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亚历山大的军队将吉尔吉斯斯坦的胡桃木带回欧洲，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雅格诺布谷，人们还在使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用语——古雅格诺比语，生活遵循着另一种时间节奏。然而这五个国家一直被随意归为一个地区：先是作为亚洲到波斯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广阔地带，又被视为俄罗斯和英国大博弈的舞台。从里海之滨的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向东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国家曾经是苏联最远的边境线。
自1991年陆续独立后，它们的现状如何？社会人类学家埃丽卡•法特兰穿越土库曼斯坦这个多数世人被禁止进入的国家，前往哈萨克斯坦巨大而荒凉的核爆试验地，在干涸的咸海岸边遇到中国的捕虾人，还遇见自二百年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平原上生活的德国门诺派教徒。
她背包走遍了每个共和国的角落，在《中亚行纪》一书中将这五个中亚国家现在和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地理风貌完整介绍给读者，并特别关注每个国家女性生存的现状。本文选取书中第四部分第二节，展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抢婚传统，记录了被绑姑娘们的选择与真实困境。
1
十九岁的玛丽亚姆盛装打扮，准备参加闺蜜的订婚聚会，她非常为闺蜜开心。婚礼的日子已经确定，玛丽亚姆要当伴娘。她不太了解新郎，但是闺蜜似乎很久都没这么开心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此时距离玛丽亚姆离开她的小村庄来到比什凯克学习德语正好一年时间。这一年里，她与一个同学相爱并成为情侣，但他们俩都觉得考虑结婚还太早了。玛丽亚姆还要在大学里待四年，并有意在毕业后移居德国。
玛丽亚姆到聚会现场后不久，朋友的未婚夫就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出去走走。一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他就要求她上一辆车。她认出坐在驾驶座上的年轻男子跟她是同一个村的。
“我要带你去见我父母。”朋友的未婚夫说。玛丽亚姆以为他在开玩笑，打算一笑了之。未婚夫也笑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五个朋友出现在了门口。他们把玛丽亚姆推进车里，自己也跳上了车，关上门。然后车子开动了。
慢慢地，玛丽亚姆反应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自己动作要快，趁他们还在城里。车子在红灯前停住时，她设法逃下了车。她奔向一辆停在巴士站的小巴士，迅速爬到车上。但那男人的朋友追上了她，把她拉回街上。玛丽亚姆竭尽所能地反抗，但没有尖叫或大哭。她不想制造丑闻。毕竟她知道这些男人是谁，他们都是同一个村里长大的。他们还是她的朋友。
在漫长的行车途中，朋友的未婚夫想尽一切办法来说服玛丽亚姆。他告诉她，他从没有爱过她的朋友，他跟她订婚只是为了接近玛丽亚姆。他说他爱她，没有她活不下去，如果她不跟他在一起，他就自杀。他还威胁她：如果她不跟他结婚，他会跟踪她。他会让她永远不得安宁。玛丽亚姆害怕了，不是怕他对她做什么，而是怕他会伤害自己。
这场绑架有那么多的目击者，很快就有人告诉玛丽亚姆的家人和朋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了绑架者家里以后，他们全都在那儿：她的父母，朋友，她的男朋友。她的母亲哭了。玛丽亚姆哭了。她的男朋友哭着求她跟他回城里。
“我当时太年轻了，真的相信如果我走了，他就会自杀。”玛丽亚姆说。这时距离她被绑架已经过了七年，她现在二十六岁了。脸上还没有皱纹，脸型较大，棱角分明。她穿着一身红色丝绒运动服，一边跟我讲述她的故事，一边给小女儿哺乳，孩子五个月大。她去见朋友时，在婆婆和丈夫听不到的地方，能够自如地讲话，但是她没有告诉我她的真名。安全起见。这种事人们一般不会讨论。
