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女儿当外人的爹，老无所依
今年“五一”，老朋友顾学敏结婚，邀请我和我妈回老家参加她的婚礼。婚礼结束后，学敏的两个姐姐，学琳和学薇，在酒店门口帮新人送客，我们告辞，走出酒店，看到学敏的父亲顾昌荣正孤独地站在街对面。
顾昌荣身躯佝偻，背着手，不断伸头看向酒店大门，每当有熟人走出来，他就赶紧别过脸去，似乎很怕被人认出。他的两个女儿早已看到了街对面的老父亲，却没有一点要招呼一声的意思，仿佛彼此是陌生人。
我妈觉得这样不妥，想上前提醒两姐妹，却被我一把拉住。我妈不解地看着我，我只摇摇头，示意她不要多话。
1
我家与顾家做了三十多年的邻居，算是知根知底的旧相识。
从前我们都住在乡下，两家的房子相隔不到三十米，到了2008年村里拆迁，我们又一起搬进安置房，两家就隔了一堵墙。那些年，我爸经常和顾昌荣相约喝酒，要么在我家的阳台上喝，要么去他家的客厅里喝。
顾昌荣是我们村的石匠，那时谁家要修房造屋都得请他帮忙，所以他的收入要比普通的农民高一些，但因为家中连缴了三次超生罚款，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顾昌荣接了很多活儿干，每每忙到天黑才回家，他经常埋怨家里吃饭的嘴太多，他养着吃力。为了减轻他的负担，他的妻子宋琴就做起了豆腐，每天用一辆自行车驮着进城，走街串巷叫卖。
顾昌荣夫妇都在外忙活，家中的一切事宜都压在了大女儿学琳的身上。2000年时，学琳才十二岁，她每天拖着十岁的二妹学薇、七岁的三妹学敏、背着五岁的小弟廷伟，一边要完成自己的功课，一边要喂饱家里的牲畜家禽，还要洗全家的衣服，准备晚饭……在我的印象里，学琳姐就像一个陀螺，时刻都在转：村里的女孩们在院里跳皮筋儿，她就在旁边剥玉米、理菜；我们满田野地奔跑嬉闹，她就在一旁宰猪草喂猪；到了吃饭的时间，小孩们都在好好吃饭，她还要端着碗，满院子追着喂小弟，等小弟吃完了，她才吃得上。
见大姐这么辛苦，学薇和学敏也会帮忙做事。只是老二学薇性格软糯，手上动作也轻，做起事来并不干脆利落，有时还会把自己弄伤，于是大姐就安排她来照看小弟。可小弟仗着父母的偏爱，调皮霸道，常把二姐打哭。顾昌荣夫妇回家看到二女儿委屈地哭，就说她不够大气，“整天只知道哭哭啼啼”。
顾家三妹学敏与我同岁，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她做事麻利，机灵有主见，但年纪小，免不了毛毛躁躁，经常打碎碗碟，弄坏农具。她耍心也大，做事到一半，谁吆喝一声，她能立马扔下手上的事去玩了。她性格也更要强，喜欢跟男生干仗，因此总被老师请家长，顾昌荣被老师“教育”后，回家就揍得她满院子跑。好几次她跑到我家避难，我妈将她护在身后，劝顾昌荣：“孩子可不能这么打。”顾昌荣气急败坏地扔下棍子，牵上儿子的手就回家了。
学敏不仅是对外面的男生不客气，小弟要是打她，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按在地上。为此，宋琴时常训斥她：“你现在打弟弟，以后嫁人了受欺负，你弟弟不得帮你。”
每次学敏挨训，两个姐姐也要跟着受牵连，顾昌荣夫妻俩给的理由是：当姐姐的没有带好妹妹，不给父母省心。他们没少打骂三个女儿，学琳作为老大，常常被打得最狠。有一次，学敏忍不住顶嘴：“养不起，你们干嘛生这么多？”宋琴闻言，抄起手边的扫帚就打，沉闷的一声响过，学敏的身上留下了一道黑红的印记。当时顾昌荣就坐在旁边逗儿子玩，对这一切，权当没看见。
顾昌荣两口子时常念叨自己挣钱不易，回家还要给闯祸的女儿们买单，但要是儿子闯了祸，他们就不作声了。一次，廷伟在一头牛身后点燃了一串鞭炮，把牛惊得一跳八丈高，用力一扯，绳子断了，在田间疯跑起来。七八个大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牛控制住，而廷伟在一旁哈哈大笑。大姐学琳责备他不该吓牛，他做个鬼脸，朝大姐吐口唾沫就跑开了。
顾昌荣夫妇回家后得知儿子的作为，竟然哈哈大笑，他们既没有去给牛主人道歉，也没向帮忙追牛的乡邻们道谢。
顾昌荣夫妇重男轻女，村里人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家很少买新衣服，即使买了，也大多是买给儿子的。姐弟们一起走出去，三个女儿穿着的都是亲戚乡邻送的旧衣，颜色暗淡，尺码也不合身，唯一的儿子则衣着得体，光鲜亮丽。
每隔两周，顾昌荣会买点肉回家改善伙食，饭桌上，大块大块的肉都是先到小儿子的碗里。等他吃得差不多了，才轮到女儿们。顾廷伟喜欢吃卤牛肉，他只要开口，顾昌荣一定会买回来，拳头大小，都紧着他一个人吃。家里的母鸡下了蛋，如果只有一个，就给儿子吃，如果有俩，就是他们父子吃，如果有仨，宋琴就会收起一个，攒着。
长大后，学敏非常不喜欢吃鸡蛋，甚至厌恶鸡蛋，因为鸡蛋总会让她想起母亲嫌弃她们三姐妹的眼神，想起父母的不公。但顾昌荣夫妇从来不觉得自己亏待了女儿们，反而认为以自家的经济条件，还让女儿们上学，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
2
2002年的一天，一个长着三角眼的老太太来到顾家，宋琴关着门，和她在屋子里摆了好久的话。我妈还有些纳闷：“没见过顾家有这个亲戚呀！”
几天后的清晨，外面的薄雾还没散尽，我们就听到隔壁家的院子里传来男男女女的说笑声。我妈朝那边望去，看到那个三角眼的老太太带来了一对穿着洋气的中年夫妻，宋琴一边忙着给客人倒水，一边邀请他们落座。没多久，顾昌荣就推着学薇从屋里走了出来，学薇手上挽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哭得很伤心。她拉着父母的衣服直摇头，而宋琴扒开她的手，用衣角擦了擦眼睛，悲伤地说：“薇薇，爸爸妈妈实在养不起你们了，你就跟着新爸妈去，以后你就有新衣服穿了，有好吃的吃了。”
