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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作为局里的业务骨干，我被局里通知到刑警大队参与办理一起涉未成年人充当“地下执法队”的案件。
这个案件是由某派出所移交过来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此前派出所已基本查清。该案的涉案人员年龄都在15岁至22岁左右，除了这次的案件，他们近些年来到处作奸犯科，俨然成为了祸害一方、小有名号的恶势力。为了避免这伙人做大做强，局里决定立案后移交刑警，专门抽调骨干力量将他们一网打尽。
我拿到材料看案情，得知引线人物叫王大雷，是一个2017年6月份才刑满释放的家伙，此人之前因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多次被判处刑罚，性格暴躁，做事不计后果。2017年11月，他“承接”了一个旧村改造拆迁工程后，本以为凭借自己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一定会如期完成，没想到，有一户要价太高，始终拆不动。
“忍”和“让”不是王大雷的风格。“我就是恶人，还有人敢在我面前装恶，软的不吃就来硬的。”——这是他在第一份材料中的话，能感受到他当时对这户人家的怒气。拆迁工作的工程款是和约定日期紧密相关的——按照约定日期如期拆除完毕，他就能顺利拿到工程款，晚一天，工程款就要折扣两成，一旦晚个三四天，“不但一分钱不挣，我还要赔钱”。2018年6月，临近拆迁工期的最后时间，王大雷再也耐不住性子了，他纠集了30多名小混混，将这户人家的70多岁的母亲和她40多岁的儿子给打了。
了解完案情，我们紧密部署，相关人员分配到相应的小组，很快就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了。
一个叫“亮哥”的男孩是这个团伙的老大，21岁，他长得胖乎乎，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很普通，甚至带点憨厚，但却是最滑、最精的一个。他坐在审讯椅上不到1小时就说自己腰疼，还说自己包里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历本——我们知道，这肯定是他跟公安机关打交道多了，一直都准备着材料，寄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我们的特殊照顾。
审讯全程，亮哥表现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有问必答，声音很弱，不管问及哪起案子，都称自己只是跟随别人参与，对什么事也不了解，大多数案件在事后都没有获得什么实际利益。“是他们非要叫我‘大哥’，我本来就比其他人年纪大些，就接受他们这么叫了。”他一脸无辜的表情，要是没有看见他的案底，我几乎都要相信他了。
而这个团伙的“小弟”们就没有了亮哥的这份沉稳，满脸都写着不服气。有个叫“大鹏”的，17岁，单亲家庭，一直跟着母亲生活，不知天高地厚，全程仰着脖子、噘着嘴，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审讯民警忍不住呵斥他几句，他就摆出凶狠不服气的表情，斜着眼看着审讯民警挑衅说：“你打我？”还有傻乎乎的未成年人“阿淳”，一开始我们甚至联系不到他父母，他说他母亲早跟人跑了，父亲从来不管他，我们只得联系村委会的人到场。审讯期间，他好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样，更不知道自己参与其中的后果，吃饭吃得比谁都香，心态比谁都好。
这些孩子里面最令我好奇的是李帅。他22岁，是犯罪嫌疑人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位，也是其中唯一一位在校的大三学生，读的还是一本院校。他是我负责抓捕归案的，我们查询他从这年7月1日放暑假开始，几乎天天都在网吧泡着，所以抓他是最简单的，不像其他同案犯，还要在网吧和旅馆蹲点守候很长时间——比如大鹏，民警守候了10多个小时，深夜才将其逮住。整个到案过程，他也很配合，不像大鹏和阿淳，拒不跟公安机关走，还大喊大叫，抓捕同事们不得不给他们上手铐拘传。
我当时在网吧，问：“你叫什么？”
“李帅。”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涉嫌寻衅滋事罪我们依法传唤你，这是传唤证，跟我们走。”
“噢。”他什么表情也没有，也没看传唤证，转身就从网吧座位上站起来跟我们走，到了前台还不忘退网。事后，我问他是不是怕浪费钱，他说是怕占着位置让别人没法上网。
“白面书生”——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白白净净，一脸稚嫩，看起来很单纯。我查过了，他父母健全，家庭条件也还行，是这个小团伙中唯一一位没有文身、不以违法犯罪为生活来源的人。
从各方面来讲，李帅都不应该走向这条路啊。
2
嫌疑人抓捕归案当天，我们就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晚上将他们就关押在办案区。李帅很配合，对自己与同伙涉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他供述，2015年他刚上大一，放假在离家一街之隔的网吧玩游戏时认识了亮哥、阿淳、大鹏等一批人。这些人每天都在网吧共同进出，游戏玩得好，满嘴江湖习气，每个人都有女朋友。李帅很快和他们打成一片，知道了亮哥和阿淳、大鹏是拜把兄弟，亮哥每天管着他俩吃饭住宿，长年累月地安排他们住在网吧旁边的旅馆。
和他们交往久了，李帅知道亮哥家境较好，父母离异后他就跟着父亲过。等父亲组建新家庭后又有了小孩，他便不愿跟父亲和后母同住，拿着父亲给的生活费搬了出去。亮哥初中毕业就辍学了，跟社会上的人走得很近，常常混迹在小城步行街这一带，别人称他们“步行街帮”，他们也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
步行街不远处有所学校，学校里学习不好的学生都以亮哥为榜样，也经常请亮哥为他们出头——比如看谁不顺眼，感觉谁不尊重自己，或为争女朋友要显示势力时，就要去找亮哥。如果有谁想在学校充“老大”，就更需要亮哥的支持。对这些学生来说，能认识“亮哥”是一种荣幸，谁能取得亮哥的支持，谁就是学校里势力最强的一派。而收到学生们的这些需求后，亮哥则会带着阿淳、大鹏等人充当“地下执法队”前去应援，他们的黑话叫“出警”。
亮哥为这些学生们“平事”，除了收取对方的“上供”，还能收获被人需要的虚荣心。另外，还有一些心思不在学习上的女生也很“崇拜”他，他便将她们介绍给自己的“小弟”当女朋友，这样小弟们对他更加死心塌地。
亮哥手里一直有钱，一靠父亲给他的不菲的生活费，用这些钱放贷，利滚利；二靠带着自己的小弟“出警”，挣“场子费”。他的业务范围不只局限于学校，还和其他“大哥”们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哪里需要人手，相互发个信息，都能带着自己的“小弟”们第一时间赶去支援。
2018年6月初，王大雷电话联系了亮哥，说明事由后，亮哥立马喊了30多人到现场，其中就有李帅。“钉子户”家的母子没见过这么多人，不知该怎么办，只得使出各种撒泼耍赖的招数，让现场愈发混乱。眼看着不制止他们就要徒劳无功，万一有人报警，所有努力都要白费。现场有人突然喊了一声“打”，所有人便一拥而上，把母子二人一个打成轻伤二级，一个轻微伤。
事后，亮哥得了3万元的“场子费”，他给每个参与的“小弟”200元，作为“辛苦费”。
李帅供述的这些事情与同案犯供述基本一致，我知道，李帅具备很好的认罪态度。
“你知不知道你们把人打了，公安机关肯定会去抓你们，肯定是跑不掉的？”
“知道，我知道这都能构成故意伤害罪了。”
听着李帅的回答，我意识到，他对于跟随亮哥犯罪的对错、危害后果都很清楚，但为何他还心甘情愿认亮哥为“大哥”、和他结成拜把兄弟，甘愿跟他去为王大雷“出警”？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李帅。
“两年前，亮哥给我介绍了个16岁的女朋友。”李帅回复道，然后说，上学期间他和女友没有联系，等放假后女朋友就过来陪他，这让他很开心。两个月前，他在学校听说自己的女朋友“劈腿”了，就赶回来找了亮哥的两个“小弟”，打着亮哥的名义对女友的新男友殴打了一顿，并以“被压着脚了”为由，强行要求对方赔偿自己5000元“损失”。