婚礼一个月后才举行，但是按照传统，玛丽亚姆在此期间要跟未婚夫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一天的时间内，她的生活天翻地覆：她在城市里的学业与生活都结束了。她不得不嫁给朋友的未婚夫，一个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农民。
最初的那段日子，玛丽亚姆经常哭。
“他安慰我，让我别哭了，”她说，“他很好，很耐心。好在时间久了，情况就慢慢好了。”
玛丽亚姆没有完成学业、移居德国，如今她成了一个忙碌的农妇。她的丈夫和公婆总共有十五头牛，一百头羊，五十只母鸡和十五只鹅。要干的活儿多得不得了。玛丽亚姆也成了两个小女孩的母亲，并想要再生两个孩子，男孩。
“我觉得我很幸福。他是个好男人。孩子出生之前我常常想到以前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再也不想了。”她把小女儿从乳房边举起，满含爱意地看着她。小女孩不开心地呜咽着，但玛丽亚姆只是看着她便满脸幸福。“我想让我的女儿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找份体面工作，事业有成，”她说，“我不想让她们像我一样这么早结婚。我希望她们能自己选择丈夫。抢婚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但这是错的。”
玛丽亚姆的母亲也是被绑架的。绑架她的人是跟她在同一家工厂上班的同事，比她年长三岁，一天下班后，他在街上绑架了她。她痛哭不已，但是不得不留在未来的丈夫家，这个人之后成了玛丽亚姆的父亲。
“女儿被绑架后把她接回来是丢人的事，”玛丽亚姆解释说，“尤其是如果女儿已经不是处女了。如果我不答应结婚，这就是一桩丑事。对男人来说也不容易。我再也没见过我的前男友。去年，我弟弟的女朋友被绑架了。虽然她爱我弟弟，但她还是选择嫁给绑架她的那个男人。”
2
二十一岁的萝扎是在一天晚上从化妆品店下班回家的路上被绑架的，此时她已经在比什凯克生活了三年。这一切都不是意外：绑架她的男人知道她下班的时间，以及她通常走哪条路回家。在萝扎独自走到一条空无一人的昏暗街道上时，他动了手。他借了一辆小巴士，并带了十个村里的朋友。这些朋友强行将萝扎拖进小巴士里，把她绑在一个座位上。
“我已经绑架了你。你要做我老婆了。”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宣布。萝扎隐约记得他是村里人，她离开了村子，就绝没有回去的打算。她和姐姐现在住在城里了。她们的父母都已过世。那村子已经犹如前世。
回男人家的路途要花好几个小时，小巴士上的男人们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并且还在喝酒作乐。伏特加的酒瓶丁零当啷，被传来传去，气氛愉快。没有一个人关心萝扎的眼泪。他们抵达村子时，他的祖母已经站在那里，准备了一条白色的大披巾。萝扎知道，假如让她把披巾披到自己头上，就意味着她同意了这场婚事。他的家人已经准备好婚宴。许多客人已经吃上了。
萝扎不想结婚。她喜欢与姐姐在比什凯克的生活，并且很开心。况且，她不喜欢这个绑架她的男人。他完全不是她喜欢的类型，粗俗、土气，跟英俊完全不搭边。他比她大五岁，在建筑行业工作。但她还是让他的祖母把那条白披巾披到了她的头上。“我哭累了。”萝扎说。她身材娇小，穿着一件黑色长毛衣和一条牛仔裤，圆圆的脸配着一头短发。
她坚持在我的酒店房间见面，这样就没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我也答应不公开她的真实姓名。我们在一个地方小镇上，这座小镇位于巍峨的天山之下，在这个国家的最西边。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到处都有耳目。
第一天晚上她没有跟他发生性关系，但他们并肩睡在同一间房里。第二天，伊玛目来看他们。他读了《古兰经》，并为他们进行了伊斯兰婚礼仪式。第二天晚上她跟他上床了，此时他们就是夫妻了。
第一年很苦。萝扎不想跟丈夫或者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她觉得自己没法跟他离婚。
