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孙栾生说，他们家祖上从福建迁来，落到潮州庵埔前后，靠养鸭母为生。这片土地肥沃喜人，树枝插下去，第二日就能生出根。
他出生的1943年，是潮汕的饥荒年。当时日军在汕头地区已经盘踞了4年之久，把持粮价，加上那年干旱，粮食歉收，东西完全不够吃。饥荒之下，家家都想留男去女，因为养个“搭埠”可以“做种”，长大了也能留在自己身边，养了“走仔”，最后嫁出去只能是别人家的。于是很多女孩一出生便被扔掉，水草丰茂之处，常常隐匿死亡的腐败气息。孙栾生家住得离溪边近，几岁大的他，常能看见上游的水里晃晃悠悠飘来女婴的尸体。每回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父亲就会在水边挖个坑，把婴儿捞起来埋到土里去，不让她们曝尸荒野。
这段往事，我也从我母亲口中得到了验证。母亲是揭阳人，她说，我外婆的妹妹，当年也是这样子被丢进了田野里，用水牛刚犁出来的那层松软泥土盖住了身子。而外婆的邻居家，则会在丢女婴之前，先在孩子脖子上点了一点红作为印记。后来邻居家里又生了一个女孩，脖子上果真带了一点红色胎记，他们知道，这是她又寻回来了，就再也不敢扔了。
孙栾生就在这片萦绕着女婴魂灵的土地上长大。他开始记事的时候，有一天小他两岁的妹妹不见了，全家人惊慌失措地到处找，在池塘边看到了妹妹的一双小鞋。父亲踩到水里，把小小的妹妹从水草间捞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左邻右舍围着，有人说赶紧把屋后的老水牛牵过来，把妹妹面朝下放在牛背上，牵着牛走一圈，如果能把她肚子里的水颠出来，说不定就能活。可惜，无用。
儿时的孙栾生目睹这些，好像只是受到一场惊吓。等人到中年，回忆起来，才生出一种迟到的隐痛——那么小的女孩子，怎么就独自游荡在池塘的水波明暗之间，她黑色的柔软的头发，像水草一样漂来漂去。
孙栾生七岁大，土改开始了。父亲家里有人跟共产党沾亲带故，加上成分被划为贫农，顺理成章当上了土改队的小头目。晚上祠堂前的空地点起一盏煤油灯，大家伙聚到一起，母亲就抱着孙栾生挤在人群里看“斗争”。贫苦人骂有钱人，气势汹汹，横眉冷眼，小小个的孙栾生躲在母亲怀里看大人们的骂战，心惊肉跳。
被划为地主的，家里的经济要没收，屋内的东西也全都搬走。那些财产收缴后说是归公，实则大部分落入了土改队里各人的口袋，但偏偏孙栾生父亲什么也不要，一根杉木都不拿。旁人问，他就说：“现在有得住就好。接下来就看子弟，子弟要是无能，你给他房子盖好了也没用。”有人要拿走地主家的夜壶，父亲看不过去，还会站出来说一句：“某人啊，你连他的夜壶都端走，是想让他在大街上拉屎拉尿吗？”因此，孙栾生父亲就被调侃作“一点斗争力也无”的“三好佬”。
木头做的播音喇叭挂在街头巷尾，每天唱歌播报。“互助社”“初级社”“高级社”，广播里一套词一套词地换，土地在农民手上过了一遍，又去到了集体那里。孙栾生父亲对什么运动都很积极，从初级社开始就紧跟着入社了。但大家很快发现，搞起集体饭堂之后反而吃不饱了。孙栾生童年的印象里，有很多大脚的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人的脚会浮肿，涨得巨大。
有一天，孙栾生跑到家里茅草搭的鸡棚里避雨，看见两口小棺木端端正正摆在里面，惊了一下。回家问起，父亲笑着说：“这是你老祖父老祖母啊。”原来，土改之后，政府号召兴修水利，将山地改为田地，在规划范围里的坟墓就要后人迁走。那是他们家不知道往上几代的祖宗，棺材朽没了，只捡出来两副骸骨，他父亲就拿小一点的棺材重新装起来，先放着，准备等有合适的位置时，再择日下葬。
在孙家人看来，正是这次迁坟，变了家里的风水，原本稀薄的家门改运了，开始“出丁”了——孙栾生父亲本就是单传，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后，在乱世中撒手人寰。后来他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生下了孙栾生和两个女儿。迁坟之后，孙栾生母亲接连生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家人欢喜不已，将此归功于这次给老祖宗搬家。
孙栾生父亲曾有几个姐妹，她们在战乱中嫁的嫁，走的走，只剩下一个妹妹。曾有一个华侨求娶她，但孙栾生父亲舍不得让唯一的妹妹远渡重洋——长兄如父，他不同意，这事自然就罢了。后来，妹妹嫁到隔壁的鹳巢村，离孙家住的西林村一铺路（5公里）远。孙栾生小时，每天天黑到路都看不清的时候，姑母就独自步行一个钟头来他家里，跟他母亲坐着，一起在油灯下说说体己话。
孙栾生问她：“姑姑，你怎么总是这么晚才来？”
姑姑说，没办法，自己要先煮饭给家里的孩子吃，照顾完那边，才有空过来坐。长大后，孙栾生回忆起姑母在夜色昏暗时走来的孤影，总觉得有些莫名的悲怆——时代走到这里，豆灯一盏，至亲寥落。
按潮汕风俗，孩子长到十五岁，无论男女，都该办“出花园（成人礼）”了。有钱人家要给孩子备新木屐、新衣衫，当晚要一身洗净，次日白天不能出门，须在家里宴请亲人，然后拜花公花姆（潮汕众多神仙中的两位，专门照顾孩童）。不过在1958年，农产品已经统销统购，禁止私人买卖，姑母只能从在村里偷偷卖猪肉的儿子那里，给孙栾生割了一块猪肉过来，家里又用糯米粉搓了一点丸子。吃完猪肉和糯米丸子，孙栾生就是大人了。
2
两三年后，孙栾生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红斑。去检查，医生遮住他的眼睛，拿一根羽毛轻轻点长斑的那块皮肤，问他：我点了没有？孙栾生答没有。医生便断定是麻风发病了——他那块皮肤没有知觉。
麻风病在潮州土话里叫“泰哥”，这个词有时候也用来形容一个人身上肮脏、皮肤丑陋，用来恐吓小孩子。孙栾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西林村南边是一座山，因为“遍植桑树”得名“桑浦山”，在他“出花园”那一年，桑浦山下办了一个麻风院。当时西林村开了个会，村干部对村民说：“这些（生了麻风病的）人来到这里，你们不要去说人家的派话（坏话），不要去跟伊吵架。”
那时，政府对麻风病开始实行“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一两年间，全国各市县建立起了大量收容麻风病人的医院。麻风院选址，多是由政府单独辟一块地出来，成群的麻风病人宛如天外来客，忽然就落入普通人的生活周边。因为麻风污名已久，麻风院周围的农民与医院的冲突十分常见，村干部说这番话，也是防患于未然。
孙家有个邻居就在桑浦山麻风院当职，有一天，孙栾生跑到他家里玩，看见屋里挂着一只驳壳枪，枪上还绑着一条红绸带。他好奇，想拿下来摸摸，被邻居赶紧喝止：“快放下，这可不能四散来（乱来）！”
一到夏天，村里男女老少都涌到了山脚下的江滩上摸鱼钓虾。成年后，孙栾生有一天在韩江边捞贝，注意到江上停着一艘小船，有几个人正从岸边上船。他们脸上、身上的皮肤都有一些不大寻常的红色斑块，有的人手指还有一些缺失。船上载着一些木凳、行李，船夫撑开竹竿，小船就慢慢在江面上飘远了。
“咦，是桑浦山下的那些麻风病人。”孙栾生想。“这些人怎么上船了，他们要去哪里？”他稍稍想了一下，又把心思放回到水下泥沙里的那些蚬子上——能捞到一些的话，小个可以拿来卤，大个直接煮来吃，今晚就能加菜了。
如今韩江上还有捕鱼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花公花姆没有庇佑孙栾生，1961年，见过那些个麻风病人没多久，这病就像天上落雨一般，突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医生让他收拾一下衣服和床板，到古巷的岭后医院去医治。等医生带他到了那里，孙栾生才知道，原来那些麻风病人从桑浦山下迁出，经水路过大窖、到新乡，再绕大埔亭，一直往北，就到了潮州西边的山岭腹地。在一条叫“洋铁岭”的山峦背后，潮州政府为了收容本地的麻风病人，划出了这三百亩山地，名“后岭医院”。
一道山峦隔断医院与城区，长久以来，只有绕行蜿蜒的山路才可以进到岭后。建院三十年后，才打通了一条五百米长的、没有灯的山体隧道。过了这段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一出洞口，天光明媚，树木葱郁，岭后医院，到了。
木门高大，两边是鹅卵石砌的墙。院区没有封闭起来，里面山地起伏，很是开阔。山的高处是医疗室，山腰是行政办事处，山下面宽阔平坦的山谷则是米仓、文化室、打篮球和放电影的地方。住在这里的病人们称呼这里为“寨”。女病人在寨门口有三栋住房，数量翻倍的男病人分散住在山坡上，医生则住在山顶——很多麻风院都是这么布局的，据说是跟水流有关，上游的水干净，有“污染”的病人就会被安排在下游居住。
岭后旧寨
之前孙栾生在江边瞥见到的人，后来都成了同院病友。岭后病人最多时有三百多人，来自各行各业，文武双全。会做木工的帮大家削桌椅，有文化的开了个夜班免费教认字。孙栾生记得，有一个手脚健全的、从东凤镇来的病人，画画特别厉害，他描过一幅岭后的地图给大家看，各个地方各个景致，画得清楚明白，大受称赞。不过这人后来跑到登塘的山缝里自杀了。
当年这块地方曾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交战的战区，从高处的医疗室可以望见西北角的地里还遗留着一条一条的战壕。寨里年纪大点的病友们说，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打死了很多人，来不及收埋，便带了一群狗过来吃尸体，后来军队走了，狗留了下来。那些狗因为啃食了太多死人，性情变得凶狠狂暴，见人就咬。院里安排孙栾生去放牛，一个工一角钱，一个月能拿一块多现金。一日傍晚，他牵着牛，抬头就望见一只硕大的山狗从对面的山头上走下来，那只狗浑身赤褐，足有一头小牛犊那么高。
每月，政府会给每个病人发二十八斤米，大概一天可以喝两顿粥，没有肉，盐都得省着用。虽然劳动力强的人能多得一点工分，但大家近乎平等地饿着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孙栾生就到田里抓几只青蛙拿回来，捏掉肚子，水烧滚了扔进去，也不下盐，就这么吃。有时候会发一些番薯，病人们就在下面厨房里煲，风裹着热气腾腾的香味，就把山上的医生也给勾了下来。那时，医生与病人同食是不被允许的——政府为了动员病人入院，宣传说麻风传染性很大，说得龙虎狮象怎样怎样，所以医患之间的隔离也做得紧张。医生下来给病人们看病，还得在中间的一个小房子里换好衣服、戴上口罩，要是被领导发现他们跟病人一起吃番薯，少不了挨几句批评。但有的医生仍会趁着管行政的领导不在的时候偷偷溜下来吃，会跟孙栾生他们悄悄讲：“免惊免惊（不要怕），麻风的传染性没有那么严重的。”——说来说去，“医生的肚皮也是幺的（饿得往里塌的）”。
岭后附近的农民也和医生们一样，为了几口吃的，什么也不怕。寨里种的番薯，附近枫洋镇的人也会偷偷跑进来掘几个走。偷得少也就算了，有阵子他们实在翻得太多了，寨里就安排了一个枫洋本地的病人去守田，说是同乡之间，总要给一点面子，后来偷番薯的事果然就少一些了。
冬天时最难熬，山里北风呼啸，裹着寒意滑过一个又一个山头。身上没有几两肉的孙栾生，瘦长一条，衣衾寒薄，就在寨里到处找暖和的地方——还真就给他找到了，寨门进来不远处，有个榨甘蔗的糖厂，整日火烧火燎。寨里种了大片的甘蔗，又有足够的病人做劳力，就在里面建了个榨汁的厂子，交给有经验的病人来打理。广东省卫生部门早就出了一份通知，安排各市县政府积极收购由麻风院种植出来的甘蔗和榨出来的糖。这份文件，也侧面反映出当时卫生机关是懂得麻风病的传染性有限，麻风病人接触过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岁的孙栾生已经是个半个人精了。他溜进糖厂里烤火时从不乱说话，也不叨扰干活的人，就站在旁边静静看着。年底甘蔗收成的时候，两个连着的孔明灶日夜不停，热气燎人，火光暖照，灼烧的甘蔗叶与甘蔗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工人们用巨大的铜勺子一刻不停地搅拌，防止糖汁在底下粘锅——底下一焦，糖就苦了，这一锅就毁了。
三个大鼎的糖汁，最后只烧出来一个大鼎的量。糖汁越熬越浓，水汽蒸发，留下糖晶。孙栾生留心看大人们怎么判断糖已经烧好——要准备一个面盆的冷水，手在水里晃几圈，然后食指和中指迅速伸到沸腾的糖汁边缘挖一点出来，放进冷水里面冷却，再拿出来看，如果是软的，就还没好，如果是酥脆的，就说明水分已经熬干，可以关火了。
糖汁倒出来冷却后，再把凝结的糖块碾开，倒进竹编的筐里。一日一夜能榨出很多糖汁，天亮时，手脚健全的病人，每个人挑两箩筐，去古巷的政府开的收购站，报上单位名字，称重之后就可以拿到一张单子，再去银行出货款——当时买糖还要糖票，所以寨里做的糖，是不能分给众人的。
这就是黑糖（红糖）的生命史。一件事物，如果知道了它怎么来怎么去，感情就会不一样。孙栾生自小就明白这件事——在天空之下，在风雷雨雾之中，在泥土地之上，人类是和神灵、和各种动物植物一起生活着的。这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重要。
3
三年时间须臾而过。1963年，孙栾生割了两次皮肤去化验，医生说已经看不到什么麻风杆菌了，他可以出院了。孙栾生就欢天喜地，把自己来时的家当——两件床板和椅条，仔仔细细刷干净了，拿到太阳底下晒干，再拿一个盒子收叠好衣衫。到出院那日，一根扁担两头挑起来，晃晃悠悠踏上了回家的二十公里路。
半路上，忽然遇到一队学生将他拦了下来，说要考他的普通话：“且未且未，这几个词说了再走。”学生们一个个问：“‘慢走’怎么说？‘吃饭’怎么说？” 二十岁的孙栾生，只在祠堂里上过几年小学，勉强记得一些字，学生们见他回答不出来，就一遍遍教他，等他都说对了，才抬手放行。这一耽搁，他挑着东西回到家，已是夜里十点多。
孙栾生回村后，见街头巷尾都在背毛主席语录，学讲普通话。回家后，他发现自己欢喜得有点早了，家里的生活比在麻风院还要辛苦。大娘生的那个大姐，年长他十多岁，处处勤快，家里的事以前都是她在管。他回来前，大姐已经出嫁了，他回来没多久，父亲的胃大出血了一次，被送到了医院救治。出院后，生产队照顾他，只给他安排一些拔草割草的轻活儿。母亲要照顾几个弟弟妹妹，地里的活，便大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冬天天还未亮，他就要起床去池塘边挑水，挽起裤腿来浇田，回家时双手冻得通红，僵硬得拿不起筷子。小妹会绣花帮忙赚几个钱，弟弟也会摸几只虾回来给他补身体，他们都还在读书，还未走上社会。
