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3年春节刚过，52岁的秀姨第三次来到北京，感觉很焦灼。
她找到以前帮她联系过工作的家政门店，却发现这家门店早在1年前就关闭了。她联系门店的“老师”，可他们有的已经回了老家，有的已经换了行业。没办法，秀姨只能开始跑新的家政门店。工作还是有的，只是找工作的人更多，每个门店几乎都有十几个阿姨在等着“上户”。秀姨自认为工作经验还算丰富，于是在登记的时候，首选应聘照顾孩子的住家保姆，工资要求不低于5000元。
一家家政门店发出了招聘信息：雇主要求阿姨照顾家里的孩子，小学生，不仅要接送，放学后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秀姨的普通话不标准，文化水平也不高，这份工作她干不了。另一家门店也发了招聘信息：照顾6个月大的婴儿，雇主要求保姆精力充沛，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秀姨超龄了。门店的“老师”直言不讳：“现在的新生儿数量比前些年少了，请育儿嫂的家庭自然也少了，现在一个孩子有两三个育儿嫂等着上岗，你的年龄有些大，也没有什么特长。”
屡屡受挫的秀姨决定退而求其次去照顾老人。她参加了一次集体面试，雇主到门店挑人，四五个护工逐个做自我介绍。雇主问秀姨：“你会做红烧肉么？”她直言说不会，只会做粉蒸肉，雇主就摇了摇头。后来，一个专门给医院和养老机构介绍护工的负责人对秀姨说：“今年工作特别不好找，你都这岁数了，还是回老家找个安稳活儿养老吧。”
秀姨之前在北京做了8年的家政阿姨，那时“上户”很容易，甚至让她一度认为北京的工作很好找，没想到今年突然变难了。她还是不死心，又跑了几家挂着招工启事的餐厅，可那些老板都说已经招到杂工了，还挂着招工启事只是为了招揽顾客，“表示我们店里的生意好”。
就这样，1个月时间一晃而过，秀姨还是没有找到活儿干。她一路降低自己的要求，就为了能够暂时留在北京。
2
秀姨出生于1970年，她是我妈的表妹，老家在湖北农村。
秀姨年轻时长得不差，她性格温和，念过初中，原本有个谈了一两年的对象，两人感情不错，可是我二姨偶然听说这个男人有家族遗传的羊癫疯，就劝秀姨分手。秀姨没有坚持，分手后直到25岁她还没嫁人，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老姑娘了。我妈和我二姨为她着急，就一起“管闲事”（我们老家对“媒人”的称呼），介绍了袁德清给她认识。
袁德清和秀姨同岁，小学没毕业，长相还行，瘦高个，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的3个哥姐都已成家，家里只剩下他和老母亲。那时相亲基本只看彼此的家境和长相，都不算差，就可以了。
认识半年左右，秀姨就和袁德清结了婚。婚后不久，秀姨发现丈夫有恶习，抽烟、喝酒、赌牌样样不落。可那时她已经怀上了孩子，后悔也迟了。孩子几岁时，有一次他们吵架动手，秀姨想离婚，我二姨表示赞同，说不愁找不到更好的，但我妈不同意，她认为秀姨年纪不小了，离婚再找只能给别人当后妈，自己的孩子却没人管。
显然，我妈的这番话掐住了秀姨的命门，她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
在我们老家，普通人家的生计一般就两种：要么踏实种庄稼，一季水稻，一季小麦，一年的收入算不上可观，但温饱绰绰有余；要么养鱼，选几亩自家连片的土地请挖掘机挖成池塘，投放鱼苗，等长大了卖钱。
丘陵地带大多是沟沟坎坎，无法实现机器化种植，耕地、插秧、喷农药、收割，基本全靠人工，种庄稼必须得吃苦耐劳，还要有个好体力。养鱼赚得多，风险也大，前期需要投入资金置办增氧机、循环水泵等设备，买小鱼苗和饲料，等鱼入了水，养殖户就得扎在池塘旁的简易屋棚里日夜看护，防止有人偷鱼，更要防鱼群缺氧，血本无归。
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靠以上生计养家糊口的青壮年，大多会选择出门打工。袁德清的哥哥姐姐就去了新疆，他们在那儿打工攒了些钱就做起了小生意，有的做豆腐，有的生豆芽。袁德清是家里的幺儿，从小备受宠爱，他吃不了种庄稼的苦，也没有养殖的头脑和胆量。儿子出生后，他就带着秀姨去给哥哥姐姐们打工，孩子留给老母亲带。
刚到新疆那会儿，他嫌大姐家饭不好吃，去二哥家待了一阵，又和二嫂闹了矛盾，转去三哥家的豆腐摊帮忙。时间长了，因为分账的问题，亲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干不下去了，袁德清只能自立门户。可他不懂算计，由着自己的性子，如果哪天他想喝酒打牌，就少磨些黄豆，秀姨上集市两小时就把豆腐给卖完了，有时他无事可做，就猛然加很多黄豆，秀姨在集市上枯坐一天也卖不完，只能看着豆腐变馊。
秀姨性格温吞，说不上丈夫的话，一来二去，夫妻矛盾加剧。一年到头辛苦做豆腐，到了年底一算，收入刨除摊位费、原料费、生活费，竟然入不敷出。最后，他们只能再次去给别人打工——这回没脸面去找亲兄弟，就托亲朋好友介绍。
那些年，秀姨跟着丈夫先后去过内蒙、甘肃，东奔西走也没存下几个钱，只有过年才能回趟老家。
2014年春节的一天，我妈告诉我，秀姨和德清姨夫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他们都属狗，平时就口角不断，这次吵架就话赶话，把这些年的不如意都发泄出来了。”——据说，那次吵到最后，德清姨夫一脸愤恨地出了门，一点钱也没给秀姨留下，同时他放下狠话：“离了我，看你一个人怎么活？”
那时候秀姨的婆婆已经去世，她的儿子从小是奶奶带大的，与她和德清姨夫并不亲近。孩子不是读书的料，高中没念完就跟着老乡去江浙一带打工了。德清姨夫一走，家里就真的只剩下秀姨一个人了。秀姨在家里折腾了半年，先是把屋前屋后荒废多年的菜园开垦出来种菜，又把自家租出去的两亩地收回来种上了花生。忙得够呛，也只能勉强挣点生活费。
我妈心疼她，说一个女人在老家种地行不通，忙不过来，也挣不到钱。当时我家左邻右舍有几个女人去广东做保姆，收入不错，我妈就动员秀姨也到大城市去看看。
2014年夏天，我妈来北京看望我，顺便把秀姨也带来了。她剪着偏男性风格的短发，黑瘦黑瘦的，看着还挺精干。多年未见，秀姨看到我只是尴尬地笑，喊了一声我的小名，再没有其他寒暄。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秀姨逢年过节都会来我家串门，帮我妈打打毛线，纳纳鞋底。每次我和我弟都会缠着她，要她讲故事。秀姨讲故事绘声绘色的，她给我们讲过《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还讲过《七色花》。