“吉尔吉斯人不赞成离婚。”她说，眼泪顺着脸颊静静地流下来。她用力吸了一下鼻子。
“你爱他吗？”
“不爱，但我习惯他了。”
“他跟你解释过为什么要绑架你吗？”
“他说他喜欢我。”
“他就说了这些吗？”
“对。”
在第一个孩子快出生的时候，萝扎和丈夫搬出了他父母的房子。他们无法原谅儿媳在嫁过来第一年竟说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对她很差。他们的大儿子现在六岁，第二个孩子也是个男孩，是一年前出生的。“有了小儿子以后，我就不再想着离开他了，”萝扎告诉我，“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不得不跟他过下去，为了孩子。我没有选择。我又能去哪儿呢？我没工作，没文凭，没有自己的钱。他也不算一个坏男人，真的。他不喝酒，也不打我。他尊重我。”
她擦干泪水，准备起身离开。我给了她一点钱让她坐出租车回家，因为她自己没有钱。这笔车费大约为六挪威克朗。
3
“你完全可以用我的名字。”叶连娜说。她一直坐在这儿，安静地听着萝扎的故事。有时候萝扎或者我卡住了，找不到合适的俄语词汇时，她会出来帮忙。她二十三岁，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因为下雨，她戴了一条头巾，一缕缕栗色的长发从头巾下面露出来。她的脸晒成了褐色，这让她明亮的蓝眼睛显得更蓝了。
“我以为他们不会绑架俄罗斯女孩。”我说。
“我也这么以为！”叶连娜说。接着她开始告诉我：五年前，当时她十八岁，来比什凯克学经济学。寒假时，她回村里看望母亲。因为她母亲在村医院里，她独自一人在家。她父亲几年前去世了，姐姐在比什凯克。叶连娜到那里几天后，邻居打电话说他们最小的孩子生病了，问她能否跟他们的女儿一起去买些药。叶连娜从小就认识这家邻居，他们的女儿布布萨拉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
布布萨拉的父母安排了一辆车送她们，两个女孩坐上了车后座。叶连娜没见过前面坐着的两个年轻男子，但布布萨拉知道他们是谁。两名男子将她们送到医院，但那儿的药店关门了。回来的路上，车子停了一下，布布萨拉的叔叔突然跳上了后座。他用力把门拉上后，司机猛踩油门。他们开出了村子，全速开过另外两个村子。叶连娜和布布萨拉开始哭喊，不顾一切地想让他们停车，但没有用。这些男人料到了她们会反抗。叔叔紧紧抓住了布布萨拉，其中一个年轻人到后座抱紧叶连娜。叶连娜不敢相信这事竟然会发生在她的身上。毕竟她是个俄罗斯人！
路上，叶连娜成功说服了那些男人停车让她们上厕所。一走出他们的视线，她就抓住朋友的手说：“快点，我们跑！”这对朋友尽可能快地跑了。当时是冬天，天已经黑了，地上的雪积得很厚。她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儿跑，但没关系，只要赶紧逃走就行。她们身上几乎没有穿御寒的衣服。如果她们整晚都得在户外怎么办？要是碰上了狼怎么办？叶连娜无须担心，因为三个男人很快追上了她们，强迫她们回到车上。
“放我出去！”叶连娜尖叫起来，“我要回家！”她又是叫，又是踢，又是打，却无济于事。
“冷静，你这样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司机在前排咕哝。
他们在晚上九点到了司机家。他的亲戚全在那儿了，一间屋子的桌上摆好了婚宴吃食。叶连娜和她的朋友被带去了另一个房间，很快，一个驼背的老妇人就拿着一块白色大披巾走进来。
“我不要戴那玩意儿！”叶连娜尖声叫道。她绝不会嫁给那个男人。她根本不认识他！对她来说，他只是个男人。好几个亲戚进房间来劝她，但是叶连娜只对他们叫喊。一个姨妈试图硬给她套上一件保暖的毛衣，她铆足力气把她推倒了。
有那么一会儿，叶连娜和布布萨拉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叶连娜一刻都没有浪费。她找到一把椅子，开始推墙上一扇位置很高的窗户。她刚刚成功，绑架她的人就出现在了门口。
“你要去哪儿？”他问。
“我有男朋友了！”叶连娜喊道，“我怀孕了！”为了脱身她什么都说得出口。
“真的？”年轻男人的脸顿时变得煞白，“我不会照顾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你要知道。”
“那就放我走！”
但他不打算这么做。再次只剩她们俩时，叶连娜拿出手机拨通了姐姐的电话，她的姐姐是律师。起初她姐姐很愤怒。她怎么能那么蠢，竟然上了那辆车？她在想什么？之后她要求跟绑架犯的家人通话。