“你领着两个人去，为什么还要打着亮哥的名号？”
“是亮哥让我们在外面有事要提他名号的，如果对方不害怕，亮哥就很生气，会自己带着人去教训对方。如果对方害怕，亮哥就会很高兴，我知道这是为了满足亮哥的虚荣心。我也愿意提亮哥，提了后，看着对方害怕的样子，我心里就飘飘然，很过瘾。”
“拿着那5000元感觉很痛快，很了不起，人也变得自信和高大起来了。”从此，李帅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亮哥，成了亮哥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
我们查到李帅的档案，因为那5000元，被害人直接报警，告他“敲诈勒索”，最后是他的家长赔偿了一笔钱才让他“取保候审”。可没想到，这件事倒成了他彻底进入亮哥团伙的推进器。
“现在想想，都是虚荣心在作怪，被你们抓了后，我们什么也不是，真是跳得越高摔得越惨。”
听着李帅这么说，我知道他大概是有了悔意，继续追问：“一个女朋友就把你收买了，凭你的条件和长相，找个女朋友还不简单？”
“女朋友只是表象，通过女朋友这些事儿，我感觉到自己被亮哥他们关心着、照顾着，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我有什么事，他们会真往前冲，跟他们在一起，我不用压抑自己，能完全释放自己。”
他这个想法很有代表性，道出了这个团伙如此稳固的原因，也说出了这个团伙不断违法犯罪的动机。或许，只有李帅这个大学生才能总结和分析得这么到位吧。
我又问：“你天天和亮哥他们在一起，父母也不管你？或者说，难道父母的关心赶不上一个外人？”
听我这么问，李帅一反之前的侃侃而谈，竟然低头沉默起来了，任我再怎么问，他都闭口不言。我只好结束当天的审问。团伙里其他人是父母不管或者管不了，李帅明显不是这种情况，我心中隐隐感觉，他和父母之间可能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
3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子在大厅搓着手来回走着，个子不高，穿着板正。我上前一步问：“你找谁？”
他看着我，仿佛听不懂我的话，我又重复几遍，他才说道：“我是李帅的父亲李强，是我害了他，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你怎么知道李帅在这儿？”我有点惊讶。
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示意自己听力不好，我只得大声再说一遍。
“李帅妈妈到网吧给他送饭，网吧前台的人说他被警察带走了，我就问和李帅一起上网的小孩家长，今天一大早才找到这里。”他的声音很小，有些哑，语气中带着哀求。
李强来得正是时候——因李帅涉嫌寻衅滋事，已经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按法律规定，需要通知家属，我正准备给他打电话。
他在签完家属通知文书后，情绪略微平静了一些，但口中仍然不断喃喃自语：“都是我的错，不能怪李帅……”语气和神态多是自责。我忍不住好奇，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李强立马拉住我的手说：“警官，李帅快10年没和我说过话了。从小我就一直没管他，才造成他现在犯罪了，我知道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但我也没办法。他犯法是自作自受，我不说什么，但是我想求你们能帮帮他，让他少判点，需要赔多少钱我都出，求你们帮下忙。”
我告知他，根据恢复性司法理念，公安机关促成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赔偿、促成双方和解，同时犯罪嫌疑人也能得到从宽处理，这是合法的：“需要你出钱赔偿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我们也会给被害人做工作，争取让他们谅解李帅。”
李强听我说完，放松了一些，眼见着我要走，欲言又止，然后还是开口说：“警官，能不能耽误下你的时间？我想给你说点事儿，李帅变成这样责任都在我，你们不要怪他。”
看他这么认真诚恳，加上我对李帅的犯罪原因也有太多疑问，便带他进了一个空房间，决定听听他的故事。
一坐下来，李强深吸一口气，说：“李帅性格随我，脸皮薄，自尊心强，拉不下脸来。加上从小被他妈惯着，脾气就更拧了。我在他笔记本里发现了一些他和他妈说不出口的秘密，打击到他自尊心了……”
这第一句话着实让我一惊——虽然李强说得很含蓄，但我迅速明白了那“说不出口的秘密”指的什么。我没有打断他，他停顿了一会儿，咽了一口唾沫，开始说起这个家庭的往事。
4
李强自结婚前开始就一直在建筑工地工作，如今已经20多年了。他常年在外地，一年在家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2个月，有时连春节都不在家，耳朵被工地的各种机械噪音震得快聋了。
因此，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李帅的母亲陈芳身上。陈芳是家庭主妇，专职带孩子，性格温柔，很有耐心，为了让儿子吃上放心的新鲜菜，甚至在春夏两季还专门种了半亩菜园。
李帅小时候很活泼，长得也跟粉面小人儿一样惹人喜欢。因为常年在外，看不见儿子，但凡回家一次，李强对儿子都格外宠爱，有求必应，那些妻子不让儿子吃的、玩的、用的，他这个做父亲的都会统统答应，即便这次不行，也会在下一次达成儿子的心愿。因此，李帅也很喜欢父亲，很把父亲的话当回事。
李强每次回家，都会按照此前的承诺给李帅带礼物。李帅每次收到礼物后，都会高兴得尖叫连连，到处和小朋友们炫耀。可有一次，李强忘记了礼物的事儿，李帅很是失落，就不和他搭话了。
“他肯定是觉得我不喜欢他所以才忘了，我知道他的这点小心思后，以后都没再失约过。”
就这样，礼物成了李帅对父亲的期盼，也成了李强对儿子的寄托。这种父子之间的默契，也让李强觉得自己稍微参与了一下儿子的生活，心中略感欣慰。李帅也不负所望，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奖状年年拿。
“李帅妈妈的奶很好，李帅吃到快4岁才断奶，但即便不吃奶了，到了晚上，李强还必须摸着他妈妈的胸才肯睡。那时他妈就说孩子大了，不能让他摸了，我说没事。”李强本以为，这是孩子对母亲单纯的爱，他还跟妻子陈芳开玩笑说：“他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就算摸，也是相当于你摸你自己。”
李强经常当着母子二人的面说这句玩笑话。李帅听了后，应该就放在心里了——因为他喜欢父亲，接受父亲的话。而女人对孩子的爱只会更泛滥，所以陈芳也认可了这个观点，往后经常洗澡、上厕所不关门，哪怕是李帅逐渐长大，她还是当着儿子的面换衣服。
令他们夫妻俩没想到的是，随着李帅进入青春期，有了性欲望和自主意识后，他对母亲的感情发生了微妙变化。
有一天，李帅上学去了，陈芳去帮他整理房间，没想到竟然在他的被子里发现了自己的内衣。陈芳很纳闷，不知是李帅故意拿的，还是自己没注意不经意掉在这里的。这个问题着实有点尴尬，她就把内衣拿回自己卧室，也没多问。
然而，那以后陈芳经常找不到自己的内衣，次数多了，她便确认，这是李帅故意而为之。她心里很担忧，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和儿子说，只好将内衣锁了起来。一次她回家看到李帅把家里的抽屉和衣柜翻得很乱，就问他在找什么。李帅很烦躁，怎么问也不答，还一个人生了好久闷气，不同母亲说话。
“李帅是顺毛驴，不能在他倔的时候捋。”陈芳怕常年不在家的李强不知怎么和儿子相处，经常提醒丈夫这一点——陈芳从来没有一次是采用强硬手段拿下儿子的，从小到大一直被儿子牵着鼻子走，哪怕是李帅性意识勃发、提出了非分的想法，她也依然妥协了。
那次因为内衣的事，李帅和母亲冷战僵持了一周。陈芳知道儿子的脾气，依然给他做好饭等着，洗好衣服放着。她早习惯了家里静悄悄的，但这么长时间的僵局还是第一次，但是她能做的，也只能是等儿子自己把气顺过来。
僵局是由李帅打破的，而陈芳的心慈，也让儿子陷入了万劫不复。这天晚上，陈芳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钻进了自己的被窝，一双手抓着她的手放在了一个部位，猛地惊醒——竟然是李帅用手抓着她的手在手淫。陈芳抽出手把儿子推开，李帅就赤身裸体在床上打滚耍混。陈芳穿好衣服让他下床，他却摆出了誓死不从的样子，说“就这一次”。为了阻止儿子的哭闹，陈芳妥协了。
