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心理老师的数次碰壁
1
心理老师是家长和学校都不待见的岗位——家长觉得心理老师事儿多，专业性不足，学校觉得心理老师活儿少，因此要划归德育处，帮其他科室干杂活。此种情况下，要是学生还反着来，那工作真就无法开展了。
“选高不选中，选小不选中”是心理健康界的铁律——初中的心理老师是最难干的，老师们都亲切地称青春期心理巨变的孩子们为“猴”。我去年刚上研究生时，师兄师姐们就一致建议我实习时最好是去小学，“虽然都是不好干的活，但小学生普遍对老师还怀有崇拜感”。
今年2月新学期开学，学院分配实习，我幸运地被分去了和我们大学合作的小学。与我同级的庄雅琴则不幸被分到了对口初中。在师兄师姐惨痛经历的“恐吓”下，我俩约定，实习结束时仍要保持对心理学的基本热情。
身处新一线城市，我去的那所小学谈不上区里的第一，但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他们开会的时候总是强调“育人育心”，这让我宽心了许多。不过在临行的酒局上，实习过的同学提醒我：“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让家长觉得孩子心理健康’。”
第一天上班，我在校门口就碰见一位穿校服的女生，打着腮红，嘴唇涂得鲜亮。这种妆容看起来很老气，但却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在我小学时，“迎宾岗”上的学生也总是如此，大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装扮孩子，让孩子们的脸看起来违和又好笑。
那个女生见到我，迅速地向我鞠了一躬：“老师好！”我有些恍惚，向后看了看，确认没人后，笨拙地点点头，也向她问好。
孩子们在操场上撒欢，挑战耳膜的尖叫不时地从花坛深处传来。我整了整衣服，从书包里掏出通行证，向门口的保安示意。
保安却皱了皱眉：“你是来干什么的？”
“实习的老师，这是通行证。”
“你把口罩戴好，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证，你给里面的老师打电话。”
一张通行证如果不能在保安那里获取通行的权力，我实在想不到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什么用。随后，我的名字被一个稚嫩的童声读出来，我低下头，一个小男孩正指着我的通行证，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教务处罗主任从楼里火急火燎地跑出来，向我挥手，她叫我“李老师”。
“叫我小李就好了。”我赶紧回。
“李老师，我们小学就缺一位心理老师，你来得太及时了。”罗主任看起来有四十几岁，下巴上有一颗痣，眼睛虽小却很有神，她身材不是很高，讲话时目光偶尔和我对到一起，总像是在确认什么。
“李老师”这个称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将拇指搭在书包带上，一副要大展拳脚的样子，自信满满地答：“您放心，我争取为咱们学校小学生的心理状况做出一些改变。”
我被分到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同时也是学校的心理活动室。这里落满了灰，靠门的那面墙放了一张行军床。罗主任迅速找人将杂物清理了下，我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拉开窗帘，刚好能看见操场上的学生。
操场上的小学生与我十几年前上小学时的状态很相似。男生们不规则地散落在操场上，相互追逐，女生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的围坐在地上，有的弯腰在花坛里捡什么东西。偶尔有一群女生追着一个男生跑，一边跑一边起哄，那男生便躲进楼道，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不用想也知道，他随后会躲进男厕所，隔着门帘大声叫嚣——我小时候就是那样子的。
但现在的孩子们和我小时候也有区别，他们口中的词汇和网络高度相关——老六，渣男，海王，下头，坤坤……一句话里能传递信息的词汇很少，有时甚至只是一些“热梗”的堆砌，就能引起一阵爆笑，就好像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连接”——我抛出一句流行语，你就要以笑声回应，直到一方用尽自己的流行语储备。
趁没人的空当，罗主任推门进来，坐到我面前：“李老师，最近有一个事挺着急的，想让你帮帮忙。五年级组的男生在班级里传阅女性的不雅图片，四个班主任都气疯了，有的男生还把女生的生理用品掏出来扔到地上羞辱人家。都是女老师，管理起来也不太方便。”
青春期、性教育……相关的名词在我的脑中接连出现，从学校里出来的人总是会不自觉地将问题分类，再按照标签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我虽然能意识到这种做法很幼稚，但我却没有能力改变。
“确实有研究说孩子的青春期提前到了五六年级，由于网络的发达和营养的提升……”我说。
“这些我们一线的老师比你清楚，我们需要一些解决办法。”罗主任的打断使我措手不及，我很想给她一个方案，但在这样的交流中我很难说得出口。
“班主任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学生们互相检举，连收买带吓唬，最后揪出来一个源头，叫张亮，我希望你能和他约谈一下。”
见罗主任雷厉风行，我只能答应下来。
2
下午一点半左右，一个寸头的小男生敲开了心理活动室的门。我和他一同坐在沙发上，他很紧张，看起来很担心自己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
我灵机一动，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张亮，他们都说是从你这传出来的？”
他点点头。
“我不信，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一般来说，小学生的检举总是为了脱罪，这种事情的传播源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为了让他卸下防备，我决定和他站在一边。
张亮眼睛放了光，抬起头和我解释：“他们都不是我的朋友，老师逼他们说一个名字，他们就说是我传的。”
“那你是不是很委屈？”
“嗯。只有小孟是我的朋友，他没有说谎。不是从我这传的。”他打开了话匣子。
“那你看了什么，和我说说。没啥事，不会有惩罚的，相信我。”
“就是上微机课的时候，陈东铭搜女主播的视频，我在旁边看了两眼，他们就说是从我这里传出来的。”
“是这种吗？”为了了解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了“女主播”三个字，画面里是一位性感的女性穿着黑丝和制服在跳舞。
“差不多。”他点点头。
“那你觉得好看吗？”我问。
“不好看。”他回答。
“为什么？”
“她穿了黑丝。”
“那我们应该怎样做？”
“制止她。”张亮毫不犹豫地回答，似乎在期待我的认可。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会依据自己的审美而去干涉女性的穿着。
于是，我选了大部分心理老师都不会做的事情——我又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女性穿搭”，各式各样的图片都跳了出来。
“你觉得这些女生穿着哪个比较好看？”我推了推电脑，让屏幕更好地朝向他。
张亮指了指一位穿校服的女生。
“校服，短裙，JK，黑丝，都是女生可以选择的一种装束，就像我们男生打球时会穿短裤，有时会选择西装，而有时候穿皮鞋或是球鞋，这些都是不同的选择，都是美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好看，我们也不会选择它们是不是？”我指了指他脚上穿的帆布鞋。
张亮思考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那我们要学会欣赏女性不同的美，就像我们穿漂亮衣服的时候也希望别人夸奖我们对不对？”
“嗯。”他先是点了点头，随后补了一句，“但我觉得刚才的女主播穿黑丝是为了吸引眼球。”
“有可能，但那不是全部的女性呀。”我继续引导下去，“那我们还要制止穿黑丝的女生吗？”
“要。”
“那你觉得女生可以要求你不穿这双鞋吗？”
张亮摇摇头。
“这是一样的事情，都是一种穿着的选择，你觉得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那你觉得陈东铭为什么会看这个视频？”
“他想看她的隐私部位。”张亮回答得十分直接。
“如果我们不带着这种目的，我们可以大方地欣赏女生不同的美。把老师今天和你说的话，分享给班里其他的同学，这样才能更好地尊重异性。”
这是我第一次和学生谈话，张亮因为没有受到惩罚而开心，他小心翼翼地关上咨询室的门时，和我说了“谢谢”。至于我说的内容，我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我自认做了一次成功的访谈，上来就抓住了张亮对被检举这件事的不满，以此作为突破口找到他的深层问题。
那时的我，全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
当天傍晚，临近放学，张亮的班主任秦老师和罗主任一起找到我，对我处理张亮这件事的方式及结果表示不满。
“我们要的结果是停止传阅这种带有性暗示的视频，我觉得你的谈话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秦老师将手撑在桌子上，逐句地阅读谈话记录——我和学生访谈的问题和流程会在访谈日志上记录。
“停止这种传播要靠进一步的性教育，仅仅是我的制止是不够的，越强调越好奇，这种行为会更加严重。”我回答。
“你这样和孩子谈完，他回去就在班里说，自己和心理老师一起看了这种视频，到时候你更难处理。”罗主任的话总是很雄辩，让人难以反驳。
“我们学校过一阵子会派一批研究生来上心理健康课，到时候可以做整个五年级、六年级组的性教育，这个时期产生对身体的好奇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性教育很有必要……”我说。
“不可能。”罗主任没有丝毫犹豫，打断我继续说，“在整个城市，你不可能在任何一所小学听到‘性’这个词，我们出不了这个头。”
见我语塞，罗主任乘胜追击，说我还是太年轻，想问题太少，她让我“把理论上的正确带到现实生活里来”，让我再思考一下以后的工作方式。随后，两个人大步流星地离开我的办公室，像是打了一场胜仗。
3