“你们绑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如果你们不在五分钟之内开车把她送回家，我就去报警。”她威胁他们。
一个小时后，大约是经过了许多讨论，这家人开车把叶连娜送回去了。此时已经是十一点了。叶连娜的心里满是逃过一劫、安全回家的解脱感。但是布布萨拉得留下。她叫叶连娜通知她的父母，好让他们来接她。但是她们到这时还不知道，布布萨拉的父母就是整件事的同谋。
在回去的车上，绑架她的人继续向她施压，尽管已没有那么强势。
“你为什么要回家？告诉你姐姐你要跟我们一起生活！”当天晚上，这个司机跟布布萨拉结婚了。她没有抵抗的力量，同意了这场婚礼。
经过这一切，叶连娜以恨不能更快的速度回到了比什凯克。接下来的两年里，她都离那个村子远远的，连放假都不回去。布布萨拉的婚姻不幸福。结果证明她的丈夫热衷家暴，好几次她逃去了叶连娜母亲家。有一次，叶连娜也在家。那男人来接妻子回家，像之前一样说自己愿意悔改，叶连娜问他为什么要打她的朋友。
“如果当初跟我结婚的是你，一切都会不一样。”他回答。
如今布布萨拉有两个小孩。第三个孩子流产了。她的丈夫在她怀孕期间也动手打她。
“他现在又娶了一个老婆，”叶连娜摇着头说，“吉尔吉斯男人比俄罗斯男人还差劲！”
那场绑架发生三年后，叶连娜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哈萨克男人。两个月后，等叶连娜拿到会计资格证，他们就要结婚了，然后搬去圣彼得堡开始一段新生活。布布萨拉选择留在暴力的丈夫身边，叶连娜担心自己的朋友，但很高兴自己当时逃脱了。
“对我来说，留下从来不是一种选择。我对于离开那里丝毫不感到羞愧。我不是吉尔吉斯人，我只想回家。”
4
在吉尔吉斯语中，抢婚的传统被称为阿拉卡丘（Alakachuu），“抢夺并逃跑”。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在吉尔吉斯斯坦，每年究竟有多少年轻女人被绑架并强迫结婚。罗素·克莱恩巴赫是一位社会学教授，是少女庇护所协会的创立者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结束中亚的新娘绑架行为。罗素·克莱恩巴赫花了许多年研究这一现象，他估计吉尔吉斯斯坦有1/3左右的婚姻都是这种类型的。在农村，这一数字达到50%以上，也就是说，每年有一万一千八百个年轻女人被绑架，每天三十二个，每四十分钟一个。超过90%的新娘会跟绑架她们的人一起生活。
“许多人声称阿拉卡丘是一种古老的游牧民传统，但这纯粹是胡说。”巴努尔·阿卜迪耶瓦是一名律师，也是女权组织“领导者”的负责人。“大家都以为民族史诗‘马纳斯’提到了这一传统，但这其实是一种广泛流传的误解，因为几乎没人读过整篇史诗。‘马纳斯’一次都没提到过阿拉卡丘！在古代，女人有时会在战争时期被绑架，年轻情侣也可能因为父母不同意婚事，或者新郎不想付‘聘礼’而一起私奔。这在今天也还在发生，但这不是阿拉卡丘。女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掳走才是阿拉卡丘。这种所谓的传统始于苏联时代的集体化时期，在苏联解体后变得越发盛行。”
绑架者此前只会面临十万索姆的罚款（约合一万一千五百挪威克朗左右1）以及三年的活动自由限制。偷羊的处罚都比这严重。在“领导者”和其他各方的努力游说下，2012年，法律处罚增加到七年的无条件监禁，如果被绑架的女孩未成年，则是十年。然而，受到处罚的风险极小。根据少女庇护所协会的数据，一千五百个男人中只有一人因抢婚被判刑，迄今为止，只有两个男人依据新法被判处监禁：一个案例是年轻女人自杀了；另一个案例中，一名离异男子绑架了一名十六岁的少女三次。他在第一天晚上就强奸了她。她的父母不希望她嫁给这样一个男人，把她接回去了。于是他再一次绑架了她。最后，这对父母报了警。庭审期间，这个女孩不得不回答公诉人的问题：为什么她要拒绝跟这个男人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拒绝这样一份有保障的生活？他对她来说不够好吗？
巴努尔认为关于阿拉卡丘的观念根深蒂固：
