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年多辅警，事业编不香了
在网上，我经常看到名牌大学的学生们讲述自己找工作的经历，脑海中会浮起疑问：像我一样的高中学历的人到底有多少？他们后悔不上大学吗？现在的人生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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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单亲家庭，父亲日常无暇顾及我。初中时，我结识了一些社会青年，三天两头逃课，从此学习一落千丈，到了高中仍嬉笑度日不以为然。当时，“提前四年搬砖，大学生出来后给我打工”的可笑迷思，让我心安理得地堕落。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无所事事。偶然听初中同学说起他在苏州一个工厂里实习，我遂心起动念。当时我迫切地想逃开家里无尽的数落，也不想沦为同学聚会上的笑柄。于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上飞机出省，从虹桥机场出来，一路摸爬滚打地倒火车去了苏州。跟同学打工时的组长联系上之后，他安排我进了苏州最大的工厂——名硕电脑。入职当天，无数男女老少在厂子外面排着队，大包小包的行李箱，五湖四海的方言，令我咂摸出了一丝新鲜。
接下来的日子，两点一线，两班倒，工资全靠加班，早八晚八，外搭一个周六，名义上加班自愿，事实上不加班的人是不会收的。几万人的大厂，干三天就走的人比比皆是。熬过了三个月，我靠着“资历”升任组长，但很快因在交接班时跟搭班组长吵了一架，直接旷工“自离”。
离职后，受不住大城市的快节奏，我缩回了老家，在KTV当服务员、在奶茶店做店员、在网吧当网管……一休息就和好友捧着手机“开黑”，日子安逸又糜烂，虽对未来有不确定的焦虑，但甘心沉溺。
一段时间后，我想着烂在小县城不是事，又想出去。姑奶奶给我爸打电话，说她那边有一份没有门槛的工作，高中学历就行，让我去试试。起先我反感家人的摆弄，不耐烦地拒绝了，但耐不住他们总在催促，又半推半就踏上了旅途。走之前，我问我爸，到底什么岗位，他说是当辅警。我翻了个白眼，姑奶奶只是区区一个公交公司的调度员，哪来的关系安排我当辅警？但我也没当回事，就出发了。
西北没有茂盛的植被、温暖湿润的空气，风总是很粗犷，永远不会和煦温柔。2018年夏天离开的火车上，窗外入目皆是土黄色，我心里满是热辣焦灼。
下火车后，吃了几顿便饭，工作便有了眉目，真是派出所的辅警——没想到，我爸竟然真的没骗我，而且还不需要“安排”，我自个去面试就行。那时我对警察的了解大多还停留在电视剧中，真正的接触，顶多就是在网吧被查过几次身份证。电视里的便衣警察，办案就亮证，男帅女美，一个打三四个，我觉得自己这是要去超人堆里工作了。
不过，我心存疑惑，辅警不是也要考吗？联络的人回复说，我这个是“辅警的辅警”，是名为“巡防队员”的一种社会公益性岗位，日常的工作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民警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既来之，则安之。到了单位，我见到了我之后的“直系领导”，一位行政编人民警察，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警察。他姓赵，没有高高壮壮的身体，身高1米7左右，笑得很温柔。后来他渐渐就成了“赵哥”，私底下，我们喊他“老赵”。我跟着赵哥，平日里干的活和辅警差不多，但待遇不如辅警，没有公积金，只交社保，包吃住——要当真正的辅警，我得先有大专起步的学历，再去参加辅警考试。
因为之前在工厂的经历，让我对舍友的素质不抱任何期待。所以我没有住单位宿舍，自己在5公里外的一片城中村里租了房子，一个月500块，一室一卫。我买了小电锅等电器，上班在单位吃，下班照着抖音捣鼓。
不管怎样，我的“辅警的辅警”工作生涯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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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一天休一天，白天巡逻，有人报警就跟着民警出警，晚上几个人轮班接待群众以及接收、处理、移交警情。值班期间，我要盯看辖区重点单位的监控画面，哪怕诸如学校等场所都有自己的安保人员，我们也要再盯，好防止安保人员失职没发现可能到来的意外……一天下来，我最多能睡5个小时，第二天休假基本都用来补觉了。第一个月下班后我还有精力去网吧玩个小半天，到第二个月，就彻底蔫巴了。
单位的氛围让我意外，没有勾心斗角，工作也不牵扯利益和职位晋升，所以大家有事一起扛。开始我每天跟着巡组一起在辖区巡逻，熟悉辖区，有人报警了，我就要快速确定警情是否属于本辖区。
赵哥对我很好，我俩是老乡，他可能不想看我混日子，在我上班第二天就建议我报个成人大专，再去学个驾照。等第一个月的工资下来后，加上之前的积蓄，我去报了法律事务专业。钱包大出血，办公桌上堆满各类教材，我每天要挤时间看书——奇怪的是，很多时候都能看进去了——但看着看着，一个警情或者意外事件，就倏地打断了我的学习状态。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规律：浅显的内容看过即可，难点记录下来，休息时再去认真揣摩。这样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平衡点。我发现书中很多精辟条例和实务几乎是背道而驰，特别是涉及民事调解、商法以及各种管辖范围等部分，比如：1989年公安部下发《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严令各地公安机关不得插手经济纠纷案件”，但生活中欠钱不还，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报警，我们劝，报警的人听得进去的也就罢了，听不进去的，上来就是一句“警察不作为”。就像曾经的我，也没少说警察拿钱不干事这种话。
再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点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属于违法行为。我还在疑惑这个“公然侮辱”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小区业主微信群里骂人的警情，而这就属于公然侮辱——骂人的那位以一连串60秒语音以及文字国骂，喜提拘留3天。不过，一般也只有小区业主群这种性质的群才好办，其他五湖四海的网友群，虽能立案，但因非刑事案件，我们权限较小，能动用的技术手段较少，少有侦破的。
最开始，我也以为民警只需要提交证件就可以调取对方后台实名信息，但非刑事案件，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警察的权利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很多非公安管辖的案件，在听完赵哥给报警人的解释后，我才懂了去找什么部门是最有效的。
不久，我迎来了第一次挨骂。
一个下午，有人报警称被人打了，我在单位值班，赵哥带人过去处理。案发地离单位非常近，也就100多米。几分钟后赵哥打电话来说：“执法仪没电了，送个有电的过来。”
当时我手机声音开得小，身边对讲机太嘈杂，我只听到了个“过来”。我站在原地慌了一会儿，战战兢兢想要不要打电话再问问，又怕赵哥觉得我能力低下。
两分钟后，我刚出门，迎面碰上赵哥，他劈头盖脸一句：“耳朵有问题吗？跟你说了执法记录仪没电了，送个有电的过来，为什么没动静？”
