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685）

 

破产家庭的留学生，看到真实世界 | 谷雨

Original 廖宇彬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2023-07-10 23:03

 

 

作者 | 廖宇彬

编辑 | 荆欣雨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突然被抛入残酷的世界

当被问到为什么需要这份时薪18刀的办公室助理兼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大二学生郑灵璐没有犹豫，回答，“My mom got a bankruptcy, so I do need money to support my life.”（我的母亲破产了，我需要这些钱来支撑我的生活）这是第三轮面试了，她必须要得到这份工作。

一整个月，她都在反复面试学校里的兼职。受挫是家常便饭，一次她在图书馆的研讨室里面试，预定的半小时结束后，后面的人敲门把她赶了出来，她只能抱着电脑向外走，走廊很吵，她什么也听不见，只能胡乱应付，对面的人皱了下眉，后面的细节她记不清了，“反正最后这份工作黄了”。

©视觉中国

之前的生活仿佛一个漫长的梦。母亲的生意遭受危机前，郑灵璐最享受的就是和闺蜜四处度假，不计金钱，只为体验感。洛杉矶大熊湖旁租的小木屋，围在壁炉前过圣诞，900多刀一晚的酒店连续住一周，窗外是望不到头的花园，客厅内放一台古典钢琴，每天的下午茶送到卧室。当然，母亲每次都会给额外报销。

现在，她必须拒绝好友的出游邀请，“大概存一年的钱才能和她出去玩一次吧”。

对一些留学生而言，“断供”来得猝不及防。他们的父母大多乘着时代红利白手起家，迈入中产。他们的子女得以走出国门，接受教育——当然，不必像早年留学生那样勤工俭学，永远为生计发愁。他们的账户上会每个月定期出现不菲的生活费，就连留学的目的也说得没那么功利性，“出去看看，开阔视野。”近几年，他们的父母在时代的浪潮中频频遇险，账户上的金钱变少了，甚至没有了，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们并未做好自立的准备，便被抛入真实的世界。

郑灵璐的母亲曾在一座二线城市经营5所K12教育（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采用，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年级的教育体系）学校。疫情初始，禁止线下聚集，很多家长选择退课，但工资房租得照付，家里开始亏钱，母亲让她别担心，“等到疫情结束会好的”。第二年，“没给任何缓冲时间”，教培行业风向变了。母亲做了备选，投资了一些实体餐饮，“但你知道的，又赔了很多钱”。

之前，母亲曾给她存下几百万留学和创业的钱，最初是“创业的钱没了，但留学钱应该还有”，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大哭，“所有的店必须关掉”，并向她解释，如果申请破产，未来可能坐飞机都不行，母亲选择注销企业，所有损失由个人承担，包括赔付许多十几年的老员工。一眨眼，供她读书可能需要卖掉最后一套自住的老房子以及动用养老金。挂下电话，这个20岁的女孩手指在颤抖，加州的小木屋再也不会有了，家里尚能承担学费，生活费砍半。

破产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但若仔细回想，一切早有预兆。去年年初，英国格拉斯哥的大二下学期刚刚开始，陈婕例行和母亲通话，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家里的经济不行了，要有个心理准备”，她感觉自己头脑空白，无法思考，挂电话后愣了一会儿，完全无法接受。

©视觉中国

母亲做金融咨询，平常也会炒点股，在陈婕印象中生意一直不错，还专门给她开了200万的留学账户。但问题出在投资失误，抱着试试的心态，母亲被熟人拉进了资金盘，结果越投越多，甚至把留学的钱也投进去了。崩盘那一刻，以传销定罪，所有的钱上缴，国内抓到3个人，剩下的全跑缅甸，受害者都只能自认倒霉，家里破产了。

有段时间，陈婕感觉母亲赚得特别多，生活费也高了，但她不懂金融，以为只是投资的产品回报率高，现在想想，“哪有这么容易赚的钱呢？”

何野家里的四个工厂主要做加工，通常是先付定金，交货后付清尾款，因此要垫付很多材料费。去年疫情期间遭遇限电，规定只能特定时间开工，或者干脆不给开工，从5月份起，很多订单只能退款，出现负支出，现金流收紧，但还能负担他即将开始的研究生学费和生活费。

