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6年年初，我把男友宁远带到了省城的一个城中村里，当时我父母就住在那儿。
城中村的人流很大，周围闲置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种菜，十块钱可以买到几斤水果，一盆子菜只要一块钱。到了晚上，大排档、烧烤摊纷纷开张，烟火气息十分浓厚。我去父母那儿住过几次，就发现那里很乱，有瘾君子，有做擦边生意的女人，还有小偷不时出没。有的男人醉酒回家，两口子在半夜旁若无人地吵嘴打架也是常有的事。
我父母租的房子是本地人违建的，一年的房租还不到一万块。那栋楼一共4层，每层住了4户人家。朝内的两户人家要共用一个厨房，我父母租住的房子朝外，虽然有很窄小的厨房和卫生间，但光线很不好，白天都需要开灯。卧室也不大，他们的东西又多，屋里时常有老鼠、蟑螂窜来窜去。
男友第一次上门，说实话，我的内心是忐忑的。
宁远是我的高中学长，当时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了。他性情温文尔雅又做得一手好菜，我就被他精湛的厨艺给“收服”了。相比之下，我的学业和事业都还没有着落——2014年，我考入了一所专科学校，经过学习，我意识到了学历的重要性，就打算参加2017年5月份的专升本考试。备考期间，我听说这个考试的通过率只有5％，我怕自己考不上，就开始思索其他出路。
人迷茫时容易想很多，我想我可以早点工作，又想到工作稳定后可以早点结婚，毕竟我曾是留守儿童，从小寄人篱下，一直都迫切地希望拥有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宁远也想结婚，一来他年龄比我大，看到身边的同龄人纷纷结婚，他有点绷不住了，二来我们的感情一直不错，他想早点成家稳定下来。
于是，我们挑了个合适的日子，带着精心挑选的各种礼物上门了。没想到，我父母见到宁远并没有欢天喜地、笑脸相迎，反而冷着脸，让场面变得十分尴尬。
饭桌上，大家默默吃饭，我说我打算毕业找到工作了就结婚，父母竟然直接扔了筷子。他们不喜欢宁远，甚至有些嫌弃，原因很简单——他不是本地人，还是典型的无车、无房、无钱的“三无人员”。哪怕他在省城有一份工作，也不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在老一辈眼里，他的工作朝不保夕，指不定哪天就“提前下岗”了。再者，宁远家世代务农，指望一个农民家庭拿出几百万在省城买房，简直是天方夜谭。
父亲冲着我咆哮：“我就问你，结婚后你住哪儿？难道要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漂泊一辈子吗？”
这句话彻底撕开了我心底的伤口，我大声质问他：“漂泊？难道我不已经这样漂泊十来年了吗？我住在别人家里受尽委屈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句话？自古以来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他虽然在省城没有房子，但人家逢年过节回去好歹有个自己的家落脚。我呢，我有什么？我只能在别人家里看着别人一家其乐融融的，你们怎么不说给我一个家呢？”
“啪”，一个耳光甩在了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我满腔悲愤，只听见父亲继续说：“他那也配叫‘家’？如果你觉得那也叫‘家’，我也可以把老家坍塌的土墙再抹一遍，我那也是‘家’！”
我自知多说无益，干脆闭嘴。宁远无可奈何，灰溜溜地独自离开了。我站在厨房那满是油烟的窗前，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忍不住落泪。
2
我是一名95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小时候，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老家的土房子里，我在那儿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我家房前有稻田，屋后有翠竹，踏出后院就是果园、菜地和鱼塘。到了水果成熟的季节，我放了学就带上小黄狗去后院采摘，累了躺在黄角树的大枝干上小憩，渴了就去井边喝水，无聊就追着鸭鹅狂奔……
可这幸福的日子，在父亲决定外出打工的那一刻戛然而止了。
2005年春节的一天，我家来了很多客人，大人们欢声笑语，孩子们跑前跑后，我却闷闷不乐——天亮以后，我就要带着几个被行李塞得胀鼓的蛇皮口袋去投奔亲戚了。
次日，父母把我交到一个做老师的亲戚手里，就头也不回地乘大巴离开了。之后，他们从大城市打电话回来，总要反复叮嘱我：“在别人家不比自己家，你要听话，要懂事，要学会看别人脸色说话做事，要学会讨好主人。我们在外面挣钱不容易，不要让我们为你的事操心……”
