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爱演戏的夫妻，都在直播间卖货
文 | 钟艺璇
编辑 | 辛野
运营 | 圈圈儿
3.《突发被查！1天带货2亿狂赚400万，ta背后藏着哪些套路？》，运营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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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染的访谈数据：当写论文遭遇“骗子”
文 | 张宇 魏晓涵
编辑 | 王一然
隐秘而微小的骗局
如果不是点开豆瓣小组的帖子“吃瓜”，小贺不会意外发现，自己也成了那个被骗的人。去年年底，她看到有人讲述“招募访谈被骗”：发帖人挂出了五个微信截图，是同一个人假扮的——他们说话的语气、声音以及对同一个问题的观点都非常相似。
“怎么她截图的微信我也见过？”小贺意识到不对劲。她在欧洲读社科专业的博士，就在一两个月前，为了完成一篇研究平台劳工的论文，在豆瓣和小红书上发布了招募信息，想找一些合适的研究对象。
学生接触的圈子有限，加上之前疫情，线上招募变得普遍。小贺进展顺利，大概是因为80块一个人的访谈费，陆陆续续有十多个人找到她，表达了意愿。
被挂的“骗子”是其中一个访谈对象推荐的同事，那个访谈对象声称做过数据标注工作，对方“很真诚、很有礼貌”，对于这份专业工作中的一些细节也都答上了，比如如何在平台上接任务、工作有哪些具体步骤，还主动提出推荐自己的同事。
●招募访谈小组里的避雷帖
小贺从没想过在学术访谈中，存在被骗的可能性。她决定找对方核实一下。“可以提供一下工作证明吗？用于存档保存。”对方发来的不是工作证照片，而是一张网上下载的2D电子名牌，然后马上就撤回了。小贺质问：“为什么你推荐的人被曝光是‘骗子’？我们受骗的学生准备投诉报警了。”对方拿不出更多证据，也不再回消息。
小贺顿时有点崩溃。耗时三个月收集的20个数据还在她电脑里，其中有5个可能是作废的，作废的还有500块左右的访谈费和介绍费。更让她耿耿于怀的是，浪费了原本宝贵的访谈时间和数据，以及情感上的信任。
对她来说，那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因为签证她不能回国呆太久。前期进入田野观察就花了很久，留给线上招募采访的时间就很紧张。一天要密集地完成三四个访谈，中间没有太多休息间隔。直到她回过头重新听当时访谈的录音，发现确实有三个人的声音似乎一模一样，时间仓促，她那时甚至没有意识到，“骗子”介绍的另一个受访者也伪装身份和她访谈了两次。
后来仔细回想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但小贺都一一帮他们合理化了——“沟通费劲可能是因为对方普通话不太好，所以语言表达不通畅”；一个自称四十岁的女性微信头像是柴犬，有点奇怪，但转念一想，“还挺潮的”；至于那些很“真”的工作细节，她后来意识到，在网上都可以搜到。
小贺发现很多人也遇到类似的状况，学生们遭遇的骗局涉及许多领域——有人假扮HR，有人假扮虚拟主播受众，有人伪装红绿色盲，甚至还有男性装作孩子妈妈。小贺后来发现，有一个招募对象以没空为理由推迟访谈的同时，在接受另一个访谈，她觉得这并非偶然，“应该是一个团伙”。
“陈子玲”们
嘉嘉在豆瓣一个招募访谈者的小组做管理员，她曾在“骗子”的群里卧底过，准确来说，是两个“薅羊毛”的群。群里从早到晚不断共享着各种“薅羊毛的信息”，银行APP下载抽奖、小程序做任务领红包、关注公众号参与抽奖，也包含有偿访谈的链接。他们在群里交流伪装的经验，比如怎样“拿网图”蒙混过关。
也有人聊起生活，“带孩子太难了”，或者吐槽自己的学校；还有一些人看起来文化水平不高，“说话没有逻辑，道理也讲不通”。她试着偷偷拿小号去提醒招募者，信息反馈到了群里。“要抓卧底了，是谁这么不要脸揭露我们？”后来群也解散了。
嘉嘉是在去年意外发现，有人会为了“薅羊毛”，伪造身份接受有偿访谈。她住在广州，疫情期间公司停工，失业后想搞点钱花。她在抖音上看到有偿访谈，接受了几个和自己经历相关的，其中一个学生聊起遇到了“骗子”，还给了介绍费。