生产队的领导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对从麻风病院医好回村的孙栾生也照拂了一些，有一回见他头发很长了，出纳还主动给他预支一块钱，让他拿五毛钱去剪头发。那时他二姐也出嫁了，剩下的五毛钱就被他存了起来，等到春尾政府卖春粮时再来买粮——他们还是在缺粮区呢。
又过几年，学校里兴起了红卫兵小队，学生不上课了，到处“大串联”，没钱就去银行支。文革第一年，潮州最有名的寺庙，唐朝建的开元寺，里面的佛像就被毁掉了。各个村里的“营老爷（游神活动）”也都停了，有些老爷、夫人像被砸毁，有些则被人请回家偷偷藏起来。西林村的三顶老爷轿子和一个香炉轿子也被人偷走了，这些轿子通常用沉木雕刻，镀金华丽，纹饰精美——要知道，金漆木雕是潮州本地的绝活，很值钱的。再过几年，串联就慢慢冷下来，政府又把年轻人喊回来“物生产”。
孙栾生完全不似当年的父亲，他身在人群中，对这些运动避而远之。起初大队安排他去放牛，孙栾生对牛跟对人一样，好声好气说话，要它走，就轻轻拉一下绳子说：“来来来，来做工课（干活）。”耕田的时候，也会小心不让耙犁插伤牛的脚。水牛脖子粗，力气大，耕田比较得力，但照顾起来也费心，天气热了就要牵它到水里泡澡。潮州原本有两只在韩江边镇水的牲牛（铁牛），清雍正年间所建，立在湘子桥边面朝江水。其中一只在发大水时被冲入了韩江，剩下那只在文革期间被当作迷信之物毁掉了。
春天秧苗刚插好，牛没有草吃，孙栾生便牵着水牛上了桑浦山，在山上住了几个月。当时桑浦山上有另一个大队的人在开山修路，他自己一人煮饭不便，就把米和一个小面盆托给人家，请开山队炊饭的时候多加一份。若哪天开山队的人过来跟他说“今天你自己煮噢”，他就知道，开山队今天加餐，人家有木瓜番薯吃了。
桑浦山在榕江的入海口附近，南北走向的两道山体，中间平地处有居民和耕田。那时还未分家的潮州、汕头、揭阳包围着桑浦山，春天时，山脚下晴朗，山顶上却下着簌簌的小雨。孙栾生喜欢爬到近揭阳这边的最高峰，看向东南——榕江的江面越来越宽广，水波荡漾，南流入海，行船就像小小的树叶一样，一片一片漂在江面上。
若望向汕头的方向，就能看见江边有两个小山头，早年潮汕人下南洋做生意，“过番”就从这里出——出海口的海底布满了礁石，是汕头的“龙石”，风水之地，不能炸掉，公海的船要进来时，须要里面的船出来接引。1969年夏天，这里遭遇了一场特大台风，汕头牛田洋的堤岸边，飓风夹着十米高的巨浪，把五百多名试图搭起人墙的军人和大学生卷进了黑色的海水。之后附近就有传言说，夜里总能听到他们的魂灵在哭闹，不得安宁，直到后来总理来了，说了很多安抚的话，这些魂魄才安静下来。
在桑浦山上住完一个夏天，等到北风起了，孙栾生就牵起自己的牛，下山去割稻子。
到1975年，生产队里的老保管年纪大了，要找人接班，但没有男社员愿意主动顶上——一是因为搞“四清运动”时，大家看到保管会计被当作靶子打，怕了，二是因为这个工作不仅收稻谷的时候要清点入仓，平时还要把稻子搬出来晒，跟妇女一起劳作。那时男人们去耕田，下午有一餐额外的番薯，晒谷的妇女们却没有。
队里指名让孙栾生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一起干——不过镰刀一响，那两人就溜了，最后还是孙栾生一个做了保管。因为没有番薯吃，妇女们“造反”抗议，这才争取到了同样的“番薯权利”，孙栾生也跟着有的吃。
稻谷收成，要入库，稻谷晒干了，称回一些给农民，剩下的继续入库。仓库的钥匙在孙栾生那里，一本簿子里面记着谁拿了多少，还了多少，又剩了多少。入冬后，几千斤粮食放在加工厂里，大家都要来拿，拖犁干活的人要吃，喷农药的人要吃，挖溪流的人、掘番薯的人也都要吃。孙栾生总是跟要稻谷的人说：“够吃就好，不要拿多，多了以后怎么办？”
1976年，文革结束了，孙栾生的父亲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孙栾生白天去参加“修补东堤”，晚上就回家照料父亲。白天干活的堤岸上，几根竹竿一个字一个字地挂起了一句话：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
父亲在临终前，曾把孙栾生叫到床边，先是说，要他跟已经出嫁的姐姐们多走动，不要疏远了感情，特别是大姐，毕竟大姐跟他们不同一个娘，父亲担心他一走了，孩子们情分就断了。孙栾生说，放心，除非大姐不要我们，不然一定会去的。
接着父亲又说，村里人办喜事请吃饭的时候，“你大胆去，免惊（不要怕）”。
父亲说这话不是没有原因的：孙栾生出生在饥荒年，到了婚龄时，同龄的男多女少，再加上他是患了麻风回来的，更难找到亲事。在潮汕农村，男人而立之年还未成婚，常常会被人私底下取笑。村里人结婚宴请的时候，孙栾生作为长子，时常要代替父亲出席，每次他去吃席，都如坐针毡，饭总是吃得不大爽快。
孙栾生明白父亲的意思，答应说：“好，你免烦恼，到时再看。”
眼看着父亲要不行了，孙栾生就去把大姐喊了回来——父亲是最疼惜大女儿的。大姐听到消息，一路奔走回家，遇到台阶都是两步当一步跨。她给父亲做了一碗甜面，洒了一些平时舍不得吃的糖。父亲吃下了，说：“很好吃，甜甜的。”吃完这碗面，人就走了。
按潮汕习俗，家里有人老了，要请“师公”来做白事，搭起棚子跟逝者告别。但公社说，就不要大办丧事了，可以照顾他们家八十斤米和一百块钱。出丧那日，公社十九个小队送来了十九个花圈，那一百块钱就补了父亲生病住院欠下的窟窿——孙栾生的二姐夫说，欠银行的钱，光利息，一年就没了一头猪。幸好大队里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说孙家孩子还小，公家得帮一点，才把这欠款给补上了，全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父亲入土时，孙栾生就在旁边看着，父亲的脚要绑着，棺木下去再拿掉。做风水看的方向好了，把指南针放在棺木上面，头朝哪里，脚朝前面，方向要对准，说得好像逝者还可以再坐起来一样。棺材和挖的坑之间要留一条缝，子孙要提前去灰窑拿一些蚝壳敲碎的石灰，加水，赶紧担到山上，等灰“发”好了，时辰也到了，有力的青年便扛下棺木，轻轻正正放好。埋之前，要用石灰浇筑整个棺木，家底厚的，灰也浇得厚，棺木保存的时间就越久，不会被塌烂。
4
日子仍然不好过。
学堂恢复之后，孙栾生的二弟三弟都去上学了，每天早上，母亲都要拿一个小布袋装一点米，给兄弟俩带到学堂，交给饭堂一起煮，两个孩子一人一个钵仔，再带一点菜脯，就是一天的饭食。有一天早晨，两个弟弟正在舀米，母亲就把孙栾生叫过去，说：“某人啊，你来，你看看。”
孙栾生望过去，只见老三拿着布袋子用力地抖动，把袋子里的米晃实了，又多抓了一把放进去。见母亲脸色有些生气，孙栾生赶紧劝道：“姨（妈）啊，人家家里有华侨有钱的，鹅肉都有得吃，我们没钱，就这一点米，让他拿去吃吧，不要嫌他吃得多。”
有时候家里米缸见底，他就到大姐家里讨一点。大姐家离得远，一来一回通常天色已暗。拿布袋子装好米后，大姐总要把他送到门口，再细细叮嘱，从哪条路走回去更近一些——其实走过这么多次了，他哪里不知道呢。
父亲入土四个月后，还需有一次拜祭。本来孙栾生想要自己去，但十来岁的小妹缠着要一起。他买了两条小银剑鱼，在家里又炊了一块米糕，两个人就拎着去了。刚刚拜完，收拾了要走，就有一个半老男人走过来，好声好气地讨吃的——也许他是一直等到这兄妹俩拜完才过来的。孙栾生说：“可以给你，但是不能全给，拜的东西要拿一些回去，你理解吗？”说完，便把米糕掰了一大半递给对方。
在堤岸上工的时候，那些青壮年劳动力一个人下午能吃掉一堆番薯。孙栾生看着，总忍不住要多嘴：“有饭吃就算了，你们这个吃法，家里老人得饿死。”——他这里吃完了，剩下的食物再按工作量分到每个家庭，老人孩子就分不到什么了。一起耕田的时候，到了饭点，队里会有人担着饭到田里来给大家分餐，有的小孩子也眼巴巴地跟着送饭的人一起来了，刚歇下的母亲，一碗饭扒上几口，就会招呼孩子过去，把饭让给孩子吃。孙栾生望着，心里想：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有孩子拎来（饭）给我吃？我是不可能了，弟弟什么时候才能成家？
一大家孩子，大拉扯小，小照顾大，总算陆续成人。孙栾生二弟三弟读的书多，一个去了粮管所，一个做了老师。有一天，孙栾生从田里割完草回来，村里人迎面走来，笑着说：“你家里来了两个妹子呢！”讶异的孙栾生快步走回家，屋里头真的坐着两个没见过的女孩——其中一个在卫生部门工作，正是二弟的相好，两人是在一个讲政治路线的会议上认识的。
这妹子体格很好，孙栾生和母亲看了都很喜欢。婚事谈定，由母亲操办，孙栾生只负责一件事——跟粮管所讨一根杉木的指标，上桑浦山砍一棵杉树运回家，叫人来家里给新人做一张大床——不然厝里一穷二白，一件新物件也没有。
既然答应过父亲，孙栾生心里就有了身为长子的自觉，外头有人结婚了，需要家里出一个人去吃席，再怎么不愿意，他也硬着头皮去。有一天，他在田里干活，一个村民忽然间笑嘻嘻问他：“某人啊，你桌（席）吃得感觉怎么样？”这摆明了是来奚落他，孙栾生一下子直起身子来，大声说道：“怎么样，又香又甜呢！”那人便一脸讪讪，无趣地闭嘴了。
孙栾生心头火大，虽面上不表露，但是后来再见到这个村民，连招呼都不会打，全当他是空气。当然，这事他不会往家里倒，因为二弟的脾气比他还大，知道了怕是会去找人家干架。
到了1979年，孙栾生三十六岁了。在池塘中洗澡时，堂哥忽然来寻他，正事又不说，先问：“某人啊，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他说：“身体平平，没什么问题哩。怎么了？”
堂哥说：“你有没有三百块钱？有的话，可以去兴宁带一个妹子回来。”
是堂嫂在兴宁老家的隔壁人家，说只要有三百块钱给儿子，就可以把女儿娶走。当时大米一毛四一斤，用孙栾生的话来说，“百元大过大铜锣”，当地把彩礼叫做“送花粉”，三百块的花粉钱，差不多能买两千斤大米，无疑是天价了。
于是他说：“哪里有这个钱？手头有一点，还没捂热就买肥料投到田里去了。”
当时孙栾生的身体确实并无异常，谁知这话说出口的第二年，他就感觉身体不太对劲了——锄地的时候，左手手指有些僵硬，抓不稳锄头。孙栾生心想，这下完了。他自己骑车去了沙溪，找以前在岭后工作的一个麻风医生，医生一看，果然是麻风复发了。
他之前得的是界线型麻风病，菌数很少、症状较轻的那种，但当时的麻风药只有氨苯酚，治愈后还有30%的复发率，而且治愈后也应该补充营养好好休养，但他整日操劳，吃又不够吃——好了，重回岭后，已是板上钉钉，生产队保管的事情他交给了别人，仓库里还剩多少粮食，哪些是“早种”，哪些是“晚种”，哪些晒过，哪些没有，要怎么驱虫防潮，逐个写了标签，一项项都交接好了，才卸下担子。
至于家里，弟弟妹妹都已成人，没什么要交代了。
二弟刚好搞到了一张自行车证，全家人就凑了一百多块买了辆28的红棉——红棉没有凤凰和永久牌名气大，但在1978年的自行车载重比赛中拿了全国冠军，刚好就可以给孙栾生骑到山沟里去。这辆单车，后来在孙栾生岭后的生活里派上了大用场。
也就是这一年，潮州撤销了革命委员会，风暴停息，“改革开放”从农民的嘴里说出来是这样的：“体制下放了！”东南亚的侨民和香港的潮商集资，重新修复了开元寺，接着，韩江边被毁掉的那只牲牛也重新浇筑了。整个社会正从废墟中缓慢恢复生机，只有孙栾生，骑车掉头，往山里走去。
5
二次“进宫”，熟门熟路，早些年过来，医院还强调要病人自己带床板，这回则什么也不用带，空口白舌也可以了。以前三百多人的医院，现在病人已不足百人，孙栾生回到昔日的山峦，一木一石都如此熟悉，只是那些认识的面孔都已老了十多岁。他站在山里，环顾四周，感觉命运的捉弄如雷霆般在耳边轰然作响。
晚年时，孙栾生说，“一回懵懵，二回了了”。他第二次入院时，已看清楚，这一世，自己已经不可能再与麻风院断绝关系。他笃定堂哥说亲和麻风复发两件事之间的关系，就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注脚。这次姻缘被撞散，全是老天的安排。
孙栾生入院不到二十天，三弟进山来告知他，自己将要成婚的消息。孙栾生很欢喜，问对象是谁介绍的，三弟说，是堂嫂。听说介绍人是知根知底的亲戚，孙栾生就放下心来，想着要包个红包，全身摸索一遍，林林总总的碎钱，加起来凑了十二块，正好是个双数，就这样全塞了过去。再后来，小弟结婚，他在寨里种的花生刚好收成，就拔了一堆载回家，拿去宴请宾客。
“娶媳妇房内红，嫁女儿房内空”，潮州的婚俗是男方家办婚礼，女方家不办，所以妹妹的婚事，孙栾生也没有什么能帮上手的。妹妹从小一直靠绣花帮补家里，每天放学，人还未踏进家门，母亲就招手道：“妹啊，快来做花。”
孙栾生偶尔会想，如果自己那时真的先成了家再发病入院，把老婆一人留在家里，也是对人家不住。
事已至此，第一先考虑治病。这事不能不紧张，倘若治得不好，留下手脚残疾，就没法下地干活，没法养活自己，就会成为家人的累赘。寨里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医好了，就是因为后遗症，回不了家，离不开医院了。院里有一个医生，早年去广州培训进修过，自己也是麻风康复者。孙栾生第一次来时就知道他医术了得，这次来了便常常去找他，央他帮忙开几贴中药，然后自己拿个小火炉，每天都蹲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煲两回中药。办事处的行政老陆看到了，打趣他：“你怎么天天都在煲药？”孙栾生就说：“那当然，本来就是破相（生病）来治病的。”
他仍和上次住院一样，吃氨苯酚，再加上几年的中药，又康复了，皮肤里已经验不出什么菌。他很感激那个医生，觉得是他让自己免于手脚残缺。但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印记留下来了：本来跟常人一样的左手，手指有了一定程度的弯曲，无法伸直成一个平面了，手掌上的肉掉了很多，尤其是虎口，几乎摸不到什么肉了；左脚也因为溃疡也有了一些“死肉”，后来他有钱穿袜子的时候，即便是三十多度的夏天，也不会把袜子脱下来了。
1983年，麻风院里也跟着外面“体制下放”，把土地标给了个人承包耕作，不再搞集体生产了。为了鼓励耕作，留在寨里的人不仅可以无息贷款买肥料，原本要上交的公粮份额也取消了——外面直到2006年才取消了农业税。