一周后，二十几名心理学在读研究生被派到这里，对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囊括六个年级，为期七周。我在这里实习，负责两方对接。课前，班主任们从班级叫出几名学生，他们在走廊里排成长队，大概有十几个孩子，五年级六年级居多，垂头丧气地前往一间教室。张亮也走在队列里，他认出了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这些孩子太闹了，不适合心理健康课，别把你们同学吓着。”秦老师向我解释道。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队列里不时传来这样的声音：
“心理健康课有什么好上的，不上就不上。”
“可是老师领着做游戏诶。”
“游戏我们自己也能玩，不用他们。”
……
这些孩子的背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也许他们才是心理健康课本来的对象。
回到办公室，我浏览着同学们准备的课件：“神奇的记忆”“学会表达情绪”“学习的方法”“什么是心理课”……给同学送去录课的设备后，我又返回那间关着张亮他们的教室。老师们都在顶楼开会，这些被特殊对待的孩子没有秦老师说的那样吵闹，他们三五成群地聚成几堆。高年级的同学凑在一起吐槽老师，低年级的同学在桌子上玩着什么小玩具。
见我走进来，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团。
“老师，张亮说你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你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胖胖的男孩在我肩膀上打了一拳。
“没有‘哪边’这回事，老师们都是希望你们能更开心。”我回答。
“老师，什么是心理健康课呀？”张亮问。
“就是以做游戏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一下心理学的知识。”
“我知道，我知道，心理学就是猜你心里在想什么，现在我们在想啥，小李老师都一清二楚。”一个女孩从外围钻到内圈。
“老师，你猜我们在想什么？”
“不不不，心理学不是这样子的。”我连忙解释。
“我们在想，是不是自己心理不健康，所以才不能上这个‘心理健康’课。”
孩子们的问题总是让我不知所措，我只好扯谎说：“你们的课程由我单独负责。”
他们很高兴，连在墙角弹笔的低年级学生也围过来，等着听我讲些什么。
我将房间的灯打开，才发现这间教室并不用于上课，多媒体功能是坏的，我只好拿起粉笔，用最原始的方式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字：“心理健康课”。我从没想过自己的第一节课会以这样的形式呈现，我将自己还没设计好的课程雏形拿出来，和他们分享我对心理学的理解。
“老师，我们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一位同学打断了我。
“这个问题也是老师一直在面对的，每一步都要考试，每一次都要竞争，这是我们避不开的事情，但老师这一次想和你们说点不一样的。”我坐在讲台边上，方便他们将我围住。
“我想说的是，大家可以试着去培养一个持久的爱好，因为总有一天你们不再面临现在这样的压力，你们需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继续学下去。如果没有选到喜欢的，或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么在未来就要为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去和别人竞争。由于不喜欢，自然做不好，失败又会让我们否定自己。以后的工作也会和你选择的专业相关，那么这一生可能都在从事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一个持久的爱好能够帮你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我念经般的发言让坐在后面的女孩昏昏欲睡，但仍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我，在我说完后，他开了口：“老师，那你喜欢心理学吗？”
“喜欢，我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我回答得毫不含糊。
孩子们燃起了热情，纷纷讲述自己的爱好：唱歌，做实验，踢足球……还有人分享家里亲戚朋友的例子，谁的小舅做了足球教练，谁的姐姐当了美术老师。坐在讲台上的我成了听众，我耐心地听完每一个故事，遇到腼腆的孩子，就站起身凑得跟他更近一些。
下课铃响了，一位老师推开教室的门，见我坐在讲台上，便和我打招呼：“小李老师，不好意思，楼上在开教研会，这帮孩子就没人管了，还得你来带。”
“没事的，他们都很可爱。”
“他们都是差生，有问题的孩子，这不是今天你们学校的领导也来了，放在班里不好看。”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没有避讳。
我摆手示意她不要说下去，但她并未领会：“这都是屡教不改的，你得让他们知道错在哪，有赏有罚才合理。”
孩子从我们两个之间穿过，朝那个老师做了个鬼脸。
4
平日里，我主要负责孩子的心理咨询、学校公众号的运营、学生处老师的杂活以及解决他们眼中一切和“心理”相关的事情。在这个小学待得越久，我越发觉，这里的老师们对心理学好奇又恐惧。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总会要我分享些心理学知识，打听我研究的方向以及所在课题组的方向。如果我说的心理学知识与他们期待的不同，他们就想要逃离，一旦我露了怯，他们就会让我见识一下他们眼中的心理学。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21世纪最神秘的一句开场白，它能让一切观点沾染上学术的气息，同时也让这些观点不容辩驳。
很多老师都爱与我讨论“原生家庭”的问题。我说：“这些是孩子行为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之所以‘原生家庭’理论这样出圈，是因为人们需要为自己出格的行为找到开脱和借口，‘正是因为我受了怎样的影响，所以我无法从生活的泥沼中逃脱’。人的认知能力呈阶梯式上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喜欢看一些积极的故事，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无用的鸡汤，就转而去相信那些晦涩艰深的理论。因为人的认知容易两极分化，现在关注点是时候回到积极心理学上了……”
听我这一通解释后，这些老师认为我学得并不到家，不能下一些笃定的、神秘莫测的论断。我只能笑笑，努力扒饭。
在我入职两周左右时，心理活动室的门被一位年轻女老师推开了。我本以为她是来交流班里学生的问题，她却径直地走进来，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我想和你聊一下，可以吗？”她的语气略带恳求，我才注意到她的脸色很差，头发油油地垂下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她叫杨雨，是一位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这是她在这里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之前她是在辅导机构上班，公司倒闭后才来了这个小学。
杨雨向我讲述了在这里当老师的压力——和外界想象的轻松悠闲不一样，作为小学老师，他们依然逃不开“科研”任务的折磨。杨雨说自己本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但学校整体的氛围很卷，她只好拿出写本科论文的架势，没日没夜地写项目书。还有，学生的家长也让人头疼，他们不喜欢任课的数学老师，就想要抱团将老师挤走，她作为班主任，夹在中间很难做。
此外，学校隔三差五举办“校本（以校为本）活动”，比如把学生的美术作品按年级组分开展览，“其实，这些美术作品大部分都是出自家长之手”。作为老师，杨雨得负责和家长沟通，收集作品，整理文稿。学校还和社会展开了多方合作，每次有什么开幕式都需要带孩子排练节目、表演节目。作为新入职的老师，杨雨对这些事疲于应付：“我真的像一只鼓满了废气的气球，随时都会爆开。”
学校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她没时间、更没耐心陪自己孩子。“老师，尤其是班主任，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她说着说着哭了出来，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又补充道：“你是孩子们的心理老师，应该也不管老师的事，说完这些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谢谢你。”
我拦住了她，同她聊了一整节课。这并不能称之为杨雨做的心理咨询，倒像是对我的现实教育。
“不是你该干的活儿你就不能推了吗？你一语文老师老掺和学校的事干啥，你把班主任辞了比啥都强。”杨雨的老公总是用这些话回应她的崩溃。
“他以为小学老师的世界简单而纯粹，几句话就能改变领导的安排。他就不明白小学的领导和他公司的领导都是一样难缠。”杨雨和我分享他对老公的不满。
“你说，既然老师、家长和孩子都嫌麻烦，为什么这个模式还运转了这么久？”我对此产生好奇。
“因为看上去好看——孩子在其中得到了锻炼，家、校在其中进行了配合。说到底这是一种‘免责’的思维——做了就比没做先进，有就比没有好，完全不管效果。另外，社会对于老师天然存在着某些敌意，他们看不惯老师闲下来，即使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让老师‘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杨雨的话里充满黑色幽默。
“真正缺失的教育又没有得到展开。”我说。
杨雨点点头：“有时候我觉得你是对的，比如你提到的性教育。这时期孩子对身体产生好奇是无法控制的，因为他们在发生改变，身边人也在发生改变，不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而指责孩子的行为是不当的。”
“是的，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一批研究生去设计课程了。”
“但你没有理解的一点是：这些学校行政系统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维持’什么。家长们抱团去挤兑科任老师，通常是教师背锅。因为家长是变数，而老师是定数。”
下课铃响了，罗主任从门口走进来，杨雨和我道了声谢，便离开了。
5
罗主任将手机递到我面前，小声说：“学校出了个紧急情况，有孩子在操场上晕倒了，家里的关系很复杂，你帮着处理一下。”