嘉嘉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了，老家的女孩子基本都很早就辍学不读。“觉得读太多书没用，嫁人就好了。”她初中毕业之后就四处打工，服务员、超市销售员，什么都做过。在广州40度的高温下，嘉嘉做过找路人扫码的兼职，最后被老板扣了三分之二薪水，还被拉黑了。她痛恨被骗，想帮这些学生。
她在豆瓣小组里看到了许多被骗的帖子，积极给组长出谋划策，后来自己做起了管理员，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提醒、私信招募者，也搜集被骗的信息，再把“骗子”挂出来。
打过交道的“骗子”不少，嘉嘉觉得他们总是很着急。有人嫌弃半小时访谈时间太长，有人甚至还没等学生确认身份，就一个电话主动打过去。在校生琥珀的确遇到过，她在豆瓣小组招募外语虚拟主播的观众——突然有一天在几分钟之内，微信弹出很多加好友的信息。她觉得很奇怪，“有这么巧吗？”
这些账号有微妙的相似性，一些头像都是紫色红色的花，分辨率不高，昵称也没什么特别的；有些人在朋友圈发兼职信息，和她之前采访过的观众完全不同。她甚至看到有人朋友圈发了自己小孩的照片，再点进去就被屏蔽了。有男生顺着招募信息找来，当时她招的是女观众，对方反问她，“你把我当女的不行吗？”
嘉嘉打交道最多的是一个叫“陈子玲”的人。有段时间，她反复出现在每个招募访谈的帖子里，有很多个账号和身份：离异的女人、不同年级和学科的教师、沈阳的外卖员、南昌的快递员、某校的大学生、八年周刊记者等等。
她像幽灵一样变幻莫测。如果索要身份证明，她也能有所应对，要么提供信息打码的网图，要么以隐私问题不方便为由含混过去，甚至要求在证件上比手势拍照，她也能满足。
嘉嘉猜测这个名字背后可能是一个团体，如果尝试联系这些账号，他们都会在收到私信后将人拉黑。她只能在避雷贴里列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疑似陈子玲小号的昵称，小号不断更名，这个名单也越来越长。这些账号的IP归属地大多来自同省，反复给同一个证书P图以自证身份，转账时显示的名称最后总有一个“玲”。
●某位访谈者用同一个工牌P图 ，扮演多重身份。讲述者供图
嘉嘉觉得，大多数“骗子”的破绽不难发觉，比如遇到专业信息，回答就变得简略模糊。不少人一度卡在验证身份一环——一旦提出类似要求，就再不回复了。让她觉得艰难的是，大多数人对“骗局”完全没有意识。
即使提醒过在欧洲读书的小贺，对方还是被骗了几百块，嘉嘉觉得这些大学生“清澈愚蠢”，“你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什么东西？都跟你讲了你还不听劝。”
但小贺有些为难，她更担心索要身份证明，好像把访谈对象给推远了。她相信，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访谈的基础，她会在自己的主页发一些生活日常，分享自己的经历给对方信任感。
“不好意思”的心态成了被抓住的软肋。在南方一所大学读本科的小螺，怀疑过一个网上访谈对象的身份，但没有当场说出口。“中途质疑对方太尴尬了”，她安慰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组，不缺自己这一篇稿子，也把访谈的内容交上去了。
小螺是特意来豆瓣找访谈对象的，她曾经线下招募过快递员和外卖员，“那是我人生中做过最痛苦的一次（访谈招募）。”和学校的邮政快递员联络了一个月，对方只是口头答应；在学校门口的外卖柜蹲守过，挨个跟外卖小哥说，每次都被拒绝。
要么就牵扯到人情。“各种关系介绍来介绍去，太可怕了。”线上把访谈简化成金钱关系让她觉得舒服多了。自由，也能突破人际圈找到更多样的群体。
尽管第一次线上招募之后留了个心眼，第二次为毕业论文找人，小螺还是遇到了三个“骗子”。有人编造自己的工作地点，有人从网上下载了一张PPT伪装自己的工作文件，被她通过网上识图搜了出来。还有一个人说不出细节，她试图中断访谈，反而被对方攻击，“你不要脸，浪费我的时间。”她一度有点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误会别人了，有点过分？
