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警校毕业后，我通过公安联考回到老家的拘留所工作。我报到时已是腊月，拘留所的领导和同事都非常高兴，其中排到除夕值班的女管教最高兴——新人顶班，她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就这样，刚毕业，只有一肚子理论、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经验的我，被迫赶鸭子上架，要在半个月之内突击学习，确保在除夕之前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管教。
领导怕我紧张，事先给我做了一番心理建设：“你不用有压力，除夕是咱们中国人最认的节日，一般在除夕之前人都会谨言慎行，到时候拘室里可能就一两个人，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可事实恰恰相反，等待我的，是一个十分热闹的除夕。
1
拘留所内有一幢二层小楼，一楼是收拘室、监控室，男拘室和男管教的办公室，办案单位来送拘时，如果有女性被拘留人员，收拘室的值班民警就会往二楼打电话，叫女管教下楼收拘。
离除夕只剩几天了，那天晚上大约6、7点钟，值班的女管教赵姐正在给我讲解各项规章制度，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我拿起话筒，“喂”还没说完，就听到那头急三火四地说：“下楼，来大活儿了！”
电话那头十分嘈杂，我猜楼下的人不会少于10个，等我到了收拘室，才知道自己的猜测保守了——收拘室里人头满满，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办案民警加上被拘留人，男男女女足有30来个。我好不容易挤进收拘室，看到几个值班的同事登记的登记、采指纹的采指纹，已经忙得满头大汗了。
我问：“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扫黄行动。”一个同事催我赶紧去电脑上录系统，然后又不情不愿地补了一句，“大过年的来这么大的活儿，这些人都得在这过年！”
我看着靠墙站着的那一排女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到时独自管这么多人，我行吗？
可现实容不得我多想，工作就一项一项地朝我头上砸过来。
录完系统，赵姐带我去给那群失足女搜身，她教我如何把人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衣服上凡是有细长绳索状的东西都要抽掉，拉锁等金属物件要剪掉……简单地说，凡是可能对人身造成危险的东西，一律不许带进拘室。
那些女人站成一排，几乎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拎着各种牌子的奢侈品包包。就在我们挨个检查的时候，她们也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话了，有的问：“管教，护肤品能不能带进去？”有的说：“床硬不硬？我不习惯睡硬床。”
我刚要一一回答，赵姐却先开口了：“惯得你们臭毛病！”
赵姐的气势非常足，一下就把她们给镇住了：“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不知道吗？当来这儿度假的呢？还睡不惯硬床！自己家床舒服，谁让你们违法了呢？自己干啥的不知道啊？还好意思挑这挑那的，不嫌磕碜！”
她们都不说话了，周围顿时安静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忙得昏昏沉沉的脑子也变清楚了不少。我冲赵姐竖了个大拇指，她小声对我说：“人都欺软怕硬，你要是不能把她们镇住，她们就会欺负你，你干时间长了就明白了——还有，你要学会观察不同案别来的被拘留人的特质，这些失足女最大的特点就是懒，不懒也不能干这个，我最看不上她们。”
拘留所内的生活规律而单调。被拘留人员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20分开饭，饭后集体打扫卫生，8点半的时候就要结束所有工作，在床铺上“坐班”了（为了方便管理，被拘留人要整齐地坐着）。
然而第二天早上，食堂的大爷给那群失足女打饭时，有好几个人还躺在床铺上赖床。赵姐生气地站到窗户旁边，隔着钢丝网对她们喊：“怎么还不起来打饭？！”
床铺离窗户最近的人叫刘喆，她懒懒地蛄蛹了一下，反问道：“不是能订火腿肠嘛？”
“砰！”赵姐重重地拍打铁门：“你想饿死我都不管你，看看几点了，应该几点起床？昨天刚学完监规，今天就忘了是吧？一会儿干完活，所有人罚站！”
这群女人似乎看出赵姐不好惹，于是都乖乖地从床上爬起来，拿着所里统一配发的透明塑料碗蹲在拘室门口排队打饭。等她们吃完，我便带她们出来干活——其实也没什么重活，就是扫地、拖地、浇花罢了——可就这点活儿，她们也不愿意好好干，都一股脑儿地去抢着浇花，没人愿意出点力扫地、拖地。
我心想，赵姐说的可真对，她们确实懒。没办法，我只能强制给她们分配工作。在一众穿得争奇斗艳的失足女中间，我挑出了一个50来岁、衣着朴素的大姨带头。
她叫郭凤侠，我觉得她像是个能干活的人。
2
众人打扫完卫生，赵姐要下班了。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家里也没什么事，就继续跟着王姐一起学习。
王姐拿出一个牛皮纸封皮的谈话记录本，说，咱们拘留所有“五必谈”，第一个就是“入所必谈话”。她让我等一会儿去把人提到管教室，“我谈话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坐着学”。
我求之不得：“我想先谈郭凤侠。”
王姐说，反正都得谈一遍，先谈哪个都行。
我兴冲冲地拿着钥匙盘打开了拘室门，板起脸，故作老成地喊：“郭凤侠，出来！”
不知道是我板起脸起了效果，还是赵姐的余威犹在，郭凤侠老老实实地出来了。随后我立刻锁起拘室门，带着她来到管教室，坐到王姐的对面。
王姐先问她今年多大年纪了，郭凤侠仿佛有点不好意思：“51。”
我感到很吃惊，王姐却见怪不怪，又问她是从什么时候接触这一行的。郭凤侠的头埋得更深了：“我干了20多年了。”
郭凤侠讲，她做这行纯属生活所迫：“那时候我离婚了，自己带孩子，别的工作没时间管孩子，也没有这个来钱多。”
我很同情郭凤侠的遭遇，但王姐迅速找到了她话里的漏洞：“你家孩子现在都20多岁了吧，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你现在为什么还在干呢？”
郭凤侠愣了一下，说道：“我儿子该结婚了，我得攒钱给他买房买车呢。”
“还差多少？”
郭凤侠想了想，说现在房子有了，车也有了，但是儿子还想买个车库，所以还差个车库钱。王姐不相信她的话，问她，买完车库还干不干了？郭凤侠没有明确表态，气氛一时僵住，王姐就让我先把她送回拘室。
等我回来，王姐说：“这群失足女，嘴里没有一句实话，问她们总有理由，其实就是懒。”
我却觉得郭凤侠挺不容易的，她没有学历，离婚自己带孩子，能挣出房子、车，还挺难的。这一点王姐也认同，她说失足女挣钱多，但一般花销也大，攒不下什么钱，这样一比，郭凤侠确实挺会过的。
