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思漫 周航
编辑 | 王一然
Clair 44岁 上海
从4A广告公司到面包房
我不是那种安稳的中年人——三十七岁到现在四十四岁这些年，我换工作的频次高到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步。我最近发觉，之所以这段时间很动荡，是因为我非常“不幸”地在三十七岁这个年龄进入了4A的广告圈，这在所有人看来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这几年，广告公司的业务肉眼可见地下滑。客户的整体预算变紧张了，比如我之前有家客户，他们那边整个B2B（企业对企业）的业务被砍掉了，导致我们这边B2B的部门也被砍掉了，只留下一个最会拍老板马屁的。
创意是广告公司DNA里的东西，我试了这么多都感觉不行，加上行业下滑，我决定还是离开。
离开职场后，我发现没有人再告诉一个四十几岁的人要去做什么了。中国人从出生到成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人告诉他要去做什么。最主要的身份“职场人”我不是了，那我剩下来的身份还有什么？女儿、妻子，（除此之外）就没了。那我下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去年二月，我开始兼职，在我们家旁边的面包店，走路5分钟就到。这个面包店品牌在上海扩张得非常快，算是网红连锁店。我这个年纪其实做这个很困难，因为它劳动强度挺大，一天要站九到十个小时，切面包、装面包、打咖啡，中间可能就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我最多一周做五天，每天要站十个小时，涨完薪后，一小时能挣27元。
面包店的同事有明确的两类：一类人未婚未育，年纪跟我差不多，觉得周末需要找个地方来打发时间，顺便赚点零花钱；还有一类是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上海的生活成本很高，需要周末用兼职赚回来这个月买iPad的钱。
●Clair工作的面包房。讲述者供图
去年下半年，我在一家国企待了段时间，朋友在里面做营销总监，即使我是公司最忙的人，一天工作时间也不超过一个小时，剩下七个小时都用来干自己的事情，拿的工资和面包店的正职工资差不多，“性价比”真的很高。
这是我时隔21年回国企——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国企，干了五年。好笑的是，我21年前在国企的年薪居然要比现在高很多。干了三个月，我发现我无论是二十几岁还是四十几岁，都不喜欢国企“慢悠悠打太极拳”的风格。期间我一直在等一家外企的Offer，等到之后，我离开了这家国企。
在外企待了四个月，今年二月，没有预告，我被裁了，因为客户希望自己人做客户总监。我觉得必须要换赛道了，在上海，无论经济变动有多大，人们对吃还是比较愿意花钱的，尤其对性价比高的餐饮。面包店兼职中我一直在观察，这个面包店是怎么从小小的一家店做成了这么大的连锁店，它的运营是如何做到精细化的，包括选品和出品等等。
这对我换赛道很关键，我慢慢感觉我可以继续深耕餐饮，脑子里对“能不能做起来”、“做起来是什么样子”，也有个概念了。
今年三月，我还到盒马面试过兼职。我特别跟中介强调我已经这个年纪了，他说没事。结果面试的时候，HR的态度非常冰冷，我填完表格之后他也没怎么看，就直接跟我说：“你确定要做吗？”他说这里的劳动强度很高，我说我在面包店做过的兼职强度也很高，然后他又说了一堆，就是想告诉我，我这种年纪的人其实是不合适的。
我现在在帮做烘焙类的朋友做一个项目，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预计六月中旬项目能上线，上线之后，我打算给它一个月时间，假如卖得不错，证明我真的可以试试这个赛道。总之，我现在需要一个项目来证明自己过往的经验和学到的东西，可以跟新的选择很好地结合。
我还没到退休的时候，去年我买了房，有房贷要还，本来是打算自住的，这两年经济状况变化，加上家里老人需要照顾，就决定不搬过去，又租出去了。
