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足球运动员，出演慕容复闻名，见证香港娱乐圈起落五十年
大家好，我是香港演员张国强。足球与演戏，占据我职业生涯的全部内容。我曾是一名职业球员，一度代表香港队参加对外赛事，并在球员职业生涯后期转型当演员，饰演了97版《天龙八部》的慕容复、《潜行狙击》的莫一烈、《宫心计》万剑锋等知名角色，经历了香港娱乐圈从70年代末至今的巅峰与平稳的时刻。
这么多年来，不论职业生涯的起起伏伏，我始终不忘自己作为演员的初心，饰演好每一个角色，报答亲友、家人，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现在我还在拍戏，这是我近期的剧照。
1957年，我出生在香港铜锣湾一个普通和热闹的家庭里。当时香港市民贫富悬殊差距巨大，但与现今不同，那个时代无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家庭都会拼命生孩子。我、父母、各位兄弟姐妹，生活在一栋俗称“唐楼”内一个小套间，而楼里住着大概14户“大家庭”，每个家庭少则五六人，多则十余人，我们当时笑称“一楼十四伙”。
当时左邻右里之间走动相当频繁。我们这些孩子们，今天你在我家吃饭，明天我在你家过夜，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每家每户互联互通，物质虽然并不丰富，但充满欢乐。
过年时候，我（右一）和家人穿着西装去影楼留影。
我（中间穿西装）去参加最大的姐姐的婚礼。
20世纪60年代是香港经济转折点，从那时起，香港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犹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经济突飞猛进。虽然同期的香港市民收入还谈不上富裕，但我们见证着经济增长推动市民生活的崛起。
我们这些生活在铜锣湾的孩子群体，体验尤其深刻——现代化规划的维多利亚公园、百货商场、大大小小的新式电影院、正规足球场、体育馆均在自家周边拔地而起，整个过程也就十年左右。当年的家长对众多孩子的管教远远不如现在严格，家长们在课余时间，往往放任孩子们随意出去玩。
我（左一）和弟弟在维多利亚公园玩耍。
那时正好是铜锣湾发展最快的十年，我们这些被放任的孩子，从泥地打滚无缝对接到球场踢球、积攒零花钱去电影院看戏。踢球和看电影成为我少年到青年主要的娱乐方式，为我带来友谊与快乐的回忆，也在我心里种下了两个梦想——球星梦与明星梦。
在20世纪70年代无线电视诞生之前，电视台优质节目、电视剧都要付费收看，很多家庭能接受大额支出购买电视，但对持续付费就敬谢不敏了。电影院就成为我们娱乐的核心。香港电影也在这个氛围下逐渐成长。
试想想，当年我们这些小男孩，哪个没仿效《千手神拳》、《如来神掌》来耍几手“功夫”；年轻人对陈宝珠、萧芳芳的追星和现在一样激烈。对于演戏，我们做不到能像踢足球这样直接上阵，当时也没什么艺人训练班可以报考，但同样阻止不了我们的追梦——我们一群学生自制了类似幻灯片的故事书，以口述配合动作的形式，配合幻灯片来演绎人物，这成为我踢球以外的另一个有趣活动。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家庭收入参差不齐，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买得起电视与玩具。只有足球能让不同家庭的小朋友都能参与其中。我们那时一大班“细路仔”（即小孩子），一到下课就拿着足球去找块空地发泄精力，我对足球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当时的香港足球水准并不差，球星张子岱更是激励着我们这些有“球星梦”的新一代青年沿着这条路前进。在我入读公立小学、中学期间，均被选拔为校队主力成员。我在校外也组织民间球队比赛，在竞技期间不乏碰到职业级水平的对手，在切磋中逐渐找到了自信，觉得自己能走足球的道路。
中学时期，我们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球赛，我是后排中间那个。
我刚开始在愉园训练时的照片。
参加初级青年杯比赛时的报道，我在驹腾队。
在1972年，我和一些队友报考了香港顶级足球俱乐部——愉园的青年军，经过两年在不同组别的征战，我的成绩逐渐得到认可，并成为了愉园的正式球员之一。1975年，亚洲青年杯在中东举行，当时18岁的我也被征召，代表香港足球青年出外比赛。
这段旅程对我影响很大，时隔快五十年了，当时很多细节还历历在目。我第一次代表香港出战、第一次离开家这么久、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
我们参加亚洲青年杯出发前与霍震霆先生（前排左一）合影，我在前排右二。
当时的亚洲赛事并非只在一处举行，需要转战不同场地，印度、泰国、科威特，我们的征战要从东亚一路不断地飞，整个过程整整一个月。我们当时的领队是霍震霆先生。当时他也是第一次做领队，这么一位大商人的公子，居然能这么热忱，从球员的食宿到心理状况，全程事无巨细照料着我们这群二十岁都不到的青少年。
我们赛程紧凑，在印度、在科威特都是落地训练、比赛、总结。我记得第一个对手是巴林。在赛前，霍震霆的父亲，知名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特地从香港飞往比赛现场，给我们打气，让我们无比振奋。他承诺为我们提供比赛奖金，如若打入亚洲八强，更会有多一批奖金。这大大激励了我们这些只是半只脚踏入职业的球员们。我们最终不负众望，成功打入八强。
遗憾的是，我们在八强赛事里遇到当届冠军伊朗足球队，最终也止步八强。霍英东先生觉得我们虽败犹荣，不但兑现了承诺，也邀请我们在泰国游玩，并让我们与当地球队切磋。霍震霆先生也十分高兴，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款金戒指做纪念。
赛后，我与伊朗队交换球衣后留照。
愉园预备组的合影，我是后排右四，后排右一就是后来成为香港足球先生的陈发枝。