我妈大吃一惊，她万万想不到顾昌荣夫妇会将已经十二岁的二女儿就这么送给别人了。他家虽然不富裕，但两口子都是有手艺的，做事也勤快，家里又有田，怎么都能养活四个孩子啊。
从此以后，学薇就从我的童年生活中消失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敏想二姐时就来我家悄悄地哭，哭完了，索性在我家留宿，反正她父母也不会找她。很多年以后，学敏才告诉我，那对夫妻没有孩子，他们出了五千块钱把学薇带走了。可能是因为这五千块，2003年春节，她和大姐都得到了一件新衣服。
2004年，大姐学琳升入高中，开学前夕，宋琴将她叫到跟前说了很久的话，大致意思是让她放弃继续读书，和姨妈一起去南方打工。
那几年，在我们老家，很多家庭不富裕的孩子或主动或被动地辍学，就是为了外出务工，用青春换取一点工资。这样，家里少了一部分教育支出，懂事的孩子还能往回寄钱供养弟弟妹妹，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会有所改善。
顾昌荣夫妇也想让十六岁的大女儿走这条路，但学琳不答应。她从小成绩优异，学习极刻苦，从未掉出过年级前三，她小学当了六年的班长，初中又当学习委员，梦想有一天能考上大学，去大城市生活。说了半天，宋琴失去耐心，就放话说：“如果你执意去上学，我不会再出一分钱。有本事你自己去找钱，你找到钱，读一辈子书都行！”
学琳果真去找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姑妈、姨妈、舅舅们求援，但她最后只借到了三百七十九块钱，根本不够交学费和生活费。她在家里和父母抗衡了几个月，终于认清他们是真的不打算供她继续念书了，于是在2005年初冬，她含泪打包了行李，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行前，她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定要让小妹学敏上学。顾昌荣两口子笑呵呵地答应了。
2008年，学敏也上了高中，廷伟念初一。当时村里已经拆迁，回迁房暂时还没有着落，村里人就都到县城里去租房住。按理说，家中有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女，父母应该给他们准备单独的卧室，但顾昌荣因为二百块钱的差价，最后只租了一套“套二”的房子。学敏高兴了好多天，她觉得弟弟会和父母同住，那她就可以去住那间小卧室。她兴奋地跟我讲：“我要把蔡依林的海报贴在床头最显眼的位置！”
可到了搬家的那天，学敏的美梦落空了——她得到的是一个逼仄的、堆满杂物的阳台。那个小阳台上有一张简易的小床，是用几块红砖和木板垒起来的。顾昌荣说，那是她睡觉的地方。除了那张简易的床，阳台还堆放着许多家里不用的杂物，石匠做活的那套工具只能堆在床尾。
学敏气不过，把自己的东西往地上一扔，说：“谁搭的谁睡，反正我不睡！”她试图用愤怒反抗，得到的却是一家人的冷漠。弟弟将她的行李踢到一边，嫌弃她挡了自己的路。宋琴在一旁讲：“现在就这个条件，没办法。”
事实上，那时学琳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钱，顾昌荣已经不再做石匠了，他们两口子一起开了个豆腐铺子，收入也不错。在回迁房建好之前，国家每个月都会发五百块的租房补贴，顾昌荣一家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一套“套三”房子的租金的。
3
学敏脾气硬，她不愿住阳台，选择了住校。顾昌荣觉得她是故意浪费钱，对她说：“你要住校可以，但是休想我给你一分钱，我说了的，只管你学费。”
之后，他当真只给学费——他要是连学敏的学费也不给，学琳可能就不再往家寄钱了。作为家中老大，顾学琳一直对父母的话言听计从，少有忤逆，但在让三妹读书的这件事上，她是一步都不肯退让的。
学琳的工资不高，每月她刨除自己的生活费，剩余的钱先寄一部分给爸妈，再寄一部分给三妹做生活费。在外多年，她连一条三十五块钱的裙子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有一个月，学琳生病住院，花费超支，没能及时寄钱回来，学敏囊中羞涩又不肯找同学借钱，就靠着八毛钱一份的白米饭，用开水泡着，就着榨菜，分三顿吃。她这样吃了一个礼拜，终于因为低血糖在教室晕倒，动静闹大了，我才从他们班同学口中得知她的窘境。我将她带回家，我妈当即下厨给她做了一桌饭菜，她一边吃一边哭，说：“亲妈都没芬孃好。”
后来，我妈再去宋琴的店里买豆腐，就委婉地提醒她应该多给孩子一点生活费：“孩子还在长身体，而且高中学习压力也大。”然而宋琴送我妈出店，立马就去隔壁买排骨，说要给儿子补身体。
我妈非常气愤，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让我多带学敏回家吃饭。此后，她再也不去宋琴的店里买豆腐了。
每个学期开学，对学敏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她找父母拿学费，总要遭受一番冷嘲热讽。宋琴始终认为女儿成绩再好，考上再好的大学，将来有再大的出息，都跟他们夫妇没多大关系，“女儿出嫁就别人家的人了”。
好在学敏上了高三后，大姐寄回的钱也变多了一些，她手头宽裕了点。我妈仍经常叫她来我家吃饭，有时候赶上学校放长假，就让她留宿——和从前一样，顾昌荣夫妇不会过多理会女儿的，用学敏的话说，只要她没死，她爸妈就不会关心她怎么活。
后来，学敏考上了浙江的一所大学，顾昌荣夫妇以她已经成年为由，提出不再给她学费——他们故技重施，想逼迫学敏放弃上学，出去打工赚钱补贴家里。但学敏的性格跟大姐不同，她硬是打了两个月的暑期工凑齐了学费。入学后，她又勤工俭学赚生活费，大姐学琳也始终支持她读书。大学四年，她愣是没花父母一分钱。