接下来的时间做不到躺平，又不想卷，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一点点把这个拼图给拼起来。现在，我只能说把拼图买回来了，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我正努力在拼。
陈家欣 28岁 广州
从项目专员到地铁安检员
对比去年和今年，我觉得今年找工作更难。之前不要求经验的工作，现在也希望你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并且自带资源。去年就算不找正职，兼职还能找到很多，而今年，尤其这一个月，兼职也很难找到。“618”期间，按理说会招很多电商仓库打包兼职，但去问的时候他们已经招满了，就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我2020年入职了一家房地产广告物料公司。当时做一个小项目，甲方可能能给二十万的预算，到了2022年，规模差不多的项目可能就只有三四万的预算了，并且乙方抢单更加激烈。我觉得这份工作越来越累收入还变少，后来知道老板夫妇没给离职同事发项目提成，我很生气，立刻提交了离职。
离职后休息了大概一个月，朋友问我要不要去长隆欢乐世界的万圣节活动兼职一下，我觉得好像还挺好玩的，就去了。包吃住，饭堂挺好吃的，住在中介安排的城中村里，三房一厅，住了好像有21个女生。
兼职的同事有刚满十八岁的小朋友，也有九零后。我做的是演员的维护员，在游乐园工作，除了被晒得更丑，是真的能让“格子间社畜”变快乐。因为疫情，长隆的万圣节活动提早结束，这份兼职我做了大概一个月。
●某一线城市地铁检票口。图源 视觉中国
离开长隆后又过了大概两个月，我就近找了一份地铁安检员的工作过渡。行外人没有真正接触到安检员这个岗位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很闲，很轻松，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背诵基本的岗位常识，在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需要加强安保的大型活动举办时，还要背增加的安保措施。每天的工作时长都在10小时以上，假如这个月有大型活动，可能整个月都没有轮休。
作为安检员，乘客无论多刁钻，你都不能骂他。他可能因为芝麻绿豆大小的事骂三四个小时，等到民警来了他甚至还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民警，这种人你也不能骂他。整个地铁站里有全方位监控，安检员说话大声一点都会被录进去。经过这份工作，我觉得自己变得更有同理心了，对服务业的人会更礼貌。
我觉得，只要不偷不抢，工作就是一份收入而已，没什么高低贵贱的分别。以前在公关公司或是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可能出入的地方是发布会、酒店大堂，这些在别人看来好像很高大上、很有钱，但实际上我工资也没多少。
安检员这份工作我从去年12月一直做到了今年4月，直到我找到了一家线上广告公司的工作。这应该是我进入职场以来最短的一份工作，只做了二十四天。其中十天在放假，入职那天是按时下班，剩下十三天都在拼命加班，然后我又离职了。
我最后这家广告公司算是行业里比较老牌的，离职之后就有很多小广告公司的HR来主动找我，但我觉得主动找我的工作肯定有“坑”。我现在还是在继续投简历，但比较佛系了，假如觉得还可以，我去试下面试，假如还是坑太多，就算了。
虽然我现在接近三十岁，家人跟我相处时还当我十多二十岁，刚毕业的年纪。我受不了自己立刻结婚生娃，照顾家庭，处理亲戚关系，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家人慢慢也能理解我的选择，更希望我过得健康和开心。
我会一直留意新的副业，因为按照目前的收入情况，没有副业我很难相对自由。我算过，现在的存款能支撑自己不工作大概两个月。对于今年找到合适的正式工作，我不太抱希望，但还是会去尝试。
YY 37岁 西安
从互联网大厂到宠物美容师
“危机感推着我们往前走”