我在香港队训练时的照片。
我们这支代表队，后来也在香港足球界开枝散叶，其中我的队友陈发枝更是成为了香港足球先生。在此后，我继续在预备组保持训练。在整整三年后的1977年，我升上了甲组，同时升的还有后来的香港队队长梁帅荣。我们几个经常在广州进行集训，这也是我首次长期在内地生活。
但在同一时期，我年幼时另一个梦想，也得到了一个生根发芽的机会。
大概是1977年左右，我在香港海洋公园游玩时的留影。
时间稍微往前回拨一些，1976年，TVB开拍时装电视剧《无花果》，是以一群青年足球员的生活和恋爱为骨干剧情。当时我还在预备组，经常与谭咏麟、陈百祥等明星组成的“流浪队”预备队较量。当我获悉有这个演戏机会，同时主演还是经常比拼球技的“叻哥”（陈百祥）女友时，我们就产生了兴趣，一同报名，并成功当上了演员。
这次的演出让我大开眼界，我和周润发先生、赵雅芝小姐同台演出，也让我真正见识到何为专业演员，何为拍摄技术与镜头，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这部剧都是单元化的独立故事，每个人身上戏份不多，很快便杀青了，但在我心里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之后，当电视台有什么需要，我也积极出演，这也意味着，我顺利成为了一名兼职的演员。
在随后两年里，我一边在愉园甲组继续进行着球员的职业生涯，一边在TVB进行兼职。同时做两份我喜爱的工作，本来也是十分快乐的，直到1978年，我开始转移重心。
之前我当演员一直处于兼职状态，要时不时去广州集训，日程比较混乱，而且日常时间主要用在踢球方面，一旦需要通宵或者连续多日拍摄的工作我就无法接下来。
1978年，是我开始参与拍戏的两年后，也是我升入甲组的次年，我接到了一部非常前卫歌舞电视剧《青春热潮》的拍摄邀约，同时演出的有任达华、周润华、陈百祥、林子祥等当时知名演员。《青春热潮》电视剧非常成功，我在该剧里角色的名字是KK。
这部电视剧的导演，也是我人生里的一位伯乐——甘国亮导演在开拍前找我谈心。甘导在他统筹的节目里起用过我好几次，但我的兼职状态难以长期拍摄，他对我说：“要不你还是和TVB签约吧，我很想用你，但你的兼职状态，我很难和公司（TVB）说。”他建议我如果想继续深耕演艺行业，最好还是和TVB签“长约”，这样才能确保能找我拍电视剧。
我在无线电视台时的工作留影。
我听出了他的意思，认真思索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哪边都很开心，但已经不得不到抉择的时候了。足球，对当时的我来说，几乎是所有努力与荣誉的源头与归宿，这些比赛、训练的经历塑造了我的身体与人格，说要我一下子轻松放下是很艰难的。
同时发展足球和影视，时间上实在不能兼顾，1981年，在甲组踢了4年，自觉满足后，在陈欣健导演建议下，我选择了正式退役，我的演员生涯走上正轨。
1979年，报纸对我的报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拍戏、演电影了。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经济和娱乐圈都在全面腾飞，香港电影界也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新浪潮电影”的风格，我亦参演其中不少代表性电影，如1979年《点指兵兵》。
那段时间，我一段时间在歌舞片演出献唱，一段时间在不断创新性电影里探索演技，感觉自己充分享受着娱乐圈的每一个工种，为我带来了多元化的满足与快乐。当时我没想到的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等着我。
我（右二）和张国荣、刘德华、梁朝伟等人一起拍摄TVB宣传片。
1982年，我和当时一位TVB的高管开会，对方希望我能策划并统筹一个新的儿童节目，在下午时间播出。我听到这个指示亦比较恍惚，一时也没答应或婉拒，表示要认真考虑。当时的我在甲组踢了四年足球，正式退役，工作主要沉浸在电视与电影方面，主持和综艺是一窍不通，更别提儿童方向的节目。
TVB的儿童节目看似简单，实质复杂。节目每周五集，在工作日的放学时间播出。我们工作日片刻不停地进行外景拍摄。内景棚拍要配合小朋友的假期，只能在周六日马不停蹄拍完五天乃至更多的戏份。这工作极其考验主持和嘉宾的镜头和应对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你很少有闲余时间去接其他工作。
从球员到演员，现在又从演员到主持，这个频繁的变动也让我有些适应不来。经过再三思考，我还是选择接下。首先我考虑自己并非科班出身，再多的机会如果演技跟不上也难以有更好发展，主持节目比演电视剧有着更多的镜头锻炼，其次我也想在新领域挑战自己。经过多次讨论、开会，最终我成为了儿童节目《430穿梭机》的“机长”，主持了4年，在新领域里发光发热。
《430穿梭机》之所谓经典，除了这节目是香港70、80后孩子的童年回忆外，更是因为其中无数制作和主持，后来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传奇影星。节目主题曲由林子祥和张国荣分别献唱，主持人包括梁朝伟、周星驰、郑伊健、曾华倩、蓝洁瑛等等。
这段日子，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宝贵经历和快乐回忆，我相信也对一代香港小朋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我在一个剧组里，40来岁的导演突然问我：“KK哥还记得我不？我小时候在你节目里拿过跳绳冠军啊！”
我（左二）在《430穿梭机》联欢节嘉年华。
我在《430穿梭机》穿着太空服留影。
在这么多主持人里，经常被人问起的还有周星驰。我们毕竟是电视台旗下的演员，内部流动性很大，经常会被调回去拍电视剧或者其他工作。但在最后两年，周星驰与我一直保持着合作。
他是灵感非常踊跃的新人主持，不时为节目带来新鲜元素和玩法，对节目发展助力很大。我记得他当时在节目里引入了霹雳舞，我和他一起学跳舞，工作之余也会讨论电影，是那段时间的珍贵回忆之一。
