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向坦诚，可父亲过世后，她却显得很神秘。2022年暑假，我把独居的母亲接到了武汉。她一改往日热衷做家务的习惯，常躲在房间里发信息、打电话，偶尔开心，大部分时间又焦虑不安，情绪很不稳定。我每次问起，她总言语闪烁。
国庆节后不久，母亲又接到了小姑妈的电话，两个人聊了很久，母亲情绪很激动，声音抑制不住地越来越大。我大概听懂了几句，索性直接上前问：“妈，你是不是被哪个骗了？”
也许不堪重负吧，母亲终于把一切对我和盘托出。
1
父亲是2021年国庆节期间去世的，同年12月底的一天，一直心痒痒的母亲，再也不怕父亲干涉她了，兴兴头拿出5万元“巨款”，在一个叫“颐年阁”的养老机构投了钱，为期3年——合同上承诺，每年的利息是5500元，相当于11%的年利率，每年发1次利息。
“我是跟着你细姑妈搞的。”
母亲嘴里的“细姑妈”，是父亲最小的妹妹，我的小姑妈，她属于农村最体面的那一类人，不仅儿子有出息，自己以前还是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金高，性格也讨喜。
2019年秋天，小姑妈到市里买东西，一个小伙子在超市门口给她发了张传单，上面介绍，“颐年阁养老公寓”是政府扶持的养老项目。对方一个劲儿地奉承小姑妈，说她看起来像大知识分子，又说她长得贵气，肯定是有身份的人，接着说，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她这样阶层的人，邀请她去听课，“第一批会员可以享受特别优待”。
小姑妈被忽悠得晕头转向，二话没说就跟着去了。到了上课的酒店，听了导师的宣传口号，她仿佛被打了鸡血一样，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当场就签了一份预订协议，得意洋洋地成了项目的“首席会员”，用她后来的话说就是，“一个星期后拿着8万元钱自投罗网”。
2020年国庆节后不久，“颐年阁”按时按量给老人们发了1年的利息，小姑妈喜滋滋地拿了小1万元，心里不停感叹自己当时有眼光。按照合同，她本可以连本带息把所有钱都要回来，可是负责人鼓动她再投几年。小姑妈当即就把本金和利息又都投了进去，还加了一些，一共凑了10万，重新签了合同。听说小姑妈投资成功了，农场还有不少人都先后跟着她加入了“颐年阁的投资圈”，除了我母亲。
母亲和颐年阁以“养老名义”签订的投资合同
母亲投了那5万元后，紧接着，2022年元旦，“颐年阁”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砸金蛋”活动，我母亲当时病了，去不成，热心肠的小姑妈就替她砸到了一张1500元的现金券。当时小姑妈就兴奋地打电话来报喜：“姐，你这是全场的最大奖！”我母亲接了电话后，高兴得病马上好了一半，表示要拿出一半奖金感谢小姑子。小姑妈是个急性子，转头就去商场买了一件心仪已久的风衣，笑嘻嘻地对我母亲说：“等你拿了钱再找你报销。”
“颐年阁”办事处的负责人当时言之凿凿地表示，中奖的人“明天来领钱”。我母亲拖着病体和小姑妈第二天一大早就喜滋滋地去了，眼巴巴等到中午12点，办事处还没开门。她们给负责人打了不下50遍电话，他才回电话说办急事去了，叫她们过两天再来。
这以后，我母亲和小姑妈隔三差五天就去办事处讨那1500元钱，每次都是一大早就出发，到了天擦黑才往回转，可是对方一直没能兑现承诺。姑嫂俩每次上街都不舍得花钱吃饭，买个馒头就算打发了，几个月下来，两人都瘦了一圈。
2022年5月中旬，一起投资的不少老人在“颐年阁投资交流群”里留言说，自己到了期的本钱和利息都没拿回来，大家这才集体怀疑是公司利用养老名义诈骗，群情激昂。我母亲听闻后，更是慌得几个晚上没睡着。
老人们成立了“讨债维权群”，6月初，小姑妈作为“难友代表”，被选出来和一群老人一起去了“颐年阁”在武汉市新洲的总部，找公司的总头目谢移生讨债。我母亲原本也要跟着去，后来因为高血压病犯了，被小姑妈临时拦下了：“姐，你放心，有么什消息我都会和你通气的。”
一群老人在谢移生的家门口堵着他，逼他写了一张“承诺书”，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2022年10月1日一定准时还钱”。谢老板还郑重地在纸条上写了自己的大名和身份证号，按了红手印。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承诺书”由“讨债维权群”的群主保管——据说此人是市税务局的退休干部，然后其他老人纷纷用手机给“承诺书”拍照，作为重要凭证。迫于压力，谢移生最后还发了“不准时还钱就遭天打雷劈”的毒誓。
看了小姑妈拍回来的视频和承诺书照片，我母亲感觉又有一点指望了。没想到10月份过了快半个月，谢移生那边却一分钱都没打过来，电话最后倒是打通了，他只一遍遍抱怨：“爹爹婆婆，政府欠我的几百万都冇给，我有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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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求财几乎是每个人的本性，但是我母亲不仅很谨慎，还很节省。她独自在老家时连电灯都很少开，夏天电风扇也舍不得用，我实在想不通她会冲动地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去搞投资。
