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时代,中国性萧条正在加速
CDT编者按:部分插图由MidJourney AI生成
有性学专家的研究显示,无性婚姻在人群中的占比达到五分之一。
后疫情时代,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甚或生活也变得萧条,亲密关系也更容易滋生倦怠。当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不确定,对性的忽视和抑制,就像对消费和享乐的压抑一样,也是自然而然的反应。
关闭了的性开关
书房是赖德伦的避难所。白天,他参与鸡飞狗跳的家庭杂务,晚上就躲到书房处理工作业务,累了直接在书房睡下。有时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着了,妻子也会来书房找他,但两个人没有心力互诉衷肠,张口闭口都是孩子和工作中的问题,聊完就各自休息,更没有力气调动情绪发生亲密行为。
生活令他们疲惫,“性”冲动像被打湿的火柴,燃不起火花。
小儿子现在刚满月。有一天,赖德伦在家里的小白板上列出了孩子3-6个月、6-12个月、12-15个月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密密麻麻桩桩件件都需要时间和精力。
年迈的父母已经承担了快四岁的大儿子日常的接送,刚满月的小儿子就得由赖德伦夫妻俩自己照看。虽然有月嫂帮忙,但夫妻俩的压力仍然很大。白天要从工作中分神照料孩子的吃喝拉撒,晚上也得定时醒过来看顾。工作和孩子两头兼顾,使得赖德伦夫妻心力交瘁。
这对夫妻自己创业已有两年,但收入一直不算稳定。他们做的是情感咨询项目,主要帮助学员处理婚姻中的问题。疫情开始后,学员数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令赖德伦没有想到的是,当三年疫情结束,他没有等到预想中的学员数量反弹,就连议价也从过去的开诚布公变成了极限拉扯。
不少人以“疫情期间经济压力大”、“疫情之后没挣到什么钱”为由要求降价,有人甚至提出能否作为公益帮助免去费用。有一个月,赖德伦只挣到了2000块。
2022年10月,赖德伦带着一家人从燕郊搬到了北京。同样是120平的房子,房租翻了六倍不止,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2023年3月,小儿子降生后,由于是自己创业,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没人能给夫妻俩放产假,因此新生儿到来的喜悦没有维持太久,赖德伦就又被柴米油盐的压力淹没了。
赖德伦的妻子从坐月子起就恢复参与工作,每天在手机上处理运营事务,回答客户的售前咨询。工作之外,这名女性还得时刻准备着给孩子提供奶水,有时候小儿子不愿意吸奶,她就得借助机器,机器吸不出来又得上手挤,这令她的情绪十分焦躁。
咨询业务都压在赖德伦头上,他需要时刻注意,及时回复学员的信息,疏导学员的情绪,晚上也是语音通话一个接一个。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得分神照顾妻子的情绪和小儿子的日常。
才37岁,赖德伦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他是眼睁睁看着白发扩张领地的,从两年前零星半点的斑白,到后来占据了1/3,再到如今盘踞半个头。每个月的成本摊开在赖德伦眼前,他没法不焦虑,他无法想象收入持续低位的后果,“很恐怖”。
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由低到高五种生理需求,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越低层次的需求越有必要被满足。原本,性的需求归属于生理需求,但当对安全、稳定的需求关联到生存相关的基本生理需求,性好像自然而然就被放在了不那么重要的位置。
面对不确定、不稳定的收入,和维持一家人生活所需的庞大成本,赖德伦不断重申自己背负的压力。有时即使有什么想法,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按捺下来,“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我只想早点处理完早点休息。”赚不到钱,一家人的吃和住都会成为问题。
对赖德伦来说,性生活是有开关的。生活的压力、夫妻情感的波动,都会影响他有关性的生理需求。有时他选择关上开关,而更多时候,他是下意识地忽视这个开关。生活已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与冲动勾连的性,好似也失去了吸引力。
马由的开关早已盖上一层厚尘。直到被问起,这位32岁的媒体人才惊觉,上一次与女友发生性行为竟然已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随之被意识到的另一个发现是,抽屉里单价几十元的“小雨伞”应该也早就过期了。