我也确实感受到了父母的不容易。过年时，别家的孩子穿新衣服，而我穿的是父母在城里捡回的旧衣服，偶尔有一两件新的，也是中年人的款式。我的满心欢喜在全班同学的嘲笑声中化作了泡影，可我还要在电话里对父母不住地夸赞，只为努力做到“懂事”。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亲戚对我还不错，但在某些时刻，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亲戚出差回来，给家里人带了礼物，可分到我这儿的时候，行李箱空了；冬天，亲戚家的孩子没站稳滑进了门前的水沟，负责带孩子的我当即挨了五记耳光。我不敢把这事告诉父母，亲戚倒是主动坦诚，他们在电话里说说笑笑，最后我父母说：“她不懂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因为父母常年不在身边，我成了没有爹妈管教的野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都不敢还手。一次，在教职工家属院里，一个男孩故意用水枪呲我。我一再忍让，最后实在忍不住抓起了他的红领巾。他先是出言挑衅，之后又哭着跑回去告状，说我欺负了他。
男孩的爸爸是学校的教务主任，我的亲戚只是个普通的教师，亲戚得知此事后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我去登门赔礼。对方家长态度十分强硬，也不问我事情的经过，最后我实在不记得那天我说了多少个“对不起”。
终于熬到过年，父亲带我回了老家，可家里的土房子因为无人打理，已经在暴雨的冲刷下破损了。无奈，我们只得寄宿在邻居家，我多想跟父亲说：“不去别人家，我们回自己家。”
父母打了几年工，挣了一点钱，在省城四处看房的亲戚提醒他们要适时买房。但我父亲不为所动，他觉得房价有下降的那一天，等亲戚买完房，他还说人家的房子“过于老龄化”。
省城的房价说涨就涨，一涨再涨，亲戚都能置换得起房子时，父亲才开始后悔。但后悔也没用了，房价早已超出了他的能力承受范围，在省城买房成了奢望。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们家的那几间土房子彻底成了危房。不久，政府下达了修缮危房的通知，大意是若房主在原有的宅基地上修缮房屋，就可以领到一笔补助。老家亲戚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我父母，却被我父亲以“以后不回来住”为由拒绝了。
没过几年，政府又下了一次通知，承诺只要房主重修危房，就会予以三到五万元的补助。当时老家有个亲戚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自家的房子迁移到了公路边，自己只出了几万元就修起了一幢两层的小楼。大家都劝我父母仿效，父亲却说：“我女儿以后是不会回去的，房子修好了空着也是空着。”
政府最后一次给的福利，是公路边修好的带院坝的小区，危房房主只要出几万元就可以拿下。亲戚们又一次劝我父母买来自住，可父亲说：“我女儿读书正需要钱呢，况且那房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街或种菜都不方便……”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老房子在经年的风吹雨打中化作了一堆黄土，最后只剩下几扇木门在废墟中苟延残喘。我的家荡然无存了，我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根”。
3
为了少给亲戚添麻烦，我上中学就住校了。乡镇中学的住宿条件很差，一间宿舍住12人，冬天的早上也没有热水供应。每个月父母会给我一点生活费，其他时候我们互不打扰。每当我在生活上遇到难处，我都会选择闭嘴，自己扛。放假的时候，我只能去亲戚家，那种痛苦就像进牢房一样。我恨自己长得太慢，认为进入大学就能解脱。
我读高三的那年冬天，父母回来过年，也寄居在亲戚家。没住几天，母亲就受不了看人脸色的滋味了，她在父亲面前不住地唠叨埋怨，我听了只觉得可笑。父亲大概是烦了，他决定带我去拜访其他亲戚，以求换个住处再混些日子。
正月初一的晚上，父亲坐在一位亲戚家的沙发上，很认真地问我：高考估计能考多少分？以后打算做什么工作？我还在盘算该如何回答时，他劈头盖脸地骂：“我就知道，我辛辛苦苦供你这么多年，读成了书呆子了！一问三不知，你不如趁早跟我出去打工，还省点钱。”
那是亲戚刚搬进去的新房，又是正月，传统的忌讳我是知道的——我强忍住眼泪，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不要计较，但父亲顺手抓起茶几上的核桃铁夹向我的脑袋砸来，母亲坐在一旁默不作声。
我终于忍不住了，眼泪顺势而下。父亲命令我停止抽泣，继续呵斥：“丢人现眼的东西，只知道哭，没点出息，那么多书都白读了……”原本亲戚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见到这种情形，立马起身离开。
那个晚上，我捏了捏兜里的钱，无数次想逃离——但我又能去哪里呢？高考在即，那么多日子我都熬过来了，最后的几个月还不能忍吗？
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早晨，父亲突然命令我收拾好所有的行李搬离那个做老师的亲戚家，去另一个亲戚家里住。我一头雾水，还是默默照做，我翻出了蛇皮口袋和大牛仔包，把它们一个个塞满，扛下了楼。坐在三轮车里，我任凭泪水模糊了双眼，心里一再念着：要是我有家就好了！
大二的寒假，我们一家去省城的亲戚家拜年，父母与主人打牌娱乐。我感冒了，亲戚家没有取暖器又开着窗，我冻得手脚冰凉，只好依偎在角落里哈气搓手。
