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农民外出打工从事最多的职业就是建筑工。通常先从小工做起，平时有点眼色、多讨好一下大工，跟大工学着砌墙、扎钢筋、支模板，慢慢也就变成大工了。胆子大、脑瓜灵的，慢慢学着包工程，就成了包工头。
我曾在郑州的建筑工地做过一年多，都是在G老板承包的工地当小工。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网上特地搜了一下G老板的名字，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总了，头衔一大堆，什么优秀企业家，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创业之星等等。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民工能混到这个地步，确实不简单。如今他的公司不但在全国承包建筑工程，甚至开始走出国门，看G老板和一群外国政要合影，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我只是有些疑问——他在国外招募的建筑工人的待遇怎么样？一天做多少个小时？国外的劳动法和国内的劳动法之间的差别大吗？
1
初中辍学之后，我先是在家种田、放牛。1999年正月，我跟着一群老乡去新疆干水电工。刚去没什么活儿，玩了一个多月，后来接到活儿了，就没有一天休息了。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接水管，穿电线、挖沟，在墙上打洞，没一样轻松活儿。我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9个小时左右，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能休息10几分钟。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每天工作19个小时、连着几个月一天都不休息的工人，他们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眼珠子通红，眼睛四周的皮肤也通红，不断地蜕皮，一层一层的皮翘起来，看着就想用指甲抠，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着根本受不了。
我记得那个工地（据说是“妇联大楼”，是区妇联还是市妇联我就不清楚了）连厕所都没有，工人们都去旁边一栋废弃的框架楼里方便。晚上去楼上，白天去地下室。有的工人累得拉屎的时候就能睡着了，直接坐在了自己拉的大便上。可他仍旧没醒，就那样光着屁股，带着满屁股的屎睡着了。
每天真困呀！我那时候最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他经常失眠睡不着？每天为了避免睡过去，我总是带着一瓶水，困得实在受不住了，就往头上浇一点。
做了半年，我非常想家，实在受不住了，就跑回了家。那年老家大旱，几个月滴雨未下，家里的水稻都焦枯了，能点着火。家里这么困难，我在外面又没挣到钱，觉得怪丢人的，怕邻居看见我，我就在种菜的小屋里躲到天黑才敢往家走。
我在家玩了几天，又去了信阳的建筑工地。和我在新疆的经历比起来，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就像一下子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2000年，西部大开发，人们都一窝蜂似地往新疆跑。一个包工头又来找我去新疆打工，包年，一年给3500元。一听他提起“新疆”两个字，我就发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去年人家找我去新疆，还是4000元一年，今年不但没涨，还少了500。这个包工头说得很好听：“虽然给得不高，但钱过硬，过年回来一分钱不少。”
他见我不去，又去找我的发小小鹏和小亮。小鹏初中辍学后在修车铺当了2年学徒，没有工资，听说去新疆可以挣钱，他想去——他很想考个驾照，正缺这笔钱；小亮初中辍学之后无处可去，也想去。
他们两个来找我，劝我同去，我则劝他们别去。结果我们谁也没有劝动谁，他们两个到底还是去新疆了，我依然留在家里放牛种田。
到了夏天，小亮跟去年的我一样，也狼狈地逃回来了。我那时临走前包工头还给了300元路费，他却是一分钱没拿到。
小鹏是到过年才回来，穿着一身破衣服，跟个乞丐一样。辛苦忙碌一年，只拿到900多块钱，就这，还是他豁出命去要回来的。
在乌鲁木齐上火车之前，包工头不给工钱。拿不到钱，小鹏死活不上火车。包工头担心把小鹏扔在新疆丢了，到时小鹏的父亲找他要人，就搂着小鹏的肩膀劝他：“老弟，先跟我回去，回到家就给你结账。我是看你小，这一路上小偷多，钱给你再弄丢了，你咋不知道好歹吔？”
小鹏说：“弄丢了不让你管，你把钱给我就行了。”
包工头又说：“先跟我回家好啵老弟？回到老家，我要不给你钱，我家里的彩电、冰箱随便你搬。”
几十个工人，大家都傻傻地站着，看着小鹏一个人跟包工头闹。眼瞅着火车快开了，包工头只好把小鹏拉到一边，偷偷地往他口袋里塞了一沓钱。小鹏也没敢掏出来看，隔着口袋摸了摸，还挺厚的，终于答应上车了。
在火车的厕所里，小鹏把钱掏出来数了数，才发现都是小面额，只有900多块钱。回来之后，他再也没能要回一毛钱。
小亮回来玩了几天，我们一起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之后我又去跟着一个河北老板学着安装锅炉、烧锅炉，后来又去服装厂当学徒。反正就是没啥正经工作，到处流浪。
2
2002年正月廿六，我和表哥一起去郑州建筑工地打工。那年我20岁，表哥24岁。表哥是头一次出门打工。他高中辍学后在我们村小学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因学历太低，于2001年秋被清退。
之所以决定去郑州的建筑工地打工，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包工头G老板在那里混出名堂了。他每年同时承包着10多个工地，手下有1000多个农民工。老家有不少人在他的工地干活，过年回到村里，都说G老板人不错，从不欠工人的钱——单这一条，在当时就超过了绝大部分的包工头。
据那些回来的人说，啥也不会的小工一天都能挣27块钱，大工那就挣得更多了。伙食也好，每天都有肉。早饭有油条、菜角、糖糕吃——嚯，了不起！你们见过哪个老板舍得给农民工吃这些？
那时候的农民工待遇极低，早上能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工资高、不欠钱、伙食好，有这3条就足够了，还要啥自行车？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就要去跟着G老板干。G老板手下有20多个工头，负责招募工人、领着工人去工地，然后指挥着工人干活。我们村就有个工头，是G老板老婆的姐夫，姓周。
