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690）

 

伤心文科留学生，在新加坡给动物打工

高孜然 在人间living 2023-08-08 05:02 Posted on 北京

 

 

 

撰文｜高孜然  编辑｜周褶褶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2022年8月，从英国人类学硕士毕业一年后，我初到新加坡，盘算着安身立命。于是，在那个只能塞下一张床的蜗居里，我一周猛投了近50份简历。可那些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在HR的简单沟通后再无下文：“ah你不是本地人？抱歉lah。”

一天，我和国内朋友视频，对方看到昏暗灯光里唉声叹气的我，提醒道：要不你关注下国际组织？那里是伤心文科生的收容所。

我看了看纱窗上趴着的小壁虎，打开了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国际组织的官网：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一个动物保护组织。没错，就是logo上有熊猫的那个。

真巧，它的Education and Outreach（教育与外联）部门正在招实习生，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运营社交媒体，做简单的数据分析，还有机会到户外接触不同的动物。我的心跳当时就漏了一拍——这不就是我的“梦中情工”吗？ 

再看工作要求：

1. 有运营社交媒体的经验，

2. 学过数据分析，

3. 会包括英文在内的两门语言，

4. 最好是动物学专业。

那一刻，我觉得我就算是个萝卜，这个岗位也是专门用来栽我的坑。为了保证专业匹配度，我一口气写了一封三页长的cover letter，强词夺理地解释：虽然我学的是人类学不是动物学，但人类是动物的一种，所以人类学是动物学的一个分支，四舍五入就是动物学。

而后，我又在给HR的邮件里激情阐述：我十分擅长和动物相处，中国河北老家的流浪猫狗都被我喂得白白胖胖。

就这样，我投出了简历。

好消息，我获得了面试机会。坏消息，面试被安排到了10月。我忧心忡忡地玩耍了两个月，终于熬到了面试这一天。

这是场在线面试，隔着屏幕，我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manager，他是个印度人，名字叫Kaustubh。我向他坦白，面试前的十分钟，我一直在跟着油管学习他名字的正确读音，但尚未学会。他表示理解，说，“叫我Kaus就行”。

平心而论，Kaus给我的第一印象十分不好：他的头像是张照片，是他抱着大口径猎枪，对着镜头邪魅一笑，枪口还在瞄准着什么。

咋，动物保护组织的人还打猎啊？

但Kaus对我的简历和表现都十分满意：“就你了，收拾收拾来上班吧！”他开始介绍办公室环境很好，空调很足，高级咖啡机虽然经常坏掉但他能修好，还有两位同事每天带着小狗上班，我可以随时去摸摸它们。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职位当初收到了近百份简历，而我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我提到个人小红书账号有几千粉丝，几万点赞，和几十万浏览。同事们对着我惊呼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在新加坡这个常住人口只有五百万的地方，几十万浏览量听起来相当了不起。

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别说头部了，我连个后脚跟博主都不算。

不过anyway，我拿到offer，准备好大干一场啦。

从家到公司需要40分钟，谨慎起见，第一天上班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就出门了。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区，高楼逐渐变少，植物越来越多。跟着地图，我拐入一条满是参天大树的小路，喘气爬坡。办公室就在坡顶上——一栋被小树林环绕，只有三层的白色小楼。

Kaus出来接我，现实里的他比视频里更黑更壮，一看就是常年浪迹户外。想起他的头像照片，我参考泥人张的格式给他起了个绰号：猎人Kaus。

到了工位，同事们自我介绍一番，我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八人的部门里，有两位印度人，四位马来人，一位新加坡华人……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本就是社恐i人的我更紧张了。

中午，大家邀请我一起吃饭。他们边吃边聊，仿佛开了二倍速，独特的新加坡口音夹带着当地特有的英文词汇，我听得一头雾水，只能像个傻子一样假笑，附和着说对对对。

为了寻求安慰，我开始满办公楼找小狗。小柯基虽然名叫Shy（羞羞），实际是个小社牛，看到我就疯狂摇尾巴。但当我起身想去摸摸另外一只小狗——它人高狗大，威风凛凛，一身黑色的毛发油光崭亮——刚伸出手，它就叹了口气，转头望向窗外。