孙栾生也不想回家了，他先是和另一个铁铺来的病友合作承包种地，那个人家里有老婆，经常回去跟家人“共度好时光”，孙栾生发现自己干得多，吃亏了，就很生气。第二年对方还想叫他养多一头猪，他干脆拒绝了，撇下对方，自己承包了四五亩田地单干。收获季，稻子不饱粒，风柜里一打，大半粒子轻飘飘干瘪瘪的。他去问枫洋的老农民，人家问他：“刚抽穗的时候你有没有再下一次肥？”他说没有。就这样一点点跟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再长出来的稻谷就饱满了，风柜打下去的声音噗噗作响，落在他耳朵里非常好听——是粮食啊。
三个弟弟都结婚后，母亲说她一个人管不了那么一大家子，要分家了。兄弟姐妹就聚在一起，商量分家分厝，孙栾生也回去了。大姐听到消息，也赶来了，她不是为自己来的，是来劝孙栾生的：“你要留一点房子，不然将来无人爱你（要你）。”
1986年，国家正式取消麻风强制隔离，即使查出患病，也不再要求入院，只需在家服药医治就好。但孙栾生已经决意在岭后扎根——之前田野中那个男村民的嘲笑，多年以后仍在他耳边，让他意识到，只要娶不上老婆，就不可能在家乡得到尊严，那样还不如留在麻风院，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最终没有要房子，因为他认定自己此生没有机会成家了。
但他依然还是长兄。
小弟在家里做了农民，但是分到的田地并不多。有一次孙栾生回西林村，小弟媳对他说，家里的米快要吃完了，孙栾生就说：“你不用烦恼，（我的）田里快可以割稻子了，一定要给孩子们吃饱。”之后，岭后麻风院那四五亩地里长出来的稻子，都被那辆红棉自行车一趟趟运回了三十多公里外的西林村。
岭南的夏季炎热多雨，到了六月收割的那几天，如果忽然来一场大雨，黄澄澄的稻子一被淋湿，尾巴重，杆子软，就全都蔫了，谷粒打都打不出来。所以，中午十二点吃完饭，即便地面还腾腾冒着热气，孙栾生也要抓紧时间下地。他戴上斗笠，将一条红色格子的长汗巾绑在肚子上，“防止暑气从肚脐眼进去”。稻谷打出来后还要晾晒，他就拿一架木头梯子倚着屋檐，把稻谷一袋袋背上屋顶，晒好了再背下来。六月的空气里有着粮食的香气，但热浪还是会让他中暑、小便带血。他就在山里拔一些草药——一种走路会粘在裤腿上、果实是黑色毛刺的植物，加上一点黑糖，煲了吃。
有枫洋人见孙栾生一个人种了这么多地，提出要跟他买粮食，他摆摆手：“粮食我一粒都不舍得卖。”
孙栾生晒稻谷的梯子和捞鱼的鱼竿
靠着岭后的这四五亩地，孙家的第三代不用再像上一辈一样挨饿了。后来地里又增加了土豆、番薯、芥蓝、花生，逢年过节，孙栾生还可以从鱼塘里抓一条二十斤的鲜活草鱼，绑在车筐里活蹦乱跳地带回西林村。堂嫂见孙栾生回回往家里载东西，说他做的是“赔本生意”，他只是一笑，说自己是“希望工程”。弟弟则信誓旦旦地说：“兄啊，以后我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
家里头，孙栾生确实最看重小弟媳，她太勤快了，勤快得让孙栾生高看一眼——他每次回西林村，小弟媳都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1990年后，很多人下海做生意，有一天他载米回去，小弟媳拉着他，不好意思地问：“大兄啊，你有没有两百块钱借我？”她说想做点服装生意，又不够本钱，孙栾生一听：“说什么借，拿去就是了。”
小弟媳怀到第三胎时，管计划生育的人要她把这胎打掉。孙栾生的母亲不同意：“不能打，我大儿子没有成家，这个孩子不管男女，以后都是给他的。”后来小弟媳生了一个男孩，名义上给了孙栾生做儿子，孙栾生说：“就是我倒账（去世）的时候，他得来做点事。”
回到寨里，白天晚上，病友们闲暇时就坐在一起谈世情说世事。那日有个亲戚来岭后找孙栾生，一个枫溪病友看见了，便问他：“刚才来的那个是你什么人？”
孙栾生说是一个亲戚的孩子，来买水果。
枫溪人说：“这个孩子看起来，做生意只顾自己。”
孙栾生见他说得准，诧异道：“你怎么知道？”
“我会看面相。”枫溪人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家里人为了避战，把他送到了归湖凤凰山里一户人家做儿子，养父母家又将他送到汕头学五行之术，后来得了麻风才入院了。说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孙栾生，问他有没有老婆，听完回答，又说：“你还有一次婚姻的机会。”
孙栾生笑了：“哪里找去？怎么会有人要我？我也不敢想。”
那人说：“真的还有，你看着吧。”
不久后的一天，孙栾生从古巷买菜回来，骑车在回岭后的山路上。山上的树木茂盛，野草丛生，到了陡峭处，车骑不上去，要下来牵着走。后面有个年轻女孩，也牵着辆自行车在走，见到孙栾生便问：“兄啊，岭后怎么走？”
孙栾生问：“你到岭后有什么事？”
“我有个村里人在那里住的，他家人这几天在那里帮忙插秧，我过来载他妈妈回家。”
“你一个人来过这里吗？”
女孩说没来过，孙栾生便很诧异——进山本就容易迷路，何况这里面还是外人闻风丧胆的麻风村：“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不认识路你也敢来？”
女孩说：“文祠、凤凰那些地方，我也一个人骑车去呢！”
这女孩提到的这两处都是潮州僻静偏远的地方，文祠在西角，路深难行，凤凰在北边，山高千米。孙栾生见她长得高高大大，便知是常干活的人，又见她胆大心细，心里也起了一点敬意：“我就是岭后人，刚好要回去，你跟着我走吧。”
孙栾生在前面推着车走，女孩在后面跟着，两人也没说话，孙栾生只偶尔回头，看看她有没有跟上。走了一会儿，两人推车到了一个略微平坦的地方，孙栾生指给女孩看山腰上一簇一簇坐落着的房子——那就是岭后麻风院了。到了寨里，孙栾生便带着女孩去找人。女孩也不怕这里的病人，见大家都在田里干活，扎起裤腿就麻利下地帮忙了。当晚女孩在岭后住了下来——那时恐惧麻风病的还大有人在，她实在是胆大。
隔天，孙栾生正在做饭，女孩下田回来过来找他，问他有没有衫裤要洗，说可以帮他一起洗了。那时孙栾生独自搬到了已经被弃用的医疗室住，离集体宿舍比较远，图个清静。那里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清澈凉爽，洗澡洗衣服都方便，他住得很惬意，所以就大大咧咧地回答说：“什么衫裤？我没有什么要洗啊，我就一个裤衩。”
之后，这个从深河来的女孩又自己骑车来找过孙栾生几次，问他要不要帮忙担水什么的。寨里的熟人看出一点意思，便当面打趣，问她是不是想嫁给孙栾生？她也不承认。听到病友们私底下在嚼舌头，孙栾生才后知后觉，自个在心里琢磨：“难不成这个妹仔是想要跟我谈？”一个病友对他直言道：“哎，你就是不晓得，要是晓世情一点，谈着谈着就成了。”这样的话听多了，孙栾生也会为自己辩白：“我没有钱，怎么敢去要人家？”
农忙结束，深河那个病友的家人要回去了，孙栾生骑车帮他载着家人回去。骑了二十公里，到了深河地界，病友指着山脚下一处地方说：“呐，那里就是那个妹仔的家。” 孙栾生远远望了一眼，心想，听说她还有三个哥哥，看来也是穷苦人家。
后来那个姑娘再也没有见过。三十多年后，当孙栾生讲述起这段往事时，目光长时间地望着虚空的一处，拇指和中指轻轻地互相摩挲，像是一声对过去的叹息——没想到，那个学五行之术的枫溪人，说的话竟是真的。
对孙栾生来说，人生的一些关口，也许有着第二条道路，只不过他未曾选择。
6
跟一众很早入院的病友比起来，孙栾生算年轻力壮的，办事处便给他安排了很多活：煮饭，担水，洗米，烧火，买草，还要负责开关一台柴油发电机，他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在饭堂做饭，一天三顿；去枫洋买草，一担一百多斤，挑着走回来；傍晚大家都吃完饭洗完身，山风吹来、通身清凉的时候，孙栾生和另一个村民就要走到寨口，打开柴油发电机。这种老式发电机有一个小房间那么长，吃油量大，启动时需要两个人合作，抓住扳手，用力不断“抡圈”，越抡越快，越抡越快，发电机就“突突突”地响起来。通电的一瞬间，山谷里，山腰上，山顶各处的灯就都亮起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前后，就要关掉发电机，关之前，要先短暂地闪三下灯作为信号，“天黑咯，睡觉咯”，于是大家赶紧趁着最后的一点光明，把要做的事做完。
发电机一安静，整个山谷就暗下来了，夜晚到了。
90年代，影碟机开始流入乡下，岭后的办公室也有了一台。有一日，有管行政的领导跟一个枫洋的农村人在办公室闲聊，说，“搞到了一些碟，不穿衣服的那种，今晚过来一起看吧”，既然要看碟，那就不能太早关发电机了，又对孙栾生说，“那你今晚就十二点再关发电机吧”。
孙栾生一听，心中一声惨叫：我父，明天一大早还得起来割稻子，十二点睡，这怎么捱得过去？但领导开了口，面上已经答应下来，也不好再说什么。回到屋里，他翻出了之前在药店买的人参须须——人参他是买不起的，就买了一小点参须，预备生病时用，现在倒提前派上用场了。小风炉点起火，他拿这点参须煲了两碗汤，咕噜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才熬到了晚上十二点，又能保证自己在隔日天亮时就能起来，按原来计划割稻子——天大地大，没有地里的事情大。
过年时候，孙栾生本来打算回老家，但是寨里的人说，“你一走，就乌天暗地了呀”。他耳根子软，想想自己也没有成家，也没有老婆孩子等着，回不回家没什么区别。于是，这么多年，只要发电机还用得着，春节他都只是蹬车回家吃了个中午饭，下午就又蹬车回山里来了。
世人皆想象麻风院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禁忌之地，其实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自给自足的，一定要下山去拿的，比如说油、盐、铁和一些药物。早期麻风院需要把粗糖运到外面的收购站，后来病人少了，寨里的糖厂停掉了，土地承包给病人或者枫洋的农民，产出的甘蔗柑橘等农作物，也都需要运出来卖。岭后日常的生活、劳作和娱乐，没有一样不需要从外头拿东西。
比如，为了发电，柴油就成了必需品。医院有一架手扶拖拉机，有个退伍军人老许刚好会开，就领了这个活儿。平时出去买菜、拉柴油，或者从院里载甘蔗出去卖，都由老许出马。而老许又什么事都拉着孙栾生一起，一是觉得两个人有个照应，二是孙栾生会修一点机器，万一路上拖拉机出个什么毛病，还能帮把手。
有一回，老许，孙栾生，加上办事处的老张，三人开手扶拖拉机进城，办完正事，再到韩江对岸的炼油厂进两桶柴油。铁皮油桶搬到了拖拉机上，没想到回程时过了湘子桥，走到南桥市场，被交通局的检查人员拦了下来，一查，说他们这辆拖拉机的执照不对，不能上路。老张好说歹说，想先把这两桶柴油送回寨里，可那边铁面无私，不肯放行，连车带油，直接拉到了南桥的一个工厂里，锁住了不让走。
这下麻烦了，三人在那里商量，是要先去找救兵，还是先回医院再说？眼瞅着天就黑了，孙栾生说，不行就回去吧，明天让院里领导出面。
三人决定乘夜回岭后，不过南桥离岭后有十五公里，还没有公车。幸好老张在附近有相识的人，尽力借到了两辆自行车，孙栾生就提议道：“你们两骑回去吧，我一个人走回去。回去的路我熟，我抄近路走，回到时你们最多就还在洗澡呢。”
三人吃了热粥，分头行动，孙栾生一个人就上路了。他不想让老许老张骑车载人，本来回岭后就都是上坡，太过辛苦，而且夜里走山路不安全，到寨门的最后那几公里，坑坑沟沟，天黑看不清路面，自行车一颠，人就掉沟里了。以前古巷镇“营老爷”的时候，晚上他会骑车去那边看热闹，对这附近大大小小的路，他闭着眼睛都能走。
果然，抄小路回去的孙栾生走了三四个小时，到岭后的时候，老许老张正在井边打水洗澡。跟两人报了个平安，孙栾生也冲凉躺下了，他睡觉前还在想：手扶拖拉机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麻风院的领导老陆去找交通局交涉，也是叫上了孙栾生一起去。两人进城，到了交通局，里面人头济济，闹闹哄哄，想来最近被扣下的车不少。老陆一进门，先散了一圈烟，男男女女都分了一根。然后开口，姿态放得很低：“你们办事是合理的，犯法了就得罚。”接着话锋一转：“但是我们这个单位也是政府的，这些人生病在山里不能出来，都是凄惨人啊，用点油还得叫人出来载……”最后总结：“要罚，合理罚，但是不能罚多……”孙栾生听得悄悄皱眉。
最后谈妥，罚款二十块钱，拖拉机领回家。两人一出门，孙栾生就忍不住问了：“你怎么说得那么可怜？”老陆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样说，他才不会罚一堆。”
这二十块罚款当然是公家出，但这档子事之后，老许就不愿意再开拖拉机了，他说自己年纪也大了，想退休了。拖拉机没人开了，要怎么去取柴油就成了问题。麻风病会致人手脚皮肤麻痹，“人未死，肉先死”，光着脚在田里干活的人，被石头野草划伤了都不会察觉，劳动了一天的人，夜晚要靠着这点灯光检查自己的手脚是否有新的伤口，或者拆开昨天的绷带擦拭伤处，再剪下一块块白色的胶布重新贴好。尤其那些自尊心比较强的病友，白天再热都穿着布鞋，不愿别人见到自己的伤脚。因此，发电机关系着寨里夜里的光明，是不能停的。
孙栾生试过找来一个古巷人，之前这个人会来寨里收农作物，有一辆小货车，人家帮忙买了几次油，就来得少了；没办法，孙栾生又另外找了一个枫洋的年轻人，但是他只有一辆人力拉着的板车，他俩从炼油厂把两桶柴油拉回来，简直如废去了半条命。孙栾生好声好气，连哄带骗，半是鼓励半是卖惨，才让那个老实的年轻人没有半途撒手，丢下他跟两桶柴油——但也只能使唤人家那一趟了，“骗得了一次，骗不了第二次”。
后来他索性不去公家的炼油厂了，自己骑车去古巷的私人油厂载油。虽然价钱贵了一些，且每次能带的不多，但是起码路途近了很多。一直到千禧年岭后通上了电，那台柴油发电机才正式退役。
拖拉机不走了之后，买米也成问题。孙栾生在厨房干活，自告奋勇说自己去买。他的红棉自行车链条粗，载重一两百斤不成问题。后来公共饭堂不开了，每个月麻风院里发几块钱“菜金”，村民就私人贴他两三块钱的车马费。
久而久之，无论是办事处还是其他病友，有事就都喊孙栾生出门。孙栾生成了寨里伸到外头的一只手，大到巨额现金，小到一张《人民日报》和电影胶片，都得他的红棉自行车出马。那个曾取笑他天天在吃药的老陆，也常常找他帮忙跑腿。很多时候，跑腿都没有什么报酬，只是跑个乐趣。孙栾生乐意出门，想要好好看看外面的世情百态，“出征赢守城”。
7