我脸烫烫的，很小声地说“没听清”。赵哥急着处理案子，没多说什么，很快进去拿了个执法仪就回现场。我也跟着过去了。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120——为了一个耍无赖的老头。警情很简单：一个77岁的老爷子，在公交车站等公交，不知道抽什么风，手里拿了根柳枝，莫名其妙地给了迎面走来的一个素不相识的阿姨一柳条。阿姨的眼皮被抽了一道，她打电话给女儿，女儿赶到现场发现是这个老爷子干的，试图沟通，但老爷子油盐不进，最后她选择了报警。
我跟着赵哥赶到现场后，老爷子躺在便利店门口的椅子上不起来，说自己难受。阿姨的女儿蛮讲道理，说得也很清楚，去医院处理，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多要。老爷子依旧拒绝沟通，闭上眼睛假寐。
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以至影响交通，赵哥好话说尽，老爷子才愿意移驾派出所。他进了我们单位的门就喊渴，倒了杯水给他后，他又不说话了。问他要身份证，说没有；要家里人手机号，说没有；有没有家里人，说不知道。赵哥无奈，联系了社区包户干部，要来了老爷子儿子的电话，希望他儿子出面协调一下，毕竟阿姨的女儿要求合理，而老爷子一点不占理。
电话通了，老爷子的儿子回复：“你们赶紧把他抓进去吧。别找我，我不管，或者你们把我抓进去也行。”很明显，家里人已经懒得管这个老爷子了，到底是他精神有问题还是以此来博家人关注，不得而知。
赵哥叹口气，再磋磨，老爷子仍完全是一副无赖样子，众人都有点不爽了。赵哥直接开始讲法条，正说着，老爷子突然大喊“心脏难受”，演技之差，放到《逐梦演艺圈》这种大烂片里也辣眼睛。
赵哥让我赶紧打120。我一头雾水，这摆明是演的。我偷偷问赵哥，他说必须打，我们没权利和资格去断定对方是演的，老爷子表露了心脏难受，那我们就必须为他叫120。
急救车很快到了，我们简单说明情况后，医护人员提着急救箱问了老爷子几句，上手在特定部位摸了几下，听诊器听了听，对赵哥摇摇头后，直接走了。
我们拿老爷子没招了。由于实在看不惯，我还上去和老爷子吵了几句，随即被赵哥拦下来。赵哥说不要激怒他，他再劝一下，让他认错调解。最后谈判无果，只能走法律程序。
我由此明确了一条法律规定，《治安法》对70岁以上老人采取“从轻处罚或不处罚，不执行行政拘留措施”。而我们顶多能依法罚款，可罚款上缴国库，由被处罚人去银行缴纳，不会直接给到我们，我们就更不可能将钱给到被侵害人——这也是为什么赵哥始终低三下四地劝说老爷子调解，这样他才能帮被打的阿姨拿到点补偿。
但最终，这位老“滚刀肉”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在那天显得强势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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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我的法律知识飞涨，警务技能也迅速熟练。
夜晚的派出所一点都不安静，查车、出警、临时任务，一次次让打盹儿的我疲惫起身。忙完后，到了凌晨4、5点，咕咕叫的肚子就呼唤着一碗泡面，就这样，在数不清的夜里，我慢慢变胖。我比较愣，始终死守规矩，警帽和装备时刻戴着，随时备勤，凡有警情，弹射起步，接待群众张口就是“您……”。委屈受了不少，但更多的是感谢和笑脸。
自然，也有偷懒的警察、辅警，“辅警的辅警”，偷着睡觉的、摸鱼的、接待群众态度恶劣的，我甚至给赵哥告过状。
我从小接触电脑，信息检索能力过关，打字速度最高每分钟330字，日常也在200字上下浮动，算是身上少有的长处。于是，单位的宣传和工作简报、统计报表等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换言之，内外勤我都在干。
同事大海，本科学历，和我一样比较负责，他身高1米88，我非常羡慕。我俩三观差不多，渐渐成了关系很铁的兄弟。之后，我被叫去做小组长，大海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共3个组长，组长可以安排每天的排班、工作，对责任心强的人来说，这反而是枷锁，会迫使自己干得更多。中间最忙时，我备考都停了2个多月。
日子充实，很快1年时间就过去了。赵哥告诉我和大海，工作满1年可以考内部事业编辅警，考上后，工资略涨，给交住房公积金，出去以后也是“民警”称呼，再拿3次优秀事业编辅警，以后能参加行政编民警内部招考，虽然名额有限、难度很大，但赵哥认为我俩可以。事业编辅警内部招考不限名额，工作满1年都可以参加，但赵哥独独跟我和大海说，想必也是看明白了哪些人在真工作、哪些人在混日子。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清楚了前路，想象着自己考上人民警察时的欢呼雀跃。我回过头来担心学历，赵哥说不用紧张，考上事业编以后提上来就行。
虽然赵哥对我很好，但一位已经被社会磨平了棱角、处事八面玲珑的警察，并不是我的理想型。实务时，我也明白处警不是非黑即白，让双方都如沐春风、进而和谐地消除矛盾，才是一个派出所民警最该掌握的招数——但我依旧向往成为王Sir那样的人——单位的老前辈王洋，我的好兄弟，我们开玩笑学港台剧里喊他“王sir”。他被封为所里的“治安王”，铁面无私，办案无数，程序熟练效率高，一度超过了很多老民警。王Sir从小身体瘦弱，曾经是出了校门就会被混子喊过去要零花钱之类的人。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一名警察。
我曾亲眼见证王Sir办理一起猥亵案。
一天晚8点左右，一个爸爸带着女儿上门，称孩子可能被人欺负了，回家后一直在哭，问她为什么也不说。他对女儿说：“豆豆，警察叔叔们都在这，谁欺负你了，你放心说。”
在爸爸的鼓励和我们的注视下，小女孩开始吞吞吐吐：“有个叔叔抱我了。”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思维还停留在“大人看小孩可爱于是抱了孩子”上，豆豆爸爸也是一头雾水。这时，王洋突然问豆豆：“那位叔叔是怎么抱你的？”
豆豆哭哭啼啼地说，她放学后去了学校对面的商店，想买些零食当晚饭，但早上上学时，爸爸忘记给她零花钱了，她问商店老板借电话打给她爸爸，让爸爸微信转钱过来。起初，老板答应了，可几秒钟后，他突然跟豆豆说，如果能让他抱一下，就给她10块钱，不用还。
豆豆上五年级，虽然已经知道了不能跟陌生人走、不能吃陌生人的糖果，但没人告诉她商店老板也是要防范的人。一听能白拿10块钱，她虽然不太好意思，但还是同意了。随后，商店老板将豆豆带到了商店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拐角处，蹲下，将豆豆紧紧地搂在怀里，全程可能持续了10秒左右，之后也确实给了豆豆10块钱。
但豆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在想自己会不会怀孕、是不是不干净了等等，偷偷哭泣被父母发现端倪，豆豆爸爸遂带着孩子来派出所报警。
豆豆一说完，孩子爸爸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气极了，直接说要曝光这家店，并且要我们出警。
那家商店离我们辖区的一个警务站很近，平时执行护校任务时，我们也会去那个老板那里买水，算是熟人。老板姓陈，有个跟豆豆在同一学校上三年级的女儿。最后，由我和大海还有同事老马一起去“带人”。老马是个老辅警，为人圆滑又较真，是单位比较矛盾的一个开心果。吵架后，他在两分钟内能跟无事发生一样过来给你发烟，情绪调节之快，是我生平仅见。
到了商店，陈老板根本没意识到我们是来传唤他的，还在热情地招呼我们。我神色复杂地看着陈老板，心想，平日里他待人接物算是周边独一份，非常有亲和力，回头客很多，没想到暗地里会有这种怪癖。
我们简单说明来意，陈老板这才慌了，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来看店，之后锁上门跟我们离开。我们没了往常寒暄的欲望，陈老板一言不发地低着头，我和大海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带回所里，老马留在店里调取监控。