1983年，我在拍摄节目期间，曾与元彪先生合作拍摄了足球电影《波牛》，在日本等海外市场取得过意想不到的成绩，甚至让我在日本也有了延续至今的影迷会。这次让我与洪金宝先生等同事有了合作经历。
1986年，在我主持了4年儿童节目后，我还是希望想在电影方面扩宽演技，选择离开TVB，在洪金宝先生团队邀请下加入了新创立的德宝电影公司。
我拿着队旗和香港明星足球队队友合影。
我这段时间参与了徐克的《刀马旦》，以及与华仔（刘德华）共同主演《肝胆相照》。徐克导演非常严格，对于我们每幕拍摄的时间都有着严格的控制，指导也非常细致，有时甚至算读秒地限制我走完一段路的时长，以及保持多久的表情神态。
《肝胆相照》的拍摄过程相对就更加刺激，我记得与华仔的一场打戏里，即使有动作指导，我们依然“互殴”到耳朵不停嗡嗡响，感觉是真的打了一场“生死战”。
整个80年代的香港电影，没有任何定形，什么方向什么类型的电影，都有探索的动机与机会，当年拍电影可能还没现在这么赶，一个场景也可以精心打造。像是《东方秃鹰》和《恐怖惊魂夜》等电影，里面的动作设计与分镜设计都无比绝妙，前者的群戏动作片整整拍了半年时间；后者一个几乎无防护直接撞后脑勺的画面，让我至今想起还局促不安。
编剧想到新桥段想立即开拍，演员看到好剧本想立即开拍，导演想到好场景想立即开拍。行业人员最大限度地肯拼、肯想、肯创新，是当时香港电影的特点。
1986年左右，我过生日时的留影。
1988年，我与妻子“拉埋天窗”，正式成家立室。随着进入90年代，香港市场大环境的逐渐平稳，我自身也感觉在职业上触到瓶颈。1991年左右，我为了家庭进行更多方面的投资，增加收入，一边开始在内地做生意，一边也重返电视圈，先去亚视，后来又回到了TVB，继续我的电视剧生涯。
这期间1994年的《第三类法庭》，是我比较意外的转型，本片全部角色以悲剧结局收场，我在其中担任典型斯文败类、恶有恶报反派角色李英杰一角。我感觉很神奇，也很有挑战，以我的想法去代入和构思了这个人物。这时的我经过几年混迹商海，对社会和人心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我构思这个反派角色的立场、思考逻辑、处事手法，他恶是为什么恶，并且要恶得让人信服。最终的观众反馈来看，我是圆满演绎了这一个角色的，同时我也对自己演绎反派角色有了信心，为我下一个角色，也是内地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做了“预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TVB处于其中一个黄金时代，虽然一些知名演员都已经离开电视台，例如早年的发哥和周星驰，但也有很多依然留下的，例如黄日华，也有新生代的演员，例如古天乐。
这个时间里，TVB老中青的人才储备都非常充足，也有意重拍一些大型武侠剧。重拍金庸剧——《天龙八部》，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同时，因为有着这么丰富的老中青人才储备，也让这期间诞生的几部电视剧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电视剧开拍前、拍摄时、放映后一段时间，我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扮演的慕容复这个角色能让观众留下那么深刻印象。当初监制和我们沟通时，我是和过往一样的拍摄心得去分析剧本与角色。《天龙八部》已经有不同的电视、电影版本了。我当时没看过其他版本，我也不再专门回顾前辈们是怎么演绎慕容复。
我认为不管怎么去模仿，不可能、也不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不如索性当这个角色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全部由我个人去构思。一位监制和我说，与其跟着前人或者书里演绎，不如自己思考“改编”，在这个基础让其他人与你配合。
我认真读剧本和原著，我觉得慕容复这个角色是一个悲剧的反派人物。
他出生在一个曾经非常显贵的家族，但现今却非常“贫穷”，这种落魄的感觉一直纠缠着他，为他带来了憋屈与自卑。他又对前人丢给他的“家族使命”无比专注、忠心耿耿，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
慕容复要想方设法复国，同时人前还要保持体面与荣誉，但又要到处求人提供资源，这种矛盾的局面让他成为一个投机者，一个见缝插针寻找VC融资投资、不择手段试图挽救面临倒闭家族企业的年轻老板。他所有求回来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事业每推进一步都得舍弃一些东西。
97版《天龙八部》剧照，我在里面饰演慕容复。
所以，我对慕容复的演绎是一个体面的正常人，他在追求事业时用了奸诈阴险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上他不自知是错误的。他是实打实觉得自己所有手段都是正确的——出卖表妹、出卖尊严，在“复国”这个使命的前提下都是对的，旁人和观众都觉得他奸，但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奸角”，所以我也不能用奸角的心态去演慕容复这个奸角。
我要以自认不是奸角的心态，演出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奸的角色，亦要以一个自认正常人的认知，演出一个不正常人精神状态的心态。我对角色的基本塑造，大概是这个思路。
在全剧的最后一个场景，我饰演的慕容复已经疯癫，在主角团注视下做着皇帝梦。我构思着这一幕的逻辑，“我”是一个傻子，但“我”不会觉得自己傻，像是醉酒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醉了。在想象里，这是自己人生最快乐的时刻，“我”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快乐，而且亦要保持正常神态，不能表现出“傻”的感觉。
