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一直在问自己有没有信仰，答案是没有。信和信仰是两个房子两张床，打瞌睡的时候，只能选择一张来蜷缩身躯。机缘巧合，我开始接触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学习、干活、闲聊，在生活的漏眼里窥见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命认知。
我没有惊讶，也没有别扭。我安然自得，仿佛是与故人相逢。在玉泉观的月光里，幺师父给我讲他出家前后的事；在温大夫的小小医舍，我捕捉一个个不同的人生选择、法衣下的笑泪因缘；在高山密林，我得见这个时代最后的求道者；在寺院，我闭眼明见菩萨院墙内外的无常和有情，佛陀金装下的大小雷音寺。
我和这些佛家、道家、有自己独特信仰的旅客们相遇、相别，如同东风纷纷扬中碰头的几粒尘土。问朝圣者一句：何拜廟堂？俯首跪拜的那一刻，不若问问自己所求几多。当下的不安、恐惧、茫然不必寄托在泥塑神像上，寻自己的道，做自己的神明。
1
幺师父说，人生最后境地无非五个字——吃喝拉撒睡，有一个字出毛病，人的架子就会散。
我年轻，对周遭种种能看见、能理解，但感知不到。幺师父说这些话时很随便，一边做活，一边说，但我就像感冒舌头失灵，没尝出有什么味。
2020年秋，我从部队退伍回家，猛然离开紧张严密的大集体生活，总归不太适应。部队将一个地方青年按照真善美的标准锤炼，刚从部队出来的毛头小子，汇入社会的汪洋大海，就是一个傻大兵，说话、走路、吃饭、睡觉，样样都得改。战友变工友、变校友、变舍友、变同事，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王健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离开部队，意味着社会资源一键清零，无论多少年的兵龄，跨出军营大门那一刻，大多数人又都成了新兵，要接受的第一个社会考验就是——挣钱。
退伍后，因家中外公和母亲都亲近佛学，我也与神佛之事结缘。人们习惯说寺庙，其实寺是佛家，庙是道家，佛教道教经过千年演变，已经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宗教属性变得极淡。内地佛教更加接近一种生活理念，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律宗等等，虽然开枝散叶极广，但普通老百姓不懂这些，只晓得一句“阿弥陀佛”，我走遍天南海北，遇到知道得多的，也就是多加两个字——“南无阿弥陀佛”。
道教的派别就更复杂和考究了，按照不同的精神内核、不同业务、不同地区、不同祖师爷来划分门派。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全真派和正一派，其余还有四川青城、江苏茅山、青岛崂山、陕西华山、十堰武当、平凉崆峒山、江西龙虎山，辽宁闾山等，数不胜数。
幺师父是在玉泉观随缘住方的道长，本家在外地，是受玉泉观老道长邀请，从四川的一个庙观远行来此的——不论佛家道家，住院修行的师父们总要去不同地域的寺庙轮转，或是受邀，或是游学，或是由协会指派，或是进修求学，不一而足。幺师父来玉泉观之前，已在川南川东的两家宫观修行且做过执事，玉泉观是他的第三家宫观，也是他出走外省的第一个道场。细算，幺师父要属全真一派。
道家庙宇因门派不同差别比较大。和佛教寺院不同，道观选址一般重风水，房屋排次须暗合易理，道观一般建在山顶，方位多偏乾南坤北，供奉尊神的各个殿堂沿子午线排布，依次为山门、灵官殿、两旁钟鼓楼、玉皇殿、三清殿、三星殿、戒台等，后院及两侧大都是些执事房、客堂、斋堂、袇房。
全真道和正一道在宫观执事上也有些出入——全真道称呼“方丈”，正一道称呼“住持”。
此外，全真道观还设有管理全院大小事务的监院，协助监院处理事务的都管，负责接待各地来访信众和挂单道士的知客，担负司务长职务的库头，负责维护和修理院内建筑、道路、林苑的监修，负责查管各个执事的巡寮等职务。
虽然所有大小庙宇都隶属于宗教事务局和道教协会管理，等级上并无大小之分，但山野小庙和名山圣地，总有个亲疏远近的区别，尤其是在钱上。庙大香客就多，愿意做供养的老板们蜂拥而至。本来，十方信众八方香客，无论来求的是什么样的人，在神佛面前均是一样的，只是财帛动道心，出家人也不都是活菩萨，肉身凡胎跳不出三界五常。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寺庙虽是方外之地，有独立的运行法则，但究其根本，无非两条戒尺，一个是戒律，一个是神佛。
玉泉观是座破落的小观，拢共就那么几间屋子，除了新修的三清殿前院地板上铺的是水泥地砖，后院的老屋都是以前留下来的糟砖头。好在以前修庙的人实诚，青砖用的都是好料，岁月几度冲刷也没能销蚀前人留下的心血。
往上倒腾二十年，玉泉观还没有成为景区，门口也没有立导游游览的牌子，在协会和政府的推动下，这里现在成了一座供游客免费参观的风景区。观里种着几棵古柏和楸树，观外远处的高地上生长着已经成林的云杉，有几棵古柏在修建这座小庙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高耸了，它们是这里真正的原住民。
据说修庙的时候因为缺木头，工匠们曾合计将这些柏树伐了做木材，住持修庙的道长不同意，他觉得对于这些早已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柏树来说，他们才是借用了宝地的后来者。工匠们执拗不过，只得作罢，但在修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运过来的木材里唯独缺少一根合适的大梁，为了不耽误工期，他们硬着头皮再次找道长说明情况，恳请道长准许他们伐木。
道长踌躇之下，只好给那棵被挑选中的柏树设坛祈告，将庙中缺少一根大梁的实情上表给树，说明日伐木。道长认为万物有灵，人虽然是万灵之首，但也要遵循自然，为了修庙，刀斧相加、伐木取材，也是“有损”之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
结果，当夜，那棵柏树轰然倒塌，巨大的声音惊动了所有人。人们都说是柏树有灵，听见道长的祷告后甘愿化身为梁，这座玉泉观于是就这样建成了。
是神话传说也好，地方实录也罢，这个故事被保存在道观的历史里，和道观一起流传了下来，或许再过一二十年，这个故事会被当地文旅局挖掘出来，成为这个建筑物新的标记也未曾可知。而现在，这里除了几棵古柏依旧吐青，其他的都随时间沉淀成灰。
2
幺师父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玉泉观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观，香火旺盛，不算挂单的道士，光登记在册的师父足足有十几号人。监院、都管、知客、库头、主翰、监修、巡寮，一应俱全。斗转星移，短短一甲子，观里就模样大变，三清殿已崩坍，新殿则因为省钱和周围有些别扭，有种诙谐。
小观里的香火钱稀少，木头做的功德箱擦得油亮，肚皮里面食儿却不多。毕竟是小地方，香火钱就是个心意，一块和一百块都是一张纸，于普通人来说是一样分量的心意。烧香的寡淡多聚也是跟着时节来，办庙会、跳秧歌、三月八、四月八这样的热闹日子，香客们才上山烧香祈福，平常时节，这座小道观游人鲜至，大多数时候它保持着该有的清净本分。
我来道观时，观里一派清凉，没什么游客过来。一间新落成的三清殿，其后一个圆月拱门，从拱门踱步进去是几间侧殿，都是老建筑了。进门右手边供着斗姆元君，左手靠后是药王殿，正中轴线一间小殿里供着一尊灵官怒目像，殿房前后都开着天门，低头出了后天门，是最后一间主殿，木竖匾额写着“昊天宫”，跨进高高的门槛，正对着是两胎两米多高的立像泥塑，一尊玉帝、一尊王母，两尊神像斑驳剥落，罅隙下，是青灯不灭。
观里最大的一处景点，是后院方庭中央端坐在中的大水缸。水缸硕大，上宽下窄的体型，看着却并不别扭。缸里养着窝三色莲，在夏天天最热的时候，这莲花就赶着热气开。莲花与别的娇滴滴的花卉不同，它性格孤傲，身虽细嫩，志却刚毅，天越热它越是顶着大太阳开，也越开得艳。观里的这株三色莲有些特异，许是沾染了宝地灵气，开花开的是并蒂莲，两只莲心一左一右，开合像日月分管阴阳，算是观里唯一的奇景。