很多学生心软最后就给钱了；也有学生发现了破绽，但没有停下，“当时比较急，就凑合一下，访谈费也没多少钱。”
网络时代，辨别变得更难了
被骗之后，在欧洲读书的小贺偶然和一个德国的博士聊起，才知道对方也曾在访谈中遇到过伪装身份的人，国外的研究者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招募帖很常见。“国外也会给受访者提供一些像购物券之类的补偿，二三十欧。我给每小时80的访谈费，在国内对以体力工作为主的人来说，比他们很多人的时薪都要高了。”
她和一个受骗者聊过，能不能让“骗子”受到惩罚？结论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再隐秘而微小不过的地带，最后涉及到的只有几十上百的访谈费、一些时间和有风险的数据，“没有证据，同意访谈，相当于双方自愿的选择，更加没法报案。”
在她就读的国家，有相对完备的学术审查流程——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国家有更大的数据隐私保护机构。“在你正式访谈之前，至少需要2～3个月的流程，才能拿到审批开始研究，如果涉及到敏感群体，学校会更严格，需要半年甚至更久。涉及到的问题非常细致，比如怎样和你的受访者沟通、怎么呈现知情同意等等。”
这样的伦理要求更多是在保护被访者。至于实际的数据是否被污染，“基本默认了你所有数据是真实的”，只有在研究被质疑的时候，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真实性。
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副教授陈阳介绍，在学术界，争议性事件一般会要求研究者将田野笔记交给由学者组成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审查，目前国内没有类似的审查制度。在她的经验里，期刊在审核阶段一般会相信作者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将关注重点放在访谈的结论和理论价值。
小贺的社科访谈大多是定性研究，“当你采访到十几个人，数据相对饱和，如果有两三个虚假的，不会影响你大方向上的判断。”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有人提到自己在给毕业论文查重的时候，才发现被骗了——对方说的内容和知乎上的一大段文字一模一样，只能紧急调整。小贺的办法是，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让对方提供工作页面和身份证明，她还是小心翼翼的，害怕破坏关系。
“作为一个陌生人，研究者其实是没有资格（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的，对方觉得冒犯是可以理解的。”陈阳也这样认为。在她的经验里，过往在线下当“骗子”是很难的，“比如想研究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去城中村就有很多合适的人。这种情况下伪装就很难了，因为有周围环境的要求。”
“生活在智能手机里，通过网上认识研究对象，也是常态，我们要接受这些。”在网络时代，陈阳觉得对研究者的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无论线上线下，都不能对访谈对象百分百信任。尽量线下见，多问具体的、小的问题，这样采访对象就很难作假。”
嘉嘉明显觉得，现在想要搜索和寻找“骗子”，难度更大了。刚过去的毕业季，原本是小组发帖、组员增加的高峰期，却没有了去年那样的热闹景象。他们从相对封闭的豆瓣小组更多地转移到了小红书这样的开放式社区里，“刷到被骗的人可能已经过去三天了。”