谈完郭凤侠，就要准备谈下一个了，我站在拘室门口纠结，不知道该先找谁。这时，一个名叫周畅的失足女突然问我：“管教，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愣了一下，她又问：“有5000吗？”我摇摇头，然后周畅就不加掩饰地对我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被失足女鄙夷赚钱少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没有生气，甚至感觉有点好笑。既然周畅主动跟我搭话，我顺势就把她提了出来。王姐依旧照例问了那几个问题，周畅的回答却让我感到震惊——她只比我大1岁，15岁就开始卖淫了，已经在这一行干了好些年。
我忍不住插嘴问：“你做这个，你爸妈不管你吗？”
周畅面露不屑：“他们不管我，他们赚钱只给弟弟花，我每次朝他们要钱，他们都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还骂我‘赔钱货’，后来我索性就不跟他们要了。”
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像堵了什么东西，王姐看出我不对劲，立马点拨道：“她说她爸妈不给她钱，但毕竟没有把她扫地出门，她还没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换句话说，她做这个是她自己的选择，你不用替她可惜。”
“再说，她说是这么说，到底怎么回事还不一定呢。”王姐再次强调，“她们嘴里没实话，你不要相信。”
3
我对王姐的话存疑，然而，陈晓雯很快就给我上了一课。
入所谈话的时候，陈晓雯说她卖淫是为了筹钱给重病的爸爸做手术。王姐当场就嘲笑她：“卖身葬父、供弟弟读书这种故事我听得耳朵都生茧子了，你能换个新鲜的吗？”
我觉得王姐的话有点刺耳，万一陈晓雯说的是真的呢？可第二天会见日，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儿来见陈晓雯，自称是陈晓雯的父亲。出于礼貌，也是出于好奇，我就关心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您的病好点了吗？”
老头露出了一个疑惑的表情：“什么病？我没病啊！”
我一下就明白了，陈晓雯果真骗了我，可还是不死心地问：“您没做过手术吗？”
老头儿听我这么说，已经有点生气了：“我好好的做什么手术，你问错人了吧！”
我连忙道歉，走出几步回头看，老头儿还坐在那儿，气鼓鼓的。
我不禁暗恨自己的天真。之后，我带陈晓雯下楼会见亲属，全程一直板着脸，陈晓雯似乎想说什么，但看我面露愠色，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快到会见室门口的时候，她终于鼓足勇气说：“管教，您能不能别告诉我爸我是因为这个进来的？”
我更生气了，忍不住讽刺她：“你说你干这个是为了给你爸做手术，可我刚才问了，你爸身体好好的，根本没做过手术，你可真是个孝女啊！”
陈晓雯表情尴尬，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频频向我作揖：“对不起管教，我就是觉得干这个太丢人了，所以给自己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求您别告诉我爸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他要是知道了，非气死不可。”
我心想，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但我向来是个面软的人，就没有再把嘲讽的话说出口：“我可以不说，但是办案单位通知家属的时候可能已经说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陈晓雯松了一口气，说她已经求过派出所的人了，让他们通知家人的时候说她是因为打架被拘留的。
进入会见室，一面巨大的玻璃墙把内外分隔开，紧贴着玻璃墙两侧放置了椅子和电话。陈晓雯兴奋地跑到她爸爸对面坐下，拿起电话说起话来。我觉得这一幕很温情，同时心里又禁不住在想：不知道她爸知道真相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呢？
4
把所有人都谈过一遍后，王姐说，这群失足女当中，只有刘喆的话最可信。
刘喆长得很漂亮，但性格桀骜不驯，她一进管教室，就随意地靠在椅子上，还翘起了二郎腿。被王姐训斥之后，她才不情不愿地坐直了身体，但是那种懒散的状态好像刻进了她骨子里一样，看人连眼皮都不屑抬。
王姐问她干这个多长时间了，刘喆打了个呵欠说：“1年多。”
许是看到刘喆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王姐多问了她一个问题：“说说你的成长经历。”
刘喆的右胳膊撑在椅子扶手上，整个身体往右斜，一边玩手指头一边说，她爸妈生完她，又超生生了她弟弟，家里交了一大笔罚款，不够，好像还把牛牵走了。她爸妈在农村待不下去，就把她扔在奶奶家，带着她弟弟去大城市打工去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挣了点钱，买了房子，就把我接过去了。但是说实话，我跟他们不熟，也亲近不起来。我不爱学习，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我爸就把我送到技校去学美发，他说学个手艺以后饿不着。我都无所谓，反正他出钱，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呗！”
“那你是怎么走上这条道的？”王姐问。
刘喆还是那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我跟同学去酒吧玩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的，他挺喜欢我的，我也挺喜欢他。然后他就总带我出去玩，去酒吧、夜店、逛商场什么的。这个开销挺大，我也不好意思总让他拿钱，就办了张信用卡刷，刷来刷去，欠了4万多块钱，还不上了。然后他就说帮我找个挣钱的工作，我就同意了。”
据说这个男人40多岁，跟刘喆的爸爸岁数差不多。刘喆长得漂亮，技校里有不少男同学追她，可她觉得他们幼稚：“我不喜欢年轻的，我就喜欢大叔型的。”
我有点明白了，刘喆可能是把对父亲的爱和期待转投到了这个老男人的身上，谁知遇人不淑，她被那个老男人带歪了——我甚至怀疑，这个老男人就是专门拉皮条的。
王姐问刘喆以后有什么打算：“就一直干这个？”
刘喆挠了挠头发，说自己肯定不能一直干这个，等她还完信用卡就不干了。她还有点懊恼：“其实马上就还完了，谁知道这么倒霉，临了临了让警察给抓住了，还罚了我5000块钱，我又得多干一阵了。”说到这里，她罕见地露出了一丝认真的神色：“这个不能对我以后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吧？”
看来她对以后的人生还是有期待、有追求的，王姐就好言好语地劝：“只要你以后不再犯，遵纪守法，好好过日子，就没什么影响。但你要是再干，那可不好说了。”