97版《天龙八部》剧照，我出现的最后一幕。
97版《天龙八部》上映后，在商业和口碑上均大获成功，但对当时我们来说也仅仅是一次项目的完结。最终被主角团远眺“登基”这一幕，成为天龙八部里的经典场景，更成为一些流行异文化的“梗图”，这些就是后话。这个角色让很多内地的观众也记住了我，我感觉到非常荣幸。
在这之后，我在TVB继续接到不少好角色，《潜行狙击》的莫一烈，《宫心计》的万剑锋等。
《宫心计》的过程比较有趣。2009年前后，我参演了我的伯乐——甘国亮导演的舞台剧，上映了29场。宫心计的导演与演员关菊英小姐来捧场，无意间发觉我很适合万剑锋这一个角色。关菊英小姐在戏内扮演我妻子，与我对戏较多，不断和琢磨角色，让我摸清了这一个忠心耿耿，但最终在斗争里一败涂地的复杂角色。
莫一烈的形象让很多新生代的观众印象深刻，他作为一个黑社会组织“话事人”，却没传统黑帮大佬的江湖气质，正装在身、谈吐得体、不威自怒、海归高学历，俨然一副商业精英或企业高管的形象，除了被亲密伴侣背叛那刻，其余时间极少情绪失控。
我饰演莫一烈。
我看剧本的时候就对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但只有一点想要坚持——不想戴假发。我在此之前拍摄了清装剧《万凰之王》，为了留清朝的发型特地剃了光头，这是我以前不敢做的，但发觉效果还不错。
我和导演再三商量，觉得将莫一烈角色设定为光头，并且追加了英国留学、佩戴眼镜的设定，营造一个有文化修养的智慧男性，让旁人相信他是一个金融和地产企业老板，都不愿相信他是一个走私毒品的社团“话事人”。
他的文化修养和形象让他显得心机重重，表现出谁都不相信的神态。但也表达出他真的很珍惜那些信任的人，所以在被背叛时尤其愤怒，最终情绪失控，但时过境迁后又迅速恢复冷静，想方设法威逼利诱背叛者。
这个角色的塑造过程，除了我个人还有很多同事的协助，如导演以及谢天华等人，提醒我剧里英文发音要符合海归精英的习惯，台词也要表达出一个足智多谋的形象，可以说这个经典的反派角色，也是众人合作的成果。
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在不断地拍电视剧和电影，并且根据现状与机遇，继续挑战自己尝试新角色。在《三人行》里我饰演恐惧死亡的病人，在《城寨英雄》里饰演身居高位但压力重重的柯万长，在《天命》里饰演老年版乾隆等等。
香港回归25周年，紫荆山广场，我参演的剧集《回归》巴士巡游。那时觉得，自己的名字“国强”更加响亮。
近期留影，我是剧里最后杀青的角色。
我现在已经60来岁，有人也曾向我提及，我曾经错过了很多能让我更红的机会与角色。不可否认，一些选择与实际情况，可能会对我事业有所影响。
对于过往作为职业足球员生涯，我取得的成就已经对得起自己，但我即使退役也始终没彻底放弃足球，除了日常踢球，我还主持过世界杯节目。对于演戏，我对于每个角色的饰演和表达，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并且引以为豪。
我至今也在不断探索自己的新领域，我是一个出演过许多经典角色的老演员，但我相信自己的经典仍在延续。
===============================================================
我，中专生，不甘心当小学老师，连考6年大学，37岁当上大学老师
我叫周栋，从小喜欢画画。18岁，我从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到老家的乡村小学当了美术老师。为了圆大学梦，我一边工作，一边瞒着身边所有人偷偷参加艺考，历经三战三败后，辞职来到北京脱产学习。25岁，第六次报名参加艺考，我终于被中央美院本科录取，接着又读研读博，从曾经的小学老师转变成一名大学讲师。
2021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已经41岁。这些年来，我深知自己未必是那种天赋异禀的选手。能走到今天，大概就是因为那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我比别人多的，无非是一份热爱和坚持。
我目前在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担任讲师。
我是江苏人，1980年末出生在苏北的一个普通乡镇家庭。我爷爷是镇上农具厂的正式职工，在那个年代是很不错的工作。我爸高中毕业后进入同一家工厂，不巧赶上“热火朝天”的年代。用他的话说，该学习的时候没学好，该工作的时候没工作好，兜兜转转也没能接上班。所以爸妈从小就对我的学习盯得紧，在他们的认知里，能进公家单位做就是下一代最好的出路。
我1岁时的照片。
80后的童年有个特点，物资上比较匮乏，但精神上充满乐趣。那会儿苹果在我们老家都是稀罕水果，为了找到我妈藏在粮食缸里的苹果，我鼻子练得特别灵。看到邻居小孩喝奶粉，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我妈只好找人要了一小碗，每次兑一大碗水冲一点点让我解馋，嘴上几乎尝不到什么味道，心里还是觉得很美。
我家附近有不少同龄小孩，平时我也喜欢跟他们疯玩，直到5岁那年，一个邻居家哥哥无意中让我喜欢上了画画。他当时在院子里临摹工农兵像章，不一会儿功夫，纸面上就出现了立体的头像，看着栩栩如生。见我这么感兴趣，那位哥哥送给了我一本简笔画书，上面有大炮、坦克，各种各样的实物。从那天开始，我就像得到了武林秘籍一样，天天捧着不撒手。
画得多了，我的水平有了长进，每次在幼儿园画画总会有一群小朋友围着看。上小学的时候，县里组织绘画比赛，我画的一张功夫熊猫被学校选中，不仅送去县里参评，还被拿到少年宫参加文化展览。我当时只有6岁多，是年龄最小的参赛者。巴掌大的小镇，藏不住一点风吹草动。这件事让我爸妈觉得特别有面子，也让我特别自豪，一颗种子就这样慢慢发芽。
1993年，我在家里练习画画。
