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失利，送外卖攒钱学外语，去德国当幼教，圆儿时出国梦
这是《自拍》第399个口述故事
我是达令欧尼，今年30岁，现在是德国一家幼儿园的实习幼教。下个月我就从幼师职业教育培训学校毕业了，不出意外，我会继续从事幼儿教育的工作。
在国内我经历了两次高考， 我常会想起高考失利带给过我的影响，尤其是复读那一年，在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只能进一个专科院校时，彻夜痛哭。我很想穿越回去告诉自己：高考失利不算什么，现在的我，已经圆了儿时那个到更大的世界去看看的梦。
我在德国的近照。
我是浙江温州人，出生于1993年，有一个比我小一岁多的弟弟。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我跟着爷爷奶奶在温州乡下生活。童年记忆里，生活的地方小桥流水、环山围绕，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天性胆大的我是个“孩子王”，一到夏天，就带着小伙伴们跳进小河抓鱼、捉泥鳅，那也是我童年里最美好的记忆。我常常觉得那段温暖的童年时光给予了我人生很多的想象力，也滋养了我探索世界的能力。
5岁那年，穿着父母买的新裙子。
6岁时，我跟随在北京做生意的父母来到北京读书生活。我父母很早就出来经商，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就有这样的故事情节：一群温州人，在北京雅宝路把几个宾馆包下来，和外国人做服装生意。这其实也是我父母在北京奋斗的写照。那个时候，我周一到周五上学，到了周末，就跟着父母来到雅宝路，他们工作的地方。
我爸爸（左）在雅宝路做服装生意的留影。
我爸爸为了跟俄罗斯人做生意，自学了俄语，他懂得跟陌生人称兄道弟，让人家很快下单。坐在旁边的我，就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俄罗斯人，在房间里挑选衣服，走来走去。那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像爸爸一样，也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也许是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有一个出国的梦想。
来北京上学后，跟着父母在天安门广场游玩。
我在北京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没办法参加高考，就去河北一个私立学校读了高中，在河北参加了高考。
高二那年，我（左）和同学。
高中三年，我一心想考回北京，但文化课功底比不过河北高中同学，最多只能考上一所三本院校。学校为了提升学校的高考升学率，鼓励考生参加艺考。匆忙准备了几个月，我就报名参加了中央戏剧编导系，顺利地通过初试和复试，但却在三试的时候铩羽而归。
那年我的文化课成绩高出了中戏编导专业录取分数线40分，但最终只拿到河北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心高气傲，坚持要复读一年，再考一次中戏。
复读那年，我在杭州。
因为是浙江人，我任性地跨省去了杭州复读，拼了命地学。让我崩溃的是，第二次全国艺考前体检，查出我是色弱，不符合美术类和传媒类艺考专业的要求，这等于断了我艺考的路，心态完全崩了，觉得自己盲目又愚蠢。复读这一年，我没有等到一个圆满的结局，等到的只是一个让自己，还有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都难以置信的结果：我只收到了一纸专科院校的通知书。
得知成绩在家消沉的我（左），被同学拉出去旅游。
2012年，我考上的是浙江旅游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在经历了一个暑假的低潮期后，只能收拾行囊，开始大学生活。进入大学，在周遭的同学开始放纵自己的时候，我反而更努力了。虽然没有考上好大学，读的是大专，也得出类拔萃。
我最喜欢上的是大学语文课，很多同学都觉得语文课枯燥，会逃课，但我从来不缺课。在大学语文老师的引导下，我从以前的《读者》、《青年文摘》中走了出来，迷上了名著，莫言、余华、严歌苓......文学对我来说太有意思了。它也让我养成了业余的时间，用写作记录生活，抒发心情的习惯。
与此同时，学好英语，去看更大的世界，这个目标我一直没有忘记过。