八月初，他同时准备国内秋招，收到第一份工作offer。父亲说，“你不是还要再读书吗？那就拒掉呗”，没过两天，又对何野说，“你要不把它接了？工作还挺好的”，他解释已经拒了，父亲的语气变了，“你这是想留美国不回来了？我这辈子都学不会英语去不了美国，国内有份稳定的工作多好”，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家里出事的最初信号。

等到9、10月份，他陆续收到多个研究生offer。第一个录取通知来自波士顿大学，父亲看了眼预算开销，一年60多万，直接给了两个字，“没钱”。他才知道，家里已经完全没有订单了。

何野的父亲一直致力于做“伟大的实业家”，用他的话来说，“一切房地产、同金融挂钩的产品都是投机倒把行为”，坚决贯彻“房住不炒”（因此没有任何房地产投资）——当然，鸡蛋都在同一个篮子，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差。为了垫付材料费，最糟的时候抵押了一半的房子给银行。母亲后来算账给他听，一共四个厂，只有一个还在盈利，有一个从疫情开始就亏钱，拖到现在已经是天文数字，“三年亏的钱大概够我在波士顿读十多年吧”。

本科填志愿时，出于对金融的警惕，父亲没让何野学商科，而是选择了“好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毕业后，何野选择出国的主要目的是玩玩，正好家里又有点钱，听说某个学长去的大学不需要语言成绩，他想都没想，随便申请了光学硕士。如今的断供，发生在他准备读二硕前。

至于读二硕的原因，是他后来才发现，自己随便申的大学排名只能挤进QS1000，因此得换回电子方向，把一硕的学历“洗”一下。他长叹一声，“但凡我本科不是华科就接受了。”言下之意，这QS1000的学校实在是给985的母校丢脸了。讲到这儿，何野的语气仍然轻松，带着点玩味和好笑，放在如今的社交网络上，这可能就是人们苦寻的“松弛感”吧。

 

 

没钱就过没钱的生活

走，还是留，是横亘在每个断供的留学生面前的难题。郑灵璐选择留下继续读书。她家里仍能支付学费和大部分房租，剩下的就要靠自己了。最初，为了控制开销，她每天掐着下午两点只吃一顿饭，饿了就去星巴克门口闻闻咖啡味儿，也在学校领过快要过期的蔬菜，“口感一般”，她说。节假日，她去蹭学校社团定点发放的免费饭，人群挤满了整条路，她排了两个小时，最后拿到了一份盒饭，如今已经记不清味道，“只是想尽办法薅点羊毛”。

那段时间，美国物价疯涨，郑灵璐搬了家，同朋友合租，3000刀只有一间卧室和客厅，她们用窗帘隔出房间，每人只剩一张床垫的位置，每天就坐在上面吃饭。她时常会想起之前寄宿时住的别墅，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和卫生间，宽敞明亮，夏天没事时就能泡在院子里的泳池里。

她每天晚上都在哭。最好的朋友知道后，经常会安慰她，但她会偶尔感到害怕，“还能同她们社交和出去玩吗？”生平第一次，她体会到贫穷带来的窘迫。如果和朋友下馆子，即使是最普通的饭馆，也意味着之后饿上两天。曾经她们很少AA，轮流请客，每个项目一人付钱，现在她会敏感地察觉到谁多付了点，谁少付了点，吃饭和打车的钱明显不匹配，这点差异非常刺眼，她会在默认请客时出声，“我跟你AA吧”。其他人投来视线，也许没有任何意思，她仍然在那一刻喘不上气。吃过饭后，朋友们打算去打保龄球，她找了个理由走掉，绷紧了脊背，努力装作从容的样子打车回家，在车上心疼这额外10刀的开销， “好像成为自己从没想过的人了”。

©视觉中国

大二的陈婕选择了回国，如果要读下去，每年至少要40多万，家里拿不出钱。她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未来。她想过转学，相对便宜的东南亚学校没有校际合作。回国读，大部分学校要求高考成绩，只有一所不要求的，又是和她不对口的工科专业。她无处可去。如果两年内她无法回到英国，那边的学籍也将被取消。