在学校，我最喜欢上的课必然是美术课，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我画得比其他人好。爸妈也挺支持，为了让我多受点关照，他们有时会把家里攒下来的鸡蛋送一些给老师，嘱咐对我管得严一些。后来又花钱找了一位美术老师，安排我去老师家里学。很多同学对家教比较抵触，但对我完全不是负担，反而成了每周最盼望的一件事。
到了初中，开始流行逃课泡游戏厅，我也沉迷其中，成绩掉得飞快。我爸很生气，追问我咋回事，是不是玩游戏去了？我打死也没敢承认。有天晚自习，我和同学在教室里闹得正欢，一扭头发现我爸正趴在窗户上看我，回到家他就狠狠揍了我一顿。那天我才知道，他早就隔三差五地来查我的岗了。从那以后我非常老实，又开始好好学习好好画画。
1993年，我和父母的合影。
备战中考的时候，我爸说：“要不你就考师范中专吧，里面有美术专业，你可以继续画画。”我对学校啥的也不懂，一听可以画画就答应了。考前我还报了一位美术老师办的辅导班，当时班里有二十多个学生，也有高中生在里面学习，说是准备高考，我那时候才知道有专门学美术的大学。
那段时间，除了整天埋头画画，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美术老师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盘鸡蛋，我觉得特别香，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当时我们在学校还都是自带粮食、咸菜，饭前把铝饭盒加上米放到食堂的蒸笼里，吃的时候浇上一点漂着油星的青菜汤，运气好盛到一点肉沫，像过年一样开心。所以在后来漂泊不定的那些日子里，比起屡屡受挫的痛苦，生活上的苦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1995年在江苏盐城师范学校。
1995年，我顺利考上盐城师范学校。我在全县报名考生里排第一，原本能拿到唯一的公费生名额。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公费生却不是我。学校要求把三年的学费一次性交上，8000块钱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爸妈当时在老家办了个养鸡场，一共也就500多只鸡，每次遇到鸡瘟、天气太热把鸡热死，又或者鸡蛋的价格不如人意时，他们俩总是唉声叹气。为了多赚一点零用钱，我妈还帮人加工蛋糕，每次只能赚一两块钱，后来又在家门口摆了两张台球桌，为了几块钱守到很晚。折腾好长时间，爸妈才把我上学的钱凑齐。看着父母为钱发愁，我开始体会到他们的艰辛，知道供我读书的每一分钱都挣得很不容易。
入学后，我开始接触早期的西洋绘画和中国画，对中国山水画尤其感兴趣。因为我们师范学校是包分配的，文化课的学习要求相对比较轻松，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研究绘画上，学校图书馆相关的书我借了个遍，一页一页地读，不明白的就记下来去问老师，在写生时着重体会。
1997年盐师期间到安徽下乡写生。
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从乡村小镇进城读书，看到了很多高楼、汽车，见到了从没见过的场景，让我一度觉得盐城就是世界的中心。在那个年代，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大多是通过报刊或身边人的言传身教。
有一次，我的班主任夏万杰老师在班会上给我们描述了他去中央美院看到的场景。老师满眼憧憬的描述，也让我瞬间充满想象和向往，从此，央美成了我内心深处的一处艺术圣地。
1998年师范毕业作品获省美术一等奖。
1998年，18岁的我从师范学校中专毕业，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考入本校大专班，当时我很激动啊，以为终于可以上大学了。没想到，父母怕我大专毕业之后国家就不再包分配，竟然偷偷托人把我的大专名额拿掉了。
毕业临别，班主任夏老师在走廊尽头找我谈话，他其实不太愿意让我放弃这个机会，最后可能也是被我父母说动了，只好宽慰我：“将来还可以参加高考，考上更好的大学，这个本校大专不上也罢了吧。”我心里非常难过，又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学校。
1998年师范毕业前夕在学校留影。
如父母所愿，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人生第一次开始领工资，每月700块钱。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喜悦，只是觉得可以自食其力了。我甚至犹豫很久不知道工资该怎么花，最后拿出200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剩下全上交家里。
初为人师，各方面压力并不小，我当过班主任、教过语文，后来全职教美术，一个人带好几个班，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学校的各种活动，从舞美设计、海报橱窗到宣传标语、教室布置、都理所当然地压到一个年轻美术教师身上。
忙碌之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到家打开电视看央视的《美术星空》，节目里会介绍一些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评析，以及跟美术相关的历史和前沿思潮，每次都让我觉得眼界大开，内心澎湃。看完节目我就关上房门，打开录音机，沉浸在迪克牛仔的音乐中，总是抑制不住产生一种呐喊的冲动。只有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乡村小学老师了。
1998年小学工作集体照，最后一排左数第五个是我。