这两年来,马由从未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也没有察觉感情生活有什么缺失。在他的印象中,女友从未对此有过不满,两人平静和谐的关系让他相信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这明显不是大自然的规律,而是由生活压力助推的。这几年,马由成了一个低物欲的人,对消费、财富、成就乃至性,都已经没有太多的欲求。与女友同居三年,马由每个月的工资堪堪足够支付两人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女友的工资则由她自己支配。
“排消费需求,男人是在狗下面的,我就是这种人。”马由调侃自己说,在媒体工作10年,他现在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刚入行时的水准,工作压力却比以往要大。他用“降低预期”来描述对现状和未来的悲观。
马由和女友相恋四年,同居三年,目前双方家长已经在商议婚事。马由估计,如同他们二人水到渠成的感情发展,无性的状态也会自然而然地延续到婚姻生活中。
马由和女友都是坚决的丁克,理由是“没有信心,也没有打算让下一代来背负生活的沉重”。虽然丁克的选择和性生活并不完全抵触,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用来预防生育,但这个选择被锚定之后,马由觉得,性行为的必要性好像就被剖除了。
不堪重负的生活
张晓慧的“开关”是在生完大女儿不久后关上的。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拮据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清淡。当她看向丈夫,目光里原有的炙热也被扑灭了。
丈夫比张晓慧小三岁,是个厨师。2019年8月,34岁的张晓慧和丈夫一起在宁夏开了一家饭馆,主要做新疆小吃和炒菜。生意起初很火爆,一到饭点,就有源源不断的客流。那时,张晓慧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但仍坚持在店里帮忙,她挺着沉重的身躯穿梭在桌椅之间,招呼客人、点菜上菜,有时要忙到晚上八九点。
虽然忙碌辛苦,但这对夫妻感情很好。张晓慧时常觉得丈夫有“皮肤饥渴症”,经常要求亲亲抱抱。每天饭馆关店后,丈夫会陪着她散步锻炼身体,两个人手牵手走回家。散步的时候两人无话不谈,展望未来的美好生活。
刚生下大女儿没多久,疫情就来了,饭店生意也受了影响。起初,张晓慧和丈夫没想太多,只觉得疫情总会过去。夫妻俩一边带孩子,一边支撑饭店的生意。大女儿是个“高需求宝宝”,要在父母的怀抱里才能安稳睡着,撒不得手,一放下就哭。张晓慧只得和丈夫轮替抱娃,她抱前半夜,丈夫抱后半夜。尽管疫情令饭店生意一落千丈,但仍有忙碌的时候,夫妻二人既顾孩子,也要忙生意,收入却惨淡。
在与现在的丈夫结婚之前,张晓慧曾有过一段7年的失败婚姻。离婚时前夫威逼利诱,企图挽回,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朋友们也觉得她遇人不淑。嫁给现任丈夫之后,又遇上饭店亏损,于是朋友们开始将现任丈夫与她前夫相提并论,认为张晓慧“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嫁的第一个男人就那样,第二个男人又这样(没本事)”。张晓慧将这些话听了进去,她身心疲惫,自怜自艾,也将不满投射到丈夫身上。
张晓慧将这些不满形容成“在内心种下了恶的种子”,她无法抑制对丈夫的嫌弃,尤其在面对丈夫偶尔的亲热需求时,她会很烦躁。她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我今天好累”、“我今天好困”、“我今天头疼”,并在心里不满丈夫的不思进取:“他一个大男人,天天不想着挣钱,脑子里净想着这些事情,挺没出息的”。有时实在推脱不掉,她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应付丈夫的需求,感受不到过去浓情蜜意时的愉悦和快感。在穷且忙的生活压力下,张晓慧对丈夫的评价降低了。
疫情第一年,张晓慧夫妻的饭店还能勉强支撑,但到了第二年,饭店开始持续地只亏损不盈利,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等到闭店时,债务已经累积到了20万。闭店之初,张晓慧的丈夫回归了当厨师的老本行,企图用打工来还债,但时运不济,每隔一段时间,她丈夫工作的饭店就会出现问题,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他白白工作一个月却没拿到一分钱。
张晓慧的丈夫原本是个乐天派,即使陷入经济危机,也没有太影响他的情绪,“天是塌不下来的”,他依然按部就班地生活。但妻子长时间的冷待,却让他的心理开始失衡了,他无法再自如地处理生活困境和负面情绪,开始因为一点小事而愤怒和狂躁,仿佛身体里困着一头野兽,他牵不住缰绳,任由其横冲直撞。张晓慧记得,有一次仅仅是扯了两次抽纸没扯出来,丈夫就开始发脾气。
相互的不理解,使得这段关系变得岌岌可危。“贫贱夫妻百事哀。”张晓慧说。
后来,张晓慧的丈夫放弃餐饮行业,开始向外谋求发展。2021年冬天,他成为了一名房产销售,第一个月就拿了一万多的工资。丈夫兴致勃勃地回家报喜,想带着张晓慧和女儿出去吃大餐,但张晓慧却泼了一盆冷水,她提起小家庭的负债,冷静地盘算这工资更应该的去处,“哪些要还给谁,之后要用在哪里,做销售谁知道下个月又是什么情况呢?”