过去一整年，她经历了漫长的心态调整期。得知破产的消息是在春节前，几个熟识的朋友约在家里做饭，她对着刚洗好的菜掉眼泪，只能告诉朋友，“最近心情不太好”。电话里，她调侃式地告诉我，学校旁边有一条河，挺深，也挺湍急，“要是当时身边没人开导，我可能真就跳了”。后来，朋友们始终保证她能身处团体活动，聊聊八卦和日常，男朋友也一直陪着她，“没什么大不了，没钱就过没钱的生活”。

家里破产前，陈婕最大的爱好就是购物，情绪一上头就给自己“反向限额”，两天必须花完5000块钱买衣服，不花光不回家。每个月都要买2-3个新款包，有时碰到喜欢的会all in，母亲后来限额一个月最多一个。回国后，她去了趟奢侈品回收店，卖掉了十几个包包。在那她才知道，她喜欢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秀款并不保值，3w2的香奈儿只能卖1w6，而经典款至少能有两万多。纠结再三，她留下了Burberry的牛皮包和香奈儿的mini，“能搭配很多场合，也舍不得”。最后共凑了二十多万，能够维持日常生活。

回国后，陈婕的外婆突然去世，她的母亲也患了急性肾衰竭，直到今年指标才正常一点。她察觉到母亲的愧疚，要不是投资失误，她还够顺利在国外读完大学。这个20岁的女孩知道自己必须要迅速长大，“如果我崩溃了，妈妈也就崩溃了”。通电话时，她的心态已经趋于平和，“反正死也死不掉，身边有人拦着，那就活呗”。

面对剧变，何野会反复想，“为什么是我呢？”看到朋友都在环球旅游，“也会有世界不公平的情绪”。但总的来说，这个年轻人对生活抱有很强的“顺其自然”心态，从未彻底崩溃过。这很大程度源于他是个“差一点”的人，“什么都会做一点，但什么都差一点”。大学时他在b站做游戏解说视频，积累了几万粉丝，视频最高有几十万播放量，赚了大几千，出国后没法打游戏，说弃号也就弃了。考GRE时，身边备考的朋友贴着“两个月考不出来就去死”的口号，他不会，两个月不行就四个月，低分有低分的去处，再不行就去不要GRE的地方。后来他果真四个月考了四次GRE，睡觉、看漫画、健身、刷短视频一点没落，“最后也考出来了”。家里断供后，他不满，但也就这样接受了，“穷有穷的过法，反正之前家里离大富大贵也差一点。”

何野最终选择出国读二硕，靠打工支撑生活。虽然也可以在家躺着，让父母养，但QS1000这事他有点不能接受。其实还有个原因，他有一个本硕完全相同的学长，回国找到了年薪30w的工作，“我想总不能比他低吧”，他下定决心，只要找到30w就留下工作，最后一份工作薪资差个一两万，他不想妥协，出国了。

 

 

赚钱的感觉是兴奋得发晕

若选择留下，节流远不够，还需开源。以美国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更贵）为例，每年学费大概15000-40000刀，食宿费合计在12000-20000刀，书本费1200刀，其余日常开销2000-3000刀，合计至少准备30000刀以上——这只是非常理想的估计，实际不同州、不同项目之间的差异极大。何野一直在美国中部读书，开销相对比较低，第一个硕士两年共花了60万左右；郑灵璐在加州烧钱，从美高到美本，陆陆续续投了几百万进去。

钱从哪来？何野开始寻找和尝试任何可能的方式。过去他花钱随意， 150刀的电动牙刷，买，很帅的鞋子，买，耳机出新款，买，每周规律去餐厅改善伙食，还买了辆不错的车，每个月算上房租水电一共花销3000刀左右。现在他剔除一切额外开销，全部自己做饭。他想想自己二十多双鞋子，成柜的衣服，但永远只穿那么一双一件，“好像不买也行啊”。买菜常去中超，价格低，牛肉6刀一磅，20刀3袋能吃六餐，蔬菜一袋3刀能管两餐，有时晚饭做多了，还能打包当第二天中饭。他偶尔想想之前吃的40刀自助，很快释怀，“我可以自己在家做啊”。