得，连狗都不让我摸。

撸完小狗回到工位，Kaus和他做好的咖啡已经在等我了。他跟我递了个神秘的眼色。几分钟后，我收到了来自他一封名为“light reading with coffee”（伴咖啡的轻松阅读）的邮件。

犹豫了一下，打开邮件，是一条网盘链接。再打开：

里面静静躺着厚达五六百页的PPT，以及共计将近八小时的野生动物教学视频。

 

原来当时，Kaus正闷头做着一件大事：他想开发一款智能app来识别、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说到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我的第一反应是可可西里的动物保护者，他们孤独地驰骋在广阔浩瀚的无人区，守护着藏羚羊。在我心里，这是个危险、高尚、但离我十分遥远的工作。没想到Kaus竟想把它做得这么家常？

我突然对他升起几分敬意，我猜他也许并不是个猎人，而是个卧底在猎人中的动物保护者……

但这份敬意很快就被繁重的任务瓦解了——我需要日复一日对着电脑上形形色色的象牙商品打勾或画叉，根据它的“史垂格线”，人肉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象牙……每天勾勾叉叉大概几百张。

这个项目的组织架构是这样：

在我上游，是近百名无私奉献的爱心志愿者，他们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寻找着象牙商品的痕迹，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象牙图片；

我的下游，是数十号算法精英，他们摩拳擦掌地等待分好类的象牙图片，准备用最尖端的技术和最强大的算力来开发最先进的象牙识别工具；

而夹在中游的我，是人肉标记数据的高科技燃油渣，承担了最崩溃的使命——在WWF第一个月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保持每天至少7个小时以上的伏案工作，颈椎病都更严重了，我时不时想起新闻里那些拿着12块人民币的时薪，为ChatGPT累死累活标记数据的肯尼亚民工。

工作的时光里，要么我一个人对着电脑亡命标记，要么和Kaus搬着小板凳，对照着几千行几十列的巨型excel，用超大屏幕十倍放大商家图片，激烈讨论网上象牙的真伪。

有一次，其他人早已下班回家，我俩还在办公室里各自标着数据，气氛安静得可怕。我鼓起勇气和他搭话：

“听说之前爱丁堡动物园经费紧张，为了更好地照顾远道而来的两只大熊猫，烧钱给它们买竹子，只好割爱开除原住民长颈鹿一家子，把它们发配去了各地不同的动物园。结果明年大熊猫要回中国了，动物园又扭头把长颈鹿给返聘回来。没想到这年头，连长颈鹿的工作都这么不稳定哇。”

原以为Kaus会像我一样听个乐，没想到他说：

“可怜的长颈鹿，唉。”

那时我还不知道长颈鹿是群居动物，每只都有自己的圈子，还很喜欢社交。把长颈鹿家族送到不同的动物园，无异于活生生拆散相亲相爱一家人。

于是，在我一番社交突围的无效尝试之后，气氛不仅安静，还尴尬了。

我只能继续埋头标记，毕竟除了图片，还有文字信息需要标记；毕竟除了象牙产品，还有大象皮肤制品、大象尾毛制品、穿山甲制品、海龟壳制品、海龟皮肤制品、海龟蛋、活体海龟、大猫牙齿制品、大猫爪子制品等着我标记。

标不完，根本标不完。

那段时间，我时不时为自己的工具人身份感到愤慨，也曾不止一次想过尥蹶子不干了。可再一想，在我来之前，这样的工作一直是Kaus一个人做。况且，作为团队里唯一的中国人，我不能让他觉得中国人靠不住啊！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说实话，比起当工具人标记动物制品，我还是对活着的小动物更感兴趣。