“我们对待女性和儿童的整个方式必须改变。这里没有浪漫的传统。农村的男人除了绑架和强奸，根本不知道怎么找老婆。他们祖父母是这么结婚的，他们父母是这么结婚的，村里其他家家户户也是这么结婚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这一传统。当男人带着他绑架来的哭泣的新娘回家时，祖母已经站在那儿准备好了白色披巾。年长的女性亲眷负责施加心理压力，‘我们也是被绑架的，我们也哭喊，但接着我们有了孩子，就都忘了。看看我们现在！我们有儿女，有孙子，还有漂亮房子！’男人对女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他们认为哭也是传统的一部分，不明白她实际就是在遭受痛苦。如果一个女人失去贞操，那就等同于终身无期徒刑了。那样她就别无选择，只能结婚。即使这个男人没碰她，她也担心回到父母家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娶她了。正是因为社会和心理压力很大，大多数女人才留了下来。在7%的案例中，女孩没有答应跟男人结婚，这样的男人就会受苛责：这算什么男人，连一个新娘子都留不住？”
阿拉卡丘的受害者中有许多女孩都遭到强奸，或被迫跟一个她在几小时之前才认识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伊玛目祝福了这对夫妇，就意味着他们将在当天晚上圆房。关于新婚之夜有许多悲剧故事。一名年轻女子告诉我，在伊玛目进来祝福他们之前，她从未见过这个跟她结婚的男人。在她被绑架和结婚的当晚，她和丈夫被反锁在卧室里。他的好几个女性亲眷坐在门口等候。因为这对年轻的夫妇彼此不认识，于是他们坐在那儿聊了聊天。她不想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做爱，大概他也一样紧张。几小时之后，一个女人不耐烦地敲了敲门。“你是男人不是？你还在等什么？”男人于是开始满屋子追这个女孩。他强奸她的时候她尖叫、哭喊，但是没人在乎。那些女人感兴趣的只是床单上的血迹，它能证明新娘还是个处女。
“我们的社会极具侵犯性，”巴努尔说，“虽然非常热情好客，但是吉尔吉斯社会其实很冷酷。随便什么就能让人突然爆发，对彼此大喊大叫或者打起来。家暴十分常见，甚至辈分不同的人也会大打出手。我们得培养一种更宽容、更平和的文化。但怎么去培养呢？”
注释
1 约合人民币7416元
（本文选自理想国丨河南文艺出版社《中亚行纪》，略有删减）
（挪威）埃丽卡·法特兰 著 /杨晓琼 译 /理想国/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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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小孩的梅姨，成了新中式恐怖的代名词
被拐卖过的女人，干起了买卖孩子的勾当
4月底，“梅姨疑似落网”登上热搜，随之迅速传播的一张画像，让梅姨走进了更多人的噩梦，“觉得她在盯着我看”。
梅姨是谁？寻子的家长们贴在街头巷尾的启事上这样描述：“今年65岁左右，身高1.5米几，脸盘较大较圆，偏胖，鼻孔外露，嘴巴较大，之前长期留短发讲粤语和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紫金、惠州、韶关新丰活动。她至少联系买家贩卖了9个孩子。”
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仍未有梅姨被捕的确凿消息，一些猜测渐渐出现：梅姨真的存在吗？梅姨有没有可能是一伙人的代号？
“梅姨案”的受害人家属申军良，曾多次前往人贩子供述中梅姨活动过的地方，他十分确信：梅姨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直到现在，他仍在坚持寻找梅姨。
而在另一起儿童拐卖案件中，涉案女子同样使用“梅”作为假名，在一年多时间里，贩卖了不下180名儿童。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化名为“梅”的女人，甚至自己也曾是拐卖案件的受害者。
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将买卖儿童伪装成一桩“好事”，作为拐卖中间人，“梅姨”的轨迹，交织出了一片庞大的中国人口拐卖网络。
而“梅姨”的形象，也抽象为一个符号，与滋生罪恶的落后人口观念一起，成为令无数人毛骨悚然的中式恐怖。
一
成为“李梅”
2011年12月，冬日的雾气笼罩着河南漯河市的高速公路路口，一辆长途客车在这里停下。
