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悬浮在马驹桥的日结工们
马驹桥，北京东南角的一个地块，再往外挪腾就是廊坊，是城市的边缘，也是最偏离大城市想象的地方。
它的背面是亦庄，当地最大的工业区带，京东总部的所在地。
这里有一套运作成熟的大厂体系，而马驹桥成了产业链的最尾端。
它的正面，是大量的日结工，工作一日一结，拿了钱就走，他们依存于超级大厂中剩下的零碎机会，
在分拣、装卸、搬运、保洁的工作中流转。
当人越来越多，马驹桥也成为了日结工的集中地。它不仅是一个地标，甚至已成为一种现象。
这里容纳着无数悬浮着的人，身体不在家乡，精神又无法融入这座城市，
他们漂流在水面上，只能和马驹桥相互依偎。
然而，一个新变化出现了，当马驹桥日结活的工钱开始下降，某种程度上，依偎变成了焦虑。
中年人陈大富在马驹桥做了好几年中介，每天的工作是走路，顺带挖人。他习惯在马驹桥商业街转悠，眼睛四处瞟，捕捉那些眼里带有迷茫的人。他说，从今年开春以来，马驹桥临时工的日结收入都减少了50到100元不等。
这里的中介竞争激烈，彼此得分垂直领域，陈大富手里的资源大多是安检、保安之类，他举例，如果去年保安的工资还有180元一天，现在只有130元不到。
关于降价的猜测，陈大富也不太清楚，只是他能肯定，疫情放开，尤其是2月新年后，马驹桥的人多了许多，“就是个供需关系，人多了，工钱自然就少了”。
晚上，一个路过的女人和他相熟，他们之间打了声招呼，陈大富问她：“明天的活找到了没？”女人撇撇嘴，意思是还没有，她边走边抱怨：
“问了个邮政分拣，120块，一小时就值10块，谁干？”
▲ 马驹桥日结工们的一天，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
马驹桥的时间从早晨4、5点开始，这个点的天空已经是微蓝色，人们从附近的城中村里走出，又分成两批散去。一批是昨晚已经找好工作的人，他们需要坐上最早一班的公交车，另一批人准备在当天找工作，他们要去马驹桥商业街尾的一条十字路口。
中介已经在这里等待。
如果说整个马驹桥日结工的用工市场是一池水，那么现在，水温正在迅速变化。很多人说，马驹桥是一个讲究绝对生存的地方。在体力活主导的马驹桥，用工标准往往很简单——年轻与健康，也很严苛，二者缺一不可。
只是年老无法欺骗，它是时间的忠诚者。在马驹桥，年纪大的工人，或许会成为第一批被淘汰的人。
▲ 一个准备去上班的日结工，穿着京东物流的红色外套。
张勤根今年50多，从河北来，平时一般在马驹桥做快递分拣，但从今年以来，分拣的年龄开始“卡得特别死”，50岁，就是那个临界点。
“你今年多大”，是马驹桥所有中介的第一个问题。熟悉这里的老工人都知道，要学会伪装年龄，如果被问起，就说自己长得显老，一些中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过了。但现在，年龄愈发敏感，有中介要求统一上交身份证，拿到后，还得对着证，再瞧一遍脸上皱纹的密集程度，嘴里不停换算，“1976年，今年47。1974年，49了”。
北京的清晨有风、微冷。早前刚刮了一阵沙尘暴，下雨了，只是落下来的都是泥点。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在角落抱怨，特意来得早，结果找了一圈也没人要。旁边一个男人也郁闷，他倒不是年龄问题，只是手指在上一份工里受伤了，被机器压的，简单裹了层纱布，中介说“这不行，没法干活了”。
张勤根有时候不服气，自己在过去干的活并不少，他在河北老家下过铁矿，还装过爆破的炸药，用生命挣钱是常态。现在家里的铁矿效益不好，但张勤根觉得，他一身的力气，并不比年轻人差，“扛水泥见过吧，年轻人根本干不了”。
100斤一袋的水泥，4袋，400斤，一袋一袋往肩膀上抡，在巨大的冲击下，人的身体只能不断下沉再下沉，直到背脊与地面平行，但只要张勤根咬紧牙口，上六楼不是问题。他说，年轻人受不了，这是一种长年劳作留下的肌肉记忆，“我身上的肉是能吃苦的”，没点经历的人，干一趟至少得躺个十天半月。
▲ 一个马驹桥建筑工人，至今未成家，他今年44岁。
▲ 中介正在收日结工的身份证。
▲ 等待工作的人们一般会自带工具。
▲ 一家中介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5元。
▲ 一些有手艺的木工、瓦匠，只是他们明显不太熟悉马驹桥，一直在观望。
但这就是现实的马驹桥，任何言辞在衰老面前，都失去了力量。