每周三下午的会上，大家会分享一些神奇动物的故事。记得一次，一位晒得像斑马一样的同事聊起她研究、保护珊瑚的故事。她回忆着自己在新加坡南部海域下潜的经历，讲起珊瑚是如何无性繁殖的。大家边听边点头，时不时插话和她讨论。

而我一脸懵逼：作为“海底西蓝花”的珊瑚，居然是一种动物？！

这个办公室里，大家闲聊的不是家长里短，而是新加坡中部森林的猴子和北部水库的鳄鱼，甚至脱口而出他们的拉丁语学名——在这里，动物都不是it（它），而是he/she（他/她）。

这群同事究竟什么来头？我回到家，在领英上用无痕模式悄咪咪地搜索着他们的名字，发现无一例外，大家都有点动物学、生态学或者环境学的背景。于是我反向海淘，从国内买了两本动物科普书寄到新加坡，想趁着午休间隙“弯道超车”，盼望有朝一日能加入讨论。

Kaus看出并肯定了我的上进心，但他说，“大自然是比课本更好的老师”。于是那天下午，埋头标记的我至少被Kaus打断了五次。每次他都带我来到办公楼不同的角落，透过不同的窗户，看不同的鸟儿。

在楼道，“左数第二棵树下边数右边第三根杈儿，看到没，那是白眉黄臀鹎（Yellow-vented Bulbul）。”

在厕所门口，“地上那个一蹦一蹦的你肯定见过了吧！爪哇八哥（Javan Myna），模仿声音的能力一流。”

在办公室窗前，“远处两棵树中间黑乎乎的地方，是不是有只突兀的红色小眼睛？应该是一只亚洲辉琼鸟（Asian Glossy Starling）。”

我看着Kaus看鸟时慈祥的眼神，心想，这人谈起鸟儿，比谈起自己老婆都温柔，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呢！

“嘿Amethyst，你看这里！”他打断了我。

我以为他又找到了什么新鲜的小鸟儿，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妈耶，一只在草地上缓慢爬行的绿色大蜥蜴！

他兴致勃勃地讲着蜥蜴，可我完全无心聆听。那蜥蜴吐着舌头，舌头不仅细长，还像叉子一样分叉儿，在阳光下呈现出诡异的蓝紫色，加上那凹凸不平的暗绿皮肤和奇怪的爬行姿势……我看着蜥蜴，就像被灌下一口老北京豆汁儿，缩着脖子，面露痛苦。

大概是Kaus察觉出了我表情的扭曲，匆匆以“蜥蜴也是需要我们爱护的小动物”作结。

虽然对蜥蜴还是爱不起来，那个下午，我记住了不少和鸟儿相关的新名词，之前觉得云里雾里的讨论也渐渐清晰丰满了。

有一次，我们正在办公室和director开着视频会议。突然，一名同事“哇”地一声冲了出去，紧接着，其他人也一一夺门而出，齐刷刷趴在走廊的窗户上，留下我和大屏幕上的director两脸懵逼。她急坏了，问我发生了什么。

在我即将脱口而出“也许是地震了”时，一名同事突然大喊一声：“对面树上有一只奥利奥！”

“哇！Amethyst你快带我去看！”屏幕里的director顿时大叫。

我愣了几秒：什么奥利奥上树，饼干成精了？

这时大家已经纷纷归来，意犹未尽地说：“鸟儿飞走了。”

原来，这个奥利奥不是泡牛奶的饼干，而是黑枕黄鹂（Black-naped Oriole）。英语里，二者发音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吃了前者会快乐到云端，而吃了后者会把牢底坐穿。

大家意犹未尽地讨论着那只奥利奥，感叹这通体明黄的小鸟儿实在是太可爱了。

“有点可惜，Amethyst你没看到。”