我看了眼手机屏幕，上面是她和孩子父亲的聊天截图。
对方明确地说：别让她妈来接，我们已经离婚了，孩子判给的是我。
罗主任回复：现在情况很紧急，孩子在医院，班主任在医院陪着。
孩子父亲再次回复：我和你说了我很忙，等我忙完再说。
去医院的路上，罗主任告诉我，晕倒的孩子是个女生，叫黄丹，她身上还有几处淤青。待我们到了医院，医生说孩子是低血糖导致的眩晕，现在已经恢复了清醒。
在黄丹口中，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
她八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长期和父亲一起生活。她父亲在公司有一定的职位，经济条件十分优越，但总是没时间来接她，即便如此，父亲也绝不允许她母亲见她，母亲来学校都是偷偷地将她叫到围栏处，望一眼，给她点东西就走——似乎她父母之间存在着什么协定，具体内容，她就无从得知了。
“爸爸总是喝酒，有时还会打我。”黄丹看着我的眼睛，完全袒露了心声——原来她身上的淤青是这么来的。
这些孩子都对新来的心理老师有着莫名的信任，好像我们天然就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而学校的教师只会将他们的秘密出卖掉。也许带上“心理”两个字，“老师”确实会让人感到安心，但这种安心更加触发了我的焦虑，因为我知道，面对这种事情，我什么也做不了。心理咨询里最大的悖论就是咨询师会给出“换个环境”之类的建议——大部分人如果真的有能力换个环境，也不会产生心理问题。
那天下午，我就这样陪黄丹坐了两个小时。我们随意地聊着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丹那句：“老师，我爸爸的心理是不是不健康？他们都这样说。那我的心理会不会也不健康？”
作为一个心理老师，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的心理健不健康？”，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似乎人们对心理问题有种天然的焦虑，而我也积累下了模式化的回答给那些成年人：人的情绪在一定范围内摆动，忧郁悲伤并不代表着心理不健康，它需要长时间持续并伴随其他症状，您的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但这一次，我却不知道该怎样回应黄丹——她以稚嫩的思维提出一个宿命式的问题。思考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有个叫德西（Deci）的老爷爷说，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心理健康。”
“这个老爷爷是干什么的。”
“心理学家。”
“和小李老师一样吗？”
“不，他是小李老师的老师。”
晚一点，黄丹班主任来换我的班，我才抽身回去。听说那天黄丹的父亲很晚才赶来，再后来，黄丹在学校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周课，便转学走了。
在罗主任的建议下，为了稳住黄丹的父亲，我没再主动找黄丹，不过得知她转学后，我还是忍不住向黄丹班主任打探她的消息。
她的班主任显得很不耐烦，好像我的存在为她带来了许多麻烦，好像我在关心一件毫无必要的事儿：“转走了就是转走了，哪有为什么，对人家也不是难事儿。”
“孩子最后那几天状态怎么样？”
“活蹦乱跳的，和同学说她要提前放假了，给她同桌听得心都要飞出去了。”
说完，她将我扒拉到一边，好像我也是小学生中的一员——这所小学老师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习惯性地认为“他人”是不够成熟的，只有自己掌握着“成熟”的定义权。
我有些失落，只能不断降低自己的预期，安慰自己：“不要试着改变什么就好了。”“我一个实习生又不挣工资，何必付出如此多的精力。”“我是来收集数据的，在这里做出什么成绩都不会帮助我升学、发论文。”……但每次一个新问题摆到面前，一个新学生走到心理活动室，我还是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心理学本应如此，我能够帮到他们。”
6
入职一个月，我设计好了自己的第一节课，以“社恐”为主题，讲述人际关系。
课程的开头我列出了如“不敢和陌生人说话”“被人注视会难以完成任务”“在人多的场合会感到紧张”等几个问题，让符合条件的学生举手。举手的学生总是班里的一小部分。
“今天是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一节课。”我说。
我给孩子们播放了一个影片：一只社恐的小兔子想要在地下挖一个家，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动物朋友们试图帮助它，都被它拒绝了。为了避开这些地下动物，小兔子将家挖得越来越深，最后挖出了地下水，让整片动物居住地都危在旦夕。小兔子向动物朋友们坦白了这件事，大家一起合力解决了危机。通过这次合作，小兔子和大家建立了友谊，在小鼹鼠的帮助下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家。
在影片的末尾，小兔子在家门口钉了一个信箱。
“有同学知道，这个信箱意味着什么吗？”我问——在原本的设计中，我认为这是小兔子与世界建立起联系的象征，从此它有了有朋友，会有人给它写信。
“老师，因为他打算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分享给其他小兔子，让他们都不再‘社恐’。”张亮回答。
这又是一个预期之外的回答，十分惊艳。于是我想让他多表达一些：“能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想吗？”
“因为你和我说过，要换位思考，我也把你和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小兔子也会这么做的。”他回答。
我从未想过自己的话会对张亮造成如此直接深远的影响，甚至之前罗主任和我谈过后，我都怀疑自己和张亮的那次对话是不是真的做错了，那种“成熟”的风格是否适合小学心理健康老师工作。
现在看来，张亮听进去了我说的话。
我的毕业论文主题是“系列课程对小学生创造力的干预效果”，需要在课程前和课程后对他们的创造力进行测量。在课程进行几周后，我开始收集数据，给学生们发了一批问卷。老师们对此表示不满，他们想出的对策包括但不限于“一个孩子填5份”“全选1”“必答题选答，选答题不答”……
倒是孩子们对我的问卷有着强烈的热情，他们拿着问卷跑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是不是可以随便选，我说当然不是，要认真地如实填写。他们说班主任只给了一个课间时间写问卷，不管填没填完，时间到了都要收上来。
老师们这样的态度让我的工作很难展开，我只好去他们的办公室沟通。见我走进来，办公室里五个老师瞬间走了四个，只剩下一位年长的老师坐在那里。
我硬着头皮捧着问卷走到她面前：“老师您好，想跟您沟通一下三、四班问卷的情况。”
她没有抬起头，仍是盯着电脑屏幕，耳机里的声音漏出来，大到我都能听得见。我将问卷放到桌子上，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却没想到这个动作惹怒了她。
“你对我什么态度？！”她摘下耳机，歇斯底里地向我咆哮，办公室的门没关，门口聚了一堆学生。
“我的年纪都快当你妈了，心理学不教怎么尊重人吗？！没时间跟你们实习生浪费，你有那空把孩子的注意力改善一下，咨询四十分钟也不见咨询出个啥来！”
她的话术一个接着一个，嗓门也越来越大，最后她摔门离去，我只好返回心理活动室——孩子们等在那里，等着听我的好消息。
“上课铃响了，你们回去吧，老师静一静。”我只能说。
我拿着一摞无效问卷找到了校长。这里是我们的实习基地，理应配合我的实习工作，校长的态度很好，让我回去等消息。
果然，下午其他班级的问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本以为事情得到解决，直到临近放学，我的办公室门口被一群老师堵住了。他们一边拍我的门，一边发出咒骂，好像他们在学校里遇到的不公待遇都是因我而起。
许久，我将门打开，为首的英语老师冲进来，随后是一位体育老师。
“你没事儿干跑这儿过家家来了？”体育老师问。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做科研了不起？研究生烂大街的玩意，你早生十年，本科你都考不上！”英语老师把话接过来。
他们在门口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最后看见罗主任从楼上下来，他们才悻悻离去。
罗主任一边替我收拾卫生，一边说我的工作方式有问题。她强调，职场讲究个程序正确：“要找也是找先我那边的人去联系校长，直接找校长看起来像是打小报告。”
在罗主任的沟通下，我收获了敷衍的道歉，老师们也承诺尽量配合我的问卷调查。
我最先收集的，是论文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研究主题关系不大，只是一些基础的数据，但仍让我感到惊讶——整个五年级组的学生，单亲率超过50%，长期不能同时见到父母的比率占到了70%。
此前我并不了解这种情况，我只知道孩子们喜欢将“自杀”挂在嘴边，因为这样能够获得我的关注，但其中不乏真的有自杀意图的个体，我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孩子甄别出来，再逐一谈话了解情况。
心理活动室恢复运转后，每天都会有两三个孩子敲门。一开始是孩子自愿来这里找我交流，后来这件事就变了样——名额由班主任推荐，班主任觉得哪个学生有问题，就把谁送到心理活动室。这样，我的办公室仿佛成了“少管所”，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班主任的压力，但也让心理活动室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老师们把孩子送来的理由千奇百怪——上课不认真听讲的，个人卫生有问题的，在书本上有涂鸦的……这些孩子们在办公室里和我大眼瞪小眼，经过我逐一排查了解后，得出结论：他们的心理很健康，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爱学习，但远没有到学习障碍的程度。了解过情况后，孩子们屁颠屁颠离开活动室，还因为少上一节课而感到开心。
7
一天中午，我已经和三个孩子谈过话，正准备出去吃饭，发现门口蹲着一个女孩。我蹲下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抱住了我。她叫林羽墨，并不是咨询名单上的学生。她说她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才一直等在这里。