可李帅青春期的冲动如管涌溃堤一般，陈芳为了不让儿子陷得太深、做出更大违背伦理的出格事，只得退而求其次，后面继续为他手淫，并答应其保密。李帅每次在事后也很愧疚，向母亲忏悔道歉。陈芳开始时会抱着儿子安慰他，后来也就无所谓了，还和李帅开起了玩笑，揶揄他“真多余”。
其实陈芳也是故作镇定，她只能通过玩笑的方式给自己解压。她心里想的是儿子快点长大，快点度过这一道坎，她相信时间能解决这一切。毕竟，这是每个青春期男孩都会经历的，或许这是一次特殊的性教育，李帅经历了，然后会对性祛魅，也就会成熟起来了。
李帅则一次次地被这种矛盾心理纠缠得很痛苦，他将自己的心事都写进了日记本里。
5
李帅上初二时，李强在春暖花开的5月底回家了。有天晚上，李帅在夜深突然闯进他们夫妻俩的房间，看到父亲和母亲一个被窝，就呆呆站在旁边。
起先陈芳是安慰儿子，后来就开始骂了起来，让他回自己房间。李强不明所以，但是他那次明显感觉到，儿子看妻子的神色和以前不一样，而妻子也似乎在躲着儿子什么。李强感觉不适，觉得可能平日里都是他们娘俩在一起，如今自己像个陌生人闯回来一般，自然需要让儿子适应一下。
然而，“有一天大清早，我一开门看见李帅在我们房间门口坐着睡着了，他一晚上都在监听我和他妈妈……”
这一次，李强没有再息事宁人。等李帅当天上学后，他便开始逼问妻子到底出了什么事。陈芳一开始什么都不说，李强翻箱倒柜，找到了儿子的日记本。看完后，李强气得一巴掌挥到了妻子脸上，陈芳没为自己解释，只是事无巨细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李强听，还恳请他不要伤害儿子，一个劲儿地保证：“李帅不会变坏的，过了这个坎就会好起来……”
为了不让儿子难堪，陈芳偷偷把那本日记本烧了。李强则请了长假，准备陪儿子过完暑假再走。那个夏天，白天没事儿的时候，他基本不出门，就一个人在家自己跟自己玩扑克，也不怎么说话。
李强性格偏内向，但是自尊心特别强，干什么都不服输，之前每次一回家都会去走访亲朋好友。而这次，村里的亲戚朋友还是像往常一样三天两头喊他出去喝酒，但他一直不去，村里就有人传闲话，说他被工地开除了。
“我就是想让李帅看到我这种反常，自己心里有点数。”李强这么说，是觉得他作为过来人，知道面对青春期的性冲动犹豫不决、放任自流，会惹火烧身，这样会害了儿子，害了整个家庭。但是他也没想好怎么和儿子怎么说这种事，加上自尊心作祟，只希望儿子看了自己反常行为能“自动变好”。
几天后，李帅发现他的日记本不见了，意识到了父亲知道了一切。家里三口人谁都没有提——这层窗户纸似乎薄如蝉翼，但实际上却像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谁都不知道揭开这层窗户纸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整个家庭都感到不自在，以前那种无拘无束的快乐气氛彻底消失了。
到了7月，李帅放暑假了。为了凉快，李强一般是早上5点出去下地干活，干到9点回来。但好巧不巧，一天他在6点多回家拿工具时，从院子的玻璃看到房间里李帅母子俩正待在一起，因为反光，他其实也没看清是什么情况，但是他的心却怦怦直跳。
他急匆匆推开门，看到李帅光着身子在黏着陈芳。李强知道儿子的目的，一时像发疯一样，拿起地上的四角木头板凳就朝他砸了过去。李帅被砸倒在地上后，李强还冲上去踹了他几脚。
反应过来的陈芳，趴在儿子身上，大声喊：“你打死我俩算了！”
李强满含怒气，把家里的锅都砸了，然后摔门而去。
“我当时就是打算不过了……”李强捂着脸，也不再看我。
那天深夜，李强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李帅早已睡了，陈芳躺床上装睡，一家人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第二天，所有人都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只是自那以后，李帅再也没和李强说过一句话。后来，李强发现他在新的笔记本上写上了一句：“谁知道，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李强也好不到哪里去，那天后，他各处找亲朋好友喝酒，借酒浇愁。一个半月后，他决定不在这个家待了，于是收拾好行李，没和妻儿说一句告别的话便回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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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尴尬，李强这次离开家后，就待在工地常年不回家了。陈芳给他打去电话，说李帅从被打后再也不黏着她了，一心都扑在学习上，学习成绩很好。
最终，李帅高中毕业，顺利考上父母满意的大学，在大学学习成绩也很好，每月的生活费，陈芳给打多少就多少，从不多要，也从不提什么多余的要求。每年的寒暑假李帅都回家，但他只在家待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去网吧了，就一直在网吧待到开学，中间只偶尔回家洗澡、换衣服。陈芳劝了一次又一次，嘴都磨破了，李帅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怎样都不肯回家。
“就是那次打李帅，把他的心从家里打飞了，打到他狐朋狗友那儿了。他不回家，天天泡在网吧，慢慢学坏了。其实，我那一打，也间接把那层窗户纸彻底捅破了，他不再和我说话，我更拉不下脸来主动找他说话。”李强再次抓着头发懊恼地说。
从2017年夏天开始，李强就不再上班了——因为双耳听力障碍最终被认定为二级伤残，工伤保险基金一次性支付给了他25个月的工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他可以每月从单位领取工资85%的伤残津贴。他用积蓄在主城区买了房，装修好后，一家人就住进去了。他打算等李帅毕业后，父子两人好好修复关系，然后等李帅结婚时，这套房就作为新房。
2018年5月，李帅打架勒索女友新男友5000元，李强为此赔偿了一大笔钱，换来李帅取保候审12个月。那天李帅从派出所出来时，李强和陈芳都去接他，李强本想教育他几句，但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来。父子俩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李帅回家后，第二天就去学校了。
没有想到的是，这才过了2个月，李帅又被公安机关抓了。李强听说取保候审期间犯新罪，再取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李帅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本可以有一个美好前程的，现在都将化为泡影。
更让李强难受的是，这一切本可以避免。他后悔5月份没有拉下脸和儿子说说话，也后悔在儿子初、高中期间没将事情摆在桌面上好好说清楚。他后悔自己因为那该死的脸面，不敢面对儿子，不敢鼓起勇气走出解开心里疙瘩的第一步，“总之，我没尽到当一个父亲的责任”。
李强用手搓了一把脸，很无奈地继续说：“实际上李帅和他母亲的秘密是属于过于亲密，按照俩人一直以来的做法，越界不多。如果不是李帅日记本中写的那些，他娘俩亲亲抱抱摸摸的我都能接受。我常年不在李帅身边，没对他进行正确的性教育，让他妈妈一个人天天面对他，所以都怪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不能怪孩子……”
我知道，一个男人能说出这些事不容易，也知道，作为父亲，李强自揭家丑，是为了告诉我李帅本性是好的，只是缺乏正常家庭教育，交了不良朋友才导致一时犯错，与其他犯罪嫌疑人不同，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对李帅从轻处理。
只是，感情的归感情，法律的归法律。
李帅被送进了看守所后，李强聘请了律师，律师尝试着再次为李帅申请取保候审，但我局决定不予变更强制措施。
更让李强遭受打击的是，这次李帅参与的案件是一个恶势力团伙案，李帅与亮哥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参与了寻衅滋事、介绍卖淫、敲诈勒索等3次以上犯罪，已经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非法影响，性质很严重、情节很恶劣，符合恶势力团伙的构成要件。
后来李强又来了局里几次，给我聊了一些近况。他说，李帅的事儿让陈芳崩溃了，每天在家里发泄着不满和委屈。他任凭妻子的巴掌打在自己身上，“我俩都太恨自己了，把这么好的孩子给养成这样，不能怪孩子，都怪我，让我去给他坐牢吧……”