除此之外，这座小观就没有任何可供游客目视的地方。来观里拜香的都是些本地老居民，并且多是上年纪的老人。年轻人是不大喜爱这些地方的，对于他们来说，坐在县城里新开业的奶茶店边吸溜珍珠奶茶边畅想县城之外的生活才是快乐。那些终日被香炉紫烟围绕的老木头房子、房子里的神像和守在神像旁敲罄的老头，在年轻人眼里都是落了灰的过去了，新世界在明亮的购物广场和写字楼里，宽阔街道两旁，反射在高楼上鱼鳞一样的玻璃光，那才代表未来。
可偏偏有段时间，我不知为什么，总喜欢往庙里跑，就坐在庙后院的凉亭下看书。初初与幺师父照面，他也不招呼我也不询问我，仿佛我和后院里散养鸡鸭一样，只是一个无常小生命。每次看书前，我会先拿院里的竹扫把扫地，后院不大，清扫起来费不了多长时间。我想，既然受各个仙祖蒙荫，那替他们做做洒扫也是应该，抱着这样的心念，我洒扫工作也就做得更勤奋了，幺师父由此注意到了我。
幺师父总一身青衣黑鞋，头顶个混元髻，常低着头快步走过庭院。长期扎头发，使他的发际线不断撤退，露出宽大饱满的天庭，一双藏在混浊里的眸子，通身上下散发着善意。我来的次数多了，慢慢也就与他相熟了。幺师父道号是什么，我没打听过，他也从没对我主动说过。我俩萍水相逢，是一对没有点破，心照不宣的忘年交。他中年出家，据他自己透露，以前他脾气大，性格暴躁，常与人争强，早早辍学混社会。我完全无法将他与他口中的暴戾青年人联系起来——他出家前做工经商，出家后念经敲钟，多年寺院生活改变了他身上的市井气息，连暴戾也一并剔除了。
观里看家守门的道士我总共就见过四个，除了监院的老道长和幺师父，还有两个年轻的小道士，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听说还有一名高龄方丈住在后山草堂，不再过问世事。老道长人微胖，皮肤黝黑，头发也黝黑，走路带风说话像钟。幺师父既要帮着监院处理大小事务，也要负责接待各地来访和挂单的道士的食宿，大到大殿施工维修，小到后院鸡鸡鸭鸭、茅房除粪，他都得干，也算为两名年轻小道士打个样。两个小道士平日里多做些科仪功课和洒扫的工作。
3
观里面有自己的每日生活制度，睡觉、洗漱、早晚课、唱经、斋饭和敬香，都有时间表，大家都是各安其职，空闲的时间几乎很少。玉泉观虽是个小观，但规程和事务一点也不见少。据幺师父说，以前观里还时不时有做法事这样的活儿，自从几间旧屋分别在宗教事务局和县文旅局挂了号后，法事便不再做了，只有像五腊日、三清圣诞、玉皇圣诞这样的节日，老道长才会安排师父们供斋设醮做道场。因为道观小，科仪各礼制事都比较简单，也就是准备好香、花、灯、水、果五供，祝香燃香，诵经唱经诸如此类的规程。
我喜欢听幺师父唱诵经文——他平时不大爱主动说话的，非得是别人问他才回答，说话就像露金子，与他在唱经时判若两人——他唱经的时候，语气语调是与平时截然不同的，带着一口川西口音，那些晦涩的经文从他嘴里像唱歌一样一韵压着一韵唱出来，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断障之法，当生大悲，无起疑惑，无起贪嗔，无起淫欲，无起嫉妒，无起杀害，无起凡情，无起凡思，无起昏垢，无起声色，无起是非，无起憎爱，无起分别，无起高慢，无起执着。凝神澄虑，万神调伏，心若太虚，内外贞白，无所不容，无所不纳。无令外邪，乱其至道，牵失真宗，败其灵根，盗其至宝。致尔万劫，永堕凡流，百千万劫，不闻妙法。是故汝等应当志心善护真宗，无令丧失如前所说，如是诸障，汝等各各当除断之。”
幺师父念完经，含一口净水在嘴巴里温暾。他个子矮小，穿上宽大的袍褂伫立在殿堂上，仿佛和这周边的物件融为一体，也成了尊古朴塑像。那个时候，我看着幺师父，心里会徒然升起一种陌生的敬畏，心念全察下六根尽蔽屏。
大多数时候，幺师父并没有唱诵经文时那样的神气。他更像个木头桩子，穿着他横过来竖过去、从开春到冬藏的青布大褂，坐在一张小椅子上，拿着一个包了布的胖头棒槌，有香客烧香或游客拍照的时间段，就守在铜磐旁敲磐。铜磐上面篆刻着捐钱铸造的十方善信姓名，磐中纹饰了一个太极图，或许是工匠手艺的缘故，太极圈篆的椭圆像只横卧在水里的荷包蛋。
幺师父在太阳从窗柩往门槛内的石板砖上一寸寸移动中，坐在他应该坐的位置上，看书、写表、画符、喝茶、打瞌睡。太阳光从夏爬到秋，他和棒槌铜磐两个老伙计待在这一隅和光同尘，好像这就是一个道士的本分。
那件青布大褂是件单布褂，结实又透气，天再热，我也没见过幺师父穿着短袖背心在前后院走过。我看他怡然自得的样子时常纳闷，穿这么一件大褂人不会热得慌吗？下雪了，他的大褂还套在身上，只是里面穿得厚实了点。
“衣服就是用来穿的，一件是穿两件也是穿，穿新穿旧都一样，够用就行，不敢过头咯。” 幺师父手里拿着鸡食槽对我说。
“都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幺师父你怎么喜欢穿旧衣服？”我问。
“衣服沾人气，穿时间长了就舍不得换，你不晓得，沾了人气的东西就和这个人有了关联，旧物不旧，新人不新，那是因为这里面都有个‘情’字在。”
从幺师父的面容上不太容易看出年龄，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好像怎么看都觉得一个样。道不问寿，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我总觉得幺师父是不会变的，他和他的青布大褂一样，在玉泉观的各个房子里出出进进的，忙活着各种永远忙活不完的杂事，像蹲在屋脊上受承雨打风吹的垂脊吻，年复一日地看着落日长坠，月亮上翘。
对于出家前的往事，幺师父并不避讳，他说，人是柳絮命是风，风吹柳絮，柳絮飘花，花再作柳，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一切都有定数。
在我和幺师父的闲聊中，听他提起过自己的一些过去：六十年代，他出生于都江堰的一户农家，家兄弟姊妹众多，生活贫苦，父母平日能吃顿饱饭都是奢求。平时在家里，吃完饭的碗是不许直接洗的，碗底剩的小米粒要舔干净，过年时，别家家家户户都在挂腊肉，他们家却只有土陶罐里腌制的那点不多的咸菜。不过他自小聪慧，长到十五岁进了施工队成了一名力工。从力工到泥瓦匠，再到单独包活干的包工户，他只用了五年时间。
我是个愚笨的人，说话没分寸，喜欢缠着幺师父问东问西，有次就问起他出家的缘由。幺师父非但没责备我一个小辈说话不把门，反而一反常态，停下手里的活，拉我到后院袇房，从房里搬出两把小板凳。
我们盘腿坐在门口摆起龙门，在幺师父的讲述下，我见到了埋藏在香灰红砖下的另一种人生。
4
幺师父对我说，那个时候他还是“幺师傅”，脑壳里啥想法都没有，一门心思想挣钱。
“我干活能吃下苦，为了赶人家工期，我干起活来没日没夜，硬生生地熬出头，终于在社会上站住了脚。也就在我二十三岁那年，遇上了一件事，那个时候我拼着年轻力壮，敢揽活儿，当时有一个庙宇维修的大活儿找上来问我做不做。找我问话的是本地的一个施工队，因为队里面缺个泥瓦匠，所以才找到了我让我临时顶活儿。”
“我自然是乐意去的，一般能揽上寺庙的活儿，说明施工队本身就是有一定实力和门路，而且在施工队干活还管着早中晚三顿饭。我应承下来，几天后就收拾好东西跟着施工队住进了寺庙。”
那个寺庙是四川当地一个比较大的佛寺，平日里香火很旺，占地面积大，里面各种大大小小的屋舍也多，施工队主要是对寺里的迦南殿和大雄宝殿的顶梁进行维修。那座迦南殿因为年代久远濒临坍塌，原本是要被拆除重建的，只是被当地文物局认定为古建文物，才改变拆除计划，要求施工队配合文保局下来的专家，尽量保全建筑，修旧如旧。除了作为重点项目的迦南殿，对大雄宝殿和其他各殿进行检查修补也是施工队的任务，断格的木头窗花、水浸剥落的壁画、各个大殿腐朽梁柱的替换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木建、泥瓦、水电、油漆、画师。这项目对于包工队来说是美差，而幺师傅作为泥瓦匠是按天计费，工程量越大钱越多，自然干得欢天喜地。
因为是在寺庙开灶，不能烧荤饭，工人们想吃荤的就得自己去外面吃，不许带回宿舍。那个时候幺师傅正年轻力壮，嘴又馋，隔三差五也想着吃点肉。但他舍不得花钱，寺里虽然是素食，但饭菜烧得并不难吃，而且是免费管饱，他当然是更愿意吃这不要钱的白食。
