑，组长选择裁新人是相当划算的，需要的赔偿还少，据说当时上级曾提道：“也许，他们以后不比别人差，但我没时间给他们成长了。”
“那23届还没入职的新员工准备怎么办呢？公司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培训我们，结果还没有发挥价值就走了，又换一波新人，裁员跟招聘是分两条线的吗？这不是资源浪费吗？”我听一个负责培训的同事在讨论他准备带的新人，便问道。
“23届的招之前不知道部门要精简人员，往年都可以提前入职，但现在要求他们7月后才能入职，可能也会尝试劝退吧。另外，后面可能会卡实习转正。”同事回复道，“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裁员，疫情的时候都没怎么裁，可能就是你们运气差吧，唉。”
5天过去，果不其然，很多内部转岗接收的都是有经验可以直接上手工作的老员工。我们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属于缺乏经验的新人，位置尴尬，除了王泓接到了个党建部门HR应付差事的电话外，我们颗粒无收，整个过程只能用“被动”二字来形容。如今的我们是傍晚菜市场剩下的菜，任人挑挑拣拣，毫无还手之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气氛很压抑。
“要失业了咋整？”高佑东说，“要不我去公司楼顶拉个条幅喊个话吧，‘校招生入职不足一年惨遭裁员’。”
“太坑了，我到现在都还有点没缓过来，整个事情实在太突然了，这几天快把一辈子的脏话都骂完了。”李铭说。
“现在啥工作经验都没有，内部转不了的话，靠学校那点实习经历，我甚至不知道出去能干啥。”我点开招聘app，看了眼空空如也的消息框，“哦，不对，我还可以去送外卖，这个不需要经验。”
空气一度陷入沉默，吐槽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工作还是得继续找。
4
令我们感到慰藉的是，一些同事很是同情我们，积极地帮我们寻找信息和资源。为了增加机会，我们也进一步扩大了投简历的范围，终于，在过了1周左右后，内部转岗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高佑东接到了公司天津处和济南处的面试；王泓和李铭开始了一个美洲处的面试；我获悉欧洲某国有用人需求。
但过程总是不遂人愿——高佑东面完后被告知，要等转岗部门里有离职意愿的员工走后空出位置，他才有机会过去，这一等可能就遥遥无期；王泓和李铭面的甚至是同一个岗位，只有一个名额；而我还在等早就约好、但却迟迟没有动静的面试。
当我们再一次陷入困局时，组长突然给我们群发了一条消息：部门帮我们推荐了一个产品线的岗位，明天会有那边的接口人来面谈。消息来得有点突然，我们不敢抱太大希望，但总归是又多了个机会。
第二天，离下班仅剩1个小时了，那个产品线岗位的接口人也没来，我在小群里发了句：“快下班了，今天产品线这个（岗位）大概是没了。”
他们附和道：“估计是。”
没想到，10分钟后，我第一个接到了电话。我马上在群里说：“说曹操曹操到，电话来了，我先行一步，回来信息共享。”
我赶到约好的会议室。这个产品线岗位确实是需要出海外短期差的性质，与我的期望匹配，接口人对我的背景也表示满意，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负责的产品与我之前负责过的不同，这意味着涉及产品的所有基础知识都需要我重新学。既然对方部门愿意培养新人，我肯定得努力拿下。
整个面试过程非常顺利，那边看起来比较缺人，接口人直接承诺可以尽快转岗。出会议室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敢相信——转机来得如此突然，这算是已经安全着陆了吗？一想到接口人给出的爽快承诺，我便安慰自己：应该是妥了吧。
接着，他们3个也依次被叫过去面谈。由于当时我们也在其他面试流程中，故而并没有马上确定意向，接口人说给我们一个周末的时间考虑，周一给出答复。
周一很快便到了，虽然高佑东不想出差，但无奈国内岗位没有空缺，他便决定不等了；王泓和李铭面的美洲处岗位分别进行到了二面和三面，但迟迟没有确定结果，李铭决定主动放弃；我也跟欧洲处岗位的HR明确了，不再等待。