“我欠钱欠得哭啊。”母亲的样子难堪又委屈。
我小时候，整个农场的人几乎都知道我父母关系不好，有时在路上碰到熟悉的人，他们会莫名其妙地问我一句：“最近冇看到你妈，又和你爸爸吵嘴怄气了吧？”母亲和父亲吵了一辈子，主要的导火索就是因为钱——她不愿错过和亲朋好友间的每一次人情往来，可父亲对此却不以为然。我小时候时常目睹他们因此挑起的战争，春节是送礼走亲戚的高峰期，也就成了他俩火力最集中的时候，几乎每到年关就要吵一通——那曾是我的噩梦。
母亲虽然瘦弱，却并不软弱，父亲每次发脾气，她都很少退让。她虽然不识几个字，口才却很好，还善于旁征博引，摆事实、讲道理，几乎每一次都把父亲怼得无话可说。父亲是个简单粗暴的人，没占到理又不愿意服输，到最后总是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跳起来叫骂。上了年纪后，父亲脾气好了不少，还给母亲取了个外号——“袁教授”。
我和二姐上初中后就离开了家乡，先是住校读书，后来去了外省上大学，接着就开始异地工作。和母亲渐渐远离的这些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缺钱”的烦恼一直困扰着她。
父亲对家里的财政大权有着执着的兴趣，母亲告诉我，不论是她的工资还是退休金，从来都是父亲一手把控，“你们俩毕业前，我连5块钱都很少见过”。我和姐姐工作后，其实也很少给母亲钱，即使给，她大部分时候都推脱不要，“你们在大城市生活几不容易，我不欠钱用”。
因为好几次没钱给亲朋好友赶礼，有正式工作的母亲在不少亲戚眼里渐渐成了“抠门又无情”的人，闲话传到母亲的耳朵里，就成了她的心病。有一年，姨大的大女儿生了儿子，母亲找小姑妈借了20元钱偷着去送了礼，父亲知道后，劈头盖脸把母亲一顿痛骂：“么有你这样不懂事的女人喂？”
“你不晓得我当时几不好受得。”母亲想起几十年前的事情还是无法释然。
父亲走后，留下了20来万存款，加上母亲自己的退休金，大概也够用。可是长期被父亲挟制、穷怕了的母亲却总不安心，想靠投资发个小财。“一方面不给你们增加负担，另一方面自己用得也宽敞，哪想到中了圈套呢。”母亲唉声叹气道，“么有这坏的人呢，骗老人的钱。”
母亲为被骗一事懊悔不已，但还不忘抱数落父亲几句，就像小时候那样：“你爸爸对我太拐（湖北话，太坏的意思）了！”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母亲总泪水涟涟对我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和你爸爸不晓得离了几百次了。”“你姑妈都说，这要是换了别人，坟头早长草了！”“都笑我瘦得一把柴，还不是你爸爸怄的”……最开始，我怜悯她，发誓一定要用学业上的成功来回报她，不过等我稍大点，渐渐开始厌倦她的唠叨，她愁苦的眼神常让我不安。
母亲一直后悔自己嫁给了父亲，其实我也不理解——父亲比母亲大13岁，看上去很苍老，脾气又坏，何况还结过婚。
“要不是太穷了，我当时么可能那糊涂呢？！”
母亲生于1950年，出生在湖北大别山南麓一个特别偏僻的山村，家里6个兄弟姐妹，她排行最小，原本应该是大家都心疼的幺女儿，但家里又实在太穷，我家家（湖北话，姥姥）身体一直病恹恹的干不了重活，比我母亲大15岁的姨大（我母亲的长姐）早早出嫁，几个舅舅或读书或在外讨生活，只剩下我母亲这个小女儿，不到8岁就得踏着小板凳上土灶做饭。半工半读上了五年学后，她就辍学在家料理家务。
母亲说，她11岁以后才开始吃饱饭，之前一直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因为太虚弱，有时坐着坐着就突然歪到了地上。为了能多吃点，她常抢着洗碗，“有机会啃啃锅巴和其他的边角料”。
后来驻扎村里的干部里有一个县里的妇联主任，喜欢母亲的泼辣机灵，常带着她一起“破四旧”“立四新”，与红卫兵一起搞大串联。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浪潮中既涨了胆识，也涨了脾气。成年后，母亲对那些同样穷苦的爱慕者都不放在眼里，暗下决心，“山高路不通，千方百计也要逃出去”，就算村里的妇联主任求她留下来接班，也没让她动心。
母亲的大嫂和父亲是远房亲戚，在母亲24岁这年，把父亲领到了家里。年纪大，前妻病死了——母亲不仅对这些不太在意，还对这个黑瘦颀长、说话绝不拖泥带水的男人有一点感冒，不过，最让她动心的是父亲对她的承诺：“到农场可以不用下田。”
父亲的老家在湖北省一个地级市的郊区，以前是某国营农场，属于国家投资兴办的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50年代的时候，农场还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洼，荒凉偏僻，人迹罕至，一块稍高些的空地上立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劳改场，四面长满水草和芦苇。60年代，掀起了垦荒的高潮，这里也开疆破土，机耕清淤。农场建成之初，就分成了机务队、畜牧队和十来个生产队，后来又兴办起了棉花厂，米厂，面厂，油厂，玻璃厂，糖厂，豆腐作坊等实业。为了建设农场，不少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湖南、河南等地的下乡知青来到了这里，还有一些到这里讨生活的外地人。我父亲生于1937年，是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也是农场第一批开荒的人，跟我母亲见面时，在农场的一家棉花厂做厂长，算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的家乡，一个到处是水的地方，如今大部分人靠养鱼和在当地的工厂打工生活