走的那天上午，表哥先扛着蛇皮袋来到我家，我也开始收拾行李。那时候农民工的行李都很简单——先把被子卷紧实，塞到蛇皮袋里，再塞进两件平时穿的衣服和一双布鞋，接着拿一个碗和一双筷子——我现在都觉得那时的自己简直莫名其妙，为啥要带碗和筷子？去郑州再买不行吗？可那时候农民工都是这样做的，人人都自带着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我扛着蛇皮袋，和表哥一起去了周工家。周工家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每人都扛着一个大蛇皮袋。周工见人来得太多，就淘汰了一部分——超过50岁的不要，不满18岁的也不要；太胖的不要，太瘦的也不要。那年代找工作不容易，就是又脏又累的建筑工，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建筑工地都是粗笨活儿，不需要太多的技巧，有力气就行。我和表哥都很健壮，自然都入选了。
有个小伙子的父亲，为了让周工多关照自己的儿子，自告奋勇开着他家的手扶拖拉机送我们去街上。我们把蛇皮袋放在车斗儿中间，然后坐在蛇皮袋上，挤了满满一车。为了防止挤下去，我们就手拉着手。
之后，我们又从街上坐班车去明港火车站。提起明港，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但这旁边以前有一个五七干校，钱钟书和杨绛曾经在这里待过，他们也曾多次从明港火车站往返北京。
我们买的都是无座票，在明港等到晚上8点多，周工听说火车快来了，就把我们集中到站台上等着。黑压压的一大片，约有上千人，几乎全是衣着朴素、头发蓬乱、扛着大蛇皮袋的农民工。
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有人喊了一嗓子：“火车来了！”人群骚动起来，都伸着脖子往南看。一辆破旧的绿皮火车慢慢驶过来，车灯喷射出刺眼的光芒。火车还没停稳，大家就扛着蛇皮袋往车门跟前挤，乱哄哄的。有些人被挤倒了，被踩得直叫唤。好不容易挤到车门前，车门却不开。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车厢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周工发现火车里坐着一个熟人，就使劲拍打车窗玻璃。那人扭头往外看，也认出了周工——后来听说他是在信阳站上的车，也是去郑州的建筑工地打工。那人忙起身把车窗往上提，刚提了一条缝，就被车里的几个男人摁住了，里面已经够挤了，他们不想我们也爬上去。
有工友拿出撬棍插在窗缝里往上撬，有工友指着那几个男人叫骂。那几个男人看我们这么多人，也不敢再阻拦了。车窗终于提上去了，我们纷纷顺着车窗往里爬。我先把蛇皮袋塞了进去，接着猛地往上一窜，上半身探进了车窗。表哥在下面推了我一把，我顺利地钻进去了。再回头去拉表哥，火车就启动了，表哥没能上来——跟我们一起的，有一大半人都没能上来，车门始终就没打开过，他们又在明港火车站等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才挤上火车。
3
第二天早上天快亮的时候，我到了郑州。周工打了几辆车，把我们送到一处很大的工地，然后他带着一部分人去了另一个工地。我们留下的人都有些生周工的气，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原指望能跟着他受些照顾，没想到他把我们留给了一个陌生的工头。
这个工地的工头是老板的亲弟弟，人长得胖胖的，看上去很和善。建筑的主体已经完工了，我们每天就干些挖沟打墙、修修补补的小活儿。一天，工头派我们抬着电焊机去把预留洞口的钢筋烧断。20多层楼，从楼顶上，一层一层往下烧，烧断的钢筋就从洞口掉下去。我们烧到底层才发现，最下面的房子里竟然还住着人，烧红的钢筋从洞口砸下来，引燃了被子。从上面下来的我们只看到门敞开着，屋里一片狼藉，门口扔着被子，被子上湿漉漉的，上面都是洞。这个房子里面是不许住人的，所以也没人追究责任，烧了就烧了。现在想来，我只是觉得好危险——万一屋里睡着孩子可怎么得了？
工头很喜欢下象棋，因为我的象棋下得好，他就经常让我陪他下，说下象棋也算工。
这里的伙食并不算好，素菜中只有些许肉星，一天还扣5元的伙食费。早上也并没有什么传说中的油条、菜角、糖糕——也许以前是有，今年看来的人多了，也就没有了。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才真正吃了一顿肉，纯的，全是肉，每人半碗。
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黄色的搪瓷碗，一个打菜，一个打饭。一群工人就围在肉锅四周，右手拿着碗伸到厨师面前，厨师也不抬头看人，看见碗伸过来，就舀一大勺肉倒在里面，得了肉的人就转身去打米饭。
我们村的老胡家里有3个孩子，都在上学，负担重。我们没结婚的小年轻偶尔会去街上买些卤肉吃，他从来不买，把钱省下来，寄回去给孩子用。他带的被子又旧又单薄，身上穿的又脏又破。天冷时，建筑工地的小头头们都会发一件军大衣，有个晚上，一个小头头在工地视察，突然感觉楼上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淋了他一头——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在楼上拉屎。可把小头头气坏了，他破口大骂，发誓要把肇事者找出来，狠狠惩治。可到底也没把人找出来，小头目就把沾了屎的军大衣也扔在了垃圾堆上。老胡看见了，抢步上前，一把薅住了，如获至宝，生怕别人抢似的。军大衣没法洗，老胡就放在太阳下晒了晒，又用刷子刷干净，晚上睡觉时盖在身上，高兴了好几天。可年轻人都觉得恶心，说他的军大衣散着臭味儿。
吃肉那天，别人都打了半碗肉，只有老胡留了个心眼，他把右手伸过去打了半碗，缩回来，又把左手伸过去打了半碗。
做了两个多月，我们又被调到郑州火车站后面的“水电段”工地。这个工地很小，只有一栋8层高的楼。工头姓黄，还不满30岁。
表哥也在这个工地，他头一年出门打工，很想干出一点名堂来。黄工一叫他的名字，他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大叫一声“到！”以至于工友们都以为他当过兵，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表哥有一件灰色的旧秋衣，每天干活时都穿着。这件秋衣的后脖领子顺着脊梁骨往下，有一片颜色很深，很像是汗湿的，无论谁看表哥一眼，都觉得他很卖力，所以黄工也很喜欢表哥。
在这个工地，我终于吃到了传说中的油条、菜角和糖糕。只是不能随便吃，一个人只能吃两个。每天早上这些东西刚被送过来，就有人把菜角先抢走了，接着是糖糕，最后是油条。
后来建筑公司的经理送来一个小伙子，长得极帅，像王一博。我们看他长得白白嫩嫩的，都说他干不了三天就得走。结果他却坚持下来了，连着干了一个多月也没走。他说送他来的经理是他舅舅，看他每天出入娱乐场所，怕他学坏了，就把他送到工地，从头学着包工程。只要他学会了，有他舅舅这个经理在，不愁包不到工程。他还买了几本建筑施工的书，每天下工了翻一翻。