把潮州地图摊开来看，岭后在左上角的山区腹地，越过这道岭，就是古巷镇，往东十来公里是市区，柴油厂糖厂都在韩江对岸。手指往下划去，南下二十公里，桑浦山下，就是孙栾生的家。孙栾生戴个斗笠，穿着短裤和背心，骑着一辆绑着筐的自行车，四处奔跑，像一只吐丝的蜘蛛，编织起自己生活的网。
最近的行程，是去六公里外的古巷镇上买米。这短短的一段路，在改革开放后多了七八间做皮肉生意的店。那些店外面看起来并无异样，只是有时会有年轻妇人在路口站着，孙栾生骑着车在路上，如果不小心瞄了她一眼，她就会招个手，用普通话轻轻说：“来玩呀。”孙栾生猜想，这些站街的外地女人大多都是生完孩子出来打工的，或许赚不到钱，才走上这条路吧。
有一回去米店，店里正好有三四个男人坐着闲聊，便有人开跟孙栾生玩笑说：“要不要去玩？”孙栾生说：“我要去早去了，我从大埔亭到这里，两只眼睛看见的都好几间了。你看我这一百斤米三四块工钱，路上买支水就几毛钱，哪里有钱做这个？”店里的人就哈哈大笑。
后来我听他说这个事，就问他，那你要是真的有钱了呢？孙栾生想了想，说：“那也不要，要两个人互相关心互相扶持的才好，这种有什么用？”
他来米店的次数多了，就有人猜测他的身份，问：“你是不是那个泰哥寮的？”孙栾生坦然承认。米店的老板熟了，问他，要不要把单子的数字多写点，让他可以“静静拿一点”。孙栾生拒绝了，他不想为了这几块钱，在身后被人看不起。
自行车再往东多骑十公里，就到了老城区。80年代，有个台湾导演来潮州拍了一部关于大陆的纪录片，叫《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片子里，街上的小孩子眼睛黑亮，脸蛋红扑，好奇地打量外来的客人；年轻人穿着白衬衫在公园里围坐，用陶炉生火，煮山泉水泡茶，还给导演介绍潮汕的茶文化：“高冲低势……行事定定。”
孙栾生就骑着他的红棉自行车，穿着背心裤衩，从这样的人群里穿过。他很少有悠闲的时候，都是直奔目的地而去。逢年过节，外面农村热热闹闹地“营老爷”，寨里头没有，办事处就会跟孙栾生说，就去借个胶片给大家看，开心一下。昌黎路（纪念韩愈）的老电影院，门前总是张灯结彩、人潮涌动，但孙栾生从没进去看过电影，每次都是取上那些圆圆的、大小不一的老胶片就得掉头走了。一听说有电影看，附近的枫洋人也会搬着小凳子过来等。至于影片，没得挑的，电影院给什么就看什么，看完再给人家送回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有一回孙栾生去取电影胶片，路上正遇到李嘉诚回潮州祖地探访。那是冬天，下着小雨，路上有农民推了一车的甘蔗出来卖，听到警察在清道赶人，连忙拉着甘蔗躲到旁边的小路里面。孙栾生戴着斗笠，披着一块尼龙布，看着街上为了迎接个香港富豪而兴师动众，不禁有些生气：“来就来嘛，这么大架势做什么？”不过后来看到李嘉诚给潮州捐了那么多钱，又建学校又修桥铺路的，他又觉得“这个人不错了”。
寨里栽种了几个山头的甘蔗，种的是海南的大蔗条，每年都卖给榨糖厂。1989年后，糖票取消，蔗糖放开经营，卖掉甘蔗既可以换成糖，也可以选择换成钱。有一年甘蔗收成很好，拿回了一张八千多块的发票，办事处就要孙栾生去换取回现金。他一大早赶到银行，进门前先左右看看，见屋里没人才走进去。柜员问他：“取这么多钱，你一个人来的吗？”他说是。那时第四套人民币的百元大钞还很少见，银行备好的还都是十元的旧钞，八百多张纸币，一张一张数过，叠起来，用报纸包好，用布条在腰上用力绑紧，再把衣服拉上。孙栾生肚子上多了两三斤重，出了门，再左右看看，步伐加快。回到寨里，他把外衣一解，厚厚一沓纸币放到领导面前：“钱在这儿，一张没少。”
自行车再骑远点，就到了古城区的边缘——韩江上的湘子桥，大老爷宫就在桥边。
老陆后来退休了，位子由儿子小陆接班。但老陆还记着寨里的人，有一天孙栾生正在行政办公室，忽然接到电话，老陆说自己在大老爷宫讨了一点香油，让他去载回来分给大家。“你怎么都退休了还在外面讨东西啊？”要白拿人家的东西，让孙栾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病友们一听说有香油，都很欢喜。
隔天，孙栾生喊了一个彩塘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出山了。大老爷宫是北宋初期建的，背对城区，面对江水，比堤岸还要矮上一层楼。它正经名字叫青龙古庙，是潮州最大的祭祀地，80年代后，每年春节“营老爷”的时候，都要把老爷夫人像从老爷宫里抬出来在街道上巡游。巡游经过的每一段路，都要挂上灯，从头到尾亮堂堂的，人潮拥挤。平日庙里香火旺盛，民众来祭拜时都会带一瓶油来添灯，剩下的也不带走，庙里的人就收了，放在后面的库房存着。这个老陆，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关系什么手段，跟庙里讨来了这些香油。
孙栾生他们两个跑腿的人一共搬了四桶油，每桶差不多四十斤。搬上自行车之后，他们就赶紧把自行车推到岸上，准备溜。又听到下边在喊“等等”，不知道有什么事。于是孙栾生让彩塘人看着车，自己下去，老陆说，这里离岭后还有很长的山路，载回去很辛苦，所以又帮他们跟庙里讨了点钱，一个人五块，路上可以买点心吃。
再来大老爷宫，就是骑三轮车来了，一次能载五六桶油。有时人不多，孙栾生也会进正厅拜一拜，请老爷保佑一家老小出入平安。那时本地民众还有不少人恐惧麻风，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供奉给老爷的油，老爷却拿去送给麻风院里的人了——也是拐了个弯，积德行善。
最远的地方是去桑浦山。
有一年揭阳麻风院的人来探访交流，老陆听到那边种了香蕉，就说想去拿一些苗回来。孙栾生一听，说：“你想去那里？路又远，‘步步高’啊！”他说的是桑浦山上的西坑麻风院，老陆说：“你熟？”当然熟，孙栾生在心里说：我家就在那里啊，要爬山，我可不输你。
找了一天，两个人就骑着两辆双杠自行车，骑了三十多公里直奔西坑。去这个麻风院比去岭后还难走，到了桑浦山脚下，他们把两辆车寄放在孙栾生老家大队的开荒寮那里，再爬上山，经过水库，好不容易才到了西坑医院。西坑的人带他们四处看了一下，还热情地想留他们吃饭，为了赶在天黑前回到岭后，他们只能拒绝了人家的好意。西坑的香蕉确实大个，寨里就让手扶拖拉机去载了一车香蕉苗回来，一百多棵，分给众人种。香蕉不能种得太密，孙栾生自己承包了十来棵，种在井边，最初跟他一起承包田地的铁铺人因为有老婆帮忙，承包了一大片。
大家忙活了快一年，香蕉好不容易快熟了，结果有天早晨起来，发现全给人割走了。有些一串的香蕉没割完，顶上还剩了两三个，可见贼人是着急忙慌的。寨里养了一些狗，大家也没听到一声叫唤。铁铺人损失惨重，气得大喊大叫，嚷着要孙栾生去买一些长长的铁钉回来，说要把铁钉埋在香蕉田里，等人来偷的时候报复回去。
孙栾生连忙拒绝——别的麻风院，通常都是2000年后很多学生志愿者来了，周围农村的人才不害怕麻风病人了，也才有人敢来偷东西。可能岭后的人跟周边农村打交道太多了，“泰哥”的“威名”不足以震慑那些农民了。要是他夜里撞见了偷香蕉的人，不仅不会跟人撕破脸，还要笑脸问一句：“某人啊，你要吃明天来摘，三更半夜在这做什么呢？”
后来西坑那边又送了一些姜母过来，种了也没有什么收成。总之，这次难得的麻风院种植经验交流之旅以失败告终。
岭后的两排房子
8
1997年，潮州政府宣布，麻风病基本被消灭了——不是一个病人都没有了的意思，只要全市的患病率控制在十万之一以下，就达到了卫生部新发布的消灭标准。
彼时，岭后寨里还住有一二十位康复者，孙栾生是其中少有的常常外出麻风村的人。他骑着红棉自行车，在潮州老城里穿梭，旁观着这座城市一日一日地变化着：韩江边的滨江公路铺了水泥种上了木棉，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以后，江水再也不会高高涨起漫到岸上了；城里的街道上，瓦砖平房越建越高，人身上的颜色从黄灰蓝白变成了五颜六色——90年代初，我母亲在缝纫厂打工，一月工资不到两百块，但是她会花比工资更多的钱给自己买一条红色垫肩的裙子，她说，她身边的其他女工也一样如此。那是一条我现在都不好意思穿上街的裙子，觉得穿着它显得过于隆重，而我母亲当时会穿着它在车间里缝衣服，身旁机器轰隆，广播里大声放着闽南语歌。
新千禧年前后是一个生机勃勃、聒噪热闹的年代。但自从第二次踏进麻风院的那天，孙栾生就知道自己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新的世界有新的危险，以前是山里的蛇，现在是天上的电。寨子通了电之后，也许是因为山里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建筑物，雷公就总往屋顶的铁棚上招呼。夏天，孙栾生睡在地板上，墙上的电灯“砰”的一声掉下来，把他的双腿炸了一下，像触电一样。他一骨碌爬起来看，灯泡碎了一地，是给雷劈了。
有了电，文化室也有了电视机，里面咿咿呀呀地播放着黑白色的电视剧，让病友们多了一个新的看世界的方式。老电视为了收信号，屋顶要装天线，打雷下雨就特别危险。有一次孙栾生在田里干活，看到天上的闪电一条条直直打了下来，心想，坏了，电视要没了。回去一看，果然电视就给烧坏了。这让孙栾生后来养成了每天晚上拔掉插头的习惯，尽管新电视已经不用天线了。
危险的还有路上越变越多的车。腊月冬日，从城里回岭后的路上，孙栾生正悠哉骑着自行车，突然一股大力从后方撞来，“咣”的一声，他向前扑倒，脑袋卧在了左手手臂上。路边的人扶起他来后，撞人的大车司机下来了，拿了四十块钱给他。他的脑袋还晕晕乎乎的，厚厚的裤子磨破了一个洞。是老一辈潮汕人骨子里的体面，让他强撑着摆摆手：“不用了，人没事。”路人都劝他收了钱去查查身体，他这才收下，扶起自行车，推着走了。他晕了二十来天，还是自己找了些草药喝。后来他才发现，不仅自行车前轮撞坏了，后座上坚硬的铁盒子也被撞出了一个缺口，如果没有这个铁盒子缓冲，恐怕更危险——那四十块钱，最终给了自行车修理铺。
已经不是那个可以慢悠悠地骑在路上的年代了，几条进城的路后来都修建成了省道或者市际公路，分别通往梅州和揭阳，不怪乎车流密集起来。有时候细细数起这一辈子遇过的险事，孙栾生会忍不住感慨：“我这一生啊，还是有做好事，老天公来保佑，不然死去久了。”
千禧年没多久，孙栾生母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个强韧的女人把一家人拉扯长大，开枝散叶，活到了九十来岁，看到了孙家第五代人出生，做了曾曾奶奶。她最后卧床不起的日子，六十来岁的孙栾生回了家，同她睡一个屋，白天黑夜地打理她。一天半夜，母亲起不来身，把排泄物搞到了身上和被子上，就喊他去把小弟媳叫来收拾，帮她换个衣服。孙栾生想着小弟媳白天要忙生意，太辛苦了，没有必要去叫醒她，就说他来就好。母亲说，你是男人，这怎么可以。孙栾生说：“姨啊，有什么不可以，我可是你生的。”
母亲走的那天，孙栾生的小妹和妹夫赶来相送。夜里，孙栾生送两人回家，看着妹妹哀痛流泪，难以自持，说道：“勿这样（伤心）了阿妹。阿母走了，我们也永远是兄妹。”后面这句他是说给妹夫听的——他心里又想起年幼时溺水身亡的胞妹，身为长兄，仅剩的这个妹妹，自然想要照顾好。如今双亲作古，他担心妹妹会受欺负，又硬给了妹妹一个两千块的红包。母亲下葬时，兄妹几人又专门问了大姐，是否要把抗战时去世的大娘的丧事也一起办了，大姐说，不需要了。
母亲去世之后，孙栾生回家次数愈少，除了年节，基本都在岭后。他做上了村长，每月要给村民们领取和发放生活费，过世的村民也要他为后事跑腿，忙活的事情并不少。
2002年，几乎无人踏足的寨里忽然有了新的来客，一个日本人，叫原田燎太郎。他先是跟着公益组织进村，自个在村里住了十多天，接着又去了韩江师范大学游说来一批学生志愿者，后来又带了一批日本的学生，热热闹闹过来给村民们修路修厕所铺水泥。
日本学生们一来，张开了手就要跟村民们拥抱，寨里剩下的十来个村民，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孙栾生也连忙摆手拒绝：“不不不，我们中国人不会抱。”但三番五次地，他也就随了对方：“抱就抱吧。”他观察太郎这个人，“人品是好的，很踏实”。见太郎带学生们自己做饭，孙栾生就给了他们一个桶，想着剩饭倒在桶里可以拿去喂鸡。可天黑了过去一看，桶里什么也没有，他们做的每一顿饭菜都吃光了，一点都不浪费。
“珍惜粮食，不错。”他又对太郎高看了一眼，“可惜他的国籍不行——日本和中国永远没有好的，村里的老人，很老的，以前被日本人害过，就说他不是好意。但那是他们政府的事情，打战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呢。我们不能讨厌他们，他们来了这里，我们还得保护他们。”
有日本女孩在文化室陪村民们看电视，有个枫洋人来了，就打开了抗日剧，问她说：“妹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女孩看到电视里的画面，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尽管这里流传着日军的屠杀往事，但村民们无法对这些诚挚的孩子们关上门。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会住到村子里，为他们清扫房间，铺设水泥地板，陪他们聊天干活，像家人一样亲昵地和他们相处。有的屋子每天晚上点灯点到十点多，屋里的老人和学生们能聊到深夜。后来日本学生们回国了，村里有一个老人就写了一封信，拜托孙栾生去市里帮他挂号寄给一个女学生。孙栾生说，寄到日本，不知道要多少钱咧。老人说，多少钱我也给。后来老人回去家里，家里人听说了这个事，就说了他几句：“日本人来这里抓人杀人，你怎么还跟人家这么好？”
那信寄出去了，不知道送到没有，最终也没有回音。
刚开始，学生一来，孙栾生就把自己的门掩上了。他地里的活儿太多，鱼塘要割草喂鱼，地里要松土浇水，学生一坐下，他又不好意思赶人走。到了2008年前后，村里的老人又走了一些，只剩下孤零几个，地里种的作物也少了，身为村长的他再关门，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对孩子们招招手说：“来来，进来吃茶。”
这一招手，就招进了一堆“义女”。第一个学生是甘肃来的，坐进屋里，聊着天，忽然拉住了他的手问他：“伯伯你要不要收义女？”孙栾生说：“不收不收，我没有钱给你读书啊。”对方说，自己快要毕业了，不用他的钱。孙栾生感到有些新奇，就答应了，屋里两个女孩子，一人一只手牵起来，认了两个义女。后面的学生一年一批，认的义女十只手指数不过来。因为麻风病人的名声，每次孙栾生都会让学生先告知父母，“父母同意再说”。有一个汕头的女孩子，因为母亲不同意，拿了红包又退还给他了。还有一个女孩子的父母说想先看他的照片，这边拍了过去，四肢健全，面目如常，看起来跟普通人没什么不一样，就同意了。