和张勤根不同，一些日结工，才刚刚被迫从建筑工地上退下来。“清退令”颁布后，年老的建筑工人不得已下岗，有些人辗转到了马驹桥。
陈有朋六十出头，在商业街旁的一条小过道上卖二手服装，他白天在垃圾桶捡一些衣物和鞋子，清洗干净，到了晚上就在马驹桥摆地摊，二手牛仔裤只要10元一条。他说自己在北京很有些年头了，一直在工地干活，参与过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京石高速公路，还有现在的北京地铁10号线。到了60岁那一年，他又漂流到了马驹桥，花1000块买了辆电动车，每天往返于出租屋和流动摊位之间。好的情况，一天能挣个上百元，有时候30元不到，日子也过得贫苦随意，买包挂面，撒点盐，“没多大能耐，饱肚子就行”。
▲ 要抓紧最后一点吃早饭的时间，上了车，再回来就是晚上了 。
▲ 等待的人们。
”▲
▲ 徐小方四人在面馆对付晚餐。
但年轻人依旧觉得，自己不缺工作，他们有大把可支配的时间与自由。到马驹桥已经是深夜，他们和另外两个外地来的男孩决定搭伙，一起开始彼此的闯荡。四个人在马驹桥商业街的面馆囫囵吃了一碗面，互相开着玩笑，徐小方畅想着，所有人要住在一起，在马驹桥租个两室一厅。
现实很快来临，他们凑起来的钱只有一共900元不到。马驹桥再边缘，也是北京的马驹桥，找了几家房子，价格一个月都在1000元以上，还只是单间——毕竟，没有人想在马驹桥过生活，客厅是留给不愁生存的人。
在长长的甬道里，昏暗的光线埋住了成排的出租屋，马驹桥民房里的一条走廊过道，两侧至少能容纳10个人。这里不缺各式各样的房子，长租、短租、大间、小间、普通间，甚至卫生间房。
他们拖着行李行走在马驹桥的大街上，没找到房子，四个人依旧在打趣，他们戏谑路边废弃的核酸亭，只有2平方米大，看起来也没比那些单间小多少。他们把马驹桥当作是成年人生的第一个起点，却丝毫不担心今晚自己会无家可归。
▲ 许多人会留在网吧过夜，只要20元，还能寄存行李。
▲ 睡在过道的男人。
▲ 男孩在7天酒店的台阶上睡着了，这家酒店一晚的费用是203元。
▲ 随处可见宣称解决资金问题的广告。
▲ 寻找方向的人。
中介陈大富最后捕捉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眼里有足够多的迷茫。24岁的蒋成不准备在马驹桥待下去，他来这半年，眼见人越来越多，工钱也少。
他有时痛恨自己的懒散。日结工太自由，只要不饿肚子，他做一天就休三天。聊着聊着，蒋成又小声说出了放在心里的自卑，因为个头只有1米68，自己当保安也被东挑西拣，同样的工作时长，他拿到的钱要比别人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头埋在膝盖里，背弓成了一只虾米。
蒋成决定跟着陈大富去大兴，做长期保安，月薪3500元。到了夜晚，该出发了，他带上了一个蛇皮袋、一个行李箱、一瓶矿泉水和一块吃剩的饼。这也是他所有的家当。
▲ 晚上打地铺的男人，已经收拾好铺盖，准备新一天的工作。
▲ 马驹桥的漫漫长夜。
▲ 蒋成带着所有的家当，准备去大兴当保安，那是他新的未来。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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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做了8年挂号员，我不相信养儿防老了
在挂号窗口看了8年人性善恶，我选择离开
老吴，80后，曾是某家骨科医院的挂号收费员，工龄八年。
在承载着最多生老病死和人世百态的医院，这不是一个多起眼的岗位。“清闲、底层”是人们对它的想象，可老吴从不这么觉得。
对老吴来说，这份工作的意义远超字面上的“收费”二字。这里是人们走进医院后的第一站，也是必经之站。透过一平方米的磨砂玻璃，她见过许多老人落寞又孤独的身影，因此不再相信“养儿防老”的俗语；也从最直接和微观的视角，见证了近十年来中国乡镇医疗体系的变化。
她同时承受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巨大压力。连续14个小时的值班时间使她内分泌失调，体重一下掉了30斤；每天上班40分钟车程，她没有一刻能放松，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会儿开窗口，蜂拥而至的病人挤在她面前，她要如何引导、如何安抚。