4
有一天，黄工叫了几辆出租车，带着我们去另一个工地要账。加上别的几个工地去要账的，一共去了100多人。我们围在那家建筑工地的办公室门口，把经理堵在了里面。有个工头还找来一个白布条，上书几个大黑字：“还我血汗钱！”然后让2个工人各拿一根棍子，举着在街上走，后面还跟着几十个农民工。
几个经理被堵在办公室，出不得进不得。他们报了警，警察开着车来了，见工地门口围着这么多人，摇下车窗问了问，得知是经济纠纷，又摇上车窗走了。
一个女经理爬上办公室门口的桌子，对着我们讲话，说工钱已经付给我们的老板了，要工钱应该去找G老板，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公司是扣了你们老板几万块钱，可那是因为他不按要求施工，出现了很大的质量问题……”
黄工小声对我们说：“别听她讲，让她还钱。”
于是，我们都举着拳头高喊：“还钱！还钱！”
那个女经理讲了个把小时，可工人只是高声叫着“还钱”，她气得哭起来。工人都听工头的，让干吗就干吗，我们根本不管建筑公司跟包工头有什么纠纷。僵持了一天，建筑公司只能给钱。
我听老工人说，他们去年去过另一家建筑公司要账。那家建筑公司不但拖欠了一部分工程款，还把他们赶走了，把做了一半的工程交给了另一个包工头。他们那次去，不只要追回拖欠的工程款，还准备跟另一个包工头手下的工人打架。那个包工头手下有200多人，为了确保能打赢，他们去了500多人。为了能在混战中区分敌我，工头给每人发了只白手套，统一戴在右手上。听说还有“战前动员”，说万一哪个工人打死了，他的老婆孩子由G老板负责养。最后，他们赶跑了对方的工人，建筑公司没有办法，只得把工程重新交给他们做。
看来，想当一个包工头，远不是外行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只会精明算计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敢打敢拼，就像王健林说的：“胆子大一点！”要是怕把人打死偿命赔钱，就做不了包工头。
得知自己不是当包工头的材料之后，那个帅小伙就跑了。几本建筑施工的书扔在他睡过的地方，我拿过来翻了翻，几乎还是全新的。我表哥也不再想着当包工头了，干活也没那么卖力了。
夏天，“水电段”的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又被调去盖河南理工大学（当时还叫焦作工学院）图书馆。这处工地的工头姓王，是我们隔壁村子的。在帮G老板带工之前，他也包些小工程，手下也有一群建筑工人，全是我们那里的，绝大部分跟他都是亲戚，有叫他叔叔的，有叫他舅舅的，有叫他姨父的。
所以，每天派活儿，就按亲疏关系，最轻松的、工价最高的活儿，先安排给最亲的人，依此类推。我表哥的老婆是王工的表妹，按说也算有关系，但依旧被安排了最脏最累的活儿——拉水泥包。安排完了，王工还笑着对我表哥说：“老表，你受累呀。”
像我这样什么亲戚关系也没有的，当然也派不到好活儿，只能跟着表哥一起拉水泥包。这处工地的混凝土是自己搅拌的。表哥扶着翻斗车，我和另一个小伙子用铁钩子钩起100斤重的水泥包，扔在车里，一次装9包，堆起多高。然后表哥扶着车把，我们两个帮着，把车推上一道上坡，再把水泥包倒在搅拌机旁。
天热，我和表哥只穿着短裤短袖，搭班的小伙子干脆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沾上水泥灰，跟个泥猴似的。晚上没有洗澡的地方，反正工地都是男人，大家就站在院子里拿着自来水管往身上冲。水泥都结在身上了，根本洗不掉。
我们住的工棚里很潮湿，地面铺着一层砖头，踩上去“咕唧咕唧”直冒水。有个40来岁的男人，每天夜里发神经。多年前，他家新建了3间瓦房，他请来木匠做门，门做好了，木匠走了，他老婆也跟着木匠一起跑了。之后他怀里揣着刀子去外面找了一年，也没找到人，从此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有时在深夜里，我们睡得正香，他就忽然咬着牙，恶狠狠地怪叫起来：“我X你妈，我要杀了你呀……”叫着叫着，就手脚乱弹起来，好像正在与梦中的仇敌进行激烈地搏斗。
工地的伙食很差，清汤寡水的，别说吃肉了，连油都没多少。在给我们工人吃的菜盆旁边，有一小盆瘦肉炒豆干，香喷喷的，是厨师自己出钱做的，可以卖给工人，5块钱一勺。那时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做10几个小时工，扣除饭钱，一天也就剩20块钱左右，一勺菜就要5块钱，舍不得呀！没结婚的光棍汉偶尔还能买一勺，养家糊口的中年人只能盯着肉菜，想着千里之外每天在田地中挥汗如雨的老婆，想着正在读高中、读大学的儿子、女儿，喉结动着，就是舍不得买。厨师用勺子磕一下菜盆，问他：“来一勺？”他扭过头去，一边吞咽着口水，一边强笑着说：“我不喜欢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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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的工地干了一个多月，已经到了秋天。我听说黄工又调到了一个新工地当了工头，就决定去投奔他。我用公用电话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自己还暂住在“水电段”，让我直接去那里找他。
我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爸爸说，前年带着小鹏和小亮去新疆打工的包工头又接了个活儿，可因为前年的钱还没结清，没人去给他干，他急了，自己动手干，结果从楼上掉下来，把头摔破了，当场身亡，听我们村的人说，包工头掉到半空时，还大喊了一声“救命”——这下，小鹏的工钱也彻底没指望了。
我找王工支取了200块钱，说了我的打算，他同意了。于是，我把被子塞进蛇皮袋，扛着，坐上了从焦作到郑州的大巴。大巴前面的电视上放着《我的野蛮女友》，我看了一路，也想了一路：同样都是年轻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每天穿得干干净净，正常地上学、恋爱，而像我这样的青年农民，却只能扛着蛇皮袋，拿着微不足道的工钱，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
我从郑州火车站旁边的那个汽车站下车，一个男的喊我坐他的出租车，应该不是正规的出租车。我想着“水电段”也不远，再加上又扛着行李，干脆就奢侈一下，打车过去吧。我坐上车，告诉他去哪里，他开着车慢慢往前走，说不知道“水电段”在哪儿——“水电段”就在火车站后面，挺大一个院子，正经开出租车的不可能不知道。我告诉他怎么走，他就在汽车站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刚才的地方。我想还是不坐算了，走过去吧，就拉开车门下车，男人拉住我说：“欸——你坐车不给钱哪？”