我理解李强的悲伤，但是他没办法，他只能自己扛下所有的错，因为如果把妻子的过错说出来，受伤的将是所有人，他和妻子都没这个勇气。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能做的只是安静坐在他身边。等他缓过神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安慰他：“向前看，走下去。”
根据经验，我告诉李强，在家庭关系里，他们3个人都互相爱着，但都不知道怎么去爱，在一步处理错误后，与爱越走越远，也让李帅越发缺爱。李帅在青春期内，面对欲望，不知怎样克制和释放，加上青春期的男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内会出现想脱离父母发展的自主性，如果与父母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让他们走向同伴，跟随同伴的习惯、语言和规则，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甚至通过攻击行为外化他的情感问题，直至不计后果地做出违法犯罪行为。
“你必须先放下包袱，接纳李帅，告诉他，你一直都很爱他，要陪伴他，弥补他，不要给他压力，不要一家人都互相戴有色眼镜看自己和对方，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来……”
李强愣愣地看着前方，轻轻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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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帅自己选择走进网吧不一样，同案的大鹏和阿淳更多是没得选择。
我们到大鹏和阿淳的家中和村里了解，得知他们的家庭情况和个人成长与他们自己说的基本相符，都是单亲家庭。大鹏的父亲就是一个酒鬼，每次喝酒后就喜欢开车，出了多次事故，把家底都赔光了，曾被判拘役两次，醉酒后还家暴，所以妻子起诉离婚，大鹏才跟着母亲过。因为从小被父亲打骂，大鹏养成了又愣又横的性格，一根筋，“不服就干”，从来不考虑后果，初中毕业后，他整天在社会上瞎混，对朋友两肋插刀，很讲“义气”。
村里人对大鹏母子的遭遇很同情，但是谁都不敢和他们走近了，因为谁和大鹏的母亲走近了，大鹏的父亲就去找谁麻烦——他还经常到前妻工作的地方去闹，大鹏的母亲被逼得根本没法生活，找份工作，最长干不到一年就被闹没了，日子过得很艰辛。
阿淳生活在山区农村，父亲好吃懒做，吃喝赌样样俱全，母亲受不了就跑了。父亲常夜不归宿，什么也不管，阿淳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好不容易读完初中，怎么也不肯读了，到城里跟着比他大的“大哥”们瞎混，最终投靠了亮哥。阿淳自己啥都不懂，傻乎乎的，但是正是他这种性格，所有人都很喜欢他。
亮哥在有了死心塌地的“小弟”们后，“为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带领众人在他们活动的那一片区域寻衅滋事、敲诈勒索、介绍卖淫、故意伤害，成员间奉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习气，什么事都只讲“哥们义气”、不讲对错。他们甚至有意实施违法犯罪，打响自己的名号。随着他们违法犯罪次数变多，他们的势力和名声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团伙中的每个成员都欣然地享受这种满足感和虚荣心。
这些问题青年就这样“组建”了自己的新“家庭”。了解了他们的故事，我也更理解了李帅。李帅同其他小孩一样，在成长过程中缺爱，渴望爱，却又不知道怎样去爱，没人关心、没人引导，就走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
最后，王大雷因寻衅滋事被判刑，亮哥团伙成员的多数家长都对被害人给予了一定的赔偿，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加上所有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认罪态度都较好，法院根据案情对他们分别予以了适当的从轻处理。但亮哥等人被法院认定为恶势力团伙，亮哥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大鹏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阿淳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李帅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22年夏天，因为工作关系，我到李帅所在的辖区派出所，顺便跟社区民警打听起李帅，民警说李帅在2020年上半年被释放了，是他们派出所登记在册的刑满释放重点人口，他平时表现很好，只是大学的文凭拿不出来了，找了好几份一看就知道干不长的工作。因为疫情关系，李帅也没打算外出闯一闯，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每次来所报到，父母都陪着，“看起来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不像是个罪犯”。
亮哥、大鹏、阿淳他们，至今仍未出狱。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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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末夏初，彭帅站在玉桥街的艾可幼儿园门口，扭头回望那座不算高大、甚至看起来有点灰扑扑的教学楼，心里像堵了一块沉沉的铅块——1小时前，他刚在教学楼的办公室里签下了这家幼儿园的转让协议，他知道，从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起，这家由他亲手创立、用心经营8年之久的幼儿园，就此易手了。
那天的景象一直如刀刻般留在彭帅心里：远方挖土机的轰鸣声若隐若现，旁边大朵大朵的栀子花，香味浓得好像晚风都吹不散。幼儿园外的花开之后，这样的香气他几乎每天都能闻到，但他知道，这天之后，那些花儿就和他没有太多关系了。
彭帅心事重重，不久之后，他还要关停公司旗下的另一家幼儿园。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两家幼儿园的关停并非偶然，一年后登上话题热点的“民营幼儿园关停潮”，其实在此时已经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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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彭帅在玉桥街创立了艾可幼儿园（一园）。彼时由于大部分公立入园名额一票难求，许多家长都转而投向民办幼儿园的怀抱，幼儿园行业风头正盛，是众人眼中真正的朝阳行业。
彭帅和同行们觉得迎来了行业的春天——2016年国家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新生儿的数量迎来了一波小高峰，2016年、2017年中国新生儿数量分别为1883万人、1765万人，是继2000年之后最高的新生儿数据。
与之对应的是，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的民办幼儿园数量也达到了顶峰，全国多达17.32万所。2年后出台的一份关于民办幼儿园产业竞争现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也显示：在幼儿园品类的结构构成中，“中国民办幼儿园数量长期占据幼儿园总数量六成以上的比例”。
彭帅在当时的政策、分析报告和艾可幼儿园亮眼的经营数据的鼓励下，踌躇满志，准备在这个行业大展拳脚。他性格沉稳，办事并不鲁莽激进，经过了慎重的选址和筹备，在艾可幼儿园进入到稳定成熟的发展期后才开始自己事业版图的扩张——第二家和第三家幼儿园分别在2018年3月和2019年9月开园（下称二园、三园）。