那几年在家种田修水库，让母亲落下了不少病根，想起蚂蟥钻进腿肚子吸血的情景，更让她不寒而栗。她一直渴望走出大山，农场虽然远比不上城市，但是好歹算是“国”字头的单位，对于在穷乡僻壤的她来说，那是一个自带光环的大地方。
除了我姨大，我家爹（湖北话，姥爷）和几个舅舅都对我父亲很不满意。因为怨恨大儿媳妇牵的这门亲，家爹盛怒之下把她家大门砸了个窟窿。
但我母亲却并不听劝，“我就偷偷和你大舅妈说，同意去农场看一看”。她在长姐的掩护下，踏入农场那片广袤无垠、欣欣向荣的土地时，立马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对父亲又多了几分好感。不过，她对我父亲表示，还要再考虑半年。
可是父亲第二天就把结婚证摆在了母亲面前。
“我人都没当面，也不晓得你爸爸么那大本事，一手遮天就办成了……”母亲苦笑着说道。
母亲就这样草率地嫁给了父亲，过上了“痛不欲生”的婚姻生活，不过她也承认，父亲对她“不用下田”的承诺，勉强兑现了。
“刚来农场的时候，场干部说我可以去教书，我可没这个胆，就去生产队种了几年地。”
过了几年，父亲管的棉花厂效益越来越好，场里为了奖励他，就把母亲从地里“解放”了出来，让她也成了棉花厂的职工。
最开始母亲做洗衣工，负责清洗租给农民用的棉花袋。那时没有洗衣机也没有自来水，母亲又是个特别爱干净、有责任心的人，经常蹲在水塘边5、6个小时清洗那些白色的大口袋。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要洗1万多条，即使她后来怀孕了，也坚守在岗位上。
袋子洗好晒干以后，还要进行修补。为了及时将棉花袋分发到农民的手中，母亲经常整宿整宿地熬夜做针线活。她舍不得用大功率的灯泡照明，因此患上了眼疾，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老了更是严重。
因为工作出色，过了几年，农场的干部提拔母亲进了办公室，成了一名“白领”——在棉花交易大厅给棉花过秤。这个相当于“准会计”的工作虽然不算复杂，但是要做到毫不出错却也不容易。当时我叔叔是财务，母亲常得意地说：“你莫看我冇读几年书，账却从来没错过，你叔叔都说我脑筋不错。”
母亲说，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深刻认识到有文化的好处：“到了农场以后，我一直冇放弃学习，除了自己捧着报纸认字，你爸爸也是我的半个老师……不吵架的时候，他还是有点耐心的。”
3
我埋怨母亲把投资“颐年阁”的事儿对我们瞒得密不透风。母亲拿起一只破袜子补起来，说道：“和你们说？肯定不是反对我就是说我糊涂……特别是你姐，动不动就说我三观不正，何况春节吵那大的架，我现在哪敢和她说真话？”
二姐是1994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学生凤毛麟角，还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何况她上的还是西安交大医学院的本硕连读。我在两年后也考上了一所一本高校，于是我父母因为两个出色的女儿在当地一时出了名，那些说我母亲把女儿惯得不成样的人渐渐闭了嘴，让我母亲头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
可是我和姐姐却在母亲的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缺点——太爱面子，口是心非，爱抱怨，性格焦虑，还有，她睡觉开始打鼾，甚至说话的时候不时有唾沫星子喷出来……原本无关紧要的细节，成了我们一次次嫌弃、责备母亲的理由，不时和她顶嘴。
对于我而言，对母亲的不满，也许在她第一次抱怨父亲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而最具体的一次，是在我拿到高考通知书的那天晚上。
那天夜深了，我和母亲还有姨大躺在一张床上，窗外蛙声一片。母亲刚开始很兴奋，说自己终于完成了人生大事，把两个亲生女儿都送进了大学，说着说着，她话锋一转，悲愤交加地把父亲辜负她、大姐（父亲和前妻的女儿）放冷箭的桩桩件件，事无巨细地倾诉了出来，开了一场只有原告没有被告的批判大会。不知道过了多久，连青蛙都不再叫了，母亲仍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虽然说得义愤填膺，但却始终没有哭，也许是愤怒让她忽略了悲伤。天气很热，声音很吵，耳朵里嗡嗡响的我越听越烦躁，好几次想让母亲闭嘴，却始终不敢扫她的兴。直到一直沉默不语的姨大终于开口说：“算了，算了，莫数了，让伢儿睡会儿，天快亮了。”又过了好一会儿，世界才终于完全安静了下来。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以至于后来每次听到母亲聊起往事，就很害怕，担心她突然数落起父亲，而每次听她抱怨，我更觉得生活很绝望很无趣。人到中年后，当我渐渐看清了人生的真相，反而特别不愿意去触碰那些不堪的往事，只想往前看，可是母亲却总困在过去的时光里不能自拔，时不时撩拨一下，这让我和她之间越来越疏离。