有好几次，我路过以前的师范学校，双脚都不自觉地迈进去，坐到当初我上课的大专班教室里，想象着自己如果能上大学会是什么感觉。忙碌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过得飞快，入职半年多，我慢慢褪去了那股学生的青涩，开始独立地思考，审视自己。平时除了看电视，我还订了一份美术报，特别渴望从中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老师每天要组织学生做眼保健操，那短短四分钟时间，我习惯在回字型的长廊里来回踱步，想的最多的就是我这辈子都绕不开这个圈了，这种生活一眼就看到头了。我向往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那么遥远，又那么让人难以割舍。
它甚至开始出现在我的梦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在央美的操场上尽情奔跑、尽情说笑。那感觉太真实了，以至于我突然从梦中笑醒，才发现是半夜。梦醒后我跑到院子里，抬头望天，看着月亮从乌云后面慢慢探出出来，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
1999年在小学工作课堂留影。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声嘶力竭地呐喊出一个失爱男人的悲伤，也唱出了我放弃大学，错失理想的的苦闷。做完那场梦的第二天起，我开始收集高中文化的书籍，开始了解高考内容，每天抱着语文书、历史书、政治书这些教材看。我想起班主任那句话来了，还可以高考，对，我要为自己的想法拼一把！
1999年3月，我打听到南京艺术学院每年春天会有专业招生考试，但不知道具体日期，犹豫很久，觉得还是得亲自去一趟。那时候学校不支持公办教师参加考试，我请了一天假，瞒着所有人悄悄坐上了去南京的长途汽车，一整夜都在车上胡思乱想。
第二天赶到南艺门口，我不敢进去，问门卫才知道考试早结束了。我在南艺门口晃了好几圈，看着进出的那些大学生，个个朝气蓬勃，让人羡慕得不得了。坐在回家的大巴车上，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第一次尝试就这样草草收场，无功而返。回去之后，我找到以前的美术老师打听了一下，听说中国美院的国画专业比较好，而我中专时学的就是国画，于是打电话联系中国美院招生办，订了一份招生简章，这才看到山水画专业的招生计划，上面写着三年招一次，全国只招4个人，机会非常难得。
我在中专画的山水画。
报完名，我就全身心准备考试了。2000年3月份，我再一次悄悄坐上盐城到杭州的汽车。那年，中国美院的专业课考试有书法、山水创作、山水写生三场考试，60多个学生参加。第三场山水写生是在一座大山里，画完我在考场转了一圈，对比了一下其他学生的画，觉得自己画得还挺好。
回家之后我就开始等消息，结果盼望了很久，一直没有动静。突然有一天，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告诉我说，有一封你的挂号信。而且特别不礼貌的是，他们把我的信拆了，说是看到这个信是什么美术学院寄过来的，觉着好奇。信封里面是一张成绩通知单，每科成绩60分左右，对专业考试来说，没收到专业合格证书，意味着我已经被淘汰。
我很不甘心，郁闷了很久，后来在美术报上看到中国美院潘公凯教授的联系方式，就贸然写了一封七页纸的长信，把我的一些想法、经历和对考试成绩的不满全都痛快地说了出来，还放了几幅我的画，叠得方方正正的，一块寄了过去。原本我不期望会有回音，没想到很快收到回信，原来潘教授当时是中国美院的院长，他看到了我的信，并亲自写下一段话，让学校的工作人员回寄给我。
2000年专业考试落榜寄给当时潘院长的信，潘教授用红笔在信封上给我回了一段话。
潘教授回信说，“作品看了，确实与录取者有距离，因报考人太多，水平普遍较高，所以不易考取。但不必泄气，应再作努力，有志者事竟成。还有一定基础，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对人生一定要有信心。”没想到，潘教授亲自给我回信了！客观的评价和鼓励，让我特别感动，这封回信足以激励我一生。
国美山水画专业三年才招一次生，于是2001年，我转而报考了中央美院，结果又一次落榜。中央美院招生是基础部统一考试，内容有素描、色彩、画人物、画静物这些。当时我们江苏考生在南京考点参加考试，准考证号是04开头，考试成绩公布在人民日报上，我拿着报纸反复核对好几次，整个江苏只有4个人通过，依然没有我。
小学工作期间画的小学生，笔法还有些稚嫩。
这次落榜，我内心其实是有预期的，因为之前一直画山水、画静物，我对人物、色彩这些完全没有准备好。除了失落，更多的是迷茫，实在不知道该往哪走了。
后来盐城有一位同样热爱美术的朋友告诉我，中央美院除了高考招生，还有成人教育的招生考试，只在北京有考点，他想约我一块去试试。没有犹豫，我们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下午5点多出发，一夜颠簸，第二天早上8点到了北京西城郊区的一个汽车站。
第一次到北京，刚下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繁华，走出车站觉得乱糟糟的，周边的建筑大多是平房，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坐公交车赶往中央美院，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很兴奋，那一刻才觉得是真的到了首都北京。
在中央美院门口，我看到了那块由毛主席亲自题写的“中央美术学院”红色牌匾，内心非常激动。“虽素未谋面，却犹如久别重逢”，没曾想，我真的来到这里了！
2001年刚到北京时在央美新校区留影。
成人教育的难度相对低很多，后面的专业和文化课考试都比较顺利。那年暑假，我收到了中央美院成教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但并没有太兴奋，我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高考。央美成教要求学生到北京参加全职学习，而我就职的乡村小学也不支持停薪留职，意味着我想上学必须要放弃工作。