我们争执起来，拉拉扯扯。一下子围过来好几个他的同伙，他们把我摁在车上，把我口袋里仅有的100多块钱全掏走了。
就这样，我身无分文，扛着蛇皮袋去了“水电段”。工程早已完工，工人都搬走了，只有黄工一家还住在这里。黄工的儿子还认得我，见到我热情地迎上来叫“叔叔”，可我却两手空空，啥礼物也没给他买，挺尴尬的。黄工请我在小餐馆吃了点饭，下午我就跟着他去了位于中国船舶713研究所院内的工地。
这个工地刚开始建，还没什么人。我是头一个来投奔黄工的，他很高兴，他在工地没有亲戚，我最先来投奔他，他就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后来派活儿的时候也对我处处照顾，把最轻松的活儿都派给我干。
这处工地是两个包工头合伙承包的，黄工是正工头，还有一个胖大的男人是副工头（其实是另一个包工头的手下）。副工头的一只眼睛坏了，大家私下都叫他“独眼龙”。独眼龙的枕头底下压着一本《金瓶梅》，每天睡觉之前拿出来看一会儿。
浇筑混凝土时，中间不能停工，如果这个工地的人忙不过来，就得从别的工地调人来帮忙。我们干了一天，接着又干了一夜。
天黑了，站在楼顶上，可以看到街道上霓虹灯闪烁，车灯如流水，下班的人潮正在奔赴一个叫“家”的地方。夜渐渐深了，住宅楼上的灯光渐次熄灭，街道上也安静了下来，只偶尔有一辆车快速驶过，或者有三五醉汉嚎叫几声。我们也开始了一夜中最困的时候，人人都盼望着混凝土输送车能出点故障，好歇一会儿。偶尔有了10几分钟喘息的时间，大家就赶紧坐下，把胳膊搭在膝盖上，把脑袋枕着胳膊上，睡一小会儿。我发现吃零食可以驱赶睡意，每到上夜班时，就带些饼干或糖果，困得受不住了，就放一块在嘴里，慢慢吃着，立刻就不困了。
度过极其难熬的两三个小时，街道上就响起了“呼啦呼啦”的声音，那是另一群底层的苦命人——环卫工——起来扫大街了。再过个把小时，路灯灭了，街道上又热闹起来。我们仍旧不得休息，接着又干了一天。连着干了两天一夜，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说什么也不肯再干了。有的人就回到工棚洗了脚，钻进被窝里睡了。
独眼龙是出了名的心黑，所有的工人都不喜欢他，一听说他在这里当副工头，调谁谁都不愿意过来。他没办法，只好在工棚里大呼小叫，喊我们接着起来干，见大家都在大通铺上裹着被子不动，他就直接动手，抓着工人的脚脖子往外拽，把人连着被子扯到地上。洗脚时，地上都被溅湿了，所以被子也弄脏了。可独眼龙不管这些，只管大吼着：“今天不干完，谁也别想睡觉！”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起来接着干。寒冷的北风裹着雪花呜呜地吹着，所有的人都面无表情，不笑也不说话，每个人都跟木偶一样，只是机械地动着，就这样又干了一夜。好在那时候大家的身体都很壮实，连着干了两天两夜没合眼，居然没有一个猝死的。
6
那时候，全国的建筑工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上班没有固定的时间，都以天亮天黑为准。夏天天亮得早，黑得晚，但中午太热，容易中暑，所以吃过饭要午休2个小时左右；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那就全天不休息。总之，每天的工作时长在13个小时左右。
按理说，这工作时长不算短了，可G老板仍不满意，他又研究出了一个新办法：竞争上岗。
浇筑完混凝土，工地里的活儿就不多了。想干活儿，就得早点起来。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工棚外的马路上就有退休的城里人在早起锻炼身体，他时而慢跑，时而站在那里喊叫：“喔吙吙……”只要听到这样的喊叫声，黄工就会跑过来猛地推开工棚的大门，打开灯，大吼一声：“上班了，快起床！”
大家匆匆起来，来不及刷牙洗脸，跑到食堂抓起两个馒头，一边吃一边往工地走。有的工人为了能抢到活儿，就跑了起来，然后所有的人都跑了起来。几个工人跑在最前面，我们一大群工人跟在后面跑。一大群工人，跑步的动静还是挺大的，家属楼上的住户纷纷打开窗户，奇怪地朝下面看。有一个老头不明所以，还以为我们是在追打前面的那几个人，就大声喊：“你们干什么？可不能打人呀！”
跑到工地门口，工地的大铁门锁着，只开了旁边的小门。黄工站在小门旁边，用右手点着工人数道：“1、2、3……30，好了，够了，后面的不要进来了，想上班明天早点起来。”
黄工说完，锁上小门，后面的一群工人只能失望地返回宿舍，接着睡觉。睡到8、9点钟起床，然后百无聊赖地蹲在马路牙子上晒着太阳，目光呆滞地左看看右看看。一天很快就会过去，不但没挣到钱，还要倒贴几元饭钱，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会起得更早、跑得更快，争取能抢到活儿干。
每天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早，到了工地门口，工地还是黑的，完全靠塔吊上的大灯照亮。有的工人觉得黄工的心太黑了，私下里骂他，可他也只是按老板的命令行事而已。
有一天早上，黄工刚给我们派完活儿，工地朝向大马路的那个大门忽然灯光一闪，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了门外，从车上下来的正是G老板。黄工忙拿着钥匙去开门，老板没进来，跟黄工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一会儿，黄工跑过来，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好险，你们要再晚5分钟上班，就要被老板抓个正着，我又要挨熊了。”
有个小伙子刚干了10几天就想走，说这里太累了，工作时间太长了。他的叔叔劝他留下来，跟他熟识的工友也劝他。他们纷纷说起自己以前在全国各地的打工经历，工作时间更长，伙食更差，不但吃不饱，还要不到工钱。说来说去，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哪个老板不是一样呢？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再想想我自己打工的经历，可不是咋的——去新疆“无偿”打工的经历就不提了，之前去北京服装厂，每天早上8点上班，一直干到深夜12点下班，工作时间比这还长，工资还不好要，而且伙食差，吃不饱，晚上27个男男女女挤在一间小屋里睡觉。相比这下，在G老板这里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7点多就下班了，吃过晚饭，闲来无事，工友们还可以围坐在被窝里打几个小时扑克。虽然也是吃不饱，但听工友们说，G老板从不拖欠工钱。
那小伙子刚从高中辍学，头一次出门打工，还不知道外面世界的险恶，到底还是跑了。有工友就冷嘲热讽，说他懒，不能吃苦，等他去外面转一圈，就知道这里的好了。
我们一直干到腊月廿五，老板娘亲自拿着钱来给我们结算工资。她开着轿车，拿着一大袋现金。老工人经常讲起她的故事：她去年还没买车，就骑着自行车去银行取钱，然后把大袋的现金挂在车把上，骑着去工地给工人发工资；她老公小学都没毕业，工人们都说，他连“黑”字都不会写，她则是高中毕业，有点文化，有很多账都是她来算；最初创业时，资金周转不开，她去一家很有钱的亲戚家借钱，只借2万，亲戚怕她还不起，没借给她，从亲戚家出来，她哭了一路……