2011年，二十三岁的学琳趁休假把男友带回家见父母，想谈论结婚事宜。
男友比学琳大五岁，是四川绵阳北川人，个子高瘦，皮肤黝黑，精神抖擞。但宋琴一见到这个衣着朴素的未来女婿，就横眉冷眼，提出要男方拿出三十万元的彩礼，还要买车买房。
学琳的男友也是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不过几千元，他老家在北川山区，家境不算殷实，这彩礼钱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可宋琴不管这些，她拿出学琳念书时得的奖状，得意地说：“这都是大妹得的奖状。她小时候成绩好得很，一直读书，肯定可以考个比三妹还好的大学。你娶了她，生的娃娃遗传她，肯定也是个好成绩，不就把你们一家人都从山沟沟里面带出来了嘛……”
这话，让学琳的男友倍感耻辱，更是戳到了学琳内心的痛处。没等宋琴把话说完，学琳就站起来将那些奖状一把抢过，然后就带着男友离开了家。
这年冬天，学敏回家帮大姐偷出了户口本。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学琳就和男友领了结婚证。婚后，小两口用多年的积蓄，再加上男方父母的支持，在成都开了一家米粉店。楼下开店，楼上住人，二人过起了平平淡淡的小日子。
宋琴得知这个消息，气得半死，她在自家的豆腐店里和许多顾客发牢骚，说自己养了两只白眼儿狼。她甚至当着学敏的面说：“你姐嫁了，还有个你，再不济，还有老二，我生你们就为今天！”
学敏已经对父母失望透顶了。她在浙江上大学，寒暑假回家只能睡沙发——分下来的安置房明明有三个卧室，宋琴却将其中的一间改成了儿子书房（他上高中了）。学琳得知这一情况，就把自家的出租屋收拾出一间留给三妹。此后，学敏放假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4
没有在大女儿那里挣到彩礼，三女儿也不回家，宋琴就又把主意打到了二女儿学薇的身上。那时学薇的养父母已经从县里搬到了遂宁市，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待学薇视如己出，一家人和和睦睦，过得很幸福。学薇脱离苦海，但从来没有忘记两个姐妹，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三妹放了寒暑假，她们就聚在一起。
不知宋琴从哪里打听到学薇在成都做影视推广，有时一个月能挣两万多元，她还有了一个男友，是她的同行，两人感情稳定，已经见过双方父母，准备结婚了。那天，宋琴给学薇打去电话嘘寒问暖，学薇性格软糯，面对亲生母亲突如其来的关心，她心里有些膈应，但没好意思直接挂电话。宋琴趁热打铁，询问学薇未婚夫的情况，还煽情地说：“毕竟你是我女儿，我总该有资格知道对方的人品怎么样吧。”
学薇便把未婚夫的情况如实相告，说男生是她的同行，收入尚可。家里有个哥哥，是汽修师傅。他们的父亲早逝，母亲在帮哥哥带孩子……宋琴听完，不置可否。
半个月后，一个陌生人请求添加学薇的微信，自称是学薇母亲介绍来相亲的。学薇一头雾水，打电话问养母，养母莫名其妙。直到宋琴发来微信，学薇才知道这人是她推荐的。
“小华做物流生意，好几家物流公司呢，每个月收入大几万，你跟着他不会吃亏的。而且人家还答应给四十九万的彩礼呢，到时妈给你二十万，你留到当私房钱！”
学薇试图解释自己和未婚夫感情稳定，宋琴当即打断她：“感情能当饭吃？能当钱花？你听妈的，不会错！”
学薇终于忍受不了，回道：“你不是我妈！”说完，她就拉黑了宋琴的电话和微信。
宋琴不甘失败，又发动身边的亲友给学薇施压。那段时间我在老家，一次饭后遛弯儿时遇到顾昌荣夫妇，他们便要我给学敏打电话，让她去劝二姐与小华结婚。
我妈多问了一句：“这小华是谁啊？”
宋琴说：“哎呀，就是我店对面的那个物流公司的老总。”
我妈一听，咂巴了一下嘴巴，就拉着我离开了。后来她告诉我，宋琴口中的“物流公司老总”其实是一个大车司机，在省内跑货运，三十九岁，离异，带着一个七岁的儿子。
我妈说：“你宋姨也不怕遭报应。”
很快，宋琴的“报应”就来了。
她最心疼的儿子廷伟没有考上大学，顾昌荣本想多花钱送他去念大专，但他一心只想闯社会，根本不想读书。宋琴依了儿子，但廷伟上班也定不下心，整天和一些酒肉朋友混在一起，后来干脆闲在家里，从父母的兜里掏钱生活。
2018年底，廷伟在桥头吃烧烤，酒后与人发生争执，继而动手。对方两个人，廷伟这边五个人，廷伟一马当先，一酒瓶敲破了对方的头，一伙人一拥而上，扭打在一起。廷伟长得人高马大，将对方压在身下狠揍，站起来后，又提起旁边的桌子砸了下去。这一砸，砸断了对方的一条腿。
伤者报警、住院，最后鉴定为九级伤残，提出要五十万元赔偿，否则就法庭见。宋琴担心儿子的人生履历上留下污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之后她便和丈夫一起赶到成都，想让大女儿和二女儿拿钱救弟弟。
他们联系不上学薇，也不知道她的住处和工作单位，所以就抓住学琳一个人闹腾。他们在米粉店门口又哭又闹，警察都招来了好几回，搅得店里的生意都没法做了。学琳气得直掉眼泪——五十万，她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她对父母说，廷伟已经是成年人了，他闯了祸应该自己承担责任，不应该拉一家人下水。宋琴走上前，当众给了女儿一耳光，骂道：“你就指望着你弟遭关起，你就指望他过不好！”于此同时，顾昌荣冲进厨房拿起菜刀，以死相逼。