最后，我还是做了决定，我想离开，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至少可以去北京求学，去追逐我的理想了。其实那时候我对成教也并不是非常了解，有点哄自己、哄父母的感觉，父母不太懂“成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只知道我考上了北京的学校，就没有反对我辞职。后来我爸提起来就说，早知道你那个成教文凭没啥用，还不给分配工作，肯定不让你去。
到了9月份开学时间，我背上行李，带着一堆画材，再次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长途汽车。到达北京那天正好是9月11日，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那天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这件事。
报到之后，我才知道，央美成教的绘画专业只有油画方向。不得已，我只能从国画转到油画专业学习，一下从头开始，突然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了。从苏北小镇初到北京，巨大的地域和文化落差让我一下有点懵，那么多优秀的作品，精彩的展览，我却很难看懂，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被老师批评。
有一次，老师单独把我的画拿出来，当着所有同学的面点评说：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又僵又死！那尴尬的感觉现在想来还觉得耳根发烫。
当时的成教部并不在中央美院本部，我一下课，就骑车到本部去旁听本科生的讲座，还把去本科教学的课表抄了下来，生怕错过任何一场旁听和讲座。没课的时候我喜欢泡图书馆，一直待到晚上九点半闭馆才走。
回到宿舍接着画画，12点之前基本都在临摹大师作品。这一年，我画了六百多张画，两本书都临摹完了，图书馆二层的专业书籍基本上看了个遍，哪本画册在什么位置我非常清楚。
我的学习笔记。
在这里，我体会到了纯粹的精神力量，从每一张绘画的反复、兴奋、迷茫、困苦到豁然开朗。每次影像赏析中的泪光和久久感怀，都成了滋养内心的养分。记得我第一次走进本科基础部一年级挑高的天光画室，从上而下的柔光仿佛充满神圣，那一下真的击到了我的心灵。
成教班里有全国各地来的人，有的人是停薪留职，也有的是带薪进修，而我不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当时的日子过得非常窘迫，每年1万多的学费，已经让父母背负巨大压力。为了节省开支，我经常去垃圾站捡装修板材回来当画材，把纸盒子剪下来画画。舍不得去食堂吃饭，我就批发一箱方便面，每顿饭泡一袋面外加两个馒头，不吃肉和菜。
我的晚餐，也成了日常练习的素材。
虽然成教部的学生同样可以进央美的图书馆、听任何讲座，享用学校所有的教学资源，但还是跟本科生有很大区别，我们是红色的学生证，而央美本科是绿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专业水平差别也很大，这些都让我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正是这种自卑和对艺术的向往，让我决心一定要考上央美的本科。
2002年，我第三次报名艺考。那次考试我完全没有状态，当时正疯狂弥补差距，还没缓过神来就仓促上阵了，成绩出来，考了全国1000多名，没有入围。为了好好准备2003年央美的专业考试，我交2000块钱报了一个寒假培训班。
年三十那天，我和其他学生坚持画到了下午五点钟，年夜饭是老师请我们吃的水饺。那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长这么大第一次没有在父母身边过年，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得很伤心，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又开始画画。
我2003年的准考证照片。
培训班快结束的时候组织了一场模拟考试，老师从央美请来几位教授给我们模拟判卷，把有可能会录取的作品都挑出来贴到黑板上。我对这次模拟判卷非常期待，结果，教授们一共挑出来6张，又没有我。那会儿我在顺义区的一间地下室里租房住。
回去的路上，我在公交车上眼泪哗哗流个不停，看着满是雾霾的天空和车窗外灰暗的街区，一切都显得那么凄惨。脑子里胡思乱想，甚至想着公交车突然开到河里去或出点什么事故，我就解脱了。
我太渴望能考上央美本科了，一上考场就开始紧张，拿笔的手一直在抖，感觉胳膊都抬不动。考速写的时候我总是画不好形，不是头大就是身子小。一看别人刷刷画得很快更发慌，一不小心把炭笔头都按断了，只好重新削笔。成绩出来还没有上一年好，全国排名到了3000多名，分数也象征性地只给了三四十分，直接被淘汰。
一个人躺在灰暗的地下室里，我根本无法排解心里的苦闷，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熬过头一晚，第二天看到外面的阳光，痛苦的感觉似乎减轻了一些，时间慢慢地帮我抚平着这一切。
2001-2004年我在成教读书期间的部分学习笔记。
2004年第五次参加艺考，我的专业课竟然考了全国100多名，这个成绩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中央美院每年本科招生90多人，按8倍比例发专业合格证书，文化课过线后，综合两项成绩进行排名，按往年情况，专业课成绩在300名以前的都有机会被录取，我100多名的成绩算比较好了。4月份一拿到专业合格证书，我马上回老家准备参加高考文化课考试。
为了帮我补课，我爸请了几位中学老师来家里吃饭，商量着我在家自学，每周去他们办公室一次接受辅导。我选的文科，要考语文、英语、历史和政治。结果这一年，语文要求80分，我考了79分，1分之差没过线。天呐，就差这么1分，让我和央美的距离又变得那么遥远......