老吴最终选择了离开医院。但“万般不舍，依然热爱”，关于这份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工作，她仍有许多话想说。
一
养儿防老是句谎言
看客：您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老吴：我在一家骨科专科医院，从2015年3月份，做到了2022年9月份辞职。每天是早上7:05上班，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下班，这是人员充沛的情况下。如果人员不够的话，我可能会上到第二天的下午3点。除了挂号、收费，也要兼顾分诊、把医生手写的处方单录入电脑。
看客：您的窗口一天会接待多少病人？人群会有什么特征吗？
老吴：我自己的窗口，一天会有一两百人不止。大多数都是老年人，而且其中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来，或者跟老伴一起来的。有的老人腿脚不方便，推他进医院的也不是孩子，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一起打牌的、一起跳舞的。
老吴所在的医院挂号系统后台
看客：所以从您的视角上看，其实没有真正的“养儿防老”？
老吴：中国人的理念就是养儿防老。但是真正等老人老了、生病了，做儿女的根本不能陪伴在老人身边。特别是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孩子也有事业、有工作，他不可能辞掉工作在你身边照顾。
老人自己也不愿意说。像我们在窗口经常会遇到一些老人，可能问他一些问题他答不上来，或者是支付医疗费的时候钱不够，我们都会说，要不把你子女的电话给我，我来打电话。老人都会说不要，不想麻烦孩子，很多子女都不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生病了，他们就觉得自己爸爸妈妈就是超人。
看客：会有不孝顺的子女吗？
老吴：会有。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听力不好，很多电话都是外放的，我们都能听清楚。有一些子女不理解，会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什么老不死的，我叫你不要动，给你买的药你不吃。
有一次，有一个阿姨，她的手虎口的地方，筋腱全都断裂了。其实也就是等片子的几分钟，她说我想打电话给我儿子，看他让不让我看病。我们当时很震惊，我说这是你的手，为什么不能给你看病？她说不行，我要打电话给我儿子。他儿子在电话里一直骂，说有什么好看的，断了就断了，需要去看吗？我们说你赶紧同意一下，立马手术。不行不同意，在窗口僵持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她还是默默走掉了。
当时阿姨一直在哭，我们说他是你儿子，你是他妈，为什么非得听他的？她不说。她有点怕她儿子，或者就觉得自己手被割断了，儿子会怪罪她。
看客：在面对这些子女的时候，老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老吴：有的人会挺难过的，有的人也会和孩子对骂，说都怪我生了不孝顺的孩子。但是更多人是坦然接受，我没钱，我孩子肯定不会让我花钱看这个病，那我就走，我回家吃点止痛药，就这样。
看客：特别是对乡镇的老人来说，看病是不是更困难？
老吴：因为他们到七八十岁，就没有收入来源了，只能靠儿女给点钱。而且他们的医保只有农保，报销比例很低的，所以确实看病特别难。
他们从乡下来医院，可能凌晨5点就已经坐在公交车上了。有时候会掏出来一打5元钱，皱巴巴的，但是包的特别好。我们问你哪来这么多5块钱，他说我卖了一个月小菜，卖了这些钱，一打大概50元或者100元。看到感觉挺伤心的，辛辛苦苦卖一个月菜，到医院可能半趟治疗都不够，更不要提复查之类的。
为了“抢”到专家号，在一天内完成诊疗，许多老人只能凌晨出门赶往医院
看客：像现在这一批年轻人，可能很多人以后都没有孩子，要怎么解决看病问题？
老吴：这个问题我很多年前就已经想过了，因为我有几个同事，他们都坚持单身主义，不愿意结婚，所以我们就商量着，等我们老了，如果没结婚，我们都聚在一起，互帮互助。以后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养老院，我们可以去组团去养老院养老，不是单单就仅靠孩子。靠孩子还不如靠自己的姐妹或者闺蜜团。