“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民族志中的（数据）捏造行为，就有很多的争议，真伪是存疑的。”陈阳说。“作为研究者，要做到努力去甄别这样的骗子。如果是无效访谈，我就不做了，这个数据就不写到论文里边去了，就可以放弃，另外要培育自己这种甄别的能力。”
管理员嘉嘉的访谈“黑名单”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反骗帖没有发挥太大的功能。如果不遇到骗局，大概没人觉得自己会是那个倒霉蛋，至于那些提醒的私信，许多都石沉大海，有时甚至会遭受鲁莽的对待，“我被骗是我自己的事”。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真的被骗来倾诉时，“骗子”早已披上新的马甲，重回网络世界，成为又一个论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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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跳楼男人砸中后，一个女孩的遗忘与开始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被意外选中的普通女孩
被那桩意外选中之前，孟春彦对生活最大的期待不过是按部就班——不错过每一趟进厂的班车，确保负责的机台在每个程序上准确无误，然后在月初收获准时入账的几千块工资。
她在上海一家半导体工厂当操作工。工厂每天生产出大量的硅片，她推着小车将它们送上机台，输入特定程序，待加工完成后再运送到下一个环节。不需要费脑，鲜少有交流，人人都被白色的防尘服和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像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几个月前，她身处的还是讲台而不是操作台。还在大学念师范专业的时候，身边人就说她是当老师的料，她看起来温柔恬静，磨课时却有股较真劲。
孟春彦自己多少也抱着这样的想法。2020年毕业后她首先去了浙江义乌的一家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谈不上表现突出，但至少兢兢业业。干了一年多，双减政策来了，孟春彦这样的年轻教师成为最早被裁的一批。
为寻求一个安稳的庇护所，她和很多人一样加入到考编大军，在老家一边当代课老师一边备考，最后还是失利了。伤心过，但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当时情况下，一个普通人首先得考虑生存。代课老师的工资半年发一次，她跟朋友打趣，“好久不知道钱的滋味了！”
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上海。她的好朋友，一位同样在“双减”中失去工作并选择进厂的老师，向她发来邀约，“国家在大力发展半导体行业，很有前景”。
即便这份工作孟春彦也费了些心思才争取到。按照朋友先前所叮嘱的：不能说自己是本科生，别人怕你干不久；也不能说自己文科生，专业不对口。孟春彦索性带着高中毕业证去参加面试，顺利通过，稍不如意的是，这让她比厂里大专学历的员工要少拿700块月工资。
操作工的任务比她想象中辛苦。早八点到晚八点连轴转，一周内白班夜班接替倒。五人间的宿舍里，孟春彦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排队洗漱，等候进厂班车；到晚上十点被送回宿舍，多说几句话都觉得费力气。
刚开始她有些不适应。上班时哈欠连天，扛不住了才去角落里眯会儿。休息时躺在宿舍也迷迷糊糊，是白天还是晚上？该上白班还是夜班？总要反应好一会儿。最初介绍她来上海的朋友，在连续的夜班中难以支撑，也不被家人理解，“一个大学生进厂当操作工，对不起四年读的书。”朋友没等到转正就离开了。