刘喆肉眼可见地开心起来。
等我把她送回拘室，王姐跟我说，像那种已经干了好几年的失足女，几乎不可能再干别的工作了，因为这个来钱快，又轻松，她们抵抗不了诱惑：“只有像刘喆这种干的时间短的，还有可能回到正轨。等她毕业回家，有爸妈看着她，也许她就能彻底改了。”
通过谈话，我们发现这次进来的失足女里面还有一对“闺蜜”，她们都在同一个足疗店上班，一个叫孙彤，一个叫肖鑫鑫。
孙彤一看就是那种为了钱自愿选择干这个行当的女人，在谈话的过程中，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羞耻心，颇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而肖鑫鑫却不一样，只要我们一提到她的“工作”，她就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王姐问她是怎么走上这条道的，肖鑫鑫张了几次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她从自己来到这个城市开始说起：“我家是农村的，因为我前夫天天酗酒，不务正业，我就跟他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到这边来打工。孙彤是我的小学同学，她说她在足疗店工作，工资挺高的，我就来了。”
“她直接跟你说是来干这个的吗？”
“不是不是！”肖鑫鑫着急地解释，“她刚开始跟我说的是来干正经工作，给人做足疗，捏脚。”
“那你怎么干上这个了？”
肖鑫鑫被问得一噎，脸涨得通红：“后来她说店里缺干这个的技师，干这个赚得多。她劝了我几次，说我得为儿子打算，以后他上学、娶媳妇，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总得替他攒点钱。我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也就答应了。”
后来王姐告诉我，这是“非常标准的被拉下水成为失足女的过程”，一些在商K、足疗店工作的年轻女孩，一开始也是做正经工作的，但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下，时间长了，有的就会被慢慢同化。
看着为了养孩子而步入歧途的肖鑫鑫，我们都觉得她可能会是下一个郭凤侠。
5
年关越来越近，所里安排被拘留人给家里拨打“亲情电话”。他们站成一列，轮流使用壁挂电话，我站在队尾维持秩序，同时给她们计时。因为通话时间有限，大家都很自觉地控制通话时间，渐渐地，我也放松了警惕，开始跟人闲聊起来。
突然，前头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立刻跑到前面去，发现郭凤侠跪坐在地上，哭得不能自已。我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周围的人为了撇清关系，纷纷后退了几步，说：“管教，她打着打着电话就哭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让离得最近的肖鑫鑫把郭凤侠扶起来，问她到底怎么了。郭凤侠满脸泪水，捶胸顿足，好像受了巨大的打击，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萎靡了：“管教，我儿子不认我了，我可怎么活呀！”
值班的赵姐听到声音匆匆赶来，让肖鑫鑫先把郭凤侠扶到管教室。等所有人打完电话回到拘室，我迫不及待地走进管教室。
我进屋时，郭凤侠的情绪已经平稳下来了，她手里攥着一张纸巾，不时地擦拭眼角的泪水：“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干着让人看不起的活儿，省吃俭用存下这些钱都给了我儿子，到头来他居然不认我了！他说有我这样的妈，没人愿意跟他结婚。他也不想想，要不是我靠这个挣钱，能把他养这么大吗？”
赵姐劝她：“既然你儿子想卸磨杀驴，那你就把房子、车都收回来就是了。还有车库，你也不用给他买了，留着钱自己养老。”
郭凤侠抬起手又擦了擦眼泪，但是没接话茬儿。
见她的情绪缓和了些，赵姐就问她：“你儿子之前不知道你是干这个的吗？”
郭凤侠吸了一下鼻子，说自己之前也被抓过几次，但那时儿子还小，警察没通知他，现在他大了，警察就通知他了。
我不相信郭凤侠的儿子会这么迟钝，20多年了竟然没发现一点蛛丝马迹。郭凤侠还是在替儿子辩解：“他心里应该也是知道的，但没有人戳破，他还能装不知道。这回不一样，经官了，他怕别人知道这事会笑话他，影响他找对象，所以才急着跟我撇清关系。”
我有点心疼郭凤侠，也对她的儿子产生了鄙夷——在这个世上，谁都可以看不起郭凤侠，唯独她儿子不行。如果他真有骨气，从一开始就不该接受自己母亲用这种方式赚来的房和车，但他既要享受好处，又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母亲，这就有点无耻了。
郭凤侠回拘室之后，旁人都围上来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许是因为心有不平，她也没有隐瞒，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的过往都讲了出来。
听到说她儿子要跟她断绝母子关系，同屋的失足女都感同身受，纷纷把她儿子大骂了一通。然后，这件事情就水过无痕了。众人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聊天的就聊天去，只有肖鑫鑫上了心——眼下，她的处境跟年轻时的郭凤侠太像了，她怕郭凤侠的今天会变成自己的明天。
没多久，肖鑫鑫主动找到我们，说她以后不想再干这一行了，想寻求我们的帮助。但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既不能帮她介绍工作，也不能帮她带孩子。肖鑫鑫知道我们会错了意，连忙解释：“不是，我不是想让你们帮我干嘛，我就是想用一下我的手机……”
我和赵姐对视了一眼——这个忙我们能帮，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她用手机干什么。
肖鑫鑫很不好意思地说，她想过了，要是以后继续留在足疗店，她可能还得干这个。但是离开足疗店找别的工作，赚的钱又不够养孩子，所以她打算接受一个男人的追求：“我要手机就是想告诉他我出所的日期，让他来接我。”
这个男人也是肖鑫鑫的同学，“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一开始在饭店当小工，后来慢慢学厨师，现在一个月能挣5、6千块钱吧。我一开始觉得他挣得太少了，如果我跟他结婚，肯定要再生孩子的，到时候肯定没有钱给我前头的儿子。我怕儿子到时候没房没车娶不上媳妇，所以没有答应他。但是郭姐的事儿让我想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为儿子打算，把自己卖了，没准到时候他还嫌我脏呢——我还是先为自己打算，过好自己再说吧。如果到时候有余力我肯定会帮他，要是没有余力，那也没办法。”