看客：虽然知道养儿防老是句谎言，但您自己依然选择了生育？
老吴：中国人觉得结了婚之后，就一定要有孩子，如果没孩子的话就会有流言蜚语，人家就会说你不生孩子怎么了。不过我本身还是挺喜欢孩子的，我觉得小孩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份快乐、开心，也会让你觉得有一个像自己一样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二
挂号室风云
看客：在挂号室工作，会不会经常目睹一些争执甚至医闹？
老吴：比较严重的医闹很少，只有一次，我们院长的胳膊被病人砍伤了，后来医院安保工作就做得非常好。
小摩擦比较常见。最多的是疫情期间，核酸报告出具不及时的问题。因为会影响到他们出行，为了核酸他可以从早上吵到晚上，就这一个问题，你再怎么劝说他，或者给他重做一个，他都不愿意，要不停地在窗口跟你拍桌子、破口大骂。
还有些人他们会觉得我们这种专科医院，比人民医院相对来说空闲一点，出报告的效率会高一点，但其实不是的，都是集体统一出报告的。但他会在窗口骂得特别难听，说你们这群人不就是看家狗，你们不就是开门的，你们收了钱不给我出报告，算什么？我要找你们领导，我要投诉。
看客：医院内部有没有什么让你不适的职场现象？
老吴：医院基本上都是“皇亲国戚”。
像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申请长白班（排班排在白天），因为我每天往返家和单位要60公里，而且我想晚上回去看看小孩，但可能领导没在意到。然而我辞职后没两天，我另外的同事就申请到长白班了。
其实我也是被介绍过去的，私立医院在这方面比较宽松，但是相对于其他“皇亲国戚”的话，我的关系可能更弱一些。只是正好赶上他们急需要收费员的时候，所以我进去了，他们也没说什么。
打着吊瓶工作的老吴
哪怕不考虑是不是收费员的岗位，放眼所有在医院工作的所有人，我觉得很多人都很不开心。其实每个岗位都很辛苦，我们挂号窗口只是一个很小的缩影。
像我在放射科的同事，他需要病人躺到机器上面，但是病人家属不愿意抬病人，他们觉得这份工作是放射科同事做的。其实放射科同事他在有病人家属的情况下，是不会去挪动病人的，因为经常有人说你把我搬痛了、把我的手碰着了。这种矛盾非常多，我经常能听到各个科室都有吵架的声音。
看客：您当时辞职也是这个原因吗？
老吴：还有我们值班时间长，经常一整天、一下午去不了一趟厕所，如果遇到生理期就更难受。不是医院的问题，而是收费员普遍会面临的问题，但确实会影响到我内分泌失调，有段时间我瘦了30多斤，暴瘦。
加上自己负能量堆积得有点多了，不会消化，也不会调节。跟一些同事说这些事，他们也安慰我或者开导我，想开一点，但是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家里小孩也生病了，嘴里坏死性溃疡，痛得特别厉害，他跟我说妈妈我不想活了，我想死，在家里撞墙，一天要吃两瓶止痛药。当地医院看不了，跑了好几个城市，最后只能去北京治。想着工作以后可以再有，但是小孩身体最重要。
本来是想先请假休息，激化我矛盾的是有一天在窗口，一个病人态度非常不好，在窗口就骂人，我本来是想替同事解围的，结果自己带了坏情绪，就和病人吵架了。然后他一直说要投诉我，我一生气就说，你去投诉好了，我反正也不在这干了。
说出这句话就感觉心里舒服多了，原本一直堆积着，很压抑。
离职前，挂号室的同事们和老吴亲手做了蛋糕
看客：听说您也遇到过一些比较惊悚的事情？
老吴：我们医院后面有很多煤矿跟石灰厂，离高速路口也挺近的，那边出事的人比较多。在我工作刚半年，刚开始值夜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救护车去高速路口接了两个事故受害者，其实人已经死亡了，但是殡仪馆的车子一车只能拖一具尸体，它先把一具尸体拖走，另外一具就要放在医院里。
医生和救护车司机跟我说，看好尸体。当时我就想，这尸体要怎么看？他会跑吗？然后我居然就把载着尸体的推车推到了我的窗口，一个人坐在挂号室等殡仪馆的车子来，幸亏盖了布。
还有我们窗口有一个抽屉，里面放的全是出车祸的已故患者的东西，像手机、金钱，需要我们看管，等着家属来认领。有一些人的手机来不及关，大半夜的突然响了，你还要爬起来把它关掉。我就遇到过一次，吓得我一晚上没睡着，特别怕，因为手机上全是血。
三
在一平米窗口里见证时代变迁
看客：医院内部会不会存在所谓的鄙视链？