豆豆爸爸看到我们回来，下意识地站了起来。王sir命人将他拉到另一边，怕他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有理变成没理。
监控调来后，我们略感失望——只拍到陈老板带着豆豆去了一楼楼梯处，后面是死角。
没有特意经过长期训练的人在专业审讯面前，根本没法逻辑流畅地说假话，陈老板在审讯初期直接撂了，说自己生活太平淡，想找刺激，看豆豆穿得脏脏的，感觉是那种家里人不太管的孩子，所以选择了豆豆下手。他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没敢上手，只敢紧紧地抱着豆豆，隔着衣服去感受，他胆小，没有上升到犯罪的程度。
今天是豆豆，明天就可能是其他小女孩，我不知道陈老板当不当得起“变态色魔”四个字，但他有愧于“父亲”二字，如果是他三年级的女儿遇到这种事，他会是什么反应？
案子自然没有那么简单就结束，夜里10点，豆豆爸爸先带着女儿回家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对陈老板的先期讯问完毕，已是夜里12点多，还有很多程序没走完，但非特大警情或者刑事案件，也不能连夜审问。为了程序合法，我们只能让陈老板先回家，明早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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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陈老板面上已不复昨日的沮丧。调查取证还未结束时，依照规定，治安案件可以调解。虽然王sir极力阻止，但规定就是规定，豆豆爸爸怒气冲冲地和陈老板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陈老板策略性地先表达了歉意，紧跟着谈现实和利益。他说自己仅仅只是抱了一下，没有其他实质性举动，跟孩子解释清楚的话，孩子也不会多想，而且他愿意出5000块钱和解。
仅看结果的话，抱了孩子一下，5000元，似乎很公道，在符合调解程序的治安案件里，这也算是一笔巨款了。进了派出所上了谈判桌，不乏有人觉得自己占理漫天要价、选车买房，可事实上，如果对方不愿意掏钱，拘留完给国家缴纳完罚款后，你一毛钱都落不着。
豆豆爸爸犹豫了一会，决定和解，不走法律程序。陈老板面带喜色，态度越发恭敬诚恳，他不想去拘留所，事情似乎已经稳了。
倏然间，王Sir化身雷震子给陈老板来了一道加大加粗的闪电：“治安案件确实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且双方完全自愿的前提，但同时也要遵循有教育意义和合法的原则，我作为案件的主办民警，我不同意你们的调解。”说罢，“治安王”撂下一屋子人，率先离开了调解室。
陈老板面色立时僵住了，大海负责看着他，我跟着豆豆爸爸出了调解室。
王Sir没给豆豆爸爸开口的机会，直接说道：“你这样做的话，有没有考虑过你孩子会怎么想？你想让豆豆觉得自己是可以被交易的物品？”
豆豆爸爸没答话。王Sir又说道：“如果你执意调解，要拿这钱，我没权利阻拦，你也可以骗你的孩子说对方已经被法律制裁了，我都没意见，你怎么圆谎，我们不管，但我希望你自己去好好想想。我再说难听点，如果孩子意外得知了真相，是不是会留下一个金钱可以换取肉体、或者说可以换取尊严的概念？她是被换的那个。”
豆豆爸爸坐在派出所大门口的台阶上想了良久，久到陈老板多次要求再次调解，久到王Sir已经放弃。当时，我感受到有什么好像在无形之中交战，后来想想，那应该是豆豆爸爸因为现实的利益和女儿的尊严，内心在疯狂碰撞。
坐到下午2点，豆豆爸爸迈着坚定的步伐起身了，跟王Sir说，他想清楚了，绝不调解，钱总能再挣。
我能感到，王Sir肉眼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之后，案件彻底走上正轨，陈老板先是撕下了伪善的嘴脸，满身敌意地看着王Sir，再是惧怕、惶恐，最终因为案件涉及猥亵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属于性质恶劣，陈老板被顶格处罚，拘留15天。
出来后，陈老板一头茂密的长发变成了平头，常低着头走路，店铺门口挂上了转让的牌子，人也经常不在店里。我们去时，他妻子在看店，说他背个包到处走，但转让挂了一段时间，店铺还是没换主人。这都是后话。
王Sir的这次雷霆出击，我们内部其实也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仅从结果和利益来分析，5000块，豆豆爸爸可以带着女儿去游乐园玩一天，买几身漂亮衣服，吃豪华大餐，或者给女儿买台学习机等；也有人背地里说王Sir道德绑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让豆豆爸爸放弃了这笔钱。
王Sir不可避免地听到了这些议论，表面上依旧雷厉风行，暗地里很多次偷偷抽闷烟。我找机会跟他也聊过，王Sir说：“当时就没想过那么多。”
之后，豆豆爸爸给王Sir送来了一面锦旗，合照时，豆豆爸爸脸上洋溢着笑容，王Sir表情坚毅、站姿挺拔。听了这么多天风言风语，我觉得王Sir的内心恐怕并非表面这样淡定，那天，王Sir将锦旗挂在办公室后，就默默离开了。
我没有问过背地里的冰冷嘲讽是否会让王Sir有所动摇，我怕我失望，我怕看到一个警察的血冷下去。几年后的今天，我记录下这个案子，王Sir说最开始听到风言风语时，也曾经自我怀疑。那只荒漠上的骆驼，虽摇摇欲坠，但还没倒下。
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淋过雨就要把别人的伞折断；另一种人，自己淋过雨，知道淋雨的难过，就会想方设法不让别人淋雨。王Sir正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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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已经打算一辈子投身公安事业，却在两个案件后产生了动摇。
一件是划车案，报警人说他停车时，曾跟一个人肉占车位的女人发生过口头纠纷。那段时间图侦（图像侦查）大队案子堆满，这种治安案件只能由派出所出警力看内部监控，或者去物业调停车场监控。看监控是一个很心累的工作，眼睛瞪得大大的，只为找到作案的那一瞬间。我从下午2点看到凌晨1点，锁定了4个嫌疑人，反复观看，再结合附近其它监控探头，终于确认了作案人。
当晚8点左右，那女人换完衣服去吃饭，晚11点从饭店出来，都快走回家了，又折返回去。在监控画面里，被划车辆是副驾朝着镜头，而女人转去报警人车辆的主驾位置，停了几秒后才离开。
在单位里，赵哥日常专门负责出警，办案民警会另有其他几组人。报告给赵哥后，他直接下令传唤。作案人被带回警局后，我和齐哥搭班讯问，他问话，我打字记录。齐哥快退休了，每天都笑呵呵，皮肤非常好，面如冠玉，年轻时，这张脸恐怕能引起不少老少妇女的青眼。
前面的常规问话，女人对答如流，对于案件，咬死说不知情。我连续追问了3个问题后，她哑火了——我问你回去干什么，她说钥匙丢了；我说你去吃饭的路上，走的是右边的人行道，回来却走的停车场的车道，你走人行道，钥匙怎么会丢在停车场；你说你找钥匙，可监控上你直奔目的地，根本没有头左右摆动找东西的痕迹，停车场那么黑，你也没有打手电筒或者打开手机闪光灯，你找什么？
但没等我打字记到笔录里，齐哥就说：“行了，下一个问题”。他再次问女人对案子知不知情，女子仍说不知情。最后，齐哥问女人以上说的是否属实，女子说属实。女人签字按手印完毕，齐哥就放人了。
我震惊地看着齐哥，齐哥视而不见，让女人出去补程序走人。我不忿，劈里啪啦地拿着自己的东西也出了审讯室，怒气冲冲地把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摔。赵哥问怎么了，我如实以告。赵哥和稀泥说，齐哥快退休了，一点事都不想揽啊……然后没了。