高佑东、李铭和我决定去那个产品线的岗位。对于美洲处的岗位，王泓想再等一等——毕竟李铭退出，少了一个竞争者，他又有相关国家的项目培训经验，所以最后，他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这个名额。得知结果后的第三天，他就提了转岗申请，然后搬走换了办公室。
得悉我们确定去产品线的岗位后，对方部门发来一份表格，要我们填写基本信息，并让我们耐心等待。虽然对方还没有明确给到调岗通知，但看到王泓的转岗流程如此迅速和顺利，我们3个都放下了怀疑，好似这场风波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听说新岗位所在部门业绩更好，我们甚至还庆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接下来安心等待就好。同事们得知消息后，纷纷祝贺我们有了一个好去处。
我们依旧待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但是不像之前那般慌张了，心安理得地把这段闲暇用来休息。新岗位工作性质与之前的类似，我感觉我生活的列车重新步入了正轨，开始前进，曾被遗弃的看世界的计划又重见了天日，快乐和希望一并都回来了。
可2周过去了，我们除了拿到一些技术资料，做了点学习，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进展。每次询问对方接口人，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复：快了，耐心等待。
我逐渐生出一丝不安，对高佑东和李铭说：“这都快半个月了，夜长梦多啊，不会突然不要我们了吧？”
“应该不会，那边领导都承诺了。”高佑东回复道。
那就等吧。我强压下心中的不安，毕竟，我们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
5
3月初，面试完的第三周，周一早上我来到办公室，发现高佑东不在。他一向来得很早，难道是请假了？
不一会儿，高佑东发来消息说：“今天请了病假去医院做检查。”
我以为就是常规体检，便回复道：“趁着空闲，去做个检查也挺好。”
周二，高佑东依然没来，我才奇怪：“什么检查，做一天还做不完？”
他回道：“出了点问题，需要做手术然后住院，请了半个月假。”
我很惊讶，安慰道：“身体最重要，公司这边正好没事，你赶的时间不错，安心养病，有啥事随时通知你。”
周三，我找到部门HR，询问转产品线岗的事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消息。她告诉我对方部门确实是有需求的，只是名额还需要时间协调，你们耐心等待。听完，我放心了不少，向他们转述了这个消息，并问候了高佑东，让他安心养病。
周五早上，部门HR突然问起高佑东“在不在公司”？他回复“在医院”后，HR便没有消息了。我猜是转岗的事，等了这么久，也该要开始了，心里的石头可算快落地了。我感到一阵轻松，在工位上直了直背、伸了伸腰，接下来一整天时间，我都密切关注着通讯软件和邮箱，生怕错过什么。
可从早上一直等到下班，都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下班后，我跟李铭一起往外走。出门后，他突然把我叫到楼梯转角，说：“虽然部门HR让我低调，但还是跟你说一下吧——就在刚才，她让我提了调动申请，意思是那边名额是一个一个放出来的，应该不会让我们一起过去。”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回到家后，越想越不对劲——名额有先后就有先后呗，为什么要李铭“低调”呢？是要对谁“低调”呢？那显然是对我、对高佑东低调啊！不安在我内心里开始蔓延起来——难道可能有人转不过去吗？想到这，我愈发坐立不安——高佑东那边早上说完，也一直没有后续，现在什么情况，要不要问一问呢？
我正犹豫的时候，高佑东却打来了电话：“忙着呢吗？跟你说个事，部门HR刚告诉我，我们仨可能没办法同时过去，让我心里有个数。最多有两个名额，李铭应该已经在转了，也就是说，我们俩至少有一个要出局了。”