老吴：会有，但我们医院还可以，因为都是差不多年纪或者比我小的，他们挺尊敬我。很多护士、医生，都愿意在我值班的时候来找我开药或者是开一些检查单，大家都很信任我。
其实大家只是在不同的岗位，本质都是在干活。像一些病人检查单或收费单丢了，但检查是一定要凭单的，那怎么办？病人说我交钱了，科室肯定不会相信，肯定是先打电话给我，我们沟通了之后才可以。
看客：如果要按重要性，在整个医院的系统中做一个排名，您会把自己的收费室排在什么位置？
老吴：我觉得肯定是第一。因为不管什么人，他进医院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挂号室，他可能不会去放射科，不会去药房或者是输液室，但是他一定要经过挂号室。
我挺喜欢挺热爱这份工作，也有认同感。因为我将心比心，很真心地对待每个病人，就像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像有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钱不够，我都会劝他们少开点不必要的药，或者少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虽然我工作的地方只有一平米，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很平凡，跟医生护士相比算是最低等的。很多人也会看不起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敢去批评医生，只会把所有的矛盾转移到我们这种比较底层的岗位。但我经常鼓励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挺重要的。
看客：在服务态度上，医院会对你们有要求吗？
老吴：要唱收唱付，收到多少现金，包括做什么检查都要详细地告诉病人。还要微笑服务，因为我们医院主打也是服务。
态度不好的话，会被扣工资，一次扣2000元，而且会全院通报。不过罚的次数也少，一般一个同事被罚一次已经差不多了。
我有些同事，其实不是态度不好，他们就是天生性格比较冷淡，脸就比较喜欢摆着。但他们心态比我好，他们被投诉或者是吵架了，甚至被罚款了，没关系的，继续干活、继续上班。但我不行，我如果被人说的话，我会特别难过，我会反思。我也在想怎么别人经常被投诉的没走，我一个零投诉率的走了。
收费8年，老吴保持着零投诉率
看客：在医院最基层的岗位待了这么多年，有感受到乡镇医疗的变化吗？
老吴：工作8年来，我发现得病的人越来越多，看不起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虽然我们国家的医保政策是越来越好，报销比例变高、各种福利优惠变多，像有些学生的体检也都免费普及了。但是人们生病的速度远超过医保增长的速度，病人们来不及享受医保优惠，很多人基本上都是因为没钱看病而耽误病情的。
特别是疫情这三年。其实我们医院受疫情影响很小，因为没有发热门诊，都是骨科方面的病。但也发现病人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他没法工作了，挣不到钱了，他来医院的次数就会减少。像我们每次收完费，病历本上都会写好下次复诊的时间。真正到了那一天，按我们原本统计的会来一两百人，但是实际上来复诊的人很少，大家挣的也少了，都觉得钱来之不易，这个病还可以拖一拖，不一定要今天就看好。
可能对他们来说，命重要，但钱也重要。
我会建议大家定期体检。体检对于中年人来说是一个高考，我希望大家都去花小钱，而不是去花大钱，宁愿小病小看，也不要大病大看。很多人都逃避体检，他觉得自己很年轻，忽视小毛小病，其实到最后还是害了自己。
看客：您其实是主动给我们投稿的，当初是为什么想要来仅供参考和大家聊聊呢？
老吴：我觉得在外人看来，医院的挂号收费员工作非常轻松，就像体制内的工作一样，很多人挤破脑袋想冲进去。但这份工作受气受累的地方，很多人不能理解，家人也不能理解，不明白光挂号收费怎么会有这么多事。
虽然我已经辞职了，但我不觉得这份工作很卑微、很低下，我觉得它很有价值，我也不后悔在这个岗位上做了这么多年。
口述 老吴 | 采访 田悦 | 编辑 铃铛 | 微信编辑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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