肖鑫鑫想要改邪归正，我们当然要帮她，我立刻带她去寄存处取她的手机。她开机，打开微信，从通讯录里翻出一个备注叫“张强”的人，然后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初一早上8点半来拘留所接我。”
张强回复得很快：“我说这几天怎么都联系不上你，你怎么去拘留所了？”
肖鑫鑫想了一会儿，回复道：“工作的时候有客人对我动手动脚，我一时气不过，就跟他打起来了。”
张强信以为真：“那种地方不好，出来以后就别去那工作了，换个工作，我能养得起你们娘俩。”
这正是肖鑫鑫求之不得的，她快速地回复：“好，这里不能用手机，出去再说。”
我全程目睹了肖鑫鑫跟张强发信息的全过程，不免有点担忧：万一以后张强发现了肖鑫鑫的这段经历，会不会嫌弃她？那肖鑫鑫的命运又会走向何处？
我不敢往深处细想。
6
腊月廿九，后勤把两筐沙糖桔和些许瓜子、花生、糖果等零食交给我。我和王姐按人头数平分零食，装在一个个的小塑料袋里。
王姐特别叮嘱我，明天发完零食，必须立刻把塑料袋收回，因为塑料袋也是拘室内绝对不能出现的危险品——有些还没“下听（过劲儿）”就被送进来的吸毒人员就跟疯子一样，为了逃避强制戒毒，他们甚至会头套塑料袋自杀。
“不过现在，号里这些人应该没有想死的。”
分完零食，我打算休息一会儿就下班回家——明天除夕，我就要独立承担起管教的责任了。
这时，我接到了值班室转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陈晓雯的爸爸，希望女儿能给他回个电话。
前两天他才会见过陈晓雯，现在又来找她，肯定是有急事，于是我把陈晓雯从女拘室里提出来，让她给爸爸回个电话。我站在陈晓雯身后两步远的地方，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异常激烈，像是在质问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进的拘留所。陈晓雯慌乱地解释了一通，声音越说越小，最后终于说了真话。
挂断电话，陈晓雯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起来，我只能过去安慰她。陈晓雯慢慢抬起头，抹着眼泪讲：“我爸说，有朋友跟他说在KTV看见我了。其实我早该想到的，纸包不住火，这事早晚露馅儿。”
一旁的王姐冷笑了一声：“既然你知道干这个不好，为什么还要干呢？”
陈晓雯也许想起她骗过我们，脸上讪讪的：“我就是想多赚点钱，帮家里分担一下。”
我们已经受过一次骗，当然不会再上第二次当。王姐无情地拆穿了她的谎言：“你是想买奢侈品，想享受吧！”
陈晓雯没有还嘴，我想，王姐大概是猜对了。
除夕当天，我早早地来拘留所接班。路上没什么人，大家应该都在家里，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
拘室里的女人们脸上也都洋溢着喜气，我带她们打扫卫生时，她们都破天荒地很卖力气，把拘留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有些意外，周畅说道：“我妈说过，扫干净屋子好过年！”
周畅这一次提起妈妈，眼睛里没有恨意，而是带着浓浓的孺慕之情。我突然有点明白了，她用卖淫作践自己，可能是出于一种很幼稚的心态——破罐子破摔，或许父母就能多关注她一点。
我把分装好的零食发给她们，然后把塑料袋收回。因为是除夕，拘室的管理比往常要松很多，她们把零食倒在床铺上，花红柳绿的一片，很有过年的气氛。
我又给她们发了几副扑克，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她们都不必“坐班”了，可以随便地吃和玩。郭凤侠听说扑克可以玩一周，有点遗憾地说：“哎呀，可惜我明天就走了，玩不了这么长时间。”
听了这话，我突然有点心疼郭凤侠。20多年来，她因为做的事情不光彩，肯定没有什么朋友，也羞于和人来往，不仅如此，也许时常还要受到邻居们的风言冷语。对她而言，这样平等地和他人相处，不用担心别人会瞧不起自己的日子应该很难得，也难怪她会遗憾、不舍。
我跟她开玩笑：“那你别走了，再在这待一个礼拜。”
郭凤侠连忙摆手：“不不不，我还是走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看着铁窗里的女人们在剥橘子、嗑瓜子、唠嗑儿、打扑克，觉得在这一刻，她们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除夕夜，是这群失足女在拘留所里待的最后一晚了。
食堂大爷给她们分了饺子，一人一碗，热气腾腾。她们吃着饺子，看着春晚，十分喜悦。本来晚上10点要准时关电视，但是除夕例外，她们可以自在地躺在床上看电视、聊天。外面鞭炮声不断，为了能听清节目里的声音，她们把音量调得很大，我在隔壁值班室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当经典的“难忘今宵”的歌声响起，我突然感慨万千——对于任何人来说，在拘留所里过年都是非常难忘的经历，也许很多年后的某一天，她们还会想起这个除夕。
7
凌晨过后，拘室里逐渐归于平静。
初一早上6点，所长准时起床，带着管教在院子里放了两挂鞭炮，说是图个吉利，“祈祷新的一年咱们拘留所安全无事故”。
到了8点半，可以放人了，女人们都很高兴，肖鑫鑫笑得尤其开心：“管教，早上你们放鞭炮是欢送我们吗？”
“是啊。”
铁门打开，我看到大门外站了一个年轻男人。我悄悄地问肖鑫鑫：“是他吗？”肖鑫鑫高兴地冲那个男人挥了挥手，说：“是。”我笑了，嘱咐她回去好好过日子。肖鑫鑫答应了，小跑着奔向了她的幸福。
新年的鞭炮声响起，有的人可以辞旧迎新，与过去不光彩的经历告别，开始崭新的人生；而有的人执迷不悟，只能永远地留在阴暗的过去，回不了头了。
我目送她们离开，依旧天真地希望她们每个人都还有机会重新开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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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年，大三结束时，我拿到了学校出国交流的名额，赴美1年，目的地是几乎每年都会评上全美Top10宜居城市的匹兹堡。
临行前，爸妈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唯独忘了教我做饭。我带着总归饿不死的盲目自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放好行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附近的超市采购。看着货架价签上一个个小得出奇的数字，我在心里默默乘以7后，又赶忙把手里的东西放回原位——我被美国的物价打了一个下马威，一想到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一下子缩水了7倍多，什么都不敢买了，逛了一圈，只买了一袋折合人民币7块多的面包，闻起来有一股洗衣粉味儿。
不过，和爸妈打电话时，我还是夸张地描述这里的美好，吃得香睡得好，根本不用担心。爸妈似乎看出了我的逞强，总是说：“不要委屈了自己，该花的钱就花。”