确实像老工人所说的那样，所有人的工资都结清了。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包工头都喜欢拖欠农民工的工钱，而G老板能做到一分钱不欠，是非常不容易的。
辛辛苦苦一整年，我也只挣了4000多块钱。除了平时支取的、寄回老家的，到手还剩下不到2000块。我穿着在地摊上买的廉价衣服，扛着蛇皮袋回到老家，看见了衣着光鲜、正在读大学的二姐，她得知我就挣这么点儿钱，就嘲笑我：“咦，要饭的回来啦？我看人家出去打工挣钱都恁容易，你挣钱咋就恁难呢？”
7
在那时候，像我这样没文化、没门路、又蠢笨的人，真的没有任何出路，在家种田更不行。我们村里的人为了分田的事还打过群架——不是为了争地，而是为了争着让别人要地，大家都不要地了，争着把自己的地送给别人，而别人也不想要，最后就打了起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因为那时候农民的税费太重了，高达20多项：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计生费、公路建设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组长工资、乡办电费、村提留、乡建校费、干部报酬、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粮食任务、棉花任务、油脂任务、村地亩款、义务工……上面为了防止地方乱收费，还弄了个“明白卡”。
可村干部把税费分成两个部分，“明白卡”上的和“明白卡”之外的，有些税费是按人收取的，有些是按田地收取的。如果自己的地不种了，承包给别人种，那能收多少承包费呢？——答案是，负数。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地送给别人种，还得倒找别人钱，因为人家承包你的田地，就要帮你缴一部分税费，而你的田地全部的产出还不够缴税费的。
我后来读过本地的一位工商局局长写的回忆录，大致明白了一些，那时的农民的税费为什么会这么多：他初到工商局时，工商局明面上的行政编制18人、事业编制113人，而实际上足足有400多人。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每年局里都定上高额的罚款任务，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能罚款。不仅是工商局，其它“局”也是如此。经常有领导找到他，让他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到工商局，检察院的一位领导让他“安排个人”，他拒绝了，后来检察院说掌握了他贪腐的证据，将他抓起来打了8天。
去年年初，我在上海的汽车天窗厂打工，每小时25块钱，到时间就下班，如果做长期工，还给买上海社保，从不拖欠工资。厂里管饭，不要钱，每顿饭5个小菜，还发水果和饮料。这样的工厂要放在20年前，想进去都得走后门，不送万把块钱的礼，根本没机会进去。可就是这样的条件，现在却不好招人。
我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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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臭名昭著的熊孩子，到我自己当爹的时候，包括我妈和孩子她妈在内的所有人，都为那个“自带熊基因”的小丫头而担忧——要说男孩“熊”，也就那么的了，关键是，女孩啊。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我“熊”过，所以我比他们更知道该怎样去对付熊孩子。
1
鉴于我们爷俩都有“前科”，当学校决定利用国庆长假恶补网课耽误的进度时，女儿的班主任还特意给我发了条短信解释情况。我当然得假装支持，顺道暂扣了女儿的手机——补课那4天，学校一定会严查手机。
然而，补课第一天，小破孩放学回家吃饭时，居然说“明天早上要睡到自然醒”。
我逗她：“咋的，又把投诉电话打到教导处了，被一直放假了？”
女儿乐了，她说她早上一如既往地踩着铃声进教室时，被老师劈头盖脸一顿骂，既然按时到校和迟到是一个结果，她为啥不多睡会儿呢？
我虽然对此表示理解更在心里严重赞同，但这种破罐子破摔可真不成。正面交锋我说不过她，只能侧面迂回：“那你可千万别让老师知道咱俩住得这么近，要不她该半夜过来学鸡叫了。”
女儿愣了两秒，接着都笑出鼻涕泡了，自己抹着眼泪笑骂：“你真烦人，不过‘李扒皮’也是为我们好，我把闹钟提前5分钟就是了。”
小丫头已经高二了，啥都懂了，只不过我越跟她摆事实讲道理，她就越喜欢怼天怼地怼空气 ——看看她自己悟的，多通透？
我把她的班主任老师比作“周扒皮”，也不全是戏谑之言——女儿上网课时，我旁听过这位教数学的李老师的几节课，我不想、更没资格评价她的教学水平，但至少她对孩子们的鞭策，真就差半夜跑窗根底下学鸡叫了。比如，下课拖堂至少5分钟不说，10分钟的课间时间，她也能提前2分钟开麦：“要上课了哈，赶紧坐好了，好收收心……”
我自己也是学生时代过来的，我知道在督促孩子学习方面，除了极少数教学理念很前卫的老师，大多数老师基本都是“周扒皮”；我当然也能假装理解老师们的心情，但我就是想不通，要说男孩被逼急眼了找个地方就能解决，但只给女孩3分钟时间上厕所，这套路估计连“周扒皮”都得汗颜吧？
更让我无语的是，要说在学校上课时，那些已经被教育部门明令禁止的“病休体育老师”等行为不可能发生了，但上网课期间，女儿基本就得从早上6点50一直坐到晚上9点，除了“3分钟课间”、下楼做核酸，连午餐时间都不能超过半小时。
当然，我不能在孩子面前数落学校，女孩子脸皮薄，也不可能像我当年那样直接跟老师对着干，但女儿还是继承了我那“蔫吧淘”的性格——反正老师为了防止学生们上课干别的，要求摄像头必须对着桌面，她就经常让我套上她的校服袖子，在摄像头前握着笔冒充她，顺道帮她写点作业，她则爱干点啥就干点啥，实在没事，就去打打沙包出出汗。
还别说，忙着讲课的老师没精力关注每一个摄像头，这招倒是屡试不爽，只不过，总会有她的小闺蜜开小窗提醒我：“叔叔，把袖子往下拉点，你胳膊上的汗毛太重了……”
2
我和女儿的关系，更像是“合作伙伴”——她听我的，我也听她的。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在这种纯属扯淡的合作关系中，先动手的，是当年那还没有板凳高的小屁孩。其实女儿在4岁回国前还没有那么嚣张，但自从见到了她亲奶奶，就发现她爸是“后娘养的”了，只要她一打电话投诉，她奶奶轻则对我一阵臭骂，更多次则会祭出从小就用来殴打我的擀面杖，拍马赶来帮孙女“打坏蛋”。
更气人的是，小家伙居然狐假虎威地问我：“爸爸，你说我在家得听妈妈的话，在幼儿园还得听老师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啊？”