至于二姐，我想她对母亲有意见，大概源于父母亲对她婚姻的挑剔。二姐不仅学习好，事业上也出类拔萃，在老家的名气很大，不少亲朋好友总托她求医看病，加上我们家没儿子，二姐性格又活泼，父母亲从小就把她当作男孩子看待。姐夫林向东是个正直温厚的好人，姐姐和他感情深厚，一直很支持他。十几年前，他从建筑公司辞职后痴迷于做生意，虽然看上去是开了公司当了老板，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入不敷出，一直是二姐在往里填亏空。二姐实在没钱的时候，姐夫就找银行抵押房产，好在他们有3套大小不一的房子，才没绝了后路断了炊。
也许正因为父母对二姐格外看重些，所以才对她“在婚姻上不成功”更加失望，他们心疼女儿“下嫁”，怒其不争。除了对这个女婿不满意，父母对亲家母的傲慢和刻薄也常有微词，二姐和父母经常为她夫家的事情争论不休，不过以前有严厉的父亲压阵，双方都算比较克制，当家里说一不二的这个人离开后，母女两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将那道经久不愈的伤痕彻底撕开了。
2022年春节是父亲过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二姐各自带着孩子回了老家。除夕这一天吃过晚饭，我们都窝在房间里看电视，母亲走进来，踟蹰一会儿，说道：“你们两个人好容易都回了家，和你们说一件事……老家这套房子估计没几年就要拆了。”
她转头对二姐笑道：“你和向东都能干，在福州过得好，你大姐分了好几套，不稀罕这个，以后这套分的还建房就让你妹妹替我装修。她出钱出力，你们也省得操心了，以后……这房子就留给她。我和你爸爸都是这个意思。”
“妈，这房子你们什么时候找我商量过了？你给我搞这个突然袭击做么什？”二姐沉默了很久，脸色渐渐不太好看起来。她个子高挑，鸭蛋脸很清秀，一双眼睛神采飞扬，和母亲长得很像。
“你爸爸很早就和我商量过了，我们想你也不缺房子啊。”听二姐的语气不太好，母亲赶紧坐过来解释。
“爸爸都不在了，死无对证。再说，什么叫我不缺房子？你们住的这房子是我以前省吃俭用出钱装修的，没让她们两个出一分钱。现在你们冇经过我同意，就要把房子留给妹妹，还堂而皇之说什么‘不要我操心’，还说她‘出钱出力’，你们明显就是偏袒细（小）的啊。这房子值不了几个钱，但是你的做法太叫人寒心了。”二姐越说越气，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
“你妹妹如果要这房子还得出钱装修，至少要花二三十万吧。现在人工费材料费哪一样便宜？如果不给她，你们不是一样要管？你以为她能占几大便宜？”母亲的语气也生硬起来。
“她没占便宜，难道是我占便宜？”二姐从医学院毕业后，就进了外企。她做主管多年，逻辑缜密，气场强大，一时间能说会道的母亲也无言以对。
“妈，我真的不想要房子，我也没钱装修。”她俩好容易停下来，我赶紧插个空挡说。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母亲小声嘀咕道，“你大姐都没意见……”
“我怎么了？我哪里错了？！你和爸爸每次生病，哪一次不是我鞍前马后地跑，轮到有好事了，你们就把我撇清了，哪有这样的道理！”二姐朝我瞥一眼，说道，“早就商量好了是吧，就等我上钩？”
我父母一向同情弱者，自从我离婚后，他们总担心我日子难过。农村的拆迁房虽然不值几个钱，可是母亲和父亲既不愿被二姐的夫家占便宜，又怜惜我这个小女儿生活不顺，几年前就精心想出了这套“劫富济贫”的分配方案。在春节前几天，母亲就和我打过招呼，说准备把老家的房子留给我，虽然我当时一口拒绝了，但是看着二姐冒火的眼睛，我还是觉得有点理亏，又对母亲事事为我着想感到感激和惭愧。
父亲去世后，母亲知道自己一个人孤掌难鸣，所以仔细斟酌了好长时间才琢磨了那一套说辞。谁知二姐脑子转得快，一眼就识破了她的心机。母亲顿了半天，又才说道：“她现在一个女人带个伢儿，毕竟条件比你差……”
她说着，朝我看了一眼。我知道母亲体恤我自尊心强，这个“差”字她本来很难说出口，可是现在也顾不了太多，她只能接着又道：“你赚得比她多，过得比她好，哪家父母不是平衡一下呢？再说了，房子给你，你婆婆不会想办法骗走？向东不会想法卖了堵窟窿？”
听到这话，二姐立马从凳子上蹦起来，喊道：“我总算看出来了，我最大的错处就是嫁了一个没能力的老公，找了一个恶婆婆，是吧？！就是因为他们，我成了天底下最坏的女儿，是吧？！你以为我要这房子吗，就是十个房子、一百个房子我都不稀罕，我伤心的是你们对我的态度，你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了吗？”说着，二姐又哭道：“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要不是爸爸过世，我回来做么什？！”
