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个月，同事跟我抱怨公务员也要降薪了。我笑着说，我们已经很好了，起码不用担心失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中，商铺倒闭、大厂裁员，经济一片萧条，年轻人纷纷回流体制，2023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在经历了家庭变故、遭受了银行工作的毒打后，我把考上公务员当作我的救赎之路。从2014年研三到2018年，我参加了13次公务员考试，入围面试8次，最后成功上岸。
有人说没有能力的人才去体制内，有能力的都在外闯荡。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两面性，鹪鹩一枝与鹰击长空是每个人权衡事业与生活而做出的选择，无谓好坏优劣。
1
人生前20年，我按部就班地成长、学习。我父母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爸爸在国企工作，妈妈是公务员，我是独生女，幸运地享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所有红利。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严格，但我的成绩一直不好，中考没考上重点高中，是他们花钱给我买进去的。期间，父亲下岗之后创业，家庭大不如从前。我第一年高考成绩很差，好在复读那年开了窍，勉强上了二本线，去了省会入读爸爸毕业的大学，成了他的学妹。我大学里逃课、谈恋爱、混社团，从未忧愁过毕业去向，我想着以爸爸的人脉，总能给我安排工作的，就这样一路混到大二。
2009年年初，爸爸确诊暴发性肝炎，因为他的医保不完善，3个月自费了近20万医药费。我思虑自己应该找份工作帮家里减轻压力，但爸爸要我读研，他希望我以后比他强。大四开学，爸爸的病转成了肝癌，年底他弥留之际，我坐在病榻旁一时无措，心里隐隐明白，自己要被迫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了。我反复在爸爸耳边说我会努力的，我会照顾好妈妈。
彼时离考研不到一个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捱的冲刺阶段的。有一天晚上因为想爸爸，我在寝室里哭到凌晨2点半，但想到明天还要早起去图书馆占座位，只好强迫自己睡去。
“一战”总分超过了录取线，可英语单科差了1分。为了满足爸爸的遗愿，也为了撑起这个家，我“二战”考上了家乡省会的研究生。“二战”那年，我一个人找房子、搬家、办借书证，合租室友评价我“很独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我“独立”，既诧异又苦涩。我不想独立，可我没有办法。
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了四大行的省会分行实习。彼时，银行还是工作稳定、薪资丰厚的代表，大家趋之若鹜，而银行对本地资源的依存度很高，会优先招录本地家境不错的毕业生，我们这些外地人想要进省会分行，基本都要“走后门”。
和我在一个网点实习的女生贝贝，个性单纯开朗，是个很可爱的女生。看到她，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她爸爸是某市支行行长，对工作，贝贝没有太大积极性，总是想着法儿地摸鱼，还拉我一起。可我远没有她背景深厚，爸爸去世后，人走茶凉，我已经没办法再任性，只能好好工作，以期分去一个好的网点，所以我总是委婉拒绝她。
实习结束后，我的实习鉴定评价是“优秀”，贝贝是“良好”，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被分配到偏远的城投区——一个公认绩效不好的地方，而贝贝则分去了绩效最好的高新区。我觉得不公平，可曾经我也倚仗过家里的金钱和资源，以一般的成绩入读重点高中重点班，这对其他学生就公平吗？虽然我备受打击，但很快接受了现实。
城投支行的书记和几个同事来领我们回去，当时和我一起分配到城投的还有6个应届毕业生，我们加上司机，共11人，派来的2辆车座位捉襟见肘。一个叫李凡的应届毕业生说自己开了车，可以捎几个人，最后，行里两辆大众和李凡的保时捷带着我们一同驶向了城投区。
夜幕降临，车子越开越偏，窗外的景色好不容易从一片荒芜跳到五颜六色的街景，书记赶紧说：“到了，我们支行就在附近，男生宿舍在支行楼上，女生的宿舍离这儿也不远。”说完笑呵呵地转向我：“你是唯一一个外地女生，你的房间是单间。”
我雀跃的心情随着车子驶入一个破旧小区、进到宿舍的一刹那戛然而止。宿舍小区是半个世纪前的福利房，外墙破旧不堪，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红砖，看起来随时有坍圮的危险。我的宿舍在顶楼，里面已经住了2个女生，给我们开门的，是个长发圆脸的女生。
进去之后，我被客厅中间的垃圾堆给震惊了，书记也骇住了，指着垃圾堆问：“你们女生怎么也不好好收拾一下，这像话吗？”那女生颇不服气地说：“上班这么忙，哪有时间收拾。”
书记训斥了一番，就把我交代给她俩。
书记走了，我才有时间环顾宿舍：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装修老旧；客厅壁橱破了好几个洞，室友说房间里经常有老鼠窜，可能鼠窝就在壁橱后面；厨房一片狼藉，宛如装修现场，室友指着天花板的洞说经常掉石灰，要我小心点；厕所的木门摇摇欲坠，灯坏了，现下还没修好。
我的房间是带阳台的主卧，墙面斑驳，天花板有裂缝，用大透明胶草草贴了下，卧室正中间是一张旧席梦思，加一张四方折叠桌、一把椅子。当天没来得及购置床上用品，她俩让我暂住她俩的次卧。进入房间，我再次被冲击到——小房间里摆了两张上下铺，她俩睡下铺，东西放上铺，地板上散落着鞋和牛奶盒。我小心翼翼地跨过众多障碍物，好容易找凳子坐下，问她俩为什么不住主卧，室友们说，主卧门紧靠着客厅壁橱，她俩怕老鼠，而且主卧也没有空调，“宿舍能睡觉就行，乱就乱点”。
我觉得这话满有道理，随即安慰自己——起码宿舍是免费的，每月能省小1000块。
可到了夜里，我躺在上铺，失落还是像潮水般涌来——索罗斯那些“金融大鳄”叱咤资本市场，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却要在城乡结合部展开。木板床硌得我辗转反侧，我悻悻地想，不知道大鳄们有没有像我一般睡过满地狼藉的房间。
第二天去行里报到后，我叫上朋友陪我去采购生活用品，溜达了一圈，发现昨晚坐车经过的街道可能是城投区最繁华的一条路了。
朋友一路打量着行人，末了对我说：“这里可能治安不太好，街上有好几个人一看就是吸毒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想回家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你当初好好复习考上公务员多好。”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一边准备秋招，一边参加了国考、家乡省考、B省省考、C市市考，那时候的竞争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我入围了家乡省考和C市市考的面试，可我当时心大，面试前还在马来西亚和闺蜜毕业旅行，一回国就匆匆参加了省考面试，结果可想而知。朋友之前考上了政法干警，后来一路从市里考进省里的事业单位，我紧随其后的市考面试，他还帮我突击培训了一周，但我笔试仅排名第三，最终折戟。那时，我对银行的工作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豪迈地拍着朋友肩膀说：“过几年，你就等着叫我行长吧。”
我买了书桌和墙纸，一番捯饬，让宿舍的主卧初步达到了人居标准。从宿舍步行5分钟就能到支行，行里提供早中餐。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银行生涯。
2
第一天上班，我就认出一个校友——小秋。我们同年入学，她是两年制专硕，我是三年制学硕，所以她比我早1年入行。我们在学校是只知道彼此名字的存在，如今以同事身份相见，多了分亲切，我和她很快熟络起来。
一起被分到柜台的傅斌，长得白白胖胖，他从师范院校研究生毕业，我们都喊他“傅老师”。
我和傅老师的到来解放了慧姐——她坐柜台好几年了，如今终于可以“出柜”了。我和傅老师坐在慧姐身后“跟柜”学习，看见慧姐不用看键盘，手指翻飞就录入了客户19位数的银行卡号，我悄声对傅老师说：“我觉得坐柜台也挺好玩的。”慧姐听见了，看了我一眼：“1年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每天从早上8点20分开始，我们要进行晨会、接钞、领包、点库、调拨等工作，9点准时开门营业。网点人流量多、业务量大，每天上班像打仗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叫号，柜台有规定的服务话术，要考评服务、业务差错率和客户等待时间这3个基础指标，有些复杂的业务需要主管授权以及手工登记，稍一疏忽就会被审核中心“下差错”，有差错就要扣款、扣分，扣分达到一定数值，要再去培训学习。中午柜员们轮流吃饭，经常会出现客户太多、我们下午1、2点才吃上午饭的情况。吃完饭也没有午休，接着叫号办业务。等到下午5点网点关门后，我们要点库、结账、对账。下班后，还要时不时进行新业务培训，通常都要学习到晚上9、10点。
每天坐7个多小时的柜台，平均办理100笔以上的业务。为了尽量减少差错，我得始终保持高度紧绷的状态，但前期还是会出现少凭证、短款等意外。但这些只是精神和肉体上的疲惫，最让我难受的是不被客户理解和尊重，客户等的时间长了会抱怨，个别素质差的直接指着我们骂脏话，甚至有些客户看到我们离柜去喝水，也会隔着玻璃骂骂咧咧：“业务都没办完，你有什么资格喝水。”一开始，我们还会解释，但收效甚微，次数一多，我也成了“聋的传人”。