“什么？！之前不是说名额充裕吗？”我感觉自己的血压在飙升，拿着手机的手在颤抖，不安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心头瞬间涌上一阵窒息感，就像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把头探到水面，刚喘了口气，又被硬生生地摁了下去。
“对啊，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要被气死。今天是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不能坐着，只能躺和站。接到通知，我马上就出来给你打电话，现在正站在病房门口。”
“名额不够，为什么不早说呢？浪费这么长时间干等着。”我的窒息感变成了愤怒，感觉自己像案板上的肉，毫无主动权，“拒了其他机会，就等来这么个结果！”
3选2，他俩都有接到HR的通知，就我杳无音信，这不明摆着不要我了？这么想着，巨大的悲伤一下袭来。我准备去问一下那边的接口人，无论什么结果，我必须知道确定的答案。我在线上给对方留了言，对方很快回复了，说稍后给我打电话。
等待的空档，眼前仿佛有一座大厦在摇摇欲坠，这种时候最为熬人，你感觉它快要倒了，但又不知在哪一刻倒，如果它轰然倒下，至少可以让人认清现实。我甚至想了很多次电话打来后得到被拒绝的消息的场景。良久，我又想，既然都不要我，那我至少要知道是为什么，于是拿出纸笔，开始罗列一会儿准备问的问题。虽然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冷静，生气也没用，事已至此，何必自我为难呢，但手中的笔却依然止不住地抖，心跳加速，字坨成一团，凌乱地散落在纸上。
1小时后，手机响起。我心里一沉，如鲠在喉，深吸了一口气，拿起来看着那个绿色的接听键，一边用尽力气安抚快要喷薄而出的情绪，一边对自己说：冷静、冷静、冷静。
顿了几秒后，按了接听，没想到从对面传来的声音，语气居然很轻松：“你这边问题不大，名额是一个一个放出来的，耐心等待吧。本来我是想让你第一个转的，但由于部门内部各方面原因，女生就排后面了。”
我这边问题不大？反转来得过于突然，我将信将疑，手里还拿着刚刚写好的问题，补充问了一句：“那我们3个是都没有问题吗？”
“不好说。”对方留下一句，就挂了。
煎熬等待了1小时，通话过程不到1分钟。但至少，事情看起来又出现了一丝转机。我心情缓和些，又催促高佑东也去问一下，但他问完的反馈是对方回复得略显敷衍，没有什么明确结论。
周日下午，我跟王泓一起去医院探望高佑东。出电梯的时候，高佑东来接我们，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看起来气色非常不好，穿着深蓝色条纹睡衣，手术的伤口还在愈合中，走路只能弓着背。见我们来了，他笑着摆了摆手。想着他一边生着病，一边工作上还出了变故，肯定身心俱疲，我不禁感到非常难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们来找你唠唠嗑。”把水果放到病房后，王泓先说道。
高佑东带我们去到病房外的大厅，那里的人很少，有一整面落地窗，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楼下的喷泉，池里有两只黑天鹅，还有两个天鹅雕塑立在水面。
“做完手术不能坐着，除了躺着，就是出来动一动，我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来这里看那两只天鹅，经常有人来喂它们。”高佑东说。
我们站在窗边看着天鹅从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回来，夕阳的余晖开始洒落在水池里。看了一会儿后，我们切入正题：“这波操作真的是绝了，一直吊着这么长时间，最后给个这种回复。”
“现在什么承诺都不靠谱了。如果后面还是没有明确进展的话，就必须开始两手准备了，再找找内部外部的其他机会。”我对高佑东说，经过这来来回回的波折，我已经不敢随便相信对方的口头说辞了。
“现在就剩咱俩了，一起吃过这么多顿饭了，大家都是兄弟，相信我们谁出局，另一个人都会感到遗憾。”高佑东对我说。