母亲听了二姐的话，气得脸色发白，却还是心平气和地说道：“我们么不疼你了，你小时候这病那灾的，我和你爸爸起早摸黑带着你到处去看病，你都忘了？就单单为你的鼻炎，就不知道想了几多法子、跑了几多医院……”
零点的爆竹声中，这场争执最后以母亲的让步收场：“算了算了，我冇考虑好，以后再说。”
二姐和母亲之间明显有了嫌隙，那个春节过得别别扭扭，不过做母亲的一日三餐总惦记着女儿们的口味，想方设法寻了好多稀罕东西给我们吃。
临走前，二姐担心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太寂寞，问她要不要去福州和自己一起住，母亲说过了正月要去娘家拜年，又说上半年有好几个亲戚有人情事要去捧下场，二姐当时就黑了脸：“妈，你有时间就多顾下自个，做么什要到处去送钱呢，那些穷亲戚你也帮不过来。”
母亲张了张嘴，低了头，什么也没说。
母亲的小院，门口的两棵大树是我和二姐出生时分别种下的
4
不管我和二姐现在与母亲之间有多少隔膜，我永远不会忘记，是母亲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一路“助攻”，帮我们跳出了农门。
小时候，母亲从来不给我们打扮，只是一味鼓励我和二姐好好学习，期待我们有一个好前程，“不要像我一样，一辈子被你爸爸管，一点自由没得”。
我想，或许母亲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人生新的希望和方向吧，因为每次的成绩单都让她展露笑颜，这也让我们对学习越发有了斗志。
因为家门口的对口中学教学质量实在太差，没有几个学生能考上高中，母亲在80年代就开始琢磨，小学毕业后一定要把我们搞到重点中学。二姐上六年级的时候，母亲多方打听，到处斡旋，终于找到了年少时认识的一个驻队干部——人家那时做了市里的妇联主任，虽然不忘旧情，但是年纪大了、官也做大了，对母亲的请求并不十分热心。拜访了妇联主任很多次依然没有结果之后，母亲只好垂头丧气断了念想。
但是，她并不服输，还在绞尽脑汁想别的可能。她跟父亲婚后接连生了两个女儿，本来就被旁人贬得一无是处，看到她披星戴月整天在外面跑孩子的学校，农场的人费解又不屑，背地里常议论道，“这女人要把星星月亮摘给孩子呢”。母亲头一次不把别人的闲言碎语放在心上，只要父亲不阻拦她，她铁了心要把这件事做成。
可是二姐小学毕业后，母亲还是没找到门路。等她打听到有一个远房亲戚在离家50里远的团风一中当老师，马上又来了精神，赶紧坐车前往，找到我们后来称为“四舅”的老师家里。
四舅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重视学习，也尊重重视学习的人。看到很多年没见面的远房表妹坐了几个小时汽车灰头土脸地出现在面前，他有点感动。当我母亲将请求孩子来这里上学的事说得恳切无比、对他百般逢迎的时候，他就被我母亲那热情又卑微的样子打动了：“到这里上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每个孩子都是经过筛选从各个乡里选拔上来的尖子生。你们错过了选拔考试，只能按‘特殊生’入校。我是本校老师，应该说还是有点办法的，但是我要亲眼看看孩子，如果真的是学习的料，我会尽力帮忙。”
母亲一迭声地道谢，第二天就将二姐带到了他面前。四舅看着这个灵气十足的女孩，觉得是块读书的料，又问了二姐几个问题，当下就决定找校长“特批”。过了十来天，母亲终于盼来了让她热泪盈眶的好消息：二姐凭借“体育生”的特长，进了这所远近闻名的重点中学。
两年后，等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母亲又去求四舅，想让我在当地参加小升初考试，争取直接考上这所学校。四舅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想办法搞到了一个考试名额。我的成绩出来后，离录取分数线差两分，我沮丧极了，母亲却不死心，她觉得我底子不比二姐差，不应该这样被轻易地埋没掉，她要想办法把死马当成活马医。
那天，母亲冒着倾盆大雨再次找到她的四哥：“我只能再麻烦你了。这孩子也是读书的料，求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四舅没有推脱，他想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我去找下副校长，他是刚分来的，也是我的校友。况且，姐姐这么优秀，妹妹应该也差不远，我要让校长看到这孩子的潜力。”
母亲安慰我，让我在家好好等好消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挑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和四舅一起去了校长家。那一年的夏天很热，而那一天更是热得好像要爆炸了一样。天渐渐黑了下来，母亲还没回。父亲出门找了一趟，还是不见人。晚上快8点的时候，母亲终于戴着个很大的斗笠进来了，她衣服上挂满灰尘，一脸的疲惫，嘴角却挂着轻松的笑意。
“赶上最后一班车了，晚上回来走得慢。”母亲说着，递给我一张薄薄的纸片，“好好读书啊。”
上中学的那几年，学校只放月假，月底才能回家一趟。因为家里困难，加上父亲对钱又管得很紧，生活费有限，母亲常说我们读书比种田的还苦。为了让我们两姐妹在学校能吃好点，母亲每个星期都从农场换乘两趟汽车，花三四个小时，一路颠簸到学校，给我们送点美味佳肴——有时是几罐咸菜，有时是几斤水果，偶尔会有红烧肉这样的荤菜，中午在门口的小餐馆热了给我们吃。