令张晓慧没有想到的是,她刚盘算完,丈夫就开始了怒吼,她已经记不清丈夫大声吼向她的话语,只对他当时的表情记忆犹新。“他像一个恶魔一样,好像马上要来把我撕碎”,张晓慧说,她被吓得不敢作声,孩子在一旁哇哇大哭。
结婚这几年,丈夫对妻子如此激烈地宣泄情绪是头一次。听着丈夫的控诉,张晓慧也感到难过。她没有预料到的是,结婚几年来,她在丈夫心里有那么多缺点,在婚姻这堂课上,她仿佛得到了一份不及格的成绩单。不过,张晓慧没有停滞在这场风暴里太久,她当时将这场冲突归因为丈夫的情绪不稳定,但后来再提起,她承认了丈夫的情绪问题与她的拒绝有关。
2022年7月,张晓慧开始进行心理治疗。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两年对丈夫的冷暴力,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是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带来的不安全感。她想给自己溺水的情绪和婚姻扔去一个“救生圈”。
同为女性,许南珂认为自己的上一段婚姻自始至终都处在“失重”的状态,直到现在,她仍旧认为自己从未得到过丈夫和婆家的体谅与理解。许南珂1994年生,2016年,年仅22岁的她早早地结婚了,23岁就有了小孩。“太天真了。”她认为,与前夫结婚生子太早,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去承担家庭的重任。
生下儿子的头两年,这对小夫妻自己带孩子。他们住在男方父母的房子里,没有房租压力,南方五线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不高。但光是养育一个孩子的琐碎日常,就足以让这对年轻且脆弱的夫妇开始怀疑人生。
妻子许南珂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育儿责任,“百度百科”是比丈夫更靠谱的帮手。不懂孩子哭闹的原因,她就上网去查,当孩子哭闹不休的时候,她就会崩溃,和孩子一起哭。结婚前的服装店事业因为怀孕生子中止,但直到孩子一岁半,许南柯都没能恢复工作。
最令她崩溃的是,丈夫和婆家一边将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一边又挑剔她没有正经工作,不能赚钱。她婆婆是做会计的,不由分说地给她报了一个会计班,让她白天带孩子,晚上去上课。许南珂翘掉了这些课,她觉得很荒唐,“她也不是没有带过孩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我整天带孩子,晚上哪还有精力上课?”