2020年，我没了工作，二宝刚一岁。当时公司是外企，世界500强，我负责陕西销售业务。那段时间公司组织架构调整，裁了西北办事处，我们部门很多人被裁。我合同刚好快到期，也想多陪陪孩子，于是离职回家。
之前工作很忙，虽然销售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但陪家人的时间很少。当时我对自己的生活还比较满意，就打算先休息一下。但离职大概三个月，内心就有点焦虑和空虚；七八个月时，就迫不及待想回到职场，所以计划着等家里小的那个快两岁，能送托育班了，就开始找工作。
大概离职快一年，我到一家国内IT公司，从销售转成产品经理，一线往后撤，想平衡工作和家庭。之前外企年薪几十万，在西安绝对算高收入。而新工作因为影响力一般，经济环境也不好，月薪只能拿一万多，加上和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规范不太合拍，干了一年，2023年初，我离开了。
我老家就是陕西的。2008年大专毕业后，跟男朋友一起去到一线城市，先后在两家世界500强IT外企干了十年。考虑到晋升空间，以及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的教育会受到影响，于是举家回了西安。我今年37岁了，继续在IT行业，后续机会越来越少。就算我再找到一份工作，职场寿命也是能看到的短短几年，何况西安的岗位本来就不多，工作压力也非常大。
离职后我闲着没事干，想到去年年底在网上看到央视导演摆摊卖玩具，还挺鼓舞人心的，让我觉得30多岁其实是新的开始，只要下定决心，希望把事做好，干什么都不成问题。趁着没事，摆摆摊体验一下也不错，还能挣点小钱。
我们一开始在小区附近摆摊。第一天孩子学校有活动，我要表演，于是活动结束后我带着妆穿着演出服去摆摊，觉得自己像戴了面具似的，不是以完全真实的面目在那站着，就不会特别紧张或者不好意思。我老公那天很紧张，这个地方从我们小区走出来，第一眼只能看到他，压根看不到摆摊的任何东西。他可能还是担心别人发现。
倒不是觉得丢人，只是觉得别人可能会不理解你在干嘛。我们遇到一两个邻居，最开始他们问我们干嘛去，我们有点佯装放松，不经意地说“出门卖个玩具！”
●YY在宠物学校学习宠物美容。讲述者供图
今年五一还没结束，我就开始在专门的学校学习宠物美容了。每天上午九点上课，需要给狗狗解毛结、掏耳朵、擦眼睛和剪指甲，洗完澡之后拿钢丝刷和吹风机把它们的毛吹干、拉直，最后才修剪、美容。
这些要在下午五点前做完，老师再给你点评。有时遇到的狗狗体型大或者毛量多，我一直在解毛，胳膊会很酸；到了吹毛，吹风机可能会在我耳边轰鸣一个小时，过后我头会很晕。不过没有难或者累到我想放弃。
我从小就喜欢动物，之前一直有开宠物店的想法。学校离家三十多公里，我住宿舍，每周二休息。每次学习我都会记录，有时发给我老公，让他给孩子们看。
宠物美容师最低是C级，往上一级是B级，之后还有好几级。我准备多学一个月，把B级考完。C级在西安的底薪据说是两千到三千五，加上提成，再卖点货，再能多个大概一千块钱，比起之前的工作薪资，我有点接受不了。B级可能有四千五到六千底薪，再加上提成，六千到八千样子，虽然跟以前有差距，但我觉得还是可以挣个房贷的同时，在别人店里学习下宠物店经营。这样实习两三个月后，我最终的目标开一家自己的宠物店。
我们家在西安有几套房子，现在为了开店，考虑卖掉一套。我之前休息的一年花销都是在吃老本，现在没剩多少存款了。每月固定支出可能两万到两万五，毕竟孩子在成长嘛，每个季度都要买衣服、玩具，以及学习上的东西，还要上兴趣班。
对我现在的决定，我老公比较理解。在工作上我们一直互相支持。我们现在仍然希望生活能缓缓地上升，而不是继续下降。那么多年努力过来了，突然发生这样一个变化，其实内心还是不愿意看到的。危机感，或者是内心不太想认输的劲，还在推着我们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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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美成林休假回家一个月，他说今年的收成还不错，挖了400多根虫草，卖了两万多块钱。
进入7月，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