其实，这些年顾昌荣夫妻做着生意又省吃俭用，应该攒下了不少钱。宋琴曾在邻里间放言，说他们已经给儿子攒足了老婆本，还准备为他在成都买一套两百平的婚房，“当然，女方也要出相应的陪嫁”。眼下，儿子出事了，他们却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逼学琳把米粉店盘出去救弟弟。学琳的丈夫不忍妻子伤心，答应了，他仓促把米粉店盘出，换回二十七万，全给了顾昌荣夫妇。不过，他提了个条件：拿了这钱以后，学琳就与你们再无瓜葛，以后生老病死，她都不再理会了。
宋琴救子心切，拿了钱就回家了。听说他们还打电话找学薇的养父母要钱，把他们气得直跳脚，双方大吵一架。最终，他们凑齐了五十万，让儿子免了牢狱之灾。
远在浙江的学敏得知此事，一言不发地将父母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之后又换了手机号和微信号。她坚决地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三姐妹中，她一直是最“铁石心肠”的那个人。
5
廷伟的事摆平后，不到一年，宋琴就病倒了。宫颈癌晚期，医生表示已经无力回天了。
癌痛让宋琴辗转反侧，寝食难安，人很快就被折磨得形销骨立。她变得更加刻薄，常把顾昌荣一顿痛骂。顾昌荣早年做了很多体力活，精力早已大不如前，一边照顾患病的妻子，一边还要忍受她的痛骂，得不到片刻喘息，心力交瘁。而他们一直放在心尖的儿子，在来医院陪护了两个晚上后，就以“妈的病，我一个男的在不方便”为由走了。
顾昌荣又想到了自己的三个女儿。可能是觉得自己让学敏读完了书，底气最硬，他最先给学敏打电话，但根本联系不上。接着，他认为大女儿性格温厚，即使说了“断绝关系”的狠话，应该也不会置他们于不顾，又联系顾学琳。可他打了电话才发现，那串号码已经是空号了，微信也被拉黑了。思前想后，他又试着联系学薇，他没有学薇的手机号码，就把电话打到了她养父母那里。养母对宋琴患病的事表示同情，但并未提供联系方式：“我女儿工作很忙的，实在抽不开身呐。”
万般无奈之下，顾昌荣把电话打到了我这里，想让我帮忙联系学敏。接电话的时候，我恰好和顾家姐妹在一起，其实她们对宋琴患病的事早有耳闻，但大家的想法并不统一。学琳觉得毕竟是亲妈，还是想回去看看，学敏却说：“他们有儿子，用得着你吗？”一句话勾起了过往的那些不堪的回忆，最后三姐妹狠下心肠，没有一人出面。
2020年新年过后不久，宋琴去世了。受疫情影响，她的葬礼非常冷清，除了几个娘家的至亲，几乎无人到场。她的棺木前面就只有顾昌荣一个人在烧纸，廷伟在她住院期间与人斗殴，被警方拘留两个月，直到她葬礼结束、要抬棺“上山”的时候才回来。顾昌荣越想越悲愤，他反复地问：“为什么她劳碌一生，为孩子做尽打算，临了却一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就连抬棺上山，都差点要侄子们代劳。”
毕竟相识多年，爸妈带着我也去给宋琴上了一炷香。顾昌荣抓住我，让我给学敏传话，“至少让她们三姐妹回来磕个头”。当我听到他埋怨女儿们时，很想反问他：“你们那么周全的打算，有一样是为了女儿吗？还不是为了顾廷伟。”但看到他花白的头发，晦暗的脸色，我还是把这话咽了回去。
我把话如实传给了学敏，宋琴入土的那天，三姐妹还是回来了，在坟头烧了纸钱，上了香。一向在姐姐们面前称王称霸惯了的顾廷伟当即跳出来呵斥她们，用词污秽、恶毒，简直不堪入耳。顾昌荣试着拦了一下，收效甚微，于是他干脆坐在路边，任凭儿子辱骂三个女儿。学敏脾气最硬，她当即丢下话：“再踏进顾家门，喊你一声弟弟，喊他一声爸，我就是狗！”
这场家人重聚不欢而散。此后，顾家父子在老家县城生活，三姐妹在成都打拼，彼此在明面上再无往来。但学琳作为长姐，终究心软，无法做到完全撒手不管，有时候会悄悄回老家看看，图个安心，或者拜托信得过的亲戚照看着一点父亲。学敏也渐渐长大，逢年过节会包个红包让亲戚转交。
2022年年末，六十岁出头的顾昌荣总觉得劳累，在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只好隔三差五的提着大包小包的药回家。豆腐店早已盘出去，顾昌荣没有精力再做事了，就靠着前半生的积蓄和每月不到一千块的养老金生活。顾廷伟已经年近三十，仍没有正当工作，他没钱就问父亲要，父子俩经常为钱吵架。
眼看着儿子指望不上，害怕晚景凄凉的顾昌荣就再次想到了女儿们。他拜托了很多人帮忙，但这些人都回复说“联系不上”。一位长辈来看望顾昌荣，老人家说话简单直接：“你们当初做那些事，就该想到有这一天。”
6
今年“五一”，学敏要在老家办婚礼，她依然没把这消息告诉她爸。那家酒店就在顾昌荣家附近，相隔还不到三公里，有亲戚不忍心，就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顾昌荣。顾昌荣来了，没进去，就站在街对面望着。
一个月后，我和我妈又回了一趟老家，偶然得知顾昌荣住院了。毕竟是多年的邻里，我妈就提了些水果前去看望。我们到时，顾昌荣穿着蓝条病号服，正呆坐在病床边，直勾勾地看着对面床上——那位病友正在和他的小孙子下象棋，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递到他嘴边，一家人欢声笑语，气氛融洽。
顾昌荣看得出神，眼里满是羡慕，直到我们走上前去，他才回过神来，匆忙地抹了一把眼角。见我们来看他，他显得很高兴，拉着我妈问长问短，从“现在政策好，生病花钱国家报销”，一直回忆到二十年前“我和你男人打牌，在牌桌上捉到了个老千”。
他一个人叨叨了半个小时，我妈只附和，听他说。说完，他又抬头看看我，下垂的眼睛里像是蒙了一层雾：“不知道……三妹咋样了。”
没人接话，我妈只让他好好养病。我们临走前，他忽然站起来，局促地搓着手，看着我说：“我想麻烦小路个事情。”
我妈看了看他，又看了我，问道：“你说，什么事？”
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他要“麻烦”的是什么事。他一开口，果然是想让我帮忙联系、劝说学敏，让她回来照顾自己。末了，他又说：“我想，能不能她们三个都回来一下，我想，跟她们道个歉。”