起初,实在束手无策时,许南柯会给丈夫打电话,让他回来帮忙,但每次,丈夫回来后都满肚子牢骚,认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许南珂至今记得丈夫那句戳伤她的话,“有本事你出去赚钱啊。”于是,等到儿子一岁半时,许南珂找了一份月薪三千的电商工作。她请保姆帮她带娃,尽管保姆费要四千块,比她自己的工资还高,但她觉得这个钱花的心甘情愿,她无法再忍受丈夫和婆婆的打压了。
这段关系最终走向崩溃是在疫情期间。当时,许南珂的丈夫和朋友创业,开了一家舞蹈培训机构,丈夫负责教中国舞。这家机构按年收费,但为了配合防疫要求,机构时不时需要停课,年卡的时效性只能跟着一直延长。拉长的疫情战线,不断消耗这家机构的生命力。
许南柯的丈夫创业陷入困顿,却好似找到了“躺平”的理由,在开课受限的时间里,他就和一帮酒肉朋友吃喝玩乐,尚有积蓄时买的一辆宝马车,成为他在朋友面前支撑面子的资本。
丈夫创业亏损有父母帮助承担,而许南珂却只能靠自己。她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电商事业,最忙的月份有20多天都在外地出差。她放在丈夫身上的注意力越来越少。
生完孩子四个月时,许南珂曾和丈夫尝试着恢复性生活,但进展并不顺利,是丈夫临阵退缩了。那个男人给的托辞是,“陪产之后有了心理阴影”。许南珂上网查询,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她就信了。她曾经劝说丈夫去看心理医生,丈夫则立刻回复他已经去过医院了,“医生说我没问题”,她便没再追问。
后来,许南柯怕晚上带孩子打扰丈夫休息,她开始与丈夫分房睡,这成了他们俩感情的分水岭。此后两人交流越来越少,待许南珂工作步入正轨时,相互间的“冷漠”已经成为常态。
缓冲过后
赖德伦已经在书房住了三年,但与许南柯夫妇不同,他的书房从争端的起点变成了夫妻关系的缓冲带。赖德伦坦然承认,当时搬到书房时,“确实抱着一点想要从鸡飞狗跳的日常中逃离的念头”。
那是在2020年初,赖德伦与妻子刚结婚一年多,大儿子才七个月,他的妻子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和婆婆在育儿上观念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一场大战过后,他的妻子决定自己带孩子。因疫情防控而不得不居家办公时,赖德伦参与带娃还比较方便。等到疫情好转,办公室恢复开放,他下班就要和人拼车,跨越大半个城市,耗时数个小时,直到夜幕四合,才能从北京回到燕郊,解放白日被牢牢与孩子“捆绑”的妻子,安抚她波动的情绪。
当时赖德伦正在与合伙人一起创业,到了收割期却不见回报,越滚越多的负债压得他喘不过气,令他郁闷又焦躁。即使妻子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他也再不能忍受将事业之外的所有时间投入到家庭琐事上了。他承认自己当时的急于求成,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压力实在太大了,这令他不自觉地开始对妻子有怨言,忍不住抱怨妻子的固执,令他母亲不能来帮忙缓解两人的重负。
因为从事咨询行业,赖德伦需要在晚上接待许多咨询订单。当晚上轮到他哄孩子睡觉,他时常一手抱娃,一手抓着手机回学员的消息,这令他的妻子很生气,指责他带孩子不专心。
有一次两人争执了起来,赖德伦说了气话:“我就要看手机,孩子就让他自己睡,他也要学会自己睡觉。”再回想起这一幕,赖德伦才醒悟过来自己当时的幼稚。他自我剖析后认为,积压的情绪、不顺畅的沟通,如同一块块砖石垒成厚厚的墙,令他和妻子之间有了心理上的隔阂,身体上也本能地想要远离。
赖德伦主动搬到书房睡这件事,令他的妻子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她开始怀疑赖德伦对她的爱,也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而到了2021年初,赖德伦和妻子开始共同创业,合伙人的身份混淆着夫妻的身份认同,夫妻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
共同创业的这家公司里,妻子负责短视频的运营、推广和前期的咨询准备工作。赖德伦反思,他当时过于渴望做出成就,心急地用业内人的标准来要求刚刚重回职场,并且正尝试新行业的妻子。而他时而粗放的工作风格也不能被完美主义、习惯于抠细节的妻子认同。于是,在文本策划和视频剪辑方面,两人常常吵架。妻子曾向赖德伦抱怨:“我有时都分不清你到底是我老公,还是我老板。”
“你不是婚姻修复师吗,怎么不修复修复我们俩呢?”一次争吵正酣时,妻子挑出赖德伦的职业讽刺他。