那时，李阳的疯狂英语非常火爆，我的一个朋友在山西读大学，疯狂英语在她们隔壁学校开培训班，我很想报名参加，但培训班要2000块，路费也要700块，我没那么多钱。当时父母生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手头不宽裕，再加上他们骨子里还是有些重男轻女，更愿意把钱花在我弟弟身上。但我不甘心放弃，既然他们不给我钱，我就自己想办法。那个暑假我没回家，打工赚钱两个月。
我应聘上奶茶店的外卖员，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大夏天40多度，订单多的时候往往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顶着大太阳，骑电动车给顾客送奶茶和三明治，衣服都被汗水浸透，脸也晒得通红。
每天上下班都要倒两次公交车。有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最后一班公交车刚好路过站点，我怎么都追不上，为了节省十几块钱的打车费，只能走着回家。郊区有很多的小树林，晚上九点多一片漆黑，我特别害怕，只能一路给自己壮胆。
没有订单的时候，我在窝奶茶店前台的小桌子下看书。
订外卖的有高档公寓里的漂亮女孩、写字楼的白领、还有大学里的留学生......那一个月，很多时候看着她们，我其实心里会有落差，但我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不会一辈子都送外卖。拿到一个月的薪水2000块后，我很顺利去了山西，报了英语班，学了一个月的英语。
我这个人学了五分的东西，就敢在现实生活中用七分。大二开学的第一天，我看到一个外国人在校园里，好像迷路了，就用口语交际里教的几句话跟他打招呼，带他去了他的班级，结果发现他是学校的外教，我就这样“打”入了学校的外教圈。
我和学校的外教。
慢慢地，学校的外教都认识了我，找房子、看牙医、出去玩......他们有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来找我。春节时，我还把学校的外教带到我们老家去玩。最有趣的是，学了中文后，他们一直叫我“妹妹”，可能在他们看来，我已经不是学生，更像是一个好朋友。
我学英语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会去背不太常用的词汇，更注重生活化的交流。比如一开始，我发现跟外教聊天时，说不出特别有意思的话。我就思考这件事情，每次见面前，把见外教可以聊的10个问题，先用中文写一遍，然后再去找资料把这个10句话翻译成英文，还会想人家回答什么，我又该怎么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的英语口语越来越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英语专业的学生。
有句话叫该播种的时候埋头耕耘，不问收获，时间就会告诉你答案。大学时，我一直会利用周末和假期兼职导游，来赚取生活费，那时接的都是外地来杭州旅游的游客，收入并不高，带50多人的团，一天工作12个小时，可能才有150到200元钱的收入。但因为英语口语好，我得到了一次做英语导游的机会，给美国来杭州旅游的一家人做导游。
第一次做英语导游和美国游客一家合影。
首次做英语导游，不是很熟练，但这家人知道我是大学生后，对我非常友好，请我吃杭州的四大菜，临走时，70多岁的美国老人还给我了20美元的小费。回去我一算，工作两小时，吃了1000块钱的饭，还赚了400块小费，最重要的是，能跟外国人近距离聊天交流，简直赚大发了。
大三开始我经常做英语导游，遇到旅游旺季，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多块的导游费，已经不再问父母生活费。
做英语导游时的我和游客。
随着活越接越多，经验不断丰富，我接的团已经不仅局限在杭州一个地方游玩，很多团是需要带着在上海、杭州、苏州三地一起游玩下来。大三寒假临近春节时，我接待了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一家人，他们人生阅历比我多，也去过很多的地方。领他们在苏州玩的时候，因为这个城市不是我最熟悉的，一些导游词讲错了，他们都会直接点出来，我非常尴尬。
一天早上，这家人中的爷爷，不经意间问我：“姑娘，你大学是读几年制的？”我当时就意识到，人家肯定觉得我学历不高，那种感觉太不好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考专升本。
告诉父母这个打算时，我爸很不理解，觉得我复读一年，从三本折腾到大专，现在又折腾什么？导游做得挺好，干嘛还要专升本？听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委屈，想起在河北读高中起到大学，父母都很少参与我的学习，只在我需要生活费的时候给我打钱，习惯了在我做决定的时候提出质疑。越是这样，我越想向他们证明自己，也不打算管他们要钱了，一边攒学费一边准备专升本考试。