20年转眼过去，那个开朗、讲故事时会发出怪声的秀姨，已经被生活磋磨成了一个拘谨、寡言的秀姨。
3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租住在东直门附近，上下班的路上，总看到一个家政公司门口挂着“阳和家政”的牌子。我上网查询，发现这家公司有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还比较正规。我妈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得知这一情况，第二天就领着秀姨去了。
听说秀姨是湖北人，门店的“老师”表示欢迎。她说在北京做家政也会面临“地域歧视”，雇主普遍不愿意用东北人和河南人，四川人最受欢迎。她给我们介绍说，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只要交500元押金，就管培训，包吃住。如果能拿到“家政服务员”资格证，他们就会退还押金，并帮忙找工作。
培训基地在通州，很偏远，秀姨初来乍到，不敢一个人出门，我妈虽说来过几次北京，但也不熟。于是我特意选了个周末，和我妈一起送秀姨去培训基地报到。出发前，我特意给秀姨办了张公交卡，往里充了50元钱，方便她以后出门搭车。
那天我们地铁转公交，兜兜转转，折腾了2个小时才到地方。我妈和秀姨都晕车，一下车，她俩都吐了。培训基地在一个汽修厂的旁边，那地方特别空旷，秀姨拿着家政门店开的押金凭条给门卫看，大爷还挺热情，让我们去食堂等。不一会儿，一个50多岁的大妈过来问秀姨的名字，对上信息后，就安排她住下了。
临走的时候，我妈还不太放心，对秀姨说：“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
秀姨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又不是没出过门，一个大活人还能弄丢了不成。”
那时秀姨还在用一个诺基亚的黑白手机，她发短信有些费劲，也可能是心疼电话费，培训了3天，也没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妈忍不住，第四天晚上8点多，她主动给秀姨打了个电话，倒是很快接通了，秀姨在电话里大声说：“没事儿，我还能适应，白天老师教我们用燃气灶炒菜，还教我们拖地，我以前只看过但没用过呢。”
我想了想，老家农村都是柴火灶加一把大扫帚，秀姨可能真的没用过。
2周培训完毕，秀姨考核合格了，老师让她回东直门的家政门店等安排。
那个门店的里屋是宿舍，一个大房间里放了10多张上下铺，平时等工作或休假的家政阿姨会到这里落脚。一晚上交10元钱，有热水可以洗澡，但吃饭得自己解决。当时正值夏天，用不上厚被褥，很多人就躺在硬床板上直接睡。
秀姨在宿舍住了两天，没等到工作，又来到我家。她说自己把公交卡弄丢了，让我再帮她办一张——她洗澡之前把公交卡和衣服放在自己的床铺上，等洗完出来，公交卡就不见了。她问了问当天同住的几个人，都说没看见。
宿舍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鱼龙混杂，难免碰到手脚不干净的。我妈埋怨秀姨出门在外一点心眼都没有，秀姨说：“看大家都是找工作的人，我没想那么多。”
又过了几天，秀姨高兴地说她要去“上户”了。这是她第一次做家政，由于没有经验，门店老师帮她和雇主讲好了价格，每月3500元，她还挺满意的。雇主家在大兴，房子在顶层5楼，带个阁楼。这家的男主人在银行上班，女主人自己开公司，他们有2个孩子，姥姥姥爷与他们同住。秀姨有属于自己的小房间，每天她要给一家六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偶尔出门还得帮忙抱孩子。
刚开始，秀姨对用燃气灶炒菜还不习惯，只能按照培训老师教过的，炒完一个菜把火拧到最小，洗完锅放上灶台再炒下一个菜。一次，秀姨炒完最后一个菜忘记关火，直到孩子姥爷睡前到厨房喝水才发现。此后，秀姨做事更谨慎了，诸如每顿饭做什么，床单是不是该换了，小孩的鞋是不是该洗了，事事都得过问。
女主人似乎还是不太信任秀姨，大米吃完了，女主人就嘀咕：“吃这么快呢，上个月刚买过两袋吧？”
秀姨心里不太舒服，她对我妈说：“他们家那么多人，我还能把大米藏起来不成？”
我妈劝她：“大城市有钱人很多，你不拿、不藏，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合同里有规定，阿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不休息的话，雇主就要付加班费。每周六，秀姨做完晚饭就走，周日晚上再回雇主家睡。我妈没回老家的时候，秀姨每逢休息日就会来我家，她们老姐俩一起去逛超市、唠唠嗑。
秀姨感叹雇主家有钱，说她还是第一次看到那种上下两层带阁楼的房子，“大人和孩子的衣柜都是满满的”。她说雇主家孩子姥姥一辈子没出去上班，先是把女儿带大，现在又帮着带外孙，丈夫和女儿都对她很好，平时嘘寒问暖，有好吃好喝的都会先想着她。
估计是想到自己，秀姨问我妈：“怎么别人的命就这么好呢？”
我妈在北京待了2个月就回老家了。那时我刚结婚，秀姨不好意思老来我这儿歇脚，就让我帮忙置办了一套简单的被褥，再碰到休息日，她就带着被褥去家政门店的宿舍住。
2015年春节，秀姨没回老家——她儿子早就表示自己不回家过年，她对德清姨夫还心存怨愤，也不愿意回去面对他。她在家政门店的宿舍里过了除夕，大年初四就回雇主家上班了。不久之后，秀姨给我打电话，说雇主让她陪两个老人带孩子回兰州老家住一段时间。以前打工时，秀姨去过兰州，就同意了。
临行前，秀姨专门来我家一趟，顺便讲了讲雇主家的近况。她说女主人的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像和男主人在银行做担保有关，牵扯到很多人。男主人已经1个月没回家了，不知道是躲起来了还是被抓了。女主人担心孩子的安全，就让他们回兰州避避风头。
我嘱咐秀姨：“雇主家的事你少打听，只要他们每月按时付你工钱就行。”
秀姨说：“我也是偶尔和孩子姥姥唠嗑，零零散散听到的，我从来没主动问。”