我开始合计怎么才能养活自己。好在交流项目的课业不太繁重，每周都有空余时间，我开始寻觅兼职。很快找到了一个在台湾餐厅“打台”的工作。所谓“打台”，就是做服务员，老板只提供每天的工作餐和一个轮班十几刀的薪水，薪水的多寡完全取决于客人的小费。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已经是十分合适的兼职了，不需要去超市采购，每天不用开火就有可口的饭菜。从小到大，我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以算得上是溺爱，除了不会做饭，扫地、拖地我也没做过。而从这时开始，我得开始学着点单、上菜，抱着成摞的、滴着菜汤的脏碗碟回到后厨，然后擦桌子、拖地……老板人很好，知道我不会做饭，有时会让大厨多做些员工餐让我带走。
在美国吃饭都需要付小费（当然也可以顶着服务员的白眼选择不付扬长而去），一般客人给的小费是消费总额的8%，慷慨的人甚至会付到20%，若是遇到像《老友记》里亿万富豪Pete那样的客人，反手开一张两万刀的支票，那可真就烧高香了。不过来餐馆吃饭的中国人居多，大家都似乎还不习惯美国的小费文化，小费给得都不算阔绰——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一起吃饭的客人超过10个人时，小费默认为15%。遇到这种大型聚餐，一点也不亚于客人给我开了一张大额支票，从他们浩浩荡荡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欢欣鼓舞地服务到最后。
平时聚餐的客人可遇不可求，春节时才多了起来——哪怕平日里再节俭的留学生，到了这个日子，也会和三五好友出来好好吃一顿——可惜我不是。除夕和大年初一是店里最繁忙的时候，我端着盘子碗穿梭在人群里来不及品味孤独。客人的菜约莫着快上齐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了视频电话，我赶忙挂掉，换成语音电话拨了回去。他们又换成视频电话拨了过来，我只得站到餐厅门口接通。电话那头是白天，爸妈已经开始了大年三十的走亲访友的行程。他们问我怎么过这第一个独自在外的春节，我指指后面的一大桌人说：“同学一起聚餐呢。”
奶奶看见我，直接哭了出来，一直说“怎么现在那么瘦”，“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像我以前有三百斤一样，没有瘦啦，是手机滤镜。”说的时候已经哽咽。然后，我强忍着泪水说“同学在喊我，我要去吃饭啦”，就急匆匆挂了电话，继续去招呼客人。
但是我的泪水已经决堤，那一晚我都是低着头、流着眼泪忙来忙去。大家都在节日欢聚的喜悦气氛里，并没有人发现我的异样。从下午5点忙到晚上11点，待客人们陆续离开餐厅，我们收拾干净残局，也开始吃这顿特殊的年夜饭——后厨没空做单独的员工餐，那天的年夜饭，是客人们的剩饭。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不为团聚，不为佳肴，仅为果腹。
凌晨，我轻手轻脚回到合租的屋子，进到自己的房间，悲伤地看着昏黄的灯光下简陋的一切——这就是我的春节，我拥有的，只不过是地上放着的那张床垫。
2
大四下学期开学，我开始准备研究生申请。
留学生活虽然拮据、辛苦，但还能接受，而且在美国读LL.M（法学硕士）学制短，可以早早拿到学历回国工作。我咨询了一个留学中介，对方的头衔很能唬人，美国Top3法学院毕业的JD（法律博士），创办了一家专门为法学生提供申请文书润色、写作以及留学咨询服务的公司。然而，细聊下来，我发现请他们帮忙写最基础的研究生申请文书，就需要1万多块钱。
最终，我选择了“DIY（自己写）”文书。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留学”已经成为一个商机，不然为什么大有前途的法律博士会放弃传统意义上的就业途径，选择去做留学中介？这个行业的暴利是我当时不能想象的，我那时还天真地以为，留学生活的参差，也就止步于“文书申请”这一环了，事实上，这才只是“留学产业链”的开端。
我申请到波士顿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学校有合法的校内兼职机会，不光有每小时10几刀的时薪，而且每上一个轮班就能拿一张食堂餐票。我又过上了勤工俭学的生活——一开始是在学校面包房兼职，早上6点就要去到地下冷库，一箱一箱地搬冷冻贝果、玛芬等烘焙半成品，再把它们一个一个摆好盘，放进比我高两三头的大推车里，送到一楼的烘焙室里烘烤。这个工作是冰火两重天，在冷库里需要穿羽绒服，搬一箱食材就要出来缓一会儿冻僵的身体；而去楼上后，好多烤箱同时工作，穿短袖都会出汗。
面包房只有少数的学生兼职，每天都会换新面孔，带我的“师傅”还有同事们基本都是南美裔。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尝试了其他几个兼职，最后选了离住所更近的学校健身房奶昔店。相比之前的兼职，健身房的工作特别轻松，距离我住的公寓也只有两个路口，还有不限量的果汁、奶昔可以喝。如果赶上晚班，下班时还能打包带走没卖完的三明治和点心——后来我几乎承包了健身房所有的晚班，每天都带一堆当日的“过期”食物回去，送给和我一样生活比较拮据的朋友。
当时我住在合租公寓的客厅里，舍不得买屏风，就挂起两张大浴巾，简易搭建了一个屏障，隔开公共区域和我的“卧室”。住在主卧的同学是一个标准的白富美，她可以毫无压力地去外面餐厅吃饭、点外卖，甚至去“全有机”的超市采购食材。我也是工作之后才知道，她平时上课背的包、穿的鞋全都是奢侈品。我俩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交流却不是很多，偶尔有几节一样的课程，就一起走去上课再一起回来，聊起周末的安排，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有时候我也会羡慕她的生活——不必为生活费担忧，上完课，可以窝在房间里看电影，可以出去深度体验这个城市的美食、景色……她说，她以后不想上班，不想做律师，梦想是开一间咖啡店。我当时还一本正经地和她分析，“开店不比上班轻松”，给她浅列了一些开店需要操心的事情，她都没说话。
回国后，我偶然看到这位同学的小红书，她已经买了跑车，每天游山玩水——现在想想，她当时或许是出于好意没有告诉我，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春假的时候，我和班里一个大姐一起去墨西哥穷游。我们买的廉航，住的民宿，每天的预算在260比索以内（不到130元人民币），但是玩得超级开心。民宿旁边的路上有很多路边摊，物美价廉，我们就换着摊位，尝遍了墨西哥的各种美食。
我们出行靠地铁，5比索的车票随便坐一天，地铁分男女车厢，但也没那么严格地执行。我们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走路10分钟的路程都靠腿。我们曾跟着谷歌地图的指引，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走进了红灯区，刚开始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巷子有点安静，然后发现路边停着的车旁边都站着一个穿“恨天高”、浓妆艳抹的女士，这才后知后觉，加快了脚步。