没等乘客反应过来，几个警察就走上了大巴。车上抱着婴儿的两男两女，立刻慌张地别开脸。
事实上，警察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正是冲着他们来的。
四个成年人，身边带了五个小孩，其中最大的一个只有两岁，另外四个都是不满月的新生儿。
“出行带小孩，怎么会一下带这么多婴儿？会不会是拐卖儿童的？”一位乘客起疑，赶在大巴经停漯河市前，给在当地当警察的朋友发去了短信。
面对警察的盘问，这两男两女一口咬定孩子都是自己生的，一块带出来，是要去走亲戚。但不对劲的是，刚才下车的时候，这些自称是父母的人，没有一个想着把不足月的婴儿带在身边。
“如果是她自己的亲生小孩，她不会把这个小孩给忘了。”警察决定把他们带回局里做DNA比对，鉴定结果证实，四个人都是人贩子。这一趟，正准备把云南买来的孩子，带去河北卖掉。
过去的长途大巴疏于核验乘客身份，是人贩子拐卖孩子常用的交通方式
在被抓的四个人中，一个名为赵六妹的女人有两套户口。这并不罕见。上个世纪，户籍管理不够严格，很多被拐卖过的妇女都会拥有一个假户口、一段编造的身世。
但很少有被拐卖过的女人，像赵六妹这样，做起了拐卖婴儿的勾当。
赵六妹是广西人，16岁那年，因为家里穷，她到南宁打工。朋友说带她到外地赚钱，她不识字，懵懂地坐上火车，“结果一坐坐到河南来了”。下了车，等着的不是赚钱的工作，而是一个年龄大她很多的老光棍。
赵六妹被朋友卖给人家做媳妇了。
她激烈地抵抗过，也从没放下逃跑的念头。四年后，她才成功逃离，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
当时年少的赵六妹，从没想到过第一次离开家乡会是被人拐卖
当年逃离河南后，赵六妹没有想过报警，好像被拐到异乡、被迫生下孩子，不需要什么原谅与否可言，那些日子就那么过去，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继续过下去。
她回到广西老家报了个平安，就又出门到东莞打工，几年后在河北结婚并生下一儿一女。这一次，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但生活却再度陷入窘迫。为了养育一双儿女，三十多岁时，赵六妹第三次外出打工。
2010年，赵六妹在打工途中遇到了云南人赵琴。赵琴劝她：“你帮我抱小孩吧，那个小孩是被人家扔掉的，你不可怜吗？”接着又说：“我给你钱，没事的，这不犯法。”
所谓的“抱小孩”，是指让赵六妹到云南花一笔钱，买下人贩子“抱来”的婴儿，再抱到东部平原省份的农村，找下线出手。女婴带到河北，卖两万多块；男婴带到河南，卖四五万。
“这钱这么好挣，去就去吧。”赵六妹被说动了。被拐卖的经历，似乎没有在她的生活中留下更多的痛苦，也没能让她对同处困境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
一年的时间里，她南北往返了十六次，买卖了二十六个孩子，银行账户上有二十万进账，还有大笔的现金没存。
往来得频繁了，赵六妹跟赵琴成了结拜的姐妹，而她也在路途中认识了更多的人贩子，有云南的，也有河南的。
最终，警方通过赵六妹抓住参与拐卖儿童的人，有八百多个。面对无期徒刑的判决，她说，自己就是文化程度太低了，不知道买卖孩子犯法。
但买卖、转运孩子的几千公里中，她总是小心地藏住自己的真实姓名，对每个人说，自己的名字叫“李梅”或“周梅”。
二
人口市场
侯恩琢和“李梅”的丈夫是同乡，她从没怀疑过“李梅”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名。
她第一次卖“李梅”抱来的小孩，是在2010年的秋天。之前，她给了西南口音浓重的“李梅”直白的暗示：南方人重男轻女，云南那边卖女孩子的比较多，如果能够找来卖到这里，挺挣钱的。
后来“李梅”果然就把一个十来天的女婴抱到侯恩琢家里，让她帮忙找买家。侯恩琢找到了邻村相熟的红娘。听说有卖女婴的，红娘一拍大腿：两三天前，正巧有人来找她打听哪能买，而且要刚出生的，“好养熟”。
女婴很快“脱手”了，没过几天却因为检查出了心脏病被买家退回。侯恩琢把患心脏病的女婴还给了“李梅”，至于女婴后来去了哪，她并不清楚。
买家还在等着“换货”。过了两个月，“李梅”又抱来了一个女婴。交易在妇幼医院附近的红绿灯下进行。暮色遮掩下，两个女人从侯恩琢手里接过婴儿，抱去医院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后，一个人逗着怀里的孩子，另一个数给侯恩琢两万四千块现金，而后又送了五包香烟、两瓶酒、一盒点心。这些钱，侯恩琢给了“李梅”两万块，余下的，和中间做媒的人分了。