“那你想咋的？”我算看出来了，这小兔崽子这是压根没拿我当盘菜啊。
“你得听我的，我才能听你的……”
当时我差点乐抽了，让我去听一个小屁孩瞎指挥，想啥呢？但小家伙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确实有点道理，我居然无言以对，便先答应了再说。当大手和小手碰到一起击掌的那一刻，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个小屁孩的混蛋逻辑，居然成了我俩至今还在通力合作的基本准则，而且效果好得出乎我的意料。
对于我们爷俩的荒唐协议，她妈当然嗤之以鼻，更把它当成了我“不正经”的罪证之一。 然而，还没过几天，她自己先败下阵来了。
原本，女儿在国内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俩还算有惊无险地平安渡劫，但随着中英文还没转换利索的女儿对新幼儿园的新鲜感消失，亲历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幼教理念，第二天早上，她就吵着闹着死活不去幼儿园了。
她妈与她斗智斗勇了一个多小时，好说歹说地把小家伙给劝到了幼儿园门口，眼见人家又死死地抓住安全带不肯下车，即使她妈搬出了“圣诞老公公的话”仍旧不好使。最后她妈终于崩溃了，直接拿我当成了出气筒：“你还好意思笑，这才回来几天，看看让你妈给惯成啥样了！”
我也不想跟她争辩“惯孩子”这事她到底有没有贡献，既然轮到我出马了，我就必须先把她给劝离。看着妈妈气鼓鼓地打车上班去了，女儿居然抹着眼泪对我说：“爸爸，咱俩不说好的吗，你听我的，我也听你的，那现在你就听话，我们一起回家吧。”
听话？我当时都乐岔气了，我自己一个从小就没听过话的熊孩子，现在居然被一个幼儿园小班的小屁孩给忽悠了？好在，假装听话那种事对我来说，早就驾轻就熟。
于是，我“听话”地帮女儿系好了安全带，自己开门坐进驾驶位，打着火驶离了幼儿园。“此轮完胜”的小家伙自然高兴得在后座手舞足蹈，但又看到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不停用手机发短信（其实我是在跟她妈汇报情况呢），她又不解地问我：“爸爸，我们怎么不回家呢？”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即装出一副哭相：“你不去幼儿园了，我就得回家陪你玩，爸爸的新同事要是知道我不去上班，他们就得哭一场，而你幼儿园的小朋友没看到你去，他们不也得哭一场吗？”
在小孩心中，没有比“哭一场”更大的事了——小丫头果然中招了，学着我开始犯了愁。 我便趁热打铁：“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你替爸爸去上班，爸爸替你去幼儿园玩，这样不管爸爸的同事，还是你的小朋友，他们都不会哭一场了，是不？”
小破孩那小脑袋瓜哪能转这么大弯啊，即使已经被我忽悠晕了，但也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可是，你的工作我也不会啊，连开车我都不会……”
“可是，你在幼儿园玩的，爸爸可真会啊，那里不光有小朋友，还有那么多漂亮老师陪爸爸玩呢。”
我学着她的口吻说出来时，自己肚子都要憋爆炸了，而小家伙的脑袋里，早就忘了回家的事，在“替我上班”和“去幼儿园玩”之间衡量了片刻，只能叹了口气说：“唉，算了，我还是去幼儿园玩吧……”
小样的，跟谁俩呢？跟她爹比“熊”，她可真差远了。
从那以后，小丫头再没有因为上幼儿园而闹过情绪，除了她是真怕“替爸爸去上班”，也是因为已经在幼儿园里有很多好朋友了，不让她去都不行了。
3
我是个糙人，没上过幼儿园，更对琴棋书画一窍不通，连简谱都不认识。
在女儿的艺术培养方面还得她妈来，她妈在忽悠小屁孩方面那可真是科班出身。但她工作很忙，尤其当她发现我和小家伙的“猪队友”合作关系很有效后，便经常赶鸭子上架地让我陪小屁孩画画、练琴，甚至让我这个200多斤的胖子，陪小丫头练习那些芭蕾里的压腿、压脚尖等高难度动作。
有“参照物”作陪，小丫头自然高兴了，尤其当她发现她爸笨得跟猪一样时，自己倒是来了兴致：“来，爸爸，我教你……”
小丫头在幼儿园混了两年，虽然芭蕾和钢琴那俩玩意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但下棋书画、游泳、滑冰、滑雪，我都快出师了。我是体育生出身，小丫头为了赶超“同一起跑线”的我，那可真是玩了命。在她上小学前，光我俩的各色装备，就把我的书房占得只剩一张写字台了。
我自己喜欢玩拳击，即使她妈认为那玩意太血腥太暴力不适合女孩，但小丫头也总跟在我屁股后面泡在拳房里，而我那个缺心眼的拳击教练，非说等孩子6岁以后再学，我也只能带着她做些类似“拍肩”“踩脚”的闪躲游戏，小家伙也玩得不亦乐乎，连感冒发烧去看医生排队，胳膊腿都软了，还要拉着我玩游戏。
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只是个灵活性训练，也给我惹事了。
女儿5岁那年，她妈忽然接到幼儿园老师电话，说孩子在幼儿园打架了，她妈怕我去添乱，压根没敢告诉我，自己去了周旋了半天也没掰扯明白——人家小男孩脚趾断了两根，加上双方老人全家出动的六七口人，能饶得了她？
其实监控录像已经还原事发经过了：那男孩总拿画笔扎我女儿屁股，我女儿几次告老师无效后，干脆去跟人家“理论”了。那个比我女儿大了一岁还拐弯的男孩明显被惯坏了，抬腿一个“正蹬”踢了过来（自然不可能踢得到），我女儿也明显生气了，躲过去之后抬手就把人家给推倒了，而“金鸡独立”的男孩脚还没收回来，就踢到了桌子上。
女儿她妈是公务人员，不想追究幼儿园老师的责任，更不想把事闹大，但认赔钱认道歉都不好用，而幼儿园老师和后来赶来的警察也都在两边不得罪的基础上和稀泥。于是，万般无奈的她终于想起了我。
我当然也不想搞事，耐着性子各种跟人家道歉，但架不住对方是真得理不饶人，尤其这种孩子间的纠纷能把老人找来耍泼的家长，也真不是啥会说人话的主儿。她妈正忙着控制场面，而已经被吓得嗓子都哭哑了的女儿拉着我衣襟问：“爸爸，你不是说，背心和短裤覆盖的地方，谁都不能碰，连你都不行吗？”
“对，你做得没错。”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根本就不是赔偿不赔偿的问题，那还谈个屁！我也顾不得装斯文了，直接起身冲向了那位闹得最凶的孩子妈妈：“来来来，你让我拿铅笔扎你几下屁股，我赔你两根脚趾头，你敢不？”
女人一愣，警惕地捂住胸口：“你有病吧，臭流氓！”
我又转向了那孩子的爸爸，跟男人我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抓住他衣领：“你来也行，让我把你裤子脱下来扎你几下屁股，我赔你两根脚趾头，你敢不？”
吹牛X，管他男的女的，要真能豁出脸来让我扎屁股，我也真不差骨折两根脚趾头了。
男人已经被我的凶相毕露吓得瘪了茄子，眼见我变了脸，两个老太太不干了，还不敢直接招惹我，急赤白脸地找警察评理：“你们看看，这都什么家长，纯粹地痞流氓。”