随着Offer陆续下来，他开始联系学校，充分发挥“问一下不会少块肉”的厚脸皮精神，给七个学校发邮件哭穷，把破产写的跌宕起伏，“能不能给点奖学金”。然后上学校官网，对着研究方向，依次发邮件给5-10位老师，询问“愿不愿意帮忙找助教”。这时候哭穷就不管用了，得强调自己多牛、和老师研究方向多匹配、进组就能干活。

他给一位半导体ADC方向的教授写邮件，自己履历里唯一沾点边的是上过两门信号处理的课，那就强调自己基础扎实、造诣深厚。没做过比赛项目没关系，他室友做过，他大概看懂了流程，面试时直接套上去用，宛如读论文只看摘要、引用和结论。50多封邮件，每天发五封，花两三个小时修改措辞，有时头晕眼花，免不了闹出乌龙——在罗彻斯特大学官网上复制粘贴名字时，两位教授靠在一起，没注意复制错了，“后来教授都没理我”。

他在boss直聘上找兼职，凭借“好歹是个985本”干线上辅导老师，周末时补小学数学，时薪100人民币，如果用英语教学，课时费能多50%，虽然杯水车薪，但课程简单，最难就到方程式，闭着眼都能讲出来，备课只要几十分钟， “还蛮享受好为人师的感觉”。也做过亚马逊代购，报酬同样聊胜于无。

最终，他在美国的中餐厅找到了生财之道。厚脸皮又发挥了作用，某天在一家中餐厅吃完饭后，他觉得味道不错，直接问“这里能招学生吗”，老板爽快地同意了。“没钱什么都干得出来”，他说。

©视觉中国

不愉快的事常有。一位大哥进来就嫌桌子不干净，但这是昨晚兼职的人擦的，何野低头说“对不起”，没有辩解，赶紧再擦了一遍。后来大哥点菜选了“mixed vegetables”，大哥是位常客，喜欢洋葱和胡萝卜，其他服务生都默认，但何野不知道，最后端上来四季豆、西兰花等，大哥脸色立刻就变了，不爽地拉开凳子，“老子不吃了”，直接出去了。何野非常懵，还有点委屈，惴惴不安地想“如果他以后不来了怎么办”，老板安慰他是第一次见熟客才出问题，别担心。

一位白人来点餐，双方battle数回合，对方气愤地喊“you are not fucking listening to me”，让他叫经理来，后来终于弄懂了。对方点“干煸四季豆”，只说要“干煸豆”，何野重复“干煸黄豆、绿豆、还是四季豆？”数次循环，各说各话。

但总的来说，何野很享受这份工作，“没办法，给的实在太多了，时薪能有20多刀啊”。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钱，“当孙子算什么”。之前碰到有人不给小费，他不会像同事一样“忍忍算了”，而是直接去问，“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吗？”，对方摆出一幅“你做得很好，但我很穷”的耍赖样，他也不忍气吞声，直接讽刺“您下次没钱就别来点服务了呢”。面子不值钱，之前有一次开顺风车，200多刀给同学送到奥兰多，他会帮忙拎包开车门，“给500刀的话，踩着我下车都行”。

在餐厅打工的第一天，何野就赚了200多刀，现金，握在手中的美元有了实感，他兴奋地头脑发晕。他算了算，上两天班再省省，就能凑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是从这时开始，一切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没过几天，海量投放的邮件终于在无数拒信后有了回音，一位教授愿意帮他找TA，第二年可以转为RA（研究助理，同样有工资代付学费）。教授的五个博士生在今年要毕业四个，相当于“坑位”全空了， “6年才毕业一个博士啊，一下走了4个，百年难得一遇的盛况，恰好给我遇上了。”好运终于眷顾了他。

 

堆在桌上欣赏的工资 ©何野

 

 

 

宁愿当个没有故事的小孩

回国后，陈婕四处打听，甚至拨打了市长热线，最后得知她可以作为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今年高考，不论成绩如何，至少有个出路。高中时的朋友已经快大四了，英国的好朋友们也在继续学业，还有的人已经上班了，只有她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高考。