“要知道那时候我年轻，干的又都是体力活，一顿饭最少都是三碗起步，连灶上打饭的师傅都戏笑我‘端着个人架子，长了个牛肚子’。我就想着多攒点钱说上一门亲，穷苦人家早成亲，往后两个人过日子也能好过点。”
“不过虽然我不吃荤，但我知道和我睡一个宿舍的另外两名工人却时常瞒着别人带些荤食在宿舍吃，他们有几次甚至在夜里偷偷喝酒。”
虽然工人宿舍不归寺里僧人管，但毕竟也是在佛家脚下，这样做终归是有些说不过去。对于这些，年轻的幺师傅怕惹事，闷着头睡觉全当看不见。可宿舍里另一位年龄比较大的王姓工友看不下去了，絮絮叨叨地劝说那两位工友不要在宿舍吃荤食和荤酒，举头三尺有神明，小心受报应。
那两名年轻工友根本听不进去劝，奚落老王脑子里净是些封建迷信，破四旧没破了，改革的春风也没吹干净。他们说完，不理老王头，继续吃喝，而且还故意砸吧嘴，香烟也一根根地抽，弄得宿舍乌烟瘴气。
老王头见状，倔脾气上来了，和两人对骂起来。一个年轻工友被骂出真火，嚷嚷说：“哪有神？哪有佛？你叫出来我看看！吃肉怎么了？我还要爬到他脑壳顶上吃！”动静闹太大，幺师傅装睡不住，只好从床上爬起来当和事佬。那两个年轻工友也怕再闹惹来管事的，也就熄了火，不再言语。
可奇怪的事很快就发生了。这两个年轻工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不会什么技术，平时就干些小工杂活。先是工友张在一次上脚手架的时候从上面摔了下来，摔到了腿，所幸没伤到骨头，只贴了膏药。之后中午灶上吃饭，工友李又突然大叫一声——一颗带血的牙咬嘣开来，掉进碗里。
众工人吃了一大惊，纷纷围过去问是怎么回事。工友李含含糊糊地指着碗说碗里有石头，骂烧菜的师傅饭烧得有问题。
烧饭的师傅听了这话，气得拿着大铁勺跑过来质问他：“你恁个说是老子饭烧得有问题？别个吃饭都吃得好好的，就你有问题！”
“就是有石头，肯定是米没淘洗干净，崩掉老子一颗牙，你赔我，赔我的牙！”工友李捂着一嘴的血喊。
“怎么会有石头？这是多大一颗石头才能把牙都磕残？你找，你今天找不出那颗石头老子拿饭勺把把给你门牙敲断！”食堂大师傅气冲冲说。
幺师傅和其他工友也纳闷，俗话说石头沙子，娘姆舅子，就算烧饭不干净，也不可能只掺进去一颗石头，而且不偏不倚地就装在他碗里、只吃到他一个人嘴里——工友们的饭都没有问题，连一点沙嘴的感觉都没有，真是怪事。
没办法，工友李只能自认倒霉，捡起自己的断牙骂骂咧咧走了出去。
5
这还没完，当天晚上又出了事。
宿舍虽然在寺里，但生活区是和和尚们是分开的，工地上没修厕所，只在宿舍后面的下坡地上挖了两条卫生渠，拿竹竿和塑料篷布围成圈，算是个简易旱厕。夜里，工友张起夜跑茅房，因为前两天摔伤了腿，走夜路不方便，就央求工友李陪着他一起上厕所。
两个人去了不久，幺师傅就被吵闹声弄醒了。
“那时候我年轻瞌睡多，还是老王头喊起了我，我扒拉着眼皮问他做啥子，他说，别动，你听。
“我穿上衣服坐在床上听响声，宿舍是活动板房搭得不隔音，隐隐约约地就听见那个姓张的鬼哭声：‘鬼摸屁股啦！女鬼摸我屁股啦！’
“我就朝着外面骂：‘鬼叫个锤子叫，摸你屁股？屁股都应该叫女鬼给你抓烂，一天天神戳戳的，好烦哟。’”
骂归骂，幺师傅和老王头不放心，还是披上衣服拿上手电筒出门照看，远远地就看见宿舍后面的松木林里有两个人影，正一瘸一拐地往宿舍这边跑。他们不敢怠慢，接上那两个人问到底是啥情况？
工友张显然被吓得不轻，连话都说不全乎了。不知道是不是手电筒打光的原因，工友李也是一脸煞白，结结巴巴地说茅坑那边有鬼，“有女鬼”。
“那里有鬼，还女鬼，你啷个晓得是女鬼嘞？”幺师傅问，“黑乎乎的你能看清楚啥子。”
“裤衩，红裤衩，那就是个女鬼！”工友李都快急出泪来了。
原本还紧张的幺师傅和老王听见这话，差点笑出声来——这个工友李，白天掉了颗牙，晚上就开始说梦话。
老王头骂他：“撞鬼还能看见鬼穿红裤衩，我看是你小子不老实，撞了财色鬼。”
财色鬼是农村骂人的话，哪家的男人不务正业只顾抽烟喝酒打牌，就骂他出门要撞财色鬼，意思是这人不干好事要遭祸端。不过大多时候这就是两口子吵架的气话。
“龟儿子骗你，不信你自己去看！”工友李少了颗门牙，说话漏风，含糊不清，嘟嘟囔囔半天。
幺师傅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哪信什么神神鬼鬼的事，当下就喊着要去抓鬼。老王头怕多事，就拉着幺师傅劝他回去睡觉。幺师傅仗着年轻不听劝，反推着老王头往松木林走，“想去看看到底是啥子样的女鬼”。他们打着手电筒，没两步路就到了茅厕，除了屎臭味什么也没有。围着茅坑转悠了一圈，除了在正对着旱厕上方的树杈上发现了几个被勾住的红色塑料袋之外，一无所获。
“这憨批一定是把塑料袋看成鬼了。”老王头说。
“走走走，回去睡瞌睡。”
幺师傅回到宿舍后准备好好嘲笑下那两人，但没想到，那两个人一脸惊恐地看着他和老王，眼神看得幺师傅发毛，还不待他发问，工友张突然惨叫——
“是我的错，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随后，工友李也跟着对着老王头身后的位置痛心疾首地悔过起来。
这一出整得幺师傅和老王寒毛直竖。
“我虽然胆大不怕鬼，但我怕人来疯。我和老王头一人一个把他们按住，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姓张的站起来背对我们，然后哭哭啼啼地脱下裤子，把屁股撅起来了。”
“我和老王头都愣住了，姓李的让我们看，我说看什么？他说女鬼留下印记了，让我们仔细看、好好看。我才不愿意看一个男人的屁股，就骂：‘看啥子看啥子，老子要睡觉。’姓李的知道我急火了，不敢说话，就拿根筷子指着姓张的屁股。我和老王头好奇，顺着筷子尖看过去，看到三个黑点，看着像皮肉被灼伤似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愣愣地看着老王头……”
对着那个屁股研究一番后，老王头率先发表了意见。
“这是香灰点。”老王说，“寺里师父们头上的香疤就是这个。”
香灰点？大家都愣住，上个厕所闹出这么个事，难道鬼会蹲在粪坑里举着香给人屁股上点香灰？
没法子，这时候再说什么那两个工友都不信了，幺师傅和老王只得安慰两人，要他们明天上工前先去给寺里的菩萨拜拜。老王还夹带私货说，出了这样的事，说不定就是你们两个在佛家地方偷荤教佛菩萨看见了，所以惩罚你们嘞。幺师傅也说，佛菩萨他老人家不光看见，还听见你们那天晚上说的坏话了，明天你们要好好磕头，多磕头——他说这话，纯粹为了撒气，那两个工友平时太闹腾了，他晚上都睡不了几个好觉。
可没想到，那两个工友竟然把这话听进去了，当即表示，明天不仅要给佛福萨（一种地方民俗称呼，同佛菩萨）磕头，还要捐些工钱做功德。幺师傅被两人气笑了，心想：佛菩萨要是知道你俩起夜偷懒在寺院里面撒尿，还不得在尿管上面给你们点香疤疤嘞？
6
“那后来怎么样了？真的有女鬼？”我好奇地问。
“傻小子，世上阴阳两道，人不怀贼心，鬼就不会害人。人为阳实，鬼为阴邪，阳有亏、实有损，阴邪就会趁虚而入，把自个儿身上的浩然之气养好，那什么东西都不敢近你身。”
幺师父说，隔天，两个工友半夜撞鬼的事就在寺院传开了，同时传开的，还有工友张屁股上的香疤。因为这件事在寺里面闹得厉害，寺里当家的大师父就发了话，要替两个工友念经除秽。
而幺师傅，也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和寺庙结了缘。
寺院里安排念经的两位师父，其中一位与幺师傅熟识——幺师傅是泥瓦工和木匠活都干，平时除了包工队分派的活儿，还帮着寺院的师父们做些活计，这些活儿是他下了工后自己去做的，不计工费，属于私情。师父们都念他的好，又看他年龄小，所以在生活上时常照顾他，见觉师父就是其中一个。
“见觉师父是个好人。”幺师父喃喃道。
我见幺师父提起这位故人时神色欢喜，从他说话的语气里不难猜出，他与这位见觉师父之间情谊深厚。
据幺师父的讲述，见觉师父当时年纪大概四十出头，一米七八的身高在西南人里算是大个了。他生得白净，面貌极好，是那种掉人堆里都能一眼打望到的标致人儿：“他是胎里素，我们都说他长得好是因为肠子里没沾过荤腥。”