2020年1月，彭帅在武汉的第四家幼儿园（四园）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装修，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那时他还没意识到，从此一切都将不一样了，当时他所有能想到的，是如何拼尽全力去度过这一场从天而降的危机。
直到现在，彭帅回忆起当初仍是百感交集。相较于大部分身边朋友对于生死的恐惧，他身上多了一层压力——3个运营中和1个施工中的幼儿园齐齐关停，何时能恢复正常，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已知的是4个园区的固定租金和老师员工工资的庞大缺口——他的幼儿园，也在经历一场生死劫。
之前已经投入运营的3个园区，仅仅房租和工资，每个月每家都需要20到50万的纯支出，四园虽然暂时没有工资支出，但因为占地面积大，每个月光租金成本也要10万多。对于彭帅来说，每个月在毫无进项的情况下，他要承担着近百万的现金流支出。
2020年4月解封后，彭帅和同行们几乎快把教育局的门槛踩碎，大家都在问“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学”，教委的回复，从“4月底应该能开学”变成“争取5月吧”，再到“6月看看能不能开两天，让你们减少一点损失”，迟迟给不出一句准话。
彭帅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希望在一天天破碎，到了最后，他的期盼已经退化为“能开一天都是好的”——能开一天，就能挽回一天的损失。
然而，为了防止管理失控，全市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最终全都等到当年9月才正式开学。开学那天，彭帅忍不住仰天长啸，旁人恐怕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他这9个月是怎么度过的——他和另2位合伙人卖了车，抵押了几乎所有的房产，孤注一掷，努力维持住现金流，才终于熬到了幼儿园正常开学。
二园是相对幸运的，彭帅与房东最终商议达成一致，减免了3个月的租金，老师们也同意只领取基本工资，所以尽管当年9月的招生情况并不理想，但踉踉跄跄，还算是勉强能合得上账。
但一园和三园的境况着实令他堪忧。
一园开在本市的老城区，也是闹市区，寸土寸金，租金高昂，园区规模不大，但胜在周围人群基数大，生源丰富，原本运营情况一直不错。可出乎彭帅意料的是，疫情之后，这个成熟的园区，就如同一位突受撞击的老人，看似硬朗的身子骨在受伤之后，就没法再缓过来了。
紧随其后的是三园，这家幼儿园开业于2019年9月，只运营了三四个月就迎来了疫情。伴随着9个月的关停，稀薄的基础完全无法应对后期生源缺乏带来的压力，入不敷出的三园，资金链毫无悬念地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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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秋季招生不理想，是彭帅意料之中的事情——疫情过后，大量的外来人口离开本市回了老家，这场出于人本能的趋吉避凶的迁徙，让这个城市的各个方面都大伤元气。他身边的朋友、熟人都在抱怨，工厂招不到工人，本地土著的房出租不出去，许多小商贩的门店都挂上了“停止营业”，连保姆保洁都变得炙手可热。
他相信省会城市对周边人口的虹吸能力，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一切都会慢慢回到最开始的模样，所以觉得这只是暂时的状况，并未过分担忧。
但他只判断对了一半——后面的一年里，外来人口确实如潮汐走了又回，周围的各种口音渐渐丰富了起来，可幼儿园的生源却迟迟没有回暖。
2020年9月复学后，一园苦苦支撑了一年多。尽管营收一直不理想，但毕竟是自己开的第一家幼儿园，是自己事业的起点，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意义，再者，一园的很多老师都是从开园之初便守着这家幼儿园了，几年的时间下来，大家早已生出了比雇佣关系更深一层的感情，所以彭帅不愿意轻易关停它。他虽然口中叹气，眼神却坚定：“只要这家园不亏本，我就会坚持开下去，就当养着这群老师们吧。”
那时彭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年的“招生难”只是困局的开端，他忽视了那条从2016年之后就平缓却又坚定地一路向下蔓延的生育率曲线——在教育部的统计数据里，2020年中国民办幼儿园入园儿童数量为819.32万人，较2019年减少了85.36万人，同比减少9.4%——这一年幼儿园的新生生源，还是2018年左右的出生婴儿，而2020年之后断崖式下降的生育率，要在2023年才会真正对他露出狰狞的面容。
2020年，全国范围内超过5千所民营幼儿园倒闭停业，2021年则是被彭帅的业内同行们普遍称为“幼儿园生源荒元年”——不仅是彭帅的幼儿园如此，周边的数家幼儿园全都笼罩着化不开的愁绪。
“那时候，一园实在是招不来学生了。”彭帅对着我叹出一口气，“我们做幼儿园，到现在已经做了七八年了，招生经验足够丰富，也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流程体系。可是，没有生源，蛋糕无论如何做不大，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个学年结束后，彭帅垂着头面对着一园的账本：2021年一年时间，新进生源只有50余个，而往年，这个数字应该是100多。最终盘点一番，仅这一年，一园的亏损便达到了近50万——幼儿园，不再是往常人们概念中的“会下金蛋的鹅”了。
再深的感情亦是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几番思虑之下，彭帅还是决定关停了一园。同样，三园在2021年亏损了40多万后，也静静迎来了关门的一刻。
于此，彭帅公司旗下就只剩下二园和四园还在举步维艰地继续挣扎。
我去过艾可幼儿园的二园，它坐落在本市的经济开发新区，处于新老城区的交界处。相较已经关停的一园和三园，二园的选址有其独到之处，这也是它现在尚能正常运营的基础因素之一——这个地段看似不那么起眼，没有老城区的繁华与车水马龙，也没有新区高科技企业集中的现代化感观，但却有足够多的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这所幼儿园看起来和常见的民办幼儿园并无太多区别，透过圆拱形的栅栏铁门望进去，是一大片铺着彩色塑胶的操场，占地1000余平米，各种活动器材足够孩子们的运动和娱乐；教室面积600余平，室内外合计1650平米，在彭帅的计划里，能容纳10个班级、最多300名孩子——若是招生能达到满员，运营数据虽不至于暴富，但也完全可以细水长流。
在过往几年，二园的招生一度确实是按彭帅的预期稳健发展的。2018年春季开园时因为是学年中期，才招到了40多个孩子，可到了当年9月，招生就达到了100人。2019年的两个学期，生源逐步增多，肉眼可见是平稳发展的趋势——直到2020年春节前后疫情爆发。
靠着较低的租金成本，二园熬过了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也熬过了2022年下半年几乎整整半年时间的封控关停，但它如今同样无法回避的，依然是“生源减少”所带来的冲击。
从2021年开始，彭帅就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孩子少了”。他的感受和统计数据是一致的，2016至2017年的生育率“小阳春”推移到3年后，便是2019年。那是大部分幼儿园迎来的最后一小波入园高峰，其中生源很大比例都属于二胎子女——二胎政策能刺激出来的生育意愿，基本还是已有生育史的家庭，“生的还愿意再生，不生的怎么也不肯生”。
那阵子，在艾可幼儿园的孩子，往往都是家里的老大在这里就读过之后，老二也顺理成章地跟着过来，老师们笑言这叫做“传承”。跟着哥哥姐姐们的脚步来入园的孩子们，也让幼儿园的招生工作简单了不少。然而这波小高峰转瞬即逝。2021年，彭帅和几个园长一起做了数据搜集和统计，发现前来幼儿园就读的二胎越来越少，新生的一胎也是越发稀罕。