“唉，是的啊。”我叹了口气，一边感动于有这些共患难的朋友，一边又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一直闲聊到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临走的时候，高佑东说道：“我爸在医院照顾我，出了这事我都没跟他说。我爸妈以我为傲呢，培养了这么多年，终于工作了，不想让他们担心，也不敢跟他们说。今天你们来，我非常高兴，终于有人跟我唠唠这些事了。”
“你高兴，我们就高兴，你好好养病，能让你高兴一些，我们今天就来对了。”我和王泓回复他。
6
李铭提完转岗申请，流程也走得很快，3天左右，他的岗位名称就变了。我和高佑东依然在等待，所幸部门内已经有一些员工通过转岗和离职消化掉了部分裁员名额，之前的1个月期限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往后拖延一下。我又去产品线和部门HR那边问了一下，他们的回复都是：会接收我，但还是需要继续等。
转眼来到3月中旬。一天，高佑东突然问我：“在吗？”
高佑东一向说话直接，有事说事，突然以“在吗”开头，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他说组长找他谈了话，现在只剩下我和他没有转岗走，所以必须出一个人来背上个月的考核低分，组长选择了他。
我们部门内确实每个月都有按比例背行政考核低分的潜规则，考核结果对个人评级和绩效都有影响，但以往没有这么严格。高佑东说他跟组长申辩，说背低分会影响他在公司内部的调岗，组长却回复说“不影响”，并解释说之前也有别人背锅。
“这是要赶我走的节奏了。”高佑东说道，“我真的要准备在外面找工作了。刚动完手术，刀口还疼着，坐都不能坐，还要准备找工作和面试。”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毕竟我这边也是悬而未决。
高佑东出院了，但依然需要卧床养病，他就又请了半个月的假。期间，他一直在关注着外面的工作，但匹配的岗位非常少，唯有销售类岗位最缺人，也不需要相关背景——但念了好多年的书，拿着985硕士的牌，甚至手里有多篇论文，最后却去当销售吗？不知道这算不算“孔乙己的长衫”，但不甘心是真的。他面试了几个与原专业相关的岗位，但反响都不太好，对方都觉得他缺乏工作经验，其中有一个需要到当地线下面试，他养病不方便，就拒绝了。
部门HR那边问我有没有催产品线转岗的进度，我说在催了，但那边说需要调走一个人才有空位置接收我，时间上实在不受控。于是HR就建议我再找找别的，万一这个黄了，好有个备选项。我叹了口气，嘴上说着“好的”，实际上心力交瘁——熬鹰大概也就这样了吧，每天一根弦绷着，拖着，起起伏伏，直到变得松垮无力，各种情绪都逐渐消耗殆尽，连气愤都所剩无几了。
4月初，我终于在公司里见到了高佑东。组里只剩下我俩还占着位置的编外人员，说不尴尬是假的。几个刚出差回来的同事早就听说了我们的事，都以为我们都转岗走了，一进门，看到我俩还坐在工位上，也只能讪讪地笑一笑。
高佑东回公司第三天，就迎来了又一个低分考评——组长说他3月份请假太多。我们之前还在庆幸，他手术做得很是时候，转岗空档期可以安心养病，如今这却变成了落井后丢下来的一块巨石。组长这次给的考核评价非常言简意赅，只有4个字：能力不符。
看到评语后，高佑东气到冷笑出来：“考评结果会上传到主管处，是离职的谈判筹码，有个认识的学长，在这边离职前被给了3个月的低分。”
“要裁员就说裁员，跟能力有什么关系？临走还要给扣个锅。”我愤愤地说道。
我想到之前组长夸高佑东做事稳重又靠谱，想到组长每天脸上挂着的微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难道这才是职场的真相吗？
“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现在每天还在见面啊，这还没等人走，茶就凉了。”我替高佑东感到难过，低评级都已经够狠了，为什么评语还要写得这么冷漠和犀利呢？我对高佑东说：“佑东，你非常优秀，这绝对不是你的问题，主要是运气不好。”
“我现在已经对公司没有一点留恋了，给我赔偿，我立马就走。”说完，他在工位上叹气。
组长刚好路过，对他说了句：“别有情绪。”然后带着一如既往的微笑，扬着脸，仿佛无事发生。
我问高佑东后续有什么计划。
“我这种情况，大厂已经不好进了，只能投一些小公司了。目前手头有个还可以接受的offer，是化学的老本行，兜兜转转又回去了。”
“公司大也是当螺丝钉，只要各方面合适，小公司也不错的。”我说。