林羽墨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面临着小升初。最近她的成绩稍有下降，她母亲就表现出强烈的失望。她母亲并不会在这种时候选择使用暴力，而是通过言语去刺激她：“考这么差去死好了”“你真的很让我们失望”“你知道妈妈为了给你补课花了多少钱吗”……林羽墨说自己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但再怎么努力也回不到原来的排名”。当她将这些事讲给班主任时，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对啊，你考这么差为什么不去死？”
“老师，我最近总是感觉很紧张，有点想吐……”
“现在也想吗？”
她点点头。
“胸闷？感觉气特别短？”
她长舒了几口气后点了点头，说自己总是绷得很紧：“即使身边什么事也没发生，也有种担心的感觉。”
我意识到，她的焦虑已经有了“躯体化”的表现，因为她说学习的时候母亲总是突然推门进来，而她背对着门，完全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这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持续多久了？”
“从上个月出成绩就开始了……”
我将问题记录下来，反馈给罗主任和林羽墨的班主任，并表明希望和她的母亲通个电话。我没想到罗主任对此格外支持，后来我才知道，我和家长的谈话将会被做成学校公众号宣传的素材——学校的自媒体已经许久没有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推送了。
在罗主任的注视下，我拨通了林羽墨母亲的电话。
“您好，我是小学的心理老师，方便交流一下吗？”
“您打错了。”
对方挂断了我的电话，待我们再次确认号码的时候，林羽墨班主任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的女儿只是成绩下降了一点儿，学校的心理老师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他是在说我女儿有病吗？”林羽墨的母亲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地问道。
还是罗主任出马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对林羽墨的母亲说：“现在问题已经产生了，学校的老师出于负责的角度通知您，真在学校出了事，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最后，我们算是成功说服她带女儿去医院做检查，由于已经出现“躯体化”的表现，下一步的情况可能会很复杂。
这件事后，我对罗主任的印象有所改观。当然，也许她只是不希望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意外，让学校承担责任——我最终也学会了这种难缠的思维方式，将一切以责任、后果的角度来看待。
罗主任对我说：“这次之后，也许林羽墨的妈妈知道了孩子的问题，会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也许她不知道，继续这样行事。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长，而我们只是孩子的老师。”停顿了一会，她又补充道：“谁也做不了家长的老师。”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是我实习期间唯一实现事情改变的案例——林羽墨去医院后，医生要求母女之间遵守三项规定：将林羽墨的座位面对着门；进入卧室先敲门；确保林羽墨能够独处一段时间。林羽墨的母亲遵守了前两个规定，尽管有时无法遵守第三个规定，但对她来说，这可能已经是极限了。同时，依照我对林羽墨情况的陈述，学校也做出了一些配合——巡班老师和班主任不再出现在该班级的后门监视学生的纪律了。
但林羽墨的母亲并不领我这位实习心理老师的情，她认为既然有医院这样专业的地方，学校就应该请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医生，而不是我这种实习老师。对于我的提醒，她仍旧认为是“上纲上线”，“为了做出成绩而得到大学的表彰”。
8
一个周末，我和庄雅琴一起吃饭。虽然只过去了中学实习两个月，但她的变化很明显——她学会了些当地的方言，动作大开大合的，没了之前的拘谨。
她告诉我，初中的孩子果然是“猴”，上课不配合，咨询不说话，提问就往反方向回答，反正是非考试科目，老师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初中的心理老师挂靠在德育处下，干的都是德育处的杂活，“今天给家长写封信，明天接待下校领导，和心理有关的工作一共没几样”。
我也给她说了下我这边小学的情况。
“性教育？这雷你也敢踩？心理老师的两大雷区，一个性教育，一个校园暴力，弄不好就被投诉。”她说，“性教育是你保不准孩子回家怎么和家长传达，校园暴力是你保不准他家里什么背景。”
也是，那二十几个研究生直到离开小学，也没设计关于“性教育”的课程。
但有一点，我俩都认可——老师们都把心理老师当神仙，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了要找我们，成绩下滑找我们，青春期问题也找我们，甚至还有老师问庄雅琴PUA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教教她，“班里有几个学生得好好PUA一下”。
当我们真的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心理老师的活动范围很窄。学校需要的是我们用老办法去解决他们处理不了的问题，至于新的办法与新的观点，只需要一个词汇就能击溃——“负责”——没人想负这个责，当我们主动承担的时候，又会被告知你没能力负责。“责任”是成人社会最玄妙的词汇，能让人理所应当、心悦诚服地动弹不得。
“其实我们不过是顶着心理老师的名，做着和其他老师一样的事——替家长监控学生，替领导传达指令。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是学校行走的‘免责声明’，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在默默地表达着，‘学校已经努力过了’。”庄雅琴说。
“心理老师岗位越来越多，也是一种家长控制欲的投射，通过我们更好地控制孩子。”我回答。
再次回到学校，杨雨老师提醒我：“你可能会摊上一些麻烦了。”她在办公室里听说，五年级组的几个家长已经开始抱团，他们对我的工作不是很满意，想换掉我，借此让学校招一个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医生。
“你处理那个男生的事让家长知道了，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
“浏览不雅视频的？”
“嗯，家长说这种处理方式没有通知他们，破坏了心理老师的规范。你打算怎么办？”
“本来实习五月份也就到期了，和学校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提前回去。”
“我也打算辞职，往南方走走。”
“你孩子呢？”
“让老人带吧，我怕过几年连辞职的劲头都没有了。”
果然，四月中旬，我收到了“家长委员会”的弹劾。这是他们挤兑老师的一贯伎俩，但是作为非考试科目的老师被家长换掉，听说还是第一次。他们的理由很充足，在家长大群中洋洋洒洒几百字的公告，甚至听起来无懈可击：
“年龄还小，缺少实践经验。”
“研究生尚未毕业，那就和本科生一样，现在本科生是烂大街的文凭，不能承担起心理老师的重任。”
“鼓动学生传播不良视频。”
“将孩子的正常生活上纲上线。”
……
家长们同仇敌忾的语气证实了临行前师姐的话，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在于“让家长觉得孩子心理健康”，而我触碰了他们的定义。
好在实习即将结束，我带着收集好的数据返回大学。我需要在这些数据之间折腾出些“显著性”来，得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结论，想办法做成一篇文章发表，将其填充进心理学这栋大楼里，成为别人眼中心理学飞速发展的一环。
当然，这些故事和经历不会成为研究的变量，甚至可以说与研究毫不相关，因为它们已经脱离了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也缺乏创新性，对我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没有帮助——只有那些复杂的结论、高深的统计方法以及将国外理论应用于中国本土研究的方法，才有用。
经历过本科四年，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已经逐渐接受了“心理学的研究不会真的改善人的心理健康”这个结论。或许也是我对此了解还不够深，在我看来，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不太好，也就是从实验室推广到现实生活的能力和成效不太好。
心理健康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领域，这个学科越发展越窄，能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能力很存疑。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就是，“做了XX研究后，我得出一个对社会的建议……”然后教授就会反诘：“我不做这个研究我也知道这样去做。”
如今，心理学又走到了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阶段，尤其是脑科学。学科里上了一堆生理指标的技术，比如近红外光，核磁共振，脑电信号等等。在这个范围内，现实意义就更含糊了，因为它确实有神经影像学的意义，也确实有心理学学术的意义，但是他对现实世界做了什么，能够改善当下心理健康的困境，似乎并不明显。
只是，当我第一次走出心理学学术的墙，面对真正的现实生活时，还是有一种挫败的感觉，只能落荒而逃。在小学实习一个月，我得了出进一步的结论：在某些学校看来，孩子的心理健康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这种表面阳光的氛围，这样谁看了都舒心。
还好，离校的那天，孩子们将我从办公室一路送到校门口，张亮在我的耳边说：“谢谢老师没有冤枉我，我也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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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的晚年危机