最终，报警人的车定损后，大概损失在500块，由保险理赔，但我受不了一个违法行为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离开了审讯室。
这次事了后，我一直暗地里称呼自己怂货，没有再去做过一个案子的笔录。当时我没有掀翻桌子的勇气，后来无数个夜里，我都会想起那个报警人。我只能用拒绝做笔录这样幼稚的方式来发出自己无声的呐喊。
一天夜里，我们和交警队联合执法，一辆SUV缓缓驶来，车窗降下后，副驾躺着一个半醉的人，司机吹完酒精测试仪后无异常。交警的活干完了，去了下一辆车，我依法要求他俩出示身份证进行人员核查，副驾的人来了句：“我是XX派出所的，我姓李。”
巧了，他说的正是我们单位。当时我人没认全，就算认全，我也最讨厌这种人，出示个身份证几分钟的事，非要在那耍特权。我一点面子没给：“那也出示一下。”
姓李的民警瞥了我一眼，好像刻意把我记在了脑子里，随后出示了身份证。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怂过一次了，不会有第二次了。不过，直到我离开，也并没有等到任何报复，可能他也是自觉理亏。
往后，内部招考开始了。我因长期作息不规律，体能差点没过，擦着及格线上的岸。但从此，我就是带编制的了，而下一步，就是成为一名人民警察。那时，我真的以为自己看清了前路。
两个月后，另一件决定性的事情来了。
辖区内有个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日常也有护送学生安全上下学的工作。2019年，某省发生了校园恶性案件，一时间，全国上下都要求重视学生安全问题。我们也按照上级指示，对学校周边容易出现学生聚集的场所进行清查。
辖区内一家音乐餐吧，藏在学校几百米外的美食街后排的最角落，挂着一个花里胡哨的大牌子。店铺由一家人共同经营，一对30岁上下的夫妻，还有一位头发银白的老爷子。店铺上下两层，一楼储物、接待客人、调酒，二楼则是用餐和听歌的地方。店内防噪措施做得不好，歌手或者顾客上去唱歌时，声音会穿破屋顶吵到身后居民楼的居民，干扰周边商铺的正常经营，平常我们也没少出他家的警。
当天，我们巡逻到音乐餐吧，发现有4个初中生在里面坐着，桌面上干干净净，桌下香烟瓜子皮。我们跟老板打招呼说，尽量不要接待初中生，老板满口称是。
讽刺的是，第二天就有人报警，说那家音乐餐吧里有初中生打架。一个男生用啤酒瓶擦过了另一个男生的鼻子，万幸没砸实，不然鼻梁非塌了不可。我们叫家长，通知学校老师，当时我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
但一段时间后，这家店故态复萌。最后一次出警，我们的车刚在楼底下停稳，我就看到一个人上楼，我拍了一下旁边警校来实习的学生。他带着执法仪飞奔上楼，我们紧随其后。进去以后，我让一个同事留在店门口，将等会下楼的所有学生都登记清楚，几年级、哪个班的。
上楼后，老把戏，桌子上干干净净，地上烟头酒瓶瓜子皮，几个学生坐得直直地在打王者荣耀。学生没打架，没家长在的话，我们也不能询问，只能登记一下，考虑后续要不要通知老师——毕竟未成年动手没轻没重，非常容易出刑事案件。
登记完毕，好玩的来了。我们出门坐上车准备离开，女老板却追出来了，手里拿着手机，横屏，我猜是在录像，同事猜是在微信视频。我本以为是个小插曲，却在半小时后接到了某位领导的电话。领导说，上面一个领导给他打招呼了，说有人投诉，让我们没事不要去那家音乐餐吧，影响人家做生意。
如遭雷击。
夜里，我和大海、老马，还有警校的实习生待在外面抽烟，良久无语。按规定清查的是我们，被说影响人家生意的也是我们，最好笑的是，卖给未成年人酒水确实违法，但却不归公安管。到头来，不占理的真是我们，我们手伸太长了。
老马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事，我们的责任尽到了。人家不说了嘛，没事别去，那有事再去呗，而且这是领导不让去的，后面真出事了，也跟我们没关系。”
我无精打采地“嗯”了声，没了心气。
我若是吃拿卡要、恶意刁难被举报投诉也就罢了，但我们正儿八经地在执行通知，从开始到最后，连店里的椅子都没坐过一次、水都没喝一口。至于影响生意，我没法否认，警察上门不可能不引人注目，但我想不通的是，那些学生能让老板多挣多少钱？他为什么要执着于这桩生意？
这事算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不服气。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在纠结，是无视眼里这粒沙子继续工作，还是再次奔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6
有时也会遇到乌龙事件。
一天，某栋楼上有人报警称自己楼下违规在周日装修。我上门劝阻，一位大爷开的门。说实话，老年人真的是执法“鬼见愁”，我愣了一下，开始讲法条。
法条讲完，大爷看着我来了句：“是，小伙子，我认识你们分局副局长。”
我一听这话，火气直接上来了，不顾礼貌打断了他：“您别跟我提什么局长、副局长，您就是认识公安厅厅长也没用，违法就是违法了。”
大爷一愣：“不是，我是说我认识你们副局长，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现在让人停了，你这小伙子，咋脾气这么大。”
我：“……”
没过多久，遇上了疫情。突如其来的封城，我们辖区第一次抗疫，单位一半人被分到社区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服务居民，一半人留在岗位上。当时，我因为要兼顾内勤工作，没能去社区服务，也算是个小小的遗憾。
日出我见过，但坐在高架桥上看日出却是第一次。疫情期间生活枯燥、劳累，昼夜温差大，白天短袖晚上长袖，在高架桥上守着，碰到执勤回来的武警，我们会彼此敬个礼。去社区的同事们也不轻松，顶着大太阳上楼测温送菜扔垃圾，晚上只能支个床睡在楼道里。但没人敢抱怨，要说苦，最苦的是待在家里断了收入的老百姓。
疫情期间，我还举报了一个指导组的领导。
一天正巡逻着，我远远看到路中间停了一辆白车，一个中年男子大包小包地往车上提东西，主驾驶还坐着一个人。我随即上前盘查，弯腰敲窗时，瞄到了对方车窗上贴着的“B区疫情指导组”，但我装作没看到，开口问道：“您好，哪个单位的？”
对方降下车窗，不耐烦地指了指车窗，不说话。
我再看了眼牌子，我们辖区在A区，当时并没有接到通知说能跨区“互相指导”。很明显，他是公车私用。
对方持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皱了皱眉头，继续开口：“例行盘查，麻烦你出示证件以及说明来这里的原因。”
“你就填‘B区疫情指导组’。”
他一句话，我彻底炸了，为什么总有人仗着身份做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事？我正犹豫要不要呼叫支援，对方却已收拾完毕，一脚油门走了。我死死地盯着他们的车牌号，盘算要不要把事情搞大。之后的几小时，这两人不屑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明明违规的是他们，我只是在完成本职工作。我可以不顾虑工作，反正早生了离开的心，我只在乎是否会因为我的举报，连累领导和同事们。我发疯似地问自己：是不是太小气，是不是不懂什么叫圆滑、什么叫眼色。但怎么问，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道不该是这样的。你喜欢仗着手里的权力耍横，但我不忍着你，岁数大的同志们顾忌工作、顾忌前途，我不在乎。
半小时后，纪委的网站上多了一个实名举报。
后来，纪委的同志打电话了解情况，我表明了我唯一的顾虑，不要连累我身边的人。纪委的同志笑说，你的工作性质更不应该怕才对，如果他敢以任何非合规方式报复你，请你联系我。
过了一天半，纪委通知了对方的处理结果：降职，取消年度评优等资格。我想自己可能断了一个人几年内的晋升之路，甚至更严重。我和纪委的同志彼此道谢，他们谢我提供线索惩罚了不遵纪守法的公职人员，我谢他们公正无私。
但2020年的夏天，我却更迷茫了。幸好，之后的日子也确实没有见到任何报复的影子。