“主要也没有选择啊，工作真的太难找了，已经在准备考编了，一开始觉得它工资低，但如今看来稳定还是很重要的，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干掉你。累了，不想卷了。现在是笔试已经过了，面试也面完了，就等出结果了。”
7
4月中旬，产品线的岗位名额依然还没有空出来，但对方明确表示会接收我，还派我提前到上海出差学习。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这次的调岗如此费劲——每个部门的人员数是按业绩来分的，一般是固定的，产品线近几年业绩好，预计可以扩充人员，2月那边正好缺人，便直接答应接收我们3个，但没想到公司这波裁员规模这么大，后面又有了更合适的人插队，所以名额就紧张了起来。
4月下旬，HR找高佑东谈话，拿了1个半月的赔偿后，他正式签了离职。
办手续的过程还需要几天。高佑东每天早上先去医院换药，再来公司。临离职的前两天，上午他来得很晚，路过时，我问：“你咋才来？”
“哇，医院今天人贼多。”他回复道，很自然地冲我笑了笑，语气里带有一丝轻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看到他略带轻松的样子，我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几个月前——今天也只是普通的一天，高佑东打了一个普通的招呼，互相吐槽完早高峰的地铁很挤后，我们来到工位打开电脑，一切都在安稳有序地进行着。
高佑东走的前一天，我们几个一起吃了个饭：
“刚考完的事业编结果出了，就要1个，我排第二。”
“啊就差一点，这也太可惜了吧。”
“还是运气不到位啊，上半年还有几个岗位可以再考一下，我准备再试试。大不了就先去新公司过渡一下，走一步看一步吧。”
“经过这件事，发现给资本家打工是真的不靠谱，怪不得都说‘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我有同学也准备要离职了，他们公司末位淘汰制，压力太大了。”
“我的一些同学也在吐槽工作累，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倒头就睡，几乎没有个人时间。”
“你们都还在，只有我走了。”末了，高佑东说道。
我想起曾经那些参加培训、下馆子、打游戏的日子，如今一晃，居然到了离别的时候，不禁十分伤感。
“唉，主要是运气差了点，没关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没错，佑东，此去，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王泓端起酒杯说道。
5月初，我终于成功提了转岗申请。搬走前，看到他们3个曾经坐过的位置空空如也，仿佛无人来过，只剩被遗落的名牌执拗地贴在屏风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回想去年，听到组里说下一届还会再招4个新人时，我还在疑惑这块的工位看起来有点不够了，人来了坐哪呢？去别的办公室吗？如今看来，原来是坐我这儿。
我就是小丑本身了，我不禁苦笑了一下。
打开我们组的群，发现也就少了我们4个应届生，之前听说被约谈的一个老员工并没有离开的迹象。别的组，被裁的人有老有新，而我们组负责的产品相对更复杂，需要时间沉淀，大概是老员工都裁不动，只能拿新人开刀。总要有人走，不是我们，就是别人，现在只能是我们。
公司这次大裁员逐渐接近尾声，我们整个部门都大出血，我打开一个工作群，原来有100多人，如今唯剩80几个。
熬了2个多月，终于有了结局，但怎么能算是结局呢？今天的结局不过是明天的开始——王泓转岗到美洲处，预计未来几年都会待在国外，他重启了办理签证的流程；我和李铭转到产品线的岗位，从头开始学习另一个产品，这边年轻人少，工作压力更大一些；高佑东又考了几个事业编的岗位，其中一个过了，便马上准备签约了。
一切尘埃落定后，我问自己：如果注定要经历这件事，是在26岁时好呢，还是在36岁时好呢？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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