幺师父接着讲：“我们的灶堂和寺里僧人的香积厨是分开的，虽然说都是素食，但味道上远没有师父们的饭菜香。当工人嘛，干完活下了工，每天的心思都在吃饭上，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吃得好一天满劲，吃得撇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我那时候年轻好吃，闻见香味魂也跟着饭香飘。”
似乎是看出幺师傅的好饭量，见觉师父好几次从香积厨拿些吃食给他，有时候是蒸好的红薯，有时候是抹了菜籽油的花卷，还时不时有水果和牛奶。见觉师父说，水果和牛奶是有居士供养赠他的，他不吃，于是这些宝贝都进了幺师傅的肚子。见觉师父对他好，幺师傅自然也懂得感恩，一有空闲时间就帮见觉师父做些小活儿，就这样，一来一回两人便熟络了。
后来幺师傅得知见觉师父也要给两位工友诵经，下工后就寻见觉师父聊天。其实他也好奇工友张屁股上烫了香疤是怎么搞的，要说有鬼，年轻气旺的他是不大信的，可不信也没法解释，世上的事真奇怪，人们总是迷信未知。
见觉师父说，这是遭了惩罚，鬼是最怕香灰这类东西的，它们躲还来不及，怎么会拿香捉弄人？何况是往屁股上烫香疤这种事。不可信、不可信。
幺师傅便问他，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觉师父说，这两个人肯定是说了一些不敬不端的话，大师父说让他们念经除秽，其实就是做场小法事替两个工人解难，对外，寺里已经和包工队商量好了，就说是工地厕所为了防虫撒了石灰，是工人上茅房溅到了热石灰烫下了疤。
见觉师父又说，佛家是信因果，而不是迷信鬼神。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可以敬重，但不能迷信，念佛是为了求知求真求觉，怎么能讲怪力乱神的事呢？不可信、不可信。
幺师傅听了这些话，有点似懂非懂。
“我根器浅，那时候意识不到见觉师父是在点拨我。不过他的话让我破解了心中的一个疑惑——原本我以为僧人道士这样的人是最笃信鬼神的，可没想到截然相反，他们是敬而不信，世界上有没有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被这些感知到的东西干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我说世界上有两个神明，一个是天地的神明，一个是自己的神明，学佛也好求道也罢，都是跳出迷障，格物致知，做自己的神明。”
确实像见觉师父说的那样，法事过后，两名工人再也没有发生过意外。那两名工人也一改往日习气，再也不敢在寺院偷吃荤食了，平日里对待寺院里的师父们也殷勤起来。原本没怎么读过书的两个人，还买了本新华字典，对着寺院香堂上发给游客的结缘小册识起字来。
经过这次事情后，幺师傅开始思考很多以前没思考过的事情——比如什么是因果？如果承认因果真实存在，那就必须相信人本身不光是受自我意识的支配，生老病死也会被一种叫做业力的东西左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命。
幺师傅被这个问题困扰很长时间，他问自己：你信不信命？
“这个问题我问过见觉师父，他的回答我现在已经记不大清了，说的都是佛经上的一些知识，有的我能理解，有些我理解不了。我知道我需要的不是知识，是指引。可作为一个泥瓦匠，成天想这种事在外人眼里是不大正常的。可人的思想一旦被打开被解放，那就再也回不去了，就像旧社会的人了解到共产党和马克思的理论后，就再也不能回到封建社会了，他就只能期盼着往新社会发展，我也是一样。”
幺师傅从那时候就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但直到过了四十岁，他才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糊涂下去了，他想出家。
7
寺庙的工程结束后，幺师傅继续干他的老本行。没用多长时间，他就成了包工户，有了自己的一支建筑队，专干装潢，期间还开了店。
在二十三岁那年年底，他结了婚，媳妇是做工结识的，两人自由恋爱半年便领了婚证，十三个月后，女儿诞生在了这个小家庭。
女儿是他唯一的骨肉，妻子体质弱，生完女儿就落下了病根。老家的农村重男轻女，说屋里头没有男娃就是没有顶梁柱，就是断了根，这让母亲在村子里总觉得抬不起头。虽然母亲一直督促他再生个男娃，但他不愿意妻子受苦。他是知道妻子的身体的，生孩子耗娘的气血，孱弱的妻子怎么能再生育呢？即使母亲拿命要挟着催，他也坚决不肯。即便妻子也提过几次再生养一个试试，可他一听，就破口大骂：“生男生女是老天爷决定的事，怎么试？拿婆娘的命试？老子不干！”
后来成了幺师父的他，从不提亡妻的事，我从他嘴里没有搜寻到任何关于他妻子的故事，有的只是生活的琐碎。后来听监院的老师父聊闲，说幺师父出家是因为亡妻。
关于他妻子，我只知道一样事。那是我在幺师父居住的袇房里闲坐时，他说要给我找找他珍藏已久的一包好茶，是别人送他的临沧红茶。在他翻找茶叶时，我看见他柜子里有一双绣花鞋垫，那是一双从未穿过的鞋垫，鞋垫上有用红丝线织绣着他亡妻的乳名：
“爱霞。”
幺师父坦白：“出家这种想法一旦有了，就没法子消灭了。那时候我家闺女还在读高中，家里面四张嘴等着吃饭，我忙着包活儿养家，别说出家，屁股在家里的板凳上都多坐不了几分钟。”
恰好那时候他因为业务，遇上一个江西来的游方道士。道士在山上农户家租了间房子居住，因为房子太破需要维修，所以七拐八拐就找上了幺师父。那时候幺师父已经算半个居士了，碰上一些捉襟见肘的出家人也愿意帮助，自然没有收取道士的钱，当白工，帮着他把房子巩固了一遍。如此，幺师父便与这位静园道长结缘。
家里人对于幺师父亲近出家人并不反对，对于他亲近佛道也觉得无可厚非。幺师父同妻子都是农村出身，书读得也只在识字水平，他们这代人对佛道是怀有敬重心的。只是在周围人眼中，幺师父是个搞怪力乱神的人。人们的心理很奇妙，一方面敬重神佛，一方面远离神佛，有需要时希望神佛有求必应，不需要时觉得这就是封建糟粕。幺师父就在周围人的熙熙攘攘中把耳朵堵住，只管走自己的路。
静园道长会些中医，他也不住庙，常年待在山上过着隐居的生活。山上人家找他看病问药，他从来不拒绝，也从不收钱，于是找他看病的人就带点米面油，当做是医药费。幺师父喜欢和寺庙的师父们接触，也愿意听他们讲经说话，就时常也拿些蔬菜米面去看望静园道长，时间久了，也越发熟悉了。幺师父说，他从静园道长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静园道长算是他的一位引路师。
静园道长一没教他画符写箓，二没教他摇铃作敷。学道这件事是要有规矩的，不拜门之前是不能教传的，否则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必须是要认师徒的。静园道长心善，他从不主动给幺师父传道授业，幺师父问了，他也不回话，只是默默地做一遍，这就算是回答了。
那两年，幺师父学会了怎么认药采药，还有一些实修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整个人从娘胎里倒翻了个个，重新学怎么走路、睡觉、吃饭、呼吸”。
“静园师父是大善，也是真正的修行人，我跟着他只学会了四个字——全命避害。”
当我问及幺师父出家的缘由，他的神色顿时灰暗下来。
我知道我说错了话。
幺师父眼皮耷拉下来，他吸一口气，咳出一口痰，头偏向一旁，也不看我。我以为他是生气了，没想到接下来他却安静地开始讲述：
“2011年女儿大学毕业后，工作落到了广州，成家也在广州，我妻子在女儿结婚前因为肝癌走了，没能看上自己闺女成家。她走的时候躺在床上，手指指着我女儿的照片，吱呀吱呀地没力气地叫。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我知道她是叫女儿的小名。她走得很难，我守在她床边一直听她想吸气却吸不上来，那团气就在胸腔里，但她没力气吸了。我看着她难受的样子，自己心里也刀割着疼。我知道她是救不回来了，于是我把静园道长请来，让他替我妻子念念经，让她在最后的时间里能少些痛苦。
“夜里三点多，静园师父来了，我坐在床边拿热毛巾给我妻子擦脚擦脸，静园师父让我去厨房熬些生姜水，拿姜汤再给她擦擦身子，能让她舒服点。静园师父搬了椅子坐在房子对角静静地诵经，我在厨房里拿嘴咬住胳膊不敢哭出声音，一低头，眼泪掉进锅里化成水。