安主任负责排班，她以人手不够为由，要求大家“做六休一”，而我们这些新人总被排在工作日休息、休息日工作，偶尔市行要求支行派人学习，行里就打电话让当天休息的柜员去。时间一长，我遂养成了在休息那天关机的好习惯，傅老师就比较惨，他的宿舍就在支行楼上，领导找不到别人，就去他宿舍敲门，气得他一到休息那天就去楼盘看房，打算尽快买房从宿舍搬走。
安主任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事业型的女强人，她对我们要求严格，对自己也狠，每天都出去跑业务，有业务就有绩效。虽然我们对“做六休一”怨声载道，但是拿到手的绩效确实比城投区其他网点多一些。我们年轻人情愿少拿绩效以换取每周两天的休息，而要养家糊口的前辈们早就领悟了：“累是累点，起码有钱，总比累死累活还没钱要强。你们这些小年轻成家后就懂了。”
前辈们口中的小年轻，是指我、傅老师、小秋和严帅，我们4个是柜员主力军，被工作拷打得无欲无求。我再没开始的“好玩”心态，面对营销任务，我尚且有点兴趣，他们却都能躲就躲——小秋性格腼腆内向，傅老师懒得营销，严帅比我小，但已经做了两年柜员，公认的智商高、情商低，他精通业务，人则冷淡，哪怕客户送上门的业绩也能拱手送人。
一开始，我很烦和严帅搭班——办业务间隙，我偶尔跟他说两句话，但他从来不理我，快下班了，我还在和客户唠嗑，他这时才会主动跟我说一句：“别聊了，赶紧把业务办完下班！”我依依不舍送走客户，转而气恼地瞪他：“再给我几分钟，我就能给TA推销一张信用卡了！”
可严帅面无表情，往凭证上哐哐盖章：“关我什么事。”
渐渐熟悉后，我倒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嫌了。我们4个组成了一个小团伙，自称“营业室四害”，大家常在周末下班后聚餐，单位旁边的一家烧烤店是我们的窝点，吐槽工作是永恒的下饭菜。
“在银行上班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啊，她休息我上班，我上班她休息，约会只能在晚上，跟偷情似的。”傅老师满腹牢骚。
我长叹了一口气：“你还有力气找女朋友！我刚来的时候，听我室友说下班只想回家躺着。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我只想考公务员走人。”此刻，我想起刚去宿舍时室友对领导说的那句话，诚不我欺。
严帅作为“老油条”，对工作的忙碌倒是习以为常：“周末上班挺好的，我就喜欢周末上班，没有领导，多自由。”这话不假，周末除了安主任例行点库，其他时间整个银行就我们4个人。
小秋凄然一笑：“只能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小秋很漂亮，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像极了漫画女主，我见犹怜，我们常打趣她像林黛玉，眼神忧郁无光。
“还是李凡好啊，人家工作就是体验生活的。”傅老师提起李凡——李凡是城投区本地人，家里做生意，每天开着保时捷来上班，我们被蛮不讲理的客户噎得唯唯诺诺，他则敢直接开怼，安主任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家是行里重要的对公客户。
烧烤还没吃到一半，小秋接了个电话，她眼中仅剩的光也黯淡下去了：“总控说我们没有布防，我要回去布防。”
网点的开门锁门由现金柜员和普通柜员双人负责，锁门前要“布防”，开门后要“撤防”。锁门后被监控中心叫回去重新布防的情况不少见，一次凌晨，有个室友所在网点有老鼠触碰了红外线引起警报，监控中心就打电话给网点主任让派人去处理，主任打不通我室友的电话，就来我们宿舍敲门。
小秋是现金柜，和她搭班的是严帅，严帅挑了挑眉：“我明明布防了啊。”
小秋开始收拾东西：“算了，回去看看吧。”
严帅低声骂了一句，起身离开，我和傅老师也意兴阑珊，各自散去。
我突然觉得这份工作就像密室红外线挑战，各种规章制度就像红外线一样遍布房间的角角落落，我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触碰警报，即使完美地通过了，境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善。
“业务干得好，柜台坐到老”。接下来的工作也是像西西弗斯一样，日复一日重复着无效又无望的劳动。而等到我可以像慧姐般娴熟地盲打数字、将各种业务烂熟于心，我也就透支完了对这份工作的憧憬和热情。
3
2016年年初，小秋搬来我宿舍，她睡次卧，我经常抱着零食过去跟她聊天。我来那晚给我开门的长发女生叫圆圆，也是我们的校友，本科毕业后就进了行里，5年了，她利用下班时间考过了CPA（注册会计师）的4门，但现在还是柜员，只能自嘲：“行里不需要‘注会’，柜员的业务高中生都能做。”
圆圆在一个新网点工作，新网点都是“零基（础）业绩”，绩效高，她一年到手能有20万，是我们的2倍多。但她清楚，红利维持不了几年：“趁现在攒点钱，等我考过了‘注会’就辞职，不干了。”
圆圆打算考下“注会”后去会计师事务所或者进企业，我则一心想考公务员，好有时间照顾家人——当年我爸爸生病期间，妈妈片刻不离地贴身照顾，单位不仅准假，工资照发，还给我们申请了补贴。妈妈工资不高，可正是这份微薄而稳定的收入，支撑着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而在银行，连自己生病都顾不上，更别提照顾家人了。
这几年的考公热潮催生了一个新词——“巡考”。除了每年一度的国考之外，各省都有自己的省考，有些省考考试时间相对错开，为了增加录取机会，不少考生会四处奔波“巡回”参加考试，有些考生甚至一年能参加数十场。那时候我也想去“全国巡考”，考到哪儿算哪儿，考上了就辞职，但鉴于假期少得可怜，请假更难，综合考量下来，我决定每年参加国考、家乡的省考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B省省考。
我买来了公务员考试的全套书籍，上班时趁休息的空隙在手机app上刷题，下班回家打起精神再学习3到4个小时，而唯一一天的休息日，更是被考公学习占满。妈妈见我学习状态如此饱满，直言我高中要是有现在一半努力，也不至于只上个二本。我苦笑，那时能拼爹，现在不能，只能靠自己了。
2016年3月和4月，我接连参加了B省和家乡的省考。去B省可把我折腾坏了，我要先找同事帮忙调班至周六休息，周五下班后赶当晚去B省的卧铺，到了后马不停蹄直奔考场，考完晚上再坐卧铺回来，周日接着上班。
成绩出来后，喜忧参半：喜的是笔试我排第二，进入了B省报考岗位的面试；忧的是第一名比我高10分，这意味着我必须要在面试中反超至少5分。
我不抱希望地准备着面试，就当积累面试经验。此时，小秋告诉我说她喜欢上了严帅。我尖叫一声，很快又觉得丝毫不意外。虽然我们总是调侃严帅像是看破了红尘，“不知道什么样的女生才能收了他”，但有一说一，除了嘴贱，严帅身材颀长，白净秀气，妥妥的斯文败类，“颜狗”小秋看上他，也在情理之中。受工作影响，“营业室四害”都没能脱单，傅老师奔走在相亲的道路上，我全力考公志不在此，严帅和小秋这两个从来没谈过恋爱的家伙，一个是压根没想法，一个是有这个心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4月面试那天，我相当放松，第一名也是。我抱定上不了的心态，第一名则是觉得自己肯定会上，我们俩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敌对情绪，相聊甚欢，而第三名还在手不释卷。最后出乎意料地，第三名竟然面试全场第一，翻盘了。我由衷地佩服那个姑娘，在明知道笔试落后10分、面试需要大幅反超的情况下，依然不抛弃不放弃，她不上岸谁上岸。
4
结束面试后，我回行里继续上班，网点主任换成了熊主任，又调来2个女同事。熊主任人挺好，我们都叫他“老熊”。他有时候会钻牛角尖，不过耳根子软，我们说他几句好话，他就乐呵呵地同意我们把排班改成“做五休二”，但很快又迫于支行领导的压力变成“大小周”。
新来的女同事杜若和沈青都是研究生，加上我、小秋、傅老师，一个支行网点有了5个研究生，却都是柜员。几年前，行里开始实施“百人计划”，每年选拔100个工龄在2年以上的年轻员工担任副行长或者相当职务挂职锻炼，美其名曰“给年轻人机会”，实则光明正大地安置关系户，员工们都对此心照不宣。杜若报名了，最终未入选，她虽然来网点时间不长，但是能力有目共睹，自然很失望，说：“我给自己3年时间，如果没什么进步，就辞职。”
那段时间，我和小秋经常下班后一起绕着离单位不远的灵境湖散步，夜幕氤氲了视线，我们俩各怀心事。虽然这点烦恼相较于宇宙万世过于渺小，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重若千斤。
夏天到了，行里的ETC业务光靠坐在银行里等客户上门是很难完成任务的，行里决定去加油站摆摊设点，那里车流量大，好营销。
一开始，老熊轮流带着网点的人去，一圈下来，就把我给固定成了“外出人员”——夏天加油站曝晒，蚊虫还多，我们得穿着长袖长裤，很多人去了一次就不愿意了，只有我随叫随到。在加油站摆摊时，老熊经常和我聊天，我们处得不错，只是他经常在和客户聊天时指着我喊：“这是我们行里的研究生！高材生！”每次听到，我都窘得脚趾抠地，借故离开。
研究生并非高人一等，为了熟悉业务，也确实应该下沉到基层网点锻炼，但网点业务相对流程化，难度不高，本科生或许甘之如饴，研究生就很难甘心囿于这一方天地，纷纷另谋出路。杜若如此，我亦如此。
杜若“百人计划”失意后，转而开始关注各大高校的招聘信息，她打算进高校，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马上读幼儿园的孩子。我们惺惺相惜，经常交换招聘消息，我深知自己不擅长做科研，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公上。
一个大雨滂沱的周日，加油站ETC的业务特别多，我们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8点才收摊。此前我已经连上了6天班，实在太累了，回网点的路上，我向老熊提出明天调休一天或者回柜台上班。
老熊不同意：“你是业务骨干，怎么能请假呢？”
“我今天有点累，就休一天。”
“那不行，没人去了。”
我气呼呼地抱着设备下车：“那我明天就辞职，你找别人去。”