有一次，母亲提来一个很大的开水瓶，打开软木塞，一阵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原来里面装着她早上刚炖好的排骨，汤上面还飘着翠绿的葱花。母亲小心翼翼地把排骨汤倒在碗里，热气直扑到我和二姐的脸上。那一顿饭的滋味，我永远也忘不了，一口气吃了两大碗。
二姐高考前的一个月，母亲决定放下手里的事情去学校照顾她，可她当时犯了很严重的椎腰盘突出，根本直不起腰。但母亲的执着让父亲妥协了，只好用自行车把她驼到了离家八里地外的干校——那是离我们家最近的车站。母亲痛得没法上车，父亲发了脾气，要把她原路带回家。母亲坐在地上执意不肯，最后父亲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辆直接到团风的货车，把母亲扶了上去。后来听二姐说，母亲忍着剧痛折腾到了团风后，好几天都下不了床，等腰等稍微好了一点，她就拄着一根拐杖到菜市场买菜，又租了东家的厨房给二姐洗衣做饭。
母亲殚精竭虑供我们都上了大学，而成年后的我们却开始忤逆她。我能想象她内心不断泛起的波澜，虽然她从不愿指责我们，却也羞于将自己的困境和脆弱暴露在女儿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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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颐年阁”骗的事情在我面前曝光后，母亲还没放弃幻想，她和小姑妈的联系不断，还天天在“讨债群里”关注进展。
谢移生后来又给他们承诺，“11月15日前一定还钱”。结果证明，又是空头支票。这以后，他又许诺过几次，始终是一场空。母亲和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醒悟，小姑妈气得痛骂：“这个*****的东西把我们当猴子耍呢！”
老人们与“颐年阁”签订的都是床位预定、提供养老服务的合同。为了吸引他们入坑，“颐年阁”对外一直宣传说不仅办了养老公寓，还在投资房地产、酒店、餐饮等项目，具有丰厚的资金后盾。但实际上，他们只有一处放了几张床位的空房子，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养老设施，根本不具备老年人照护资格。最关键的是，“颐年阁”没有通过提供养老服务实现盈利的能力，也没有其他的盈利渠道。他们唯一的盈利来源，是那套平房——在疫情期间曾经租给政府做防疫隔离——谢移生就经常拿这房子忽悠老人们说，政府拖欠他几百几十万的房租，“我天天跑断腿都没讨回钱来”。
我查了不少的资料，发现利用养老名义实施诈骗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和“颐年阁”一样，这些诈骗团伙都是依靠收取新的集资款来偿还较早的“本息”，一旦新的集资款收不上来，诈骗团队就难以为继，直至资金链断裂，彻底暴雷。
去年12月初，小姑妈打电话来说，一些老人已经去市公安局报了案，还到处托关系，找了不少政府机构的领导。可是看了老人们带去的文件，几乎每一个领导都表示，“证据不足，顶多只能算合同违约，还不到立案的程度”。
小姑妈连同几位老人也去咨询过市里的律师，对方明确地告诉她们，“打官司的意义不大”。集资诈骗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追回资金的难度很高，因为这类案件案发时都是犯罪团伙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根本没有能力还本付息，除非他们还有资产可以进行法拍，但是时间会拉得很长，况且未必能卖掉。
即使这样，大部分老人还是没有放弃维权。讨债的老人们分成两大派别，一派对“颐年阁”深恶痛绝，坚决主张打官司，走法律程序，一派觉得谢老板还没到山穷水尽的程度，对他依旧抱有幻想，还表示，“如果谢老板被抓了，钱更是一分也拿不回来了”。因为立场不一致，两大阵营的老人们时常在群里或者线下掀起骂战，有一回开会讨论的时候，还差点打起来。
有一天，母亲说讨债群又商量着一起凑钱，准备安排“能人”去北京上访。
“肯定搞不成，群里的人不是抱怨就是骂娘斗狠。人老了，没精力，心又不齐，没有能力搞这个事。现在都死了二十几个了，有的老死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气死了……钱都贴了几十块，真划不来……”母亲还说，投资“颐年阁”的老人中有不少是退休干部，“工商局局长，财务局局长，税务局局长……这些当官的人被骗的最多，可是他们都冇带头搞（维权），估计是怕露馅儿了，鬼晓得他们的巨款么样来的……”
说归说，母亲始终不死心，在我家住不踏实，总想去追债。
到了12月底，小姑妈打电话来说讨债有了新进展，让我母亲赶紧回去共商讨债大计。母亲第二天一大早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老家，结果又是一场空欢喜。为了及时跟进事态发展，母亲表示，暂时不回武汉了，要守在家里。