第一个义女，家里比较穷苦，小时候家人待她也不好，是吃百家饭才长大的。孙栾生从电视上看到的甘肃，黄土满地，风沙扑面，经历过苦日子的他看不得孩子吃苦，每次义女从韩师来，他都要提前准备一袋番薯，走的时候帮她拎到外面的车站，送她回去。有一次义女过年回家，路上把孙栾生给的四百块钱红包给丢了，打电话大哭。2018年的时候，女孩结婚了，孙栾生给包了个大红包。后来义女生了孩子，又带过来给他看，孩子一口一个“爷爷”，叫得他心里欢喜。但是孙栾生也明白，人生不过短暂相逢，孩子们有自己的路要走，这些义女，最终“只是结识一个名字”。
我给他做访谈也是，一开始，他总是推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没有什么故事。”搞得我几乎放弃，但仍旧每年去看望他。直到去年，认识他第五年的春节，他忽然间改了性子，把过去的经历和盘托出，兴致勃勃地聊一整个白天都不累。我听得尽兴，同时困惑地问：“你今年怎么这么多话讲？”他笑：“这不是熟了嘛。”
聊得比较深入了，他又特别强调了一句：“我跟你说这些心内话，不是要收你做义女的意思。”我哈哈大笑。过会儿我要走了，他就要给我塞红包，我不肯收，推来推去，见他几乎要生气了，我就想了个折衷办法：“这样吧，你现在给我（红包）没有什么由头，等我结婚，我再收红包，可以吗？”他这才勉强同意。
我评价孙栾生这些行为是：散财童子。我想，在他看来，红包的流动，可能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礼貌。他虽与我聊得投缘，但脾气还是有些不定，有一次我追根究底问到他烦了，他就生气地说：“我真想敲一下你这个四方脑袋！”他打心眼里觉得，我到处跑麻风村找人做访谈，又没有钱又遭人嫌，始终不是个正经事，每次打电话，都替我忧心什么时候能找到正式工作。
9
一年一年地来，我越来越觉得，岭后村有一种学生们也填不满的空寂。老人们渐渐没了，很多老房子都推掉了，土地还给了政府，拖拉机、发电机都拉出去卖了。以前放露天电影机器的木箱子，孙栾生拿回屋里当了储物箱。饭堂周围以前栽满了竹子，后来也被砍掉了——枫洋人“营老爷”的时候会过来砍一些放在祠堂前面，刚结婚的男人扛着竹子跟着巡游，等拜完老爷带回家，据说可以保佑家里“出丁”，油纸糊的竹编灯笼上，写的也是“财丁兴旺”。这么多年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出丁”。
那个托孙栾生给日本学生寄信的老人，晚年生了重病。有一天他在门口坐着，孙栾生在隔壁屋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出来问他，会不会吵到你了？老人说不会。见他这个虚弱的模样，孙栾生又问：“你打算怎么办？回家吗？”老人坐在自己屋门口的地上，已经说不出话来，就拿个粉笔在地上慢慢地，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孙栾生低头看去，那几个字是：“看人家怎么说。”后来孙栾生给他浮洋老家打了电话，他弟弟便来人把他接回去了。走之前，老人把自己的自行车留给了孙栾生，正好，他那辆红棉已经生锈坏了，四十年了，车坏得比他快。
孙栾生开始成为死亡的主理人，帮村民们处理后事的责任落到了他这个身体比较硬朗的村长身上，就像当年跑腿的任务很自然地交给他一样。几年前，一个来自桑浦山旁边的老人重病，一天夜里孙栾生正跟一个枫洋人闲聊，这个桑浦老人就喊他过去，他心想：半夜三更，肯定有事。果然，一去到屋里，老人就拿出几百块钱，说要给他。孙栾生说：“你现在破相需要钱，我怎么能拿？”老人坚持要给，说着就要生气，看孙栾生终于收下了，这才开口：“我这个盒子里有五千块，你帮我拿好，不要被别人拿了，等拿给我妹妹。”老人之前看过别的村民去世之后，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托付。孙栾生按老人说的，在他的脚边被子里摸索了一下，果然摸到了一个小盒子，藏得很深。孙栾生多了一个心眼，想找多一个人过来做个见证，不然怎么证明自己拿到的是五千而不是六千七千？但是老人怎么也不愿意，说信得过他。孙栾生也不敢不听——这个老人之前对他很好，种的蔬菜柑橘都会分一些给他，而且孙栾生也担心，如果老人临终前不顺他意，万一去世后还回来找他，那就麻烦了。“老爷保佑，最好是妹妹来了在场，不然我很难说话。”孙栾生心想。
次日，孙栾生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人的妹妹。老人有两个妹妹，一个已经去世，一个在彩塘做生意，跟哥哥很亲，平时也会拿钱给他。但是呢，妹婿跟哥哥吵过架，不肯来，最后只有妹妹一个人来了。孙栾生把妹妹领到老人前面，说把盒子里的钱都给她了，没有打开过。老人躺在床上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想着给兄妹俩留点独处时间，孙栾生就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老人的妹妹也出了房门，拿出了一千块钱，说分给剩下的三四个老人，感谢大家平时对哥哥的照顾。两个人正在说世情，回头一看，老人已经没了，走得无声无息。
孙栾生和枫洋人开始帮老人换衣服，岭后的领导就叫打电话给火葬场叫车来接。帮老人穿好衣服，枫洋人说要骑摩托去古巷买一点纸钱烧一下，孙栾生也给了他一百块钱，让他多买一点回来。灵车来了，按照这边的风俗，女性是不允许跟着去“出山”的，只能男性亲属跟着去火葬场。但是电话那边，妹婿怎么也不愿意跟着去。火葬场的人就说，要是没人跟着，就不收了。说来说去，争执许久，最后只能是妹妹跟着走了。
做到这一步，孙栾生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留不留骨灰、下不下葬的事情，他就不管了。
之前给孙栾生相过面的凤凰人，去世之前，也把他喊了过去，让他帮忙买点纸钱。在寨里住了这么多年，凤凰人一直有在拜老爷，还用厚厚的灰色沥青纸搭了一个小小的“老爷宫”。香炉是他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筐去古巷买回来的，之前搭在屋外的树下，后来生病了不能动了 ，就请到了自己屋里，初一十五拜一拜。他感觉自己时日无多，就把剩下的一两千块积蓄交给孙栾生，让他买点纸钱回来拜老爷，多的就留给他用了。
孙栾生说：“买纸钱可以，你的钱我不能动。”他想起凤凰人有个姐姐嫁去了刀洋，刚好院里有个领导也是刀洋人，就去问了一下位置。年纪大了之后，他很少骑车出门了，但没有手机号码，去实地寻人是唯一的办法。他骑车去了刀洋塘尾，只有老人的外甥嫂在家。然后，两个外甥和外甥嫂就都过来了，三个人站在老人的屋子里，商量后事。外甥嫂说，之前老人是给了归湖那边做儿子的，要去给归湖那边的人讲，两边都要讲。等归湖那边的亲人来了，老人已经走了，他们就跟去火葬场，把骨灰拿回了归湖。
外甥嫂看到屋里的“老爷宫”，知道老人平时有在供奉，就替老人拜了最后一次，跪下，双手合十，叩拜，跟老爷说，“以后不拜了”，然后把香炉请到了外面的一片竹林脚下。等他们都走了，孙栾生发现他屋门口挂着的竹篮子里，那个外甥嫂留下了一个红包，打开来看，里面用一小块红布包着钱，做得十分细节——那是感谢他报信和照顾亲人。
放红包的那个篮子
人死之后，要一一告别尘世，不管生前如何生疏、没有往来，只要名义上是亲人，都得来相送，做完应做的事情。人也要跟老爷拜别，关系才能好头好尾地结束。对于这些，孙栾生自己也是信的。有一年，他这条“无父腰”一直酸痛，就托妹妹帮他问一下老爷，妹妹问了，说是他最近运势不好，帮他拿了几张老爷符回来。我问他：“那你还去问医生吃药吗？”他说：“吃的。”
每年，孙栾生都会在古巷买一本生肖小册子，看上面写的各个生肖这一年的运势，包括姻缘，财势，能否兴土木等等。有一年他看见自己的财运是“四方来财”，心里就觉得奇怪：我人都在“泰哥寮”了，还能怎么个四方来财法？结果，那一年他胆汁外溢，家人带他入院做手术，知道他那时还没有医保，韩师的学生主动发起募捐，林林总总给他捐了两万几的医药费。病好之后，他仔细一想：这可不就是“四方来财”。这么一本字字珠玑、写尽世上所有人所有命运的书，居然只要两块五毛钱，神仙真是十分慷慨，一点不受资本主义的影响。
这么送走一个，又送走另一个，岭后只剩下四个人了。一个有老婆孩子的铁铺人回家去住了，一个自小就被送进来的脑膜炎患者明浩，智力约等于几岁孩童，还有一个性情风流的许若深。孙栾生说是村长，其实只管三个人。
孙栾生素来跟什么人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独对明浩例外。因为明浩是孙栾生最不能忍受的那种人：他不通人情世理。不是完全不通，但半通不通更要命。比方说，他会托栾生帮他买菜，还知道要给钱——这点就通。但是孙栾生担心引火，叫他不要把自己存的垃圾杂物乱放，他就听不懂，还骂回去——这点就不通。
到今年春天，许若深九十多岁了，看着精神还好，不时有学生前来探望他。但是孙栾生瞧见他屋里的木板床床脚锯了一次又一次，床板越放越低，心里就明白，他时日无多了。果然，到了三月的一天，凌晨四点多，天还未亮，孙栾生还未起床，就听到“砰砰”的大响，是明浩在用力拍他的门。他打开门，明浩站在屋口说：“阿若深叫不应了。”两人来到许若深的屋里，孙栾生一看床上的人，就说：“来，明浩，来做好事。”
两人牵起被角，把被子齐齐整整拉到了许若深的脖子下方，只把头露在外面。天亮了，孙栾生依次通知各方人员。等到许若深家人一来，他对他们说：“明浩照顾若深许多，你们应该给他一个红包。至于我，无论多少，两块钱我也是要的。”
这是一种惯俗，经手过后事的人，都需要家属给一个红包，两块钱还是两百块，不拘。
不出意外，许若深就是他送走的最后一个人了，因为明浩还比他小二十岁呢。
1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地缩小的岭后村，还留着一些陈旧的、长满野草藤蔓的旧屋。去年，政府决意用这块地来建新的医院，施工队迁过来，敲碎旧屋，打平地面，挖地基铺水泥，拉上标语，叮叮当当开工了。三个老人所住的两排平房，拆掉了一排，三个人都搬到了同一侧。工地施工有时候要牵拉电线，时不时会让平房断电，电灯和风扇忽然就停了。下雨时赶上停电，孙栾生也不会立刻打电话给工人让他们修好电路，会等雨停了再打。将几十年前划给麻风院的土地重新拿回来建医院，似乎是很多地方政府共同的选择。粤西茂名市的茶根麻风医院，也被当地政府征收了一大半的土地拿去建精神病医院。也许再过十几二十年，麻风院里的人就会陆续过世，麻风村也会从中国消失。一同消失的，包括暮色里发电机轮起来的声音，蔗糖厂里的热气和火光，病友们一起看露天电影的夜晚，也包括他们坐在门口彼此细碎聊天中透露出的，每个人的命运和失去。
今年三月底，初春的广东雨水连绵。我去岭后时，新的医院已经建起八层楼高，蓝白色的瓷砖外观，干净，冷肃，与六十年前那个用砖头、石块和木头搭建起来的麻风医院完全不同。如果从医院的大楼上望下来，麻风村剩下的这几间小小的平房，以及里住着的孙栾生和明浩，应该佝偻又渺小。
那日我刚进村——现在的村子，也只有这一排房子了——见到孙栾生刚吃完午饭，正蹲在水池边洗碗。碗洗干净之后，他一边同我说话，一边极其缓慢地、缓慢地直起自己的腰，好像在掰直一条弯了的粗铁丝。他已经八十岁了，衰老是神明和医学都无法阻挡的事情。我问这排平房在不在医院的拆迁范围内，孙栾生说不知道，如果没得住了，他就搬回家——明浩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很难想象会有家人愿意接他回去，因为他很小就被送进来了。
正好过两日就是清明，我们在他屋里用年份久远的铝制茶具喝茶时，他妹妹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回西林村拜山。孙栾生说不回去了，又要车来接，太麻烦。妹妹有些生气，多说了几句，他这才说“好吧好吧”，答应回去了。孙家的女眷都长寿，他大姐至今健在，已经九十有多。
很难说如今的潮州还是不是孙栾生曾经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疫情三年，街上的人已经习惯口罩随身；节假日牌坊街的游客摩肩擦踵，一些外地朋友抱怨在这里被大刀宰客；风水先生和红包仍然流行，不再流行的是很多古老的方言口语；大老爷宫的香火比以往更旺，人心里不安生的时候，拜得就更勤更多了。
我这次离开之后，孙栾生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劝我赶紧找个稳定工作。他也许不知道，今年社会上的青年人，失业率超过20%了。
韩江两岸的木棉花，每到初春时节就火红火红地开起来，像一片红云飘落在这里。孙栾生记得以前岸边栽着很多弯弯的竹子。他很怀念骑着自行车在江边的岁月，兴致来了，他就推着车慢慢地走，看着春来江水高高地涨起。那时候他还年轻，但已经接受自己独身到老的命运，只是希望能把家人照顾好，再多看一点世间的事情——江水是怎么样升高的，地里的农作物是怎么生长的，人跟人之间又是怎么交往的。
走走看看，不知不觉，一生就快过完了。孙栾生常常念叨着，人生要顺其自然，“时候到了 ，花就会开”。历史有自己的周期，人间有自己的节气，四季往复，花草繁荣，一个人，也只不过是自然中一棵植物而已。
（应受访者要求，孙栾生为化名。为保护心智障碍者，明浩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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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我来说，2015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那一年先是我父亲罹患癌症，在饱受病痛折磨之后去了遥远的天国。刚办完丧仪，我又查出子宫不明肿物和盆腔蓄脓，一直低烧不退，大夫说需要住院进一步查明原因，有可能还会做手术。有好事的亲戚便感叹道：“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呀。说不定是老爷子舍不得这个老闺女，要带上一起走呢。”