最后，老熊只得答应我第二天休息，因为宿舍的“天”塌了——连夜的暴雨砸开了用胶带糊住的天花板，我在睡梦中被稀里哗啦的声音吵醒，起身查看，半梦半醒中手杵到了坚硬潮湿的石块。我心里发怵，打开灯一看，是天花板的墙皮夹杂着混凝土石块掉在了枕侧，抬头一望，正对着的那块天花板裸露出狰狞的模样，但凡我往旁边翻个身，石头就会砸我脑袋上。
当晚，我抱着枕头缩在墙边，想着没有盼头的工作、毫无质量可言的生活，不禁喟然长叹。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刚住进宿舍来没多久的一个雨夜，天花板就开始漏雨，一开始只漏角落，慢慢地，雨在整个屋内漏得异常均匀，留给我的容身之处所剩无几。后来我习惯了，一到下雨天我就抱着被子去次卧，圆圆在下铺看CPA教材，我在上铺复习考公。房间破旧也好、老鼠成群也罢，我们对生活的抱怨渐渐减少，但这不是麻木，也不是妥协，我们是要憋着一口气为自己奋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大概是怕我真的辞职，支行给了我一个“ETC先进个人”的奖励，推荐我去市行参加比赛，还打算调整我的岗位。又听闻领导打算让我接对公柜台，可把我吓坏了——现金柜员出不了大岔子，但是对公柜员经手的都是百万甚至过亿的业务，我的差错率和营销业绩一样突出。严帅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以后要带着房产证来上班，办错了一笔业务，你就卖房子垫上吧。”
就算我躲过了这次轮岗，下一次，下下一次呢……以后迟早得接，我实在不想每天在睡梦中还为凭证没盖章而担惊受怕。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更加起早贪黑地复习国考，小秋也被我带动起来决定考公务员。我俩报了省银监会的同一个岗位，岗位招3个人，我们放下豪言：“就看谁这么幸运，可以和我们做同事了。”
5
入秋，ETC业务在我们的连蒙带造假中暂时落下帷幕。网点主任换成了钱主任，一个精明厉害的女领导。国庆前夕是第三季度末，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布置了揽储任务，完成目标的可以休5天，没有完成的只能休3天。她给我定的目标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我索性躺平了，沈青到处找关系完成了业绩目标，可钱主任还是克扣了她的假期，只批了4天假。
钱主任一来，把“大小周”又换成了“做六休一”，还规定我们柜员每天也必须有业绩，没有业绩的，下班后要留下来打50个营销电话。之前安主任整天跑业务没空管，老熊不忍心对我们太严厉，所以我们几个在业绩方面一直处于散养状态，眼见钱主任动起了真格，还要挤占我们那所剩无几的下班时间，我们“营业室四害”迅速联盟备战，以下班时间给客户打电话影响客户休息为由，承诺可以从紧凑的上班时间里挤出半个小时轮流打电话。
此前，中午吃完饭后我们会轮流休息半个小时，前两任主任不大管。现在，钱主任每天中午都会来大堂检查，看到柜台上只有一个窗口，就会猛敲玻璃扯着嗓子让我们出来“上柜”。
“她怎么这么狠，中午不休息，下午很容易办错业务的。”傅老师一边哈欠连天地办业务，一边抱怨。
严帅总结得一针见血：“因为她是领导，她有业绩压力，不狠能怎么办。如果我是领导，说不定我会更狠。”
傅老师压低声音说：“沈青不是要挂职副行长么，你说她当了副行长，会不会也这样？”
我们默然不语——谁能保证自己当了领导后在业绩压力下还能顾得上体恤下属？哪怕自己曾经是羊，当了领导后，也会被逼成狼。
眼见我们一个个神色愀然，傅老师打趣说：“所以我不当领导一定是因为我不想当，我才不想去压迫别人。”
2017年年初，我进了省银监会的面试，这已经是我第7次公务员考试，第4次入围。我知道自己面试容易发挥不好，这次备战就更加积极，复习专业课、每天翻看《人民日报》、了解银保监会出台的最新政策……我一度对这次面试充满信心，前所未有地期待一举上岸借以摆脱银行柜台。
但还是失败了。这次入围，是我在银行承受的压力逼近极限时的救命稻草，可愿望有多美好，失利后就有多失落。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接受现实，整日里过得浑浑噩噩，晚上睡不好，脑子里反复回想当天面试的场景，回想自己是不是已经尽力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时候在柜台里办着办着业务就想哭，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蹲在柜台底下哭，哭完后接着起身办业务。
生活还是要继续，而这几次“进面”愈发给了我希望，我彻底断了留在银行的念头。
6
2017年上半年，我又重复上一年的考试流程，参加了家乡和B省的省考。期间，严帅趁着清明节对小秋表白了，一时间在行内传为佳话。
省考出分后，我入围了家乡省考的面试。这次我报考的是“省直”岗位，招1个人，我排第三。我斥资报了一个面试培训班，没有上课时间，就创造时间——我向钱主任提交了辞职申请。行里近些年来离职率居高不下，人力资源部门压力很大，对于辞职的员工是尽量挽留。一番博弈后，我同意暂时不辞职，网点答应给我半个月假去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小有收获，我面试成绩比第一名略高，但是面试总体分差较小，又遗憾落败。我提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怕再次陷入考银保监会失利的泥潭中——那种满怀希望却灰溜溜“下场”的煎熬，经历过一次就够了。
一切暂时结束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考虑辞职。我对行里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它给了我还算可以的薪水，我舍不得网点的同事和经营了很久的客户，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工作让我身心俱疲，备考季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私人时间，白天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办业务，下班后至少复习3小时——两年了，我不想再继续过这种生活。
我没有立马再次提交辞职信，而是花了一段时间收集信息，筹划辞职后的安排，盘算了一下经济状况——积蓄可以支撑一年。接着，我又和上海的小姨、深圳的姐姐深入地聊了聊。她们的职业发展都不错，我一度以她们为榜样。她们并不认为我辞去长辈眼中的国企铁饭碗有什么可惜的。与此同时，我完善简历，开始试探性地投递，想知道自己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决定辞职后安心准备12月的国考，能考上是最好的结果，考不上，我年后就去上海找工作，再继续准备省考。
筹备完，时间划到了7月，我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决心辞职了。一开始她不同意，觉得辞职考公压力更大，而且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把我的“决心”一点点摆给她看，我能进面试，那说明我是有实力的，时间充分，我一定能上岸。妈妈最后不再反对，但要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后，行里想着法儿地拦，找我谈话，给我妈打电话，各种画饼……劝阻无果，行里可能怕我扰乱军心，遂把我调往另一个比较偏的网点。在新网点，我和网点主任也处得很好，她理解我，并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我写申请MBA的推荐信——申请MBA是小姨的主意，她在同济大学当MBA项目管理老师，她认为这样能帮助我拓展人脉。
我利用休息时间去上海参加了一些企业的面试，回来后，辞职报告才终于提到市行，后续还有很多流程要办理。新网点主任没有给我太多的工作，闲了下来，我胡思乱想的时间也更多了。原本我以为辞职了会很开心，可是更焦虑了——在上海的面试情况并不理想，我本硕都是双非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做了两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柜台工作，没有什么优势。我不能再进银行，之前的诸多准备，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我又回到了考银保监会失利后的浑噩，甚至更糟。可在人前，我必须装得若无其事，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消沉落魄，我不想他们提到我时说：看，她就是那个一意孤行裸辞的人，现在也没有工作，过得也不如意。
虚荣也好，自尊心强也罢，我压力重重，不敢给妈妈打电话，不主动联系其他任何人。回看那段时间的朋友圈，一片岁月静好，白天我如常工作，和同事谈笑风生，下班后回到宿舍就把自己往房间里一塞，再也不出来——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糟糕的结果？我会“上岸”吗？我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难受到极点时，我用指甲狠狠地掐另一手的手臂，甚至用剪刀划伤自己，看着鲜血细细密密地从伤口渗出，疼痛的快感让我获得了短暂的平静，我清楚知道平静后面藏着蠢蠢欲动的怪兽，伺机要把我碾碎撕裂。
我想到爸爸——如果他还在，我的生活会怎样？我可能还是一个“废柴”，家里帮我安排好工作，准备好房子车子，我会陪在他们身边过简单的生活。