专升本考试在每年4月份，恰好是杭州的旅游旺季，推一个团就等于推掉1000块钱，这对没有太多积蓄的我来说，还是很难抉择的。不过我天性不喜欢太单调的事，不允许生活无聊，让我专注做一件事很容易崩溃，几件事一起做，反而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决定边接团赚钱，边复习备考。因为爱好文学，我报考了浙江工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5年，我接待的一位加拿大的游客，他是教堂的传教士，在灵隐寺帮我开导人生，还给我很多小费。
接团时，我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读书。接团时下午六点多回到学校，简单吃点东西我就去图书馆。没有团时，我早上六七点钟就起床，在图书馆一直学到晚上十点多。备考五个月后，我顺利拿到了浙江工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通知书。
2016年，在读本科期间，我还回到浙江旅游学院给学弟学妹演讲。
本科两年期间，除了完成学业，我依旧是利用空间时间频繁接团。接待有来自非洲、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中有很多人学历高、社会地位高，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的眼界不断打开。
印象最深的是，导游词里经常会用诸如“全世界最大的”“最厉害的”这样的词汇，有时候甚至一棵柳树都要讲半天，感觉好像是中国特有的柳树，但其实柳树在很多国家都很常见，一些外国游客就会问我：“你有没有出过国？”熟悉了之后，他们会友好地对我提出建议：“有机会，你一定要多去世界其他地方看一看。”
尽管相处短暂，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总能带给我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读本科的两年，出国看世界的愿望愈发强烈，一直找各种机会去留学。但我没有多余的钱，也没有太多的渠道。跟外国朋友聊起时，一个德国朋友介绍我去做德国的互惠生。
我了解到这个项目可以给来自全世界的青年，提供一个在别国的寄宿家庭里体验文化和学习语言机会，互惠生住在寄宿家庭中，协助寄宿家庭打理日常家务，照顾孩子，除了食宿费用之外，寄宿家庭每月还会支付一定的费用给互惠生。
在德国朋友的帮助下，我提出申请，并按照要求准备文件，还要把德语学到A1水平，能用德语做基本的沟通交流。记得第一次我没考过，60分通过，我只考了52分。
互惠生还需要有跟孩子有关的工作经历，我特意地去带一些亲子团积累经验。正值暑假，带团非常辛苦，要带杭州的游客去北京、内蒙古等省外的城市。
2016年带团去内蒙古，和团里的小朋友合影。
七八月份的内蒙古，早上温度还是很低，我穿着军大衣，带着游客早起去看日出。看着太阳一点点从东方升起，一旁的游客们兴奋地拍照留念，欢呼雀跃，而我戴着耳机在听德语、背德语。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记得我为出国做的这些努力，后来第二次考德语，我很顺利考过了。
出发德国前，我回了一趟老家，在车上告诉了父母这个决定。说完后，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我爸一脸不悦，他特别生气地说：“你这就是去做人家的保姆。”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他冷水了，心里很生气，但还是耐着性子跟他解释了我到底是去做什么，可以学语言，可以旅行增长见识，但他都听不进去。不过对于我的决定，我妈妈反倒很支持。
2017年10月份，距离我提出申请半年后，我顺利抵达了德国柏林，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互惠生生活。在机场，德国家庭两个金发碧眼小天使举着大横幅欢迎我，这样友好的举动拉近了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为了让我浏览德国的景点，他们还特意选择了巴士，接我回到住所。
2017年，互惠生期间，和德国家庭的孩子合影。
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遇到了特别好的德国家庭，他们为我租了他们家楼上的一间公寓当做我的住所。作为互惠生，我每天帮孩子做早饭、接送他们上下学，负担去超市购物、晾晒衣服这些家务，他们每个月支付我 350 欧的费用，我的德语班学费是200欧，剩下的150 欧可以满足我的日常开销，周末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用来休息，并且一年我还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