高温的影响下，明显能感觉外面的车辆少了许多，有时看到还在外面奔波的户外工作者，都会心生敬佩。
他们会让我想起自己的父母。生于湖北农村的我，父母那一辈常年在外打工，但每年到了农忙时节，父母不得不辞掉工作，回来割水稻。等农忙一结束，他们就得马不停蹄地出门重新找工作。
如今，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就业生态更加多样。原本到了每年农忙时要辞职回家的人，从老家返回后，可以继续上班。以外卖骑手为例，在全国各地，到了特定季节，一些骑手可以休假回家务农，外卖平台会针对各地的农忙时节，推出一些「别样的假期」。
以前，刘中成是在江苏做门窗，直到2016年，刘中成的孩子上高中，他才回到潜江老家，在市区一边陪孩子上学，一边送外卖。
在这个小县城里，大约有400名外卖骑手，一共有7个站点，只要努力，刘中成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忙的时候，能挣到小一万。
刘中成说他在的骑手队伍，有20-30%的人都从事过龙虾的相关产业，“有的人是上游的虾农、虾贩子，有的人在龙虾加工厂洗虾子、给龙虾加工，有的是饭店烧虾的师傅，有的人还自己开过龙虾店呢。”
站里会专门给这些要回家帮忙收虾的骑手放“捕虾假”。
他说他一个多月前，就向站点请了一周“捕虾假”，回家收龙虾。
从2016年春天起，刘中成的家里就开始养殖小龙虾。当时为了养殖小龙虾，家里人在田地周围用挖土机挖了护沟，拉好拦网，在田里注上水，放入虾苗。之前，刘中成一家一直种水稻，从没干过养殖。
刚开始养小龙虾，刘中成拿出以往做门窗挣的积蓄，狠下心投了一万多块钱买虾苗，后来又买了饲料，说实话他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后来小龙虾越来越火，他们家也靠这个“特色产业”赚到了一些钱。
从家里到市区大概二三十公里。刘中成的父亲已经73岁，母亲也70岁了，平时用水泵给小龙虾换换水、做些日常维护或简单的农活没问题，但毕竟年纪大了，行走不便，刘中成总是不太放心。三月到五月农忙的时候，他几乎每十天左右就要回家一次，帮着家里干农活。
三月刚过，水温逐渐升高，小龙虾生长的速度也会变快。每过十天左右，他就要回去几天，捕上一批小龙虾，再等待下一批长大。五月是小龙虾上市的最旺季，也是刘中成一家最忙的时候。他家里有十几亩责任田，到了五月，所有小龙虾不管大小，都要被捕捞上来。
凌晨十二点，田野间虫鸣不断，初夏的风吹得人很凉爽，刘中成就得在田里下笼，这时周边的虾田里都是人。大家都是睡到凌晨，起床去田里干活，忙到凌晨两三点，商贩们就会开着车来到田边。
一个星期不到，刘中成卖掉了一千多斤小龙虾，赚了一万多块钱。
到了六月，小龙虾就全部捕完了，刘中成还得把养殖小龙虾的八个田放干水，再种上稻谷。等水稻种完，他就回到城里继续送外卖。
“我家里虾田不多，只请了一个星期假，有的同事家里虾田多，父母的确也忙不过来，请几个月假期的都有，不过站里都会给批。”
说起徐飞翼，他属于“大虾人家”，家里的虾田有一百多亩。
徐飞翼的父母2015年就承包了百亩虾田，这些年来养虾的收益一直不错，徐飞翼每年都是“干半年、休半年”。从2020年开始，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徐飞翼开始送外卖，“因为站点会放捕虾假。”
每年秋季收完小龙虾后，徐飞翼会再回到外卖站点做骑手，到第二年3月份小龙虾上市后，再回家帮忙收虾，“这样全年就有稳定的收入，每年养虾加上跑外卖的收入，加起来能有二三十万。”
如今，他已是站点的小队长，女儿也上了大学，自己跑单的同时，还管理着十多名队员，他说他带的这支骑手队伍挺特别的。
“说不定，你今年吃的小龙虾，就是我们捕的，哈哈。”
和潜江的龙虾季相近，在我国的西南部，每年的4到6月，是西藏各地的虫草采挖季。家家户户不论男女老少，都会上山挖虫草。
刚刚过去的六月，休完“虫草假”的最后一天，骑手久美成林接到了站长的电话。站长询问他今年挖虫草的情况如何。
“今年还不错，挖了400多根虫草，卖了两万多块钱。”
他的老家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头，上中专时，他学的导游专业，但他从来没做过导游。从中专毕业以后，久美成林先是帮家里放羊，21岁外出打工，去过浙江、北京、上海，也到电子厂流水线上做零工，生产手机配件。后来，一位朋友介绍他来拉萨跑外卖，离家不算远。