床头打架床尾和。在过去性生活频率正常时,性行为也是夫妻二人情感流动和沟通交流的渠道,它帮助他们迸发压抑的情绪,也助推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有不少的矛盾和误解都在一次次性行为之后化解。但失去了性这个出口之后,脱口而出的话语再成为利箭刺向对方时,书房就为情绪的冷却留出了空间。
随着这对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在磨合中消弭,夫妻间的沟通方式也在调整。赖德伦夫妻开始养成吵架后复盘的习惯,一次又一次平和交流后,他们又开始贴近对方。
随着创业项目逐渐进入正轨,赖德伦与妻子的经济收入也增加了,2021年底他们偿还完了所有的债务。债务还清之后,赖德伦的压力少了一部分,尽管当时疫情造成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退,他和妻子已然开始展望一份更有希望的生活。2022年6月,赖德伦的妻子怀上了二胎。
在房地产行业游荡了半年后,因为收入不稳定,张晓慧的丈夫在2022年又回去干厨师了,月入7000块。但饭馆总是容易倒闭,这位丈夫也总间隔着失去收入。家里的开支需要靠张晓慧做婚姻咨询来支撑,经过心理治疗之后,张晓慧不再苛责丈夫偶尔待业的状态,但仍希望他再找机会出去工作。直到上个月,春暖花开之时,经历了几个月等待的这位大厨,又找到了地方上班,不过这次不是脆弱的饭馆,而是一家保险公司。
张晓慧的丈夫在售后服务岗位,虽然工资不高,但收入稳定,也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下班还能分担育儿的压力。债务还没还完,但自从丈夫入职保险公司后,张晓慧觉得家里的气氛焕然一新,好像未来也跟着明朗起来了。
马由仍然从事着稳定却一眼望不到头的媒体工作,但近半年来,他女友一直都在为工作苦恼。疫情前,女友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赶上风口项目,一年的收入抵得上马由几年的收入。但在疫情之后,她就在不断地被降薪。
她从最初的民企跳槽到国企之后,收入降了一波,从国企再跳槽到事业单位,工资又降了一波。几年时间里,马由女友的履历不断地在丰富,收入却一降再降。马由对比过,疫情前后,女友的收入可能相当于直接抹掉了一个0——降了十倍。目前,这个颇有能力的女孩在一所高校任职,名头不错,但收入不比过去高,工作压力却比过去更大。
马由和女友租住在郊区,他平时无需坐班,但女友每天准时八点出门,晚上回来的时间却说不准,遇上不顺心的事,到家还要继续工作到十一点左右。每个工作日,马由和女友最多的运动,就是听女友宣泄情绪,马由提供心理按摩。到了该睡觉的时间,马由一沾枕头就着,但女友仍然需要通过“网上冲浪”来排解不断积压的个人情绪。
周而复始,马由的女友陷入了对现状的不满。尽管不断地增加工作技能,且不断地丰富履历,但她工作的性价比却连刚毕业时的的第一份工作都比不上。她想过换个行业,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坑位。马由也在帮忙关注合适的机会,但太多的岗位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对马由和女友来说,感情的稳定和相互的陪伴最重要,领不领证只是一张纸的区别,有没有性生活也并不影响两人依恋关系的缔结。
*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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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捕手计划|在北京,超过6000人住在厕所里
大家好,我是猛哥。
北京有一项有意思的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
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商场、饭店公厕。
这些马路边的公厕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管理间,那也是公厕环卫工人的家,很多人吃住都在那里。
不久前我在北京的很多胡同转了转,去体验了一下住在公厕里的生活。
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北京。
厕所里的家
刘军的家在雍和宫附近一间公厕里。
家只有两平方米,放一张半人高的柜子,留下一个过道,就挤满了。如果要睡觉,他得踩着梯子爬上阁楼,那里更局促,顶多能坐起来。
家里没有空调,阁楼有扇窗户和一台电扇,天热了就靠它们。
刘军的全部家当,除了衣服就是柜子里塞的电磁炉、电水壶和电饭锅,此外便无其他。