到了傍晚，牌局结束，亲戚提前去饭馆订餐了，我们一家三口走在后面。不知道父亲是输了钱还是别的原因，他从出门起脸色就很难看，一直在跟母亲掰扯。我低着头默默跟着，突然看到前面的父亲停下了脚步：“你今天做什么要拉垮着个脸？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在别人家要学会讨好主人，要学着乖一点——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成心给我难堪吗？”
我说自己不舒服，父亲说不舒服也不该耷拉着脸。“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看着就晦气，我越看你越来气！”光是说似乎还不够解气，他顺手把不锈钢保温杯砸向我。我脸上挂了彩，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父亲没有丝毫同情：“哭什么哭？你现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给的，我还不能说你两句了？少丢人现眼的！”
多年积攒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我气急攻心，没几分钟就感到呼吸不畅，倒在了路边。父亲觉得我是装的，走过来踹了我一脚，母亲也在一旁“恨铁不成钢”。听着他们的咒骂声，我的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脑袋一片空白，心跳不断加速。我想呼救，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最后全身很冷，不停地抖动。
这时亲戚赶来，一看苗头不对，立即掐我的人中，看我反应不大，她转头冲我父亲说：“你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有什么好歹，你不会后悔吗？”
父亲这才送我去诊所，医生怕是心脏病发作，让他们赶紧送我去急诊。亲戚拦了个三轮车，一路上不停地给我暖手、抚胸口、安慰我，折腾好久，我才渐渐恢复了意识。
事后，父亲一再向我道歉，但这件事还是永远无法从我心里抹去。
4
我认为自己所受的种种委屈的根源是因为家里没房。“一定要尽快有自己的房子”，成了我心中的执念。
回到学校，我只要有时间就去兼职，无论薪酬多少。我打过周末工、暑假工，在饭馆端过盘子，做过超市促销员……兼职结束，我舍不得坐公交，要步行两个多小时回到宿舍。当室友们讨论着大牌化妆品时，我只能默默地戴上耳机装听不到，我从心里知道自己跟她们不一样——我是没有依靠的人，没钱，也不敢享受。
宁远知道了我的经历之后，很郑重地对我许下了承诺，说以后要给我一个家——这是我父亲都没敢说出口的话——为了实现承诺，已经参加工作的宁远早出晚归，拼命加班，有时直到凌晨才有空回复我的消息。
我们的约会变少了，大学城29块钱一个人的自助餐，我们能吃到扶墙走，因为那是我们攒了快一个月才可以吃的“大餐”。我们办了一张银行卡，共同往里面存钱，看着余额一点点增加，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宁远是个乐观的人，跟他在一起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却足够踏实和开心。他一再鼓励我要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去尝试、去挑战，他就是阴冷黑暗的隧道里的一束光。
出租屋内的“硝烟”逐渐散去，拉不下脸的父亲让母亲来厨房传话：“你爸的意思是，找个有房子的本地人，以后你的日子可以过得轻松些。挣钱不易，咱们外地人要想在这省城买房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结婚不是图现在，要看将来，你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我一听这话就火大，因为我的一个高中女同学就是这样选择的。她和我一样来自农村，后来找了一个在省城有房子的男人结了婚。三房双卫的房子看似够大，可里面除了他们小两口，还住着丈夫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用她的话说就是，“吃饭都打挤，洗衣服都要排班”。三代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经常闹得鸡飞狗跳，她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外人”，私人空间仅限于关上卧室门后的那张狭小的床，根本没有归宿感。
母亲说：“但也有不一起住的家庭啊，不是有男方父母给自家儿子买好婚房的？你怎么不想着找这种呢？”
那一瞬间，我觉得母亲很天真——我们家一无所有，在这个城中村的栖身之处都是租来的，她是哪儿来的自信认为条件好的人家会看我？即便我撞了狗屎运遇上了，人家的房产证上也不会写我的名字，说到底，我随时都会被扫出门，还是没有家。
母亲说：“即便房产证上不写你的名字，你好歹有个住处啊，那也总比租房子结婚好吧。”
我彻底无语了，也顿悟了。我身边的同龄女孩，她们的父母半生努力奋斗，就是怕女儿将来嫁了人在婆家没底气。而我的父母，为了一套省城的房子，就愿意让我去过那种委屈巴巴的小日子。以前我只觉得他们是能力不行，所以一家人才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现在我明白了，能力不足只是一方面，他们的骨子里就不争气。