久美成林在送外卖的路上
今年的5月1日，久美成林坐了一天的客车，回到玉树老家。回家前，他看到站长卫阳的办公桌上，铺满了骑手们回家挖虫草的请假条。
这是他到拉萨跑外卖两年后第一次回家，正是老家挖虫草的季节，他跟站长请了一个月的“虫草假”。车刚到站，哥哥已经在等待他。
久美成林的家里有兄弟三个，哥哥32岁，在老家开着一个沙场，弟弟小学快毕业了，准备上初中。由于父母早早离了婚，家里只有57岁的母亲独自操劳。自然，家里挖虫草的重担就落在他的头上。
在他的记忆里，从七八岁开始，母亲就带着他和哥哥一起挖虫草。
由于需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生活一个多月，刚一到家，久美成林就开始准备吃的食物、住的帐篷，还有必备的生活物品。
在当地，挖虫草是每个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许多年来，他们摸索了解虫草的生长规律，知道哪一批虫草什么时候生长，要在许多形状一模一样的山中找到虫草最多的位置，因此挑选时机和驻地很重要。
这次，久美成林和自己从小一块长大的几个朋友一起出发。
第一天是最重要的，为了优先抢占最好的位置，他们早上七点就摸着黑进山。走了不到半小时，快到虫草生长的地方，天才慢慢亮起来。首批虫草长得还很小，几个人要趴在地上，一找就是几个小时。
第一批虫草不算特别肥，每根平均能卖50块钱，品相更好些的每根能卖70块钱。他要一直匍匐在地上，眼睛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慢慢挪，也不觉得累，反而很兴奋，心里想：“看看我今天能挖多少。”
到了下午六点左右，他们挖累了，就在虫草生长地的附近搭起帐篷睡觉。在山上挖虫草时，他和伙伴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动物，比如梅花鹿，这是他在城市里很久没见过的。虫草季接近尾声，就到了鹿角掉落的时候，他们还会去山里找鹿角。高山之上，人和动物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动物见了人也不太会跑，相互都不打扰。”
今年挖完虫草，他特别高兴，以往每年回去挖完虫草，结束后他都会发愁，因为之前找的工作，没有公司会给他放一个月假让他回去挖虫草。回来后只能辞职了，挖完虫草后再去找新工作。
其他骑手也陆续返工，大家说起今年挖虫草的情况，有挖得多的，也有挖得少的。而自己今年挖到的400根虫草，几乎是最高纪录。
和匍匐在地上挖虫草，考验眼力和耐力不同。在浙江临安，到了9月，山核桃开始成熟，当地人要爬到十几米高的核桃树上打山核桃。
由于打山核桃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很难请到人，当地人的祖祖辈辈都是自己传授爬核桃树的技术，一代教会一代，哪怕现在年轻人大多都去了大城市打工，每年中秋节都不回家，到了“山核桃节”，大家都会回到临安，筹备自己核桃林的秋收。这是当地的一大盛事。
今年秋收的时节还未到，骑手许灿武就已经确定好返乡的时间。
他向站点请了一个月假，准备9月1号返乡，7号前后就开始秋收。
每年到9月，公司会给像他这样要回去打山核桃的骑手们放假。
“我们临安，到了9月，比春节还要热闹。”许灿武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临安人，在许灿武的记忆中，自己的女儿出生前，父亲就承包了核桃山，到现在都有二十多年。如今父亲患癌，母亲年纪也大了，每年打山核桃的任务，就落在了许灿武的头上。
许灿武的家里有几十亩地，近500棵核桃树，横跨三座山。去年他也是请了一个月假，每天早晨6点，他就得收拾工具到山里，也许是因为从小跟着父亲一起打山核桃，爬上十多米的核桃树上，他也并不害怕。
8点左右，山上的气温变得舒适了，人也清醒了许多。许灿武在山上简单吃了早饭，吃饱喝足，差不多到了9点，他就徒手爬上自己从小看到大的核桃树，用力拍打着每颗果实。“啪”的一声，一颗掉到地上。
这样的动作，在接下来一天的时间里不断重复，直到将麻袋堆满。
许灿武需要将核桃脱壳，接着进行晾晒，最后才是成品。