生育的热情和意愿大概以“85后”、“95前”为一个模糊的分界点：前面的“70后”“85前”就算有零星的生育念头，也会很快被现实打回去——她们已经“生不动了”，不仅仅是自己的身体不再处于优质生育年龄，父母也年岁渐高，无法再在孙辈的养育上“搭把手”了；后面更年轻的两代人显然不再有生育的执念，有时彭帅和园里的年轻老师们聊天，那群“95后”“00后”嘻嘻哈哈地回应自己的老板说：“我们只想自己现在能过好一点，至于以后怎么样，不会管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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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和三园关停后，彭帅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二园的运营之中。生源缺乏已是事实，他和同行们同时都要直面一个现实而残酷的问题：如何活下来。
“抢人大战”自是不可避免了。以往对于一家幼儿园来说，招生、运营、教学研发，工作都是同等重要，不分伯仲，但如今，二园的吴园长能明显感觉到，老板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将招生划为更优先的工作内容。往年的招生工作一般都在开学前的两三个月开始推进，例如9月开学，那么园区会在6月左右开始部署下学期的招生，但2022年春节刚过，彭帅就给吴院长下了指令，招生从4月就要开始了——这比去年的5月又提早了1个月。
吴园长有些为难——招生工作如果花费了太多的精力，那么园里别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一所幼儿园的运转，犹如一台零件众多又紧密协作的机器，丝丝扣扣都需要严格契合，自己和老师们的精力是有限的，忙起来未免顾此失彼。但牢骚归牢骚，吴园长比老师们更能理解幼儿园目前面临的困境，她只能一边打起精神，一边安抚老师们。
安抚完老师后，吴园长自己的情绪也落入了一个小小的低潮，她回忆起去年年底的招生大战，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作为民营幼儿园，自然不能有公立幼儿园的矜持，大部分时候招生都需要“主动出击”。为了迎接今年春季的入学季，从去年11月开始，彭帅就拉着几位股东和她开了一场又一场讨论会，会议的主旨便是“抢生源”。
按照讨论，最先实行的，是展开一波“老带新”的活动——若是在读生帮助介绍来了新生，幼儿园就会给出学费减免、增送延时课和特色课等等优惠。这样的方式最简单直接，往年就一直作为常规化的手段，效果颇佳，幼儿园里孩子的家长们只要认可艾可幼儿园，便会积极帮助在亲友间宣传——但这个招生方法，也是大部分民营幼儿园的首选方案。
今年，彭帅想出了第二个方法，“利用网络宣传”。除了最普遍的常规发广告帖，他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心思：想尽各种方法搜集适龄儿童的信息，然后主动电话出击；花费不菲在朋友圈定制定向广告，尝试对周边3公里内的中年女性用户进行精准推广；去到各个视频平台发视频广告；把幼儿园的各种活动做成“美篇”，然后在网络上转发……
幼儿园人手不足，老师们应对日常教学和照顾孩子们便已分身乏术，彭帅交代下来的这些任务，自然落在了吴园长身上。她一开始有点不太乐意，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对着说明、按着步骤在电脑上学着做视频的剪辑，找身边的年轻孩子求教怎么在各个平台上发布作品并且与观看者互动。
没多久，吴园长就感到力不从心——一个几分钟的视频，背后往往需要数小时的制作过程。她实在太忙了，做视频的时间常常被压缩到了下班后，熬得自己哈欠连天。
吴园长问彭帅，是否可以招聘一个专业的新媒体人员来单独负责这些事项？但答复始终没有下文。吴园长就没有再继续追问，她清楚地知道，老板一直在试图压缩各项可能的支出，此时再去增加运营人员，显然颇有些不合时宜。但她发现，彭帅不知何时也学会了视频剪辑的相关技巧，在自己忙不过来时，老板便亲自上阵了。
几番操作下来，招生的情况有了一些进展，但吴园长和彭帅也累得够呛。
和吴园长关系好的小吴老师私下里忍不住问她：“您说，幼儿园虽然算是服务行业，但是这么多年，也没看到您为招生累成这样呢。”
吴园长揉揉眉心，苦笑了一下：“你说，现在除了这些法子，还能怎么招生？现在彭总就像和其他幼儿园赛跑一样，那些孩子就在跑道前方蹦蹦跳跳，咱们谁先赶上一步，谁就求到那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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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2022年11月底，彭帅和另两位股东开了一场小会后，神色略带严肃地找到吴园长商量：“我们想了想，（明年春季的招生）可能还是得降一下价。”
吴园长对这话并不意外，虽然所有人都不愿走到这一步，但是其实谁都知道，“抢人大战”贴身肉搏到了最后，肯定躲不过这一招。
二园的定位属于中档幼儿园，这是依据周边生源的情况定下的。经济开发新区的居民大多以外来人口为主，收入有限，消费能力不算太强，对价格敏感。因此，从开业起，二园的学费定价便不算高，初始定价只要9000元一个学期。周边的绝大多数幼儿园定价也都在类似的区间浮动，拉不开差距。
彭帅和吴园长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形：这些来省城务工的家长们并非不注重教育，为了考察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在开放日的时候，大多数家庭都是全体出动，父母，甚至双方老人，6个人齐齐到场，他们会关注老师是否负责任有爱心，会检查教学环境是否舒适，会关注操场是否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会考察食堂的餐食是否卫生可口……但在考察完艾可和周围几所大环境相差无几的幼儿园之后，不少家长最终决定孩子去哪家幼儿园的关键因素，往往就在于那便宜三五百的价格。
这种情形让彭帅苦恼，这些太关注于价格的家长，对于区域里每一所幼儿园来说都不算好事，大家被迫陷入了价格的博弈，精细又艰难地计算着成本与盈利的平衡点。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彭帅也非常能理解那些家长的纠结与无奈——这般略带窘迫、斤斤计较的状态，才是大部分人的真实人生。
多年来，对于收费定价，彭帅和周围的幼儿园“友邻们”早已结出了一种默契与竞争参半的关系。可现如今，默契已悄无声息地被打破，“降价”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
吴园长还想再挣扎一番。作为园长，她清楚园内的运营压力，房租水电和人员工资的成本是固定的，收入却在持续减少。本来就稀薄的营收早就让她做起事情来束手束脚了，一旦再降价，她的压力只会有增无减：“本来转成‘普惠园’后，学费就降了一道，现在‘普惠园’的补贴也拿不到，哪里还能再降价？彭总，你算过账没有，再降大概就要亏本了。”
（编者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具有资质合格、办园达标、行为规范、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收费指导价的民办幼儿园，政府对学生有一定学费补贴。）
彭帅当然知道吴院长的顾虑，但也只能强行压下心头的焦灼，轻言细语安抚：“我当然知道，我是比你更不愿降价的啊。先不说营收的压力，单单想到降价对我们品牌的伤害，我就心痛。降价伤客又伤己，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不降，别人降了，那生源就全被抢走了啊。”
两人一起沉默了。他们都知道，生源被抢走是幼儿园最不能接受的事情之一。一名生源若是转到别家幼儿园就很难再回来，一丢失就是至少3年，若孩子家中还有二胎，损失则更大。
聊到最后，彭帅和吴园长商量出了具体的方案：降幅定在500元/学期。但彭帅给降价的活动增加了一个限制：“做成限时优惠吧，设定为接下来的12月到明年元旦前，这一个月内报名才能享受这个降幅。”
2023年元旦之后，在降价的刺激下，二园的招生数据虽不如前些年耀眼，但也差强人意。吴园长悄悄松了一口气，神经终于可以不那么紧绷了。但彭帅比吴园长更焦急，他清楚降价就如阿司匹林，只能缓解暂时的疼痛，却无法解决侵入骨髓的困境。