不久之后，宁远给了我一个惊喜，他凑足了首付，可以看房了：“我爸妈出20几万，加上我手里的30来万，付个首付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要委屈你跟我一起还房贷了，你愿意吗？”
他舍不得吃穿用，攒了7年，终于攒够了。尽管这笔钱在省城动辄百万的房价面前是杯水车薪，但我早已想明白了：即便努力过后我们还是买不起房，即便以后要租房过日子，他依然是我要选择的人，与他在一起生活的地方，就是我理想中的家。
“你父母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我内心很担忧——他的父母也是农民，收入不高，如果因为我们买房让两位老人扛上巨债，我心里不踏实。
宁远说他父母卖了家里的田地、树苗和闲置的棉絮加工作坊，又添上了他们准备买养老保险的钱：“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他们说这是他们做父母的修行，说只要我们以后过得好，他们也就好了。”
说着说着，宁远哽咽了——那间小小的棉絮加工作坊是他爷爷传下来的，宁远就是靠着它的支撑才读完了大学。
那天，我俩在街角抱头痛哭。宁远说：“你放心，我以后一定更加努力工作，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5
婚礼如期举行，因为娘家没有房子，我是在酒店里等来的接亲。婚后，我和宁远马不停蹄地在省城看房，但过程并不容易。
省城的规划一路向南，导致南边的房价遥遥领先，而宁远恰好在南边上班，我们想在那附近扎根，就只能负担得起一个“套二”——这也不是不行，但我俩都是独生子女，买房肯定要考虑父母。
公婆在老家过惯了，一再表示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来城里与我们同住；我的父母在农村没房，他们的晚年生活自然要我来负责。想到这儿，我内心纠结不已——我与父母从小分离，偶尔见面也是摩擦不断，要是在一起住绝对不得安生。可想到他们常年打工的艰辛，如果让他们租房养老，就算我不会良心不安，亲戚们也会觉得我不孝。
思来想去，我觉得咬咬牙买一个“套三”是最优的选择。可是在南边，“套三”这种户型实在太抢手了，新盘我们摇不上号，二手房稍一迟疑就被别人加价入手了。首付的预算一再提高，月供6千几乎是极限——我们俩的父母都没有保险，以后我们养老养小都要钱。
我父母对这些现实问题视若无睹，一起看房的时候，不是嫌房子偏了、远了、荒了，就是嫌楼层矮、采光不好，总之没有一套合他们的心意。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他们说：“要我们说啊，宽是首要的，毕竟以后要住那么多人。离你们上班的地方也要近，这样你们以后不用起早贪黑。农贸市场、幼儿园这些配套也得跟上，日常生活、接送娃娃才方便……”
我心里苦笑：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公婆拿出了毕生的积蓄，对我们选房子的事也没有多说一句话，而我的父母分文不出，反而有一箩筐的要求。我耐着性子解释说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退而求其次，即便这样压力也很大。
“哦，你现在知道有压力了？早干嘛去了？”我父亲说，“当初要听我的，找个有房子的本地人，现在会有这样的压力吗？”
我忍无可忍，一把掀翻了出租屋里的桌子，怒吼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你们要是有自己的窝，不要来缠着我，我们马上就可以在南边买个‘套二’，以后一家三口过日子不香吗？现在还有几个老人是跟孩子同住的？不反思自己，反而说我自作孽，天底下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父亲脸也不红，又拿赚钱供我读书说事儿，还说我应该早点出社会打工，那样家里的房子早就有了。
“我就问你，我读书花了多少钱？加上这笔钱，你是否能买下房子？如果是，我现在挣钱还你，你们自行出去买房，从此与我再不要有瓜葛……”我愤怒了。
话还没说完，宁远就把我拉进了卧室，让我冷静一下。我坐在床边，心里憋的那口气久久下不去——我出嫁的时候两手空空，父母并没有给我添什么值钱的嫁妆。婚后买房凑首付，他们也没有拿出一毛钱。我一再自我催眠，让自己不要计较这些事，可我处处顾及着他们，他们却把自己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都归咎在我头上。要说心里一点都不怨恨，那是假的。
我说到做到，当即就给父亲转了1万多元。当时我的月薪才3千出头，手头拮据，之后我每月发了工资就转1千元到他的卡上，用以偿还我读专科期间所花的学费。
也许是终于认清了现实，我母亲提出，可以先买“套二”过渡，以后有钱了再置换。我和宁远不是没想过，就比如2000年左右建的房，虽然房龄老，但胜在公摊小，室内面积大，周边的配套也很成熟。可这种房子也有很多缺点：装修成本高、小区内停车位紧张……尤其是近几年，政府对老房子的态度由“拆迁”转变为“翻新改造”，将来要是卖不出去，就会砸在手里。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在“将来”，而是近在眼前——如果买“套二”，我父母占一间房，孩子以后就没有独立的房间，公婆偶尔来小住，又该如何安置？