刘军在公厕的家
他是一个环卫工,和媳妇一起住在公厕的管理间,关上门就很难和真正的厕所区分开。
相比之下,另一个环卫工张元民的家宽敞些,但也只有五平方米,床板是拼起来的,床和置物柜中间留下一人宽的过道,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睡在阁楼里。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
这些公厕按等级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三类以下,其中一类和二类公厕都是可以住人的,要求24小时有服务,一共有7354间。
但不管一类还是二类公厕,住人的管理间都差不多大,不会超过一张床加一个柜子的面积。
条件稍好一点的,比如景山旁的一个厕所,前两年给管理间也装了空调,让冬天和夏天不再难熬。
景山东门的公厕
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最麻烦的是洗澡。刘军两口子来了两个月,至今没有洗澡,只有晚上没人的时候,躲在厕所里擦擦身子。
吃饭也在厕所的家里。刘军两口子每天买菜,最常见的是土豆和白菜,偶尔会有辣椒和菠菜,总之什么便宜买什么。
其实环卫工人也有食堂,每天五块钱,但吃得很差,“我们每天吃的,萝卜、白菜、土豆、豆芽,就这几样,还咬不动”,张元民一边吃一边把碗里的豆芽都挑了出来。
主食往往是浆水挂面或者白米饭
张元民和媳妇都是公厕环卫,他每月工资三千九,媳妇四千,两口子每个月除了吃饭,花不了钱。
原本张元民一个月话费也只有8元,现在因为每天要给厕所拍照片汇报工作,才多充了20块的流量。
刘军两口子也都是公厕环卫工,除了刘军抽烟喝酒花点钱,都存起来,两口子一个月至少能存六千。
像刘军和张元民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环卫工人,把24小时的全部衣食住行,都藏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里。
打扫了北京15年
15年前,张元民刚来北京就住在厕所里。
他不是没有想过干别的,在甘肃老家时,张元民卖了十年水果,但他太实诚了,从不缺斤少两,被同行排挤,挣不到钱,最少的一年连2000块都没有。
为了养家,2008年7月1日,39岁的张元民带着媳妇第一次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沉浸在迎接奥运的火热气氛中,也在进行第四次“公厕革命”,北京市政府为迎接奥运会,3年里新建公厕1891间,改造3118间。
张元民夫妻投入到了首都的厕所建设事业里,在长安街的长安商场门口,他们当上了“所长”,一人负责男厕,一人负责女厕,一个月一共挣两千块钱。
也是从那时起,北京对公厕的卫生要求开始变得严格,“在公共厕所里,任何时段都应做到苍蝇少于两只,废弃物停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南锣鼓巷旁一间公厕,现在已经干净多了
2012年,离开公厕后,张元民两口子又开始在西城区扫地下通道。
在张元民眼里,这份工作至今令他怀念:有社保,一天只用干8个小时,虽然没有休息日,但节假日三薪,逢年过节还发几百块钱,两口子发了100斤大米根本吃不完。
每天下午下了早班,张元民还会去做兼职,在西单管理自行车停放。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环卫,把杂乱的马路变得干净。
做这份兼职时,张元民一人管着十几个人,拿了块“先进个人荣誉证书”的奖牌和两箱饮料,奖牌至今还留在老家。
靠这两份工作,张元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六千块,让他可以花钱在鼓楼租房住。他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但他错了。
2018年,这份扫大街的工作因为要给北京人干,单位把他们三十几个外地人遣散了。
之后,他和媳妇先是去了金融街一栋大厦做保洁,然后去了一所学校做保洁。但随着年纪变大,媳妇已经拖不动沉重的垃圾袋,他们又离开了那里。
北漂15年,他们无路可去,所以今年又回到了公厕。
张元民去过北京很多景点,但提到北京,他最想说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胡同里的人常把污物泼得到处都是,便池里总出现各种异物,尿不湿、卫生巾甚至是各种生活垃圾,反复提醒也没用,每次都是张元民捞出来。
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因此不和任何人说话。“人家本来就看不起我们,还跟他聊啥呢?”