我每天要上四个小时的德语课，每周累计上20 个小时。来德国前，我并没有上过系统的德语课，一开始我从A1班开始学，补我的薄弱环节，老师看我非常努力，就让我去上B2课。等我进B2班，就发现班里的同学都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三四年，而我的德语像是突击建造的危房，直接上B2课就好比危房轰然倒塌一样，完全听不懂。
我记得B2班德语老师跟我说：“你不适合这个班，你从A1班重新学吧？”我请求老师：“不行，我只有一年的时间，必须要在这个班上课，请给我个机会。”第一个月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说我特别差劲，一直挑我的错，上课凶我，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没有办法，我必须在这一年内学好德语，这也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2018年圣诞节，我和语言班的同学一起庆祝。
刚到德国时，我和德国家庭用英语交流，自那以后，我就逼自己把英语全部抛下，每天坚持说德语，听德语广播，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纯德语的环境中。就这样，放了一个暑假后，我再回到班里上课，德语老师吓了一跳，用不可思议的语气问我：“你怎么进步这么快？”
他是一个很少当面夸人的人，后来他就拿我当进步神速的例子去敲打其他同学。我用一年的时间上完了B2课，毕业聚餐时，德语老师说，我是让他最自豪的学生。
互惠生结束旅行，奥地利维也纳青年旅行社门口。
这一年，我利用假期，去了欧洲的七个国家旅行，看了不同的风景和文化，一年的海外时光对我来说太短暂了，完全没有过瘾。我很想留在德国继续读书。这一年除了学习语言，我还考察了德国的就业环境，我计划在德国读汉学研究生，毕业后可以在德国找到一份汉语教学类的工作。
如果要申请德国研究生，要先回到国内，准备留德申请审核考试。我是专升本，考官会拿着你专科和本科的两个成绩单，随机考一门科目，你要回答怎么学的那门课。我需要把专科、本科所有学过的科目复习一遍，总共 50 多个学科，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2019年，做对外汉语老师时，六岁的法国学生为我拍的照片。
共有三次考试机会，一次的费用是3000元，第一次因为准备不足，没有通过，那天我从北京一路哭回上海。回来后我发狠，把所有学过的书都借过来，每门课都重新梳理、记笔记，拿出比高考还努力的劲头，最终通过了德国留学申请考试。
去德国申请留学，需要10万元的留学保证金，存在银行，保证留学期间是有钱的。这10万块对我自己来说，太难凑了。我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我弟弟很不乐意，他觉得家里没那么宽裕，没有钱给我做这些。
梦想和现实角逐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出国的想法愈加强烈，家人不支持，我就想办法借钱。最终父母还是资助了我6万，我找闺蜜借了3万，加上自己的积蓄，凑够了保证金。
2019年10 月份，带着梦想，我再次抵达了德国柏林。一边继续做对外汉语老师的兼职，一边学习德语备考德福，申请学校。但让人崩溃的是，不久后疫情爆发，德福考试取消，祸不单行，我得知专升本的学历，很有可能申请不了研究生。
我在德国租的公寓。
7个月过去了，经历了那么多复杂的申请环节，却等到这样的一个结局。我想起高考复读那一年，色弱断了我原本计划好的艺考之路，命运似乎又在给我开一个玩笑。我充满了失望、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听到别人劝我：“折腾了这么久，要不然回国吧”，我心里还是莫名地生气，不甘心。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三条路：重新读一个本科；花大钱读MBA；读德国的Ausbilidung，类似于职业培训。凑够的保证金需要存在德国银行，每月会打给我846欧，那时我的房租都需要500欧，剩余的346欧勉强够生活。
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超市货架前，面对一个6块钱的杯子和另一个5块钱的杯子，为这一块钱，我纠结很久。想起自己22岁时实现了经济独立，可现在27岁了，却只能花家里的钱，很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除了提升学历，更实在的是毕业后要能在德国找到一份工作。