彭帅将目光投向了办公室的一角，那些教材和教具样品堆在那边已经很久了，他却一直没有翻动过——大部分民营幼儿园在收费和硬件环境上都与公办幼儿园有不小的差距，想要与之分庭抗礼，除了相对充裕的学位名额，主要的优势就是教学内容了。从艾可一园创立之日起，教研活动就是彭帅和园长老师们的重点工作。这些年下来，彭帅和几家优质教材供应商建立了成熟而规范的供应和升级体系，与之对应的特色课也成了艾可几家园区有别于本地公办幼儿园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彭帅一直在想，想要和附近的幼儿园拉开差距，价格战是下策，课程的优化才是“破局之法”。可是，陷入生源大战中的彭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将精力放在课程内容之上了。如今招生工作告一段落了，他才能有心情看一看这些样品。
可稍稍定下心来的他，似乎找不到“课程升级”的突破口了——说起来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背后却需要大量的体系支撑：教材教具的升级迭代，课程的研发和丰富，教学的打磨……一点一项，全都需要丰沛的资金支持。可他已经实在拿不出钱了。
隐患还不只在于教材教具。幼儿园盈利不足，老师的收入也在下滑。民营幼儿园的老师们没有“编制”加持，对岗位往往也没有太多执念。这些20岁左右的女孩子，不少人还都玩心未泯，一旦收入持续降低，便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因疫情关停的9个月里，尽管彭帅抵押自己房产来贷出资金给老师们发基本工资，但那点微薄的薪水还是远远够不上在这座城市里的基本生存需求的，当时不少老师选择了离职甚至转行。
彭帅对于她们的选择充满理解，但这并不能代替家长和孩子们的感受——三四岁的孩子，尚在对抗与父母的分离焦虑，对老师的依赖前所未有地强烈。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师团队的稳定性都极为重视。
2022年一年，二园已经陆续有好几位老师提出了离职，彭帅无奈，只得咬咬牙把她们的待遇强行提高了一些。这样一来，二园的流动资金就越来越少了。
彭帅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恶性循环的入口——降价招生一旦开启，只会进一步压缩幼儿园的利润空间，而没有资金，就没有课程和教师的优化，体验感降低后，对招生必定会有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招生不足，盈利不够，就更拿不出利润去做园内的优化……如此往复，像一个离开树根枝干滋养而渐渐萎缩的苹果，寻不到破局的办法。
5
短暂的平静过后，突然有一天，一位熟悉的家长找到彭帅，踌躇再三，还是吞吞吐吐向他透露了一个情况：隔壁海腾幼儿园的招生人员找到他，神秘兮兮地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我们作为普惠园，是有政府补贴的”，接下来，招生人员向他承诺，若是将孩子转学到海腾，海腾便把这个补贴拿出一部分来返给家长。
家长转述完海腾幼儿园的承诺后，用略带质疑的眼光看着彭帅，似乎有未说出口的责怪：“补贴的事你们怎么从来不说？这还是海腾幼儿园告诉了，我们才知道。”
彭帅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估计，海腾的招生人员恐怕不会仅仅只找到这位家长，想必早已经将“所有能挖的墙角统统挖了一遍”。他又气又急，已经记不清是如何应对完这位家长的了。送走他后，彭帅将自己狠狠摔进沙发里，重重呼了好几口气，仿佛才能将肺里的一股浊气排尽。
在去年决定降价之前，周围几家幼儿园的老板们提前坐在一起，进行了一场简单的碰面。为了避免降价抢生源的情况失控，更为了避免陷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恶性竞争，几个老板彼此商定了一个底线，虽未白纸黑字，但也算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否则，价格战一旦失控，谁也活不下去。彭帅很清楚，海腾幼儿园的这个“返补”方案，是变相的降价，他们打着“普惠政策”的幌子，暗戳戳地破坏了之前大家好不容易达成一致的约定。
2017年5月是学前教育行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颁布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左右”。2018年11月，国务院发布政策，再次强化了上述目标，并进一步要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随后，将这个“5080”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与问责体系。
在彭帅看来，幼儿园从扩张到萎缩，除了疫情和人口的影响，政策的变化也是导致民办幼儿园举步维艰的因素之一。随着“5080”目标的确立，全国幼儿园的办园结构急剧调整。那些原本以“民办园”为主体的地区，必须新建一大批“公办园”才可能完成指标任务——如果说“民办园”之间的关系是“贴身肉搏”，那么“公办园”对“民办园”则是“碾压式地打压”。
彭帅是在2019年接到的政府通知，要求将艾可幼儿园的二园转为普惠幼儿园的。接到通知的第一时间，他本能地有些抗拒——二园转型后，性质虽还是“民办”，收费却只能是“普惠”了。最关键的是，他无法预知转为“普惠园”后，现有的办学模式会发生哪些变化。
但后来，彭帅才知道自己的犹豫颇有些多余——政策推行下来时，他们是没有选择空间的。从市级细化到区级，每个片区最后都一一划分了本区域里相应的“普惠率”，这是需要强行达标的数字，也是要作为行政部门最终的考核结果的。
参加完了一场一场的会议后，彭帅意识到了情势不可逆转：从国家政策的层面考虑，想要提高生育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降低养育成本，而幼儿园的高收费一直都是饱受诟病的重灾区。
“国家既然下了决心要推行这项便民政策，”相关的负责领导拍拍彭帅肩膀，“你们都要好好配合，做好相应的工作啊。”
这次转型，成了不少高档幼儿园发展的分水岭。彭帅的好友天哥经营着一家高档幼儿园，每学期学费6万多。按本地政策要求，“普惠园”的收费上限为7980元/学期，天哥幼儿园的学费直线下降，即便加上少许补贴，收入也直接降为原来的零头。得到“转普惠”的消息后，天哥愁得整晚睡不着觉，他最后掰着指头给彭帅算：除了压缩老师工资和奖金、取消部分课程、减少玩具教具开支、降低伙食标准这些之外，自己已经无计可施了。可幼儿园还是只能配合着政策完成了转型，“能怎么办呢？不然就只能直接关园了”。
随着幼儿园的各项软硬件质量的降级，那些对幼儿园环境有要求的家长纷纷带孩子转到别家的“非普惠民办园”，失去了一大批原来的优质生源，天哥的幼儿园泯然沦为和周围园区严重同质化的幼儿园，之后的招生一年比一年困难。
不久前，彭帅和天哥喝了一场酒，酒过三巡，彭帅望向对面的天哥，那个愁容满面的中年人的面庞上，再也找不到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了。
转为普惠园，本身收费不算贵二园受到的冲击没有彭帅想象的那么大，有政府给出的补贴，收入勉勉强强能持平。看到天哥的遭遇，彭帅那时还有些庆幸。但疫情过后，政府对于“普惠园”的补贴发放开始变得迟缓甚至拖延起来——最开始，彭帅和吴园长还会去问一问催一催，碰壁的次数多了后，他俩也就不再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了：“谁都知道，现在政府也困难，所以能不能发、什么时候发，也不是我们催得来的。”
所以，当彭帅听说海腾幼儿园承诺“返补”后，第一反应是疑惑——莫非海腾真能拿到补贴？若真是他们拿到了补贴，为什么不赶紧把钱用在园区的调整上？想到这里，彭帅抬头看看浸润着自己心血的二园，目之所及，是太多想要做的事情——有些角落的装修已显斑驳，急需修葺；有不少教学物资一直缺位，等着补给；还有那些答应了老师们的补贴迟迟未到位……桩桩样样，彭帅都曾寄希望收到补贴后能一一落实。
他更气的是，“普惠园”的补贴原本就是政府针对降低学费后对幼儿园做出的补偿，从来就不是返给家长的。海腾的做法，既随意给家长们扔出一颗不真实的烟雾弹，又单方面破坏了原本同行们“优惠要有底线”的约定，实在是不地道。
吴园长观察了一下彭帅的脸色，想了想，小心翼翼地发问：“那我们怎么办？”
彭帅仿佛听到了，又仿佛没听到，目光盯着墙角，没有接话。
一天之后，彭帅乌着眼眶回复吴园长：“告诉家长们，我们也返补贴。”
吴园长张张嘴，欲言又止，她知道：“哪是什么返补贴，就是跟在海腾后面降价罢了。”