晚上回到民宿看朋友圈，我发现还有别的同学来了墨西哥，只不过人家朋友圈的画风，是商务舱加米其林餐厅。
3
2020年疫情暴发，课程都转到了线上，我只有两个月就毕业了，干脆买了机票，准备提前回国。回国前，我经过几轮的笔试面试，拿到了一家从大二开始便心仪已久的律所的实习机会。我带着12个小时的时差，在美国一边上着网课，一边回复律所的工作。这家律所的光环在于它宣传的高薪，毕业入职起薪就是2万5一个月。所以，尽管工作强度很大，我依然乐在其中。
3月，美国的疫情还没大规模扩散，但回国的政策已经是一天一变。回国那天，从波士顿的公寓里出来，坐在出租车上，收到朋友给我的微信，说一路顺风。我回复，最近忙着收拾行李，忙着看各种政策和攻略，直到坐在离开的车上，望着沿途的查尔斯河，才感到好难过，都没有和朋友们好好告别，留学生活就匆匆结束了。朋友借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我坐在车里，继续享受着我在波士顿最爱的两样东西——阳光和查尔斯河。不知道下次再见到它们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下次再见到我的朋友们是什么时候。每次分别，我都会想起那句“本就生如浮萍，聚散随潮”——这一次，甚至不是随潮，是被时代的波涛汹涌裹挟着，甚至来不及思考聚散的悲欢。
回国后，我要在老家的一个酒店隔离14天。期间我通宵了两三夜，继续干着律所那些没有含金量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dirty work（苦活）”。我干劲十足，每天在酒店里熬夜对着电脑核对数据、复查底稿。隔离结束后回到家，工作强度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就连吃饭也是我妈端到我的桌子上——即便如此，那碗中午端过来的饭，我常常也得到下午4点才有空扒拉干净。我能感受到妈妈的心疼，但是我说：“这家公司起薪可高了。”
然而，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懵了。“律师助理起薪25k，实习生1个月10k”的招聘帖，我可是看到快背下来的程度，但是我银行卡里赫然躺着的，只有“转账1568.97元”。HR说，因为线上办公，所以实习生薪资有缩水，是一个月3000元，具体的扣款会根据合伙人对工时的最终确认来计算。我跑去合伙人确认的界面，发现我已经缩水上报的工时，又被腰斩。
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为这家律所远程实习了快3个月，通过了期间的2次考核。线上毕业典礼前，我给HR发微信问转正流程具体还需要什么手续，HR没有回复，只在第二天给我打了一通微信语音，合伙人也在旁边：“因为疫情，今年不再有留用名额了，你看是继续以实习生的身份在这里实习，还是离开去找新的工作？”
我仿佛像是挨了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没有留用名额还拖到了我毕业，让我一下子从准律师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怪不得说最不遵守劳动法的地方就是律所，所谓的高薪，不过是拿健康换钱，而我这3个月，甚至连换钱都没换成。尽管对“实习生是廉价劳动力”这个潜规则早有了心理准备，但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惊讶于资本为了廉价甚至免费榨取劳动力而不顾脸面的丑恶嘴脸。
无故被“鸽”，我抓紧时间把简历投了另一家律所，顺利在“六一”那天入职，成为了正式的“社会人”。前面那家律所的经历，磨灭了我很大一部分当律师的热情，就像是一个被渣男伤透心的清纯少女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一样，我再也不相信律所包装和营销出来的高端感和精英感了。
工作1年后，因为“非诉工作”太过奔波，我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执业证，转身去了一家公司做了个平平无奇的小法务。爸妈知道后，一如既往地对我的选择表示了支持，他们说，现在的职场已经不是他们当年的样子了，他们也没有办法给太多的经验参考，“前面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
法务的工作内容很快就上手了，平时工作也比较清闲。试用期一过，我就想着兼职赚点外快。
4
我本想做点能提升自己专业知识或者工作能力的兼职，可去招聘网站搜了“法律”、“英语”几个关键词，刷了几屏后，看到有好多家机构在求“留学生课业辅导老师”。一开始，我对这种岗位感到有些困惑，还以为是给在国外上初高中的小朋友辅导一下数理化，但是看到介绍说，是需要法律专业的老师，也没多想，就投了简历——至于招聘的机构，我并没有听说过，倒不是说它是一个小作坊，而是在我以往的经验里，似乎觉得自己不会和它产生任何交集。
很快，就有人微信联系了我。根据对方的要求，我下载了一个线上课堂的APP，约了晚上8点的“试讲课”，“学生”是这个机构的教务老师（课程销售）。这节只有15分钟的试讲课结束后，我就成了一名“海外留学生课程辅导老师”，做一些法律相关的论文辅导、作业辅导甚至演讲的陪练……总之，就是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时能遇到的问题，这里都可以解决。
当天晚上，有10多个教务老师加了我的微信，我签了兼职合同：时薪250元，需要完成2年的教学任务——半年内的上课时长要累计达到240小时才能摆脱这个有点侮辱人的数字，时薪涨20元。
刚开始的2周，我都没接到什么课。我学的是美国法律，而来这家机构求辅导的多数是英国、澳洲、新西兰的学生。刚开始，英国本科法律的辅导我并不敢接，加上有很多门法律课程我自己也并不熟悉，所以一直畏首畏尾，担心自己的水平不够。
看我不太主动，教务老师就塞给我一个“专业对口”的学生。那是一个口音很重的男生，倒不是说口音代表他英语不好，但是聊了两句，就发现他基本的语法、词汇量都很匮乏。他需要辅导的是美国法里面的Property Law（物权法），问的也都是能在课件里找到答案的基本问题。在课件里，每个案例分析里都会穿插着一些知识点，但我发现，有些知识点他直接理解反了，导致整个案例分析推进不下去。我逐一讲完那些知识点之后，他表示“懂了”，但是到后面汇总整个案例分析的时候，他突然又有了和最开始一样的问题。同样的流程重复了几遍，1小时的课拖出去20分钟，直到系统自动关闭了线上教室，我才坐在电脑前如释重负。
有了这一次经历，我就建立起来了自信——虽然我不是什么straight A student（优等生），但辅导他们绰绰有余。
很快，我又接到一节论文辅导课，教务老师说学生需要辅导“思路”，并且再三叮嘱我，“不允许代写论文”。上课后，我花了20分钟讲论文的结构，以及如何找案例、写引用等等，而对面的学生一直在不耐烦地点头、挠头，最后，他忍不住说：“老师，我这些都知道，就是写不出来，这一节课也挺贵的，1千块钱1个小时呢，能不能讲点具体的？”