经过慎重考虑，我转变了自己的留学计划，决定进军职业学校，选择申请更有把握的、在德国就业也更方便的幼教专业。幼师是德国非常缺的工种，带薪培训三年，就可以拿到一个幼师执照。
幼师培训时，我做的童话木偶。
我很快就申请上了柏林一所幼师培训职业学校，德国的职业培训，除了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外，还要进行实操，每月获得企业支付的津贴。但幼师对应的实习单位非常难找，以200个孩子的大幼儿园为例，25个幼师，可能只提供5个带薪培训岗位。
申请上学校之后我就着手寻找实习幼儿园，但我还没有相关职业培训经验，再加上是一个“说德语一般的外国人”，还有疫情的影响，难上加难。
我给不同的幼儿园发了有三四百封邮件，每天收到无数封拒绝信。最终只收到了三个面试邀请，其中一家面试我的是幼儿园的大领导，他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面试时，我指着身后临街的窗户说：“我好像是一扇窗户，可以通过‘我’了解中国，同样很多中国人也希望通过‘我’，了解一下德国。”
也许是我的勇敢和特别的经历打动了他们，面试非常顺利，最终得到了工作的机会。柳暗花明，我又换了一种新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每周我要上两天专业课，在学校完成有关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德国教育体制相关的课程，这些都是偏文科的专业课程，知识接受起来并不难。剩下的时间，我会在幼儿园实习三天，拿到的薪水大概税后是1100欧，合到人民币9000元左右，对我来说，已经完全能够负担生活开销。
在幼儿园实习时的我。
幼教工作远比我想象的要琐碎。我一开始完全不适应给孩子换尿布的工作，不知道如何下手，不过孩子们看到我这么一个“小老外”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年龄小的幼儿组，很快就被我“征服了”，他们看到我激动地要跳起来。
我会给大一点的孩子们上中文课和英文课，在教学里注入一些中国元素，我的学生已经会唱两只老虎，中国的生日快乐歌。因为多了一份文化的注入，学生和家长都特别开心，我也收获了他们的肯定和好评。
2021年，在德国，冬日徒步旅行。
幼师培训的考试并不难，难的是论文答辩。我参加过艺考，也有丰富的导游经验，原本就擅长上台演讲，所以我的论文答辩非常顺利。下个月，我即将完成自己为期三年的幼师培训，拿到毕业证，之后我就会成为一名正式的幼教，薪水也会随之增长。
读书、工作、旅行...... 我越来越享受现在的生活。
在德国这几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看了很多的风景，从一名导游到互惠生，再到一名幼师，我不知道未来我还会探索哪一种领域，但我确定一定还会做出不同的尝试。
十一年前，经历了两次高考的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却没有如愿考入自己梦想的大学。面对人生的不顺利，家人的不支持，我沮丧过、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常常觉得不止是高考，人生路上，真的会有很多岔路口，尽管有时它没有让你按照你原定的路线走下去，但转个弯，或许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达令欧尼 | 口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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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一位66岁绿化工人在暴雨中离世
7月19日下午，暴雨席卷南京，66岁的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躲雨时被水冲走，三天之后，她的遗体被找到。
蒋梅花家在距离南京市区33公里外的村子，每天她要4点起床，跟村里人一起坐着面包车横穿长江大桥，才能赶在6点前到单位打卡。
这一天出门后，她再也没有回来。
被水冲走的女人
南京市雨花台区守正路的滨水步道是今年2月新建设完工的，紧挨着一条两米左右的河道，当地人叫一号沟，一公里后汇入秦淮河。通往秦淮河的方向，每几十米有一个涵洞，也是新建的。涵洞上方可以通行，下方也有步道，可以休憩散步。7月19日这天下午三点左右，天空乌云密布，雨点逐渐密集。绿化工人蒋梅花和她的三位工友跑进了一处有步道的涵洞躲雨。67岁的杨鹏和河道清洁工人徐志宏也在里面。