爸爸去世7年了，我也努力了7年，但我依然没成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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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状况，好朋友舒雅看在眼里，约我一起去泰国。我想想答应了，我们分工明确，她订机票，我做攻略。早在研究生时，我就背包走遍了东南亚，哪怕进银行后工作忙碌，我也会东拼西凑出假期出国旅游。
可这次旅行，我发现自己完全提不起兴致，我没办法把注意力集中，依然挣脱不开辞职后的焦虑，对未来惶恐，害怕过得没有现在好。好几次，我试着打起精神做攻略或者做一些平时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开心，我只想躲起来。我对舒雅说：抱歉，我想放鸽子了，我现在真的不想出去玩、我不想做攻略、我不行。
舒雅“蛮横”地拒绝了我，她说，你不想做攻略，我来做，但是你必须跟我出去。我深知她说一不二的脾气，便妥协了。
我俩在泰国玩了一周，舒雅知道我情绪不高，千方百计地带我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我们去了曼谷著名的四面佛，我本身没有什么信仰，但还是很虔诚地许下了心愿。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舒雅，有时候会一个人出去走走。
我在清迈古城内溜达，看到一家青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一行字“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我在心里默念了几遍，人生这么短，是啊，有啥好担心呢，不就是怕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或者考不上公务员吗？还没辞职呢，就被困难吓倒了。我想起2016年和我一同“进面”的第三名的那个姑娘，突然就有了勇气——我要像她一样拼到最后。
此刻，压在我心头已久的阴霾慢慢散开，我开始放下焦虑，尽情地和舒雅享受剩下的假期。
回到家乡省会后，我把所有的章盖完，提交了离职审批单。走出市行，靠在马路边的栏杆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2017.10.10”，那天没出太阳，也没有阴沉的乌云，恰合我的心情，没有盲目乐观，也没有杞人忧天。马路上的人来车往，我问自己：后悔吗？心底有个声音清晰地说：不后悔，未来是好是坏我都会承担。
考公期间，周围有人劝我放低目标，不要死磕省直单位，竞争太激烈，让我先考个基层岗位，“上岸”再说。可3次进入省直单位面试，让我进退维谷——省直单位就像树上的果子，起先我以为只能远远望着它，但我发现跳起来能够到，只是摘不下来。
我是该再一次跳起来尝试，还是去采摘其他果子？思前想后，我还是把省直单位当成我的目标，我只管努力，剩下的看运气。当年的国考岗位有限，我索性报了部委。
我在宿舍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习，这次时间充裕，我索性从头系统性地学习，每天过得规律而充实，早起出门跑步买菜，回来进行一天的复习。无聊了，就去宿舍对面的湖边晒太阳，等室友下班，和她们聊一会儿再投入学习。或是心中目标笃定，或是“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的力量，我的状态渐入佳境，再也没有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
2017年最后2个月，我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公务员的招录考试，国考考完后我马上回到老家，因为第二天是爸爸的忌日。看过爸爸之后，我和妈妈一起去吃火锅，她没问我考得怎么样，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说自己办好了柬埔寨和缅甸的电子签证，打算MBA考试后就出去旅游1个月。
妈妈很支持，我们聊得很开心，很久都没那么轻松自在了。吃饭间隙，我收到朋友的微信说“人行出成绩了”。因为人行有专业课，我没有花时间准备，本没有抱太大期望，但查完分数后，我对妈妈说，自己出去旅游的时间要延后了。
人行面试结束后，我回省会和朋友们开开心心地聚了几天，告诉她们我年后去上海，她们起哄说“不混出个样子就别回来了”，却又在酒过三巡后伤感地搂着我，说“想回来随时回来”。从2007年到2017年，我在这里恋爱、学习、工作、成长，现在，我要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来，亦不知道会以怎样的姿态回来。
告别后，我背着包飞往金边，在仰光去蒲甘的夜班车上，我查到了国考成绩，看到分数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进面”了，那是我有史以来的笔试最高分。我把回国的时间提前，轻松地度过未尽的旅程。
8
2018年2月去北京面试完，我把东西打包去了上海。我暂住在小姨另外一套闲置的房子里，房间大小合宜，阳光舒舒坦坦地洒在飘窗上。我精心布置了一番，宣告新生活的开始。我捡了一只小奶狗回家，取名“土豆”，有了它，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斗。
人行和国考面试均落空，但我没太在意，打起精神开始投简历。困难如期而至，我一直没想清楚未来工作的方向，做财务，企业一般要求有经验；做数据分析，我没有理工背景；最后，我打算先做金融咨询。
我通过了一家业内还不错的咨询公司的初面，二面需要做一个PPT并进行陈述。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二面，直做到B省省考前一天，还在纠结要不要为此放弃考试——我报了B省省直强势单位，报考人数众多，而我想先缓一缓，冲刺家乡省考。
最终，我决定还是去试试。为了省钱，我坐绿皮火车从上海去了B省省会，在市中心找了一家青旅。一路上，我都在做PPT，到了青旅还在做。考完，我就麻溜地回了上海，这已经是我第4次参加B省省考，熟门熟路了。
回到上海，我通过了咨询公司的二面，终面我和合伙人聊得不错，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岗位出差很多，你已经28岁了，怎么平衡个人问题与职业发展？
尽管我一再表示短时间内不会考虑个人问题，且对目标岗位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但合伙人犹豫了很久后才加了我微信，之后便没了下文。后来我也陆陆续续拿到过一些Offer，但因为我没办法提供离职证明而不了了之——打电话回银行，得到的答案永远是“等”。
虽然不需要负担房租，但是半年坐吃山空，压力让我还是选择入职了一家私企，月薪6000块，没签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我还趁着出差回家乡考了省考。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意外入围了“考着玩”的B省省考面试，招三排四。面试后，我的综合分数仍旧排在第四，没能进入体检，上半年的努力颗粒无收。乌云又要压到心头时，我拼命给自己打气，经常参加活动和展览，认识不同行业的年轻人，舒雅也来上海看我。
一天，我正在上班，意外接到一个B省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我报考的岗位有人放弃录用，问我愿不愿意递补。我求之不得，递补流程进行得飞快，第二天我就去B省体检，体检通过后，很快进行了政审。
2018年7月我生日前一晚，晚上7点，我看到了拟录用的公示，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我收到的最完美的生日礼物。一切发生得不可思议，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从一个不知路在何方的无业游民，到在上海拿着6000元工资勉强度日的沪漂，最后上岸B省省直单位的公务员。
在面试中，我曾被问到“你觉得能力和机遇哪个重要”，我说能力，因为抓住机遇也是一种能力。
4年13次考公，换取了一次上岸的机遇。
尾声
2018年10月，我来到新单位报到。一开始，我甚至有些不习惯下午6点下班、休息时间没有工作电话的生活。长期保持学习状态，我对新业务得心应手，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
去年，处里来了一位新同事，也是工作几年后考进来的。有段时间我们连续加班，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累的一份工作。我忍不住笑了，这是我做过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的工作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降低了我对生活的阈值，提高了我对快乐的感知能力。
今年是我在B省工作的第5个年头，我买了房，把妈妈接了过来，遇到现在的老公。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由衷的满足。
傅老师和严帅留在了网点，傅老师结婚生女，现在在参加教师招聘的考试；严帅当上了主管，以他的性格，待在行里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小秋辞职去了一家国企，整个人状态好了很多。2020年，小秋和严帅领证，因为疫情，我现在都还没喝上他们的喜酒。杜若在我辞职后不久应聘进高校，现在已经生了二胎。
有机会，我还想回城投区看看，看看人满为患的支行、已经成为危房的宿舍、曾经寄存心事的灵境湖。生而为人，未来会遇到很多机遇、意外、挑战和困难，没关系，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