“她从生病倒下进病房，再到进坟地，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我没想到这个病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快就能要人命。我那时候可真傻，我早就该发现的。她瞒着我，瞒得辛苦，进医院的前一天还看店进货，比一般人还要精神。
“妻子走后，我在人世间最大的牵挂也跟着消散了。我自己在空房子里住了半年，年末的时候女儿结了婚，婚礼是在广州办的，我坐在酒席上看着女儿，她很漂亮，真像她妈妈。婚宴很热闹，我在台下和女儿的公婆坐在一张桌子，知道往后他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把老家大大小小的钥匙配了一串留给了女儿，女婿开车送我到火车站，我坐在他车后座看着前面的女儿，新车很高档，连坐垫也是软的，我陷在坐垫里像被压在石头下的一只虫子。我知道我真的老了，要开始学会做老人了。”
回了家，幺师父把屋子扫干净，带上妻子的遗像上了山，找到静园道长，在他的引渡下，幺师父在邻县的一个庙观出家了，一直到今天。
幺师父轻声说：“妻子没走之前，我还感觉有根红绳牵着我，那时候我想出家，我想卸下身上的担子轻松地过日子；妻子走了后那根线断了，但我再也没有感到轻松过，相反我一想到她，就想起她为这个家的辛苦和付出。她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她走了，我的心彻底死了，我念经的时候会起念，一起念就能想到我俩过苦日子的那段日子，点点滴滴乱七八糟的都能想起来，有时候打坐，打着打着我就悲从中来，我知道我的那根线没断过，它绕着我，成了我心上的一个结。”
幺师父说完，垂下头，整理衣角，然后说，活儿都耽搁了，得抓紧去干。
我听幺师父讲这些，心里既空荡荡又塞鼓鼓。幺师父要去上晚香、锁殿门，招呼了我一声便忙活去了。
8
冬天天短，夜黑得很早，后院的大水缸上零散着三四个干枯成柴的莲蓬，褐色的莲蓬在水缸中遗世独立，灰蒙蒙的月光笼罩在院子里。我站在屋檐下看云层在灰蒙蒙的夜光中流动，漫无目的地思索——流云在上，时间在下，看不见的神明和四周的精灵都聚拢在一起，和我们这些小小生命一起，被因果拨弄，然后各自阴晴圆缺。
我喜欢在月光下散步，喜欢在农村的土路上踢石头走路。网络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获取到前所未有的信息，这些信息像月牙针一样将我们和虚拟世界缝合，构成另一种真实。而泥巴、圆月、停电的夜晚和一把焦香酥脆的炒黄豆，则能让人从这种合成的真实中抽离出身。手机关机，抱中守一，把心神浸泡在水缸，然后拨开乌云见明月。
月光投射在玉泉观后院的水缸，清冷的圆月在水缸中静谧成一轮发散的光。大水缸正前方的殿就是灵官殿，我听幺师父讲过，在灵官像的肚子里，藏着一面铜镜，是件古物。听说一九六九年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砸庙，从木雕的灵官里砸出来一面铜镜，原本这面铜镜应该也随着庙中诸天神像碎进历史的车轱辘下面，却被当时围观的一个村民趁乱捡了。捡镜子的村民是个老实人，没有把镜子上交，而是带回家偷偷藏起来。
当时原本值守庙观的道士被拉到公社集中学习，庙观被那些娃娃乱砸一通，没人管也不敢管，好多值钱的家当——包括黄铜烛台和汝窑烧的玉净瓶——也在混乱中不见了。有人说这些东西都被娃娃们给砸了，有人说是被村里看热闹的顺手牵羊了，还有人说一早就被公社一窝端走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反正这座庙观除了筑墙的砖梁，其他的什么也没留下。
庙观到底是个古庙，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信，庙观被砸了，院墙还在，等到后来时代变了，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又凑钱募款，重新修缮。这时候，铜镜又被那个村民拿出来交回到庙里了，塑造神像的工匠们将它放进了新的灵官像中，那是它原本应有的归宿。
我是后来才学习才知道，原来在神像里面装填东西是叫“装脏”，是敬神的仪式。装脏的内容不止铜镜，还有经书、历书、五谷、朱砂、雄黄、五色线这些东西，不同的内容代表的意义不同。那面铜镜就象征着洞照人世善恶，而王灵官本就是道教护法神将，专司人间善恶。
我想这还真是命中注定，它的砸毁与重塑，都是照映人世间的善恶是非。只不过，时代在一刻不停地改变，而那面铜镜却跳出时空外，明晃晃地看着我们，倒刻人间。
（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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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月过完没多久，老家渔溪来信，要父亲带我回去吃酒，说是大堂伯八十大寿。
我本不愿去——疫情阴霾刚散，新毒株爆发的新闻常见报端，贸然穿越城际，风险难测，更重要的是，渔溪于我太过陌生，找不到舟车劳顿前往的情感驱动。
我祖父十六岁离开渔溪，随后在三明的县城生根。父亲降生在县城，至于我，早已自诩三明人。三十多年里，我只回过渔溪一次，还是上幼儿园中班那年。彼时祖父身体健旺，也是带我回去吃酒。
孩童记忆浅。渔溪于我是抽象的、户口本上的一个地址，遥远的血脉之地。我对渔溪的认识来自百度百科：“渔溪镇古称虞阳，晚唐置镇，历史悠久，迄今有1000多年历史，是福清市老五镇之一。其四周地形开阔，北临东流入海的渔溪”，“渔溪镇旅外乡亲近4万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有名的侨乡”……抛开冰冷文字，我对它所知甚少。
正欲拒绝返乡贺寿，老家人的礼貌周到却猛地跃进脑海，让我犹豫起来。
最近一次见到老家亲戚，是在祖父的葬礼上。2018年初，祖父没能熬过寒冬，临近年关时凉了身子。除夕近在咫尺，祖父却愈发遥远。家人忙不迭地操办丧礼，希望祖父在除夕夜前入土为安。对速度的执着让葬礼变得潦草，很多环节都能省则省了。
守丧第一天，渔溪却来了人，父亲就安排我招待老家人。曾祖父膝下无女，只有三个儿子，二伯公、四伯公，祖父排行老五（老一辈人堂亲间统一排大小辈分）。四伯公有两个儿子，二堂伯辉和三堂叔朝。大堂伯锦则是远房叔伯兄弟，由曾祖父收养。此番来祭拜祖父的，是大堂伯与二堂伯两家。他们驱车四五个小时，赶在祖父下葬前来道别，风尘仆仆。
初见面，他们围着我端详，我也盯着他们探看。全然陌生的脸上，我依稀发现部分自己的模样，支离破碎，却确凿存在。我在心里笃信，眼前之人与我有着隐秘的联系。
葬礼结束，我带着老家人在县城逛。作为旅游城市的三明县城，街角巷弄都有别出心裁的景致，我了如指掌。三十多年，足够我熟悉这里每条巷子。我侃侃而谈，都像推介故乡了。临别时，二堂伯拍着我说：“有空一定要回老家一趟，渔溪变化很大。”
想到这里，我便不再推脱，由着父亲把我带回渔溪。
2
酣春二月，天气尚寒，驱车四小时有余，我们才下高速，距离渔溪还有半小时车程。疲乏的困意来袭，让人睁不开眼睛。笔直的柏油路直通前进，道路极宽，常有满载的大货车超车而过，五米高的车身贴着我们，压迫感扑面。父亲说，渔溪交通便利，早年便是商贸重镇。
车行沿线，路灯通明，两旁人家却稀疏，灯火零星。我试图穿越暮色，却满眼陌生。窗外风物，任我如何调动记忆，也找不见熟悉的一鳞片爪。
回渔溪第一站，父亲决定拜访他的二堂哥——也就是我二堂伯，四伯公的长子。二堂伯长我父亲十岁左右，前几年刚过了七十大寿。说起他，父亲语带赞叹。二堂伯在当地颇有声望，当过村干部。在乡村，敢说敢干，旁人才会敬你，烈性子能集聚声望。父亲说：“你三堂叔用来盖房子的土地，便是他‘争取’来的。”
前些年，村子动土搞建设，铺路车压坏了家中三棵龙眼树。二堂伯拦下施工队，据理力争。他不同意赔树，而是要求赔偿一块地。正是这块地上，盖起三堂叔的七层小楼。
“没点本事，弄不来那块地。”父亲说。作为长子，二堂伯对外强硬跋扈，对弟弟妹妹却照顾有加，他是四伯公一脉的话事人。
二堂伯已等在门口。他比五年前略瘦了些，精神抖擞，面泛红光，牙齿略有黄渍，全然看不出年逾古稀。他迈步向前，握住我的手，手掌宽厚有力，有些粗糙。