我愣了一下，我妈说：“哎呦，道撒子歉哦，你是她们爸叻。”
顾昌荣尴尬地笑笑，又看着我说：“麻烦你啦，小路。”
这是顾昌荣第四次请我“帮忙”了。第一次是几年前，他和宋琴请我去说服学薇嫁给那个“物流公司老总”；第二次，是宋琴重病时，他拜托我劝学敏回家照料母亲；第三次，是宋琴离世，他让我联系学敏，叫三姊妹回老家上坟。
这第四次的忙，我依旧没有应承，只是礼貌地说：“顾叔，好好养病。”说完，便拉着我妈离开了。我妈怪我心肠硬，我反问她：“当初他们夫妻俩做的事，你又不是不了解。”
后来，学琳和学敏还是知道了顾昌荣住院的事，两人去医院看望，顾昌荣很激动，几乎是小跑着上前迎接。父女三人围坐在病床边，顾昌荣说了很多话，他的确是想给女儿们道歉。
学敏把头别到一边，如今的她已经成家立业，但偶尔还会想起从前。她记得上高二那年，学校要交一笔资料费，八十三块，她回家问父母要，顾昌荣一边宰鸡一边说：“都给你交过学费了，咋还要钱？没钱，你问也没钱。自己去想办法。”她走投无路，只能在放学后去街边捡塑料瓶和废纸板。她捡了四天，卖了四十三块八毛钱。她从废品站出来的时候，遇上了班主任，得知她的困难，剩余的钱班主任就帮忙垫了。
那天从医院里出来，学敏给我发了条消息：“他不是良心发现来跟我们道歉，他是怕老了没人管，才来道歉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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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为他算的命，他挣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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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冬天很漫长，约莫十月份开始下第一场雪，留不住，落地就消融了。到了十一月份，风像刀片一样，直打得人裤管子发沉，袖子发紧。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冬天最难捱的事情是离开被窝出屋上厕所，出去院子里一趟，回来了被窝就不暖和了，可憋着尿接着睡，就保不齐在梦里找到厕所解决了。
有一年冬天清晨，我在屋外面上厕所，正看见隔壁朴大爷抱着肩膀弓着背往外走。他经常穿着破旧不堪的羊皮袄，恰好他又姓朴，所以我们正在学拼音的一帮小屁孩就叫他“皮袄”大爷。入冬了，各家各户都在准备过年。过完年，大人们能干的事儿基本上就剩下打麻将了，没有人起这么早。我问父亲，朴大爷干啥去了？父亲要我别在意这个大爷，说那就是个走街串巷耍绝活儿的“老二流子”。
东北人说“二流子”，有点像“流氓”，只不过朴大爷是会点技术的流氓。后来我才知道，朴大爷的舅舅是我们这儿啤酒厂的主任，他偶尔天不亮就走，为的是赶上厂子食堂进菜，他总是热心帮忙，然后顺手拿走一捆半捆的，回来吃段时间，吃完了转天早上再去。这个中年人最大的营生是在城里各个厂区门口摆摊——在棉纺厂门口卖啤酒厂的啤酒，再买一点棉纺织品去火柴厂换一些火柴，回村子里用火柴换完鸡蛋，再去皮革厂买皮革，最后用皮革找自己的舅舅。卖啤酒的时候，总会有人问朴大爷：“为啥你的啤酒这么热乎啊？”朴大爷总得故弄玄虚地说：“凉啤酒炸肺，刚出厂的啤酒就是热乎的，你懂个屁。”
除此以外，朴大爷还时常在各个厂子门口耍他的“绝活儿”。他摊开羊皮毯子，就能吆喝来很多人。空杯变酒，空盆取蛇，隔空取物，测八字，凭阴阳算运势。我印象里没有什么歪门邪道是他不会的。
曾有一天，他半蹲下来，神秘兮兮地拉着我的手说：“你今天去老孟家，找孟小柱玩。”
“我不去，孟小柱大鼻涕往衣服上抿……”我挣开他的手。
“你去，你今天晚上去，准能吃到狗肉，如果运气好，兴许有鸡肉，到时候你回来告诉大爷一声。”他拍了拍我的手，在我手心里塞了一块糖。
当天下午我去找孟小柱玩了，到了快吃饭时候，孟小柱父亲回来了。他在城里做锅炉工，被村里人叫“孟黑塔”，人如其名，又黑又高又壮，像个大黑塔。孟黑塔为了给老母亲补身体，养了两只乌鸡。那天孟小柱为了跟我炫耀“白色的鸡”，就把乌鸡放出鸡舍了，然后我俩出门疯去了，忘掩上了鸡舍的门，他家看门的狗就进鸡舍把鸡咬死了。那个时候能搞到乌鸡不容易，孟黑塔进家看到鸡断了气，一气之下飞起一脚，就把狗踹死了。
当天晚上，我真的在孟小柱家吃到了狗肉。后来朴大爷在我这儿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放声大笑，急忙跑去孟家，用两瓶啤酒和孟黑塔换了一对乌鸡爪。后来时常能见到他手中把玩着一根黑骨棒。
他回来的时候还和我讲：“你孟大娘有意思，见着我来，急忙把锅盖盖得严严实实，生怕我是来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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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朴大爷站在村口，脚下堆着许多东西。乡亲们又都很自觉地来到朴大爷身边围着，有人想伸手拿东西瞧瞧，手被朴大爷用烟袋锅子敲打了回去：“等人齐，等人齐！东西我都帮买了，谁也没落下，这要是拿多拿少了，人家怪我贪钱了该！”
朴大爷神气极了，他似乎很享受此时此刻的状态。村里人夸他真有本事，真有能耐，跑去那么老远的地方给大家买东西。
但这次与以往带货回来时不同的是，朴大爷还带回来一个看着八九岁左右的孩子，他说这孩子是“没人要的”。没有人深究的，谁也不会问，毕竟谁也不是经常需要这个“二流子”帮忙从外地买东西，这股热络劲儿不需多久就会消散，谁也不愿意跟他发生太多的联系。