到了元旦，放开后的新冠如海啸般席卷而来，我和孩子都阳了。母亲在老家虽然没有阳，但是也病倒了，“拉肚子，拉得没法起床”。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大姐冒着感染的风险三天两头来看她，不仅扶着她去诊所看病，还熬中药伺候她吃喝，尽心尽力照顾了好几天。
在大姐生了孩子以后，对我母亲这个后妈的态度明显好转起来。也许是她自己为人母后开始体会到做母亲的不易，或者是因为我母亲帮她带孩子让她心存感恩，不管怎么样，大姐对母亲越来越贴心，让母亲心里很宽慰。父亲去世以后，大姐更是把母亲当成了亲妈，只要母亲在老家，她就会上门来探望，有时还帮着洗衣做饭做家务。母亲住在我家的日子里，她们两人每隔几天就会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农场谁家孩子生病，哪家婆媳不和，菜地里的收成，院子里的积水，老友们的挂念……大姐好像母亲安插在老家的探子，总能给她带来及时详尽的情报。
每次放下电话，母亲总很满足似的。她常说，没想到自己老了还享了这个女儿的福，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大姐比我们两个亲生的都强：“起码她不会像你们那样责怪我，不仅听话，还总帮着做事。”
而在几十年前，大姐还是母亲心头的一根刺。
结婚前，母亲只知道父亲的前妻因病去世了，嫁到农场以后，她发现父亲每周都要驮着米和面外出大半天，追问之下，才知道他竟然还有一个女儿，正养在以前的丈母娘家。善良的母亲哭闹了一回，劝说父亲接回这个孩子。母亲以为她的通情达理会换来好名声——至少是尊重——可是事情并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后来被我唤做大姐的女孩当时已经7岁了，她虽然从小没有了母亲，但是父亲隔三差五就去看她，外婆又对她过分疼爱，性格不免被惯得任性起来。她从没想过有一天父亲身边会多出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这对她而言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也许从第一次见面时起，大姐对我母亲就不认可，以至于从来没有开口叫“妈”，一直都是以“姨儿”相称。
不管是在童话故事里还是现实生活中，后妈几乎都是被人讨厌的反面角色，我母亲这样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更是逃不脱被定义的命运。虽然她已经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妈妈，但是依然挡不住周围的闲言碎语，加上亲戚的多事和挑唆，她经常因为这个继女生出许多的闲气。
有一回母亲出门买菜，一个熟人问她怎么几天没见瘦了一大圈，母亲说大病了一场，对方惊诧道，“你大女儿说你在家睡觉，我还以为只是累了休息下”。虽然“卧病在床”和“睡觉”是近义词，但是母亲却觉得天壤之别，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不是自己的生的就是不一样，没有一点心痛气。”
大姐比我年长10岁，印象里她从没有和母亲大吵大闹过，不过她们之间那种尴尬、别扭的气氛却始终笼罩着这个家。父亲怜惜大女儿从小没妈，在我们姐妹中对她最为疼爱。我印象里，父母经常因为大姐争吵。有次父亲冲着我母亲大吼道：“你是天底下最坏的女人，最丑的后娘！”那愤怒的声音穿透了屋顶，弥漫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吓得我直哆嗦，还让左邻右舍有了新的谈资。
那次吵架的导火索是什么，我不大记得了，可是父母那一次却闹得尤其的凶，母亲气得病倒了，好几天没起床。她曾对我说，父亲的这句话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为么什脑经梗了？纯粹是你爸爸怄出来的。”
6
今年元宵节过后，母亲看讨债无望，又来到了武汉。
我常听她念叨：“你爸爸走了，我一点味没得（湖北话，形容生活没有意思）。”我问为什么，她说：“我属虎的，名声不好听……”在农村，认为属虎的人凶残暴烈，性格乖张，如果是女性，更是不受欢迎。
母亲一辈子对父亲极度不满，我常觉得，她是把“为人母”当成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在做，而对妻子的身份不屑一顾。虽然父亲患了几次大病都是她一个人悉心照料，但我觉得她那样做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或者碍于“面子”——母亲总担心被旁人指责。
不过，当年父亲摔倒导致中风后，我头一次感受到，原来母亲对父亲并非毫无感情。
父亲去世前做了开颅手术，头盖骨被切下来一大块。母亲一度幻想着父亲能像之前那几次患病一样再次康复，把这块骨头清洗得很干净，常念叨着等父亲苏醒过来，要给爱体面的父亲做手术修补起来，后来二姐说只能用钛网材料修复，要花费好几万，母亲也毫不犹豫地说：“再贵也要做。”
后来当父亲在2021年重阳节那天穿着寿衣躺在门板上的时候，母亲突然又拿出那块骨头，在父亲凹陷的头颅上比画半天说：“给你爸爸缠到头上去吧，头瘪成这样不好看，你爸爸该几难过得……”后来众人一致反对，她才不甘心地把那块骨头放在了父亲的棺材里，嘱咐我们一定要把它随父亲的遗体一起烧了。