我嘴上说着是啊是啊，心里却在想：难道不是为了看鸟，在严肃的会议时刻分分钟倾巢而出的人类更可爱吗？

我开始期待每周三的分享会。

听同事讲述她在马来西亚北部用GIS技术追踪野生老虎的故事；

听刚从巴拿马开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的同事分享八卦：有个鲨鱼保护组织的人为了让鲨鱼得到大会重视，带着一比一仿真鱼翅飞来巴拿马，结果由于鱼翅过于逼真，被海关连人带鱼一同扣下，折腾一圈儿才放出来……

我不再害怕和大家一起吃午饭。我和同事吐槽，怎么能给社牛小柯基起名叫羞羞，然后才知道，人家不叫Shy，而是Shai，是希伯来语“礼物”的意思。而之前一见我就摇头的大黑狗，现在也开始朝我摇尾巴。

尽管和大家越来越熟悉亲密，我仍然对Kaus心存芥蒂。因为象牙还没标完，我的工具人生涯尚在持续。

直到一天，一群对WWF充满好奇的中学生来办公楼参观，宽敞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Kaus作为公司代表，专门准备了PPT，向学生们展示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logo是只熊猫，所以可能在你的印象里，WWF是个动物保护组织。但实际上我们关注的问题还有可持续金融，可循环经济等等，比如我们会指导棕榈油制造商如何减少森林砍伐。”

奇怪的新知识又增加了。

“不过，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确是我们的核心任务之一。我们的团队现在就在开发一款能够识别野生动物商品的app。”

这可能是我第十次听Kaus安利这款app。同样的内容，同样的配方，同样的Kaus：此刻的他像个家长，在酒席上介绍自己期末满分的孩子，一脸骄傲。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呢？”

嗯？这一段我还真没听过。

“‘要保护野生动物’这样的说辞你们应该从小就听了很多遍，但那些野生动物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生活在非洲的大象，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去看他们。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反对象牙制品？”

说到这儿，Kaus突然加快了语速，抬起语调：

“只要是成年的非洲象，不论性别，几乎都会长出象牙。象牙产品价格高，利润大，为了获取象牙，有人用枪支猎杀，有人布下陷阱等待大象上钩，甚至还有人会在他们的食物里藏下爆炸装置。

“象牙根部位于大象口腔深处，活体取牙难度极大，即便能取下，大象也会因为失血过多或者伤口感染而死。所以，几乎所有的偷猎者都会先杀死大象，然后再取牙。”

会议厅里鸦雀无声。可能学生们也都像我一样，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残酷的现实。

Kaus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眼睛红了。他吸着鼻涕说：

如果我们的app能帮助电商和网民识别象牙商品，一旦发现就立刻下架追责，让象牙没办法在市场上流通，这样就能减少受害的大象数量。想想你们小时候的动画片，里面有没有大象角色？说不定，我们能帮助他们。”

我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Kaus。我看过的大象角色并不多，但有一个格外可爱：米奇老鼠的宠物象波波。米奇先后从拍卖会和坏人手里解救了波波，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母亲，早日回归自然。

那时的波波还是只小象宝宝，还没长出象牙。可等他长大的那一天，也会因为象牙被送上刑场，面临灭顶之灾吗？

那一刻，我好像和Kaus、和我的工作合解了。我不再觉得我是个无情的人肉象牙识别器，因为我的生命突然和远方的大象建立起了联结：

我是在保护波波的象牙。

我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除了象牙标得越来越快，我开始接触更多种类的工作：翻译文件，制作海报，宣传演讲……虽然按朋友的话说，还是没完全“脱离工具人范畴”，但起码我不再单单是个锤子，还是个扳手。

我逐渐从被动的听众成为动物冷知识的传播者。比如一次，我国内闺蜜换了个水獭头像，她说她最近迷上了水獭这种“又软又萌”的小动物，我一听就急了，赶紧科普：

别被他软萌的外表欺骗，这可是一种喜欢拉帮结派，偶尔还会使用暴力的动物，像新加坡最著名的水獭家族是来自北方的“碧山派”和南方“滨海湾派”，他们之间还发生了像《教父》一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微信那头的朋友沉默无言，没一会儿就换掉了她的水獭头像。