“早就要回来看看，多走才亲。”他对我说，乡音浓重。
他家的房子面积百余平，每层都设计成套房的模样。正厅方正，两间卧房朝南，整体布局分明，只是稍显凌乱，茶几上胡乱摆着书本教材。卧房面积大，床铺摆在中央，显得孤零零、冷飕飕的。
二堂伯关心时政，言语间都是大事。他聊社保政策，抱怨农村社保的不公：“为何农民不能拿到和城里人一样的退休工资？”又义愤填膺：“就应该全部统一，城里乡下一个样。”
他对官场如数家珍，召开了什么重要会议，会议是什么内容，他都清楚。他甚至掏出手机，神秘地展示一段文字，据说是“官场秘辛”。
聊着天，二堂伯脸上红晕更胜。他日子过得悠闲：清晨六点起，先绕小镇健步走，风雨不改；紧接着接送孙辈上学；余下时间便在街坊四邻间游走喝茶，交流天下大事。他拍拍肚子，不无得意地说：“戒烟，还有锻炼，肚子消了大半，身子骨清爽！”
客厅里，两个孩子好奇地看我，我猜乱糟糟的茶几大致是他们的“杰作”。他们是二堂伯的孙辈。还有一个大孙女，成绩好，考进当地最好的中学，住校。说起大孙女，二堂伯颇为自豪。
“会读书以后的日子才轻松。”他冲着两个孩子说得恳切，没放过教育的档口。
夜深了，父亲留宿二堂伯家，我被安排去三堂叔家。两兄弟的房子相隔不远，步行可达。夜色笼罩，周遭都是拔地而起的七层建筑，一排排房子整齐排列，家家户户殿堂楼阁。
薄雾般的月光影影绰绰，穿越楼栋缝隙，铺洒在塞满窄巷的轿车上。渔溪之夜，夜风轻寒，时闻狗吠，一切于我都甚为陌生。
3
二堂伯也曾有过苦日子，80年代，他和大堂伯曾到三明务工，在我祖父家落脚。
渔溪临海，捕鱼凶险，靠天吃饭，饥饱难定。镇里少量土地也非良田，只连片种着些龙眼树，填不了肚子。彼时，连栋的高楼尚不存在，老家人待不住，纷纷外出讨生活。比较而言，三明倒是块福地了。那段时间，省内重工业策略性后移，不少企业从沿海迁往山区，三明人的日子好过。
我祖父母都在县城商业系统工作，计划经济时代顶好的单位。那时商品凭票购买，祖父近水楼台先得月，旁人买不到的，他都能优先购买，外加子女已长大成人，祖父母生活负担小，家境殷实。80年代末，祖父给父亲操办婚礼，很是风光。电视、冰箱和三用机（收录机），结婚“三大件”样样齐全，而且都是进口货。亲朋好友结婚，都要来家借三用机充门面。
大堂伯和二堂伯来投靠我祖父时，两人接连倒了五趟班车才到县城车站。祖父早已等在那里，他穿着暗蓝色中山装，正白的衬衣领子笔挺，脚上穿着厦门产的皮鞋。大堂伯和二堂伯则灰扑扑的，穿着洗得发白的便衣，手上提着简单的行李。渔溪海风大，把两人的皮肤都吹皱了。大堂伯有眼疾，左眼萎缩，只靠右眼视物。二堂伯干瘦，头发如乱草。
两人一眼望见祖父，憨笑起来，带着疲惫。祖父接过行李，把两个侄儿往家领。祖父的房子在青廉巷，是县城中心、芦烽山山麓。那一片都是政府公房，联排的两层砖混小楼很气派，住的都是干部职工，整条巷子也亮堂，人气十足。
祖父的房子在巷子中段，房子对面是一截豁口，早晨太阳升起，阳光第一时间就能铺洒到卧室的床上。祖母已备好午餐。半斤五花肉，用酱油烧好，香气四溢。祖父将两人领进门，安排住进偏房，再盯着他们把一桌饭菜吃干净。
第二天，祖父外出帮忙找工作。彼时户籍制度森严，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泾渭分明，农村人想外出务工极为困难。两位堂伯没有手艺在身，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力气，祖父多番找工作无果，两位堂伯只得在县城拉板车。他们守在天桥下，妻儿都还在渔溪嗷嗷待哺，微薄的收入难以糊口。
最终，两位堂伯只待了半年，便决定返身渔溪，另寻出路了。祖父又把他们送回汽车站。没能帮上忙，他颇有些愧疚。临上车，他递给两个侄儿一个包裹，装着些衣物、县城土产。他反复鼓励道：“不要怕卖力气，日子会好的。”
县城家中存着不少祖父与老家人的合影。祖父每次返乡，宗亲便相约在祖屋前合影留念。渔溪留着祖父太多回忆，也记录着祖父的羁绊。当然，情分也留两位堂伯在心中——留在三明的叔父（我祖父）心里还有老家，待他们是好的。返乡的时候，祖父多把我父亲带在身边，父亲一口不算地道的家乡话，就是在返乡途中与叔伯兄弟点滴学到的。
4
渔溪交通便利着实不假，笔直的马路把小镇连进密致的交通网，川流的货车昼夜不停。那些满载的货车，碾压柏油马路，发出沉闷的声响，夜色倾盖间，闷响尤为突出，扰人清梦。而且，我还有认床的毛病，所以夜宿渔溪的一晚，不算好眠。
清晨，我被车流声闹醒。三堂叔和婶婶已在餐厅等我，早餐很是丰盛，花生汤搭配着米糕和海蛎饼，都是渔溪特色小吃。花生汤软糯香甜，香气四溢，刚入口就令人精神一振，尽扫颓靡。婶婶见我大快朵颐，放下心来。
熬花生汤费功夫，婶婶五点便起，把去了皮的花生仁放进电饭煲。花生汤的绵密口感是被时间熬煮出来的。花生汤下肚，身子暖和起来，婶婶抢过我的碗，再添一碗。我竭力寻找话题，扮演恭敬健谈的晚辈，三堂叔夫妻也对我好奇，早餐桌上气氛和乐。
三堂叔曾是木匠，我父母结婚用的家具，多是请他到三明制作的。那些家具伴着我长大，几十年了还结实牢固，朱红色的漆面仍泛着光。但木工手艺难养家，2000年左右，三堂叔押上全家积蓄，远渡阿根廷。
说起那趟行程，三堂叔仍心有余悸。他说，自己语言不通，落地阿根廷后，必须按照中间人的要求，在准确的时间点到达指定的卡口，安检入关。机场很大，如织的人群挤在一排通关卡口外，人声鼎沸、语言纷杂。三堂叔定了定神才往前走，眼睛在关卡的编号上来回扫——他必须找到被买通的工作人员，只有从那里通过，才算是真正抵达阿根廷，如果走错卡口——三堂叔说到这里，停了停，看向我：“不仅自己，同行的所有人都会被海关扣下，遣返回国。一切都完了。”
签证盖上印章，只是苦日子的开始。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三堂叔晚上睡在公园长椅，以天为盖，以地为席。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必须在阿根廷扎下根。他先在华人餐厅打零工，安稳下来再把婶婶接去。几年后，夫妻俩攒下本钱，开起杂货铺，日子才有了起色。
三堂叔说得轻描淡写，其中艰辛不易却清晰可闻。
他们全家团聚又是几年后的事了。女儿高三，放弃高考，到了阿根廷就帮着父亲顾生意。儿子初三，在阿根廷完成高中学业，大学读了一年，也不了了之。说起这事儿，婶婶颇为懊恼，后悔当时没远见，尽想着早些赚钱了。
“我那儿子，当时成绩很好。”她说。
三堂叔脸老，头顶稀疏，神色总有些疲惫。谈及阿根廷的生意，他露出得意的神色。初到阿根廷，生意好做，比索（阿根廷货币）和美元汇率1比1，“买卖都是直接赚美元”。现下，南美经济环境不复往昔，阿根廷陷入经济危机，比索和美元汇率已狂跌至50比1仍有余势。更可怕的是，阿根廷汇率波动大，杂货铺的经营举步维艰。
疫情前，三堂叔夫妇才从阿根廷回国——难怪五年前祖父的葬礼上我未曾见到他们。三堂叔把阿根廷的生意留给一对儿女看顾，自己带着孙女回乡，孙女现下在市区小学，三年级，还是阿根廷国籍。
“不再回去，留在渔溪养老了。”三堂叔说，“从阿根廷回国，飞机得近两天，必须在荷兰中转。”
阿根廷和渔溪在地球两端，时差近12小时，一根隐秘的线，穿越地心，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如此遥远。三堂叔当初选择远渡，想必下了狠心。
渔溪多侨胞。过去日子苦，讨生活不易，同乡便跨过洋流寻求生机。最先离开的人最艰难。他们通过违规的渠道出国，在危机重重的新环境扎根，每道关卡都要人性命。很多人为了出国，躲在渡船的甲板下，有的尚未抵达，便魂归故里。
当然，这些艰难求生的老家人，已经开出花来。镇子里的高门大院，便是他们从海外淘金回来盖的，像极了一枚一枚勋章，荣归故里了。
前一晚，二堂伯说起当地经济，不无骄傲。在他看来，对渔溪的GDP统计不准确——家家都是侨眷，源源不绝送回家乡的侨资是无法计入本地生产总值的。事实上，渔溪比纸面上来的更为富有。二堂伯的女儿也在北爱尔兰，他盖起的小楼，便有女儿的功劳。
5
往前追溯，家族中最先远渡重洋的，其实是二伯公，也就是我祖父的大哥。他早在50年代便离开渔溪。
几个儿子中，曾祖父最疼爱二伯公。他是黄埔军校末期生，光耀门楣。毕业后，二伯公在厦门郊区警署当差，发妻和儿女都留在了渔溪老家。解放时期，曾祖父敏锐察觉到政治风向转变，便把长子送上南下的航船，二伯公就此流落印尼。