秀姨在兰州期间，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她还挺开心，说：“反正都是那些家务事，在哪儿干活都一样。”5个月后，秀姨和这家老小一同返京，男主人依然没回家。女主人也不去自己的公司了，她说家里雇不起保姆了，那个月付工资的时候多给了秀姨500元钱，算是辛苦费。
一直以来，秀姨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她习惯让雇主付她现金。这份工作结束之后，我陪秀姨去银行开通了账户，她用一个不起眼的小布包裹着几沓现金，第一次为自己存了4万块钱。
4
秀姨又回到东直门的家政门店待业，一位“老师”建议她参加“母婴护理师”的培训，说育儿嫂的工资比普通家政员高。那时北京的工作还很好找，秀姨拿到母婴护理师的资格证后，没等几天就“上户”了。
那是一个三胎家庭，大孩和二孩都上小学了，三孩刚6个月，妈妈上班后就需要人来接手。孩子的奶奶已经70岁了，在隔壁小区有套单独的住房，负责每天早晚接送两个大孙子上下学，白天有空时，就时不时来儿子家看看，监督秀姨的工作。
因为晚上要带小孩睡觉，这家开的工资比较高，一开始就给了4500元。可能是孩子多，女主人顾不过来的缘故，他们愿意给秀姨付加班费，于是秀姨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了，每月只能抽一天出去喘口气。她早上到公园、商场晃荡，晚上又得回雇主家睡觉。
干满1年，雇主比较满意，主动给秀姨涨了500元工资。
我妈再来北京，秀姨休息的时候就偶尔来我家看她。她感叹有钱人也辛苦：“女主人白天上班，下班回家还得给3个孩子辅导作业、读书、讲故事。”
这家人都是文化人，待人更宽厚，秀姨跟着他们学了不少东西。一天，她托我帮她换一个智能手机，说要上网看新闻，还说要学着用微信聊天。
秀姨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德清姨夫竟开始主动关心她了，他隔三差五打来电话，秀姨对他不爱搭理，还有些烦躁——有时候她正在哄小孩午睡，德清姨夫的电话就来了，不接他就不停地打，接了他就说个没完没了，除了嘱咐秀姨要舍得给自己买点好吃、好穿的，就是让她有时间多给儿子打电话。
刚开始，秀姨还不太适应丈夫的关心，后来她才慢慢明白过来，德清姨夫这是担心她在外面待久了，找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了，就不愿意回老家了——说得更直白点，就是不愿意跟他过了。
秀姨愤愤地对我妈说：“我想起他把我丢在家里，还发狠话，我心窝就疼。他以为我会去求他，结果这一两年，我自己过得好好的。”
我妈一向劝和不劝散，说：“既然他态度有转变，那你的态度也好点，儿子也大了，你们以后也有个盼头。”
2017年国庆节，德清姨夫又给秀姨打电话，商量回老家盖新房的事——在我们老家农村，只要是有儿子的家庭，一般都会在儿子相亲之前盖新房子，这样等女孩来看时，门面上也好看些。秀姨的儿子已经20多岁了，到了考虑娶媳妇的时候了，她当然不能反对建房。我们当时也觉得，盖了新房，娶了儿媳妇，德清姨夫对她的态度会有转变，秀姨会过上安稳的生活。
秀姨主动和雇主说，自己再做几个月，春节前就要辞职回老家了，让他们提前找好替代的人。可元旦的前一周，女主人就把新保姆接到家里了，说是需要提前熟悉环境。秀姨隐约觉得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让雇主不满意了。
就这样，两个保姆别别扭扭地相处了一周，秀姨主动提出离开。
5
2018年春节过后，秀姨家就开始起新房子了。
秀姨和我妈视频聊天，听语气感觉她挺自豪。她说她从北京回去后，德清姨夫对她挺客气，周围的邻居知道她挣钱回来盖房，也都夸她有本事。因为平时抽烟、喝酒、赌牌，德清姨夫根本存不下钱，盖房时他只拿出了6万元。而秀姨拿出了14万，她出了大头，为自己挣足了脸面，算是扬眉吐气了。
毛坯房盖好后，夫妇俩没钱装修，只能把这事暂时搁下。德清姨夫说自己年纪大了，老给别人打工身体吃不消，可是在老家做豆腐生意又没有销量，“不如去学做早点的手艺，将来自己搞个小摊位”。
秀姨太清楚丈夫那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本性了，果断拒绝。她当年跟着德清姨夫不停地换地方打工，无一不以鸡飞狗跳收尾，还不如各自挣点清清静静、实实在在的钱。德清姨夫看秀姨把所有钱都拿回家盖房，心里也踏实了点，就没再勉强。
这年的夏天，秀姨第二次来到北京，在我家短暂休整后，又直奔东直门的那个家政门店。
刚开始没有活儿干，门店里的“老师”就偶尔派她去做上门服务的家政小时工，一天能挣个200元，虽然不稳定，作为生活费还是够的。只是秀姨晕车，方向感也不行，她常常因为找不到地方被雇主投诉，又引来门店“老师”的抱怨。
后来秀姨终于等到一个稳定的活儿，那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想雇个住家阿姨带小孩兼做家务，工资5000元。孩子的妈妈是南方人，沟通比较容易，对饭菜的要求也不高，只求秀姨对孩子细心负责，秀姨偶尔洗坏了她的衣服，出门忘记带钥匙，她都包容。三口之家的家务活并不多，孩子送去幼儿园以后，秀姨的工作就更轻松了，有时她还能去公园和老太太们聊聊天、跳跳广场舞。
可到了2019年正月，秀姨就遇到难处了——德清姨夫酒后骑摩托车回家，一头扎进了坡下的农田，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左臂两处骨折，短期内不能再做体力活了。秀姨得到消息，经过一番考量，并没有立即回老家。直到国庆期间德清姨夫要去医院拆除钢钉时，她才跟雇主请了一周的假，买票回去照顾他。
再返京，秀姨来到我家，她神情漠然地问我和我妈：“如果他以后挣不了钱了，我是不是还得养他一辈子？”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说拆完钢钉胳膊会慢慢恢复的，劝她要想开点。我想，他们夫妻感情向来不和，患难时想到将来谁会是谁的负担，也是情有可原的。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国，雇主不敢让秀姨出京，秀姨自己也不想回去。连续两年春节，秀姨都是来我家过的，她儿子在江浙待着，也没回老家，只有德清姨夫独自守着刚盖的新房。