侯恩琢就这样在“李梅”和河北的红娘之间当起了掮客。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她牵线搭桥卖出的女婴，足足有二十多个。
被捕后，侯恩琢抽泣着说：“咱们没有什么能力弄来男孩，就光是小闺女。”
在福建、河南、河北、山东等省“重男轻女”观念浓厚的农村，男孩一直是“市场需求”旺盛的“大货”。河北的不同之处在于，“小闺女”也有“市场”。当地人看来，儿子不顾家，女孩贴心，能随身照顾养老。因此，都乐意再抱个女儿。
在红娘们的走动下，“抱个孩子”的想法就着闲话家常，流通在田埂、集市和电话线上。
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省份，是拐卖儿童的主要“货源”地。在云南的广南县，一度出现了龙乜村这样的“贩婴专业村”。2012年前的5年间，这里有立案记录的被拐婴幼儿就有近600名，其中只有十多个找到了父母。一部分孩子，即便被解救回来，父母也因为贫困，不愿相认。
与常人的设想不同，比起暴力掳掠，全国有超过半数的孩子是被自己的亲人卖掉的。在山东，被拐卖的儿童中，72%是被亲人亲手交到人贩子手中的，而被偷被抢的，仅占1%。
“养猪娃不如养孩娃”，这在九十年代的云南某些农村是一种广泛的共识。村民们算计着，猪要花钱饲养、花精力照看，孩子一生下来就能卖。女孩两千到八千元，男孩两三万元。厚厚的一叠钞票，握在手里，远远超过了他们一年的收入。
一些“亲生亲卖”的妇女，以为孩子被送到了好人家，不必跟着自己受穷受苦。然而她们不知道，婴儿在人贩子手里不过是“货”。在转运“货物”的漫长路途中，为了不引人注目，人贩子往往会给婴儿灌下安定，也有不少婴儿被遗弃在了被拐卖的路上。
新生婴儿免疫脆弱，在漫长的路途中缺乏照料，很容易患病，而安定等药物更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赵六妹的同伙就这样做过。那次，她准备将一个女婴从云南卖到河北，女婴却在半途生了重病。同伙感觉救不活了，就直接把女婴遗弃在了长沙火车站附近，任婴儿在距离人群不到百米的角落里慢慢死去。
在看守所里，赵六妹仍然坚持说，自己“抱走”的是家长不愿意要的孩子，“帮忙”找个好人家，是在做好事。
三
隐身的梅姨
仅用一年时间，“李梅”赵六妹就伙同八百多个人贩子，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农村人口贩卖关系网，最终，只有181个孩子回到了父母身边。
尽管警方已将这一案件破获，但在茫茫人海中，甚至我们的身边，还隐藏着更多“梅姨”。
广州增城十车队路口附近，一道绵长的斜坡通向依山而建的村庄。这里是另一个“梅姨”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寻子15年的父亲申军良，曾在这里日夜徘徊了四个多月。而那时，长大了的申聪，几乎每天都骑着电动车到附近买东西。重聚前，他们就在这条斜坡上无数次地擦肩而过。
为了找回儿子，申军良曾无数次从济南乘火车到广州。近30个小时的车程，他几乎每次都只买站票 / 视觉中国 / 南方日报 张迪
2005年的冬天，梅姨从这道斜坡上走下来与人贩子张维平汇合。他们抱着当时只有一岁的申聪，顺着密集的人流走向了百米开外的增城汽车站，准备乘大巴去往紫金县，跟事先找好的买主交易。
在那之前，张维平与梅姨的合作已经持续了两年。被介绍认识的时候，梅姨是红娘，而张维平则因为拐卖儿童坐了六年牢，刚刚出狱。
红娘与人贩子，好像一对固定搭配。张维平在打工者聚居的出租房附近踩点，等找到适合下手的男孩，就与梅姨联系。梅姨物色好买家，他就动手。有时梅姨还会主动问他有没有小孩：“你尽管把孩子弄过来，男孩女孩都行。”
周边县城“延续香火”的观念格外浓重，找到想要“收养”男孩的买家也就格外轻松。包括申聪在内，九名张维平抢来偷来的男孩，都被带到这道斜坡下，被梅姨卖了出去，其中还有3个孩子至今没有任何下落。
今年4月底，申军良在新闻上看到张维平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又乘上熟悉的绿皮火车前往广州，并给张维平和另一个即将被处死的人贩子周容平手写了一封信：“我想最后一次请求你们，被你们带走的钟彬、欧阳佳豪和另外一个小朋友，跪求告诉他们的下落。因为被你们带走的这3个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的善良留给他们好不好？”