还有一次，儿时的好友们一起从国内飞来新加坡找我玩。出发前，她们得知在新加坡投喂猴子会面临最高约五万三千元人民币的罚款，甚至可能有牢狱之灾，对此深表震惊：这是不是太不猴性化了？

我学着Kaus曾经给我解释时的样子说，森林里有充足的食物，猴子们有能力自己捕食，他们比我们更清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如果依赖人类的投喂，他们不仅会渐渐丧失独立生存的能力，还可能为了获取食物攻击人类，变成“无恶不赦”的海盗……

朋友连连点头，大概是被峨眉山上的猴子吓过。

然而就在一切渐入佳境时，我逐渐走上正轨的实习生活在今年二月底戛然而止：因为签证出了点问题，我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WWF。

离职前，我发现手机里多了不少办公室附近拍摄的蜥蜴照片。我好像不怕他们了。

我的心态也在转变：

入职前，我对这份工作无比向往，因为它听起来轻松有趣，小动物软萌可爱；

但现在，我热爱这份工作，是因为我体会到作为人类的责任：无论外表可爱与否，动物都不应该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在正式离开前，我向Kaus提出离职后要回来做志愿者，贡献免费的劳动力。

直到那天，我才想起拿自己的ins账号和Kaus加了好友。当我顺手点开他的头像大图——原来他端着的压根儿就不是猎枪，而是一个加加加长版的照相机。

嗨，结果我一直误会他了，他不是卧底，更不是个猎人，他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摄影届老法师。

得知我想做志愿者，Kaus在开心之余，把一份志愿者协议书发到了我的邮箱。

足足十九页，比我的租房合同和工作合同加起来还长，他真是个文档控。

“这……有必要吗？”

“嗯。保护野生动物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们需要把风险全部告知志愿者。”

“之前和我打过交道的志愿者都签了这19页合同？”

“是的。”

“有风险又辛苦，为啥还有那么多志愿者加入我们啊？”

“你得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是真心想为建设世界做点贡献的。”

我想到了为了研究珊瑚晒得像斑马的同事，为了保护鲨鱼而被关进小黑屋的同行，还有这些为了让远在非洲、八成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小象可以快乐成长而熬夜在网上收集数据的志愿者们。看来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啊。

看我闷头发呆，Kaus问我：“离职之后你什么打算？”

“去动物园，看看能不能做个好饲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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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985计算机博士，选择回家躺平

发布：2023年08月05日 14:34 来源：科学网

讲述者｜陈策（化名）

 

 

作为从“超级中学”一路保送上来的竞赛“大拿”，陈策的求学之路颇为顺遂。

一口气拿下博士学位后，摆在他面前的显然是一条康庄大道。

他参加了几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校园招聘，顺利斩获平均30万元以上的年薪package。

然而，陈策迟疑了，“996”的工作强度令他发怵。

他的父母分别供职于高校和国企，对“单位”的执念深入骨髓。在二老的劝说下，陈策终于明确了自己的就业方向：还是找个单位吧。首先排除国企，理由是“不爱喝酒”，岁月静好的高校成了他唯一的选择。于是，陈策来到中部某省会城市的一所二本院校做起了讲师。

谁能料到，仅仅一年半以后，陈策就卷铺盖走人了。他选择回到成都老家“躺平”，头也不回地逃离高校、逃离科研、逃离好不容易到手的编制。

顶尖名校毕业的计算机博士陈策，最终来到成都一所中学教物理。5年过去了，他却再次出走，愤然逃离“单位”、逃离“躺平”、逃离曾一心向往的“岁月静好”。卷不动，也躺不平，是陈策这7年的真实写照。

但他想得明白，“向前看，要记住人是活的，心态放稳，这就够了”。

以下是陈策的自述。

 

 

“不想卷了”