她常听见有人用遗憾和关心的语气对她说，“你就不应该去英国，你该踏踏实实在国内读书”，大概觉得那一百万白花了。但她并不后悔这两年的“弯路”，她知道，有些东西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了。她曾以为人生就是毕业、结婚、生子，出国后才第一次觉知女性能够自由地选择，她也常常为穿国内女装的M或L码身材焦虑，来到这儿竟然发现能穿很多XS，英国的同学会大声告诉她，“你这也能叫胖？多正常啊。”如果一开始就留在国内，“可能会觉得如果考不上本科，这辈子就完蛋了”。现在，她早已没有这种执念，她的目标是今年能考上一个专科院校，选个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当个普通人就好了。

©视觉中国

出事后，郑灵璐一直对父母非常愧疚，她才大一，什么也做不了，她也有点后悔，如果当初没出国，“留着几百万家里至少生活会好一点”。

提到母亲，她带着一点哭腔，断断续续地说，“50多岁的人，辛苦经营了几十年换来的东西，一下子全部化为乌有，没有办法，想要跨过这个槛真的很难。”去年母亲重新创业，有时她发过去十几条信息，过了快一天那头也没有回复。父母也不知道她的生活状态，开销花费瞒着往低报，“他们都觉得每月1000多刀可以生活得很好，但在加州房租经常就这个价格了”。

她想起之前申请美本时，要写个人陈述和经历，比如“证明自己具备领导力”“记忆中最深刻的东西”，她写不出来，对母亲大哭，“我活了十八年为什么一个精彩的故事都没有？”母亲笑了笑，“那是因为你过得太幸福了呀，所以没有什么坎坷”。最后，她写了“第一次来美国，如何努力学习与适应”的俗套故事。仅仅一年之后，泡沫破碎，“我宁愿永远当个没有故事的小孩，至少爸妈不会遭遇这些事情了”。

她现在考虑未来毕业后直接工作，攒够钱再来读研，“有钱才有选择的底气，不想再给他们负担了”。

或许，断供对于他们来说，也不算是一件完全的坏事。在很多西方国家，一些本地学生读本科靠的是银行提供的助学贷款，毕业后再打工还钱。至于郑灵璐想的靠自己读研，或许本就该如此。一切正如《老友记》第一集中富家女Rachel剪掉了所有父亲的信用卡，朋友们拥抱她，祝贺她，Monica对她说，“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It sucks, but you're gonna love it.”（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它很糟，但你会爱上它。）

那份办公室助理的兼职她最终得到了，如今已经快一年半，她早已驾轻就熟，每个月能多出近2000刀的收入，生活逐渐宽裕，可以自由选购有机蔬菜，也可以偶尔和朋友们一起旅行。最近学期结束，她每天基本要主持16个左右关于学术诚信的会议， “很累，但这大概是给钱多的原因吧”。

何野已经完全迷恋上挣钱和存钱的感觉。存到第一个1000美金的瞬间，简直飘飘欲仙不可置信，好像自己真能养活自己，“当时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这1000刀来的有安全感”。对他来说，这意味着3个月的伙食费。自从打工之后，他只用现金生活，每天回家，先将拿到的工资码在桌上，感受现金堆满带来的爽感，爽完了就把钱藏起来，衣服里塞一百，钱包里夹一百，筋膜枪的盒子里丢五十，记在备忘录上，“万一哪天家被偷了”，之后定期去银行里存钱，把备忘录清空，再开始新一轮循环。

何野的日子变得有盼头起来，虽然父亲卖掉了一直亏损的厂，但其他工厂的效益仍然不明朗，万一之后再有什么变故，至少他能有应对风险的能力。他已经很少想起曾经的生活。去餐厅打工的路上，能看见亮堂的柏油马路和连绵的树荫，低矮的房子分散在大片平原上，有时下班能看见紫红色的天空。他也很享受自己做饭的快乐，最近，他正通过短视频研究如何把吸油蔬菜做成好吃的减脂健康菜。 （来源：腾讯新闻）

? 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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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0斤减到56斤，我每一秒都是饿的

Original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3-06-30 01:55 Posted on 北京

 

 

 

瘦到56斤，食物没有味道只有热量

 

 

26岁的沁文与进食障碍斗争了有六年之久。

 

在厌食的阶段，她每一秒都被饥饿感纠缠，但就是不敢吃、不能吃。体重最轻的时候，她只有28公斤，在ICU里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

 

一场意外让她重拾进食的意愿。恢复时，她每时每刻都想吃东西，甚至会吃下整瓶蛋黄酱，同时又因暴食而感到恐惧。

 