彭帅还交代了吴园长另一件事情：“从这个月起，伙食费的退费政策也做一个调整吧。”
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不比中小学生，请假特别频繁，生病了、家里有事了、起晚了、天气不好了、心情不好了……统统都是请假的理由，大部分还都是当天早晨临时请假，对于幼儿园准备食材一直都是很大的困扰——从早饭到中饭再到下午的加餐，采买与备料是要提前完成的，孩子当天请假，食材的损耗没办法避免。
艾可的几家园区伙食费一直是按月收取的，只有孩子请假达到3天以上才能进行退费，家长们对此欣然接受。但这次，彭帅仿佛下定了很大的决心：“以后就按天计费，吃多少天收多少天”
吴园长还有些犹豫：“那运营成本就又增加了好多啊。”
“没办法，价格战不好打，只有拼服务了，只有要让家长们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和品质，这是无形中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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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园如何运营下去，彭帅在长久的一筹莫展中，也曾经找到分管的领导，想尝试着聊一聊，找到一些方向。领导给了他一个建议：“试一试‘托育班’吧，对于这一块，目前国家和政策的态度都是扶持的。你们只需要在证件上面做一个项目的拓展，增加一个‘托育’的项目就可以了。”
彭帅大喜，连连道谢。回家后，他赶紧查找了相关的政策信息——2019年5月，国务院发文，“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岁至3岁的幼儿”。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也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
去年9月的招生结束后，二园比往常少招了几十个孩子，正好也有空出来的教室。彭帅立刻新开了一个“托班”，招收2岁半到3岁的孩子。
“托班最大的优势在于收费不用受到‘普惠园’的指导价限制。而且一旦能抓住一个托班的孩子，那么很大可能，孩子的幼儿园3年也有继续在我们这里读下去。”对于那时的彭帅而言，这样的自救尝试似乎让二园在求生挣扎中抓到了一根浮木。“如果情况顺利，未来我们有可能会尝试加到2个班，或者3个班。”
和彭帅一样，全国各地的民营幼儿园都在试图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比如上海市教委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已有超过50％的幼儿园开设了托育班，其中超过一半为公办园。北京、安徽、山东等地也从2022年开始探索“幼托一体化”试点。
尽管托育班暂时缓解了二园的生存危机，彭帅依然偏谨慎，在今年春季新开的学期里，他并没有如吴园长所愿，开第二个托育班。
彭帅没有对吴园长过多讲述其中的考量，只有他自己知道顾虑在哪儿——经过了上一番波折后，他已经学会盯住文件中的个别字眼：“‘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这个‘有条件’太宽泛了。什么叫‘有条件’？是有意愿、有空余学位和教室即可？还是需要各个部门一层层审批检查通过才行？”
彭帅的顾虑不无道理，托育班孩子年龄偏小，一旦要决定大量铺开，那么幼儿园环境和护理条件的完善，都需要他对园区进行再一次大范围的改造。同时，“小小孩”的生长发育、敏感期与3到6岁的幼儿差异巨大，哪怕只隔了半岁，需要的护理条件和强度都不可同日而语——那也意味着，幼儿园需要招到更多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综合能力更强的老师，以避免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可这样的老师，目前在国内的保育老师体系中整体都是稀缺的，工资也水涨船高。
“想要大面积铺开‘托班’，这些无形中增加的成本都不可避免。对于现在的二园来说，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负担。”彭帅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光亮，却又很快被愁云笼罩。
成本的增加还不是开拓托育班的唯一障碍，与此并行的难题，依然在于“招生”——从长久来看，新生儿总体的数量依然是萎缩的，而相对高昂的托育班费用肯定会挡住了一大批家长们的脚步。尽管彭帅已经将利润努力压缩，但每个月几千元的费用对于不少家长来说，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说起来也挺讽刺，养育成本过高导致生育率下降，出生人数的骤减导致幼儿园招不到生，可如果解决方案就是开‘托班’的话，岂不是依然在加重养育负担吗？这个闭环，又该怎么去破解呢？”
相较于二园的艰难挣扎，倒是最后开办的四园，生存目前显得容易一些。
四园最终没有被规划至“普惠园”，每年学费的定价不受限制。彭帅几经斟酌，将学费定在了1.4万/学期。这样的收费其实并不算高，毕竟，四园各方面的运营成本都要比二园高很多。
首先是租金，四园占地面积比较大，室内2000平、室外4000平，一年就是100多万；其次是装修成本，从基础设备到各项软装，彭帅都是大手笔投入。高昂的前期投入，带着回本预期和贷款利息，一起沉甸甸地压在了后期的运营压力上。
相比二园，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便是四园在教学上的开支：彭帅考察过周边的家庭，都是收入相对较高，这也意味着家长们对教学的要求会水涨船高。为此，彭帅设定了更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聘请了更优质的师资，购入了更高端的教材教具。“蒙氏教学”，“双语浸润”，常驻外教老师，还有诸如马术、插花这样更高端新颖的特色课，让艾可四园在周围数家幼儿园里显得鹤立鸡群。家长们口口相传之下，四园的招生一直都不用发愁，开业不久就达到了满员状态。
彭帅对四园的定位很清晰，它的收费并不像那些贵族幼儿园般高昂，但这样的利润空间也足以支撑园区的各项支出，也许在各方顺滑默契地运转之下，四园能一直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他曾经感慨，如果还有机会再新开一家幼儿园，四园的模式一定是他的选择方向——一味的低价从来不是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合理的利润才是生存和升级的关键。
吴园长常常会羡慕四园，但她也知道，这样的模式是无法复制到二园的。如今的二园脆弱得像一个玻璃花瓶，哪怕一点最微小的学费涨价，都可能导致生源的流失，让它摔得粉碎。彭帅也曾想过，如果二园生源继续减少，是否能尝试之前一直设想的“小班化教学”？但他很快想清楚了答案：不可能，“小班化”意味着更多的支出和成本，在生源有限的前提下，以二园为代表的民办幼儿园们，没有谁能做到。
“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经济的问题。”
尾声
彭帅送我走出幼儿园，路过操场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同时被那些欢笑尖叫的孩子们吸引。孩子们像一只只软萌可爱的小鸡雏，跟在老师身后摇摇摆摆，烦恼和他们好像离得很远很远。或许很多年后，他们长成艰难的成年人后，才会意识到，时代的大浪载沉载浮，不论是个人还是行业，都如浮木般漂漂荡荡，不知会被浪头打到哪一个驳岸。
彭帅的视线扯向远方，似乎在回忆什么，又好像在思考什么。我看向他许久，他才收回思绪，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起：“去年下半年，我去北京、上海许多幼儿园考察了一圈，那里的托管班市场要比我们这里好很多。毕竟一线城市的收入高，能承担托育费用的家庭也多得多。可是，全国那么多幼儿园，又有多少能开在北京上海呢？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一轮又一轮之后，还有多少人能笑着留下来。”
（文中机构、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