（文中地名、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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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我刚结束高考最后一门考试，便收到了索郎去世的消息。那个爱戴毡帽、总是因醉酒而满脸酡红的男人，死了。他是一个纯正的川西北藏族，死于癌症，闭上眼的时候将满六十。村里人都说，“啊呀，可惜咯可惜咯”。
索郎是我的家爷，也就是外公，直到他去世两年后，我也好像无法完全知晓他、评论他。
1
索郎的脸又红又黑，就像颜料盘里干凝的红黑混色。他身材瘦小，微微驼背，走路温吞吞的，常戴着一顶西部草原式的牛仔帽，两侧向上翻起的帽檐，可以遮住他蜷曲但看起来蔫蔫的头发。
索郎对吃食没什么挑剔，几乎天天吃酸菜面块和胡豆，喝糌粑酥油茶，但嗜酒如命。他的生活要是少了酒，一如炒菜不放盐，无滋无味，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白活一场”。
我五六岁的时候，索郎就用筷子沾白酒放到我小小的舌头上。真辣，辣得我手舞足蹈，和在寺庙里跳神驱鬼的一模一样。我只能跑到家婆（外婆）那里扯着舌头哭诉：“大坏蛋家爷，大坏蛋索郎。”
戏弄完我，伴着呜呜咽咽地笑，索郎抿了一小口白酒，在他真正触到酒瓶那一股子冰凉的时候，一阵痉挛，浑身的血液都温热了起来。但喝酒前，他总会缓缓卡几口痰，再“忒”地朝着木地板吐去，这时我小舅妈总会递上垃圾桶，半埋怨半愠怒地说：“老汉儿，不要往地上吐。地好难得拖。”
家婆常常坐在火炉边一条细细的木条凳上，因为这里方便随时用火钳添柴加煤，不让火熄烬。我倚在她的怀抱里，眼眶里因被酒呛辣到的泪花儿还在打转，婉转间折射出她的神情。她怔怔地看着柴堆中腾舞的火焰，看着焰芯，看到最里面的蓝色，甚至看到二十年前二十年后的种种。但就是看不到木地板上恶心粘稠的痰液，一次也未曾看见。
我的家婆叫王玉珍，是个汉人。我阿妈叫王兰成，是索郎和王玉珍的大女儿。那个时候有着男方要是入赘、孩子就跟女方姓的规矩，所以阿妈跟着家婆姓王，但户口本民族一栏上还是填的藏族。
我阿妈不允许索郎平日纵酒过度，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出过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了。老年索郎很听大女儿的话，但唯独在喝酒这件事上总是执拗不改，偷偷摸摸地喝，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阿妈才会松口，索郎才终于不用在唐卡像后老鼠啮咬留下的小洞里伸长手摸来摸去，或者是弓着身子在红木架床底下的深处箱子里翻翻找找，绞尽脑汁地想酒瓶子会被藏在哪里，可以堂堂正正地喝酒了。
我住在索郎家的那段时间，阿妈常常嘱咐我：“拉姆，叫家爷少喝点酒，他身体不行啦。”于是我就担负起藏索郎酒瓶的任务。我从两根横着的、由长木棍组成的、防止牛马进入糟蹋菜地的“门”间钻进去，把索郎的酒瓶子藏在菜园子里的时候，一想到他趔趔趄趄拄着拐杖钻进去找酒瓶子、边走还要边扶着那顶万年不变的毡帽的样子，就忍不住咯咯发笑，暗暗谋划着下一次的藏酒瓶地点。
这样兜兜转转的藏酒瓶游戏到我初中读寄宿学校才算停止。那之后，索郎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家婆不擅长藏酒瓶，常常把酒瓶往沙发缝里一塞，一下子就被他找出来了。家婆也藏不了几次，索郎只要一呵斥，她兴许还会自己把酒瓶交出来。
对于这个丈夫，她一生有过太多的爱、隐忍和妥协。
2
1957年，我家婆王玉珍出生。
她原名陈玉珍。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父母将她和弟弟装在竹筐里，用一根扁担挑在肩两头，一连走了几个月到川西。陈玉珍浑身起了疹子，高烧不退，差点死在路上。她父母找了一户家中尚无子女的王姓人家，送掉了女儿，用竹背篓背着儿子，就离开了。
两年后，王姓人家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王玉珍的日子愈发难过。我曾经听一位老阿婆讲起王玉珍的往事，她深敛了一口气：“她可怜得很呀。小的时候，她养母炖了一锅肉，滋滋冒热气。那可是肉啊！ 然后就叫她回房睡觉。她什么都没得吃，天天去刨野菜，用不了铁锹就用手。”
养母常常苛待王玉珍，把家务活农活都往她身上压，好像她不干活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王玉珍常说，养父一直偷偷对她好，坚持让她读书，为此和养母吵了很多架。那时小学还是五年学制，王玉珍成绩好，学得勤，很快就顺利毕业了。养父又坚持让她继续上初中，为此把胡豆转成票，费尽心思凑钱。
1976年，王玉珍初中毕业，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高学历了，但周围没有人把学历高视作一件多么神圣稀罕的事，都说：“多认两个字，能顶两碗饭吗？”
社里的生产队派王玉珍到三队去教书，三队是隔壁山上的藏寨，索郎的家就在那里。王玉珍的头发光溜顺滑，两个麻花辫安安分分。她身形单薄，穿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又有学问又能干。这样一位汉族姑娘到了藏寨，自然引起了许多藏族小伙子的注意。王玉珍平时上课，教那些藏族孩子学汉语、读文章，周末她也要干活挣工分。因为识字多的缘故，寨子上把记工分的事也交到她手上。最开始王玉珍说不来藏话，时间久一点，也基本能听懂了。
教室依山而建，说白了就是一间小屋子，门前就是山路。索郎常常经过，他骑着马，后面跟着三四匹马。他的头不安分地朝着木窗户往里看，一旦感觉要有眼神对视时，立马扭过头吆喝后面的马。王玉珍教孩子们读着词语，在教室里停停走走，不自觉地越来越靠近窗户，一旦感觉要有眼神对视时，也立马扭过头重教一遍读音。
他们第一次对望，是索郎来记王玉珍的工分的时候。
“诶，啥子名字嘛——你叫？”藏族人说汉语时惯用倒装，索郎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诶”字拖了好长一截，后面紧跟的两个字，就像行车时前面突然冲出了一只牛后不得不踩下的刹车，“叫”的发音还类同于“交”。王玉珍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是在问自己姓名。这时，索郎已经害羞地别开头，黝黑的脸上重叠了一圈红晕。
这之后，索郎常常牵着马跑去那间简陋的教室门口张望，课下，他还用藏语呵斥那群孩子要认真听课，不许在课堂上捣乱。他还有心地在山间采了些野花，放到王玉珍的桌子上然后跑开。需要干活的时候，索郎就帮着王玉珍拼命卖力气。这份踏实肯干，王玉珍都看在眼里。
那个时候索郎还是赛马的好手，一骑绝尘，是很多年轻藏族姑娘倾慕的对象。如果不出意外，索郎应该可以娶到一位勤劳又漂亮的藏族姑娘当媳妇，一辈子养马放牛生娃，再让娃继续养马放牛生娃，在山地开疆扩土，成为高原的“王”。但他留恋着王玉珍，心中就再也装不下格桑花。
王玉珍后来说起：“那时候看他模样不错，对我还好。我命苦，那样重视我、对我好的人没有。”一个缺爱，一个多情，两个人就这样看对了眼，在藏寨谈了三年多的恋爱。
他们打算结婚时，双方的父母却都不同意。王玉珍的养母说：“养你这么大，就找这么个男人，球本事没得。要嫁可以，让他下山。”索郎的父亲说：“那她以后嫁过来就在这山上住，找那么个汉人，泼烦得很啊。”
索郎是家里的大儿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前前后后僵持了很久，最后索郎还是下山当了上门女婿。他下山的时候，最小的弟弟不过几岁，对他没什么印象。索郎死时，他在西藏，甚至都没回来奔丧，礼也没补。
3
那份成就姻缘的朴实和主动，在婚后有时如及时雨降临，有时又消匿无踪。
婚后，他们住在王玉珍养父母家。王玉珍养母瞧不上索郎，说他连汉语都说不顺，在这个村子又没什么熟人，更别提挣钱了。索郎只能时不时溜溜心爱的马，好像马比妻子还要更亲近。
或许索郎是在这时染上酒瘾的。他常常顺着山路走回藏寨找熟人讨酒喝，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卖力气干活换酒，实在没法子的时候，就去村口的小铺子赊酒。他到处奔走不着家，家对他和王玉珍来说，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1980年大年初三的时候，房檐上和树枝上都落满了雪。索郎和王玉珍的大女儿出生了——也就是我阿妈王兰成。索郎的心好像定了下来，不再像之前那样东奔西走了。
王玉珍坐月子的时候，养母还是对她不甚在意。她只能喝些米汤，偶尔，养父会晚上偷偷塞给她些吃的。索郎把从山上带下来的糌粑藏在房间里，只需要一点点水，在手上就可以捏糌粑团给婆娘吃。
可养母看着王玉珍躺着就不顺眼，又是打又是骂。王玉珍终于歇斯底里地大哭，她对着索郎说：“你把丫头带走吧……我活不下去了。我要死啊，让我去死。”
王玉珍打算自杀，她想一口喝下“铁棒槌酒”，跑去跳河。
索郎说：“不要死，为了丫头，我们搬出去。”
当天，身无一物的两个人带着女儿站在马屎成堆的路边，一阵风又一阵风吹过，王玉珍用围巾盖住女儿的头。女儿瘦得可怜，好像就快要饿死了一样。养母在门口翻白眼，一副离了我看你们怎么活下去的表情。养父心有不忍，可实在拗不过婆娘，他天生就是一个狠话都不会说的人。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两人还是拉下脸去了队上，队里给借了一间公房让他们暂住。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第二天，大伙都伸出了援手——村上有个老师借给他们被子和锅，会计拿来几个碗和几个洋芋，其他人凑了几两面、一点盐和一些米。
可好景不长，驻社干部要来了，需要暂住公房。索郎和王玉珍只能搬走，连夜收拾好东西，但又无处可去。不过，两人都默契地没有说回山上寨子住。他们都知道，当时索郎决定下山当上门女婿时，就已经和家里人闹翻了，携妻带女再回去，家里也不会给好脸色。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给他们凑过面的老叔叔告诉他们，他家楼下马圈旁边有间小柴房，如果他们不介意，可以去那里遮风避雨。老叔叔又塞给了他们一些吃的，眼睛看着王玉珍背上的小丫头，边叹气边说：“这娃娃也是命苦啊。”