今年的气候好像总是不太正常，3月底了，气温时而飙升到近二十度，时而又突地跌至零度，雨雪和艳阳纷纷藉藉胡乱交替。每当我以为即将熬过冬天迎来初春时，便会来一场毫无征兆的寒潮，将暖意打回原形。
这天黄昏时分，我刚从衣柜里重新翻出棉衣穿上，就刷到了君表姐的朋友圈——本应在纽约的她，正紧急坐上了回国的航班。她的这条朋友圈很是冷静与平淡，只配了一张自己坐在机舱的照片，在文字里语焉不详地感叹了一句“世事无常”。
我心下一咯噔，赶紧给妈妈打电话。电话那边，妈妈声音低沉：“舅舅的病复发了，情况很不好，早上已经紧急动了手术。”
“啊”了一声后，我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妈妈以为我没明白那“紧急手术”究竟紧急到了何种程度，又向我强调了一番：送舅舅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当即决定要立刻手术，让她代签知情同意书。
手术的风险很大，我妈妈望着厚厚的一沓纸，被上面密密麻麻列出的风险和最坏结果吓坏了，只能焦急地问医生：“能不能等一等，我已经打电话给他女儿，让她回国，再等一天，让他女儿拍板做不做这场手术吧？”
医生摇摇头：“不行的，等不了了，时间太久，随时会出现意外，必须马上手术。”
我妈妈咬咬牙，颤巍巍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扭过头，把快溢出来的眼泪逼了回去。
1
舅舅之前身体一直很好，他不抽烟不喝酒，身材清瘦健硕，脊梁永远挺得直直的，总是神采奕奕的样子，已经快80岁的人了，白发却很少，初相识的人，常常会觉得他不过60岁出头。
他前半生颠簸坎坷，吃了不少命运的苦头，那些艰难与煎熬超出了我浅薄的想象。他的人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才渐渐舒展开来的。
1998年，君表姐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本科毕业后，毫无悬念地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名校的奖学金，前往攻读硕士。彼时年少的我只知羡慕和崇拜，却不曾意识到这预示着此后长久的别离。君表姐一去便是经年，在之后25年的光阴里，她与我们相见的次数总共不超过10次。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们后来只能从舅舅舅妈的口中得知君表姐的大部分动态，在她寄回的邮件和照片里看到她高歌猛进的人生：她在美国读研，然后读博，拿了很多很厉害的证书；博士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认识了一位当地的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再后来，拿了绿卡、结婚，从中北部搬到了纽约；在纽约，换了一份极好的工作，够到了当地华人的职场天花板。
君表姐这般鲜花着锦的人生，也是很多年来舅舅引以为傲的精神支柱。表姐出国时，舅舅刚刚年过半百，尚还在工作和生活的泥沼中蹒跚，女儿的优秀仿佛一针强心剂，衬得周围的琐事与烦恼都不值一提。再后来，舅舅退休了，从高校的行政楼里离开，拿了不错的退休金。但他闲不住，又接受了学校的返聘，一直工作到近70岁才彻底回家。
彻底退休后，舅舅的生活惬意自在。他随心所欲地定下一个又一个的“看世界”的目标，去柬埔寨看吴哥窟，去冰岛看极光，去肯尼亚看动物迁徙……后来他去云南旅游的时候迷上了玉石，于是去了一次又一次，开始是买成品，到后来就痴迷于原石。他买回雕刻机器，躲在阁楼上自己的书房里，整日叮叮咚咚敲个不停。搞了几个月，见面时舅舅递给我一块小小的雕件，手工粗糙质朴，他却得意洋洋：“看一看，看得出是什么吗？”
我仔细瞅瞅，原来是我儿子的生肖。
我曾经格外羡慕舅舅的人生，直到2020年爆发疫情时，我看着独自留在家中艰难度日的舅舅舅妈，才突然意识到生命的脆弱。
情势刚开始严峻的时候，我在给父母送吃的和药时还会一并想起舅舅舅妈，担心两位70多高龄的老人独自在家缺少支撑，我会顺便弯一脚给舅舅也送去新鲜的食材和珍贵的药物。拿到物资的舅舅会向我道谢，却绝口不提还缺什么，不管我怎么问，只笑眯眯地说“一切都好”。
再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大家被封在家中无法外出，惶恐惆怅迷茫愤怒之下，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勉强顾好自己的小家和父母，逐渐分不出更多的关心给到其他人。那时身边很多朋友常在群里或朋友圈发出求助，他们大多和君表姐一样，在大学毕业后去到了北京深圳上海或者国外定居，岁月静好的温情面纱在这一刻被硬生生撕裂。他们急火火地隔在千山万水之外，担心年迈父母会被感染，担心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长辈无法抢到生活物资。我们此刻才突然意识到，那些曾经顶天立地为我们撑开生活艰难的长辈们，不知何时已经脆弱至斯，他们被残忍的时光毫不留情地抛下时代列车，手足无措。
每每看到朋友的求助，我都会想到舅舅，但能做的只是挂去一个电话，提供一些虚无而不实际的问候。舅舅比我想象的要淡定，依旧只说“一切都好”，甚至还要我解封了后找机会去他家，拿走一些社区发给他的蔬菜：“太多了，我们吃不完，你们拿去吃吧。”
4月宣布解封后，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阴霾却迟迟无法消散。除了不得已必须出门的，大部分人都选择继续蛰伏在家中，就像弹簧拉扯到极限，失去了弹回复原的能力。但舅舅却是第一批走上街头的人。他常常一个人散步到江边，拍轮渡，拍飞鸟，拍独自绽放的春花。往日熙熙攘攘的江滩空无一人，照片里舅舅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
舅舅就那么坚持每天去到江边，拍照片，然后发到家族群里。我以为他会再说上几句鼓励大家出门的话，但是没有，他只是安静地、日复一日地给我们看低低飞翔的蜻蜓、开了又谢了的花儿和沉默着奔淌的江水。
熬过疫情最开始的生死关之后，我们的家族开始试探着重新聚会。发起者有时是舅舅，有时是姨妈，有时是我妈。和过去不一样的是，聚餐的地点不再格外郑重了，也不像往年那般要求小辈们一定到场了，跟以往的家族聚会比，变得随性、自在许多。含蓄的长辈们或许永远不会对我们开口说自己的心思，我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多少有着幸存者的庆幸，惊觉时光有限、命运无常，于是更珍视那些短暂的欢愉。
不管怎么说，我喜欢那样的状态，我也曾乐观地以为，一大家子亲戚就能这样一路继续下去。然而命运的狙击从来都悄无声息，它眈眈地在一旁虎视，伪装成一个又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常，待你毫无防备之际，猛然跃出，露出狰狞的面目。
2
舅舅是在去年春天发现身体异常的，他的脖子上突然长出了一个不小的包。我最开始得知消息的时候，并未放在心上。不只是我，家里每一个人都没有格外在意。
回头细想，为什么大家在最初的时候都如此轻松？或许是因为舅舅身体一直很好；或许是因为一年前他割背部脂肪瘤时医生那轻松的口气，“年纪大了，身上少不了长出疙疙瘩瘩”；又或许，是舅舅对病情的描述过于简单——他独自一人到医院，独自决定住院，在没有具象的视觉冲击之前，外人很难感同身受。
但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第一家医院反复做了检查，手术却迟迟无法进行，科室主任神情凝重地推荐舅舅去另一家肿瘤专科医院做进一步的切片。辗转三四家医院后，医生们终于大致有了结论：那是一种罕见的细胞瘤，罕见到几乎每一家医院都迫切地挽留舅舅在他们那里住下。舅舅在后来曾笑着说，大概自己在那些医生的眼中，就是一篇行走着的、珍贵的SCI。
虽然有两家更为优质和权威的部属医院，但舅舅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Y医院治疗。原因很简单，Y医院是舅舅单位的指定对口医院之一，在这里治疗能报销大部分的费用。尽管我们内心都更认可另两家医院的水平，但没有谁劝舅舅重新考虑，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病情，治疗费用可能会是一个无底的深渊。Y医院也是一家口碑不错的三甲医院，它与另两家医院医疗水平的少许差异，显然还不足以达到让人忽略巨额费用的程度。
舅舅住院前夕，我去探望他时，正赶上他与君表姐在通电话。见我来了，他连忙把手机塞到我手里，让我和君表姐讲一讲往国内汇款的细则条款和注意事项。我和君表姐简单聊了两句，答应她，待我稍后去了解一下具体细节再给她回信。
挂断电话，我有些疑惑，问舅舅：“不是你们学校能报销费用吗？”
舅舅嗯了一声，解释道：“是可以报销，但是前期还是需要自己垫付，我的钱全都在理财里拿不出，手头只有几万元零钱备用，所以让你姐先给我打点钱回来，等报销了再还给她。”
事后过了快一周，我跟妈妈打听舅舅的情况，妈妈说舅舅还没有开始治疗。我有些奇怪，病情如此不乐观，治疗不是越早开始越好？妈妈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按君表姐答应的，她本应在第二天就将钱汇到舅舅的账户，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钱却迟迟没有打来。隔着半个地球，他们全都无从得知表姐那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想问一问，却都不知如何开口。
或许，人一旦衰老到失去力量，即使亲如父女，有些心思与隔阂也会不动声色地滋长。按舅舅的性格，他开过第一次口后，大概率是不会再问第二遍了。情况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医院那边心急如焚，一遍遍催促，可没有钱，舅舅就不愿、也无法开始治疗。捱到最后，是我妈拿起了他的手机，用他的微信给君表姐发了一条消息：“君，这边医院催着要开始治疗了，你的钱什么时候可以打来？”
我妈发消息的时候，舅舅就在床上躺着，脸上没有支持和赞同的表情，也没有激烈地阻止。他安静地看我妈发完消息，又安静地接回手机，情绪看不出起伏，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同样无法知道，电话对面的君表姐在想着什么，她应该知道这条消息不是舅舅发的，温和了一辈子的舅舅，说话发言从不会用如此强硬的口气，但她也什么都没有追问。
过了两天，钱终于打了过来。听着妈妈的讲述，心下生出一片恍惚。我有些诧异于妈妈的举动——她是一个界限感极强的人，人生准则之一便是：“别人的事情，局外人都是未知全貌的，哪怕是亲戚，也不要轻易指手画脚地评判，更不要随意介入。”