出警的两位警官都笑了，尽管警察办案以伤重为原则，也确实是女儿把人家给推倒造成骨折了，但他们又何尝不明白，要是我闺女不躲、让那熊孩子给踢中胸口了，那动手的可能就是我这个“地痞流氓”了。
对付无赖，流氓可真比警察好使，对方自然也没那么嚣张了，而警察也不再和稀泥了，即使“小男孩用画笔扎女孩屁股”这事算不上“性骚扰”，但先动手的，还是那个小男孩，而用手推人这种事，也不能完全算得上“攻击范畴”——警察说了，各自让一步吧，孩子的医药费由保险公司解决，如果还不满意，去法院起诉吧！
出了幼儿园，她妈还在絮絮叨叨地埋怨我，说什么谈不明白可以走法律程序，非要跟人家来横的……我也懒得跟她废话。有些事，可以谈，但如果涉及孩子的价值观甚至人身安全了，那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尤其她还是因为“听我的”而“惹祸”——人家都听我的了，我再让她去赔礼道歉？
更重要的是，在成人眼里，赔款道歉，那只是平息事端的一种方式。但在孩子眼里，只有“对”与“错”的本质区别——她并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呢？
我倒是认为，应该为这事负责任的，不单单是那熊孩子的父母，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教孩子“正蹬”的教练！正如我那“6岁起步”的拳击教练所说，在孩子连左右都分不清、更不可能理解“武德”为何物时，就教他们去攻击别人，那就是犯罪。
4
女儿是个书虫，在幼儿园时还有大把时间属于自己，但自从上了学，时间没那么多了不说，关键还有各种作业。于是，小丫头灵机一动，又跟我“讲条件”了：“爸爸，今天作业太多，我没时间看书了，你帮我写作业呗？”
“行，没问题。”
其实我的本意是先答应下来，再反过来去忽悠她写作业，但写了几笔之后，我忽然计从心来，问她：“你想不想让爸爸一直帮你写作业？”
“耶！那太好了……”
“那这样，老规矩，爸爸听你的帮你写作业，你也听爸爸的，每次期末考试给我考个班级平均线以上，成不？”
小家伙果然中计了，尖叫着冲过来跟我击掌：“谁反悔谁是小狗……”
从那时起，我俩的合作，愉快地开始了。
其实小家伙永远不会明白，相对于她妈和老师的“永远争第一”，我那个“班级平均线以上”的要求看起来很容易达到，但真正执行起来也挺难，毕竟，她说考试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为了保证“让爸爸帮忙写作业”，她不得使劲往前“挤挤”才能确保达到要求吗？除了上课认真听讲，也除了课后认真复习，那些真正重要的作业，她敢让我帮她写吗？
事实上，女儿在学校里就把她认为重要的作业给写完了，至于那些不重要的，统统背回家扔给我，然后自己优哉游哉的，该干嘛干嘛，还没忘了时不时地监督我：“你认真点写，别又让老师看出来了……”
随着小屁孩年级越高，学的东西也开始上难度了。她也不傻，即使在学校里写不完作业，回家也是跟我分工，挑她认为重要的自己写了，把那些不重要的依然扔给我，她自己则该复习复习，该看书看电视玩游戏一点也不耽误。
更重要的是，随着身边的好朋友陆续“失踪”去了补课班，小家伙已经变成了“没人玩的小朋友”，她就越发懂得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自由时间，那不更得努力使使劲来确保她爸继续帮她写作业、更帮她顶住来自她妈的“补课班的威胁”吗？
对于我来说，完成小屁孩的作业难度也挺大，“会不会”倒是次要的，关键从左手写、到右手写、再到右手好好写，统统都能被老师们看出破绽来。老师几次三番地找她妈到学校谈心，她妈回来就对我拳脚相加：“老师说了，你就是没有上进心，你要不帮她写作业，她成绩能进班级前三。”
“那是老师的要求，这不才上小学吗？把自己搞那么累干嘛？”
其实我是真没好意思告诉她，女儿上小学的成绩可比我这个资深学渣要强了太多，当年我的考试成绩在体育班里都倒数，我爸都没着急，现在女儿闲着半拉膀子也最起码能混个班级前十了，我着什么急？
最关键的是，给小家伙创造出足够的自由时间让她自己去安排，而为了“继续让老爸帮忙写作业”，她就必须得确保自己的学习不被落下，在“学”和“玩”中找到平衡点——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自律”吗？
当然了，我也遭遇过高手，比如女儿初中的班主任，自从这家伙发现我在帮孩子写作业，干脆让所有课任老师都给她留了双份作业，其中居然有一份是专门给我留的！好在，从那以后，除了语文和英语，小家伙已经不再让我帮她写作业了，因为她学的越来越难，我根本不会。而且，面临中考的压力了，她自己也意识到，那些作业对她来说，都挺有用。
但我俩之间的合作依然有效，因为小家伙在“听我的”继续把成绩“保持在平均线”以上的同时，还得确保我“听她的”，让她远离补课班。
5
如果按照我的设想，我想让女儿在高中前放飞自我的同时也养成独立学习和自律的习惯，毕竟成绩并不是全部，通过独立学习去掌握的学习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种种原因，我和女儿的合作仅维持到她初二上学期。那时我再一次经历了人生的滑铁卢，破产又离婚后离家了，而女儿只好按她妈的要求去上补习班，很快就被补课班打乱了曾经擅长的学习节奏，直至在中考中折戟。
那些并不重要，毕竟还有3年去准备高考，当然我也知道一所二类重点高中和顶级高中之间的差距以及老师们理念之间的差异确实很大。我只是没想到，等我再回到家，比中考失利更让我闹心的是，女儿非但不再拿我当“合作伙伴”了，更搬出了对付她妈的那套小动作—— 其实这也不怪人家，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这小家伙是我亲生的，她爹曾经那么“熊”，她还能不多少遗传点“熊基因”？
真正让我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是，我在她高一时偶然间发现，她居然每天晚上睡觉前关起门来玩手机！
那天早上，我没让她去上学，我俩聊了许多。
其实关于手机，我和她早就达成了共识，我不会干扰她玩手机，前提是每天最多半小时，而且她还必须达到我俩之间的“成绩要求”。同时，作为“合作伙伴”，她如果要打游戏的话，就必须喊上我一起玩。
事实上，自从她在小学时，就被我这个“猪队友”在游戏中各种搅局拖后腿，她同学都不爱跟我俩玩了，她也早就失去了对游戏的兴趣，即使偶尔玩玩，也只是打发一下时间，并没有成瘾。 但是，真正让她沉迷的是抖音、快手平台里的那些短视频和直播——更让我抓狂的是，起因居然是她妈，因为她妈在抖音里看到了某些励志鸡汤和学习方法后，总会主动推送给她，而那些通过算法攻心的相关推送，更让她欲罢不能！
她妈早就收走了她的手机，但网课用的iPad跟手机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个骨子里就带着她爹的“熊基因”、更在与她爹的斗智斗勇中成长起来的熊孩子，又怎么可能不知道怎样去对抗她妈呢？
当然，她的这种与人斗智斗勇的能力，也是我刻意培养的，因为我认为，这种能力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学习。只不过，她用错了对象。