我母亲说：“反正他们也不会经常来，小住的那几天就在沙发或阳台上凑合凑合，或者把你们的房间腾出来给他们住，你们去客厅凑合。”
我震惊了，不知道这种话她怎么说得出口。母亲也察觉到自己说错了话，不住地打自己的嘴巴。
6
为了老人孩子过得舒适，我和宁远几经犹豫，还是决定去看南边的新盘。当时城南边缘的御景华庭和滨江樾城这两个楼盘打出了“首付按揭”的口号，因为首付压力小，一度被房产中介捧上了天，每天前去看房的人络绎不绝。我和宁远也在纠结，要不要咬咬牙勉强抓住这个“城南的尾巴”？
看了那么多二手房，我发现不少房东当年买房的时候都赌了一把。买的时候周边荒无人烟，自己手头也没什么钱，但就是往上够了一够，几年后再卖就挣了不少。现在只要我们把月供抬到5千，苦个几年，也能在南边偏远的地方买个“套三”。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宁远默不作声，我又转头告诉父母，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一家人共渡难关。父亲冷冰冰地说：“我反正没钱，你们怎么折腾是你们的事。”
最终，我们没有买那两处房子，也彻底打消了在南边安家的念头——一来是钱不够，二来是想到了燕郊——以前，不少在北京买不起房的外地人跑到燕郊安家，他们在高价时入手，可现在房价腰斩了也卖不出去，还得背着高额月供。挣钱不易，我们输不起。
一天晚上，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临河的优质新楼盘，每平米仅1万出头。这个楼盘出了大门就是森林公园，视野开阔，周边的物价也低，能省下不少生活开支。唯一不足的是，这个楼盘位于北边。
2020年，省政府对整个城市的规划更清晰了，大家都看好南边和新区的发展前景。相比之下，北边就有些爹不疼娘不爱了，这里的医疗、教育和就业情况都落后于其他区，生活在此的人大多都是早出晚归的“跨区打工人”。
尽管如此，我和宁远还是去售楼部看了看。里面的购房者坐得满满的，有的是来给孩子买婚房，有的是买来自住，有的是买来给自己或父母养老，还有炒房客手握几套房，就等着以后涨价。
大厅里，那块沙盘就足以让人动心：开发商引来一条小河将整个小区近20栋楼包围，四周架起了8座桥通往外界。楼下是商业街，隔条公路是森林公园，小学、医院、政务中心都离得不远。至于交通，售楼部的销售说这个楼盘离已开通的地铁有3公里远，还有一条地铁尚在规划中，未来会经过小区，穿过市中心，直达南边：“这将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线路，带动北边就业，缓解南边压力，建这条地铁势在必行啊！”
我还在犹豫，宁远却准备交定金了，他说自己看了那么多房子，没有一套能让他像现在这么心动的。我怕那条规划中的地铁将来会有变数，宁远安慰我：“我觉得没有谁会是天生的赢家，你看那些二手房的房东不也说‘当年买房一片荒凉，如今地铁一响黄金万两’么？”
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我又看看沙盘，心一狠，就签字订下了一套推开窗就能看到小河流水的小户型。踏出售楼部，坐上电瓶车，我的心情是愉悦的——尽管这里是大家都不看好的北边，但我们好歹有了自己的家，再也不用寄人篱下讨日子了。我越想越兴奋，一路呼啸，引来路人纷纷侧目也不觉得尴尬。
可很快，这份喜悦就被一通电话给浇灭了。我父母听说我们已经交了定金，气愤不已：“别人买房都是往城里跑，你们倒好，往鸟不拉屎的郊区跑。丑话说在前头，你们的房子，我们以后是不会去住的。”
乡下的公婆却截然不同，他们并不在乎这个房子在哪里，在电话里听说我们找到了合心意的房子，都为我们高兴。我越想越觉得憋屈，就倚靠在桥的栏杆上默默流泪。宁远无奈，一再跟我说“对不起。”
他哪有对不起我呢？我们挣钱能力有限，有多大脚穿多大鞋，他没错；我们出身农村，选择结婚一起扛风扛雨，也没错。那是我的父母错了吗？他们没有文化，没有技能，只能去城市打工。可十几年来没挣下什么钱，反而膨胀了欲望，被繁华遮蔽了双眼。一朝错失机遇，悔恨莫及，他们终究是在生活中苦苦挣扎，求而不得的可怜人罢了。
7
2022年正月，我和宁远跟着父母去给省城的张叔拜年。
张叔是我父亲的发小，两人从小玩到大。他也是村里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靠着做事踏实得力，从小工一步步做到了区域经理。当我父母一再放弃老家的好政策福利时，他果断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居室，方便儿子在县城读书；当我父母等着省城的房价下跌时，他下手了两套，城里的自住，郊区的装修成民宿出租；之后，我父母把在省城定居的希望全寄托在我的婚姻上，张叔却主动为儿子张罗起了婚房。他说：“等我儿有了安家的打算，我们就把这套小的卖掉，支持孩子一部分房款。我们两个老的就搬去郊区，那儿空气好，环境也好，自己有车去哪儿也方便。”
我十分惊讶，因为这套房子地段好，卖掉着实可惜。张叔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讲：“老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套房子本就是给他做打算的，也算是我们当父母的对孩子的心意与祝福了吧。”