我是纯竞赛保送生，本硕博一路保送热门计算机专业，所以坦白讲，在学习上并没有吃过多少苦。要说压力最大的时候反而是高中阶段。当时我在省内最好的“超级中学”就读，又在最好的班，一个班60多个学生，上清华北大的有二三十个，还都是裸考。所以越到后面，我反而越轻松。读博压力并不大，很顺利就毕业了。

我毕业于2016年，那时候互联网公司正火爆，所以找工作很顺利，记得华为给我开的年薪税后接近四十万元，但我不想去。因为向已经入职大厂的师兄师姐打听了一圈，觉得他们的状态都不对劲。“996”是常态，身体几乎要垮掉了。当时我就萌生出了一股危机感，觉得到35岁一定会面临被裁掉的风险。更过分的是薪资已经开始倒挂了，早一年的博士不一定比晚一年的硕士挣得多。况且，我并没有在一线城市奋斗买房的志向，所以就没去。

 

现在想来，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当年我的那批师兄几乎都被裁了。

最后还是选择回归高校。那时博士进高校的红利已经过去了，以我的资历背景很难进到“211”“985”高校里去。在更好的大学任教，“非升即走”的压力会更大，挺累的。我就在中部某省会城市的一所最好的二本院校找了份教职，计划写点论文、搞点项目、评个教授，走向人生巅峰。

到二本院校教书之前，我已经做过科研底子弱、申项目难的心理建设了。但等真的进去后，仍然碰到了很多让我毁三观的事情。

进校第一年，我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不知道其他学校如何，但当时在我们学校，没有编制的讲师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只能靠课时费养活自己。当时我们的代课课时费是35元/小时。也就是说，我一个月顶破头，上100个小时的课，也只能挣到3000多元，比博士阶段每月的补贴还少。而且还没有给我发饭卡，我硬蹭同事的饭卡吃了一年多。

 

尽管我拿着最低的薪酬，却教着最难的课程。比如学校为了贴合时代发展，让我必须开一门“人工智能”的课程。别人都不愿意教，就让我开。我没办法，只能先去其他大学“偷课”，看别人是怎么教的，再回来开课。级别最高的教授很早就把好顶课时的“水课”选走了，比如“计算机概论”“网络工程基础”这种。我都怀疑这些年纪大的教授不会编程。

“卷”是不卷了，反倒开始耗了。学校杂事很多，连改试卷都要组织全校审查三遍。我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真想补贴家用可以发SCI，一篇SCI学校能奖励2000元。但是日常琐事那么多，哪儿来的时间做科研。平台低，申项目就更不用想了。想想当年帮博导做项目，100万元以下的都看不上。工作后反而申不到，落差自然是有的。

地区经济发展慢，学校给的“安家费”也比较低，只有17万元，还分8年拿。我算了笔账，实在耗不起。加上妻子当时也觉得我收入太低了，就主动提出了辞职。刚解决的正式编制也不要了。

要面子，还是要里子

我想多挣点儿钱，改善一下生活质量，想法再朴素不过了。

当时看到有一个中学同学，北大毕业的，毕业后在北京四中当老师，同时做点儿竞赛培训，收入不错，我挺羡慕他。加上有几个同学在成都老家开公司，也是做竞赛培训的，一直邀请我回去“占坑”。我和妻子商量后就回成都了，生活方面也更舒适一些。

我是2018年初回的成都。最初还是父母延续下来的那个思维：先找家单位。当时正好有一所新建的私立中学在招人，我就去了，想做中学物理老师。

关于招聘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所有候选人都被要求在现场做一份学校出的测试卷，包括学校一位自己的老师也来参加测试。满分100分，他才考了40多分。最后学校招了一个考70多分的，一个考60多分的，还有我。我考了90多分，闭着眼睛考。