行程匆忙，发妻仍被留在渔溪，身边还有一双儿女，只能靠着来自印尼断断续续的汇款，艰难求生。她命途多舛，独子十四五岁游泳溺亡，留在身边的只剩多病的女儿。后半辈子，她未曾再嫁，一门心思将养女儿，所幸幼女顺利长成。
那时我祖父也会收到来自印尼的包裹，有时是粮油、有时是印尼土产。但海外关系也是危险的，漂洋过海的包裹会引起警惕与怀疑。
祖父靠读书一步步从渔溪乡下走进省城中专，如果不是政审有瑕疵，他还能进入更好的学校。50年代，祖父被分配到三明工作。在单位，祖父是高材生，业务能力过硬，却并未得到重用与升迁，除了脾气臭硬之外，也与亲哥哥身在海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各单位鼓励把干部调到下层机构去工作或送到农村、工厂去“锻炼”。在这场运动中，祖父首当其冲被“选中”。
年轻时，祖父烟酒不沾，下放让他性情大变，又烟又酒，祖母都快认不出了。他一路考学，并没有耕种过田地，乡下的田地能吃了他，抽烟喝酒大概是日子太过苦闷的缘故。一直到退休之后，祖父才戒掉香烟，对酒则痴迷了一辈子。
祖父下放农村时，祖母则留在三明县城，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住在一栋木屋里。多年后，祖母还常述说当时的恐惧：木屋老得看不出年纪，木桩与墙壁都是暗色，看不清纹路，能吞噬昏黄的白炽灯光，周遭类似构造的木屋挤在一起，把狭窄的甬道挤在中间。晚上政治学习结束，她独自穿越漆黑的街道，石板路上，鞋底哒哒哒的声音来回回荡，总让人疑心有人尾随。
回到木屋也不安生。木质阁楼上老鼠来回穿梭，像是知道家里没有男人，欺负孤儿寡母。祖母的恐惧不仅关于居住环境，侨亲的关系也让她惊慌失措，她做好了随时被“下放”的准备。
二伯公此生再未踏足渔溪，他在印尼再有家室，生儿育女，这一支血脉音讯渺茫。关于他略显传奇的故事，多是这次返乡我从族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来的。
在大堂伯的寿宴上，我见着了二伯公的女儿。这个艰难长大的女人，如今身材肥胖，嗓音沙哑。她的母亲，二伯公留在渔溪的发妻，早在90年代便已去世了。
6
在三堂叔家吃完早餐，父亲带我去拜访大堂伯，这次寿宴的主角。
宗族亲戚住得近，大堂伯与三堂叔家仅隔着一条窄路。大堂伯兴致极高，八十岁高龄的他，身材比五年前臃肿不少，缓步走来把我们引进家门。
同乡喊大堂伯“独眼龙”。他的右眼失明，眼眶已缩成一团。许是年纪大了，仅剩的左眼也有些浑浊。大堂伯是养在我曾祖父家中的，当初，他父亲过世，母亲改嫁，所幸曾祖父收留，才磕磕绊绊地活下来。
大堂伯和我祖父年龄相差不大，两人自小生活在一起，关系极好。此番返乡，大堂伯拉着我，一再说我长得与祖父神似，接着感叹时光飞逝，自己竟也行至八十了。
大堂伯的独子专门从墨西哥回来为父亲做寿。谈及儿子，大堂伯很骄傲，说儿子现在在墨西哥“赚大钱”了。
大堂哥身材与大堂伯相若。中等身高，精壮，大嗓门。叙谈间，他电话不停，听来都是生意琐事。他语气急、声量大，方言利落，颇有气势。
当初去墨西哥，大堂哥也是逼不得已。他原本在国内投资煤矿，遇到国内能源改革，旧能源的生意一落千丈，欠下巨额债务，最落魄时，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不得不卖出自家住房。但身边朋友无人接手，房子最终被银行拍卖，颜面尽失。清偿欠款后，留在手上的钱不足二十万，堂哥一咬牙，用这笔钱去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堂哥做箱包生意，从义乌皮包城进货，经由海运集装箱，把箱包铺进墨西哥城。几年间，他从煤矿生意的泥沼里爬起来，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个属于他的集装箱从太平洋横穿而过。
大堂伯对寿宴很看重。大堂哥专程回国，早早在渔溪最好的酒楼定位置，给一众亲朋发请帖，连远在三明的我父亲也没落下。我理解其中的意义，寿宴必须办得气派，这事关家族脸面。
听闻墨西哥营商环境的崛起，三堂叔极有兴趣。他打算结束阿根廷的生意，鼓动子女改道墨西哥。阿根廷比索贬值太快，他经营多年的杂货铺过去转手能卖两百万人民币，如今只值四十万了。
参与宗亲聊天是艰难的。渔溪通用方言，我母亲在三明土生土长，父亲则是渔溪“移民”，家中惯用普通话交流，我从小缺乏练习方言的环境。在我看来，方言是故乡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我身上独独缺少这块文化基因。
聊天中，得知曾祖父身后留下的老房子依然留存，我颇有兴趣，叔伯们顺势要带我去看看。那几间位于十二间排的破屋，是他们长大的地方，也是祖父长大的地方，算是我的祖地。
十二间排是渔溪镇的一条老街，过去镇子的繁华之地，我祖父祖母皆出生于此。
祖父母是街坊乡亲，但结婚前二人并不相识。祖父大祖母九岁，祖母长成时，祖父已外出考学，祖母只是听闻祖父是十二间排出了名“秀才”。祖父在三明县城落脚，一年回乡省亲，好心人牵线，才与祖母结识。
十二间排老街现状（作者供图）
祖母年轻时貌美，鹅蛋脸，两条麻花辫垂在身后，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祖母家境好，父亲开铺，经营一间杂货店，手还巧，能做篾匠，还通晓木饰雕花。在他的操持下，一家人日子红红火火。
反观祖父，家境伶仃，几间破房着实不像样子。但祖母的父亲喜欢祖父，他把小伙子叫回家，两人吃了一顿酒，便相中了眼前这个会读书的年轻人。他把祖母叫到跟前，说：“跟着他去，不会吃亏。”从此，祖母便跟着祖父离开渔溪，落地三明了。
祖母怀头胎时曾回十二间排养胎。彼时，她不过二十出头，弱不禁风，未来摇摇欲坠，她把握不住，渔溪的十二间排才能让她安下心。那几个月，她再次和母亲睡一间屋子，贴身相伴。有母亲在身边，剧烈的妊娠反应也不那么骇人了。
那个孩子最后没能养大。祖母告诉我，是个女孩，一岁多得脑膜炎走了，我该叫声姑妈。
过去祖父祖母的聊天间常提及十二间排。离开渔溪几十年，那里仍是祖父母记忆中的灯塔。那里的老邻居，谁家孩子娶媳妇，谁家老人过世，他们都知道，就像没离开过似的。祖父说，渔溪临海，夏天多台风，暴雨时道路泥泞，走过巷子全身会溅满泥点子。
无论身体如何远离，生命的根系是不会变的，祖父祖母如是，远走海外的宗族亲眷亦如是。十二间排总能反复出现在同乡的对谈之中，犹如涓流入海。
7
从大堂伯家往东，叔伯带着我步行约二十分钟便到达十二间排，现在这里叫“横街路”。
十二间排早已变样，乡贤们出资，改造了古街，泥水路面变成青白的水泥，再也不怕暴雨天气了。街巷两旁仍有岁月痕迹，不少木质房屋保留下来，晃晃悠悠。一户人家大门敞开，堂屋放着电视剧，主人躺坐屋外，悠闲地和邻居聊天。
十二间排老街重修所立的碑（作者供图）
十二间排中段是“基督教中心街堂”，高耸的十字架意味基督教在此生根。大海让本地人生出飘摇无依之感，需要从宗教中获得归属。教堂比周边木屋华丽，但大门紧闭。叔伯解释，每逢礼拜日，这里才会热闹起来。
十二间排老街上的基督教堂（作者供图）
古街往外，有小片龙眼树林。过去，渔溪广种龙眼，十二间排附近全是果树。盛夏，龙眼结果，深翠的叶面下坠满成团浑圆的果实，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跑出门，聚在龙眼树下，配合着摘果。夏风阵阵，乡亲躲在树下阴凉处吃果子，那段时间，能把龙眼当饭吃。
小时候，我也吃过渔溪的龙眼，是四伯公带来的。祖父的二哥忠厚老实，带着一麻袋透甜的龙眼来三明。那些龙眼被精心挑选，保留着一小段枝丫，保证新鲜。和三明本地龙眼不同，渔溪龙眼个头不大，但是肉厚子小，甜丝丝的。
如今龙眼树林只剩小小一片了。只有目光所及的老树，在乡村改造中幸存下来。这些龙眼树树干呈黄褐色，外表粗糙，偶有微凸的小瘤体，树龄逾百年。叔伯感慨，他小时候龙眼树便是如此，“现在我都七十了”。
站在龙眼树下，我感知与渔溪的联系。祖父曾吃过这树下的龙眼，凝望过沈翠的叶冠；而我也早在人事不知的幼年，品尝过这片土地的甜蜜。
渔溪镇子一小片龙眼树（作者供图）