老年人待在一起，总是绕不开养老的话题。张叔问我父母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们面露尴尬之色，保持一贯的沉默。为了打破尴尬，张叔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已经不是一定要与儿女同住的时代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倘若不是孩子们需要咱们的帮衬，老人还是要跟孩子分开住的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张叔家回来后，宁远就开始不时问我打算怎么给父母养老。我表示父母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把他们送进养老院或者让他们漂泊直到死，我于心不忍。
宁远脸色凝重：“那我也是独生啊，我父母以后就不需要考虑了？房子就只有三间卧室，以后孩子住哪？”
这是我们认识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严肃的一面。我不禁陷入沉思：结婚两年多了，我似乎还沉浸在“我和我父母”的家庭关系里，忘了自己也有一个小家。
没多久，我出现了先兆流产的迹象，辞职后就被宁远送回了婆家养胎。
宁远说，其实他们家也差点要沦落到漂泊的地步。当年村里分地，他家势单力薄，又穷，只分得了一小块梯形状的土地。很多邻居都劝宁远父母不要修房子，先供孩子读书，但他母亲思索过后坚决不同意。
“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那还叫个什么家？与外面的流浪汉有什么区别？”婆婆说，哪怕吃糠咽菜，哪怕就只修个平房也行。
在婆婆的坚持下，他们夫妇扛着债，在那个梯形状的土地上建起了一栋窄窄的楼房。一家人起早贪黑地还债，后来赶上了政策福利，原来的房子拆除了，才有了现在的砖瓦楼房。
我忍不住感慨：“果然，一个家还得是有个有主见的人撑着啊！”
8
一次在与宁远视频时，我母亲在旁边插嘴，让我回省城产检完，顺便把我的宠物兔子也带走。
那只兔子不是稀罕品种，是一个邻居在菜市场买的，等新鲜劲儿一过，它就被主人弃养了。我见它可怜才收养了它。看着母亲露出厌弃的神情，想到即将要被撵走的兔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瞬间想起了很多往事，又想起了曾经无家可归的自己。
争执中，父亲认为我说过去的事就是在记仇：“你现在是城里人了，不得了了。你连父母的恩情都忘记了，我们要是不外出打工挣钱，你能有今天的日子？要不是你读书，我们早就买房子了……”
宁远怕我生气伤身，果断挂了视频，父亲仍不依不饶地给我发微信语音。我越听越气，忍着腹痛回复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我跑上楼，关了门，躺在床上默默流泪。正伤心时，婆婆开门进来了，她坐在床边许久才说出一句话：“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你想回来就回来，不会有什么人撵你。”
至此，我终于放声大哭。
后来，宁远接我回城产检，他在车上很认真地跟我说起他对未来的规划：“咱们独生子女的压力你也体会到了，如果以后经济情况允许，我想还是要个二胎。目前这房子只有三间卧室，孩子的成长是首要的，总不能为了关照老人就委屈了咱们的孩子。当然，如果将来有能力置换得起大房子，留一间给老人是可以的，可能力有限时，也希望老人能理解……”
我明白这话里的意思，也下定决心表示赞成。我摸着腹中的小生命，心想：如果我也让我的孩子从小受尽委屈，那我跟我的父母又有什么区别？
盼了两年半，终于如期交房。
那天，我捏着新房的钥匙，颤颤巍巍地打开了门。室内面积不大，但好在高层视野广阔，我站在阳台上情不自禁地呼喊：“我有家啦！”
这一天，我足足等了17年。我抱着宁远，流着泪感谢他给了我一个避风港。
在房子里四处打量的时候，我摸了摸自己隆起的小腹，轻声说：“宝贝，这就是你的家。”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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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宿幼女罪」受害人和她的母亲
18年来，周彤的母亲一直在为女儿的清白四处奔走申诉。
2005年8月，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14岁的周彤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强奸的幕后策划者，是他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很快，周志章、王娟和荆勤守都被判刑。荆勤守被判嫖宿幼女罪，这意味着从法律层面上，周彤的遭遇被认定的不是被强奸，而是“自愿进行卖淫”。她的母亲希望通过继续申诉，改变这一局面。
不断被打破的平静
我和妈妈都是受害者
2005年9月，东北的气温开始下降。妈妈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回来后，我一直用被子裹着自己，沉默地把自己封锁在床上。