可是这一次，她却破例了，她对着她疼爱的侄女说了重话，也知道自己可能会收获侄女的怪罪。我敏感地意识到，她这番不同往日的举动，或许是因为兄妹情深，但也有可能是物伤其类。
一直以来，父母对我常说的一句话便是：“你不用担心我们，你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小家，我们便安心了。”他们身体力行地履行着这句话，甚至常常到了让我恼怒的程度。疫情前的那两年，是我最为忙碌的一阵子，那时我一直在出差，常常早上醒来时在酒店的大床上思考半天才能想起自己究竟在哪个城市。自顾不暇之下，我与父母的连结便少了许多，虽然我家和父母家不过半小时车程，却时常一两个月也不能去一趟，偶尔打电话，也只是匆匆两句就挂。
2019年春天，我刚结束一次出差回来的次日，爸爸突然打电话问我回家没，然后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说，我妈妈的眼睛前几天刚做完手术，现在在医院。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自己是担心着急更多，还是气愤更多，我匆匆赶去医院，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甚至不是问妈妈情况怎么样，而是虎着脸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到现在做完了手术才说？
爸妈只呵呵地笑着。爸爸说，你一直在出差，告诉你了你也不能来啊，只会白白让你担心分心。妈妈说，没事啊，你看手术不是很顺利嘛，我都要出院了，小事情，小事情。
事实好像确实是这样：妈妈眼睛的状况是突发，有失明的风险，等不得我出差回来再手术；而若是让我从出差途中紧急赶回来，那是父母从来都不肯做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的泪珠快要从眼眶里滚落下来了，只能仰起头去看妈妈的输液瓶，药水一滴一滴地落下，代替了我不敢在父母面前落的泪。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那句曾被我们嘲笑为“迂腐”的“父母在，不远游”。我们都以为自己能飞得更高更远，可是被我们落在身后的父母，跟不上我们的步伐，便慢慢将自己掩在看不见的阴影里。
近两年，我觉察到父母与以前好像有了一些不一样。也许是疫情带来的生死无常的冲击，也许是因为年岁加增，眼见人生的天平渐渐倾斜，就足以让人生出惶恐，总之，父母开始在不经意间就流露出一点脆弱感。在日常的闲聊时，妈妈会时常半开玩笑地戏谑：“那我们以后就靠你了啊。”还有阵子，她的记性差了不少，我嘻嘻哈哈和她开着玩笑：“完了完了，妈妈你要老年痴呆了。”她也跟着笑，笑完后又半开玩笑地加上一句：“那我真的痴呆了，你管不管呢？”
这样的玩笑话反复说了两三次后，我终于咂出了其中认真的成分，于是也半开玩笑般对着爸妈承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和父母之间，好像总是很难端端正正地聊上一些心里话。我们有时将本该玩笑的事情严肃化，又在更多时候将本该严肃讨论的事情用笑意和调侃消解开来。
在那之后，父母再未向我提起过类似的话题，直到这一次，看到妈妈因为舅舅的病情向君表姐发难，多少印证了我从未说出口的隐忧——父母的心里已经堆积起对未来的担忧和迷茫，只是从来无法对我宣之于口。
3
医生们几番漫长的会诊与研究后，终于制定了初步的治疗方案，化疗与放疗轮番上阵，一种又一种的药物走马灯似地交替尝试，以期能控制住肿瘤的疯长。第一轮的治疗进行了半年多，渐渐起了效果，舅舅脖子上的包慢慢消减了下去，在去年11月底，医院说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让舅舅办理了出院。
我们后来都一边后怕一边庆幸：舅舅出院的时间点实在是幸运。出院不到一周，疫情就全面爆发了，所有的医院人满为患，医护也都应接不暇。倘若舅舅还在医院里，就得与肺炎患者共处一室，而血液科的医护大多被调走，又无人照顾。无论哪一种情况，对大病初愈的舅舅来说，都是凶险的。
我当时略带天真地在心里想：“或许这就是否极泰来吧。”
春节的时候我去看舅舅，他除了声音还有些嘶哑之外，已经看不出病人的模样。我们闲聊了几句日常后，舅舅突然毫无预兆地和我说起了他的旧车。
舅舅是家族里第一个拥有小轿车的人。在私家车还是个稀罕物件的90年代，舅舅就买了一辆。那之后每年清明去给外公上坟的时候，舅舅就会开着他的车带我们一起去——外公的墓地在近郊，那时交通不便，每次去扫墓，要转上三四趟公交才能到达。当舅舅第一次笑眯眯把车开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几个小孩子欢呼雀跃，才几岁的表弟吧嗒着小嘴巴说：“嗷嗷嗷，去春游了。”众人皆跟着笑。
舅舅那时的车技应该不够好，每次他在车上都很紧张，把方向盘捏得牢牢地，车速慢如蜗牛。即便如此，之后每年清明也成了我们的期待：我们喜欢坐上小轿车时的新奇与神气，也喜欢在车里带上大包小包的零食。就像小表弟说的，免去了舟车劳顿的周转，扫墓真的就像一场踏青和郊游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清明和舅舅的车绑在了一起，也成了大家族里约定俗成的聚会日。每年离清明还有好久，舅舅就会兴冲冲地和妈妈姨妈打上好几个电话，讨论出行的日子。
我们渐渐长大，舅舅的车里慢慢坐不下了。我们也买了自己的车。城市发生着缓慢的位移，曾经觉得那么遥远的郊区墓地，悄无声息地成了城市副中心。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时间总难以凑到一起，我们这一辈的孩子都不再跟着长辈们一起去扫墓了。有时我和丈夫去扫墓，会问父母要不要一起，妈妈总是猛摇头：“和你舅舅姨妈约好了，我们老家伙们自己去。”
就这样，每年春天，逐渐老去的妈妈、舅舅和姨妈，跟着那台同样老去的旧车一起，去完成一次又一次属于他们自己的聚会。
我上一次想起舅舅的车，还是2013年。那一年，车已经开了十五六个年头，接近报废。一向随和的舅舅，为换车的事情和妻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舅妈吵架后就不理舅舅了，君表姐远在万里之外，只能给我妈发消息，希望我妈劝一劝舅舅：“他都快70岁了，体能和反应都大不如前，还出了好几场小车祸，再开车实在是太危险了。之前那车，我就想着算了由着他，等车报废了就好了，哪里想到他现在还要再买，姑姑你说这怎么行。”
从来最听女儿话的舅舅，那次显示出了惊人的固执。他一意孤行地在网站上研究车的款式和型号，对我们的劝阻充耳不闻。最后他选好了一款最新的车型，就快要去4S店交钱了，结果不知道是谁的劝告生了效果，放弃了。
我妈妈和姨妈宽慰他：“没事啊，你说现在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那么多要开车去的地方？坐公交也方便，打车也没事，你算算打车钱，怎么也比买车养车便宜。”
我也在一旁大声宽慰：“舅舅，没事的，以后你要去哪里就给我们打电话，我接送你。”
舅舅看向我，开心地笑了：“好好，那以后就靠你了。”
而事实上，舅舅从没有主动打过一次电话让我帮忙接送。我那信誓旦旦的承诺，就和自己少不更事时拍着胸脯对长辈们说“长大了给你们买大房子”一样，让人开心，却没有人会真正当真。
舅舅放弃了买车的念头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舅舅没有车了，我们谁也没有听到他提起过生活里会有什么不便。退休之后的舅舅，在不出远门旅游的日子里，在这座城市里的活动半径似乎不需要超过3公里：去周围的菜场超市买点菜；去家附近的餐馆吃几顿饭；去几步之遥的江滩散散心；即使偶尔的公事，对方自会有车接车送……大家提及不再买车的决策，都纷纷颔首赞同：“不要车是对的，你看现在不是好好的嘛。”
我也曾经一度这样以为，直到有一次舅舅喊到我，让我去他家取一些东西。我到了他家后，才明白他要塞给我的一大堆东西是什么：崭新的千斤顶，行车记录仪，充气泵，腰靠……舅舅还是那般轻言细语：“这都是我前阵子买的，本来打算新车买了就可以用了的。现在用不上了，你看看有哪些需要的，你就都拿去吧。”
舅舅神色平静，我却在心底猛地生出一丝难过——我从未意识到，舅舅曾经多么期待那辆新车。每个人都觉得阻止他买车是绝对正确的，可我们并没有去多想一想，失去了车的舅舅，心里究竟会有几分难过。
我有点懊恼当初自以为是的劝阻，可是舅舅的神色却一如往常，仿佛他只是坦然地放弃了一项不合时宜的物件而已。我熟悉他这样的神情，在他多年前确诊糖尿病被医生告知要“禁嘴”时，遗憾也只从他脸上转瞬即逝。后来家里的长辈们依次确诊糖尿病，“禁嘴”成了他们的常态，可每次家族聚餐，为了照顾我们小辈的口味，餐桌上的佳肴依然满满当当。转盘转过时，长辈们的面庞里同样有着那样一划而过的、隐秘的遗憾。
我曾以为，对舅舅这样的老年人来说，不需要走远路了，所以不再需要车，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因果关系可能是反过来的。也许对舅舅而言，恰恰是因为没有车后出行的不便，才导致了他生活半径的急剧坍塌。像他这样闲不住的人，强行剥夺了他的出行工具，无异于折断了他的翅膀。
当我站在大病初愈的舅舅面前，知道那辆车仍是萦绕在他心头的遗憾时，又一次意识到当初我们劝阻的残忍。
我们陷在残忍里而不自知，就好像人一旦老去，很多需求就会被默认为“不重要”，社会属性也同样归为“不重要”。对那些从农村到城里帮子女照顾孩子的老人是这样，对舅舅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情况貌似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总是自以为聪明，霸道地用自己的认知做出那些自认为“对他们好”的决定，却忽略了长辈们已渐渐失去辩驳的力量。他们只是温顺地藏起自己的需求，一如既往地顺着我们的心意，就像我们还是孩童时那样。
4
谁也没有想到，在春节那次我与舅舅的见面之后不过两个月，舅舅的病就又复发了。
妈妈告诉我的“情况不好”，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匆忙赶回来的君表姐和我们一起去见了医生，从他凝重的神情里，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一次舅舅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让我妈紧急签字的那场手术，终究还是没有做成。肿瘤太大，几次穿刺都无法成功，尝试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医生叹口气，放弃了：“现阶段已经无法确定具体的手术方案了，只能先用放化疗看看能不能缩小肿瘤，之后再走一步看一步。”
君表姐点点头：“好的，就按医生的方案来。我请了两周的假，这期间会一直在国内，您有什么事情随时和我联系。”