2021年“五一”期间，秀姨来我家吃饭，忽然说起在老家种地太辛苦，她打算把一个关系不错的邻居也介绍到北京来做家政。我妈听完，直接问了她两个问题：别人刚来人生地不熟，地铁公交都不会搭，你有时间全程帮忙吗？隔三差五闹疫情，万一人家在来去的路上出了事，你能负责吗？
可能秀姨并没有意识到，当初我妈带她来北京，主要是因为见她婚后过得不好，心存愧疚。我妈一路帮秀姨找工作，逢年过节邀请她来家里吃饭、歇脚，就是不希望她在休息的时候只能在街头游荡。在北京，秀姨勉强能安顿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帮扶别人。
秀姨讪讪地搓手，嚅嗫地说，自己没考虑得那么细，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或许，除了想帮扶邻居，秀姨也是希望在北京找个说话的伴儿吧。近些年，我妈为了照顾几个孙辈，在儿女家来回周旋，几乎没有闲暇时间顾及她了，偶尔打个电话也是问候两句就匆匆挂断，更不用说深入交流了。
在大城市里漂泊，在不同的家庭里寄住，秀姨的内心很寂寞。她曾对我说：“我发现来家政公司打工的女人，很多都是像我这样夫妻感情不和的。但凡两口子感情好一点，都会在一起做点小生意。”
6
2022年秋天，雇主家的孩子上小学了，孩子妈妈却失业了，为了节省开支，她打算自己照顾孩子。这样一来，秀姨又失业了，她想着自己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就打算先回去看看。
2023年春节，秀姨一家三口难得在老家团圆了。可秀姨发现，几年不见，丈夫变得更加不可理喻了——以前他只是中午和晚上喝酒，现在连吃早饭都要给自己倒一杯白酒，一天到晚喝得晕乎乎的，什么正事都干不了。新年图个吉利，秀姨就忍着没发作。
家里的新房盖好后一直没有装修，一切东西都是凑合着用。秀姨做了几餐饭，觉得厨院里缺了一个烧柴的柴火灶，于是就请师傅来砌了一个。可德清姨夫却嫌柴火灶土气，找人把灶给扒了，又花了800元买了一套不锈钢的燃气灶回来。
秀姨气愤难忍，她觉得自己出了大钱盖新房，居然连选一个灶台的权利都没有。更何况，家里的条件并不宽裕——受疫情影响，她和儿子都失业了，丈夫前几年开始就在老家做工资日结的散工，做完今天不能保证明天。
她无法接受丈夫打肿脸充胖子，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丈夫嘲讽她：“你在外面打了几年工，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2023年春节刚过，秀姨买好火车票，第三次来到北京，还是暂住我家。进门时，她拖着一个大箱子，打开后里面全是腊香肠。她强调：“这都是我自己出钱、自己买肉、自己腌的，临走都打包了，一根也没给德清留下。”她还赌气说，以后没啥大事，她也不回老家了：“以前还想等儿子娶媳妇、生孙子的时候回去，现在看他和他老子差不多，一辈子晃晃荡荡也过来了。”
儿子失业回家后，秀姨曾托人去问市里的小工厂是否招人，想让儿子在本地找个工作，再找个对象结婚，安安稳稳的。可惜这一切都是秀姨一厢情愿，她儿子觉得工厂太拘束，还是想去江浙一带打工。他以前一直在餐馆帮厨，挣不到大钱，只够养活自己。他已经26岁了，还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得过且过。秀姨觉得自己指望不上儿子，那还是来北京打工吧。
我妈本来想说点啥，可看秀姨一脸不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城南旧事》里的宋妈，她也是做保姆挣钱贴补丈夫、养孩子，只是命运更惨，后来儿子不在了，她又回去和丈夫生儿子去了。
秀姨在我家客厅睡了几晚，白天就出去找工作，找到一家靠谱的家政门店后，她就简单收拾了行李，搬到门店宿舍去了。现在什么都涨价了，在宿舍住一晚要交20元了，洗热水澡还要另收费，吃饭更不用说。秀姨在那儿住了1个月，工作还没着落，心急如焚。
后来，一个教友听说此事，帮她联系到一份商场保洁的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3000元。秀姨有些犹豫——这比她8年前来北京时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还低。但此时，干耗了许久的她已经别无选择，为了让焦灼心情得到片刻舒缓，她答应了。
商场保洁的工作还算轻松，只是每天早9点到晚6点必须一直在岗。干满1个月，秀姨给我妈打电话抱怨，说保洁的活儿很耗费时间，10多个人一起吃住也有些矛盾。秀姨还没有过惯集体生活，就像她当初用不惯城里的燃气灶一样，她还不适应长时间和同事待在一起。秀姨说，她有几个同事都60多岁了还在北京漂着，“看来‘挣点钱回老家’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回老家干什么，大家从来都没说”。
秀姨就像一滴油，在北京这片浩瀚的水面上漂来漂去，并未与哪里发生相融。每天晚上她睡在一张1米宽的下铺上，望着上铺的木板。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不知道她是否会想起老家那个盖好的新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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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胡顺良找到我，说他前妻高丽英因涉嫌故意杀人、保险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拘，让我为其辩护，他一再强调高丽英是个很好的女人。
高丽英是否杀人我不妄下定论，但我之前跟她打过几次交道，作为旁观者，对其印象却不太好。
一年前，两人的离婚案件是我办理的。那时高丽英已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我是胡顺良的代理律师，他对高丽英还有感情，希望我能拖则拖，“最好重归于好。实在要离，我想尽力争取小孩的抚养权。”他们有一个儿子，5岁差几个月。
我第一次见高丽英，她化着浓妆，贴着很粗的假睫毛，趾高气昂的好不神气。得知我是骑共享单车过去的，便极尽嘲讽：“做律师的不配一辆豪车？怎么能让大老板相信你们。你很缺案源吗？不然怎么连这种没格局的案子也接，再说胡顺良兜里有几个钱我还能不知道。言归正传，我的时间宝贵，婚铁定要离的，而且我告诉你们，小孩的抚养权必须归我。”