“这样到那边才全乎。”
清明节，我在老家收拾旧物的时候，看到一张父母亲在1974年的合影。如同母亲自己所言，年轻时她很清秀，不过父亲的样子让我感到意外——瘦高挺拔，留着齐整的偏分头，棱角分明，目光温和，嘴角挂着一抹自信的笑容。
1974年，刚结婚时的父母亲
“没想到爸爸这帅。”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40岁了，印象里他总是那么暴躁又那么苍老，小时候和他一起出门，我总不愿意被他牵着。
“要不是长得好，我当初么可能看上他呢！”母亲笑道，“要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一个。”说着，她朝自己得意地竖起大拇指。
“那你以后就莫总是提爸爸那些不好的事。”我笑道。
这天，母亲又给我讲了很多她和父亲之间的往事。这一次的讲述，和以往的语气全不同。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之间也曾有过爱。
媒人为两人搭上线之后，父亲经常花4、5个小时，从100多里外的农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看望母亲，家爹家那边的山村路窄，父亲最后只能推着车子步行。1974年8月份的时候发了大水，山路被淹，村子成了一座孤岛，快天黑的时候，父亲却还是如约而至。他好像一只落汤鸡，高高挽着裤腿，拎着一双湿漉漉的布鞋，一双大脚光着，沾满了淤泥——他借了一个仅容一人的大脚盆，用手划着盆从河对岸慢慢飘过来的。他递给我母亲一袋苹果，跟她站在黑黢黢的屋檐下说了一会儿话，就转身走了。那天父亲的背影让母亲红了眼圈，下决心不能辜负他。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又送给母亲一套衣服。“一件蓝绿色的长袖衬衣，一条细条纹的浅灰色长裤，料子细腻得很，光涤的，那时候时兴的确良……”母亲走在我面前，用手在她的腰身上比画了下，“就这样的一围，有一粒扣子固定起来，不用捆带子，不晓得几合身！”
而在那之前，母亲穿过最好的衣服，是买布找裁缝做的一件短袖，像这样考究又时髦的成品时装，母亲还是头一回见。
“就是这套好衣裳把你收买了吧？”我调侃道。
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那是的，我觉得你爸爸人长得高大，做事又爽快，对我这上心——每次一块吃饭，他都偷偷把好菜往我碗里赶，还舍得花钱给我买那好的衣裳，我才下决心跟着他到了农场……没想到为了这套衣服，我和你爸爸第一次打了大架。”
母亲说，她跟父亲结婚后没多久，一个叫桂香的年轻小媳妇三天两头上门来找父亲，每次父亲都背着自己和她拉扯半天。有一回，母亲撞见了两人的事，等那女人走后，立马和父亲拉响了战火。
“搞半天，那套衣服不是买给我的！你说我气得几很？！”母亲眼睛亮晶晶的，特地找来一个衣架比给我看，“衬衣就是这种颜色的，浅绿色，还带一点天蓝色……哎，我年轻的时候身材也是不错的，1米6的个子，不胖不瘦，穿这套衣裳出去，农场的人都说好看……”她眯着眼睛，似乎想起了往事，布满皱纹的脸上显出陶醉的表情，前后摇晃着不到80斤的身体，最后有些懊恼地拍拍硬邦邦的肩膀，“没想到现在老成这样了，真看不得……”
“妈，你快说正事……爸爸是不是和那个女人有么什关系？”我催问道。
“哪是的，你爸爸哪是那种人呢！桂香是上海知青，衣裳是她托家里人在上海的大商场买的……上海的东西当时几时髦的，我就说怎么从没见过那好看的衣裳……你爸爸当年经常在外面出差，他找桂香借（衣服）的时候，以为自己有本事重新买一套新的还给她，哪晓得过了一年多还没买到。桂香催了还多回，你爸爸看我那爱得，不想还，后来又说加倍还钱给她，桂香死活不肯，就要那套衣裳。你说，我一个新媳妇听了哪有脸呢……”
母亲说话一向啰嗦，不过这次我没有一点不耐烦。母亲也没像以前那样怨气冲天，她一边笑一边举起拳头学给我看：“那天热燥得不得了，你爸爸打着赤膊，我就这样对着你爸爸的后背一直捶，他后来被打急了，就和我大干了一架。我当时也狠，把他的手都扭青了……”
相比年轻的时候，母亲的声音粗了很多，不过语调却从未有过的轻柔，说着笑着，她突然停了下来，灯光下，我看见她松弛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哎，要是你爸爸在，我哪会被骗，上这大当呢？！”
（备注：因为没来得及回老家，本文的照片都是母亲亲自照的，不太会用相机的她专门找人学了半天；为了追求最佳效果，有的地方拍了几十遍。我说要曝光她被骗的事，对这事一向讳莫如深的她也一点不含糊，“只要对你好的事，刀山火海我也不怕。”）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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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妈妈，让我帮她找工作
作者 | 季冬末
编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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