进学校后也是一样的。教书对我来说一点问题没有，我也挺喜欢给孩子们上课。开始那段时间蛮幸福，我住的宿舍距离学校5分钟路程，每天在食堂吃到撑，一下子胖了10斤。初中的学生虽然调皮捣蛋，但都比较单纯，每教会他们一个问题、讲会一道题，我都很开心。

我平时也会在朋友的工作室做竞赛培训，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学生打出成绩了。因为我就是打竞赛上来的，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战经验都很丰富，对这个东西又很热爱，所以做得还不错。很多学生都过来找我做培训，慢慢地名声也打出去了。

开始的一年多我是真的幸福。挣钱比在高校多，活儿比在互联网公司少，离家还近。当时觉得神仙日子也不过如此。

唯一不好的，就是听起来不够体面。我倒是无所谓，因为我有一大批名校毕业、顶级聪明的同学，都在从事和我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没觉得不体面，反而挺自得。但我父母开始的时候会有点介意。别人问起来，我妈就总是藏着掖着，觉得我一个堂堂名校毕业的计算机博士，跑回来给中学生教课、做培训，有点丢人。但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熟悉的小孩慕名来找我上课，她也就释怀了。

起初参加同学聚会我会有点不好意思。一听别人都在大学、大公司、大平台工作，我还有点难以启齿。但是把工作时间、收入、幸福感这些因素全部摆出来以后，我腰杆儿就直起来了。比起那些在大学、大公司卷自己的同学，我过得幸福多了。

现在老提“孔乙己的长衫”，当然要脱。过去我还放不下执念，觉得不好意思。读那么多书干这个？自己都不太能接受。几年过去了，有现在这样的生活质量，我会再不好意思吗？完全不会。

尴尬的“长衫”

原以为我会在私立中学里面一直做下去，但事实上想法还是太天真了。在很多生态里面，能力出众者是不受人待见的。你要和其他人保持差不多，才能相安无事地走下去。

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学校领导来我们办公室闲逛。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卷子，就拿起来看了一眼。他说这张卷子出得好呀，要他来做可能都要一个小时。这个时候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回他。因为我刚做过这张卷子，用了不到18分钟。

我也没说话。但这种时候总会有同事跳出来，告诉领导：“他只做了18分钟。”

时间久了，我就彻底明白了。同在校园，却早已不再是过去我们熟悉的那套评价体系了。读书的时候，谁成绩好，谁学习能力强，谁就受欢迎。在学校工作不是这样，厉害的人也许会没有出头之日。看来这“孔乙己的长衫”，脱了也不成，穿上也不成。

之前看到那些名校博士“下沉”去一、二线城市中学任教的新闻，我还挺为学校和学生欣慰的。这对孩子们来说绝对是好事。

现在师范毕业的老师，他们的综合素质已经不能和过去相比了。而且由于成长环境比较单一，上学的时候就在校园，工作以后还在校园，目标单一，环境单一，思维也单一，想问题总是正向的。但现在的孩子不是这样，他们生长的世界复杂多了，而且自己有更强的辨别力。他们知道有些老师讲的是空话、假话。所以，综合能力强、经历丰富的老师多起来了，孩子们能受到更好的引导。

但我也跟踪了这些博士的后续发展，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又离开了。因为承诺的钱没给到位。我承认，当年读硕、读博的时候是有功利性的考虑在里面的，觉得多个学位，多段经历，总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不对的，甚至是可耻的。房价这么高，读书人也是要生活的。

不久前，我又从中学辞职了，现在考虑和朋友一起创业。经过这7年的折腾，我和妻子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升。但我这条路并不是其他博士能复刻或模仿的。我学竞赛、打竞赛这么多年，这条路是我自己的特色。其他左右为难的博士朋友，就需要各凭本事了。

要说对当年放弃科研的决定后悔吗？5年前我可能会斩钉截铁地说“不后悔”，现在会留有余地。因为我发现其他路也不好走。但有一点我想明白了，无论学什么、做什么，都是要不断向前看，要记住，人是活的，心态放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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