高丽英不时从名牌包里翻出各种所谓的风云人物的名片跟我炫耀，我没有理会她，只是如实转达了胡顺良的意思。
话还没讲完，高丽英就开始数落胡顺良：“他就一乡巴佬，没上进心，门不当户不对，有啥资格跟我谈？你问问他，拿着五六千块钱的工资能养活谁？法院见就对了。法律我懂，谁条件好，法院就将小孩判给谁。我有两套房，赚钱的能力更不用说，比他强哪里去了。孩子跟我以后读国际双语学校，费用一个月上万。以后孩子的同学非富即贵，再大一点我就安排他出国。这个世界很残酷，不好好培养，世代都是韭菜命。如果你帮我劝说他放弃抚养费，我可以额外给你一点报酬。”
我忍不住提醒口若悬河的她：“你现在跟我炫耀的那些动产或者不动产，如果是合法私人财产，只要是在婚姻存续期间，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们一人一半。同样的话，胡顺良也可以说。什么叫‘世代都是韭菜命’？我是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歹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个人好聚好散便可，不必说那么难听的话来恶心人。”
起先高丽英只是不屑，把玩着她的指甲，听到我提到她受过高等教育时，她立时暴跳如雷，用手机指着我，“上过大学怎么了，就得憋屈着，被当成活靶子不说话？动不动就是你一个上过大学的要怎样，过得不好要被嘲笑，过得好又有风言风语。我还不能说几句现实的话了，就非得虚伪地死要面子活受罪来维持形象吗？”
高丽英突然大发脾气，让我没了沟通的意愿，不欢而散后，我建议胡顺良不必委曲求全，可以主动向法院申请财产调查并做财产保全，以免高丽英恶意转移资产。
胡顺良想都没想便拒绝了我的提议，“那样就彻底和她撕破脸了，我没想分她的财产，之所以要小孩抚养权，是想着孩子跟着我生活会稳定一点，她心里有孩子，偶尔还会回来看看。她现在在做啥我都不知情，让她带着，就真的找不着他们了。”
说罢，他还一直念叨，“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同甘共苦过，之前她真的是很好的人。”
既然胡顺良做了决定，我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那就只能等对方诉讼的进展状况。
此后一个多月，我接到法院通知，安排双方调解，可高丽英却突然失联了，打她电话关机，发消息也没回。胡顺良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却一无所获。他担心高丽英出事，心急如焚，就想去派出所报警，却又担心不到24小时不能立案。
我告诉胡顺良，妇女、儿童涉嫌被拐卖或是侵害，警方立案并无时间限制，但如果只是暂时没有回复消息就让警方马上就立案也不现实，他们忙不过来。出于职业敏感，我感觉高丽英突然失联有点不对劲，便主动提出可帮忙找人打探情况，看能否尽快立案。胡顺良同意了，说兵分两路，他再回一趟老家找找看。
不过很快，我就有了高丽英的消息——她因涉嫌卖淫被警方行政拘留了。
再次见到高丽英，她使劲求我帮她瞒住消息，“我跟警察说，我是个5岁孩子的妈妈，让他们将拘留通知书发到我公司，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在农村，消息一传开，我爸妈和孩子以后都抬不起头来做人，警察念我是第一次犯错，他们说愿意通融这一次。”
我领着高丽英出拘留所时，她还反复解释：“我真的就约了这么一次，虽然收了一点钱，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说来倒霉，那个男人因职务犯罪被抓才连累了我。”
我告诉高丽英，我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律师，一码归一码，让她准备好开庭。高丽英还是不放心，让我跟她去附近的银行，说要取5000元现金给我做封口费。
我说这个钱我是不能拿的，“你丈夫担心你的安全，让我帮着打探情况。当然你的行为是不对的，该接受惩罚。既然受罚了，就归于你个人隐私。我拿这件事作为诉讼筹码当然很有可能胜诉，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我不想着拿人家的私德来做文章，从道德上把人搞臭在我看来也不是那么体面，我打官司就想法律归法律。”
我建议高丽英给胡顺良打个电话报平安，高丽英同意了。她说自己和人发生了一点小摩擦，在派出所做了个笔录而已。胡顺良没有多问，说人没事就好，让她有事就找我。
2
几天后，高丽英主动提出和解，“一定要离婚，不过我给你面子，何况我跟他是有感情的，没必要闹上法庭，我打算撤诉，小孩名义上抚养权归他，由我来培养。”
胡顺良还在犹豫，我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个人若是铁了心要离开，是留不住的，再强留会被看轻的，连从前那些美好的感情都显得轻贱了，不如好聚好散。至少小孩的抚养权她愿意给你了，如果哪天高丽英后悔了，官司打下去，可就难说了。”
考虑了一段时间后，胡顺良最终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两人去民政部门领了离婚证。
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忍不住对高丽英说：“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是没错的，除此以外还要注重孩子的精神培养，并不是读贵族学校或者出国就高人一等。有些孩子虽然条件好，却因顶着父母的污名而性格扭曲，容易陷入虚无的物质主义之中。”
高丽英听罢，只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再说吧，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说不清的。”
没想到才过了短短一年时间，高丽英却被传残忍地杀害自己的母亲，并企图进行骗保。
我去看守所会见高丽英，她知道是胡顺良找的我，还没等我说话，她便连声发问：“他掺和进来干嘛？你赶紧跟他讲，让他带好孩子，我妈的葬礼都没必要去，不然我死都不放过他！更何况我们离婚了，他没权力掺和，你现在就去帮我传话。”