朴大爷看看人差不多齐了，就煞有介事开始分东西，任谁来领自家的东西，都要让那个小男孩来传递：
“来吧，把里面这袋林蛙给你李二娘，你这一包林蛙让我放最贴身的地方了，可真是有点贵啊！”
“把这根儿老山参，给你边儿上那大胡子！那个叫大爷，恭恭敬敬递过去啊！我这一路啊，最怕它丢了，火车上睡觉我都是搂怀里睡的觉。”
小男孩递过一份东西，就亲亲近近地喊一声“大爷”“大娘”，谁都得夸一句“好孩子”，但是没人问这孩子是哪来的。
后来这孩子被朴大爷取名叫朴心，他特意强调，是“朴素的一颗心”的意思。他警示我们这些孩子不要叫错了音，让阎王爷听见了，下辈子该托生不成人了。而我们那个时候对阎王爷的存在从不怀疑。
朴心天天被朴大爷训练“绝活儿”，但是我隔着院子总能听见打骂声，可见训练成果并不好。朴大爷对村里人说，“我给他‘绝活儿’，他以后饿不死，我这是帮他。我给这孩子算过，他以后是靠手吃饭的，他非得走这条道不可。
没过多久，朴心也随着朴大爷开始走街串巷，在各个厂子门口摆摊。可下岗的工人越来越多，关门的厂子也越来越多，能去摆摊的地方越来越少。有一天我隔着院子栅栏见朴大爷在和一个老男人争吵：“娘亲舅大！你不管我谁管我？”“我倒想管你，谁管我啊？我下顿饭还不知道在哪张桌子上呢！我就凭这个管你啊？就这？”老男人将手里一个同样盘得锃亮的黑骨棒举至头顶，重重摔了下去，扬长而去。
我印象里，那段日子里的空气清新了许多，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众多工厂停工的原因。村里有个大娘骑的自行车总吱呀吱呀响，她逢人便说，这车子原来也响，去厂子上班时候浇点机油就好了，现在这个机油不知道该去哪儿浇了。原来在火柴厂上班的叔叔以前经常给邻居们分火柴，在停工以前，他拿回家十几大箱子火柴，邻居们见了又按惯例分走了许多。叔叔人有点木，当时看着大家分火柴，什么也没说，当天晚上，他老婆就各家各户去讨要火柴，一边说着抱歉一边把火柴往笸箩里搂，有不讲理的邻居不想还，女人就会扯出一大套嗑儿：“这么多年分了多少火柴啊。”“我们家说别的不行，要说邻里邻居用的火柴，我腰板可硬邦。”“现在厂子黄了，谁家都不富裕，一点火柴还跟我抢！”我眼瞧着她走出别人家院门后，笔直的腰就软下去，气性也消了三分，敲响下一个门前，又要鼓鼓气。
也就是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朴心丢了。村里的孩子不一定就去哪儿疯玩了，太晚不回家也是常事。那段时间朴大爷心气儿也不顺，他在院子里拿棍子等了一宿，也不见人回来。邻居们都劝朴大爷，说许是朴心回家看见你拿棍子了，就没敢进院子，不一定躲谁家了。我父亲也打着哈欠跟朴大爷说：“是不是去了什么亲戚家啊，你好好想想吧。”
众人正打算回家，朴大爷突然站起来，想起来什么似的，抄起棍子跑出村去。也没人追上去问问——出了村子就是另一个世界了，谁都不太愿意太费工夫帮村里这个“二流子”什么忙。
入夜了，村里最晚一批下班的人回来了。
“这么多人，这是干啥呢，咋都不回家？”下班回村的民警小刘问。
“帮老朴找孩子呢，这孩子一天一宿没回家，不知道哪儿野去了。”有人答。
“可得多上上心，最近不太平，那么多工人没事儿干，都在大街上闲着。今天这打架就多少起了！”小刘无心地那么一说，众人也无心地那么一听。联想起刚才朴大爷跑出去的样子，在场的一些人反应起来了点什么，但是也都摆摆手，心说“不会的”——就算会，又能咋样，人们因为物质的贫乏，集体选择丧失了很多能力：助人能力，共情能力，道德判断能力。
3
没人在意朴心丢在了哪里，就像当初也没人打听这孩子是咋来的一样。人们惶恐于改革带来的失业下岗，疑惑于新闻里的形势一片大好，感受着市场经济背后的无形力量，费力地接受着从天而降的命运，谁也帮不上谁。在我稚嫩的眼神中，那十年里，长辈们的整体精神状态大抵是：低廉、勤恳、笨拙、狡黠。
当天夜里，朴大爷抱着朴心敲响了我家房门，也就是八九点钟，但是整家人都要睡了。朴心浑身脏兮兮的，脸上盖着羊皮袄。我看见朴大爷小心翼翼问我父亲：“还有救吗？”
我父亲惊愕之余，回头见到我，踹了我一脚，告诉我别出来。我躲在父亲的药柜下面，十分好奇，看着父亲抓起衣服，带着朴大爷和朴心去了医院。
但是于事无补了。朴心瞎了。
很多年以后，我问及朴心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朴心戴着墨镜，望着天说：“那天我一进家门，就看见那个火柴厂的大叔，他是管我爸要钱来的。我爸欠他不少钱，他要了好几次债，也都没结果，所以把我带走了。”。
“他把你带走了，也没联系朴大爷要赎金啊？”我问。
“其实他带我出了村子就开始后悔了，他带着我吃了好几顿饭，特别害怕我爸会报警敲诈他，我一个劲儿告诉他不会的。”朴心哽咽了一下，“他神情很恍惚，他让我回家偷钱，我就告诉他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他也没有很生气。最后他把我用铁链子锁在厂区的柱子上，用很呛鼻子的火把熏我，我开始流泪，看东西就模糊，他帮我擦眼泪，就把我眼皮擦破了，一次次的视线模糊，我就只能看见光了，看不见其他的。”
“朴大爷说跑到厂区找到你的时候，就看见你被绑在柱子上两眼流血，地上躺着那个人，用斧头自杀了？”我说。
“是，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自杀了，只记得突然就看不见光了，也听不见声响了。”朴心说。
朴心是被高温灼烧失明还是有毒气体熏的，已不可知。但是他确确实实看不见了。朴大爷觉得很惋惜，当时医生就建议朴大爷报警，村里很多人听说这件事以后，也建议朴大爷报警。
“这就是这孩子的命，那李老八都已经自杀了，警察抓谁啊？”朴大爷叹气。
从那以后，朴大爷与朴心才正式以父子相称。
那些年以后，东北的治安逐渐变好，不过变好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很多反常规的事。