我一开始有些担心，觉得如果短时间内手术方案不能确定、只能保守治疗的话，那君表姐千里迢迢岂不是空跑一趟？但我很快意识到，她这次回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最紧急的事情是房子。
舅舅除了自住的房子，还有一套闲置的空房。那套房子购于1998年，买了不久，君表姐就出国了。
买房子时，舅舅是想把它当作未来送给女儿的礼物的。在舅舅最初的设想中，君表姐在美国读完研，就会回国找工作、定居，阖家团圆，共享天伦，达到心目中的圆满。然而露往霜来，所有人都渐渐意识到君表姐是不可能回来了。姨妈就劝舅舅：“把那房子卖了吧，你们住现在这套房子就足够了，那套房子若是一直空着放着，可惜了。”
舅舅不依，只倔强着回：“肯定是不可能卖的。这套房子就是君君在中国的根，她若是一直不回来，房子就一直空着也没关系，可万一哪天她要是要回国了，家里不能没有她落脚的地方。”
姨妈见舅舅态度坚决，也不再劝他卖房，只建议：“那你把房子租出去呗，若是真的哪天君君回来了，再收回来也不迟。”
舅舅依然摇头，他舍不得——那套房子在装修的时候他花了心血，所有的材料都选的最好的，实木家具，真皮沙发，还有当时最高端的家电，装下来花了10多万，那时都够再买一套房子了。装修的时候，君表姐出国的事已经基本定下了，但舅舅的固执劲上来了，坚持要装，“要装得好好的”。
“这么好的装修，若是租户不爱惜，就全都糟蹋了，租金怕是还不够抵回装修。”舅舅停了半晌，才又声音轻轻地补充了一句，“而且，若是租出去了，君君回国时住哪里呢？总不能让姑娘去住酒店吧，她会伤心的。”
话说到这份上，对这套房子的处置，大家就都不再置喙了。
君表姐出国后，舅舅隔一阵子就去那套房子看看，擦擦浮灰，检查一下水电，仿佛希望那房子像个士兵一般，能以最好的姿态迎接主人回来时的视察。不过，星霜荏苒，舅舅去那套房子的间隔终究还是越拉越长，从一周一去，到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只是偶尔去一去了。
2005年，走了7年的君表姐第一次回国探亲。舅舅的激动溢于言表，摆了好多天的酒席，恨不得将所有能扯得上关系的亲友全请来吃饭。看着他忙进忙出容光焕发的架势，我悄悄问君表姐：“姐姐，你这次回来，住哪里啊？”
“我在爸妈家旁边的明珠酒店订了房，这样离他们也方便。”
那是一家五星级酒店，每夜的房费不便宜。
“你怎么不去住舅舅给你留的那套大房子啊，回来十多天，还是住家里更自在。”
君表姐笑了：“不了， Alex（她的丈夫）已经习惯了出门住酒店。那房子很多年没人住，还是太麻烦了。”
之后，君表姐回国的次数频繁了一些，一两年就会回来一次。但即使姐夫不回来，她也还是坚持住在酒店。舅舅的那套房，终于正式地闲置了下来。我曾以为这套房子会如图腾一般一直留存，然而，这一次，终究还是需要处理它了。
君表姐回国后第三天，我们又一起去了医院。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她和我妈讨论了几句舅舅的病情，就说到了房子：“这个房子，写的是我爸爸的名字，以后要是作为遗产由我继承，中间恐怕是有很多麻烦——听说现在有遗产税是吗？还有就是，我现在国籍是美国，不知道到时候是不是会更麻烦——是不是应该现在直接过户给我最好？”
她把目光投向我：“你懂这些吗？”
我漂浮的思绪被拉回，仓促摇摇头：“我不太懂这些，姐你最好找专业人士问一问。”
她点点头：“确实得找专业人士问问这套房子怎么处理才最好，还有好像我爸在老家也有套房，那套房还没办房产证，如果万一……怕是很麻烦。”
我犹犹豫豫地建议：“老家那套房如果没有证，是不是先办个公证比较好？”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我这几天找律师同学去打听一下，这样子是怎么弄，是公证？写遗嘱？还是怎么样。如果要公证，我爸现在病床都下不了，还要去打听一下有没有能上门办理公证的服务……”
这些细细碎碎的琐事听得我头疼，我缓缓走开，只留下妈妈在原地和君表姐讨论。
5
我踱进病房，走到舅舅的病床前。
离上次见面才两个月不到的工夫，舅舅的模样已经变了许多。前几日，当我按妈妈告知的病床号找来时，走到床边的第一反应，竟是迟疑片刻就想本能地退出去——我以为自己找错了床。有人出声喊住了我，我才认出眼前这位浮肿虚弱的病人竟是舅舅。我花了不少工夫才压住心底的震惊，装作若无其事。
而此刻，即使做好了心理建设再次来到病床边时，我还是忍不住泛出酸楚。
舅舅面色苍白枯萎，早已不复之前的白净丰润。他看到我进来，眼睛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头也跟着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阵类似咳嗽的声音，吐出略微清晰的几个字：“要不要吃点水果？”
我一时语塞，挤出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还是失去了和舅舅同处一室的勇气，又仓皇逃了出去。
回到表姐和妈妈身边时，我听到君表姐一句话的收尾：“哎，我老爹要是早点立好遗嘱就好了，很多事情就简单许多。”
我妈妈眼皮微微抬了抬，欲言又止，君表姐怕我妈误会，迅速补充了一句：“这个其实不应该忌讳的，我自己都早早立了遗嘱，其实是为了方便家人的。”
我妈妈只好点头：“是的是的，应该立应该立，不然你回美国了后，牵涉的很多事情都特别麻烦，只是……这话不能由我跟哥哥说，只有你做女儿的说比较合适。”想了想，她又叮嘱一句：“你看看怎么说比较柔和。”
君表姐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走进病房。我们陪着她进去，帮着把舅舅的病床摇至半高，和舅舅说了几句病情进展和医嘱后，妈妈便碰碰我的手，我们一起退了出去。我倚在病房的门框上，远远看着他们父女俩，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舅舅的脸上看不出表情，也一直没有出声，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双手捏在一起，在无意识微微用力。
从理智上来说，君表姐说的做的确实都很有道理。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味伤春悲秋哭哭啼啼显然毫无意义，要做的就是冷静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治疗方案也好，财产也好，身后事也好，所有的麻烦都不会因着逃避或忌讳就消失不见。君表姐回来一趟不容易，势必得争分夺秒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
初春的风吹得窗户哗哗作响，让病房里偶尔的沉默显得不那么尴尬。舅舅靠在病床上，有一缕头发耷拉到眼睛旁边，看得我难受，几次想上前帮他把那缕头发拢上去。
医生曾和我们说过：“周教授非常配合，也非常坚强。很多非常难受的检查，他都一声不吭坚持着做了下来，打针吃药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我尝试着把自己代入舅舅的视角——在自己还有极强求生欲的时候，却不得不和女儿面对面讨论着自己的身后事，想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的鼻头有些酸胀，脚尖升腾起一丝冰凉，不管理性上如何认同君表姐的处理，我的心底还是有个小小的声音冒出来：“还是觉得好残忍。”
父女俩的谈话时间不算长，我和妈妈走回去时，正赶上他们达成一致。舅舅的声音还是嘶哑的：“那这样吧，就把房子卖了，买房的款项优先给我治病，如果我不在了还有剩下的，就你自己处置。”
房子的后续我没有再关注，只听妈妈断断续续聊了些。君表姐托她国内的朋友来帮忙，办好了遗嘱公证等一切琐碎事杂。君表姐回美国后，后期卖房的种种事宜，也交由那位朋友一并帮忙。
一日，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我有空的时候和她一起去一趟舅舅的房子：“那套房子差不多要卖出去了，舅舅说要我们先去看看，有什么看中的东西就拿走。”
我陪着妈妈去了。
那套房子虽然没人住，但一直被舅舅打理得整洁，屋里的物件也大多是舅舅的心头爱。我上一次来这里还是十年前，心血来潮，陪舅舅来的。那时我对着书房里满墙满壁的精装套装书眼冒金星，舅舅见我的馋样，笑个不停：“等洋洋（我儿子）能识字了，这些书你随便挑，够他看到大学毕业。”如今舅舅还记得那时的承诺，叮嘱妈妈转告我：“看中的书就都搬走吧。”
但我只能摇头。家里的物件越来越多，房子越住越挤，我自己买的书都堆不下了，实在是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容纳其他了。妈妈曾经很喜欢房里的一对古色古香的大花瓶，犹豫了许久，也是放弃了：“太大了，家里没有地方放。”
我们在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什么都没拿，空手而走。锁门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心头被一阵虚无感击中——待房子卖出去了后，舅舅那些曾经视若珍宝的收藏，大概率躲不开飘零的命运吧。
再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套房子卖出去了。虽然现在楼市疲软，但挂的价低，很顺利地出手了。
听到卖价，我睁大了眼睛：“这么低吗？”
妈妈摇摇头，声音沉下去：“卖了吧，卖了吧，现在花钱的地方不少呢。”
舅舅去年那轮治疗，因为单位能报销大部分费用，所以算放开了手脚，只考虑疗效，不考虑费用。但这一次舅舅刚住进医院，医生就明确告知，现在属于复发，所以肯定需要用更高级别的药物和治疗方式，不仅不能走医保，恐怕单位的统筹报销也是覆盖不了的。当时说到这里，医生嘴上没有继续说，眼睛却是看着我们的，是征询意见的意思。
我妈妈想起舅舅眼神里那极强的求生欲，郑重又含糊地接了腔：“听主任您的，我们都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了，知道您会给我们制定最合适的方案的。”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后来拿到第一期账单的时候，我妈还是吓了一跳：20天不到就烧进去30万。她拿走单子帮舅舅去单位申请，回来告诉我：“果然这次不一样了，对方说，‘能报下多少不确定呢，看到时具体到账吧，别做太多指望啊。’”
房子卖掉后，我妈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一些：“不论怎么说，有了这100多万，还是可以再撑撑的吧。”
“不管怎么说，舅舅上一轮能报销，已经强过了许多人了，否则的话……”我想了想，还是坚持把这句话说完了，“换了别人，很多人恐怕连第一轮的费用都撑不过吧。”
6
这日，妈妈和我聊起舅舅的护工：“那个芬姐，好像在试探着要红包呢。”
“向你开口了吗？”
“没给我说，倒是给你君姐连着发了好几次消息。也没明说，就是次次诉着自己辛苦。君君听出了意味，便来问我。”