我将材料递给她，上面显示是她娘家所在的村委会委托的我，“你爸和你哥还在气头上，可能一时还无法接受现实，所以他们都拒绝签字，我想让你重新签一份委托书。”
“我知道了，让你费心了。”高丽英耷拉着脑袋，“你说是不是一定要我死了，才会天下太平？为啥我跟警察说了，我妈是自己从山坡上摔死的，还不放我。作为女儿难道我不难过吗？连自己妈妈的葬礼都不能参加。”
我说警方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才会抓人的，让高丽英跟我说实话，“至少你目前不应该对我有所隐瞒。”为了打消她的顾虑，我甚至搬出了相关法律，“哪怕你对警方有所隐瞒，但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律师。律师的会见笔录通常是无需给警方看的，原则上我们有免除在诉讼中提出证明被告有罪或罪重的证明义务，只要你没有正在实施犯罪行为。”
高丽英思索了几十秒，望着我说：“我相信你，你为我好，做无罪辩护就行了。我有苦衷，但我真的不可能去杀害自己的亲娘，她那么可怜，算是被我害惨了……”
我顺着她的话追问：“什么叫被你害惨了？如果她是自杀，是不是因为你？若非自杀，那是否因你过失致人死亡，还是你招惹了什么人，导致了你母亲的死亡？”
高丽英突然朝我大吼：“你到底是律师还是警察，难道是来索命的，真的要把我逼死在这里面才甘心？我不死，所有人都不安心吧。我就不信我没杀人，谁还能给我安一个杀人犯的罪名！我看到我妈倒在地上了，之前给她买过意外险，不能打保险公司电话还是怎么的，他们不想赔钱就算了，还要把我送进来，什么世道？”
见高丽英情绪激动，我知道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便与她商量：“要不我们就暂时结束会见，你哪天想跟我说了，或者有需要我的地方，再让看守所民警联系我。”
我刚起身，高丽英又叫住了我，语气变得相当平和：“我有我的苦衷，现在脑子里一团乱，你容我再想几天。请一定相信，我虽然罪有应得，但不至于故意杀人。万一我在这里出不去，等孩子大一点，还得拜托你帮忙找移民律师，小孩前途要紧。”
3
结束了与高丽英的会见之后，我与负责此案的民警进行了沟通。
民警批评高丽英不配合审讯，冥顽不灵，“既不认罪认罚，也不如实供述，说什么自己有权保持沉默。人命关天，就算零口供，我们也会走程序进行侦办的，不可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劝她最好如实交代，我们多少掌握了一些情况，对她进行羁押完全合法。”
毕竟案件发生还没两天，真相有待调查。我个人倾向于暂时相信高丽英，认为她故意杀人的可能性不大。从专业角度而言，也应该先做无罪推定，当证据证明她有罪时，我再去质证，看证据链是否合法、完整。
不过民警的话倒是点醒了我，与其等高丽英开口，不如像侦查机关一样，各自进行调查，弄清楚高丽英所谓的“苦衷”。
随后，我去高丽英的娘家，见了她父兄，以及其他村里人。当我问及被害人生前是否与人结怨时，在场的人全部否认，他们说高丽英的母亲“是最软和的人，对人很好，兔子都会主动往她怀里蹦”，也说“想来也是最可怜的人，这一辈子光吃苦，没怎么享福”。
高丽英的母亲比她父亲小了20多岁，“他结婚时都40了，她差不多是他当年以很便宜的价格从山里‘买’来的老婆，因为女方那边子女多，实在没吃的了，他才捡了个便宜，不然成不了家。老头年轻时身体不好，有哮喘，完全干不了重活的”。
当年，高丽英母亲嫁过来没多久，就有人劝她跑掉，或离婚再嫁个条件好的，她都拒绝了。她说自己不是被卖的，“人要讲良心，人家拿砸锅卖铁的钱接济我娘家，我不能拿了彩礼就抬屁股走人。”村里人都说，她一直勤恳踏实，将那个原本“猪圈一样的家”拾掇得有模有样，还生了一儿一女，“从没听她抱怨过那个家的任何”。
说起对待子女，他们更是为高丽英母亲抱不平，“在我们村，没挨过打的小孩就只有他们兄妹俩。高丽英她哥还穿过带补丁的衣服，她却是没有的。别人都重男轻女，她妈虽然没文化，却想得开，说她作为女人见过的不体面多了，要给女儿遮着点。”
高丽英母亲的遗像摆在堂屋里，面目慈祥，眼神柔和。高丽英父亲蜷缩在一旁，任谁也拉不开，鼻涕口水挂在他花白稀疏的胡子上。见我过去鞠躬，他木然地看着我道：“父母辛苦供她上学，你们书读多了，不但学会了拿笔，怎么还学会杀人了。我家这个苦命的，被五步蛇咬没死，牛马都没踩死她，哪想被自己的崽子害了……”
见他老泪纵横，周围的人也忍不住落泪，继而纷纷骂高丽英狠辣，让我放弃为她辩护，“被警察拷走的人，指定就是坏人了，哪用得着你来调查。你要是还有是非观，就不该多管闲事，说一千道一万，对她就是一粒花生米（子弹）的事。”
我感动于大家有热血有良知，且从未经受过冤枉，但涉及到专业知识，我总想跟他们多说几句，毕竟道德无法代替法律。“就算她是嫌疑人，我国刑法当中规定了四百多项罪名，就算犯罪了，还有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区别，以及法定、酌定量刑情节。胡乱给人定罪，甚至比杀人放火还要严重，因为法律是保护所有民众的。”
如往常一样，又有人开始骂我：“人都死了，净说些没用的鬼话，读书读傻了，讼棍。”高丽英的哥哥却明白过来了，他说：“万一人不是她杀的，就便宜了真正的杀人犯了，那样妈妈和妹妹都会伤心。就算是她杀的，在枪毙她之前，我也想问她为什么。”
见高丽英哥哥有意开口，我赶忙问他，案发前几天高丽英有无异常，是否与被害人有过争吵之类的。高丽英哥哥回答道：“这些警察也都找我问过了，没啥异常。她与我妈从没起过冲突，就在昨天，我们还收到了她在朋友那给我妈买的阿胶糕。”
我知道高丽英有很多事情瞒着家里人，在外面具体做什么工作也从未向他们透露，甚至连前夫胡顺良都不知情。考虑到她的朋友知道一些情况，我便记下了快递单上的电话号码。
4
在高丽英的娘家，我听到的传言是说，高丽英母亲疑似被高丽英从后山推下后身亡，尸体多处骨折，眼球破裂，面部损毁严重。而往前半年，高丽英刚给父母买了保额高达百万的意外险。
当日的案发现场只有高丽英一个人和被害人的尸体。高丽英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保险公司，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报的警。警方经过调查后，当即决定将高丽英带走调查。