小柴房里，柴是一层层码好的，和墙壁间还隔有一大段距离，地上凹凸不平，索郎把硌人的小石子清开，铺了几层装肥料的袋子，整理好被子后，让王玉珍赶快安心给女儿喂奶。
晚上的时候，把女儿放中间，两人的头紧紧依偎，好像在用一个鼻孔呼吸。他们在那里又凑合了一整年，王兰成都能走路了。看着女儿踉踉跄跄的步伐，索郎也渐渐发觉晚上三个人睡觉时愈发拥挤，而且小丫头长在马圈里，会不会以为自己就是一匹马？索郎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对王玉珍说：“白天我们干活把工分挣够，晚上就去拉木头，修房子。修我们的家，让丫头住新房子。”
索郎不顾王玉珍养母的诅骂，将自己的五匹马从王玉珍的养父母家牵出来了。那是他的马，是他一点点养大的马，现在要和他一起修新房子、住新房子。晚上，索郎到处去拉木头，同村的年轻小伙子都很乐意帮忙，王玉珍就借老叔叔家的灶给大伙儿端水烧饭。拉完足够的木头后，索郎又搬石头，砸石头，定好基线开始打地基，砌石墙，糊泥巴，安房梁……忙忙碌碌下来，一座体格不大，但楼下养马、楼上住人的两层小房总算是修好了。
本来他们只打算修一层，赶紧住进去就成。但是索郎说：“（修一层）太阳都要遭挡到，我再去砍木头，我们住大房子啊。”
住进新房子的那天，索郎和王玉珍激动得睡不着。除了修了新房子，他们还分到了地，可以种庄稼，“不愁了，不愁了”。
4
1983年，索郎和王玉珍的第一个儿子生在新房子里，取名王树福，寓意是多亏有树才修起了房子，他很有福气，也给这个家带来了福气。又过5年，他们的小儿子王树洪也出生了。那时候王兰成已经能肩负起照顾两个弟弟的重任了。她说一不二，教训起弟弟来很有威严。学校里发的糖她都不吃，揣进兜里，回家后分给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十分听她的话，直到如今也是这样的。
寒暑假，王兰成就和大人们一起上山挖虫草、捡菌子挣钱，有时候她找的虫草、捡的菌子，卖的钱比一些大人还多。王兰成就像一头生猛的小牦牛，这点和索郎倒是不像，和小时候住的柴房旁的会尥蹶子的马倒是很像。
王兰成的成绩一直很好，像是遗传了王玉珍的好学。但小学毕业后，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供不了她继续读书了。她在门槛上坐着，默默抹眼泪，王玉珍陪着她一起抹眼泪。
小学校长走了三公里山路到王玉珍家，一路风尘仆仆，第一句话就是：“咋不继续读？我帮你借钱都要继续读，女孩子不能不读书。”
王玉珍说：“校长哦，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借钱也还不上，而且你看，家里事情真的太多了。”泪珠唰唰地落，王玉珍或许是想起了曾经养父不惜和养母大吵一架也要坚持送她去读书的日子。
王兰成上不了学了。她那么勤奋好学，那么能吃苦。
索郎呢？怎么连王兰成读书的钱都掏不出来，要是卖匹马呢？
日子不再风雨飘摇后，索郎仍旧保留着到村口赊酒喝的习惯。一屁股账总是王玉珍去还，不然人家怎么肯一直给他赊。
各家在农忙时节人手都不够，索郎乐于挨家挨家地去帮忙，只要留他吃口饭或者喝点小酒。那些时日，他像是喝懵了，忘了家里还有一妻三孩，只顾自己吃饱喝好。最开始还只是在村里帮忙，后来越帮越远，越走越远，邻村，邻镇，邻县，有时一连好几天都不回来。两个儿子很难想象这个总是烂醉如泥、向着母亲撒酒疯、看起来黝黑又矮小的男人会是自己的阿达（藏语里爸爸的意思）——一不开心就只说藏语的阿达，牵着马的时间比牵他们俩时间还久的阿达，出门大半个月、只带一个半空的酒瓶子回来的阿达。
仿佛修完新房子已经耗尽了索郎的心力。他对外人有多热忱，在家就有多淡漠。那几年的时间，他过得浑浑噩噩。
在王兰成没钱上学的时候，索郎就没有咬一咬牙卖马换钱。他或许觉得读书没什么用，或许他觉得读书唯一的用就是教书，像王玉珍那样，然后有什么用呢？他没有勒紧裤腰带，也没有看到坚固石墙内的妇人小孩过得有多潦草。或许，那时索郎只想为自己活，为那个十几岁时骑马飞驰的野风少年而活。如果失忆有顺序，那间房子或许是他最先忘记的部分。
5
1994年，王兰成14岁了。村里另一户人家来说了媒，两家订下亲，说等王兰成再长大些就成婚。王玉珍在笑脸送走提亲的人们后，回到房间默默流泪——大女儿要是嫁走了，这生活更艰难了，两个儿子正是捣蛋的年纪。
她向索郎抱怨，怒气渐渐升上来，往昔艰难的瞬间走马灯般在眼前放映。她以前扎着辫子教书，笑得多么透亮，现在她只觉得自己像泼妇，看起来没教养没气质。她第一次脱口而出：“你怎么那么没出息！”
只这一句话，蕴藏了让一切分崩离析的力量。
第二天，索郎赶着牛，一寸寸地犁地，一个人犁完了一整片。王玉珍来送饭的时候，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眼神也未对望，像两个被人提着的提线木偶，举止规范，没有一点多余的细节。硬要挑出一件说，那就是索郎盯着旁边垄上的小野花说了一句：“枯了吔。”
1999年，到了王兰成快出嫁的时候。索郎和王玉珍筹备嫁妆，怕村里人笑话女儿，他们打算置办一整套崭新的家具给女儿。两人商量决定，拉几头牦牛去卖，那可是天然的优质牦牛，卖上几头，能拿到不少钱。索郎不知从哪儿请了一位货车师傅拉牛，他就坐在副驾驶位一路跟着。凶猛的牛在三节货箱里拼死挤来挤去，牛粪也比平日多得多。伴着晃荡的货箱，索郎从外套内侧口袋拿出一小瓶白酒细咂着，渐渐沉入梦乡。
那天如果大货车没有在急转弯处侧翻的话，索郎应该能拿上一笔钱高高兴兴地回家，他的大女儿应该能有可观的嫁妆，他的婆娘应该能少受两年白眼，不至于去借面粉都借不到。他的儿子们就不会总遭同龄人欺负，被打了一顿都不敢还手。
可大货车侧翻了，就是一瞬间的事。
模糊着满身的血，索郎安安静静地在草地上躺着，痛到失去知觉，痛到忘了一切，货车司机和牦牛都不知去了哪儿。他追忆时说，那一刻，他好像看见小鬼和阎王草草翻动着花名册，恍惚间还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列，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要是没有梅朵的话，索郎肯定就死了。年轻又漂亮的梅朵，扎着满头小辫子的梅朵，把索郎和司机送进了医院。那时候，索郎没有电话，王玉珍也没有电话，索郎醒后就怔怔地看着梅朵，格桑花一样绚丽的梅朵。
“阿杰（藏语里哥哥的意思），家住哪里？”
索郎摇摇头。
“电话没得？”
索郎摇摇头。
索郎后来才说起他当时实在没听清对方在说什么，所以一个劲儿摇头。至于问了些什么，也都是索郎猜了个大概。
看他可怜，梅朵把他从县医院带回草原休养。索郎从小在山上长大，视野里尽是层峦叠嶂，开阔的大片草原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索郎想起有牛，他一个劲对着梅朵说：“牛，牛，牦牛……”身子往外扯，做出要去找牛的姿势。梅朵说：“不会丢的。每家人都认得自己家的牛，不会乱牵的。”
当时的梅朵脸部轮廓十分大气，看起来年纪不到三十，她常常扬着皮鞭驯马，在草原驰骋。她会在晚上和亲友们跳起动人的锅庄，在聚会时亮出天籁般的嗓音，也会在过年杀牛后大口喝酒、吃肉。她勤劳能干，在家里外墙上贴满了新鲜的牛粪，在房外将柴垛子一根根堆得整整齐齐的。她有一手好厨艺，能煮出大块又劲道的手抓肉和咸香非常的奶茶。
索郎在草原渐渐恢复，还和梅朵的家人们一起喝咂酒，身体越来越硬朗，甚至在宽广的草原上和梅朵赛马。风拍打到眉眼脸颊，自由的气息渗进每一处肌理。他们住在一起了。
两年过去，已经2001年了，索郎好像终于想起远处深山的寨子里还有个家，于是吆喝着几头还没有走失的牦牛回家。梅朵看着他离开，就像他从未来过。
一路上磕磕巴巴，索郎终于才找到回家的路。打开门，家里只有一个正在炉子前掀锅盖子的婆娘，以及光秃秃的糊满厚薄不一泥巴的墙。
6
在1999年王兰成即将出嫁之时，家里等着索郎卖牛拿回来的钱置办嫁妆。可十天，一个月，两个月……索郎一直没有音讯。王玉珍和王兰成开始着急，心想怕不是人出了什么意外，两个人来回踱步，构想着一万种索郎还没有回来的理由。
王树洪这时大吼道：“阿达不要我们了。”然后止不住地哭。踱步走的两个人泄了气，四个人就那样围着炉子蜷缩着，火光将他们的影子打在墙壁上，黑黑的，稍一晃动就忽闪忽闪的。
隔天，王玉珍到未来的亲家那里去，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把婚期往后推一推，丫头她老汉儿还没有回来。王兰成的未来婆婆信佛，只专注烧香念经和去寺庙打扫，根本不计较时间早点还是晚点。
2000年到了，世纪之交，到处张灯结彩，家家在木门上贴满红艳艳的福字，人人脸上挂着神清气爽。王玉珍一家却是愁眉苦脸——索郎还没回来，也没托个信儿回来。王兰成已经20岁了，大姑娘在家里成天待着像什么样子。
王玉珍心想，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不等索郎回来了，丫头没读上书，但不能嫁不了人。
于是，我妈王兰成就和我爹刘老四成婚了。“花夜”那天，村里人吃着零嘴儿，打趣着这对年轻夫妇。
“这丫头家里连嫁妆都没给她准备，以后婆家都瞧不起。”角落一桌的一个大妈嗑着瓜子，碰了碰旁边人的胳膊说，“你说哦，索郎怕不是回不来了。”
“王玉珍哦，硬是可怜。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旁边的人重新包了一遍自己的花头巾，把头又朝向新人看热闹。
王兰成两个弟弟都哭得很凶，姐姐要嫁出去了，家里就只剩三个人了。
2001年9月，王兰成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也就是我大姐。我奶奶跪在菩萨像前烧香还愿，我爹刘老四笑得合不拢嘴。王兰成两个弟弟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这个小小人儿。王玉珍赶紧跑回家，去端在炉子上煨得热乎乎的鸡汤，正掀开锅盖子的时候，门被打开了。
王玉珍愣在原地，锅盖掉到了地上。是索郎。她没开口，只是弯腰去捡锅盖，锅盖是一块圆形的铁片，不用抹布包着会烫手。
王兰成迟迟没有捡起锅盖，低着头不知道是对着空气，还是对着门口的索郎说了一句：“丫头生了。”索郎也愣在原地，好像他又猛然想起了一切，想起了他出发时待嫁的大女儿。炉子前只剩呜咽。