孟春彦不怕辛苦，也不觉得丢脸。比起之前费力费脑、又挣不到钱的经历，现在这份工作她感觉幸福多了。他们家庭微信群的名称，“越努力越优秀”，之前妈妈起的，孟春彦来上海后改成了“越努力越幸运”。她告诉妈妈自己真的好幸运，工作稳定，身边有朋友陪伴，只要熬到4月26日转正，一个月六七千元的工资比之前翻了几番。
辗转于工厂和宿舍的间隙，她不忘给自己安排些“省钱又省心”的活动，比如去宿舍区对面的商场逛逛，她很少消费，通常是去书店坐坐，抽一本书打发等待班车的时间。她最爱看职场沟通和女性成长类的书，毕业三年，她始终苦恼自己搞不懂人情世故。
如果天气不错，她还会去附近的公园晒晒太阳。在恒温恒亮的操作间里待上一整天，人会变得异常渴望阳光。三四月份的上海，她挑一片草地躺下，让全身都沐浴在暖洋洋的阳光里。
4月23日，对孟春彦来说原本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这天她上夜班，下午五点多，距离班车到达还有不到两小时，她走进商场。工作日，一楼的环形大堂几乎看不到其他顾客，按照她的习惯，只要穿过大堂直往前走，就能到达位于一楼角落的书店。
●孟春彦常去的书店。魏芙蓉 摄
根据后来流传网络的视频，此刻，大堂五楼，一名红衣男子翻越了楼层护栏，扒在栏杆外侧，几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围在跟前劝说，还有更多的工作人员从低层狂奔前来增援。
意外几乎是一瞬间发生的。男子摘掉帽子一扔，随后松开双手，直直从五楼坠落。商场内爆发出人们尖叫声，紧接着是一声震耳的巨响，“砰——”，当路人的视频镜头扫到一楼，一红一黑两个身影，醒目地倒在地板上。
其中黑色身影是孟春彦。
●孟春彦被跳楼男子砸中。图源网络
命运的玩笑
一千公里外的天津，孟春彦的妈妈王文利正在一家药厂的流水线上分拣药品。第二天凌晨2:00她刚下夜班，手机上显示一连串的未接电话。电话接通，她22岁的儿子、孟春彦的弟弟急得大哭：“孟春彦出事了！”王文利听完腿都软了，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票往上海赶。
孟春彦一家生活在河南焦作的农村，过去十几年，这一家似乎总是被噩运光顾。孟春彦还在上小学时，爷爷奶奶相继中风瘫痪，爸爸是独子，此后留在老家照看了老人。后来外婆得了乳腺癌，妈妈王文利也不得不中断打工回乡。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孟春彦从小就懂得体谅父母。很少提要求，身上常年穿的都是妈妈手工做的衣裳。考上重点高中那年，她主动提出要放弃学业去打工挣钱，被爸妈严词拒绝。
一直以来，恬淡而知足不仅是孟春彦、也是这一家人的生活之道。妈妈王文利回忆说，那些年即便是几个老人相继卧床、经济最困难的阶段，他们也没觉得日子苦。被病痛折磨了这么多年，他们更看重的是“一家人身体健康，都能好好的”，至于钱，“能攒多少是多少”。
2015年母亲病情好转，王文利离家去到天津一家药厂打工，孩子爸则继续留守老家，一边照顾老人，一边就近打零工，每天赚六七十块的力气钱。两口子里外配合，先是供孟春彦读完了大学，到今年小儿子大学毕业，可以说这家人终于要熬过捉襟见肘的日子。
这场意外把这个家一下子打回谷底。
比家人先赶到医院的是好朋友刘静。事发当天下午6点多，护士在急救床前用孟春彦的手机通知了刘静。刘静是孟春彦的大学室友，也是她在上海联系最紧密的朋友，当初孟春彦就是跟随刘静先后脚进的厂。
刘静的第一反应是诈骗，“不然也太倒霉了吧”。直到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是孟春彦虚弱、带着哭腔呼喊：“静静，我被砸伤了。”
当时他们相距50多公里，刘静租住在上海嘉定区的郊区，孟春彦则在闵行的郊区，平时买瓶饮料都要琢磨价格的刘静，二话不说打车赶来。现场视频这时已经在网络上传开，虽然画面模糊，但刘静一眼就认出了那件黑色外套，孟春彦衣服不多，来来回回穿的就那几件。
谈起那次会面，刘静至今感到后怕。她们的经历如此相似，毕业后一块去浙江做辅导老师，因为双减先后被裁，当年孟春彦回到老家考编，她则来上海想继续当教培老师，最后证明只是徒劳，她很快接受了家人安排的相亲仓促结婚，进厂是后来又一个无奈的选择。