这些事情让我压力倍增，无力又无助的情绪充斥着每一天。人在灾难面无计可施时，往往会转向冥冥中寻求庇佑，我开始思考有关命运和因果的问题：为什么身体强壮、性格温和、生活节制的父亲会毫无征兆地患上绝症，而我的病，究竟是因为父亲的不舍，还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结识了曹丽云。
那是住院的头一天，我先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哭诉了一番，放下手机，便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这时，隔帘被拉开一道缝，探进一个脑袋来：“喂，你确诊了吗？”
侧脸一望，问话的是位中年妇女，五十岁上下的年纪，脸形消瘦，五官棱角分明，梳着极短的板寸，若不是听声音，我还以为她是男的呢。
我对她摇摇头：“还没确诊，但估计也不会太好。”
“那还有希望。”她彻底把身子挪进来，双目炯炯。
“什么希望？”
她说她叫曹丽云，北京本地人，陪我旁边床那个小姑娘在这里住十多天了。自我介绍完，她递给我一本小册子：“‘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你每天读七遍，说不定能转危为安呢。”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佛教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但都说病急乱投医，我还是接受了曹丽云的好意。一周后，检查结果出来，我只是患了比较严重的盆腔炎和子宫肌瘤，住院治疗几天即可。
这让我心情大好，更加感谢曹丽云的热情帮助。我俩交换了联系方式，相约日后一起习佛——她是佛教徒，算是在家居士，她说等来年中元节，可以联系八大处的师父们为我父亲做一场超度法事。
相比我的虚惊一场，曹丽云家的小姑娘就没那么幸运了，孩子是盆腔癌并肝转移，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机会。小姑娘才9岁，天天高烧不退，下边不是出血就是流脓，看着着实让人揪心。曹丽云对小姑娘照顾得很细致，喂水喂饭，洗衣擦身，有时还会给她念念童话故事。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曹丽云都会在窗台上放一杯清水，然后跪诵二十一遍经文，曹丽云希望她的虔诚能换来奇迹。
“真是的，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对着愁眉不展的曹丽云感叹道，以我的浅薄认知，认为只有已婚妇女才会得妇科疾病。
“大夫说是遗传或者生殖细胞增生引发的，可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她还有个妹妹，人家就好好的呀。”
“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曹丽云没有答话，陷入了沉思。
一天下午，我被一阵窸窣的谈话声吵醒，是曹丽云在跟住院医师交谈。
我听见曹丽云问：“小刘医生，你说这孩子的病会不会是因为那啥引起的？”
“因为什么呀？”
“比如说，我只是瞎猜哈……”曹丽云言语吞吐起来，“比如遭遇了性侵，然后导致盆腔炎，再慢慢发展成……”
“我的天！”小刘医生惊呼起来，“曹丽云你脑子没病吧？怎么会往这方面想？盆腔炎是不会转为癌症的，相反，她这是肿瘤溃烂引发的盆腔炎，进而出血流脓，是正常的疾病反应。”
“那也应该做下那方面的检查吧？比如处女膜什么的。”
“那也得人家家属提出来呀。”小刘医生明显不耐烦起来，“曹丽云，你说这话有依据吗？还是天马行空的臆断？你知道你这么说这么做会给人家小姑娘和家属带来什么影响吗？”
小刘大夫气呼呼地走出去，不一会儿又折了回来：“曹丽云，你得明白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个护工，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别越界！”
我倍感诧异：原来曹丽云并不是小姑娘的妈妈，可这么多天在病房里我只看见曹丽云一个人，小姑娘的家属连个影子也没见着啊。
后来问起曹丽云，我才知道，小姑娘的父亲在她三岁多的时候就出车祸去世了，母亲带着她和妹妹改嫁了一位温州商人，后来又生了个弟弟。继父家生意做得很大，家境殷实，小姑娘生病后，继父花钱送她来北京亲戚家治病，她母亲因为要看店和照顾另外两个孩子，把她送到医院后，就匆匆赶回老家去了。
“亲戚哪儿靠谱哦，何况又不是什么正经亲戚。这不都甩给我？小孩子可怜啊。”曹丽云边说边翻看着笔记本电脑。我看她正在搜索“儿童患盆腔肿瘤的原因”，似乎小刘医生的讲解并不能让她完全信服——护工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够敬业的。
我发现，不同于那些只会卖力气的护工，曹丽云的文化程度似乎不低，她会使用电脑，打字也很熟练，还能看懂那些英文文献。我曾问她，以她的文化水平和能力为什么不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医院里伺候人岂不是埋没才华？她笑答，这可不仅仅是伺候人，做这份工作主要是为了积累福报，为自己也为家人。
曹丽云这个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一日，曹丽云告诉我，小姑娘的妈妈打电话过来，说既然没得治了，明天要接孩子回去。说这话时，曹丽云看上去很是不甘心的样子。
“这不挺好嘛，你也算尽职尽责了，平平安安地把孩子交还给她妈妈，你就圆满完成使命了，可千万别再节外生枝。”我劝慰着曹丽云。她那些不着边际的猜测，我只当是她的胡思乱想，并没往心里去，何况小刘医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呀。
曹丽云听后，只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下午，小姑娘的妈妈和继父家的亲戚一起过来了，给小姑娘穿衣服、收拾行李，小姑娘耷拉着脑袋，一点生气都没有，曹丽云坐在旁边一个劲地掉眼泪。我看着也是一阵心酸，忍不住拉上了隔帘。
不一会儿，只听见曹丽云跟小姑娘的妈妈小声说了句：“您出来一下，我有点儿事跟您说。”
我心里一沉——莫不是曹丽云又要跟小姑娘的妈妈去讲她那些毫无缘由的猜测？在这当口？
果不其然，几分钟后，走廊里便炸开了锅：“你什么意思呀？我女儿都快死啦，你还往小孩子身上泼脏水，你是什么居心？”
我连忙下床，一出病房大门，就看见小姑娘的妈妈拉着曹丽云的袖子坐在地上又哭又踹，几个护士拼命拉她起来。她起来后又开始撕扯曹丽云的衣领，经过好一番折腾才松开手。
病房里的人都走了出来，在一边看着热闹。护士长赶紧过来劝小姑娘的妈妈：“曹丽云照顾你家孩子挺尽心尽力的，您消消气，快去办出院手续吧。”我也在一边替曹丽云说好话：“她就是脾气直了些，但绝对没有坏心。”
小姑娘的妈妈瞪着眼睛把我们瞅了一遍，然后用手指着我们的鼻子气急败坏地大叫：“你们都知道了是吧？她在医院里都嚷嚷遍了是吧？好好……”说完，人扭头冲了出去。
护士长忙把曹丽云往外推：“快快，你收拾收拾东西赶快走吧，还杵在这儿找骂呢。”
后来小姑娘的妈妈回来抱起小姑娘就走了，自此我再也没见过曹丽云，跟小刘大夫她们打听，也都是一副讳莫如深的表情。
不过那时候我也顾不上多管闲事了，因为大夫说我可以出院了。
2
出院后我也没想着跟曹丽云联系，毕竟她就是个护工，我们相识也不过短短几天。
转眼就到了2016年，中元节头一个星期，曹丽云却如期打来电话，说八大处那边她已经替我登记好，让我中元节那天请好假赶过去。
阴历七月十五，我一早赶到八大处。再见到曹丽云，她身披褐色居士服，手里拿了串小叶紫檀的佛珠，面容慈祥。她特意把我安排在她身边。我手捧父亲的牌位，跟着她上香、叩拜，法事做完，心情好了很多，我看见曹丽云也捧着个牌位，但不知是谁——总归也是她的亲属吧。
事后，曹丽云引我去了一间禅房，说要请我喝茶。
“你还在医院做护工吗？”我问。
“不做了，我现在已经上了医院的‘黑名单’了。”
“就是因为那个小姑娘？”
曹丽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你到底跟她妈妈说了些什么？”
原来，那天曹丽云到底没忍住，旁敲侧击地说了自己的猜测，还提醒女孩的妈妈多留意身边的男性。谁知，小女孩的妈妈听完勃然大怒，就有了后来大闹医院的场面。这还不够，完了，她还跑到院领导那里斥责曹丽云诋毁自己的女儿、诬陷自己的丈夫，破坏他们夫妻关系和家庭和睦，说自己的丈夫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如果不是真心对孩子好，怎会花钱送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来北京看病呢？她质问院方，是不是医生护士们跟曹丽云讲了什么，否则一个护工怎么会懂那么多？这事在医院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上上下下都对曹丽云恨得牙痒痒，说她精神有问题，一天天的净没事找事，甚至连其他的护工都开始排挤她。没办法，曹丽云只好辞去这份工作，卷铺盖走人了。
“你是不是太一根筋了？”我也觉得曹丽云的做法很是匪夷所思，“我查了相关资料，儿童患盆腔癌大部分是因为生殖细胞增殖所致，也就是畸胎瘤，跟性侵什么的完全扯不上边儿的。”
“我知道，其实我说的不仅仅在于疾病本身。”
“那还有啥？”
曹丽云沉吟了半晌才道：“你知道吗？那个小姑娘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她更喜欢她的继父，说她的继父不爱跟妈妈睡，而是爱跟她搂着睡，还是裸睡，你说这不奇怪吗？这正常吗？可怜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还以为那是一种疼爱呢。”
我顿时愣住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曹丽云接着讲：“我其实是想借助这个病把这件事揭发出来，让那个混蛋继父的兽行曝光于天下，谁知道竟让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望着一脸落寞的曹丽云，我试图用佛家的理论去开导她：“唉，这恐怕都是上辈子积的孽缘，好在那个小姑娘即将或者已经摆脱苦难了，愿她来世能有个幸福的人生吧。”
“可活着的人怎么办呢？你别忘了，她还有个妹妹呢，你觉得她的继父能对她高抬贵手？”
“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单凭一个小姑娘寥寥说上几句，也够不上什么证据，何况人都可能不在了，死无对证呀。”我拍拍曹丽云的肩膀，“好在，你不是跟她妈妈说了嘛，她应该有所警醒了吧。”
“我觉得她早就知道这事，那么长时间她不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她的歇斯底里，只能解释为恼羞成怒。”
我心中一凛：“怎么会，哪有做母亲的不爱孩子的，知道自己女儿被欺负，还去一味地袒护罪犯？”
“人都是自私的，都会权衡利弊，如果她去告发自己的丈夫，那么她就会失去好的生活，自己和孩子日后还会遭人非议和耻笑，何况她跟那个男人又有了儿子。唉，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隐藏着丑陋、见不得光的念头，但愿她能保护好另一个女儿吧。”曹丽云望着杯中盛开的菊花，又放了两颗冰糖进去。
我也被曹丽云的一番话说动了心思——那些曾被自己以各种光鲜亮丽包装起来的内心，究竟都隐藏了些什么呢？
还是曹丽云先打破了沉默：“堪安，你有孩子吗？”
“有啊，不过我那是个小子，皮实，也省心。”
曹丽云掏出一部老式的手机，翻开相册：“你看，这是我闺女的照片。”
我看过去，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有着大大眼睛、鼻梁高挺的少女站在花丛里，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曹丽云一脸骄傲：“这是她十五岁考上重点高中时照的，还有呢……”
她又给我看了好多，都是她闺女的获奖照片，有英语演讲的、物理的、作文的……老天，这就是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吧，看得我直流口水。
“孩子上大学了吧？”
“嗯，大学一毕业就出国了，去哈佛读研究生，这孩子从小就目标明确。”
我的嘴惊出了O型：“这么棒呀！”随即又有点替她担心：“那你负担可不小。”
“我有些存款，还有退休金，再做些别的，怎么也能把闺女供出来，何况我女儿有奖学金的，可以省掉大部分费用。”
曹丽云告诉我，她托一位佛友的关系，现在在一所高校昌平校区的女生宿舍里做宿管：“那儿的女孩子呀，个个儿水灵漂亮。”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女孩儿。”
“哈哈……”曹丽云难得笑起来，“谁让我自己有个闺女呢。”
3
在那之后，我跟着曹丽云一起学佛，每个月在通州跟着师父学一两次，和她也更加熟络了。
一天下午刚上班，曹丽云给我打来电话，说师父给定制并开光的观音像到了，让我有机会到她那里去取。我连忙请了半天假，打车往昌平赶，到的时候已是下午2点半多了。
曹丽云的值班室就在女生宿舍一楼一进门的右侧，我去的时候，她正边打电话边往外走：“小马，你替我盯一会儿，我有点儿事。”
我抱歉地看着她：“我是不是来得不巧啊，你要出去？”
“没事儿。”曹丽云拉上我，“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顺便帮我拍拍照。”
我一头雾水地跟她来到一栋二层小楼，一进去就听见叮哐的音乐声，有个女人的声音在有节奏地喊着：“one 、two、 three、 four……”从教室门上的玻璃往里瞅，是一帮女孩子在跳健身操，都穿着泳衣似的连体健身服，腿上套着各色的丝袜，蹬着运动鞋，在那儿蹦蹦跳跳。一个脑后梳着发髻、上了年纪的男教练正来回穿行着指导：“跟上节奏……幅度大一些……腿尽可能抬高……”