古街尽头，出现一口水井。父亲兴奋地向前，说，看到水井，便是到家了。过去他回老家，几位堂兄弟便带着他围着这口井玩。跑得远了也不担心迷路，只要找到水井，就算找到了家门。
这口井很小很矮，被塑料盖封着。二堂伯说：“这口井现在已经没人用了。”
十二间排街尾，祖宅到了。饶是有所准备，它的破败仍出乎我意料。这栋被反复提及的老房子，院落只有一进。一圈瓦房，围着近百平的天井。天井杂草丛生，乱横的竹竿上，零星晾晒着老人的衣服。瓦房木石结构，木头与砖块混杂在一起，泥黄色的砂浆暴露在外，多数瓦房因年久失修、无人居住而风雨飘摇。
渔溪祖宅全貌（作者供图）
交谈间，一位依母（老妪）缓步走上来。她应该是这里仅剩的住户，天井里衣物的主人。依母狐疑地看着我们，叔伯上前打招呼，她才热情起来。
祖宅如今是半个宗祠了，宗族有活动，会放在这里。堂屋正中央，挂着历代宗亲木匾，沉黑中透着木色，有些古旧。二堂伯指着西南角落的一间老房，说他们一大家就曾住在那里。房间上着锁，我透过门缝往里望，不足二十平的房间里堆满了杂物。四伯公有五个孩子，我不敢相信这间房能安置如此一大家人。叔伯都笑了，过去住房紧张，家家户户都是蜗居。老房上方搭建阁楼，便是所有孩子的卧房。
“在过去，人和牲畜同居的都是有的。楼下养牛，楼上住人。巅峰时期，祖宅挤进十来户人，摩肩接踵了。”二堂伯颇有些感慨。
看着眼前的祖宅，我想起祖父——他便是在这里度过少年时光。
曾经能安置一家人的祖宅破屋（作者供图）
8
1930年代，祖父出生在十二间排，是家中老幺。
祖父儿时日子苦。曾祖父有三个儿子，但各有不同的母亲。祖父尚小时，亲生母亲便已西去，以至于他一生不能辨明自己准确的出生年月，身份证上的日期，不过是糊弄旁人罢了。
曾祖父是渔溪的蛇头：他组织关系、船只，把在本地难以糊口的乡民送往国外讨生活。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局势转换初有苗头时，快刀斩落麻地把大儿子送往印尼。曾祖父义海豪情，但却不顾家。别的蛇头赚大钱、买房置地，他却乐善好施，乐于接济亲族。谁家缺衣少粮，都找他桥借，自家日子却过得紧巴巴。
曾祖父1961年过世，在我父亲出生前几年，享年六十七岁。他于我全然陌生，以至于这次返乡才有机会在二堂伯门厅见到他的遗像。我细细端详，那张脸熟悉又陌生，我身上的血源自于此。
祖父不足十岁，曾祖父续弦，新妻带着女儿改嫁进门，自然是不愿待祖父如亲生子的。祖父年纪轻轻便家务缠身，要砍柴，要打菜侍弄家畜，劳作不勤还会被后母责备。毕竟还是少年，贪玩，有时回家晚了，饭桌早已收拾一空，那顿饭便没了着落。
所幸祖父天资聪颖，听老家人说起，他总是乐呵呵地四处耍，从未见他在书桌前枯坐，考试成绩却出奇好。比较之下，祖父的二哥——四伯公就差一些，虽是勤奋肯读，却成效不显，始终没读出名堂。
渔溪祖宅现状（作者供图）
祖父一路高歌猛进，十六岁考进福州财经中专，走出十二间排。往后的日子，都是少年郎靠读书铺就的。
那个年代，读书就是赚钱。刚参加工作，祖父的工资便有近四十元（那时大米只要几分钱一斤）。每个月，祖父省下近半工资，寄回老家，曾祖父很是满意。
祖父的继母也是奇女子。她一生只有一个女儿，在乡村，如此是无人养老的。三个继子，老大漂泊印尼，老三远在三明，她索性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留在渔溪本地的四伯公——这样四伯公既是继子又是女婿，她不怕他不给自己养老。
老太太长寿，活到八十七岁，安享晚年。老照片里，她面似银盘，眉目严厉，阴沉着坐在正中间，极有家长的派头。祖父和四伯公分坐左右，其他小辈乌泱泱地站在后面。
叔伯们带着我走进祖宅，我们在此久久逗留。老房子具象地立在我眼前，和照片里颇有区别。我带着好奇探看、流连，寻找祖父的痕迹，这间老屋便与我也有了联系。
出了祖宅，迎面遇见一位耄耋老人。老人单薄，没有拄拐杖，风吹即倒的模样。父亲和叔伯围上去，叔伯介绍，这是祖父的发小，从小光腚一起长大。过去祖父但凡回渔溪，都会找他下象棋。
老人颤颤巍巍，眼睑透着血红。他指着父亲，一再确认，确认他是祖父的儿子。别过后，我仍回头张望，老人没走两步，便坐在一截土桩上歇脚。
如果祖父还活着，也是这般年纪了。
9
临近正午，我们离开十二间排，步行去参加寿宴。
大堂伯的寿宴放在渔溪最好的酒楼，他们一家已在迎宾。人们彼此用家乡话客气问好，人群中应该还有宗亲，只是返乡时间尚短，我还来不及认识。
酒楼二层，大堂伯的寿宴与另一家的订婚宴共用大厅。大厅约篮球场大小，两家各有二十来桌客人，人潮挤攘在一起，难分彼此。
一个小男孩坐在我身边，小学一年级，和我当初返乡时差不多大。细问之下，男孩的父亲是我远房堂哥，也在阿根廷做生意。在渔溪，这类情况多见，父母出国谋生，年幼的孩子留给老一辈照料。等到孩子更大些，出国抑或是靠着海外关系获取高考优惠政策，在国外赚美元的父母都能提供更多帮助。
我与这个侄子很投缘。孩子脸胖，眼睛亮，大厅闷热，他脸颊泛起驼红。如果我早些结婚，大概也能有这般年纪的儿子了。
渔溪临海，从寿宴的菜品可见端倪。寿宴从黄瓜拌海蜇开始，途径娃娃菜蒸螃蟹、白灼虾、蒜蓉粉丝蒸鲍鱼……一直到清蒸龙胆鱼，尽皆生猛海鲜。大堂伯在寿宴上费了心思，酒席绵延，我几度认为菜已上齐，之后仍有美食上桌。
小侄子在一旁手忙脚乱。吃海鲜是精细功夫，他吃力地从虾壳蟹脚之间寻觅细微的绝味，还学着大人的样子，拿出塑料袋，把没有吃完的餐食打包，精打细算的样子惹得众人发笑。他说家里还有个哥哥，“要带回去给他吃”。
酒宴过半，大堂伯兴致很高。他领着家小逐桌给亲友敬酒，“别客气，好吃好吃！”每到一桌，大家便齐刷刷站起身，给大堂伯祝寿——“祝寿星百子发千孙，合家老幼乐安康”“福寿延年，命活长长”，人人都语带吉祥。
另外半个大厅也很热闹。订婚人家请来经验老到的司仪。司仪妙语连珠，和到场的亲朋默契配合，你来我往间，酒宴气氛高涨。紧接着，司仪登台献唱，几首闽南语歌唱得地道，现场掌声不断。
宴席尾声，小侄子用纸巾使劲擦手，海鲜残渣留在手上，让他不自在。他看向我，我识趣地领他去洗手间。我牵着他，在拥挤人潮之间往前穿。他突然抬头问我：“你从哪里来？”
我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渔溪对我来说，是“回”还是“来”，我心中没有定数。
寿宴上，父亲同样满载而归——大堂伯给每位到场亲朋准备香烟做伴手礼，二堂伯见无人吸烟，索性让父亲包圆，父亲喜滋滋地收下桌上一整条香烟。香烟之外，伴手礼还有粮油和大米，寿宴办得非常客气。
二堂伯用本地话说：“锦（大堂伯）乐坏了，他自己讲，人生够本了。”
盛大的寿宴、满门的宾客让大堂伯骄傲，几乎要掉泪。当初，身患眼疾的他离开渔溪，或许就是为了一次盛大的宴席。如今，远行的儿子完成了他的人生夙愿，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寿宴结束，我们回到三堂叔家围炉煮茶。闲谈间，父亲有感而发，主动说起今年清明要返乡扫墓。曾祖父和先祖都埋葬于此，而过去几十年，我们一支都没尽到子孙责任。
二堂伯作为四伯公家的长子，过去是他每年探望祖先。扫墓不是轻松活，祖坟山高路远，丛生的杂草会覆盖道路，每年都得带着镰刀进山，从头开路。进山要带光饼（福清市传统特色小吃）和海鲜。祭祖之后，后辈围在坟头，吃光饼，配海鲜，最后还要把海鲜脚留在坟头。这是告诉世人，这不是无主孤坟，这家的香火，还在燃烧。
此番回渔溪，激起父亲的乡土之情，他决定替祖父担起责任。这个清明，他注定忙碌。祖父安葬在三明县城公墓，和本地人葬在一起。公墓建在城北山坳，县城多山，不足十平方的墓地层层叠叠，梯田似的，规矩地靠在一起，远方是叠翠的山林。父亲买了双穴墓，祖母以后也会葬在这里。今年，父亲先要在三明帮祖父扫墓，再动身前往渔溪，跟着宗亲上山尽孝。
三明和渔溪，都让他割舍不下。
临近傍晚，我决定离开渔溪。
过去，我与老家渔溪之间，是透过祖父的记忆维系，但随着他的离开，我已经不知该以何种姿态重新与渔溪建立链接。此番返乡，叔伯宗亲都很客气，热情招待，我却仍觉得时光像是一堵越来越厚的墙。祖父的记忆在消散，渔溪留给我一种走不回去的感觉，我无法长久停留。
或许，我便是没有故乡的人了吧，我在心里想。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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