由于高丽英在朋友圈晒过几张打麻将的照片，便有传言说她好赌，输了很多钱，欠了不少网贷，是在外面被追债才躲回了娘家。得知自己母亲几天前因头晕去了医院，病历上有医生的诊断，这才打主意到自己的亲娘身上，制造成意外身亡的假象进行骗保。
为了多了解一些信息，我按照快递单上的号码给高丽英的朋友打去电话。对方听说了高丽英的事情后，爽快地答应与我面谈。她毫不避讳地说她们曾是同事，在一家直播工作室上班，后来她觉得自己不适合，就走了，而高丽英则一直是工作室的红人，“流量高，好多大哥捧着……至于杀人骗保那不至于，她对家人很好的。”
我又找到那家直播公司，公司负责人告诉我，高丽英与工作室其实并未签订正式合同，只能算合作关系，“她好像很怕别人知道，很少告诉别人在我们这儿上班。”
负责人否认高丽英有赌博行为，“扑克牌、字牌一概不会，‘斗牛’不会算点，有阵子学过打麻将，也不过是半桶水。”至于说高丽英欠网贷或者高利贷，他也说绝无可能，“上个月，有个大哥给她转了28万……”可能是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他又马上转移话题，“对了，她前段时间还拿了些钱出来，让我们帮着给一些需要资金的人周转，当然是要收利息的。”
我追着问，那个打赏28万的大哥最近是否与高丽英有纠纷，或者是其他人？负责人不自然地咳嗽，“怎么说呢，肯定有一些人看直播上头，不管不顾地刷礼物，只为当榜一大哥，事后却后悔让平台退钱。有些大哥不但线上刷礼物，私下也接触主播……”
我大概知道了案件发生的原因了，高丽英涉案没错了，但具体情况我希望她自己能开口。
紧接着我就又去会见了高丽英，并告诉她事已至此，即便她不说，案件也会水落石出，“人命关天，不是你一声不吭就能糊弄过去的，警方那边也绝不会因此停止调查。”
得知我去了直播公司，高丽英缩成一团，有气无力地说：“我家好像没装摄像头吧，不是说了37天没有确凿的证据，警察就会把我放出去吗？我真没有杀人。”
见高丽英还心存侥幸，我决定激她一下，“一个叫刘金江的人多次去你们公司闹过，应该还去过别的地方。现在这人失联了，连我都能查到这个份上，就算你再袒护包庇，警方也会注意到的，说不定已经在摸排布控抓人了，你怎么能跟他合谋呢？”
高丽英的面部一阵抽搐，但情绪尚可，她平静地看着我说：“知道了，我没与他合谋，你下次再来看我。”
我不想刺激她，起身离去。临走前，我告诉她小孩没事，胡顺良给他转学了，让她不用担心其他问题，“小孩现在除了想妈妈，其他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我得到消息，检察院提前介入案件引导侦查，同时警方也发布通缉令了，不到一周，案件的另一嫌疑人刘金江——就是那个给高丽英打赏28万的“大哥”——自首了。高丽英的罪名变更为包庇罪，保险诈骗罪。
刘金江36岁，离异，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承认是自己一时失手导致被害人从山坡上坠亡，高丽英并未参与动手。
得知刘金江全部交代了以后，高丽英特意找我，“我恨透他了，也怪我贪心不足，毁了两个家庭，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我为啥还要他的打赏。我对不起胡顺良，不过就算重新选择一次，我也不一定能跟他过下去。现实太残酷了，人心即深渊，到了这步田地，什么都保不住了。我最后悔自己上了大学，我很累……”
对于高丽英的这番话，我不以为然，我也出身于农村，知道农村家庭要供出一个大学生有多不易，尤其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女生。
“你先听我讲完。”高丽英提高了声音，“你不要像村里的那些人一样妄下定义。”说着她就哭了，“我妈和我哥都是对我最好的，所以我才想让他们比别人过得好。”
5
高丽英说，自己上学的那些年，成绩虽然不差，但也不算拔尖，于是总有人来家里说三道四，“一个女孩，赔钱货，没必要读那么多书。”在他们眼里，高丽英父亲是个“老废物”，她母亲一人忙里忙外，还要供两个小孩读书，“有孝心的早就去打工了”。
一开始，高丽英还不畏人言，“我妈从未被那些人说动过，只是让我给自己争口气。”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她并未得到多少祝福，反而遭遇各种冷嘲热讽：“我们村终于出女大学生了，要不是你，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学校。”“看来她妈以后老享福了，我们这儿要出个女亿万富翁了。”
从小学到大学，高丽英认为自己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让那些人闭嘴，告诉他们大学生就是值钱，读了书就是会比他们过得好很多。”在她看来，只要能吃苦就能混出头，因而当同样出身农村、能吃苦的胡顺良追求她时，她没考虑太多就跟他在一起了。
那时，他们的工资加起来只有四五千一个月，租着没有空调的安置房住，挤公交上下班，买平价衣服，用几十块钱的护肤品，逛街也不买东西。胡顺良总觉得对不起高丽娟，她却宽慰他说：“生活就该慢慢过。”
高丽英说自己那时很容易满足，“我们攒了钱，装了空调，洗衣机是滚筒的，热水器是牌子的，一米五的床换成一米八的，满是希望，我觉得日子真的在慢慢变好。”
直到有一天，高丽英去初中同学家里玩，一切就都变了。
“我们年纪差不多，她初中没毕业，长相还不如我，又是个单亲妈妈，但人家就是过得比我好。住的房子是自己的，家里有月嫂，护肤品都是大牌，奶粉是进口的，上万元的现金就那么随便地扔在茶几上。”
高丽英这才发现，她对自己如此寒碜的生活是那么不自知，“我们以前真的过的是‘小日子’，买个东西要思索再三，就是小气的，逼仄的日子。我突然发现身边的男人也有些拿不出手，苦了怀里的孩子，他跟我以前一样，就知道傻乐呵，殊不知别人在看笑话。”尤其是再想起自己每次回老家，旁人那一句句“大学生”叫得分外刺耳，“像针扎”。
认清了“现实”后，高丽英毫不犹豫地找了一家直播工作室做起了主播。与那些刚出社会还有所顾及的年轻女生不同，高丽英目标明确，“懂情调，放得开”。不到半年，就成了工作室的红人，累积了不少粉丝。每次直播光打赏就是好几万，遇见大方的，就更多了。
高丽英说，她几个月就赚了和胡顺良在一起一辈子都可能赚不到的钱，“彻底地和过去说了再见，说话做事突然就有了底气，知道了自己想要的，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得到。”