舅舅去年第一次住院时，正是疫情最为反复和封控最为严格的时期，医院对于陪护的要求是：只能指定一人陪护，陪护人员一旦进了病区，就不能轻易离开。这个规定从2020年便开始执行，已成惯例，而舅舅所住的病区是敏感的血液科，大多数病人都脆弱得像一碰就碎的瓷娃娃。
护理，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大难题。治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父母和姨妈，家家都是百事缠身，他们也都年近七旬，身上各有病痛，即使有空闲，要照顾舅舅也是有心无力——不定期的探望照顾或者跑腿帮忙都没问题，但谁能拿出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的时间被牢牢关在医院里？
毫无悬念地，大家决定请护工。请来的芬姐四五十岁，话不多，看起来很是踏实勤劳。在日后的相处中，她的认真负责得到了挑剔的舅舅的认可，所以今年第二次入院，舅舅只和新护工相处几天，就一声又一声急着催促我妈妈尽快联系芬姐，请她再次过来照顾。
我和妈妈在闲聊时曾感叹，能遇到芬姐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若是碰到的护工是个偷奸耍滑之人，舅舅治疗期间的痛苦程度恐怕要雪上加霜。不过我妈妈也悠悠补充了一句：“芬姐费用也是不少的。”她掰着指头给我算了一笔账：芬姐一天的日薪300元，一个月近1万，舅舅第一轮住院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护工费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对芬姐印象还挺不错，每次去探望舅舅时，总看到她安静地忙前忙后，偶尔搭上几句话，也颇有分寸，热心而不僭越。我们要走时，她总是殷勤地将我们送到电梯口，时而宽慰几句，时而真诚地承诺：“放心，交给我。”
舅舅第二次住院后，很快就卧床不起，这次的化疗凶猛，舅舅很快就没了食欲。我妈每隔一两天，会做些饭菜送去，给舅舅调调口味、补补营养。她不去的日子里，舅舅每日的饮食大多是由芬姐帮他打点，有时订医院的病号餐，有时点外卖，有时去到附近买点小食。
舅舅频繁抱怨菜咸，餐食换了一家又一家，他却总是皱着眉头，说咸得发苦，想来大概是化疗伤了味觉。长久吃不进东西肯定不行，大家只能换着花样试，舅舅也努力吃，但人本就虚弱，勉强起来就更加痛苦。
最后，舅舅无意中吃了芬姐老家的米。那米据说是芬姐自己乡下家里种的，原本是她带来做自己的餐食用，一次看大家为着舅舅食不下咽一筹莫展，芬姐就试着把那米做成粥给舅舅尝了尝。没料舅舅竟然就吃得开心，没有佐菜，也呼啦啦吃下不少。芬姐欢欣，便托同乡带了好几袋子米送来，又偷摸跑出去买了迷你电饭煲，日日趁着医生护士不注意，在病房的卫生间里给舅舅炖粥煮饭，再换着花样配些小菜，舅舅竟是能吃得下去东西了。
芬姐受了鼓舞，又接二连三托乡下的家人带来一些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放化疗的病人都胃口不好，吃吃我们自家种的，新鲜又没有农药。”偶尔舅舅实在吃不下时，她还会像哄小孩一般，哄着舅舅“吃一口”，“再吃一口”。久而久之，舅舅的面庞丰腴回去了一点，还能下地扶着床栏走上几步。
我妈妈感激芬姐，包了个红包给她，她还推辞。我妈妈说：“不当别的，哪怕就是那些米啊菜啊，你有心，但我们总不能还让你掏钱吧。”芬姐这才收下。
我回想起芬姐的好，跟妈妈说：“她也不错的，而且确实辛苦，给点红包也是应该的。”
“这芬姐，怎么说呢，好也真的是好，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是没毛病。”
我妈说，一次她去送饭，芬姐热情地接过饭盒，又照例拿进了卫生间里。那天她有事要忙，就没有像以往那样多停留，和舅舅说了两分钟话后便要告辞。临走前她想跟芬姐打个招呼，四下一看，却没看到人。我妈也没在意，准备去趟卫生间就走。没料到卫生间的门一推开，正撞到慌忙起身的芬姐。我妈打了个招呼，却见芬姐嘴巴里鼓鼓囊囊，塞满了东西还没来得及下咽。妈妈瞟了一眼打开的饭盒，没说什么，若无其事地跟芬姐说了两句告辞的话，便离开了。
到了下次带饭探视的时候，我妈有意无意问舅舅：“哥，上次带来的那个鲍鱼，你吃得可还合胃口？下次要不要再买点烧给你吃？”
舅舅愣了愣，下意识反问一句：“鲍鱼？”
病房安静了下来。我妈瞟了一眼芬姐，她的面颊略过一丝尴尬，却也没有太过慌乱的模样。舅舅没有再出声，我妈也没有继续说什么。
“后来我观察了几次，要是我送去的饭菜里只是寻常排骨鱼肉，舅舅倒还能吃得上几口，若是有略略稀奇一点的玩意，那就全都被芬姐吃光了。”
听妈妈如此说，我就想起每次去探望舅舅时，芬姐总是格外殷勤地从我手里接过营养品，收到卫生间。我无奈地笑了笑——想来，那些东西怕是也要过一遍芬姐的手吧。我半是安慰半是提醒地嘱咐妈妈：“这事就这么算了，你也不要在医院再提起，就当不知道的。芬姐吃东西，舅舅未必不知道，其实也无所谓，吃一点就吃一点吧，终究还是有着照顾的情分在里面的。就冲着她给舅舅熬的米粥，也就罢了吧。”
妈妈点点头，但还是有点郁结：“其实倒也不是舍不得给她吃，但是她怎么也该给你舅舅留一口呀。我后来倒真想过，她若是想吃，我可以单独给她做一碗。只是，偏偏在这事被发现之后，时机倒是尴尬了，真做了，就算是好意，都像是打了芬姐的脸。”
“算了，想开一点，就当是舅舅吃了。以舅舅现在的胃口，就算芬姐不吃，他大概也是吃不了几口的。你尽到了你的心，舅舅知了你的意，至于芬姐，她吃得开心了，照顾舅舅尽心一点，也就值了。”
“也只能这样了，也真的怪不了芬姐，只是我还是有些心疼哥哥，他一辈子没别的，就爱吃一口美食，临了临了……”妈妈声音有些发胀，“兄妹一场，到后来我们能做的也不多了，我就只想让他多吃一些好的。”
7
当君表姐又为着红包的事情来问我妈意见的时候，我妈就没有再太过热烈地赞美芬姐，不过依然还是给予了芬姐不错的评价：“比起很多护工，芬姐真的算是很尽心的了。”
君表姐说：“按理说，我们给她的工资算是不低的了……”
“也不能这样算，工资是工资，责任是责任，红包就是个心意。起码芬姐没有拿着钱不做事，若是她真的像有些护工一样，自己躲在一旁玩手机，连病人的针打完了都注意不到，你爸爸怎么办？而且，若是芬姐心里头不舒服了，最后吃亏的还是你爸爸。”
君表姐还想说点什么，我妈干脆利落地截住了她的话头：“这样吧，你去问问你爸爸的意见，看他对芬姐满不满意，若是满意，就让你爸爸给你个建议，给不给红包，或者给多少。”
挂了电话，妈妈长叹了一口气。
我说：“君姐估计是不想给红包。”
妈妈点点头：“我听得出来。她问我意见，我是没法给的。若说给，毕竟芬姐问的是你君表姐，我不应做这个主；若说不给，万一真的惹得芬姐不高兴了，我岂不是白白落了罪名。”
舅舅这一次住院，不比上次治疗时还能基本能自理，几乎大部分时候都卧床不起，如厕也好，洗漱擦身也好，日日都得要芬姐贴身照顾。“是真难为她了，她怎么也才四五十岁，哎……”
我跟着感叹了几声芬姐的不易，思绪却也飘去了另一个地方——芬姐难，舅舅怕也是好不到哪里去。做了一辈子清高的知识分子，却在暮年的时候保不住最基本的尊严。我觉得，尽管舅舅从未开口说过，但相较于疼痛，尊严的丢失，恐怕是更让他难过的。
我想起自己中学的时候第一次跑1500米，跑到最后步履踉跄，几乎要跌倒。看着前方朝着我挥手试图鼓劲的同伴，我心下却生出一丝绝望：关于痛苦本身，注定就只有自己承担，旁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感同身受的——就像在去年得知舅舅的病情之后，因为身体原因自顾不暇的舅妈，选择了放手，而亲戚们对此也表示了宽容和接受。舅舅不提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我们也识趣地不提，任他自己消化情绪。
我曾经历过数位长辈的离去，知道每人在这个过程中各有参差。外公最后的几年，满嘴的牙全都掉光了，几乎吃不了任何需要用力咀嚼的东西，妈妈每次给他做饭，都把饭与菜捣成泥，我记得夏天的夜晚，天几乎黑透，父母还没有回家，外公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里屋，把那些糊嗒嗒的菜泥一口接一口塞进嘴里，用干瘪的牙床碾烂，然后无声地咀嚼、咽下。黑暗如潮水汩汩淌来，一层层好像要将他吞没。我曾非常不适应外公总喜欢待在黑暗里的样子，直到很久之后，妈妈才跟我说：“外公哪是不怕黑，他就是想着，一个人在家时不开灯，就可以帮我们省一点电费。”
我猛地哭出了声，比在外公的葬礼上哭得还要伤心，隔着很多年，我突然无比思念安静沉默了一辈子的外公。我才理解，外公从不抱怨，不见得是因为坚强，更多时候倒像是接受，接受人生本就如此。许多痛苦，好像只有接受了才会不那么痛。
不同于外公的寡言，外婆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毫不掩饰自己对活着的渴望。老年时，她几乎要以医院为家，只要有一丁点不舒服，就要拉扯着去住院。和许多老年人一样，她热衷于各类保健品，有骗子卖给她药酒，8000元一瓶，号称喝了就能消百病。我爸和姨爹找到骗子，把人堵在门口，拿回了8000元还给外婆，可是一转身，外婆又偷偷找骗子去了：“孩子们不孝，谢谢你求求你，还是把酒卖给我。”
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无数这般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嘲笑外婆，调侃她，甚至和她生气吵架。而在很多年后，我会在凌晨梦见她，她仍然是生气勃勃的样子。睡梦里的我，才发现自己早已经谅解了她给我们带来的各种麻烦，只由衷地羡慕她对生命的热情与追求。
与亲人告别是一件疼痛的事情，它可能是一瞬间，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拉锯；可能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也可能是缠绵数年的疲劳。但唯一没有悬念的是，那将永远是一种疼痛和思念。就像是外公外婆离开了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会刻意不再说起他们，但是一旦有人提起了话头，几句话就能让我们的眼泪掉下来。
如今，我已年过暮春，无论在心态上怎么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也时常会提醒我，衰老已经不期而遇——它可能是我不经意间在镜子里看到额头上冒出的一根白发；可能是日益稀疏的睡眠；更可能是从心底不时滋长出的对许多事情的疲惫感。我在自己尚未察觉的时候，就滑过了身体和精神状态抛物线的顶端。
时间一刀一刀，真真切切刻在我们身上，教会我们只能用自己的肉体凡身去硬扛住所有的恐惧和遗憾，咽下那些想痛哭一场的冲动，然后去学习告别，学习如何不惮于谈论死亡，学会如何坦然面对它以及面对它来临之前的衰老和离别。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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