然而涨到了140斤后，沁文中止三年的月经重现了，从此她再也不在乎体重的变化。

 

康复后，沁文成为了进食障碍的科普博主。四年里，她制作了数十部进食障碍的原创科普短片，举办了一场关于身材焦虑的展览，参与翻译了一本进食障碍的专著，无数次在私信和评论里倾听每一个受进食困扰的人，希望以有人情味和生命力的方式支持到这个群体的健康。

 

作为亲历者，她想让这种死亡率最高的心理疾病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被看到。它应该被尊重、被保护，而不是成为互联网上一种猎奇的景观。

 

 

一

 

藏在口袋里的米饭

 

看客：可以简单讲述一下你从开始节食到患上进食障碍的过程吗？

 

沁文：我从19岁开始节食。那时我刚上大学，想减肥，也觉得有一点肌肉线条才算健康，我就多运动，少吃。

 

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些计算热量的减肥软件出现，我有了卡路里的概念，开始特别在意食物的热量，慢慢就出现了一些节食的行为。

 

节食最严重的时候，我的早饭只会吃代餐面包，都是没有糖没有油的。在学校食堂，我基本上只会吃两个菜，一个全是蔬菜，一个只有一点点肉。还要再拿一碗汤，刷掉菜上的油。

 

那时我的体重是100斤，按标准来说，一天应该至少摄入两千大卡。但我每天只吃500到800大卡，我觉得我必须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就这样坚持了两年。

 

开始减肥后的第三年，我瘦到了28公斤。被送进了ICU，我才准确地知道自己是进食障碍。

 

很多人都觉得可能厌食症就是不想吃东西了。但是其实我从100斤到50多斤的过程当中，每一秒都觉得自己是饿的，但是我始终不敢去吃。

 

体重数字的下降上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我当时甚至也知道自己瘦得不好看了。发照片的时候，我会把自己脸再拉大一点，把凸起的骨头修掉一点。

 

我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吃东西，但我做不到的就恰恰只是吃东西这一件事情。

 

减肥的过程中，沁文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能前天只吃苹果，后天就觉得苹果的糖分也是高的。再到后面，她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吃

 

看客：节食的时候有感觉到哪些身体的不适吗？

 

沁文：80斤的时候，节食对我身体的影响还不太大。身边人会夸我的身材是美的，能减下来是自律的，我每一天都还是挺开心的。

 

76斤的时候，我没有月经了，一把一把地掉头发，也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理状况不太好。我没有几天是可以笑出来的，也会醒得很早。后来厌食症状严重的时候，我连哭的情绪都没有了，只剩压抑，还出现了一些自伤的行为。

 

60斤以下的时候，我没有力气去运动了，小跑几步也跑不动，走路都有点没有力气。上公车的时候，我需要拉着门上的扶手把自己拽上去。地铁换乘的时候，川流不息的人群从旁边走过，但我只能扶着旁边的扶手，一节一节很慢地往台阶上走。

 

那个时候，我也想到自己可能患上了进食障碍，但我没有和父母说。月经停了三四个月，我才告诉妈妈，也没有提我正在节食减肥。因为我知道只要一说出来，父母一定会更加严格地逼我吃饭。

 

整个2018年，沁文的体重都没有超过65斤

 

看客：父母当时是怎么逼你吃饭的？

 

沁文：他们在洗手间的墙上贴上了一张我的体重表，要求我每天必须去测体重。如果我的体重又掉了，他们会让我明天必须得吃回来。数字一定要往上走，不然他们就会不开心，要送我去医院。

 

我妈妈那时候把工作都辞了，来给我做饭。她特意去学了很多好吃的菜，每一顿都做得很丰盛。我当时感觉我们家每时每刻都在做饭，这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无能，我会很害怕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餐桌上，他们的眼神会紧紧盯着我的筷子的走向。可我看着桌子上的东西，完全感受不到那是妈妈做好的很丰盛的菜，是来自于爱的食物。在我眼里，每一道菜都是标注着卡路里的压力。它们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只有热量，我就尽可能去挑选那些热量少的。

 

再后来，我父母会逼我吃米饭，我就会把米饭尽可能地放在袖口里，然后藏在餐盘的后面，或者趁他们不注意，塞到口袋里。

 