生活短暂恢复了平静，直到两年后，梅朵带着一个孩子出现，教旁边的一个小男孩说“快叫你阿达”时，平静才又被打破。
20岁的王树福把啤酒瓶砸在索郎旁边的地上，15岁的王树洪冲出家门。王玉珍平静得没有异色，她把手上的针线活放下，环视了一遍这个戴着金耳坠的、年龄看起来比她小的婆娘，和身边那个被吓到正在大哭的小娃娃，低头继续做针线活。
连索郎自己都瞪大了眼睛，他的外孙女，王兰成的女儿，也是这个年纪。
这事村里人很快都知道了。有的人一边可怜王玉珍一边可怜三个这么大的孩子，“这脸上可怎么挂得住”。有的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跑到刘老四家给王兰成说，还给王兰成的大女儿说，“你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舅舅咯”。
王兰成挺着六个月大的孕肚（肚子里怀着我），一路过桥跑回了家。她把索郎骂得狗血淋头，她把梅朵骂得一言不发，她把王玉珍也骂得低头不语。
“还不离婚干嘛？”王兰成气得眼泪急飚，弟弟担心她，一直拉着她的手让她冷静一点。声音越大，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王兰成把外面的人骂一顿，又把门锁上。
从中午一直骂到晚上，王兰成终于骂不动了，屋子消停下来。巨大的寂静吞噬了六个人，刘老四来接走了王兰成。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王玉珍坚持不离婚——尽管村里人一直指指点点，尽管周围人劝她说有这男人跟没有一样，尽管王兰成骂着让她离——她还是不离。就像当初决定不跳河了一样，她在那时或许已经死过了一次。又或许，当习惯了索郎不归家，当她一个人面对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在心里早已经和索郎分了家。她不离婚，为了孩子们有爸爸，能再多拖一天就多拖一天。
索郎给他和梅朵的孩子取名叫扎西罗吾，大家都直接叫他小扎西。见过索郎后，梅朵就领着扎西走了。此后，梅朵很少出现，只在新年时带着扎西来看索郎。她宽容了索郎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家的事实，此后再未嫁人，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
后来，扎西长大了，时不时会自己回来探望索郎。他现在去了外地工作，已经很少回来了。但回来就必定会来我家探望，带上正宗的酥油和糌粑，我也会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舅舅。
7
2006年，我大舅王树福娶了媳妇后分家出去，家里就只剩索郎、家婆和小舅王树洪。2011年，小舅王树洪也结了婚，有了一对女儿后，家里才又陆陆续续地热闹了起来。
2010年，我爸妈忙着挣钱，把姐姐放在奶奶家，把我放到了索郎家。家婆为了方便照顾才小学三年级的我，就和索郎分房间睡了。她每日早早起来给我做早饭，喊我起床。我猜想，家婆和索郎分屋子住也许是为了不吵着他。
两年后，小舅舅有了第一个女儿后，家婆、我和小妹妹就每天睡一起。我每天和家婆脚对脚睡，小妹妹睡家婆身边。那是一个红木架子床，围着有暗纹的素白帐子。夜晚抬头往上看，能看见红木条围成的一个长方形，好像把我们婆孙三人框在了一起。
上学时，老师叫我们读《红楼梦》。阿妈给我买了，我放在枕头下面。我当时只看得懂插画，不怎么翻动，但是家婆常常翻看，这时候，我总会躲在木扇门外面，用门帘挡住身体，只露出一只眼睛，屏气凝神地看着读书的家婆。她把书捧着，倚在床边，一边用手指指字，一边发出幼儿识字时迟钝的声音，断断续续，是带着四川话口音的、磕磕绊绊的普通话。
到2020年索郎去世之前，家婆和索郎都一直各住各的。起先，他俩好歹还同在一个屋檐下，自从索郎上山放牛、在山上搭了铁皮屋之后，他俩连照面都难得打上一次。
索郎的房间里陈设着老式木架床，三床绣花被子在床内侧叠得整整齐齐。床头床尾各放了一个枕头，上面各铺着一条旧枕巾，有一条看起来明显更破。索郎住的这个房子，是他30年前修下的，主要用料是木头和石头，辅以糊墙的泥巴。后来换房顶上的瓦片时，他拿不出钱买，还是我妈一片片用脚踏出形拿去瓦窑烧的。尽管后来小舅重新装修了老房子，但墙面上还是能看见几根明显的粗壮的木柱子的弧面，弧面上裂着浅浅的缝隙。索郎习惯在缝隙里插上一根藏香。藏香的味道不分前中后调，仿佛就是趁人不备时往鼻子耳朵嘴巴里灌上一堆卤肉用的香料——当然，也可能是劣质藏香的缘故。
这味道一直从他的房间飘到堂屋，飘到耳房，飘到门外的楼梯，越来越淡，一如他人生中最浓重那抹味道只留在了家里，向外辐射，也只会渐渐归于虚无。
以前藏族人家的房子，常常一楼用来养牲口。索郎家的牛圈、马圈就很大。打开铁锁，两扇门向内推开，里面左边关马，右边关牛。分了好几个间隔，就像人住的房间一样。每天晚上，索郎都要去给牲口喂草，喂手揉的饲料，最后喂水。
他带我一起去喂过马，但我总是畏畏缩缩不想去。因为当我偷偷往小山一般的草料堆上滚时，干草尖锐的折角总会刮花我的手，白痕一道一道的，痛得很，就像被蚂蚁啮咬。但我还是被他拽着去了。进去后，我常常学着索郎的模样，身体斜倚着木柱子，出神地望着马和牛进食。马在咀嚼的时候，牙齿一排排露出，往外翻的上下唇前后有规律地错落移动。在读到“马作的卢飞快”的时候，我想起它们咀嚼的样子，总是忍俊不禁。马的眼睛轮廓大，透亮有神，就像还未被切割的和田玉。
马儿恣意享受着晚餐，不自觉晃起了尾巴，摸起来会是什么质感呢？或许比我头发还要柔顺？我倚着倚着，就鬼使神差走到后面摸了一把，但没想到尾巴上的毛打结了，手根本扯不下来。原本温驯的马突然暴烈起来，仿佛受尽了委屈。它立马将蹄子往后蹬，踹了我一脚，晃晃脑袋，又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还好，我喂它的时间久，也算混了个脸熟，所以它踢我的时候，也没下毒蹄，不然我肯定是活不下来的了。
这匹马叫“烈子”。马如其名。
8
赛马在藏寨是很有分量的大型活动，算得上是一年一度的盛会。藏族小伙儿们骑着自家训练娴熟的马，驰骋冲刺。哒哒的马蹄扬起的灰土，是高原上最美的尘花，旁边观赛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一起等待见证那匹最潇洒、最雄壮的马冲过终点线。
2013年初，一个晴转多云的下午，索郎就在一旁紧攥双手，眼望烈子走进赛道。我那个不常见的舅舅扎西罗吾正骑在烈子身上，一人一马都在正有劲头的年纪。
赛马开始时，唰地一下，十几匹马一齐出发，尘土漫天，呛了路旁观众一嘴的灰。马蹄落地，好似两军对战时阵阵铁戈交接，又好似在满是碎石的下坡山道上刹不住脚狂奔。马尾巴大幅度左右甩动，像是给对手划出一条条请勿靠近的封锁线。
马儿都很卖力。可烈子这次一点好胜心都没有，跑起来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就像跑出家门撒欢的熊孩子，不顾东南西北。眼见着要落后了，扎西也坚决不用鞭子抽它，只大声和风速较劲：“烈子啊——索郎的好马，向前面冲吧！你是——是一等一的烈马——哦嚯嚯。”烈子这时似懂非懂地朝着终点线加快速度，摇头晃脑的，嘴里还在咀嚼，口水飞溅。
赛道是从山这头到山那头，需要连绕好几圈再往返。跑前，我给烈子多塞了几团饲料，怕它饿晕在赛道上，就像我考前不吃东西考不了试一样。烈子在跑到终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了，把扎西摔在了一旁。还好扎西反应快撑住了，没有什么大碍。烈子的眼睛微张微合，频率越来越慢，渐渐睁不开，像在承受着某种身体上的痛苦。它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阖眼前头一直往那匹万众瞩目的、被人群簇拥的冠军马的方向偏。那匹跑头等的马，脖子上挂满了哈达，用胜利者的姿态昂首阔步，宣示着它的神武。他的主人笑得拢不住嘴，一般谦虚回应着周围人的祝贺，“嘛热嘛热（藏语里“不是、没有”的意思)”，一边心里盘算着那1万块钱奖金要做何打算。
给烈子扎针的时候，索郎盯了我好几眼，恶狠狠的，和踢我时的烈子一模一样。他没有说多余的话骂我，只是看着抽搐的烈子，悄悄噙了几滴泪。回家后，他从房间窗户那儿的牛角上拿了好几条哈达给烈子拴上，就像关怀和尊敬着自己的朋友。
事后的种种迹象也表明，他如烈子，烈子如他。
烈子彼时14岁，正当孔武有力的壮年阶段，断然不会因为多吃了两口饲料就轰然倒地。两年后，在知道烈子死的那天，我才明白过来，那次赛马后的倒地是怎样重要的一场预示，而索郎只当是普普通通的一场消化不良，自行配了药扎针。
那个时候我初一了，已经不在索郎家住，一学期才回家一次，丝毫不知烈子的消息，也不知索郎是如何照顾着烈子每况愈下的身体，如何把它埋进土里。
9
我在索郎家从小学三年级住到六年级。
索郎唤我作“二妹”，他一向以我学习成绩好为骄傲。尽管是在教育落后的藏区，可我那毫无分量的第一名照样成了他吹嘘的谈资。只有那些时候，我才知道索郎多爱吹牛，吹牛的时候心里有多快活。
但索郎并不因为我成绩好、年纪小就会断掉让我干活的念头。他像对男子汉一样对我这个瘦小的小姑娘。他不允许我偷懒，满满当当地给我安排好各种放学后该完成的任务。
从三年级起，我就担负起很多责任。我常常需要帮忙抱着我那个不会走路的妹妹——我最爱的小舅舅的女儿。我的胳膊很瘦弱，小妹妹很沉，我有时候背着她，还得拽着拖把去拖踩满脚印的木地板，还得把地板拖得黄酥酥的，然后再去擦铜炉上面的油污。要是被外人看见脏炉子、脏木地板，说出去是要被笑掉大牙的。更重要的是，我会被索郎骂一顿。
每天放学要走三公里的山路才能回到索郎家，我需要快快写完作业，然后干完活，且在索郎回来之前生好火。我干活已经很勤快了，索郎却还是要在我阿妈面前说我两句坏话，说我吃了他家的米面，还懒散得很，“只知道贪玩，活也不干”。他可能觉得这样就可以在我阿妈那儿邀功，意思就是，他一直在管教着我，而且管教我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初一，我就去汶川读书了，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一趟，和索郎见面次数越来越少。我几乎不给他打电话，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存。回家后我基本都待在家不出门，很少再去索郎家，倒是索郎常常拄着拐杖来我家。