大概过了十几天，我积攒了足够的安全感，再加上妈妈一直抱着我，哄我。我告诉了妈妈我所经历的一切。
妈妈听完没有说话。那天晚上，她想从我们住的骑楼上跳下去。
继父把妈妈拽了回来，他安抚悲痛欲绝的妈妈，说：“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彤儿没了你可怎么办？你可是她妈妈啊！”十几年后，当继父身患肺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弥留之际，他抓着妈妈的手，说了同样的话。
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糟糕。
我常觉得她疏于对我的关爱，也不能体察我的心情。在跟她的一次次争吵中，我慢慢拼凑出她的生活，才开始逐渐理解她。
有一次，妈妈从朋友那里，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宾馆前台，月薪3000元。我很愤怒，差点想打她。那天，她话音刚落，我就大吼：“你嫌我不够丢人，你让别人看我舒服啊！”我控制不住怒火，直呼妈妈大名：“张霞！”
我当时想的是，她怎么能够为了3000元，让我每天对陌生人迎来送往，难道她看不见我对陌生人有多么排斥吗？
我经常在家毫无理由地尖叫、大喊。像有一股无名怒火要撑破我胸口。又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妈妈大吼，她对我说：“大宝贝儿，你妈有脑梗，你再吼，你妈死了，你该怎么办？”我才知道她有脑梗。后来我知道，不仅是脑梗，她还身患多种慢性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神经病变。
还有一次，我觉得日子到了头，向她要钱，她不给，我们吵了起来。吵到激动处，她把在北京申诉时的住所拍给我看。
屏幕里，黢黑一片。那是一个昏暗的五人间，40元一个床位，没有家具。妈妈举着手机，拍着这个残破的房间。
妈妈从2007年开始为我申诉，这之后她的生活水平一路滑落。
她卖掉了房子，租住在每月房租四百元的公租房里。去北京申诉，几乎很少吃饭，有时候一个馒头就撑一整天，问起，她就说，有糖尿病吃不下去。她缩减开销，衣服也只穿我剩下的。
妈妈总是自责。不止一次对我和他人说起，她总觉得整件事是她引起的：如果当初离婚时她没有答应把我判给父亲，18年前她就有理由拒绝让我去亲生父亲家，我就不会被强奸；如果第一次她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出来时，就坚持让我跟她回家，我就不会第二次被卖去洗浴中心。
“妈再也不撒手了。”她经常说起这句话。
最近这次妈妈回来，我明显发现她变老了。脸上多了不少褶子，走路也不稳，只能摇摇晃晃地挪动。
我总看见她在吃药，说不清有多少种。被我发现，她就自嘲，“妈现在是个药坛子了。”我很想跟她说句对不起。如果没有我，她的生活不会是这样的，她本是个爱笑、幸福的女人。
我以前觉得，2005年那场伤害中的受害人只有我，这些年逐渐明白，还有一个人，受着跟我近乎同等的伤害。我的妈妈，张霞。
遭遇不幸后，我身心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妈妈都看在眼里。
刚结婚那会，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突然怒火中烧，大喊了出来，丈夫听到后，问我妈妈：“你女儿是不是有病？”我妈跟他说：“没有，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妈妈和我默契地向我的丈夫保守着秘密。
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跟我生父周志章协议离婚了。爷爷再三央求下，妈妈同意让周志章抚养我，他家那时倒腾粮食，比较富裕，妈妈以为我跟着他生活会变好。事实证明，爷爷奶奶待我很好，周志章对我却非常残暴。
恐惧已经刻在我的骨头里。和妈妈一起生活后，周志章每周都要来找我，每次他说要来，我都告诉妈妈，我愿意。我怕我不同意，他又要打我。
我承认，当时我对周志章不只是简单的趋利避害的恐惧，还有被血缘强加的复杂的依恋。爷爷去世后，周志章没了工作，我经常担心他过得好不好。有一次，我继父给我零花钱，我给周志章送去了，回来后妈妈骂了我一顿。我跟继父和妈妈在吃饭，看见眼前丰盛的菜肴，忍不住哭出来，求他们给周志章送去一点。
图 | 周志章家原先的位置，现已被拆除
2005年暑假里的那天，天气很好，我穿了一套运动服，收拾得干净利索。不一会，周志章来接我，路上，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他说一句，我就立即回应他。我知道，我不快速回应，就会被打。
很快我们就到了他的住所，距离妈妈家不到10分钟路程的一处平房里，大通间，家具很少。我去到那里住了下来，每天我坐在床上看电视，周志章在不远处喝酒，他的女友王娟也在。
相处了一周后。有一天我独自在家，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一进门就开始撕我的衣服，我激烈反抗，跟他扭打，不论是推他还是踹他，都没有用，我太小了，我力气根本不够。我也叫，没有人回应我。他掐住我的脖子，威胁我：“再喊就打死你。”我尖叫：“不要靠近我。”
但完全没有用，后来我绝望了，僵在床上，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活下去。我身体上感受到疼，很疼很疼。