但张元民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说自己以前也是个很幽默很爱聊天的人,“现在叫生活弄得话也不会说了,啥也没心情了,干啥都没心情。”
最大的愿望
跟张元民不同,刘军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尔滨农村种地。种地越来越存不下钱,他两口子就在附近打零工,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做些纯体力活。
如今他59了,体力活干不动时,在网上刷到北京中介在招保洁,一个月有四千块。今年2月,刘军背着一个大兜子,媳妇推着行李箱,坐着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公厕。
他觉得这份工作并不累,只不过除了吃饭,就几乎不能离开厕所。
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他的媳妇哪儿都没去过,就守着厕所。刘军负责的厕所就在胡同另一头,她也只去过一次。
第二个月,她才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出去看看,能找到胡同的超市,也能走到胡同口再找回来。
没有什么人会和他们说话,即便同事之间也是点头之交。离他们家最近的公厕,只有不到一百米,住了一对河南夫妻,但因为口音太重听不懂,双方平时只是打个招呼。
胡同里的人也让刘军紧张。一次,他穿着工作服,在一个胡同里找厕所,被一个老太太一直盯着。她警惕地说,这里没厕所,让他赶紧出去。刘军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小偷。
至于北京的那些著名景点,跟他们更是毫无关系,即使他们的家步行到雍和宫只需要五分钟,却从没想过去那。
刘军只尝试去过一回天安门。那是下午1点左右,厕所没啥人,他穿着工作服,偷偷骑着自行车就往天安门那边去了。
以前,他只在手机直播里看过升国旗、降国旗,那天他想去看看真国旗。
但骑到天安门附近时,他被交警拦下来,说是逆行,再往里走还要刷身份证。刘军没见过这阵仗,怕惹麻烦,又骑回了公厕。
北京还有很多东西刘军也没见过。他住的厕所对面,是一个神秘的四合院,没有牌子,大门紧闭,总有一个穿着得体的年轻人接待偶尔开来的轿车。
在拥挤的胡同里,这个四合院甚至拥有一个车库,卷闸门轰隆隆升起又放下。
刘军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穿着得体的年轻人也不跟他说,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俩都是打工的。
再过一年,刘军就要60岁了,到时候他可以领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多。两口子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因此打算继续留在北京。
张元民也还得多干几年,为未成家的两个儿子攒钱。没有别的本事,张元民只能认认真真地把厕所擦了一遍又一遍。
刚来的时候,地板上、便池里、墙壁上全是黄色的尿碱和各种冲洗不掉的污物,张元民只能用最传统的解决办法——钢丝球,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刮干净。
小便池里不通水,厕所里也没有洗手的水池,他只能用5升的水瓶去接大便池里的水,再用来清洗小便池。
还有一些并不太常见的污渍,前几天胡同里有人把吃完的火锅汤倒在了便池里,等张元民看到的时候已经凝固住了,还是只能用钢丝球,弄完这一个便池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张元民的二手自行车后面挂着他的清扫工具
“这活干得特别憋屈,他们就检查厕所卫生,也不检查我们个人卫生。”
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工作松懈,他怕连扫厕所的工作也失去了,”既然干上了就再勤一点,跟洗碗一样,人家擦两遍,我擦四遍,人家转两圈,我转四圈。自己别给自己找事。”
每晚8点半以后,张元民依次检查完三个厕所的情况,拍完照发到群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无人时,他拿起车篓里的两块红砖快速挥动,锻炼臂力,再趴在环卫小车上做几个俯卧撑。这是枯燥反复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
这是张元民锻炼用的红砖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尤其是老乡,不想让自己“失败又狼狈的一生”和现在的身份,影响到两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8小时制4个工休的待遇,很想,做梦都想。我这点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太离谱,太奢侈,是我吃多了还是喝多了,我也搞不懂,但是这点想法不过分吧?”
我认识刘军的那一天,他们两口子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他们从柜子里取出了小电饭锅和大米,特意用桶装的矿泉水煮了这锅饭。电磁炉放在地上,阿姨蹲在地上,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
我去附近的凉菜店买了一点牛肉、鸡爪和一瓶二锅头。
开饭的时候,我们围坐在厕所门口,在椅子上垫上报纸,摆好菜肴。
阿姨很快就吃完了,我和刘军几乎喝完了一瓶酒,我的头晕乎乎的。
我走的时候,阿姨似乎和我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喝大了。
但我希望,他们的声音并不是真的那么微小,而是可以被更多人听到。
(应故事讲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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