有天我父亲和一个同事串夜班，我去医院给他送饭。跟我父亲串夜班的是个年轻人，姓徐，卫校刚毕业就来主力科室的关系户，交上踩下的。我到时他还没走，正在有一搭没一搭跟我父亲唠：“哎呀，孙哥，你说这雨天，要是吃顿火锅是不是挺美？”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不说你有事儿吗？”我父亲看着外面的夜雨，伸了个懒腰。
“等呢，有人安排我。”徐医生看着窗户玻璃上的影子，打理着自己的头发。
“那个总来找你的女孩呗？”我父亲问。
“是，我帮她点小忙，她请我吃火锅。”徐医生漫不经心地道。
“嚯，火锅啊，真有钱呐。”我父亲有点戏谑地笑着。
我看着徐医生的嘴型，似乎暗暗骂了句“老土”。这时候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男人，穿着紧身背心，布鞋白袜。
“哪位是徐大夫啊？我找徐大夫。”他进屋以后环顾了一下四周，热切地问道，满脸堆笑看向徐医生，又看向我父亲。
“我就是，你是哪位啊？”徐医生一脸疑惑看着眼前流里流气的男人。
男人反客为主，拉着椅子坐下，抓起徐医生的手握了握，又捏了捏徐医生的肩膀：“我家一个妹妹，徐医生给治好的，我妹妹回来和我说，要我特意来感谢徐医生，看见徐医生在这儿，我放心了。”
平铺直叙地几句话说完，他又站起身来要出去，拉开门后，回头抽出夹在腋下的黑皮包，用皮包指了指徐医生，说了句：“徐医生，你好医术啊！”
我们三人愣在原地，不明所以——这句感谢，语气更像是威胁，最后用黑皮包指人那下，可谓点睛之笔。徐医生估计也很纳闷，他没怎么接手过病人，也能有家属来感谢？
也就一二分钟，走廊里传来一句响亮的喊话：“姓徐的大夫就在里面！干巴瘦！里面俩大人一个孩子！干了！”
我父亲本能地一个箭步向前，用病历车堵住了门，外面立刻有人用输液架凿碎了门上的玻璃，玻璃渣飞溅，几乎全部泼洒向我父亲的脸。那人伸着胳膊向门里抓，我父亲身体后仰堵着门，喊着：“小徐，快来帮忙啊！”
徐医生吓傻在一边，直愣愣看着眼前的一切。门外推门的人越来越多，科室的门上有通风用的老式折页（小百叶窗），有一个瘦小的家伙打碎玻璃，要从上面进来。护士站好像也被砸了，盐水瓶，安瓿，针头，稀里哗啦的，是像流水一样散落地面的声音。在护士的叫喊声里，估计病患们也都纷纷站到走廊看这幕闹剧。我把血压仪抡圆了砸向那个要从折页里爬进来的人，徐医生也拿起散在地上的听诊器挥向一个已经从门缝里挤进来的人，听诊器像一段无力的绳子，轻飘飘地弹在那人的腰背上。
当保卫科的人到达疗区与这些人混打成一团时，徐医生趁乱跑出去科室，但终究没跑出去医院，被人抓住，揍了好一会儿，打他的人口里喊着：“卖假药！害人！我妹妹好容易怀了，你给弄流产了！”那人还向周围看热闹的病患说：“这个人卖假药！我妹妹是瞎的，她懂啥啊，我拿药来你们医院看了，医院不认！我今天打他一顿，给他长长记性！”
4
当我再遇到朴心时，已经是疫情期间，他捐献给市政府五大箱口罩，我去取货。
此时的朴心，在医院的后面开了一家按摩馆。
医院门诊大楼正前方是阔步轩豁的白求恩像，白求恩像的两旁是一众医疗器械专营店和药店，医院的后面是家属楼，家属楼包围着曾经的太平间——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太平间被取缔，旧楼翻新成了急救中心。紧挨着旧太平间的街道，是风格统一的丧葬用品店，门口都挂着纸扎的白花黄花，摆着一丛丛金元宝。朴心的按摩馆就开在丧葬用品店中间，没有客人时，他就在门口的台阶上枯坐，听着过往的行人和跑来跑去的车。
朴心早就给朴大爷送了终，二十出头就与盲人姑娘红月结了婚，医院附近的按摩馆生意都还挺好，两个人一个捏脚一个按摩，想必有些积蓄了。叙旧中，朴心说，他和红月这么多年一直怀不上孩子，前些年终于怀上了，去医院检查就遇到了一个年轻医生，骨科的，离妇产科应该是很远的，但那医生那时勾搭上了一个小姑娘，卖保健品的——这个女的，我听父亲说过，很常见的江湖骗子，通过挂号认识科室医生，挨个“进攻”，常有年轻医生为了这种人帮忙推销各种“三无”产品——如今朴心的按摩馆里，还摆着一个空瓶，上面写着“复方阿胶叶酸肽”，到底是什么成分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听名字就知道肯定是假药。
“当年他说得天花乱坠，骗我说我媳妇是‘大龄产妇’，得补，食补不够，得吃保健品。”朴心再谈起来就如同讲笑话一般了，“他说要补叶酸，要补钙，要吃鱼油，都吃进嘴里不好吸收，所以买他的东西就正好全补了！”
不知道是咋补的，突然有一天红月腹痛难忍，就晕倒在了卫生间。朴心发现以后拨打的120，虽然按摩馆跟医院只有一墙之隔，他却因为眼睛看不见，什么都不敢做。就这样，他们的孩子没了。朴心跟我说得潦草，其实是对苦难的一种省略。苦难将要发生时，人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也免不得被打碎，终于一切都过去了，再怎么石破天惊的事情，人们也没有再重复一遍的兴趣了。
“那嫂子家亲戚挺多啊，当年我上初中，那是他大哥吧，直接打进疗区了都！”我想向朴心重复那场多年前的刺激经历，这种时隔多年的因果，让我觉得欣喜。
“那是你嫂子找的‘医闹’，我们压根不认识那群人。”朴心拉着我的手，示意不要说下去了。
我想起在十年前在各大医院门口都可以见到、整天徘徊在那里的地痞无赖，他们专门对着愁眉苦脸的患者或家属嘘寒问暖，多以讨要赔偿的方式获取报酬，最低级就是帮家属“出气”。也许正是这群人让整个社会达成了一个底层共识：“病人的死亡，医生要血债血偿”。
当年朴心听说徐医生被打，恐怕也觉得很解气。但是他觉得这种方式太过激，为此和红月大吵了一架。朴心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弱者，终将不能迫害更弱者，哪怕这个人的确十恶不赦，但是起码的准则还是有的。