我自己经营过电脑房（网吧的前身），甚至就是在第一代网络游戏“红色警戒”的风靡中赚到第一桶金的，正因为我见过太多沉迷游戏的人间悲剧，所以我对电脑游戏乃至于后来的网络游戏根本不感冒。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也刷过一天抖音，当我发现那玩意的智能算法居然让我连续刷了超过24小时之后，我就卸载了手机中一切类似软件。
这真不能怪她，面对那些比金钱更能摸透心思的诱惑，我一个成人都曾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她始终还是个孩子，兴趣爱好广泛，又怎能抵挡住那些算法加持下的诱惑呢？更让她欲罢不能的是，她喜欢旅游，网络上又有太多跟她情投意合的主播们。
没收她的手机，貌似是最佳选择，但那同样只会增加她对抗我的理由——我不想要那样的父女关系，更不想她在一所本该更加努力的二流重点高中里，还要花那样的心思来对抗我。思来想去，既然我自己就曾是个熊孩子，那就用熊孩子的方式，去以毒攻毒吧。
那天，我帮她请了一周假，又借了台车带她出去散散心。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囊中羞涩，也不支持我们走太远。好在，在这个全民网络直播的时代里，只要靠近旅游区，我们自然会遇到搞直播的大小网红们，更会看到那些隐藏在摄像头后的真实嘴脸。更让她震惊的是，当她被我带到一处大型网红基地，看到里面每一间“鸽子笼”大小的直播间里，都有一位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在对着镜头卖弄风骚时，她终于开口了：“真恶心，我再也不刷手机了，我们回家吧，明天我就回学校上课。”
亲眼见识到网络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距离，她已经被恶心到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再也不用担心她偷玩手机的事了，毕竟在这个手机能干太多事的时代里，她也确实需要手机去查找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答案。
回程路上，女儿问我：“爸，咱俩之间的协议，还有效不？”
我乐了，当然有效了，即使中间出了点插曲，但那个协议必须有效。
6
从那之后，我和女儿还是合作伙伴，我听她的，她也听我的，即使孩子已经大了，再想忽悠她就容易被“反杀”了，但谁让我是她的“猪队友”呢？
当然了，一个猪队友存在的前提，是女儿有太多“正能量”的导师，比如，她妈，还有学校的各位老师们，在随时为她答疑解惑。反过来，孩子在成长路上，已经有太多人生导师了，不得需要个“猪队友”给她来点“神助攻”吗？
已经上了高二的女儿，在学习上我帮不上她任何忙，但这也不耽误我能看懂她学的是什么，然后再帮她分析一下，现在学的那些数理化史地政里某个单元、某个知识点，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教材里、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帮助，甚至用自己身上血淋淋的教训告诉她“你得去学校听老师的”诸如此类的信息。当然，我分析的肯定不能全对，所以女儿经常用白眼来回复我：“老师给我讲明白了，差点又让你给忽悠了……”
当“防火防盗防猪队友老爸添乱”已经成为肌肉记忆时，“谁讲明白的”根本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明白的是谁”，不是吗？
我是个学渣，别说女儿高中的知识了，连初中的我都不会，但那正是学校老师们所擅长的。而我会的，学校老师真不一定会，这不就是传说中优势互补的“团队合作”吗？这不正是个团队合作的时代吗？
女儿自从中考失利后，我跟她的初中班主任反倒成了哥们，他已经因为总跟领导对着干、更因教学成绩太出色而给同事们“上眼药”而被发配到乡村支教，但他每次放假回来，我俩也总能找机会凑一块喝点。
也就今年年初，我俩喝酒的时候，还聊起了女儿在学校总喜欢在学校借各种机会搞“小动作”，我还逗他：“就他妈让你给惯的……”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位奇葩老师带学生的方式真的很受学生欢迎（见《像他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师，还能多来几个吗？| 人间》），以至于小丫头很难适应那些传统“周扒皮”风格的老师了。
他可能是简装二锅头喝到位了，居然歪着脑袋问我：“你知道孩子们为什么喜欢我吗？”
“因为你不着调呗，因为你能大半夜的带孩子们跑楼顶上看流星雨，更能忽悠孩子们一起打群架呗！”
“不对。”他摇头，“因为在孩子眼里，我跟你们家长不穿一条裤子！”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居然让这个斯斯文文的书生给忽悠了许多年。
女儿刚进初中第一天，我还真就参加过一次他拍着脑瓜子临时组织的家长会，那时他就对所有家长说：“我赚得不多，但也够用，所以请你们不要用任何龌龊的手段来侮辱我，大家都干干净净的，你们才能听我瞎指挥，对不？”
那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家长，都自发地起立为这位正气凛然的老师而鼓掌，而他教女儿3年中，从来就不留任何家长的微信，连微信群都不加入，即使有什么需要跟家长转达的，除非特别紧急直接打电话，也只是每天按学号任命一位学生担任“值日班长”，由学生回家向家长转达，再由家长搁群里通知。
我以为，他如此脱裤子放屁地搞这些，只是为了杜绝那些“龌龊的手段”滋生土壤。但现在这货喝多了，主动揭秘了——他是语文老师，表达能力不是一般地强，人家只说了一句话：“我离你们越近，孩子们就离我越远；而我离你们远了，孩子也离我和你们都近了。”
这句话实在太精辟，当时给我崇拜的吧，都恨不得跪下给他磕头了——这也可能是我俩成为哥们的真正原因吧。我算半个社会人，而他是位奋战在教育最前线的老师，即使我俩的经历风马牛不相干，但在教育理念上，我说的“团队合作”，和他说的“远与近”，还是一个道理吧。
至少，我不想当那种跟老师抱成团、天天逼着孩子学习的家长，那样的话，在孩子的眼里，我就真“跟老师一伙”，而她在孤军奋战了，所以才会怼天怼地怼空气。同样的道理，在这个“进家长委员会都挤破头”的时代里，这种奇葩班主任却在刻意与家长保持距离，为的只是拉近他与青春叛逆期孩子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这就是他能每隔三年就能创造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中考奇迹的根本原因吧？
都说孩子有叛逆期，但他们到底在叛逆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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