不久后疫情暂缓，一个热心大哥将一大筐金钱橘偷偷放在单位门口，敲门就走，我们愣是查了车牌才找到他，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
对方的回答也很暖心：“你们才是最辛苦的，一箱橘子不要跟大哥客气。”
我一直觉得第一次疫情的时候是最温暖的，大家在尽全力配合国家，抱团取暖，互相体谅。但我仍放不下辞职的心，越发地想离开这个体制，因为我看到很多体制里无法改变的恶循环——许多不在管辖范围却依旧要出的警，齐哥那样“不作为”的人，仗着身份公然耍特权的人，提不上去的口碑，堆积如山却没有停下来的一天的案子，办案热情不高，能劝则劝、和稀泥……
可这怪不了某个具体的人，绝非一人之力就可以改变。
7
我陷入了强烈的精神内耗，没法跟自己和解。终于，我跟赵哥提了辞职。
赵哥语重心长地挽留我，说如果我还是工作第一年，他不会留我，但现在，这已经是我这个学历理论上能找到最合适也是最好的工作，说出去也是事业编。我没跟赵哥说实话，说不出口，我对体制内的部分人很失望。所以两个理由，我只说了一个，我说自己还年轻想出去看看，说不定，一段时间后，我就认清现实回来了。
领导看我态度坚决，没多挽留。在辞职难如登天的公安队伍，我很快地走了。走的那天，签字、还装备，末了，到所长办公室交《离职表》，所长说：“感谢你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的一份贡献，祝你以后的路走得顺畅。”
离开后，我陷入了短暂的迷茫期，尝试过视频剪辑、写小说，但都不稳定。一度想回去工作，但想起正在恶性循环的大圈，就不想再跳进去了。
某天夜里，突然看到一句话：“你最想做什么？就此刻，立马去。”
西北内陆的孩子，可能最向往的就是大海。我要去看海，这个念头萌生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以最快的速度查了攻略，直奔惠州。近48小时的火车，从西北的戈壁滩一路向南，沿途慢慢变绿。
夜晚的惠州站（作者供图）
做核酸出站，我奔向了到惠州后的第一程——黄金海岸。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时，他告诉我，黄金海岸被人工干预得太厉害，失去了大海的味道，他推荐我去双月湾，那是真正的海。
双月湾真的很大，看不到边际，热热的海风，岸边能看到远处出海的渔船。我感到一丝释怀，一种夙愿得偿的释怀。
之后的日子里，我觉得跟人打交道太累，想去跟狗打交道，于是去了一家宠物乐园。那里很治愈，可惜老板嘴里没实话，工作时间说朝十晚六，但实际每天是朝八晚十，干了3天，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可爱的狗子们。
之后去戈壁滩的发电厂当工人，浑身是灰，看星星时，偶遇了一只小猫，再次混成了班长；在嘉峪关待了几个月，在火锅店做过服务员，在快递站打过零工；最后抵达牛肉面的故乡，曾经生活过一年的兰州。
跟同学们聚了聚，回到老家参加姐姐的婚礼。婚礼上，我东拍拍西拍拍，落座后思绪却忽然跑偏，看着平日里对我照顾有加的姐姐站在台上，想她一个从小看不惯弱势群体被欺负的女生，选择了学法律，当了律师，是不是也要有妥协的时候？
几年的派出所生涯，我基本已经戒酒。婚宴上，我喝了点酒，久违的眩晕感让我躺在床上喘粗气，但思绪愈发清晰，我想好好看看、看看这个世界。用5年、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去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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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小姨死讯，是在2019年的大年初二。
现在想来也怪，那天下午，我们开车带姥姥出去玩，从不晕车的姥姥却晕得厉害，断断续续开出了几公里，姥姥就体力不支，我们只好打道回府。回家没1个小时，我妈就接到了1500公里外杭州警局的电话，紧接着家里就乱作一团：姥姥瘫倒在地，我爸慌张地开车，我妈的声音都在抖，还是强撑着安排着家里的一切……
现在回过头想，那天姥姥莫名的反应，大概就是母女之间那种玄学才能解释的羁绊。
1
我姥姥家在河南，家里有4个孩子，小姨排行老三，1977年生，比我妈小了5岁。
从小到大，我对小姨的印象，就是两个字——漂亮。小姨学习也好，是全村第一个考上中专的，虽然她毕业时已经不包分配了，但她还是凭借自己的学历优势，在深圳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而我妈则远嫁到陕西农村，我从出生开始，接触到的就是同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几个同学的妈妈会打扮，但她们和小姨比起来，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小姨的皮肤嫩得像剥了壳的煮鸡蛋，头上挂着副一看就很高档的墨镜，穿着我们村里人见都没见过的时兴衣裳，蹬着双尖头头、亮闪闪的高跟鞋，身上的味道和任何雪花膏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像春天的花香，有的时候像甜滋滋的风。
每次小姨来陕西看我妈的时候，都是我童年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只要她站在我的教室门口，再木讷的同学也忽略不了她的存在。也是因为小姨，我从小就对“鹤立鸡群”这个成语有了直观的体会。小姨就像电视上的明星，女同学们会窃窃私语，议论着她的穿着打扮，男生们个个梗着脖子，眼神却时不时地就飘过去。而这个时候，我就会像一只打了胜仗的公鸡，骄矜又自得，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喊一声“姨”，然后洋洋自得地感受着同学落在我身上灼热的目光——在哒哒哒几声如天籁的高跟鞋声后，不管我的衣服多脏，我都会落到小姨暖烘烘、香喷喷的怀里。
我经常偷偷地想，为什么小姨和我妈长得不像，我妈是单眼皮，小姨却有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我妈个子不高，小姨却瘦高瘦高的。最重要的是，我妈身上总有一股炕的味道，小姨虽然也在家里住，但身上总是一阵淡淡的花香。村里有人说小姨长得像周迅，我觉得不对，我觉得小姨更像《还珠格格》里那个香妃。
只要小姨一来，我的时髦玩意就多了。我吃了人生第一个汉堡包，香得我把手指都唆了个遍。我有了第一辆自行车，红蓝的车身，很高档，我骑着它从村子这头转到那头，胸腔里灌满了喜悦的风。小巧的MP3、全套西游记动画片、粉嫩粉嫩的公主裙……这些东西让我在同村的孩子里当了好长时间的“领袖”，小伙伴羡慕我，有些会跑回家问家里人要，但结果往往都是挨一顿骂。
闲暇时候，村里的八卦婆娘们会在串门的时候问我妈：“丽丽找哈下嫁（婆家）么有？”
我妈嘴上说不管年轻人的事，也轻飘飘地推走了好几个自告奋勇要给小姨说媒的人，但私下，我还是听到她给小姨说：“你这么飘着也不是个事……”
小姨当时二十五六岁吧，正是恣意的年龄，她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结婚。”
我妈叹口气：“女人么，哪能一辈子不结婚。”
我当时还是小姨的跟班，也在一旁附和着：“小姨不结婚我也不结婚！”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婚姻是什么，但我想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小姨那么好看，干嘛非要结婚呢？可大人们都不这么想，我经常听到姥姥给我妈打电话，让她劝说小姨，慢慢地，小姨来我家的次数从一年两三次，变成了一年一次，再变成一年到头都见不上一次。
我有时候会问我妈：“小姨咋不来了。”
她擀着面，头也不抬：“大人都有事呢，谁和你们娃娃一样，啥都不操心。”
我不依不饶：“那我们去深圳找小姨。”
我妈翻了我一眼：“你以为用嘴去找呢？”