我说“思路”的时候，他“懂了”，我说“写作方法”的时候，他“懂了”——但他这么一说，我懵了，还要怎么“具体”呢？
他见我不语，干脆直接说：“你帮我写一部分吧，我就是不会写，其他的我都懂。”
这个学生虽然嘴硬地强调自己什么都“懂了”，但又说自己不会找案例和文献，也不会写脚注。相比于他什么都不会这件事，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居然只拿到了1/4的课时费。我一边心疼着黑心机构抽走的课时费，一边被这些花钱如流水的留学生们冲击着我的三观——知道学生的课时费后，我常常会代入自己的经济水平，甚至上一次课就会替学生（家长）肉疼一次。我也会下意识地替学生“省”课时费，线下课时需要2小时完成的任务，我一般也只会报1小时的线下课时。
后来我又接了一个论文辅导，1个小时的课程，学生有45分钟都在和我闲聊，一节课结束时，他的论文进度依然是0。随后，他又花了大几千约了几节辅导课，但无一例外，每次听我讲了10来分钟后，就想要跟我聊点诸如“女朋友生气了要怎么挽回”之类的情感话题，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正待我又替他心疼钱的时候，突然转念一想——这几千块对于他来说可能真的不算什么，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有钱少爷的临时陪读罢了，至于是讲论文还是当树洞，他开心就好。
3节课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他的做派，遂提出由我以“计算线下课时”的方式，把论文大纲给他写出来。他特乐呵地说：“行啊老师，那您可帮我大忙了！我之前的论文都得上十几节课，老师给我说着，我写。您看线下课时需要多长时间您随便记。”我给他写大纲大概花了3个小时，想想这到学生那儿可是3千块钱，跺跺脚，就只报了2个课时。
不过，这些学生既然会花几万块钱上课，自然不会在乎这2000块还是3000块。当我的思维还停留在“省钱”的时候，人家对金钱的使用早已达到了“自由”的境界。
我遇到过最离谱的一次，是一个学生报了4个小时的“作业辅导”。我连续讲了2个小时，讲到嗓子哑掉，中间休息1小时后再继续时，却发现之前刚讲的内容，他已经全忘了。我清清我快说不出话的嗓子，提出要不要改成线下课时，他和上次的那个学生反应如出一辙，兴奋地答应了，“线下课时随便计”。
此后，我在群里看到还有上一个辅导老师留下的文档，打开一看，是和这个作业一模一样的知识点整理。我问那学生，这是不是同一个作业？学生说：“哦对，这个作业我之前找老师辅导过，但是过了1周，我有点忘了，所以又重新上一遍。老师，之前老师整理的那些知识点你写的时候都可以用哈。”
我看了一下文档里的记录，保守估计，上一个老师辅导了他大概5个小时，加上我这次6个小时，也就是说，光这一个普通的日常作业，这个学生就花了1万多块钱出去。
当小镇青年拿出家里大部分的积蓄出国留学，希冀着回国能够有一份高薪的职业挣回那份学费时，有钱人家的孩子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学位，甚至没有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学位无关乎未来，仅仅是脸面而已。
5
一天，一个教务老师给我推来了一个“申诉辅导”的任务——2小时线上、1小时线下，教学生写申诉信。当时我还没想明白这“申诉”是什么意思，询问后才知道，原来在国外留学，挂科、被劝退、学术不端的学生，拿到校方的处分后，还有一步可能逆转的操作——就是“申诉”。但是，申诉也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和证据才能赢回一线生机，拿到补考机会，这些理由在学校里叫special circumstance（特殊情况），比如疾病或重大意外。
“申诉辅导”也被机构称为“申诉套餐”，不需要备课，就能拿到750元。我心中窃喜，这个来钱快，赶忙答应下来，完全没想到这个课程后面让我花费的时间会比普通备课更多。
我终于意识到，留学生方方面面的灰色需求，早就催生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和有钱人留学的差距只是消费自由、吃饭自由，在学习层面上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有钱人家的孩子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不担心花销，上课和写作业也可以花钱请人“辅导”，就连考试挂科、被退学，也会花钱找人给自己帮忙擦屁股。
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第一次接的“申诉辅导”的学生，是一个有点叛逆的女孩，2门挂科，想要补考。套餐里的“2小时线上辅导”是用来了解情况、方便老师为其撰写申诉信的。我问她这2门课的平时成绩怎么样，她说平时成绩也不及格。我极力想要找到能够借题发挥的入手点，又询问这2门课的考试方式是主观还是客观，她说，“都是客观，而且有几次平时作业没交”。我压住内心的慌张，问她是否有什么特殊情况，她说，“就是懒得写”。我一时语塞，心想只能找别的理由来帮她“解释”考试失利了，询问她身体状况，她说自己健康得像头牛……如此一来，能让校方能接受的申诉理由，就只剩下“心理疾病”了。即使如此，校方也会要求提供证据来证明真实性。
我又问了一下她对处理结果的期望，她说想要“不限分的补考”。在国外的大学，一般补考“限分”，也就是在补考及格的前提下，无论考了多高的分，最终体现在成绩单上只是一个“及格”；而“不限分的补考”，意思就是她考多少分，成绩单上就写多少分。听她这么说，我脱口问了一句：“那你对补考有信心吗？”她说：“没有。”
线上的2个小时一点一点挨到结尾，我赶紧着手写了一篇申诉信出来。正当我高兴地在计算器里数着这3小时换来的750块钱的时候，教务老师发回了学生家长的反馈——这个妈妈写了篇上千字的散文，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申诉信里的论据事实证明力弱爆了。接着，她先是论证自己因为更年期情绪不稳定导致女儿无心学习，又放上了许多母女两人微信互骂的聊天记录截图，来证明自己与女儿之间的语言暴力冲突让女儿分了心。她希望我能把这些都翻译成英文加到申诉信里，我解释说校方认可的理由里不包含这些，但她仍执意要加。
后来我才知道，每一个纨绔了的子弟，要么是家长对其太放纵，要么是家长对其太操心。这位妈妈的管控欲，也不过是我后来所见的冰山一角。
这次申诉的失败在意料之内。虽然教务老师在接单的时候就已经告知对方风险，让我的课时费并没有因此减少，但我拿着这钱还是觉得受之有愧。我找教务老师要来了其他老师上申诉课的视频，想学习一下别人写申诉信的入手角度，结果第一个视频看到30分钟，学生就发疯了，她辱骂家长和摔东西的声音，令我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那个老师在当时的尴尬。过了几分钟，那个学生的妈妈用依然云淡风轻地说：“不好意思老师，您继续给我来讲，我一会儿去做她的工作。”