杨鹏是附近小区的居民，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来这里练吹萨克斯。他之前就见过蒋梅花和她的工友，觉得她们“工作很辛苦”：不管是下小雨还是顶着烈日，几个人要么在修剪灌木，要么在整理草坪；只有午间一会，才能躺在涵洞下面的坐台上休息，头就直接搁在台子上，什么都不垫。为了不打扰他们休息，练习的杨鹏有时会停下来等一会。
在涵洞里，最先感觉到异常的是徐志宏。四五天前也下过雨，当时河里的水漫到步道上，随后漫过石台，不过随着雨势减小，水很快就退了。但这一天，水涨得很快，只几分钟，河水从河道漫上了步道，然后过了石台，没有消减的迹象。他们几人迅速站到石台上，前后一溜，最前面的是他，后面是杨鹏，接着是蒋梅花和她的几个同事。
雨越来越大，水继续上涨，速度越来越快。杨鹏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河水也从清水变得发黄发黑。紧接着，河水卷着浪向他们袭来，“快赶上一辆小轿车的行驶速度”。为了保持平衡，徐志宏喊，“大家用手撑着桥顶。”杨鹏记得，身高170的他和徐志宏头能够顶到桥，个子最小，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的蒋梅花则费力地用双手撑着桥顶。
只有几分钟，杨鹏便听到后面传来蒋梅花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满是焦虑和急迫，“快报警，快打110！快打110！”杨鹏对着拨出去的手机大喊，“我们在贾西路前面一个涵洞下，有六个人被困在这里，你们赶快来救援，要不然就没命了。”但周围全是哗哗哗的水声，他听不见对方的应答，重复喊了四五遍。这时，水已经没过了杨鹏的膝盖。
就在这时，背后传来“啊”的一声，杨鹏扭头一看，最后面的一个绿化工人被冲入水中，紧接着几个人像骨牌一样，一个撞一个，全被卷入水里。等从水里抬起头后，杨鹏瞅着迎面有一块景观石，他全力抱住石头，双腿夹住，才免于被冲走。惊魂未定的他看向远方，发现有1名绿化工人，被步道旁的石椅挡住；徐志宏则被一棵景观树拦住了。路边经过的几个农民工救了他们。
个子最小，瘦瘦弱弱的蒋梅花不见了踪影。7月20日，南京市雨花台区水务局通过官方微信“水润雨花”发布的情况通报提到，因瞬时强降雨造成河道水流增大，在桥洞避雨的蒋梅花不慎被冲入水中失联。气象数据显示，7月19日15时-16时一个小时内，南京45个乡镇（街道）的降水量达到20毫米以上，其中双闸街道达到112.1毫米，雨花街道84.5毫米，铁心桥街道春江社区73.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112.1毫米，为南京近10年雨强第二位。
三天之后，蒋梅花的遗体被找到。杨鹏觉得惋惜，以前下大雨，他看到南京其他地方路面过车的涵洞，都会有警察在涵洞积水位置值守或是放置警示牌禁止行人通过。而这次出事前，新建的涵洞位置没有提醒，他们几个人也没有安全意识。
外出打工的村民
蒋梅花今年66岁，是两三个月前才到滨水步道附近做绿化工人的。她家在距离事发地33公里外的南京浦口区汤泉街道的陈庄村。村里有1300多口人，以陈姓为主。蒋梅花的丈夫，是上世纪70年代从安徽滁州的一个村子搬过来的，后二人结婚有了一儿一女。
村民陈山今年50岁，他告诉本刊，这两年，村子里像蒋梅花这样外出打工的老人很多，得有七八成。他们多是干零活，有不少就是做绿化工人。在涵洞跟蒋梅花一起躲雨的几个人，都是陈庄村的，他们每天要4点起床，一起坐着面包车横穿长江大桥，赶在6点前到单位打卡，下午四五点钟下班，6点多才能到家。
如果往前推个三四年，还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汤泉是全国知名的“苗木之乡”，曾以栽种雪松出名。陈山说，村里80%的人都种雪松，最鼎盛时期，“汤泉这边没有一块地是种庄稼的，到处都是苗木。周边五六十公里，北到安徽滁州、南到马鞍山，总共大概10万亩苗木。”陈山说，“其中有6万亩，是我们汤泉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土地和在外租种的。”
凭借着种苗木的优势，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过去十几年里，陈庄村的村民种苗木、贩苗木，经济情况都不错。陈山说，在2005年前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两层小洋房，瓷砖、地板、铝合金门窗是标配。后来，村里家家户户都买了小汽车，许多人城里买了房子。“基本是男的做苗木生意，女的看工人干活，同时负责烧饭。”陈庄村村民、蒋梅花的朋友刘兰告诉本刊。