我本来还想反驳几句，车费贵，那小姨不也经常来看我们？但看到妈妈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的围裙，我还是硬生生地把话憋了回去。
等我弟弟出生了，我爸咬咬牙在城里买了房子。我忙着结交新朋友，妈妈面对整夜哭个不停的弟弟，脾气变得更加急躁。但她和小姨的联系却从未断过，不管多忙，隔三差五，我总能看到她用肩膀夹着电话，手里忙着活，嘴却没停过，从我考试考差了到弟弟会走路叫人了，从最近天气冷我爸生意变好了到姥姥腰椎病犯了，她和小姨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有时候，我会听到我妈压低声音说：“你别管我，你过好自己日子就行了，姐有钱。”有时候不知道小姨说了什么，惹得我妈放声大笑——我很少见她这么开心，也是因为这样，每次和弟弟打架，她说“生个弟弟就是为了让你以后有个伴儿”的时候，我都不会犟嘴——妈妈和小姨，不就是伴儿吗？
2
童年的日子过得飞快，就在我快把小姨抛在脑后的时候，小姨却带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来了。
那天，我妈破天荒地去外面提了几个菜，把平时舍不得用的漂亮盘子都拿了出来，在茶几上摆满了水果。已经上了初中的我，自然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小姨的男朋友。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我讨厌他把筷子在卫生纸上擦好几遍，我讨厌他吃不惯辣、不停喝水的样子，我讨厌他白皙的皮肤，讨厌他戴着副厚厚的眼镜，讨厌他口音奇怪的普通话……
奈何小姨喜欢。即便晚上那个叫华荣的男人不愿意住在家里、要去外面住宾馆，小姨还是对我妈宣布：“华荣人挺好的，下个月我就跟他去杭州了。”
我觉得我妈也不太喜欢这个男人，可她也没有阻拦，毕竟小姨已经33岁了。姥姥姥爷因为小姨的事时常打来电话，亲戚的闲言碎语也让人招架不住。好不容易带了个男朋友来，还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虽说幼年丧母，但换个角度想，也免去了结婚后麻烦的婆媳关系。一个农村出生的女孩能嫁到大城市去，即便这个男人有些矫情，有点缺点，也不是不能忍受。在所有人眼里，小姨的年龄已经不允许大家再拿着放大镜去审视和考察这个男人了，只要能结婚，安顿下来就行。
顺理成章地，小姨的婚礼定在了同年国庆。说是婚礼，其实是凑了几桌人吃了顿饭。姥姥姥爷怕来回车费开销大，只托妈妈带了一条大红色的棉床单，权当陪嫁。小舅刚定了工作，正疲于应付单位的事。娘家人只去了大舅、我和我妈，连一桌都没凑齐。
婚礼现场，小姨穿了件大红的裙子，在一群说着吴侬软语的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从小姨上台到敬酒，我妈的眼泪都没止住，与喜庆的人群形成了巨大反差。大舅虽然没哭，但小姨敬酒敬过来让大家吃好喝好的时候，他开玩笑的声音有些哽咽：“杭州的饭忒难吃了，哪及咱河南菜。”一句话惹得小姨也红了眼睛。
返程的路上，我妈靠着窗，半天都不说话。大舅严肃地对我说：“你（将来）可不许远嫁！”想起婚宴上白兮兮的米饭，我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才不嫁，我就在陕西！”我妈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回去的路远得看不到边，我睡了几觉醒来还没到家。我心里升起一阵悲凉的感觉：完蛋了，我怕是再难见到小姨了。
我上初三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得一两天就要响一次。起初，我妈会耐着性子，听完华荣的控诉后，给小姨把电话拨过去，劝说婚姻不易，要多包容对方。但电话响起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妈越来越不耐烦，好几次我听到她咬牙切齿：“你是男人，怎么连这点儿肚量都没有？”
有时候我妈烦了，不接座机，于是隔上几秒，她的手机就会开始叫。如果我妈连手机都不接，那遭殃的就是姥姥姥爷了。因为不管什么时间，只要华荣觉得受了委屈，就会迫切地找人倾诉，即使都是些芝麻大点的小事——比如他会为了一毛钱去和摊贩理论半天，但粗线条的小姨就受不了一个大男人到处“挑事”，华荣说小姨“假清高”，小姨说华荣“真窝囊”；又比如小姨下班后没有准点回来，华荣就会不停地念叨，念叨到小姨忍无可忍发了火，两人大吵一架。只要小姨不低头认错，他就会给她身边的人打电话，给她同事打，给我妈打，给我姥姥姥爷打……甚至连我妈远在河南的姑姑都接到过华荣的电话。
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闹得家里鸡犬不宁，气得小姨结婚第二年过年就逃回了河南老家。本以为只是小两口闹别扭，冷静几天就会过去。没承想，华荣竟跟着小姨来到了河南。不知道他在小姨的手机上安装了什么跟踪器，他精准地找到了小姨住的地方，结结实实地把我们堵在了宾馆门口。
一上来，华荣就抢小姨的包，说要带小姨回去。两人僵持不下，华荣竟如泼妇般，扯着嗓子开始当众控诉小姨的“种种罪行”。姥姥姥爷在场，小姨的脸涨得通红，华荣像一只洋洋自得的公鸡，一脸胜券在握的表情。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拖着小姨要走，下一秒，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大舅就冲了上去，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姥姥姥爷忙着上去拉架，华荣则掏出手机要报警。那是大舅第一次被警局带走，也是小姨第一次妥协。不知道他们晚上商量了什么，第二天，小姨就跟着华荣回杭州了。临走前，大舅恶狠狠地对华荣说：“你再敢对我妹妹不好，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就这样让偏执的华荣一言不发地带走小姨，家里人都觉得憋屈。
大舅气愤地说：“华荣不是个东西，要不是你们拦着，我非要再给他几拳不行。”
我妈叹着气：“也不知道这两人咋回事，当初好得前脚黏后脚，这才结婚多长时间，就闹成这样。”
姥姥姥爷则在一旁数落大舅太冲动、做事情不顾后果。
好在小姨回去后，情绪似乎好了一些，大家这才终于放下心来。
3
我妈说，小姨是因为太缺爱了，所以才会和华荣结婚。
姥姥姥爷是典型重男轻女的长辈，他们当年整天早出晚归，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小姨和小舅都是我妈一手带大的。小时候，姥爷会当着我妈和小姨的面，把唯一的白面馍馍给大舅吃。城里偶有的新鲜玩意，也是大舅不要的、玩腻的，才轮得到她们摸。再加上下面还有个小弟，“疼大的，爱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我妈和小姨，一直都是家里看不见的角色。
缺乏父母的关注，小姨就拼命学习，拼命证明自己，看起来强势，实则内心很脆弱。华荣人虽执拗，但特别会照顾人。谈恋爱时，他会在小姨走累的时候把她的鞋脱掉，给她按摩脚。他会在出门的时候，把行李箱备得妥妥帖帖，家务活做得细致，角角落落都一尘不染……华荣的细心和小姨的大大咧咧正好互补，这才让小姨忽略了他家庭不幸、性格扭曲的事实，一头扎了进去。
但婚姻不合适就是不合适，眼看过完年没几天，华荣又开始轮番电话轰炸大家——这次“控诉”的是，小姨不给他钱花。
华荣幼年丧母，而且他妈生他的时候已经四十来岁了。家里如此艰难才得来唯一一个男孩，自然溺爱得严重。成年后，每一份工作他都干不长，不是和同事们合不来，就是和领导吵架。和小姨结婚快两年，他上班的日子加起来还不超过三个月。小姨说他两句，他就会暴躁，嚷嚷着说小姨不理解他，和外人合起来欺负他。
看着天天窝在家里、怨气冲天的华荣，小姨难免会暴躁。每每这会儿，华荣就会指着小姨跳脚：“这是我爸的房子，我的钱就当是房租费了！”而且他问小姨拿钱的时候理直气壮：“咱俩都结婚了，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总之，不管小姨说什么，华荣总能找到理由，然后顶回去一百句。