妈妈后来跟我说，他们其实都知道。她洗衣服的时候，也经常能感觉到里面有食物。但是每一次只要他们说了，我就会哭，那顿饭一定以吵架为结束。

 

所以他们就不说，尽可能地让我在餐桌上再多待一会，再多吃一点。

 

其实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已经藏不住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

 

那时每一天都像在跟父母对抗一样。我心里知道，我也在和我自己对抗，只不过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只会跟爸妈说，其实我也感觉很痛苦。

 

 

二

 

我跟妈妈说，好想吃大馄饨

 

看客：你是怎么被确诊进食障碍的？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

 

沁文：确诊那回，我一定程度上是被父母连哄带骗送过去的。之前父母带我去内分泌科、妇科，都没什么用，没有人想到去精神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进食障碍。花了很多钱，又一直查不出什么，我就很恐惧去医院。

 

确诊前一天傍晚，我坐在床上看着夕阳，感觉自己的眼前空空的、亮亮的，又害怕，又非常平静。

 

结果检查做完，我就直接被送到ICU了。后来在看住院单的的时候，我发现有整整三大张，所有的指标都是上上下下的箭头，没有一项是正常的。

 

进ICU的前几天，监测仪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发出心率过低的警报。医生早上来给我打针，针头一直插不进去，也没有血流出来。

 

所以当时的联合治疗，最首要的是维持我的生命体征。

 

进ICU没多久，沁文旁边床位的病人去世了。她感觉到生命在这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住院的时候，我一直在打脂肪乳，每一滴都是一个蛋糕，直接往我的血里打，而医生又一直在强迫我吃东西。我感觉到身体在很快地发胖，营养一下子灌进来，又很容易水肿。

 

我当时就在医院里写好了遗书。我爸发现了，去找医生谈，最后提前出了院。

 

看客：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从心底里抗拒进食？

 

沁文：出院之后，我骑车摔倒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我头上的伤口必须得缝上，但我特别瘦，打麻药挺危险的。最后他就给我直接缝针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那几年我就好像没有感知，生理的和心理的痛苦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

 

缝完针之后，我妈妈来了。到了晚上，我们走出医院，很缓慢地走在上海的街上，路边有很多树。那时是初夏，天气还挺凉爽的。小朋友都在吃冰淇淋，小猫小狗被放在婴儿车里，大家都那么开心。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从来都没有爱过自己。

 

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好想吃大馄饨。

 

好像这几年，我就从来没有说过想吃东西。其实我也不太记得那一碗大馄饨什么味道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吃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就只是想，我好像真的有好好地照顾一下自己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会每天尽可能地挑战一下自己。可能今天是多一块饼干，多喝一口牛奶。在恢复的过程中，我喜欢在身体上写字画画。那时我把之前自残留下的伤口都画成了笑脸，现在基本上没有一点点疤了。

 

看客：你花了多长时间恢复到现在的体重？

 

沁文：我花了半年的时间，从70多斤一下子胖到了140多斤，然后才慢慢降到现在的120多斤。

 

进食障碍患者，在恢复时都要“先破后立”。而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破局”的过程就是不可避免地长胖，然后再恢复到平稳的状态。

 

现在的沁文，已经不会再去计算食物的卡路里了

 

然而刚开始长胖的时候，一打开那个口，我就有点收不住了。

 

慢慢涨到了80斤后，我一个人到国外读书，半夜就很容易想吃东西。担心做饭打扰室友，又点不到外卖，我就会偷偷摸摸去捡垃圾桶里面的食物吃。厨房里的调料，我也会喝掉。

 

蛋黄酱，直接挤到嘴里，全都喝掉。花生酱，满满一勺，刮干净吃完。我就是每时每刻一定要吃到东西。

 

有几次我在晚上吃了很多零食，第二天因为一下子摄入很多营养，就很浮肿。去了学校，同学们都挺惊讶的：怎么你一下胖了很多？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越是呆在房间里面，越想吃东西。第二天因为害怕听到同学那么说，就关在房间里请假不去学校。

 

我撑了很久，努力地维持正常人的样子，但最后我还是崩溃了。回国之后，我就完全自暴自弃了。我不和任何人说话，到门口拿了外卖就径直回到房间，一直不停地吃东西，吃到喘不过气，动也动不了。