“这是在干嘛？”我问。
曹丽云冲我比了个“嘘”的动作：“小声点儿，这是健身操的选修课。”
“哦。”我又往里瞧了瞧，“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开放吗？跳个操都穿成这样儿？”
“据说这是规定，凡是报这门选修课的人都必须要这么穿，你个女的都看着脸红吧？”
我听出曹丽云话里有话，连忙问：“喂，你到底要干啥？还要拍照？”
“抓那个老色坯呀。”曹丽云的眼睛里又在冒光，“拍照是为了保存证据，否则又得白忙活一场。”
我瞪大眼睛望着曹丽云——这个女人的母性保护欲又上头了吧？
“哎，垫上运动要开始了，我待会儿跟你解释哈，现在快拍照吧。”曹丽云小声催促着我，“你在这儿拍，我去那边。”说完她自己跑去教室后门，举起了手机。
我紧张得很，也不知道该拍些什么，索性打开摄像功能躲闪着一通乱扫。
女孩儿们似乎对垫上运动很有抵触情绪，一个个坐在那儿交头接耳。
“别聊天了，快躺好！”教练在厉声催促。
女孩儿们慢吞吞地、不情愿地躺了下去，有的还把自己的健身衣使劲往下拽了又拽。随后音乐声再次响起，one 、two、 three、 four……那套动作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保持平躺，手放身体两侧，两腿大幅度叉开，然后随着音乐腰腹臀部上抬，叉开的腿一开一合一开一合……
那个糟老头子教练就正对着那些女孩儿，眼睛贪婪地盯着她们的私处，见谁的腿没有完全打开，便跑去从女生的大腿根处硬给往两边掰上一掰：“胯部打开，大家不要害羞，这都什么年代了？”或者一手托着女生的臀部一手放在女生的小腹下侧：“臀部和小腹都要尽量收紧，这样才能达到健身效果。”
他说得冠冕堂皇，我却看得火冒三丈。事后我们回到曹丽云的值班室，我把录的视频发给了曹丽云，然后问她：“你是怎么发现这事的？”
曹丽云说，一天她正在值班，听见几个下课的女生在嘻嘻哈哈地说什么那个老色鬼真恶心之类的话，便留意听了听。其中一个胖胖的女生说：“我怎么没觉得呀？”另一个高挑的女生露出鄙夷的神情笑道：“你长成这样儿，谁稀罕摸你呀？”说完几个女生闹哄哄地跑上楼去，留下那个胖女孩儿独自抹着眼泪。
曹丽云忙把胖女孩儿拉进值班室，询问到底怎么回事，胖女孩说，班里几个一起选修健身操课程的女生说教练经常对她们动手动脚。曹丽云一下子警惕起来，忙向胖女孩儿打听出健身操的上课时间和地点，在我来之前，她已经偷偷跑去“侦察”了好几次，也拍了些视频和照片，又找一些受过性骚扰的女生打听过情况。
说完，曹丽云又给我看了段视频，是那个男教练正在用皮尺给女生们量三围。
“你看。”曹丽云在一边给我讲解着，“这是他在给女生量胸围，还测什么乳间距，女孩子们说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趁机摸她们的胸……我向另一个女的体育老师侧面打听过，她说根本没有必要测这些东西，而到他这儿，是要求一星期一测。”
曹丽云盯着视频里的糟老头，不自觉地咬紧了嘴唇。我也冷静下来，又看了遍视频，给曹丽云分析道：“这个视频从表面看并没有什么问题，那些下流动作都很隐蔽，甚至一带而过，即便使用特写也很难反映出来，到时候他大抵可以说那些测量他觉得必要，是为了检验锻炼成果。还有今天拍的，那些动作是不雅观，但也是正规训练，他虽然对女生上了手，但他也解释了呀，是正常地在纠正动作。这些都是构不成有效证据的。”
“可是，你看这些孩子的表情，是多么厌恶、多么痛苦、多么不自然……”曹丽云还不死心。
我打断她：“那有同学出来指证他吗？你也说了，那些孩子嘻嘻哈哈地并不太当回事，还去嘲笑那个胖女孩儿没有女性魅力，你能指望她们出来作证？”
“可确实有不少女生为这事苦恼。”
“那她们为什么不向学校检举，还继续去上他的课呢？”
曹丽云叹了口气：“可能她们觉得毕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不值得为这事闹的满城风雨，再说他的课好拿学分。”
“所以呀，这事不太好办呢。你没有切实的证据，又没有人愿意出来指证，这官司可怎么打？”
“我也知道不容易。想想那些女孩子挺可怜的，远离父母只身来到北京上学，受了欺负也没人替她们主张，现在表面看着只是性骚扰，万一哪天出了大事呢？”
“那也得用证据说话，你这么盲目的瞎搞会捅娄子的，到时候不仅校方不满意，连那些孩子也不会领你人情，你忘了医院那个小姑娘的事了？别到时候事儿办不成，还给自己惹一堆是非。你好不容易换个工作，还得给闺女攒学费生活费呢。”
听到我提起她远在国外的宝贝女儿，曹丽云一下子红了眼眶，默默地从柜子里拿出几件衣服开始缝制起来。
“给谁缝衣服呢？”我连忙岔开之前的话题，想缓解下她的情绪。
“哦，这不是快到十一了嘛。学校要组织演出，几个孩子的服装不合适，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我给她们改改。”曹丽云望向我，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那天我辞别曹丽云，心里疑云丛生，很多之前没想过的问题一下子冒了出来：曹丽云从来不提她的丈夫，而她给我看的那些她女儿的照片，也都是幼年及少年时代的，会不会是她跟丈夫离了婚，女儿随父亲去了美国，从此母女分离了呢？所以她才迫切地把自己的爱意全部都转嫁给了别的女孩子，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对，一定是这么回事，我笃定地猜测着。
4
我就知道，以曹丽云的性格，是不会对校园性骚扰事件袖手旁观的。她终于鼓起勇气去面见了校长，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校方还算负责，最终以“年龄大了不再适宜授课”为由停了那位男老师的健身操教练职务。因为曹丽云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校方也不好处理那位老师，便调他去管理后勤。这下可好，那个男人倒成了曹丽云的顶头上司，一上任，就把曹丽云给辞退了。
不过曹丽云倒是很高兴，她给我展示着脖子上戴的大红羊绒围巾：“你看，这是那帮孩子送我的，还给我写了张卡片‘谢谢曹妈妈’，唉，都是有良心的好孩子呀。”
那段时间，曹丽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恰逢我们班上管理财务的师兄生病住院，师父就让曹丽云跟另外两名师兄共同负责财务收支。以前师兄们都是拿个本子手工记账，曹丽云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电子台账，每个月还出一份财务报表，看上去很是专业。
这更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一次我试探地问她：“丽云姐，你是什么学历呀？”
她答：“学财会的，大学本科。”
我不禁眉毛上挑——原来是80年代的老大学生呀，那含金量可不低，如果混得好，现在起码也得是个中层领导了，她为什么甘心只去做护工、宿管之类的工作呢？
不过，曹丽云似乎对自己的过去不愿多讲，我也不好再多问。
2017年6月的一个周末，师父组织大家去密云放生，结束后已近中午时分。一位当地的师兄早就在一家农家乐定了几桌素餐。我们刚落座不久，就听见外边传来一阵吵闹，向外一望，只见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拽着一个小女孩儿的胳膊在那儿大喊大叫：“这是谁家的小活菩萨呀，发善心发到我这儿来了！”
一个扎着围裙的女人从另一个农家院子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满脸赔笑地拉过小女孩儿，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说：“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家不懂事，没弄坏您的东西吧？”
粗壮妇女一看是外乡人，更不依不饶起来：“来来你看，这是昨天我们刚从山上套的，是有客人早就预定好的，嘿，这小丫头片子偷摸地想给我放喽，这不成心想搅黄我家生意吗？说她是菩萨都算抬举她，我看就是个小偷！走，找你家老板说理去。”
师兄们听到这儿，纷纷跑出去打听原委——原来，粗壮妇女家头天在山上套了只獾，现在那只獾正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右前腿被捕兽夹夹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茬子，见人靠拢就发出惊惧的尖叫声。那个小女孩儿看它可怜，本想打开笼子放它逃走，不想被粗壮妇女抓了个正着。
所谓遇见即是缘，师兄们开始跟粗壮妇女商量买下这只獾，妇女张嘴就要五千。师兄们又以禁止捕杀野生动物、不符合防疫卫生规定、可以报警投诉等理由跟她讨价还价，最后砍到两千。大家伙纷纷掏钱，我也跟着出了一百。之后我们匆匆吃了饭，驱车到县城里找了家宠物医院，给那只獾做了手术。我们又凑了手术费、医药费和寄养费，商量着等獾病好了再把它放生。
忙活完，赶回市里，都傍晚了，曹丽云就邀请我和另一位佛友韩大姐去她家吃素面。她家住在双榆树那边一个老小区里，楼房虽然破旧，但屋子里却收拾得很是干净整洁。她家是个小两居，曹丽云自己睡在客厅，靠北的小房上了锁，曹丽云说那是她闺女的房间，自己舍不得去住。靠南的卧室被她布置成佛堂，供桌上供着一盆鲜红的玫瑰，娇艳欲滴，阳台上也种满了青翠的绿植。
“你家快成花园了。”我打趣着说。
曹丽云一边为我们端上面，一边笑答：“我就是喜欢花花草草的，多少能添些生气，这老房子呀光线不好，看上去死气沉沉的。”
晚饭间，我跟韩大姐仍旧沉浸在救助病獾的喜悦中难以自拔，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救助生命，心里很有些成就感，可曹丽云似乎在想别的事：“你们不觉得那个小姑娘更勇敢吗？”
她一说我才想起来，那个企图放走病獾的小姑娘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慈悲心肠确实不容易，我们怎么把她给忽略了。
“那个小姑娘肯定过得不好。”曹丽云低头搅着碗里的面。
韩大姐说：“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我倒是没注意。”
“你看那孩子的手背、手腕还有眼睛周围起了好多小红疹子和水泡，像是冻疮，又像是湿疹，有的在流脓，有的已经结痂了，肯定没好好治过。”
“嗐！”韩大姐不以为然地说，“有的农村小孩儿干活早或是冬天里瞎玩儿，不知道保暖，长冻疮很常见的，人家可没有城里孩子那么娇贵。”
我也随声附和道：“是呀，这个季节小孩子本来就爱长湿疹的。”
曹丽云听罢没有再吱声，我们又聊起了别的。
5
本来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谁知两个星期后的禅修课上，曹丽云却突然带着那个小女孩儿的妈妈来到会场——曹丽云终究是放心不下那个小女孩儿，自己又去了几趟密云那个农家乐，带着小女孩儿去县城医院看病。结果让人意外：那根本不是什么冻疮或湿疹，而是二期梅毒！现在病毒已侵犯了小女孩全身，引发了严重的皮疹和梅毒性心脏病，治疗难度很大，心脏病可能还需要手术，现在急需大家的救助。
小女孩儿的妈妈在一边又作揖又磕头的，有的师兄很是同情，当即就要捐款，但也有些人提出了质疑：孩子这么小是怎么患上梅毒的？如果是遭遇了性侵，是不是应该先报警？
小女孩儿的妈妈声泪俱下地说，她老家是四川的，因为长期受到家暴，2012年她就带着孩子出来打工了，去过很多地方，也不知道孩子是什么时候染上的病，反正来北京前孩子就有症状，她只当是皮肤病，就给买了些药膏和消炎药，病情也是时好时坏，她根本就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现在孩子得了这种病，她也不能再去饭馆打工了，娘儿俩没得吃没得住，生活非常困难，希望我们这些现世大菩萨发发慈悲，救救她们母女俩。
曹丽云也在一边流泪补充道：孩子的妈妈并没有染病，她已在县城医院旁边给这母女俩租了间小房，先凑合着住，看病也方便，从上个星期开始孩子已经在打青霉素了，等孩子梅毒清除了，她准备再带孩子去阜外医院或安贞医院去看心脏病。之前租房和看病的费用，都是曹丽云个人垫付的。
如此看来，小女孩的梅毒并不是先天性获得，也不是后天母亲传染的，既然母女俩来北京前还去过一些地方，那么即使孩子真受到过侵害，警方也无从查起。最后，还是师父发了话，说孩子是善良慈悲的好孩子，再说曹丽云已经先期投入了治疗，大家还是先治病救人要紧。
于是大家开始纷纷捐款。因为孩子妈妈没有智能手机，不能转账，我们都是包里有多少掏多少，几十、几百的，更有两位师兄每人就捐了两千，很快就凑了八千多。孩子妈妈一边接钱一边给每个人磕头，嘴里念着：“阿弥陀佛！谢谢大菩萨！”
但也有一些人没有参与捐款，说还要再考察考察，如果情况属实，再参与第二次救助。
“再怎么说，小女孩儿救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吧，这么善良的小闺女生病怎么能不搭把手呢？”回去的路上，曹丽云跟我和韩大姐抱怨着，“真没想到，救个人比救只动物还费劲！那些人的‘分别心’（佛教用语，指人起心动念所产生的分别取舍的心）也太重了。”
韩大姐笑说：“可能动物比人更单纯吧。”
我跟韩大姐都捐了二百，其实是可以再多掏些的，但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顾虑——就像现在在大马路上看见摔倒的老人，想去扶又怕被讹诈，或许还是人心太复杂了吧。加上以我对曹丽云的了解，知道她心地很善良，但做事火急火燎不考虑后果，特别是面对女孩子的事，这也让我很是担心。
曹丽云还计划在网上发帖，向在外地的佛友们发起救助，我跟韩大姐忙劝她缓一缓，先看看日后的情况再说。
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忧是没错的。捐款后的第三天的上午，我正在上班，就接到曹丽云的电话，她在那边慌里慌张地说：“堪安，不好了，那母女俩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租的那个房子锁着门，房东说她昨天一大早就退租走了，我去医院找了个遍，也不见人影。”曹丽云嗓音发颤，“我可能被骗了，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呀？”