忍无可忍的小姨想离婚，可除了我妈，所有人都在劝她算了。姥姥姥爷态度最坚决：“你当结婚是开玩笑呢？说结就结说离就离，你看村里有一个离婚的没有？这么大人了，让人笑话死！”
华荣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也宽慰小姨：“我知道是我儿子不争气，你放心，家里的开支我来管。”
亲戚们更是轮番劝说：
“男人么，找谁都一样，只要他没啥大毛病，忍忍就过去了。”
“女人离婚就不值钱了，找第二个说不定还不如第一个。”
“你年龄都这么大了，连个娃都没有，一拖两拖的，耽误的是自己。”
……
我妈想支持小姨，却被姥姥骂了个狗血喷头：“你以为你是帮你妹子，你是害你妹子！丽丽都多大了！舌头和牙都磕碰呢，两口子哪有不生气的！”
连大舅都嗫嚅地劝说：“华荣虽然不是个好玩意儿，但丽丽有时候也脾气急，让两个人再磨合磨合。”
现在回过头想想，人的命运其实是由一件件小事互相推进、串联而成的，小姨的悲剧，也许从这刻就已经注定了。
闹离婚没几个月，小姨就怀孕了。我妈气得骂她没脑子：“两个人的时候都闹得不可开交，再有个孩子，这日子该咋过！”
可小姨当时幻想着，有个孩子的话，华荣就会多一些责任心，会出去找活干，两个人的矛盾也许就解决了。不知道是不忍心还是也抱着一丝幻想，我妈终究是闭嘴了。
我高二那年，小姨的女儿妍妍出生了。姥姥姥爷还是因着车费贵没去杭州，只托我妈捎去了几件小孩的衣裳。大舅新开了店，脱不开身，给了我妈几百块钱，让转交给小姨。我妈一个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辗转到了杭州，她说见到小姨的第一眼，她就想转身给华荣两个耳光——当时小姨穿着件不合身的男士睡衣，顶着两个黑眼圈，正蓬头垢面地哄着孩子睡觉，华荣还在一旁滔滔不绝地炫耀自己会过日子，说家里的睡衣小姨胖了之后都穿不上了，他翻到一件自己以前的睡衣，没想到正合适。
小姨没有婆婆，华荣的两个姐姐。一个姐姐因为生意做得好，华荣嫌她没有帮衬自己，不停举报姐姐公司，姐夫忍无可忍，和华荣大打出手了一场后断了联系；另一个姐姐生孩子时手头拮据，问父亲借了点钱，被华荣知道后，跑去人家里大闹了一场，也断了来往。小姨婚后和公公住在一起，虽然公公每月有几千元退休金，但毕竟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了，在生活上根本照顾不了小姨。
所以当那天下午，即便不熟悉杭州，我妈还是咬着牙，硬是找到了一家服装店，给小姨买了几件合身的衣裳。
不知道那几天对我妈心理打击到底有多大，后来每每说起小姨的事，她都会流眼泪：“你小姨真命苦，到杭州去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幸好，孩子给了小姨莫大的心理慰藉，她和华荣也短暂缓和了关系。
4
我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小姨抱着妍妍来我家了。妍妍当时只有一岁多，胖乎乎的，像个粉嫩的肉团子。我妈对她宠爱有加，虽然有时候会撇着嘴说：“长得和她爸太像了，你看这眉眼，哪像咱家人的样子。”妍妍好似听懂了我妈的话，肉嘟嘟的小手揽着我妈的脖子，吧唧就是一口，我妈马上就喜笑颜开了：“这聪明劲还是随了你妈。”
不知道是不是孩子吸收了母亲的能量，我觉得小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她以前又白又亮的脸，这时像是蒙了一层灰，和路上的中年妇女没什么区别。虽然她还是瘦，但现在是干瘦。变化最大的是她的眼睛，以前是杏仁眼，眼球是黑色的，水汪汪的，现在眼角耷拉了下来，眼球成了浑浊的褐黄色，衬着整张脸都是麻木和疲惫。
小姨也开始会在街上用大嗓门讨价还价了，会为了省钱抱着在玩具摊前哇哇大哭的女儿扭头就走，对漂亮的衣服视而不见。她全身上下唯一的装饰，就是挂在脖子上的手机绳。她身上淡淡的花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奶渍味。
我为小姨的变化暗暗震惊，可小姨和我妈却似乎习以为常。我想着这大概是同为母亲后的心照不宣，也许她们从怀孕的那一刻，就做好了牺牲自我的准备。身边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宿命。
结婚真可怕——我脑海中第一次冒出这个念头。
夏天结束后，我去了西安念大学，新鲜的事像潮水一样涌来，很快就将我对小姨仅存的挂念淹得不见踪影。但每次和我妈通电话，我总会得到一些小姨的最新资讯。
“你姨换工作了，涨了一千块钱。”
“妍妍上小学了，还当了班长呢！”
“华荣这狗东西，几年了都不上班，我看他是精神有问题了。”
提到华荣，我妈就气得咬牙切齿。本以为有了孩子后，他会有担当一些，好歹找个活干，没想到，他出去试了几份工作，又和人家闹了事，从此就钻在家里什么都不干，靠小姨的工资和他爸的退休金过活。
养家的压力压在了小姨一个人的肩上，她不停地跳槽，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三份工。可等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后，华荣又开始找茬了，有时候嫌她工资没有上交，叫嚣着要把她赶出去住，有时候嫌她给妍妍报了辅导班，心疼这钱没必要花。更多的时候，华荣就是无名的火，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他的借口。
两个人几天就要大吵一架，后来，卷宗里写着，光杭州的警察，就去她家调解了十几次。
我妈劝小姨：“你别气坏了自己，等妍妍上了大学，你就跟着走，看华荣还能咋蹦跶。”
小姨嘴上应着，可好几次还是被华荣气得崩溃大哭。妍妍和同学闹了点小矛盾，华荣就能在学校门口和对方家长大吵特吵，吵到妍妍哭着求他：“爸爸，是我错了，我们回家吧，求求你了。”小姨不给他钱，他就能堵到小姨的公司门口，毫无顾忌地当街对峙，引得小姨同事们都来围观，直到小姨妥协说软话他才作罢。因为小姨和他的亲姐有些联系，他便认定小姨和自己不是一条心，找来记者要曝光姐姐公司采用了不合规材料……
我妈时常震惊于这个妹夫的脑回路，她思前想后也理解不了这种人的心理，每次安慰完小姨后，都会恨铁不成钢地骂她：“你眼睛当初咋长的？”可挂完电话，她又会自责：“都怪我对丽丽关心得少，我当时要是留在河南，她也不会跑去深圳。”
我妈说，小姨当年本来是想留在河南找工作的，是因为自己远嫁到了陕西，加上亲戚间的琐事太多，姥姥姥爷又对小姨疏于关心，小姨这才生了去外面打拼几年的想法。
5
我大四的时候，我妈的电话又开始响得频繁了。
华荣在又一次要钱无果后，勒令小姨搬出去。这一次，小姨毅然决然带着妍妍去外面租了房子。这下华荣慌了，开始故技重施，给小姨的亲人轮番打电话轰炸。
姥姥姥爷还是老样子，怕让人看了笑话，劝小姨赶紧搬回去。华荣的父亲见小姨态度坚决，大概也因为理亏，并未劝小姨搬回家，只是隔三差五偷偷给小姨打些钱。
我妈在听到小姨崩溃大哭、说自己不想活了后，坚定地支持小姨离婚。可这条路困难重——好几个律师都说接不了小姨的案子，细问才知道，是华荣天天堵在人家律所门口闹事，人家不想惹祸上身。
华荣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疯子，把小姨身边所有人都骚扰了个遍。他笃定小姨最终会怕牵连身边的人，而像以前一样乖乖妥协。
可他不知道，小姨这次彻底下定决心了。这个决心大概就是从他不小心被小姨扔出的书砸到、然后不顾哇哇大哭的孩子执意报警时开始下定的。明明是小姨的无心之举，华荣却拿起手机不停地拍照，当着警察和孩子的面说自己受到了家庭暴力，一定要开具一张伤情鉴定证明。小姨本以为这是他一如既往找茬的常规操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华荣觉得，如果自己保留了小姨家暴他的证据，真走到离婚分财产的那一步，他就能逼着小姨净身出户。
两人对簿公堂的时候，小姨只要孩子的抚养权，财产就按法律规定的分，而华荣诉求则是房子全权归他所有，且小姨上班多年的存款必须和他一人一半。