我颓废了几天，过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暑假。冬天又回到北京，继续读成人教育本科。这一年，我又画了无数的画，每天背着画板出去，西单、王府井、隆福寺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渴了就去麦当劳喝免费的自来水。
在一家咖啡店门口写生的时候，服务员看我冻得不行，给我倒了一杯热水，那温暖的感觉至今还在。看着街上熙攘的人群，我内心孤独又激动，画里靠在天桥柱子下面的人，其实就是我自己。
2004年，我在北京西单天桥的色粉写生，最中间那根柱子下面的人是我。
画画的同时，我也在给自己寻找出路。有一次，我打听到央美当时的油画系主任戴士和教授的手机号，就打了个电话，说我是央美成教部的学生，想找您看个画。就这么简单几句话，老师当场就回复，你现在能来吗？我在油画系办公室等你。
我很惊讶，马上就把自己的画装了一麻袋，背着跑了过去。那天戴老师还感冒了，让我把画都摆在地上，铺满了整个办公室。他仔细看了很久，很受感动，对我也很感兴趣，问我英语怎么样，说他对我考研的想法蛮认可。
成教本科考央美研究生，学历是同等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一直觉得央美的本科才是我最想要的，也是最能证明自己的。
本科期间在北京城郊画写生。
艺术考试和心理素质、之前有没有做过模拟练习有很大关系。总的来说，央美的考试还是看那短短几小时时间的发挥如何。平时创作能力和绘画认知再好，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表达出来，那就是失效的，另外由于考生众多，难免也会有一点点运气成分。
2005年，25岁的我第六次走进考场，这一年是数学成绩最后一次不计入总分，对我来说，意味着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这一年专业课成绩又掉下来了 ，速写考得很差，30分不及格，幸好创作考得比较好，拿了全国最高分100分，专业名次勉强排到328名。这个名次在往年来说，基本就没戏了。
我心里有点想放弃，我妈就说，你以后画画的日子还长着呢，再试一次吧，如果这次不行呢，咱以后也不后悔了。4月份，我又回到老家准备文化课考试。这次我在学校旁边租了间房子，开始没日没夜地拼命学习。
临考前，我为自己写下这些话，激励自己。
高考文化课进考场的时候，有个学生突然叫我：周老师，你来监考吗？很尴尬，原来我当年教过的小学生也来参加高考了，他以为我是来监考的。不经意间，从中专毕业已经7年了，25岁的我还挣扎在高考的考场上。原来是不抱希望的一次，结果，这一年我文化课顺利过线。更让我没想不到的是，央美这一年竟然录取到第328名，而我正好排名第328位！
真是太戏剧化了，命运对我一次次无情捶打，却在最后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没有曾经想象过的那种狂喜，只是觉得我要做更大的事情了。
2005年本科录取通知书。
挣扎了这么多年，央美的一切我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比起一起入学的同学，我比他们平均大六七岁，有更多的阅历，所以当有些同学痴迷网络游戏的时候，我已经在理智地规划我的学业。我要把这个本科当成研究生来读，系统地弥补我的知识体系。
大多数时间，我的节奏依然是图书馆、教室、宿舍三点一线。只不过，这一年，我一般每周出去一晚上辅导辅导学生，能拿到三四百块钱讲课费，平时我不敢耽误课程，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学习上。
2006年父母第一次来北京，在教室和我的习作合影。
2007年，在一场下乡写生展览上，有个画廊对我的画很感兴趣，开价我6000块钱把画买走了。后来又找去学校看了我的很多画，自此我开始了与这家德国画廊的长期合作。我的画终于可以卖出去了！这是对我极大的认可。从这以后，我经济更宽裕，从学校宿舍搬了出去，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室，可以更独立地画画。有时候，课堂上画的画都很大，一天画不完，周末我就自己花钱把模特再请回来，可以画得更充分。
2008年，我在德国Neuffer Am Park 美术馆举办个展，第一次出国，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有了更大的视野，可以在更高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本科毕业，我画了三张毕业作品，一张被央美美术馆收藏。还有一张被上海一家机构收藏，出价18万人民币，当时望京房价才1万一平米，这笔钱对我可以说是巨款。
年底的时候，我拿一部分钱买了辆大众宝来汽车，把画材放进后备箱，开始全国各地跑。我自己开车沿着国道走走停停，一出去就是几个月，每次都画几十张画。
我在外地写生时的留影，天气太热光着膀子。
我几乎跑遍了山西、河北、河南很多省份的大小城市，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素材。没有了物质的束缚，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儿。2011年，我报考了央美的研究生，寒暑假依然开车到处去写生，走到哪都是灰头土脸，一身油墨。
2011年，作品《爱谁谁》参加全国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虽然这期间我经历了考研时多次英语不及格等等不顺，但相比艺术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不会再像以前考央美本科时那么纠结。这些年，在北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经历已经将我打磨得愈加成熟、坚韧。2014年，我从央美研究生毕业，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同年入选中央美术学院首届青年英才驻留计划。
2014年研究生毕业作品之一 ，《爱像划了一根火柴》，布面油画380X240厘米。
2015年，我在德国举办个展。那一年，为了给个展做准备，我到处写生，游历了国外的很多城市，看到米兰大教堂的雄伟壮观，在卢浮宫里看了整整三天，在埃菲尔铁塔下驻足，在巴黎圣母院、科隆、柏林、佛罗门萨、阿姆斯特丹......看到了无数令人震撼的艺术作品，领略了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景，这些都不断刷新着我的认知。
2017年，我入职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彼时我已经37岁。一年之后，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央美博士并获得全额奖学金。读博期间，我同时受聘任教于央美的造型基础部，被学生会推荐为“直面名师”系列讲座的主讲人之一。2021年顺利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候，我已经41岁。
2019年中央美院“直面名师”讲座现场。
2021年从央美博士毕业，和校长留影。
以前做小学老师的时候，我主要得在教育教学方式上下功夫，而且是坐班制，每天早九晚五，与个人对艺术的追求不能十分同频。我现在任教的天津美院是专业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还不太一样，课程安排更加灵活。
像我们油画系是工作室制，每个老师分别上一段时间课，其他时间就比较自由，可以外出考察，也可以自我研修和创作。反过来，我个人的创作探索也能更好地促进教学，是一种很好的状态。
从2001年到现在，二十多年时间，那个初来北京懵懂无知的少年，已经成了大叔，成了父亲，完成了从小学老师到大学老师、从中专生到博士的转变。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我肯定不是那个天赋异禀或者才华横溢的人。
但我总觉得，什么都无法阻挡一颗热忱的心，现状并不决定未来。才华在一个人的精神和能量面前，很多时候也不值一提。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