 

有几次，吃了很多东西之后，我的肋骨根根分明，但肚子就像怀孕一样大。

 

在那段时间里，沁文在手上写下了“希望”

 

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非常恐惧。恢复到100斤左右，也就是最开始减肥的体重时，我有点撑不住了。就好像四五年下来，花费了这么多代价，结果是一场空。

 

但2020年初秋，胖到140斤之后，我中止三年的月经恢复了。

 

这么多年，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开心过。月经重现的那一刻，我是真的很开心，自己好像终于恢复成一个正常人了。

 

后来我再也没去想过去减肥。

 

 

三

 

不止我一人痛苦

 

看客：饮食障碍和当下社会对某些审美标准的追捧有关吗 ？

 

沁文：进食障碍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将它归咎于互联网对审美的某些追求。只是在从社会审美的角度出发的时候，进食障碍往往更容易被更多人看见。

 

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遗传因素，也可能源于我们自身的完美主义、敏感或低自尊，或是个体和家庭的关系。我做了四年科普，看到了很多真实案例，越来越觉得这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

 

就我自己而言，初中就读私立学校的经历带来了一丝自卑。那里的学生家里都很有钱，开家长会的时候，就像车展一样。但我父母开的是很普通的车，他们是咬紧牙关供我读书的。

 

在学校，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阶级的存在。同学中，有钱的、长得好看的在顶端，他们很容易得到他人的许可和认可。那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最下层的。

 

那段童年经历让我后来很难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别人告诉我什么，我就觉得我应该受到教育。开始我只是想瘦小腿，因为初中的同学说我的小腿很像一个肉丸、模仿我走路的姿势。

 

后来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句话：“你见过80斤的人腿粗的吗？“然后就开始全面减肥了。

 

2016年，沁文刚刚开始减肥。那时她会经常问朋友，自己的小腿粗不粗

 

看客：做科普这几年当中，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沁文：我觉得每时每刻都是困难的。我每天都要收到大量个体的消极的求助。他们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讲给我听，最后再加上一句，”救救我，求求你了“，或者说，"我只希望你知道而已”。

 

我很希望能劝说大家去寻求帮助。但他们不敢，或是没有条件到另外一个城市就诊。

 

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女生的消息，她29公斤，刚刚喝了一碗汤，觉得自己的心脏非常不舒服。现在她一个人在外地，后天就要出国读书。我觉得她的处境很危险，就劝她说，这个情况根本不可能出去读书的，赶紧告诉身边的人，你先去医院检查。她就偏不，我怎么劝都不行。

 

他们无处求救，所有的能做的事情只有告诉我，之后也得不到真实真切的帮助，这种时候我会很无助，好像我的努力也没有太大的用。

 

21年的时候，沁文办了一场身材焦虑展，参与创作的都是饮食障碍的亲历者。其中这件作品，是由一对父母代替住院的孩子送来的

 

另一方面，我做科普，是希望自己从一个讲故事的人变成一个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去寻求帮助”的人。但我的身份夹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很难被认可。很多人希望我能给出一个答案，但是我不能代替医生做诊断，所以也不能回复一些信息。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去解决这种无助感。现在我知道我自己的角色，我的能力范围和我正在做的事情。

 

我会发现，大家的关注真的是以年为单位的。起初找我倾诉的那一批人，可能过了一年还会回过头来找我说：“不好意思，之前打扰你了，一直告诉你这些。”然后讲讲今天吃了什么，今天有病好一点，今天出去玩儿了，去看了小猫小狗；再过一两年，他们又会来说：“真的很谢谢你的科普，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恢复了很多”。

 

无论是经历疾病还是寻找适当的健康传播方式，我已与进食障碍走过九年。但与此同时也一直面临着过高的期待、压力和挑战。但我相信同辈支持的力量，也希望尽力发挥年轻人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只要看到大家带来温暖的好消息，就觉得一切都是那样值得。

 

 

口述 沁文  |  采访 田悦  |  编辑 Yashin  |  微信编辑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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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無意中看到了民國第一高僧圓寂後的去處 -FormatRun58- ♂ (194 bytes) () 07/27/2023 postreply 18:1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