我关掉视频，明白了，原来这个申诉课程没有什么技巧，只不过是卖给这些留学生家长的心理安慰剂。一个“申诉套餐”就是3000元，不保证能申诉成功，即使侥幸成功了，那些学生也大概率通不过补考。尽管在买课的时候教务老师会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和家长明确风险，但是家长们对这个课程依然趋之若鹜，因为它像是挽回自己孩子“学术生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希望再渺小，造价再昂贵，他们也会眼睛不眨地买下，缓解自己为人父母的焦虑与自责，也可以让他们在未来和孩子的每一次吵架中，拥有说出“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权力。
6
后来我接了很多“申诉辅导”，70%的学生都是人们刻板印象里的留学生：家里有钱，不学无术，嚣张跋扈。对于态度恶劣的学生，我早已见怪不怪。
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故事。
一次，教务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压缩包，里面是一个学生申诉的相关信息。他挂了2门课，接到了学校的退学通知——这种情况按理说没什么特殊的，教务老师说，希望尽快安排节申诉课，“只是学生比较害羞，所以是要家长旁听”。我立马想起了之前看的那段“教学视频”，心有余悸——家长旁听，大概率会是个麻烦事儿。但是想了想可观的课时费，我还是同意了。
我准时上线，学生的父母已经在对面等着了。视频里一口一个“老师”，一直在“感谢老师百忙之中帮忙”，一直在“麻烦老师多费点心”，听得我好心酸。
他们解释说，“孩子比较内向，所以我们来和您沟通”。那学生也在线，对学业情况最了解的，就是他自己，但是他不发一言，只是默默听着父母的转述。只有他妈妈偶尔问起：“儿子，你跟老师说是不是这样的？”他才会开口说话，解释一下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明明当事人在场，说的也是同一种语言，却需要其他人来翻译或转述他的想法和事情。那对父母的语气都很温柔，但能听得出来，学校发的这封退学通知，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我委婉地问，学生有没有身体或者心理的问题，可以作为申诉理由的。
“都没有，身体挺健康的，心理也挺健康的。”那位妈妈说着，然后支吾了一下，“老师，就是孩子爸爸有肾癌，这个能说吗？孩子当时选这个学校，离家那么远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爸爸得了病，不希望孩子离家那么远，但是孩子坚持想去。这门考试的时间是和他的实习时间特别近，他暑假就飞过去了，找房子什么的学校都没帮忙，当时也发了邮件，没找到房子还住了好几天酒店，也没休息好，全都要自己操心。实习工作也特别忙……”
我一时语塞，看着他们发过来的肾癌确诊病例，想到他们和我爸妈差不多的年纪，患了重病还要事无巨细地操心儿子的事情，就很心痛。我安抚他们，承诺会好好写这封申诉信，但是孩子父亲生病这个理由未必会被学校采纳。他们依然温柔地说了很多客套话，那是长辈求人办事时的最高社交礼遇，说是千恩万谢也不为过，我实在有些受不起。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学生和家庭。这个让父母操心的学生看起来不是那种纨绔富二代，寥寥几句话倒也很有礼貌，但是对父亲患重病似乎无动于衷；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远走他乡读书，似乎应当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在视频里却丧失了话语权，任由父母全权代理他的一切；他的学校是一个名校，在申诉学生里也比较少见；他的父母看起来很明事理，即使收到了退学通知，也未见对他发火甚至着急，可是却又过度地参与到了他的生活——一个20岁的人还被当成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实在是溺爱。
诸此种种，堵在我的心里，课程结束后，我和家人吐槽，说怎么会有这样不懂事的孩子。家人说，“这是他们的相处模式，外人不好评判，你只能做好你分内的事情”。
我带着对这对父母的同情和惋惜，倾尽全力写好了一封申诉信，再三修改润色后发给他们时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没想到这对夫妇秒回，又是一通千恩万谢。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没想到，他们居然一夜没睡，熬夜用翻译软件“读”完了申诉信，发来了很多不懂的地方和想要修改的地方。我逐条听完他们的语音，又给他们做了解释，花费了远超过“申诉套餐”时长的时间，一开始的同情心也慢慢被消耗殆尽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话没错，可是有时候这“可怜”却是有些父母的求仁得仁。这个学生自己的未来和前途，为什么可以理所当然交给患病的父母，自己却安然睡大觉？他不擅长沟通，父母代为沟通，那写好的申诉信自己总可以看吧？居然还要不懂英文的父母花费数倍的时间去看，很多机器无法翻译的表述，只能给他们带来困扰，徒增沟通成本。
对此，我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7
兼职短短1年，我见到了许多留学生。他们有的说话怯懦，有的性格乖张，但基本有一个共性——家里有钱。我和他们交流时，常常会想起几年前那个登论坛、找经验帖、DIY申请文书的自己；听到他们说“老师我一会儿要出去和同学吃饭”的时候，会恍然看到那个春节在为别人的欢聚而服务的自己；接触到学生家长时，我眼睛总会酸涩一下，然后想起我只对爸妈报喜不报忧的那些日子，和不管我做了什么决定都坚定站在身后支持我的爸妈。
我见到了本来不会跟我产生交集的一个世界，但是对这个世界我却羡慕不起来。和在美国偶尔还会羡慕一下白富美室友的悠闲惬意不同，这些留学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局限——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如果一切问题都想要用钱来解决，生活也挺无趣的不是吗？
我逐渐习惯了这份兼职里带来的割裂：有钱的从容和挂科时的气急败坏；摆烂的纨绔子弟和心急如焚、事必躬亲的父母；试图控制一切却什么都掌控不了的家长，试图反叛全世界却只能拿着父母的钱、用挂科退学来向父母宣战的学生……
我曾经替学生心疼过那每小时1千元的课时费，也替为孩子操碎了心的父母心疼过他们的身体。但我慢慢学会了收起自己的“圣母心”——没有什么所谓的可怜或命运，不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已。“留学生”这个身份标签，实在难以涵盖留学生这个群体，我终于明白了余华那本书说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