不知道过了多久，男人走了。等我恢复理智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蜷缩在床靠着墙的角落里。
周志章跟王娟回来，周志章恶狠狠地说：“你以后不要回你妈那里去了，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就杀了你和你妈。”
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灾难，周志章——我的生父是知情甚至同意的。我好恨他，想对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是我亲生父亲啊！“当时我说不出口，我怕他打我。
过了几天，王娟说要带我出门。我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还心存侥幸地想，她应该是带我回妈妈家，一切都结束了。但车子到达目的不是妈妈家，是一家叫清水洞的洗浴中心。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很黑，只有一张床。
刚开始时，我疯狂捶门、大喊，以及反抗，都没用。
期间周志章来洗浴中心看过我几次，向我要钱。我告诉他，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我要联系妈妈，他不让。
那是2005年8月，我14岁，身高只有一米四。
在洗浴中心，我每天都想着，我要活下去，我要给妈妈打电话。
一次，趁看守不注意，我拿到手机，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妈，救我。”话音未落，手机就被夺走挂断了。
妈妈又打回来，从接电话的年轻男子口中问到我所在的洗浴中心名字。她去派出所报案，在一名民警的帮助下把我救了出来。
民警把我从黑屋子里接出来时，我穿着洗浴中心给的吊带裙。妈妈见到我，一把把我抱进怀里，哭着问我，“咋回事，你咋会到这里来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抱着她哭。
民警对我妈说，“你把孩子领走吧。”妈妈点了点头，对我说：“大宝贝儿，走，跟妈回家。”
我退却了，告诉妈妈，我得回“爸爸”那里去。
妈妈不理解，问我为什么，我又对她说了一遍：“我得回爸爸那里去。”
我想起了周志章对我的威胁，他警告我：“你不能回家，否则我杀了你和你妈。”
其实有一个瞬间，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妈妈实情。但没有说出口。
我脑子里不断闪回周志章打我时的场景，他打人都是下死手，以妈妈不到一米五的个头，根本保护不了我。我只有乖乖回到周志章那里，才能保证妈妈的安全。
妈妈看我那时特别笃定的样子，很无奈，但她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好吧。”说罢，妈妈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载着我，又往周志章的家中去。
那时是8月，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坐在自行车后座，披着妈妈给我的衣服，却感到彻骨的寒意。路上，我抱着妈妈，自欺欺人地想：“一切都结束了。只要我回去乖乖听爸爸的话，就都好了。”
洗浴中心离周志章家不远，很快，我们回到了那间租屋。听到敲门声，周志章应声出来开门。他见到妈妈，伸手就要打，用脏话骂她：“你他妈上这儿来干啥来了？”妈妈跟周志章离婚之前就经常打架，妈妈是被周志章打跑的。
那天晚上把我送回去之后，妈妈就蹲在平房外不远处的墙角，等到早上6点才回家。
回到那个破烂的平房，周志章继续威胁我，“不听话就弄死”。我竟然也认为，只要乖乖听话，我就安全了。但紧接着，我又被卖到“新圣洁洗浴中心”。
妈妈一直没有放弃给我的手机打电话。2005年9月2日，电话突然打通了，是一个年轻男人接的，我妈假称自己是小姐，要找工作，套出了洗浴中心的名字。她再度报了案，带着警察去找我。
洗浴中心的人起初说，没有我这样一个人。我妈妈对领班又是下跪，又是磕头，他们才同意把我放出来。
从那以后，我开始躺在床上，不想见任何人，包括我妈妈。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觉得全世界都会伤害我。只有在床上，那块狭小的空间里，我才能够感到安全。
妈妈起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对真相很执着，隔三差五过来问我，对我说：“你别害怕，妈不打你也不骂你，你给妈说实话，咋回事。”我没有说话，还想着周志章的威胁。
我想保护妈妈，在心里盘算着：就让这件事过了吧，不要再提了，以后我乖乖听话，就能平安，妈妈也不会有事。
过了几天，妈妈对我的沉默有些心焦，她坐到床边，抱着我的脑袋，一边顺我的头发，一边跟我说：“大宝贝儿，你愿意做小姐就去吧，但你要和妈说实话。”
我什么都不敢说，心里委屈得落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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