我忙安慰曹丽云，让她不要慌，可以去派出所先报警，再跟师父说明下情况。
直到晚上，我才接到韩大姐的电话，说经过警方调查，那个女孩儿的妈妈留给曹丽云的身份信息是假的，查无此人，而远郊有的地方监控还不完善，追踪了一段就跟进不下去了，警方只说再继续调查，让大家耐心等信儿。
韩大姐分析，这事涉及的钱金额不算大，而且那个小姑娘也确实患了病，我们捐款也都是自愿的，所以是否定性为诈骗也不好说。
我问曹丽云怎么样了，韩大姐说她跑了一天，人已近虚脱，精神上好像也遭受了很大打击，让我先不要给她打电话。
此后的几天，我们的微信群已然炸开了锅，大抵都是一些抱怨和猜疑，更有好事的师兄去密云展开调查。农家院的人说，那对母女原在县城里的一个川菜馆打工，只是夏季临时到农家乐帮忙。师兄们又到那个川菜馆打听，饭馆的老板说女孩儿的妈妈跟他是老乡，年初才来的北京，人平时还算本分，就是爱打麻将，闲下来经常去找一帮老乡打牌，听人说她只要一输钱，就让男牌友亲亲摸摸的来抵钱，有的人抱过她的女儿摸来摸去，她也是一笑了之。
如此说，她来北京之前做过什么还真是不好说，而她女儿为什么会患上梅毒，个中原因也是不敢往深处多想的。那些没有捐款的师兄很是沾沾自喜，说多亏他们当时说要再好好调查，才吓得那女人慌忙逃跑，这也是变相地帮大家及时止了损。
这话让曹丽云更加无地自容，很长时间她都没有再来上课。我给她打过两次电话，她都是病殃殃的，有气无力地说上两句就挂了。好在师父开导大家，无论事件的结果如何，只要大家当初的发心是好的，福德自然随身，这才慢慢平息了这场风波。
6
诈骗事件后，大家渐渐人心涣散，来上课的人比以前少了，有些人开始怀疑以往所有慈善款的支出是否真实可信，再有类似的捐款也都不积极了，更有甚者，还把矛头指向了曹丽云，说，她是不是跟骗子一伙儿的？要不然怎么会对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姑娘那么上心。
韩大姐让我少掺和，说，表面上是大家怕被骗，实际上是有的人想“重组管理层”。这让我也有些心灰意冷，去上课的次数也减少了。
一日，忽然看见曹丽云在微信群里发了公告，让大家本周末务必都去上课，公布上个月的财务收支情况。我想作为她的朋友，还是去一趟支持一下她比较好。
周末我到的时候，曹丽云已经坐在了台前，四周围了一圈人，她看见我，连忙招手让我过去。
“你这是干什么？”我惊诧地看着她递给我的两百元钱。
“上次你捐的呀，现在退给你。”
“骗子找到了？”
“没有，这是我自己的，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
我连忙摆手：“那怎么行，不用了，你自己也……”
还没等我说完，后面的人就开始不耐烦地催促，曹丽云连忙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只好接过钱，在台账上签了名。
等曹丽云忙完，我才跟她说：“其实没有必要的，师父都说这事儿不怪你，再说你自己花钱的地方也挺多的。”
“嗐，图个心安理得吧。”
“你是好心，但有的人未必这么觉得，还以为你心虚呢。”
曹丽云淡淡地笑笑：“人的内心啊，只有自己和老天爷知道。”
那天的课，师父讲到“发露忏悔”——就是把自己以前曾造的罪业罪障公之于众，并进行忏悔——问有没有人愿意尝试。课堂上顿时陷入一片沉寂，看来谁也没有勇气向大家展露自己内心那些隐秘的角落。
又等了一会儿，曹丽云突然起身走上讲台，我不知道她要讲些什么，或许是关于这次的诈骗事件？我真替她感到担心。
曹丽云站在那儿沉默了半晌，像终于下定决心似地长舒了一口气，缓缓开始了她的讲述。
“学佛之后，我更加相信命运。记得我九岁那年，跟爸妈回老家过中秋，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吃月饼，大娘笑着对我说，丽云这孩子长得一脸福相，以后的日子呀，肯定跟这月饼似的圆圆满满。那时我注意到，她手里的月饼已经被咬了一大口，不再是圆的了。果不其然，十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日后，我爸爸又再婚，后妈对我很冷淡，再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圆满的，我不是。
“88年我大学毕业后就结婚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93年女儿婷婷刚出生，他却执意要出国，说想在外边先闯下一片天地，以后好让我们的女儿去读哈佛。谁知道他出去一年半就变心了，提出了离婚。当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掉，我是个要强的人，我下定决心，凭我自己也能把女儿送进哈佛，就像当初我失去妈妈的庇佑也一样独立成长。
“记得我怀孕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妈指着一盆盛开的玫瑰在冲我笑，我觉得那盆玫瑰就象征着我的女儿婷婷，她一定能够成才。所以在婷婷一岁生日的时候，我就买了盆红玫瑰，一直养到现在。打小我就经常给婷婷讲那个关于玫瑰的梦，我跟她说那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启示。后来婷婷再大些，养花的工作就交给她了，她爱得跟珍宝似的。
“婷婷确实很乖巧懂事，从小到大在学习上从来就没让我操过心，年年都考第一，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拿的那个奖啊，数都数不过来。她是我生活中唯一的骄傲，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听到别人对女儿的夸赞。那时候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负担很重，天天除了在单位忙，有时还给别的公司做做账，赚点外快，毕竟要给孩子攒钱出国留学嘛。婷婷小学四年级之后就不用我接送了，自己上下学，自己去辅导班，放学后自己做饭吃，隔三岔五地就帮我去超市买买东西。我经常加班，回家晚了，她还会给我煮上一碗面，里面打个荷包蛋，放把小油菜，味道特别好。其实那么多年来，都是这个孩子在照顾我，我都习惯了她的自立、自律和自觉。但这种习以为常并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儿，曹丽云有些哽咽，眼睛望着自己的手指，思绪不知飘向了何处。
“婷婷这孩子平时不爱说话，可能她知道我的不容易，所以即便碰到点儿事也不跟我讲。有一次我回家特别晚，一进家门儿，就看见满屋子的水，婷婷正拿着扫帚墩布在那儿扫水，原来是暖气跑水了。那天我特别累，就没好气地问婷婷是怎么回事，孩子说是觉得暖气不热，她想给放放气儿，没承想把阀门给拧滑脱了。我一边收拾一边数落她，说这种事可以等我回来再弄，或者早点儿给我打电话，我可以找人来修，这大晚上的可怎么办，不是没事找事吗？孩子哭了半天最后说，‘妈妈，对不起，我就是怕给你找麻烦’。是的，现在想想，这孩子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对不起’。
“08年，婷婷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通过了注会考试，升任了财务主管。我们都更加忙碌，但生活也在一点点变好，充满了活力与希望。可这一切都在09年结束了。那是4月份的一个周末，居委会主任突然带着两个警察来到我家，当时我们娘儿俩正在晾衣服。婷婷一看见警察，吓得手里的衣服都掉地上了。那个女警察带婷婷去了卧室，剩下的男警察告诉我，说我的女儿可能在去年10月份遭遇了性侵，那个强奸犯前段时间在侵犯别的女孩子的时候被抓，又供出了婷婷的案子，他们是来调查取证的。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都不会转了，也不会思考，一下子冲进屋扯着婷婷不停地吼，追问她到底怎么回事。两个警察忙把我拉开，女警察告诉我，那个案犯一直冒充电影学院的老师或星探什么的，诱骗女孩子去他家面试辅导，然后实施侵犯。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婷婷，问她，你平时连电视都不怎么看，怎么会对当演员当明星那么感兴趣？怎么会人家一忽悠你就跟着去了呢？而且过了这么长时间你都不告诉我！婷婷站在那儿，咬着嘴唇一言不发，警察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们的想法父母不一定全知道，现在孩子已然受到严重伤害，你应该多安慰她，给她足够的安全感，而不是追究责任和埋怨。警察又问我，这半年的时间，你就没发现你的女儿有什么不对劲？我努力地回想着，却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这让我感到既羞耻又懊恼。
“这件事儿过后，我一下子就颓了下来，上班时不敢跟别人对视，下班后尽可能地耗到很晚才回家，我不愿见任何人，觉得自己已经沦为别人的议论对象了。回到家里，婷婷照旧把饭给我做好，我也只是扒拉两口。婷婷跟我说她期末考试又考了第几名，我也没有心思听。那时候，我满脑子都在想：生活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不公平，自己辛苦付出了那么多全都毁于一旦，没希望了，没希望了……
“对于婷婷，我知道孩子受了很大的伤害和委屈，作为母亲，我应该给予她力量和温暖，可我做不到。那种感觉很复杂——怎么说呢，就像一件白衬衫被染了墨点，让人既感到沮丧又厌恶。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相处了，一个女孩子突然变成了女人，我实在接受不了。虽然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婷婷一定感受得到。
“一天，我突然发现那盆玫瑰长了白花花的蚜虫，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一边哭一边拿着剪刀疯狂地剪着那些枝叶，然后狠狠地将剪刀摔在地上。婷婷听到动静从屋子里跑出来，呆呆地看着地上散落的花枝和剪刀。我强装镇定地让她回屋，说，花长虫子了，明天还是扔掉的好。
“没想到，这是我跟婷婷说的最后一句话。”
说到这儿，曹丽云已泪如雨下。
“第二天晚上我回家，推开家门，屋子里漆黑一片，静得吓人。我摸索着打开灯，看见饭桌上有炒好的西葫芦和煎蛋，电饭煲里的饭还热的，我推开婷婷的卧室门，看见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暑假作业，却不见她的影子。我一下子慌了神，忙跑下楼，发现她的自行车不见了，我在小区周边转了好几圈，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我跌跌撞撞地跑去派出所报了警。警察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她爱好什么、跟哪个同学最要好、有没有喜欢的男同学、平时爱去什么地方……我发现我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那一刻，我恍惚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么个女儿，我只是不断重复地说昨晚我冲她发了脾气。后来警察又调了监控，看见婷婷穿了件白色的连衣裙骑车出了小区，那件裙子是她考上重点高中我奖励给她的，还带她去了香山，那是我们娘俩为数不多的一次郊游，拍了好多照片，婷婷的笑声好似还在我耳边……我连忙对警察说，她可能去了香山。
“四天之后，警察果然在香山旁边的野山上找到了婷婷，发现她时，她吊在一棵树上，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婷婷的后事是亲戚朋友帮我办的，我没有去，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绝望。知道的人都说婷婷是因为那件事想不开才自杀的，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才是杀死女儿的凶手。我养了她十六年，只是把她当作我实现个人目标的一个工具，我甚至不了解这个工具的构造，大概是觉得一个工具不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现在都不敢去想，婷婷在遭受侵犯时是多么的恐惧，她把绳子拴上枝头时是多么的绝望。她一定是恨我的，否则怎么会什么也没留下。
“我天天在家里就这么想啊想啊，要不是表姐在身边看着我，我可能也就不在了。忽然有那么一天，我突然看见那盆放在角落的玫瑰花长出了新芽，我忙把它端到窗台上，重新给它修枝浇水。表姐说，你看这托盘底下压着什么？我回身一看，地上掉落了一张小纸条，我颤抖着把它捡起展开，上面写着——‘妈妈，对不起！日后请帮我照顾好它！’
“婷婷……婷婷到死还把生的希望留给我，她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我却把她弄丢了，我的罪孽一辈子也赎不完……”
曹丽云已经泣不成声，韩大姐忙跑上前去抱住她：“好了，丽云，别再说了。”
曹丽云激动得难以自制，几位师兄只能先把她搀了出去。
此时，所有的疑云已然散去，但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
过了几日，曹丽云悄悄辞去财务管理的职务，再也没来过禅修班。
一个多月后，韩大姐约我一起去曹丽云家看看，开门的却是一对陌生的中年夫妇和他们上中学的女儿。
他们说自己也是佛弟子，跟曹丽云是在一个佛教网站上认识的，现在租住在这里，
至于曹丽云搬去哪里，他们也不知道。
曹丽云走时什么都没带，除了那盆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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