如果说一开始，小姨还对她们的婚姻抱了一丝幻想，这次开庭完，她就彻底心灰意冷了。没有歇斯底里，甚至也没有哭，小姨告诉我妈，她从一开始就错了。她总幻想着，就算华荣不爱她，只要他爱妍妍，她也能忍下去：“可到这时我才明白，华荣谁都不爱，他最爱的只有自己。”
从小到大被父亲和姐姐们无底线地溺爱，让华荣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索取者，他压根不知道如何维系家庭，如何去给予，永远都站在受害者的角色里，指责别人亏待了自己。小姨每天恨不得把自己掰成几瓣去赚钱，可在华荣眼里，却认为她自私——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不每个月都分他一半？而小姨对公公的照顾和付出，却被华荣认为是心机，是为了以后分他爸的房子。这么多年来，小姨为婚姻所做的一切努力，华荣都当她是预谋许久。
我妈知道小姨受的委屈，她比谁都了解小姨的脾气，一旦下定决心，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当姥姥又一次打电话要她劝说小姨别胡闹的时候，我妈第一次对姥姥发了火：“面子，面子！你知道丽丽过的啥日子？你的面子比丽丽的命都重要？”
华荣眼看硬的不行，又开始来软的。他大段大段地给小姨发信息，忏悔自己多年的错误，他还捧着花站在小姨的公司门前要见小姨一面，甚至给小姨手写的信，求小姨看在女儿的份上，回到他身边。
小姨全程没有露面，只是托人告诉他，等他找到工作了再说这些。
大舅也气得骂华荣：“什么东西！这么多年一分钱都没挣，凭什么还要你净身出户？”
妈妈虽然也气，但她有隐约的担心：“你小心着华荣可别干啥坏事了。”
小姨嗤之以鼻：“他能干啥？我又没要他一分钱，他有什么理由干坏事？”
2018年底，法院正式审理了案子。庭审后不久，就要迎新年了，小姨给我妈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的小姨正在文眉，一边已经好了，一边还在敷麻药，她笑着对镜头比耶，样子滑稽又快乐。小姨告诉我妈，等过完年，她就带着妍妍重新找个房子，她要换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等妍妍考上大学，她就过来陕西，和妈妈组团养老……
我妈偷偷把那段视频收藏了起来，好多年了，她都没见小姨笑得那么开心。
爆竹声响起，2019年如约而至，在大家其乐融融团聚的日子里，小姨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2岁。
小姨殒命的起因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感念公公这么多年的照顾，怕老人一个人在家过年孤单，于是初二带着妍妍来给爷爷拜年。没想到华荣知道后，就早早买好了凶器，趁着她收拾碗筷的功夫，砍了她30余刀，直到她倒地没了呼吸，这才收手。
6
小姨的死带给我妈巨大的打击。
大舅说，我妈在殡仪馆哭得晕了过去，即便华荣的姐姐死死拽着我妈不让她细看遗体，我妈还是透过缝隙，看到了小姨头上肩上那蜈蚣一样的刀痕。卷宗上写得很清楚：第一刀砍在了头部，第二刀砍在了肩膀，第三刀……第四刀……
那之后很长的时间，我妈都睡不着觉。她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想着小姨遇害前的场景，快要崩溃的时候，我妈就会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那边呜咽得像个孩子，一遍遍地重复：“30多刀啊……那一刀下去，得多疼啊……”
小姨死后的那个月，我妈瘦了14斤。她和大舅每人凑了5万，请了河南最好的律师。面对法官的询问，妈妈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尽快判华荣死刑，民事赔偿她分文不要。这种恨意甚至偶尔会蔓延到妍妍身上——我妈总是尽力克制着，让自己不要去看妍妍那张像极了华容的脸。
处理后事的时候，一家子人围在一起问妍妍要跟哪边，孩子那句“吃不惯陕西的饭”，让我妈一下子情绪激动起来：“你吃不惯？你想想你妈为了你，是怎么在杭州忍了这么多年的！”
所幸，华荣的姐姐提出要收养妍妍，这才免去了对我妈心里的二次折磨。等待律师和法院结果的日子，我妈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她有时候会后悔：“是不是我支持丽丽离婚是错的？”有时候会哭着给姥姥姥爷发脾气：“都怪你们！丽丽到杭州这么多年，你们关心过她没有？去过杭州一次没有？面子面子，什么都比不过你们的面子！”
更多的时候，她是自责。她怪自己为什么把人想得太善良，没有及时想到华荣鱼死网破的可能性。她怪自己没本事，如果法院没有判华荣死刑，她可能没有能力请更好的律师去打官司。她怪自己远嫁来了陕西，这才让妹妹有机会遇到华荣。
我不停地做我妈的心理疏导工作，一遍一遍地告诉她：“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小姨的错，这是概率问题，是小姨不碰巧遇到了一个差劲的人。即使不离婚，对小姨也是一生的折磨。”
“我真恨不得把华荣杀了，我去坐牢。”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年，对我家所有人来说都是潮湿灰暗的一年。大舅没以前爱笑了，在姥姥姥爷面前，大家刻意不提小姨的名字。姥姥姥爷开始隔三岔五地给我妈打电话，第一次学着如何关心自己忽略了的大女儿。我妈努力打起精神上班赚钱，想着要是法院没判华荣死刑，就花钱继续上诉。
我则因为小姨对婚姻充满了恐惧，甚至连婉拒追求者的话，都要小心翼翼地斟酌再三，生怕对方是个如华荣一样极端难缠的人。我闭上眼睛想起小姨，都是她站在幼儿园门口接我的样子，明艳动人，小时候萦绕在我鼻尖淡淡的香味似乎还能感受得到。十几年的婚姻，就把意气风发的小姨变成了骨灰盒里的一抔灰。即便朋友安慰我，说很多婚姻也是幸福的，但我知道，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因为华荣不停地上诉，一会说自己精神有问题，一会要改自己的供词，导致小姨的案子迟迟没有了结。我妈自学了心理咨询师，尝试着疗愈自己。大舅和姥姥姥爷住在一起，开了第二个店，忙得晕头转向。小舅还是单身，继续在小单位里挣扎生存。我找了份不好不坏的工作，闲了和朋友约着旅旅游。
我们的生活似乎一点一点地步入正轨，但每到过年那几天，妈妈都会一个人待在房间很久很久。
去年清明节，我头一次陪妈妈来杭州看小姨。她带着自己叠的一大包金元宝，跪在地上烧了。那天的风很大，将纸屑卷得满天飞，真像是小姨来收了一样。我带着我妈逛了杭州的景点，为她拍了好多好多照片，我知道，一旦小姨的案子结了，她这辈子都不会再来杭州了。
回去的车上，我妈看着后退的风景，不知道给我说，还是给自己说：“杭州和陕西也没多远啊，早知道后面要来这么多次，以前就多看看你了……”
我别过脸，小心擦拭眼睛蒙上的水汽。火车的桌子被太阳照得金灿灿，暖烘烘的，我趴在上面，像是被小姨又一次拥在了怀里。
后记
如今，小姨的案子终于进入了死刑复核的最后一步，华荣的父亲还蒙在鼓里，以为儿子被判了无期。我妈计划着，案子一旦尘埃落定，就把小姨接回老家，永远告别杭州这个城市。
妍妍被那个有钱的姑姑收养后和我妈很少联系了，小姨本就是她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如今这个纽带不在了。孩子要开始新生活，我妈又有蔓延到华荣家人身上的恨意，也许斩断联系是两个人共同保护自己的方式。
4年过去了，我的记忆选择性地只记住了小姨意气风发、 明艳动人的样子，家里面不再有人提小姨，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都因为小姨离开而缺了一块，以后所有阖家团圆的日子，我们都不会再有发自内心的快乐了。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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