然而他最终未能如愿。
根据张维平的供述，警方还不足以定位梅姨，也没找到其它更有力的证据能证明“梅姨”存在。他的死，让三个孩子回家的希望，黯淡了几分。
钟彬和欧阳佳豪都是“梅姨案”中还没有被找回的孩子，被拐时分别只有一岁半和两岁半
寻亲的家长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线索人物身上。他是梅姨曾经的情人，生活在她交易孩子的紫金县黄砂村。面对寻子心切的家长们，老人叉着腰，用急促的客家话重复着那些模糊的信息。
据老人说，梅姨和他交往的时候，称自己叫“潘冬梅”。她当时50岁上下，身高不到一米六，微胖，短发，脸型有点方，脸部颧骨微凸。她说一口客家话，“但不是紫金本地的客家话”，也会说粤语。
周边与“潘冬梅”有过交集的村民，都没有听她提起过自己的名字和老家，只记得她有段时间曾经背来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那孩子的客家话口音，紫金没有人能听得懂。没过几周，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孩。
“一共来过我家十几次，每次都住一两个晚上就走，最长也就住了三天。”在老人的描述中，“潘冬梅”来去无踪，每次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从来不说。十年前，“潘冬梅”离开了黄砂村，再没出现过，也没有联系。
“潘冬梅”只是一个假名，最关键的身份信息，仍然是一片空白。那张根据张维平描述画出的人像，成了寻找梅姨的主要依据。
这两张梅姨的画像，左边的是根据张伟平的描述画出来的，右边的则是申军良找人重新绘制的
自2017年起，当地的公安局接到了来自国内各地的梅姨线索，经过核查后，都排除了。
画像上的妇女，看上去如此平常、如此普通，直到最近再次引发关注，仍有不少人会在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觉得自己在前一天刚刚与梅姨擦肩而过。
这或许正是它真正的恐怖之处。
她们不是梅姨，一念之差，她们都有可能成为“梅姨”。就像赵六妹成为“李梅”那样，一个假名，几次迁移， 就足以让她们将自己隐入茫茫人海。
直到现在，这条自西部流向东部的儿童贩卖管道依然存在。腐坏的习俗沤出恶的养分，供给“梅姨”生长的土壤一直存续着，这是我们正身处其中的中式恐怖。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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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景玮. (2014). 团伙两年贩卖20多名女婴 首犯二审被判无期.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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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日说法. (2011). 221特大拐卖儿童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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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锡章. (2015). 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与遏制对策：以F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10] 朱远祥. (2021).“梅姨”之谜：被供出4年身份未明，9名被拐儿童4人仍未找到 . 澎湃新闻.
作者 Yashin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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