刘静在上海打拼时间虽然不长，却足以认识到命运的残酷和无常，在她看来，今天这场意外虽然选中了孟春彦，稍有偏差可能就是自己，是他们每一个普通人。她也开始自责当时给孟春彦的提议。那天她在医院留守整晚没有离开。
根据医院诊断情况，这次撞击造成孟春彦枕骨、颈椎和锁骨多处骨折，颈部脊髓损伤，并伴有脑出血、脑挫伤。4月24日，在重症监护室醒来看到妈妈，孟春彦说不上来其他的话，只是呻吟着，喊疼。
这是命运给自家开的又一个玩笑吗？最初几天王文利都是懵的，“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干嘛”。她呆呆地坐在病房门口，忘记吃饭，睡不着觉，也听不进别人说话。
上海，这座女儿生活并充满期待的城市，如今只让夫妻俩感到无措。孩子他爸伺候老人十几年没出过远门，赶来时还穿着家里的老布鞋，担心“不会表达”，时常沉默在病房角落。王文利也不善言辞，接待来客和办手续时脸上总挂着一副怯生生的表情，来来回回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谢谢”。
4月底的一天，孟春彦还处于昏迷状态，由女儿的朋友们领着，王文利第一次前往事发商场。刚出地铁她就看到了1号入口，几天前女儿就是从这里进入，几步路后迎头撞上那场灾难。
王文利在那儿站了许久，那时她已经连着几天没有合眼，说不清是因为疲惫还是泪水，她说自己在入口处看到了一团巨大的阴影，“全是黑的”。她浑身控制不住地发抖，到最后也没有勇气踏入。
●女儿出事后，王文利一个接一个地打求助电话。魏芙蓉 摄
遗忘和开始
直到现在孟春彦一家也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王文利后来通过办案人员看到了商场的多角度监控，男人从靠近到翻越栏杆几乎毫无预兆，过程中一名工作人员曾试图劝阻，但没能成功。
如今，事发商场早已看不出事故痕迹，原本空旷的大堂重新摆上展位，每层楼也新增了不间断巡逻的安保人员。
王文利始终难以释怀，“就算不想活，为什么要去人流量最集中的商场？”
这个问题或许没人能解答了。男人的家属至今没有露面，事后，王文利在跟当地政府的沟通中也只获得了对方的模糊形象：50多岁，离异，和唯一的儿子多年没有来往，此前一个人在上海租住。有次连医院工作人员也对王文利表示同情，“（他）无名氏，到现在（6月10日）遗体还在太平间没家人认领。要不说你们倒霉呢！”
同样让他们焦虑的，还有高昂的治疗费用。住院产生的13万治疗费至今没有结，出事没多久，王文利就因旷工太久被工厂开除，家里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好在前不久网上募集的20万元捐款暂时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接下来漫长的康复疗程中还需多少费用仍是未知数。
●孟春彦每天都需要进行长达6小时的康复训练。讲述者供图
有律师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提供了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介绍，他们计划对跳楼者和商场方提起民事诉讼。跳楼者去世，将考虑由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自杀男子生前经济状况不佳，几乎没有赔偿能力。另外，他们认为商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明知有人在栏杆外站立逗留、准备跳楼的情况下，未对一楼人员进行疏散和警示，也需要对这起意外承担一定责任。
担心勾起女儿糟糕的回忆，这些事夫妻俩从来不敢在女儿面前提起，直到那次在病房里听到女儿给出的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觉醒来，莫名其妙就在医院里了。”她记得女儿当时说。