直到9月中旬或月底，当地会有商家挨家挨户上门收半成品。许灿武说起家乡的山核桃产业已经走上轨道，有了电商的加持，不愁销路。
在临安，像许灿武这样的外卖员很多，几乎所有的外卖员家里都有核桃山。像去年，和许灿武一样休假回去打核桃的，就有50多个人。
但相比打山核桃的工作，许灿武说他更喜欢送外卖，毕竟打山核桃比较危险，也累，但是没有办法，自己家里种的核桃树，得弄完。
送外卖的三年，是许灿武最安定的三年。他不用像以往那样每年外出打工，还得辞职专门回来一趟。这三年，他也能很好地照顾父亲。
如今，许灿武的女儿已考上大学，他想多挣些钱留给女儿，像父亲当初为自己种下的三座核桃山那样，他希望女儿以后不用那么辛苦。
也是快到了每年9月，长春北湖站站长杨磊会把要回家秋收的人员提前统计出来，先走一批，然后这批回来再走一批。
这样既能保证站点送餐的质量，也保证秋收工作的顺利完成，不耽误骑手的满勤奖。这让做外卖骑手的于洪志没有那么发愁。
以往快到了这个时候，于洪志既开心又纠结，开心的是一年到头家里有收成了，纠结是家里的活没人干。于洪志的老家在农安县高家店镇，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父母年纪大了，种的三垧多地，车啥的也弄不好。以往在外面打工，到了秋收时节，于洪志就得辞职回家。
当骑手前，于洪志跟着亲戚干家装，不仅需要到处跑，时间也不自由，一天也就赚两百多块钱。动了转行心思的于洪志，看到了离家不远的某外卖配送站。打听过收入后，他就加入了骑手队伍。
送外卖后，于洪志一天赚三四百块钱，一个月一万多，除了用餐高峰时忙一些，其它时间都比较自由，他说，“比以前干装修强得多。”
如今，于洪志在长春买了房、买了车，安了家，孩子也在长春念书。
和于洪志以前一样，骑手封玉龙以往每年也担心回家秋收。
封玉龙来自吉林榆树，今年38岁，已经做了6年的外卖骑手。
每年的5月和8月，他都要请上4-5天的假，回家春耕和秋收。父母都过了60岁，家里40多亩地，要是没人耕种，就荒废了。
今年五月，封玉龙请假回到家春耕，整整四天，都在田地里。
早晨天微微亮，农田中弥漫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封玉龙就拿着锄头走进自家田地。阳光透过稀疏的云洒下来，田间地头瞬间亮了起来。
锄土，除草，土壤被翻松后，会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气息。
4天时间很快过去，封玉龙回到骑手的岗位上。他说他是感谢站长及公司的支持的，如果不是宽松的政策，他很难每次都能帮上父母的忙。
在老家，农忙的时候也雇不到人，就连雇机器都得排号。
回到长春，封玉龙更努力地送外卖，上个月他挣了八千多块。
送外卖，加上家里种地，封玉龙说自己一年的收入还算可观。
在即将到来的8月，封玉龙提前和站长打了招呼。站长杨磊说，对于骑手们的秋收假，他会全力支持。他自己也是从骑手一步步做到站长的，“秋收对他们很重要，给予支持是留住他们最好的方式。”
结束一天的送单，刘中成有时会跟同事去夜市吃一顿小龙虾，尝尝今年小龙虾的味道；久美成林闲暇时会跟一起挖虫草的伙伴视频，联络感情，分享他在拉萨送外卖时拍到的美景；许灿武闲暇时，会去城里的电影院看场电影，他最近看了《灌篮高手》，感觉自己依然年轻。
封玉龙今年春耕回来后，心里踏实许多，家里田地的日常打理，父母可以照料，等“秋收假”到了，他回去就能看到灿黄的稻田。
像他们这样的骑手，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到了每年的特定季节，很多地方特色产业迎来旺季，相比广大上班族，“灵活假期”让外卖骑手这样灵活就业的人员可以安心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迁徙就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骑手封玉龙一直念叨在嘴边。
毕竟“丰收”，是一个劳动者最朴素的愿望，也是最好的嘉奖。
撰文 | 李泽
编辑｜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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