蒋梅花家里也种了十多亩苗木。她的儿子司立军今年43岁，他记得以前上学放假回家都会去苗圃里扛雪松，一棵5米高的雪松，带个大土坨，压得肩膀和腰都会很痛。作为一个没有根底的外来户，蒋梅花家里的情况一直滞后于村里人，村里人盖两层楼房时，他们家还是小平房，但比起种稻谷的农村人，家里还算过得去。
但2018年之后，房地产市场持续走低，随后又碰上疫情，汤泉的苗木行情断崖式下跌。刘兰告诉本刊，2018年，1.5米高的雪松几十块钱一棵，现在五块钱都卖不出去。收树的货商也不来了，以前3月到7月是收树的旺季，货商们把汤泉镇上的宾馆、饭店、歌舞厅挤得爆满，镇上的四星级酒店都需要提前预定，否则就没房。现在宾馆空着，很多饭店都倒闭了。“有的直接当柴火卖，一毛多一斤，荒废的苗木，没人修剪，全长一起糊成一片，密密麻麻的，歪七扭八的，田占着，也不能种粮食，哪有收入，只能出去打工。”
在村子里，年龄在四五十岁的村民，女的可以去市区食堂帮工、去售楼处打扫卫生，还有一些人去当保姆，男的则能去当保安，也能开网约车。像蒋梅花这样的，60岁以上的只能去干零工，主要是做绿化，“不要动脑筋，又不要出太大的体力，是最低价值的活。”刘兰说。蒋梅花老家的侄子记得，她去年在老家锄过田埂，一天90块钱，工资比较低，到南京市区做绿化工人，工资能多十几块钱。
操劳的母亲
“我这几天有时在想，这么多人掉水里，只有她没爬上来，一定是因为她太瘦了。”刘兰比蒋梅花小十多岁，对于这个朋友，她觉得惋惜又难过，“她顶多八九十斤，胳膊一小把，人也苍老。”
操劳，是蒋梅花一直给刘兰的印象。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管，儿女小时候，蒋梅花总是四点多就起床，洗衣服、做饭、干农活，丈夫只管田里的重活，从不沾手家务，连衣服都是找好交到他手里。“普通的农村妇女，干活的时候都苦，但总有闲下来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打牌，挺开心。”刘兰说，蒋梅花很少打牌，她是村里少有的几个一直在外面找活的，“把打工当做就像上班一样的，今天不做，今天就少挣100多块钱。”
司立军知道母亲的勤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2005年，司立军沾上老虎机，之后染上赌瘾，输光了手上所有钱，妻子与他离了婚。一直到2021年，他都漂泊在深圳，靠送快递维持基本的生存，女儿的照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母亲蒋梅花。“儿媳妇住在镇子上，三四年前孩子还小的时候，她每天白天在地里干活，傍晚就去镇子上接孙女放学，给孙女做饭，收拾好了再回家。她不会骑车，五六公里都是走着去。”刘兰说。
司立军说，自己一直到2021年才真正将赌博戒掉。在这些年里，蒋梅花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当时为了尽快还清赌债，司立军必须赶在7点半上班前，去给菜市场送一趟菜，需要5点起床。他担心起不来，母亲就每天5点给他打电话叫他起床，持续了2个多月。前年过年回家，母亲还掏了300块钱给他，说“你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去年过年，他让母亲不要出去打工，递给她2000块钱，但母亲又还给了他。
司立军知道，因为他的赌博，母亲在村里抬不起头。当初，司立军是大队上少有的几个考上大专的人，但沾染了赌博后，邻居会说，儿子没出息，会读书有什么用？相隔几百米的邻居，他们从来不会来串门，母亲也不去跟人交往。司立军知道母亲手头并不宽裕，她一个月的养老金有五六百块钱，一年下来也就6000块，父亲是个强势的人，一直将家里的经济大权攥在手里，母亲想要贴补儿子和孙女，就只能自己赚。
在女儿司敏的记忆里，母亲蒋梅花做事从来没有为过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她总会把好的那块肉给家里人，自己吃带骨头的。家里鸡下的蛋煮了，她从来不吃。她很少买新衣服，很多时候是捡亲戚的旧衣服穿，后来出去打工，总穿着工地上的迷彩服。“她很苦，她的苦，只有一个人受着。她不想我知道的太多，怕给我带来一些思想包袱。她不光是身体苦，内心也苦，身心很疲惫。”司敏说。
蒋梅花很少有开心的时刻。儿子司立军印象深的一次，还是2004年国庆节时，那时大学刚毕业的他带着爸妈去南京市区游玩，父母对他期望很高，他也是心气高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_（除徐志宏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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