“二妹，长大了心不心疼家爷？”他总会装作不经意地问我，来一次问一次。他说他想要一块别人也有的手表，想戴一副看起来很帅的墨镜。
“长大了我就给你送手表，送墨镜，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我当时忙着写作业，嘴上敷衍地应着。
索郎从来不会直白地对我妈说他想要什么，即便是非常需要，也只会十分委婉地自说自话。当然，有时等他来我家闲逛时，总喜欢不经意地挑挑拣拣一些称心的东西带走，他感兴趣的无非是抽屉里的铁钉、冰柜里的牛肉和超大的户外伞等等。但有时不问自取，就像他才是主人家。
我爸不少拿这些小事和阿妈开玩笑：“你老汉儿又拿走了什么？”虽然只是开玩笑，但总归会被阿妈一顿白眼。
索郎放牛的山（作者供图）
冰柜里的生肉和超大的户外伞等等。但有时不问自取，就像他才是主人家。
我高中时，索郎就开始在山上放牛了。他很少下山一趟，吃的、喝的都需要拿上山给他。假期回家，阿妈总是让我拿上几坨牛肉、几个花卷或者是索郎爱的酸菜面块儿上去。上山的路歪歪扭扭，但一抬头就是醉人的蓝天绿山，远远先看见烟囱上的飘着的烟，再走几步，面前才现出小铁皮屋的样子——小小的，方方的，是绿地里最浓重的颜色。
有次，索郎还没发现我，门前的狗就已经对我狂吠了。我在路上实在不敢往前走。除了狗在叫，几头悠闲的牛还在吃草。浑黑的周身，头顶白白的，顶着一对大角，实在生畏。它们挪一步我退一步，毫无勇气向前，大喊“家爷家爷”，他才发现我，护着我走进了铁皮屋子。放完吃的，我心不在焉。索郎就出去吆牛了。我赶紧趁牦牛去了远处时跑掉了，连家常都没和索郎叙叙。
随着我的学业越来越紧张，平日连家里都待不下几天了，只在过年那段时间才能和索郎见上一面。我们很少热热烈烈地聊天，即便偶尔搭话，永远也只是索郎问：“二妹啊，长大了心不心疼家爷啊？”
他对这个话题无比感兴趣，但凡我们见一次面，他都要说一次。我每次都频频点头，表示“会的、会的”，然后又一头扎进我的手机，此外，再未联系过。
那时的我，见到了河谷外高原外的平原，努力去和陌生的音调融合，投入进更充满节奏的现代生活。关于藏区，关于藏音，关于戴着毡帽骑马的男人，甚至关于故乡的原风景，都变得含混模糊了。
10
2020年7月8日下午，我答完英语试卷回到教室，刚打开手机，就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我在教室窗边愣住了，身后是同学们考完兴奋地嚎叫。
家爷？索郎？死了？有些恍惚，有些失去知觉。
或许是家里人不想影响我高考，这一年间，我甚至连索郎癌症晚期住院的消息都不知道。要去熟悉考场的那天，我站着揪着学校竹林的竹叶，给阿妈打电话说我还是有点紧张。她笑着说，没事，放松，不要在乎结果。如今想来，我竟然没有察觉藏在电话那头的巨大悲伤。她像曾经的家婆，学会了给自己的心挖个洞，将一切都埋了进去。
我在学校熟悉考场，反复摆弄桌椅，检查是否摇晃，索郎在四川省医院躺着，身上瘦得没剩下几块肉；我合上笔盖，等待答题结束的铃声响起，索郎被停放在堂屋，等待泥土填满大坑的空隙；我在校园河堤散步，将所有对未来的期待倾诉给奔流的岷江，索郎听不见任何声音，永远地合上了双眼。直到两年后，我才为他哭过一场，我的悲伤和痛感来得迟钝。
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滴下来，便投入了高考毕业晚会的狂欢。我把索郎忘在楼道醉酒瘫软同学的呕吐里，忘到夜幕中鼎沸大合唱的破音里，忘在宿舍偷偷查阅的高考文综选择题答案里，忘到回家4个小时车程上塞进耳朵的歌声里。
直到下车，我看到爸爸布满泥土的运动鞋才想起，索郎死了。
“我等会儿看到家婆是该哭还是该笑啊？”我问了这么一句奇怪的话。
爸爸没有回答，关上装满了我的行李箱的后备箱。那双运动鞋的缝隙里都塞满了土，那土是为索郎挖装棺材的坑时糊上的。
妹妹问我：“爷爷真的死了吗？我好害怕。”我摸摸她的头，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后来，我不小心在阿妈手机上看到，她拍了一段枯槁的索郎的视频。那是继一年前他来我家后，我看到他的第一面和最后一面。他浑身插满了管子，本来在藏区强烈紫外线照射下黝黑的脸，在纯白的病床上格外鲜明。我从没有见过那样的他，在那张病容的周围，好像已经有死神在静静等候。住院时，索郎不喜欢周围站着一群人，他想要呕吐却极力克制，直到人群渐渐散去，只剩阿妈的时候，他才颤颤巍巍地说：“我怕他们嫌弃我脏。”
7月6日凌晨，他呼吸越来越孱弱，看起来很痛苦，好像正在和死神拉扯。4点半时，索郎咽气了。阖眼的时候，一滴泪从眼角滑落。大舅舅最先哭出来，他边哭边说：“阿达，我们三个这下把你救不回来了。”哭声沸腾，但好像一切又是纯白色的寂静。
去世后，索郎的身体陈放在堂前的棺材里，旁边的风扇不知疲倦地吱呀吱呀转着。堂前摆着一个火盆，装满通红的煤炭，火星子时不时会窜出来。所有能请来的亲戚都来了，屋里空间不够，就在屋外搭起帐篷。堂内哭声阵阵，烧纸上香。
梅朵和扎西也来了。梅朵微微驼背，眼里裹着浑浊的泪。扎西已经是黑瘦黑瘦的小伙子了，比他母亲要高上大半截。他们补礼补了两千块钱，从头到尾一直跟着忙活。梅朵和王玉珍变得好像亲人一样，连小妹妹看见扎西也知道叫舅舅。
联系起她们的人死了，她们竟奇迹般亲和了起来。
索郎下葬时，乌泱泱的人群聚拢。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抬着棺材，一步一步向山坳深处走去。后面紧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女人们都哭得呼天抢地。我妈几乎哭得快晕厥过去了：“阿达！阿达你咋个就走了！”她哭得走不动路，边哭边捶心，要靠我姐搀扶才勉强立得住。我从未见过如此沉重的悲伤笼罩在她的身上。
我远远地望着，看见几根粗绳子捆着的棺材被一点点放下去。坟边插上了几根结实的木桩，上面绑着五彩的经幡，印着密密麻麻的藏文经文。我跪在坟前烧纸，石头硌得我膝盖疼，但我不敢站起来。周围的哭声好像巨大的气泡，将我紧紧包裹，氧气似乎越来越稀薄，风却越来越大。
索郎的一生，现在只是一堆摆放整齐的石块，在山上一处稍显平坦开阔的地方。别人家放养的牛和马时不时光临，翻滚起一阵干燥的土尘，转眼又向有草的地方腾挪。那些坟前的红蜡烛早已洒干泪，只是静静地被风刮。一堆火在旁边生了起来，亲人们将索郎的衣物一点点燃烧，那些记忆全都化作缕缕黑烟。
索郎坟边不远处的缓坡上，有一棵高大的柏香树，是在修坟前就有的，年岁比索郎还大。每年过年的时候，这里家家都有砍柏香的习俗，取一根香，借炭盆里柏香燃起的火，点燃吃年夜饭前的鞭炮。柏香的味道、鞭炮的味道和年夜饭的味道交织，十分好闻，是一年一次的团聚的味道。
往后，过年燃柏香时，我都能想起索郎的坟，进而想起童年时那间充满糌粑酥油香和木头腐朽味的房间。在那一刻，像初生的牛崽从母体脱落后牵扯出的赭红囊液——记忆，黏裹着我，顿然干凝。抬眼人间，明晃晃的一切终于坚确，索郎确乎是死了。
11
2021年索郎忌日，我们去坟上祭拜。从山脚爬到山腰，顺着曲曲折折没有标识的路，我和姐姐失去了方向。电话里，家婆着急地催促：“你们怎么还没来？”我们只得拼命解释身旁有着怎样形状的石堆，她难得一见地为我们的迟到发火，言辞激烈。
终于到了。索郎坟旁的经幡已经开始泛旧，黄的、绿的和红的布条上面的经文渐渐模糊，但还在风中一直飘舞着。我跪在坟前，磕了几个头。
我的感受仍然不真实。两年前，我没有撕心裂肺哭一场，就好像索郎在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拿着那个黑色破旧的老年机，问我：“二妹看还有没有话费了，我一点子都搞求不懂。”或者是来我家溜达一圈后，随手拿着想要拿的东西走了。
他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在我的生命中划着深深浅浅的痕迹，他的频繁出现和彻底消失都不会是常态，就好像他把握着一个合适的出现频率。
有一天，这阵微弱的频率消失了，他和我永远失去联系时，我对他好像才产生了一些感情。时间让曾经的遗憾和愤怒成为一种淡淡的忧伤，那些曾经抓心挠肝的事情现如今失去了痛感。一个人是多么地立体，可怜又可恨，最后成了无法遗忘的真实，免不了想起他，总归是接纳了他。
索郎的四个孩子，至少都在他离去时忘记了所有曾经对他的恨意，只记得他亲生父亲这个身份。我阿妈有意避免着伤心事，减少了和索郎那边亲友的联系。
我爸是汉族，是因为阿妈才勉强听得懂几句藏语。但他和索郎亲戚往来的频繁程度远远超过我阿妈。他似乎比阿妈更能明白维系住这个大家庭的意义。2022年的春节，爸爸提出回到藏寨里看看老人。阿妈没有说话，她丝毫没有打算去的意思。我爸就带我去了索郎的二弟家。
二爷家的聚会（作者供图）
二阿爷的老婆，我称呼她为婆婆。她走了出来，在门口迎接我们，帮忙提溜沙琪玛和酒水。“啊，二妹呀，长高了又，吔……老四丫头乖嘞。”她的声音拖得长长的，带着一股糌粑茶的灰扑扑的味道。然后，她笑着抱了抱我，就迎我们进屋了。大颗大颗的琥珀点缀在她头顶的发网上，盘起来的小辫子利索干净，她的耳朵上、脖子上都戴着金首饰。金石的衬托，让这位老人看起来庄重又慈祥。二阿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年龄比我只大五六岁，我称呼舅舅和嬢嬢。
二阿爷谈起了索郎，只说起一件以前托他买酒的事情。剩余的话题就没有索郎了，只有关于去海南找工作的龙波舅舅，刚上完大学的朗磋嬢嬢，和发胖的多杰舅舅。这时，朗磋嬢嬢带来了一位我没见过的小妹妹，“喊阿佳（藏语里姐姐的意思）”。小姑娘脸上泛着高原红，躲在大嬢嬢背后，羞答答地叫了我一声“阿佳”。那一刻，我的血液变得温热起来，好像有什么在颤动。
我思念起索郎，那个让我流淌着藏族血液的男人。在方言和普通话之外，“阿佳”的称呼将我从冷漠的应酬中拉出来，这是我的记忆、我的基因，也是因为索郎离去后变得更加鲜明的身份标识。只是这一声“阿佳”，我沉睡的意识才开始觉醒。
我开始拼凑索郎的形象，开始明白，即便我逐渐向远方靠拢，在未知里幻想，索郎也能让我念想起我的心。在独处的时光里，在陌生的街道上，我想起索郎，竟然开始宽心——关于索郎，我们都将他放在了心上。
（除索郎外，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