更重要的是，她说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绝不陷入感情之中。在她眼里，只要对方打赏够多，就是好“大哥”。她讲情话哄着他们，一直打赏就一直哄，把戏做足。哪怕对方是送外卖的、工地小工、厨师，赚点钱不容易，她都来者不拒。
高丽英觉得自己“吃透”他们了——“那些人圈子比较小，平时在生活中被女性瞧不起，突然有年轻漂亮的女生在荧幕里对他们柔情蜜意，不可能不沦陷。他们平时可能省吃俭用，却会在这一刻将自己当成了王者。”
在高丽英看来，他们一掷千金是不想永远成为失败者，想要温存，“有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小伙子，手被机器压断，赔了几十万。他去相亲，愿意给20万彩礼，对方是离异妇女，有三个小孩，却对他嗤之以鼻。在我这里，我从不歧视他，还会给他拥抱与亲吻，让他感觉如沐春风，他一股脑儿将钱全部打赏给了直播平台。”
当然，这种温存只是暂时的，一旦对方腰包掏空，高丽英就不再给他们尊重与温柔，即刻变脸，“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哪有空闲陪空壳子。”
刘金江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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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金江供述，他确实是因自己打赏给高丽英28万，事后反悔，向高丽英公司及其本人索要未果后，一气之下失手将高丽英母亲撞下了山坡，导致其死亡。
他也在法庭上供述称，在自己打赏之后，高丽英的确也和他有过线下接触。在陪他的那几天里，他还是觉得值当的。但事后仔细一想，自己花了28万，留下的却只有空虚和痛苦，“如果她愿意跟我在一起，生个小孩，那一切都好说”。
由于不堪其扰，高丽英选择暂时回老家躲避。只是没料到，刘金江和她在一起的那几天偶然看到她在网上给家里买东西，已经悄悄将高丽英老家的地址记在了手机中。
高丽英与自己失联后，刘金江独自一人来到高丽英的老家，在村里的山路上找人问路，恰好遇上了在田里摘菜的高丽英母亲。他一时激动，拉住老人不停地辱骂，扬言要将高丽英一家人都杀了。高丽英的家就在山坳中，独门独户。高丽英母亲担心女儿的安全，便从刘金江手上挣脱，朝山坡下的家里直喊“救命”，想让高丽英躲开。
那天正好村里有人办喜酒，高丽英父亲和附近的邻居都出去了，只有高丽英听见了母亲喊叫声。她一出门便看见刘金江在后山追逐她的母亲，很快母亲就再次被拽住，但刘金江一个没站稳，绊了一跤，将她母亲撞下了山坡。
高丽英母亲的死刘金江要负很大责任，高丽英本应对他恨之入骨才对。但令人不解的是，她非但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反而包庇刘金江，并拨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
之前，高丽英一直对此事的前因后果三缄其口，直到刘金江自首，她才知道瞒不住了。
原来，刘金江打赏她的那28万，是他卖掉房子、准备给儿子治病用的钱，“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老婆早几年前就跑了，儿子又得了大病，医生说还不一定能治好，就选择看直播解压。”
后来刘金江的儿子因无钱治疗，只能出院，没多久就病死了。
高丽英说，若刘金江在与她发生关系之前说明情况，她是愿意退还自己所得的那部分的，“我真没料到他儿子后来因为没钱治疗，走了。关于这一点，我多少有点愧疚。所以案发时，刘金江对我说，我妈是自己跌下去的，我们之间就两清了，不然他还会找我儿子算账。我就想着，这事情传开了对我确实很不利，我还有大好前程……”
我忍不住打断高丽英，“你所说的‘大好前程’是指赚钱的机会吧？”
高丽英没有否认，“我当然要给自己和儿子留点名声，有些人一听说他儿子的救命钱打赏给了我，自然会对我口诛笔伐。你知道吗？上层圈子的人是会权衡利弊的。我妈说起来确实是属于意外吧，我之前给他们买意外险并非处心积虑，人都已经死了。”
高丽英的话反倒令我有些头皮发麻，便毫不客气地对她说了句：“你现在真的令我不舒服，反胃。”
高丽英却问我：“在我印象里，你好像不是那种爱指责的人，就说当时我涉嫌那个啥被派出所拘留了，你都没这么说我，是不是觉得我伤了你自尊？”
我说：“众所周知，卖淫是违法的，所以没有人会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成功的失足女’。你后来的行为更可恶，是因你们用自以为无比正确的方式破坏了社会的公平，还要让其他人觉得你们是对的，让人追捧。你声色犬马，却嘲讽恪守本分的女性，试图将钱色交易、权色交易合理化，这才是最坏的。有人觉得自己吃一个包子就是幸福，那是他们辛苦所得，你却拿着一碗交易得来的燕窝去诱惑他们。”
高丽英反而笑我天真，“那是你理想中的世界。时代变了，没跟你打招呼而已。很多人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且上位成功后就会被人追捧，让你无话可说。”
我确实没想到，还没开庭，我和高丽英的辩论就已经开始了。我不是一个爱进行道德批判的人，但那一刻，我想赢她——不能仗着自己“目标明确”，就无所顾忌。人有欲望正常，但欲望之中还应该存有良知，起到一个“刹车”的作用。
很快，法院进行了判决，高丽英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于保险诈骗，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高丽英主观上并未存在骗取保险金的故意，被害人的死亡与其无关，我个人认为即便案件发生后，保险公司按照条款仍有赔偿的义务。
判决下来后，我去见了高丽英，她说我们算是赢了官司，“你是一个不错的律师，就是欠缺了一点成熟，有点天真。”
我还是忍不住对她说：“我现在就告诉你，告诉一些人，我就想天真地赢。或许这个世界还没被你们给糟蹋掉，大家在阳光下安居乐业，虽然过得辛苦，总是有擦不干的汗水，却能看到公平与希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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