之后红月的肚子还是不声不响，两个人也不作考虑了，结果2016年时，红月再次怀孕，让这个没有光亮的小家再次点燃了希望。
“那个时候就突然觉得干劲充沛。”朴心说。
“之前难道干劲儿不足吗？”我问。
“原来想的是，趁年轻挣点钱，带着她出去吃点啥好吃的，我们感受不了山山水水了，只能靠舌头了。”朴心咽了咽口水，“知道自己有孩子了，就想着努力攒钱，让他过好日子，两股劲儿！”
朴心吸取了教训，不再听信他人的建议，让媳妇定期孕检。他买了许多保健品，但是红月因为上一次被徐医生忽悠，再也不信，一口不吃，她坚守生命也要这个孩子。
但问题依旧发生了，唐氏筛查时，出现了高风险提示。朴心在医院边上干了这么多年，当然知道唐氏综合征是怎么回事，一家子又陷入了沉寂。
“红月那段时间把自己锁在家里，任谁的话也不听，就是想要下这个孩子。”朴心说。
“那你想要吗？”我问。
“我比她还想要，但是你说说，我们俩是瞎子，带一个唐氏综合征，这要是上街要饭，不得赚得盆满钵满？”朴心笑着回答。
红月害怕朴心强制拉她打胎，又怕自己意志动摇，在大概怀孕18周时，带着钱，一个人去了长春养胎。红月对小城这家医院抱有怀疑，她坚信长春会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但是得到的结果大抵是一样的。
对于盲人的世界我一无所知。朴心是后天致盲，他对现实世界还有记忆，有具体感知，但红月是先天的盲人，未曾看见过色彩和光亮，无法通过别人的描述去想象世界。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可以去一个陌生城市求医。
“你要告诉她汽车能跑起来因为有四个轮子，轮子能转是因为轮子是圆的。但是她又该怎么感受圆形呢？世界对于她就是棱角和锋利。”朴心哽咽着，“我让朋友带着，去长春找过她，她不见我。我只能不停给她发消息，说我们养不起一个残疾孩子。”
最后，红月一个人在长春流产了。她主动联系了朴心，两个人平静地在长春汇合了，从此不再提孩子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理性战胜了侥幸心理，红月可能是在长春的医生劝导下打掉了孩子，也可能是习惯性流产——朴心更希望是妻子是主动流产，这样对一个迫切渴望孩子的母亲来说，没有那么残忍。
“回家以后，我就给她买了件好看的红衣服。红色养人。”朴心说。
“但是你俩都看不见啊。”
“但来的客人会夸她的红色好看。”朴心说。
“那你怎么和她描述颜色啊？不是更难描述吗？”我问。
“我那天抱住了她，我一遍遍告诉她，红色是热烈的。”朴心答。
5
那天我走以前，朴心的讲述，终于帮我完善了整个故事。
90年代末的长白山，朴心在风雪中饥寒交迫，他应该是被自己的父母遗弃的，或者是自己走失了。他遇到了一个裹着羊皮袄、面色匆忙的中年男人。那个人见了他一眼，就缓和了神色，还把他带回了家。
他被朴大爷带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喝下满满一碗牛血，朴大爷说：“这是为你‘破一破’。”
在朴大爷家的屋顶吊着的鸟笼子，其实暗藏玄机，那笼子底都画着符，笼子的摆位也是有讲究的。朴大爷为朴心扎过五个替身，名曰“送替身”，因为朴大爷算出他有五个劫难。朴大爷教朴心浅显的人生道理，喝多了酒也免不了打他一顿。每一次出门，朴大爷都要带着朴心。朴心自述：“那些年，‘老神仙’可是见过无数个了。”
朴大爷以为事情已经做到万全，这孩子将会平安长大。但是当朴心眼睛被熏瞎时，才明白一切都是于事无补的。朴大爷告诉朴心，这是他的命。
朴大爷说当初只看了朴心一眼，就看出他和自己一样，都终将无后。朴大爷把朴心带回家是有私心的也是违法的，但是朴大爷自从收养了朴心，就开始为他做着一场漫长的法事，他想打破朴心这种无子嗣的命格，哪怕他已经打破了自己的命格，下辈子托生不成人了。
“我爸当年是很不同意我找媳妇的，他一直说我如果找了媳妇有了孩子，下辈子就不是人了。”朴心说，“但是，最后那几年，他好像突然变了，那一天他拉着我喝酒，把他这辈子讲了一遍。”
朴心讲，朴大爷的父亲是书香门第，一生克勤克俭，做了个小官，家中奴仆杂役，家外良田千顷，但是居然就算出自己将被人冤枉打死，自己的子孙将没有一个能蒙享祖辈荫福。老头子把这命格当作玩笑告诉了尚且年幼的儿子，没想到爷俩儿的玩笑话一语成谶——朴大爷在少年时，眼看着自己的家中杂役反客为主，良田划分百份，而自己的父亲蒙冤而死。
于是朴大爷在自己人生壮年时，便展开了自我放逐。在人人奋进的年代选择偷鸡摸狗，在人人肩负梦想的年代选择投机倒把。他享受到了脱离时代的清醒，麻木地游走在一切主义和公理之外。
“那天喝完酒，他答应了我结婚的事。”朴心说——他和红月是在盲校认识的，互相喜欢好几年了，但朴大爷一直不许他结婚。那天他送走朴大爷时，朴大爷突然跟他说：别信命，生个一儿半女；如果信命，也要生个一儿半女，下辈子别托生成人，人太苦。
朴心在自己的命格里挣扎了三番五次，终究没有挣脱命，我和朴心背靠着的这家医院，多年前没医好朴心的眼，送走了朴心的一个孩子，然后又为另一个孩子下了“现代科学诅咒”。
“没想到朴大爷居然这么厉害，那你是不是也学了点东西啊，你帮我算算呗。”我说。
“你喜欢什么啊？”朴心说。
“我最喜欢库里南（劳斯莱斯，豪车）。”我说。
“虽然我不知道库里南是什么，但是既然你喜欢，你努力追求，就一定会得到的。”朴心说。
“你们家人都让命给摧残成这样了，还说这种话呢。”我说。
“如果不努力和命争，只会更惨。”朴心一字一顿地说。
我看着朴心，他慢慢转向头看着我——如果他能看见的话，双眼应该是炽热的目光，和他小时候一样，和他每次与自己的命运抗争时一样。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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