这个回答最初让夫妻俩又喜又忧。担心这是后遗症的表现，爸爸有些着急，“那你跟我说说，你记性还行不？你还知道我是爸爸不？”孟春彦被逗笑了。经过多次确认，他们发现女儿记事清晰，唯独丢了那天的记忆。
为这事王文利专门去问过医生。“干嘛要让她想起来呢？她能忘了那段经历是最好的，最起码能减少对她的伤害。”
医生的话王文利听进去了。她避免任何人在女儿面前重提那件事。对律师也不例外，有次对方来确认细节，掏出手机，那视频差一点就要让女儿瞧见了，得亏王文利及时拦下。
王文利觉得女儿需要彻底告别那段记忆。女儿出事时穿的衣服、物件她嫌晦气，老早就给扔了。手术前医护人员提出要给孟春彦推光头发，征询家属意见，王文利像等不及似的：剃，剃了才好。
重新开始，从孟春彦的角度来说也确实如此。现在，她每天要面对长达6小时的康复训练，重新学习坐立，写字，走路，发力……
发生在身体上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她不再渴望阳光了，相反她对温度极其敏感，稍微受冷受热，皮肤就会起鸡皮疙瘩。
最近她重点练习的内容是写字。五指中只有拇指和食指能使上力，她用这两根手指拖着笔在纸上移动，写出来的笔画不直，手臂也晃晃悠悠的。但她很有耐心，开玩笑说自己出事前写方块字，现在练出来的还是方块字，“字如其人，我就是这种板正的人”。
●孟春彦的练字记录。魏芙蓉摄
“我就担心其实她也害怕，故意笑给我们看的。”医生曾告诉王文利，后遗症肯定避免不了，但具体的需要观察她后续的恢复情况。住院一个多月，他们在6月10日办了出院手续，一家三口住进医院旁月租为2100元的一间卧室，继续每天6小时的康复训练。
出院第一天，就在那间10平米的出租屋里，出人意料地，孟春彦主动提起了一直被回避的话题。
“其实我想过很多次，（那天）我是要上夜班吗？我下午去商场了吗？发生跳楼有人喊我避开了吗？”她戴着护颈靠在床上，头上已经冒出一茬茬新发，“可能是应激（反应），我已经忘记了。我能记得的，那天好像也跟其他八点到八点的上班日子差不多。”
尽管妈妈那样努力瞒着，孟春彦其实早就知道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那是她从病房外听到的，他们说有个老头从商场跳下来，砸中了自己。
不像妈妈那样愤怒，孟春彦说自己对自杀的男人没有好奇，更谈不上恨。“不是有句话说，你很难真正理解一个自杀的人？”为什么选在商场自杀，孟春彦猜想，“他是不是寄希望在工作人员或者好心人身上，想得到一些交流和开导？”相比之下，孟春彦还是强调幸运，“我身边有这么多关心和爱我的人”。
那也是事情发生一个多月以来，王文利第一次听女儿具体谈论这件事。她听起来理智而平静，像是在描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
在好朋友刘静看来，那是孟春彦宽解父母的方式。王文利却愿意相信女儿是真的忘了，她还要帮助女儿继续遗忘，每次看见女儿皱眉，夫妻俩必定要伸手去抚平，“你什么都不用想，咱们好好训练，多吃饭，争取每天进步，就会越来越好。”王文利不敢奢求女儿百分之百康复，只盼望她能恢复到生活自理的程度。但内心里，她也做过最坏的打算，如果女儿再也不能工作了，他们一家人就简单开个小店，一起陪着女儿。
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他们打算做的，“就是满心满意陪着她康复。”
6月的一个早上，王文利带女儿穿过了两个十字路口前往一家早餐店。那家店王文利之前去过，味道和家里做的特别像，这次想让女儿也尝尝，顺便练习走路。
孟春彦这时已经能自主行走，只不过步子有些晃，抬腿和摆手的动作都略显笨拙和夸张。一路上，爸爸保持在女儿身侧，王文利则跟在后面纠正动作，“手晃太厉害了”，“步子像个老头一样”。这让王文利想起二十多年前教女儿走路、拿筷子的情景，一家人也像这样亲密无间。她和那时一样对女儿充满信心。
（孟春彦、刘静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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